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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哲学；传统艺术；影响及分析
中图分类号：J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34-03
一、 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艺术
（一） 中国哲学
哲学是起源于希腊文，是爱与智慧的组成，并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使用。中国哲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念远远走在历史的前沿。
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方面：天道观、人道观以及知行观。
天道观，这是关于世界本源的根本问题，是对天与天人的关系展开的不同辩论。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认为：万物生于有，也生于无，老子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是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与思考，老子哲学的发展推进了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1]
人道观，是关于人生与为人之道的根本观点，人道观是先秦时期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人的因素逐渐得到重视，着重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及突出作用，儒家思想强调“克己复礼”和“爱人”的思想观念，老子主张以“无为”来表达人生理想，以“逍遥”来追求精神境界。
知行观，使人们对社会发展及对世界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思维水平的提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认识论也有了不同层面的理解，以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观念来探索认识的起源、发展。
中国哲学的起源历史悠久，最早是在先秦时期，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哲学来说，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哲学形态之一，随着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小农经济占据主要地位，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提和基础是殷周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时展特色且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较高组织形态的哲学。
中国哲学与经学相结合，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自然认识的限制，使得宗教神学一直处于较高的统治地位，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儒学为正统，儒学是适合封建君主统治的哲学体系，一些倾向于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家，注重对自身哲学的发展和研究，对宗教神学的观点进行批判，以中国哲学为研究范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和延伸。[2]
中国古代哲学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深厚的封建色彩和伦理学色彩，诸子百家中大多数的思想理论是以天道观作为其发展自身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依据。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学说，在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中逐渐成为封建正统哲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也与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相联系。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独特的传统概念和范畴，将中国哲学的思维水平和理论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国传统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内容丰富，包括工艺美术、建筑雕刻以及戏曲、绘画、书法等，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将中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沉淀其中，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宝贵财富，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本文对传统艺术的研究主要包括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四个方面。
绘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新时期时代的彩陶纹样及岩石壁画，原始的绘画技巧没有过多的雕饰，但已初步具备了造型的能力，对动、植物等动静形态也能抓住其主要表现特征，以此种方式来表达民族的信仰、人民的愿望以及对生活的向往。中国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以毛笔、水墨以及宣纸为主要材料，通过构建独特的透视理念，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以高度的想象力及概括力，通过出色的技巧和表现手段，使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具体独特的魅力，并为世界其他国家予以借鉴吸收。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通过书法家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修养、学识以及个人兴趣等所折射出来的，书法是一种使用艺术，常被用做题词及牌匾。书法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更加倾向于对主观精神艺术的表现，书法艺术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从甲骨文与金文开始的一系列演变，形成篆书隶书、行书、楷书以及草书等不同的字体形式，先后出现了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以及怀素等诸多的书法大家，他们根据自己对书法艺术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的内涵及外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中国音乐不仅仅是对传统音乐的传承，同样也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和按照西方音乐理论进行相应的创作及改编。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人按照本民族固有的音乐表现方法和形式，对音乐进行的创造，它不仅仅包括从古自今流传下来的作品，还包括借鉴吸收外来精华所创作的音乐作品。
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的表现形式，是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杂技、表演在内的因素和艺术。戏曲起源历史悠久，在原始社会便已开始萌芽，经过漫长的丰富、改革和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艺术体系，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戏、原名杂居以及明清传奇、近代京剧、地方戏，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
二、 论中国哲学对传统艺术的影响
一个民族、时代以及社会的发展，与本民族的哲学和艺术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念和学说，是社会意识的能动反映，而艺术则能更好地将这些观念和学说以抽象或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我国传统的艺术作品中包含着哲学的深刻观念和内容，它不仅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能有效地带动民族精神的形成。艺术与哲学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从广义上来讲，艺术也是哲学的一部分，对这一观点的强调，是对民族化的艺术形式的集中体现，也得以建立现代化美学的哲学研究体系。中国传统艺术作品在其理念表达以及观念展示中以抽象性、写意性以及表现性为主，都是源自于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哲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鉴赏和研究，以艺术化的传达方式来表现哲学精神，也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启发。
1.哲学是内省的智慧，着重塑造伟大的人格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是对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而艺术作品则是对社会需求的体现，中国古代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小农经济以及封闭式的社会发展模式，使得人民更加向往自由、民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需求体现在艺术作品中，表达了人民对生活的向往。中国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变化，对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也就趋于多样化，而作品所表达的哲学精神和诉求则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中国传统哲学是内省的智慧，是对人和世界的认知，它致力于塑造人们伟大的人格。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将最高真理理解成为一种对德性的认知和感悟，它依附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重视对客观对象的分析、解释、区分及推理。中国哲学的“自觉性”是其他哲学体系所无法企及的，这种自觉性是对宗教观念意识的淡薄，这也是哲学研究者常说的问题，这种淡薄是对君主制度、伦理制度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遵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其他国家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相似的特征，但在一些方面也有区别。
中国传统艺术的创造核心动力来源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在意识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和发展。“情动”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区别于西方美学常说的外在动力，中国的古诗、词中便能简介的体验到作者的愁绪，忧患意识是相对固定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2. 中国传统艺术的人性化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被看做是一种德性化人格的发展道路，艺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要求客观事物要与艺术作品相符，反而更加强调以“意”为主要表达目的，以“传情达意”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艺术作品也可以“形不似而神似”。艺术创作者要在具备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健全的人格以及较高的精神境界，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要着重强调“意诚”，艺术作品能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的精神境界。中国美学没有过分的追求形式美，而是将形式以一种启示、象征、道理、人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哲学上对人格的追求导致了艺术上写意的原则。中国的艺术家和美学家在进行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兼顾神似与形似。因此，反映时展需求、展现时代精神的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保持一致性，以反映社会发展实际的艺术作品来引起社会效果，成为理想作品，以一种豁达的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
3.哲学对艺术的影响
哲学和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和文化领域的两座高峰，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等领域和方面的研究，具有普遍性和规律，艺术是对人类感性方面的体现；哲学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最高表现形式，艺术则是人类感性认识的最高表现形式；哲学通过美学这一媒介，对艺术研究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艺术也通过自身特殊的表现形式，对哲学理念以及观念进行传播和体现，对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艺术家的影响方面，艺术家在进行作品创作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将这些影响通过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古老且非表象的经验关系，艺术作品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并不是栖息于艺术家而生的，同样也不是艺术家所独有的属性。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体现在一大批理性艺术作品的涌现以及促进艺术潮流的形成。艺术潮流的形成与哲学思想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艺术潮流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具备不同的哲学基础，尽管艺术在总结之后，便不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发展可能性，但仍然依赖于哲学理论，不同的艺术品是对不同理论和哲学体系的反映，这些艺术品的共生共存以及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使中国哲学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艺术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是对艺术的体现。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作品中，并非是所有的艺术家都会将哲学思想包含在作品创作中，也并不是每个中国传统艺术作品都具有哲学性。艺术对哲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维能力的创作方面，还表现在以艺术作品感染下的社会思维的变化与发展，艺术作品为哲学思维和方法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也是哲学的重要组成方面。
三、 以道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哲学对传统艺术的影响分析
在中国哲学中，道家思想是极具代表性的，任何国家及社会都具有其相对应的艺术表现形式。道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自然无为”，是顺应事物自然发展规律而不加以强制的思想。老子思想认为，自然已经是事物发展的理想状态，而无为则是保持这一理想状态的基本方法。道家思想面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到人的心灵，从自然中寻找到一种人们解决自我的方式。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和基础法则，在诸子百家思想碰撞时期，道家思想以一种固执的方式守护着人的精神尊严，以一种超越人生困境以及世俗情形的方式，使人获得宁静的心境。老子的无名、守静笃、致虚极以及静观玄览的审美观念和认知观念创造关于艺术的鉴赏的审美范畴。
我国的传统绘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历史发展积淀，是对中国古典审美价值观的突出表现，中国绘画受到儒、法、道等思想观念的影响，成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画的题材选择主要包括：山水画、人物画以及花鸟画；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工笔画和写意画；中国画的题材选择以及表现形式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其绘画素材多取于自然物象，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线条、墨色以及形体的表现，讲求整体的统一性和道法自然的思想统一。老子哲学中的思想是对美学意境的体现，而美学意境也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画讲求神似，而对形似则没有太多的要求。从中国画的整体结构上来说，中国绘画讲究天人合一以及内在的和谐统一，《庄子・齐物》一文中指出，天地与我兵圣，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均为自然而展开，中国绘画也遵循这一观点，讲究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这些辩证的哲学思想同样也是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与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内敛、平和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讲究整体，倡导和谐。中国绘画追求天人合一，对精准形的反映并没有太多的要求，追求具体化的抽象事物，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完美与统一的艺术，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引导和作用下，中国绘画在题材选择以及表现手法上才能形成独特的审美意象和艺术取向。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道家思想贯穿于其中，宗教与艺术发展紧密联系，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
四、结语
越来越多的哲学研究表明，中国精神文明的和谐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新希望，中国在几千年文化积淀和传承的基础上，已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同样也会对世界文明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这一哲学与中国传统艺术理念的融合，将逐步发展成为哲学体系及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艺术的反映是对现实社会发展及事物本源的体现，这不仅仅是通过自身经验的积累发展而来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发展而来的，使中国传统哲学更趋于哲理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道家哲学 传统文化 社会发展 现代意义
儒家在我们社会传统中占显学地位，在国内外影响最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道家的历史地位与影响非常大，乃至今天的社会都有道家思想影响的实际存在。道家在汉之前一直是主流思想，李约瑟就说，如果没有道家，就没有当时的科学技术。政治上几个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所采用的就是道家的无为治国等思想，西方哲学家一般对中国哲学评价不高。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评价不高，但他很重视道家学说，认为它的理论达到了行而上的层面。海德格尔欣赏道家的理论，他认为道家的“道”可以理解为理性，认为它是能力的源泉，托尔斯泰认为道家的“道”是神，是上帝的最高律法，只有道才是东方民族的救世主。
一、守柔处弱，柔弱胜强
“物壮则老”，“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为百谷王”，道家认为“法于自然”的道生成万物，而道的运动规律是“反”，道的基本特征是“弱”，也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庄都强调柔弱而反对刚强。“反”是对立面的转化，这是道家辨证观点的优秀之处，也是逆向思维的方法，而道的表现就是周而复始和循环往复的，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终结点还是道，道家的“弱”其最终目的在于“强”。反者道之动，刚强在发展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柔弱胜刚强是一定的。所以强者将死，弱者将生，“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只有“贵柔”才能胜强，“处弱成强”，使处于柔弱状态的人变为强者。这种思维方式一个是很符合思维规律的。
老子还认为要削弱对方，应该把对方推到强的顶端。因为“反”是事物的运动规律，物极必反，他会变成另一面。“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实现“柔弱胜刚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可以都说强会变弱，故“弱”的作用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一书中，柔弱与坚强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柔弱接近“道”，守柔的目的在于得到道，也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老子说：“守柔曰强。”就是说，作为人，守住了那“柔”就会变得坚强，变得刚强，变得强大！在柔弱中看到了恒久的力量、成功的力量。道家贵柔。我们想要成功，就要有一种以柔弱达到成功的本领。不怕自己柔弱，只怕自己守不住柔弱。要以柔化刚，强大的处于下位，柔弱的反处于上位；天下最柔弱的，能够驾驭天下最坚硬的。
二、道法自然，自然无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即自然”，是道家哲学的基本观点。“无为”意味着不强为、不乱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为中实现有为。无为的结果是人民自然富足，同时治国效果得以实现。
道家的目光始终对准社会，“无为即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是说明道的特征是无为，以“无为”为原则治世也就代表着以道治世。当然道家的治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实施也就形成了道家比较完整的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比如说采取减轻赋税、休养生息等看似“无为”的措施，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等可以说都是这种所谓“无为”的结果。“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就如同烹炸一条小鱼一样，要保持国家安宁太平。这简单的道理来说明如何治理国家是非常形象透彻的。为政者应顺民心，从民愿。不扰乱民心，可以天下大治。要顺民心，从民愿，达到人与人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安定。
现代意义上的“无为”应该是顺应历史潮流，遵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自主精神，不束缚其思想与行动的“无为”。让人们充分解放思想、发挥自己的创造才干，真正导致了大有所为。这就是由“有为”至“无为”再至“有所为”的辩证关系，在很多的西方国家，“无为而治”思想也被广泛接受，以调动人们工作与创造的积极性为主。古老的东方哲学的智慧在西方社会中也体现出了迷人的光芒，具体的说，在对外上，统治者应避免战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玩火好战，好战必亡。在生活上，统治者更要体察民情提倡整个社会形成“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风气，达到一种“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境地，从而无形却有力地约束一切人。另外从普适性上来讲，“无为”原则普遍适用于很多管理中。
三、无为与中国社会发展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总的趋势是将权利下放，就是要由管制性政府转变为服务性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干涉和控制，为社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尊重经济社会固有的运行规律。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是一种高明的管理方式，反复体味这一思想，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管理智慧，可以使我们减少失误，少走弯路。
儒家思想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气息，其文化传承对我国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其中对环境艺术最大的影响在于规矩与对称。随着儒家思想的盛行，汉代以后以对称为主的艺术设计风格兴起，如宋朝时期就有“依山傍水两物临，顽石堆砌相平齐”的设计谚语，这表明我国古代的环境艺术设计比较注重对称。明清时期，对称艺术已经成为重要的代表，皇家园林按照天圆地方、二八星宿、四象变化进行设计，形成交相辉映的对称状态，圆明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对称艺术并不死板，也不追求单纯形式上的规矩与对称，而是讲究南北呼应、东西相望。近代以后，死板、教条化的思维模式禁锢了一些设计师的思想，使得对称艺术变成形式上的对称，丧失了传统艺术的人文情怀，也丧失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根本精神。我们应当改变这一形式，深入研究儒家传统文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文化内涵。
二、道家思想中的“自然”对环境的影响
道家思想中的“自然”是无为的自然特性。一些人将“天人合一”看作道家的“自然”，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天人合一”并不是道家的根本精神，儒家也谈“天人合一”，尽管角度并不一样。道家的精神在于自然无为，先秦时期的自然设计风格往往是最显著的设计理念，他们不拘泥于形式，追寻自然的脚步，将内心的所思所想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有文献记载：“先秦之物多属神品，然汉代后毁于本末，究其因乃不兴自然也。”意为先秦之前的艺术品大多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是汉代以后的艺术品丧失了艺术的灵性，这是由于不追求自然导致的。这种说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自然的追求是设计师需要注意的。现代设计师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当追寻对自然的把握，这种把握不在于应用手段，不流于形式的俗媚，应当从心出发，依靠内心对自然理念的理解进行合理的创造把握，从而让设计形式与自然结合。
三、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
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融会贯通“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环境艺术的基本理念之一，成为中国传统环境艺术设计的主导思想与艺术精髓。“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它经历了由改造自然到回归自然的思想转变。在进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时，要充分体现“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必须对环境艺术的设计理念、设计方向以及材料运用等进行有意识的转变，在设计中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并结合现代多元文化元素，创造出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创意十足的艺术作品。这不仅能在融入传统思想的同时衔接现代设计思维，还能使现代人充分体会精神上的闲适安逸与心灵上的清雅淡然。
四、结语
1.《周易》是一部什么书？
《周易》是一部中国古代关于研究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中国自然哲学典籍，阐明自然宇宙之理，人生之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开山著作。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被列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称为中华第一经。
《汉书・艺文志》中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做八卦。”这一观点在二千年来基本未变。三圣是指上古伏曦画八卦，中古的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系以经文，近古的孔子传十翼。显然，《周易》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从西周至战国由“卜筮”或哲人共同完成的一部经典著作。
2．《周易》对养生学的影响
自古以来就有“医易相同”和“医易同源”之说，中国唐代大医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知医。”充分说明了《周易》对中医学的重要影响。在养生学方面，《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养生理论，奠定了中医养生学的基本观点，对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周易》养生思想的核心―――人生知变、应变、适变三大生存法则。
l.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易・系辞》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素问》指出：“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这就是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整体模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思想更能体现中医养生学的整体调节优势。
2.居安思危的预防观。《易・系辞下》指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卦辞中指出：“君子思患而预防之。”《周易》明确提出了未病先防，居安思危的预防为先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后世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强调预防为主的防病健身原则。
3.奠定了中医养生原则的理论基础。《易经》的哲学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医养生学理论，使中医养生的理论更完整。除上面所提到的，还有很多理论原则亦源于易经。如，万物本原的天道观，动静互涵的运动观，阴阳和调的平衡观，顺应天时的达生观，柔静顺缓的静养观，抑阳益阴的调养观等。
道家养生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是以老、庄为代表的。老、庄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养生产生过重要影响。
养生理念：道法自然、清静无为 、以柔为贵、弱者变强和重人贵生。
1.道法自然
宇宙自然。为什么条条江河归大海？为什么春去冬又来？为什么月球围绕着地球，地球围绕着太阳，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依照某种规律旋转着、运行着，片刻不息？这，便是宇宙，便是大自然。
“道”的内涵。“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为博大精深的哲学概念，它体现了自然万物的本原和运动变化的法则。简言之，易学旨在论一阴一阳之道。《周易》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情以至于命。” 其核心内容是讲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道”是物的自然法则，天地万物是由“道”所产生的。道教养生学以道教的宇宙生成理论为依据。《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又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规律仍为自然无为，必然要逆人欲之所为。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乃是通过对社会矛盾的观察和思考提出来的。无论在政治或人生态度上，都主张自然无为，即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这种观念称为“生态智慧”。“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 这说明人的生命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能分离，得“道”即可长生，违“道”只能短寿。这是道家养生思想的根本观点。
2.清静无为
老子倡导的静神养生观，其精髓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少私寡欲”和“无为处世”。“少私寡欲”是养生的内涵，“无为处世”是养生的方法。
虚静。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燥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不仅主张为政应求清静，人生的活动也应在烦劳中求静逸。在繁忙中静下心来。故宜“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面对世事纷争，能够致虚守静，就可把握根本。他极力倡导“无欲”、“无求”、“无知”、“无为”的思想。其意是指要淡泊无为，无忧无虑，返朴归真，处于自然状态，保其精神，全其性命。
无为。《道德经》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天下万物在生生化化中反复运转，但无论怎样运转变化，都是源于“道”的本体，事物的对立面正好体现了“道”的运动。这句格言告诉了“有道无”又从“又到无”的深刻哲理。指导人们共同实现“无中生有”、“有生万物”的目的。
《道德经》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其义是修道者要天天反省自己，减少杂念，直至没有杂念，就能达到清净无为的境界。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名言，不能望文生义，要领悟它的精神境界。
“无为处世”的含义有如下三点：无为是相对有为而言，含有一种相生相成的道理；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即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勉强作为；无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没有贪欲、杂欲，但不能没有发展。没有杂欲是一种美德，但创新是一种社会责任。若仅仅满足安贫乐道，止步不前，幸福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把“无为而无不为”理解为“在无为中生存，在有为中发展”。才能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生活。
3.以柔为贵、弱者变强
老子对“道”的解释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所讲的“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弱”，老子恰恰看到弱而无用的东西之大用。例如，“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强”，“洼则盈”，“曲则全”，“后其身而身先”，“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守柔曰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老子的相反相成的“相生”原理
老子的“相生”思想既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相互为好，相互共存，相互共赢的含义，有包含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法则，即“有无相生”之义。
“弱”和“强”是相反相成的。正如《老子》第二章指出的“有无相生，难以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现实世界中所有价值和存在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
“弱者变强”的原则
对于“弱者变强”老子不是主张用人间的斗争和竞争。因为老子认为“弱者”本身，就是为了打破人类社会竞争和斗争所带来的反作用。老子虽讲“柔弱胜刚强”，但这里所指的“强”，并不是指人类社会中的强者所胜。这里的胜，包含着相生，即排除斗争和分歧的，结束斗争的“相生”的胜利。不是战胜“强”的“弱”，并成为强的东西，而是追随“反者道之动”的道走向“相反相成”。实际生活中以柔克刚的例子很多，如，“滴水石穿”，“以弱胜强”，“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等。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如果经常处于柔的状态，则可避免过早衰老。这种贵柔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守柔曰强”健身的方法
中国传统的健身术也是以柔见长，如导引、气功、太极拳、导引保健功等。
4.重人贵生
“重人贵生”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家提倡乐生、重生，鼓励人们去争取天年，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在养生手段和原则方面，形成了修炼观点。
性命双修的思路
“性功”，即指精神意识和思想道德的修炼；“命功”即指对身体保健的修炼。全真派的开创者王重阳在《五篇灵文》中指出：“命无性不灵，性无命不立。”将形体的修炼和精神意识合而为一。
形神兼养的思路
庄子养生主张养形和养神并重，倡导去物欲以养形，致虚静以养神。 《庄子・达生》曰：“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庄子・刻意》曰：“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其作用“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对防病健身很有价值。1975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上有男女锻炼的不同姿势44式，为研究先秦导引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众术合修的思路
道家在理论上强调“生道合一”，在实践上重视众术合修，这是对后世道教养生学的一大贡献，并对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老子练玄玄功，称为玄玄上帝。后世道家功法很多，如炼丹、服气、导引、房中、服饵、画符咒语、环境等等。
儒家养生思想
儒家学派创始于春秋末期，后世把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被后世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封为正统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影响很大，自然也影响到养生学。
养生理念：修身养性：仁德、孝道；中庸平和：和为贵，欲而不贪；饮食养生：美食、卫生和兴趣广泛：“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1.修身养性
倡仁德――施“仁”于人。儒家宣扬“仁”的学说，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讲孝道――敬老爱幼。《孟子》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者寿”。孔子提出“仁者寿”，“智者寿”。“仁”是修养品德，勤奋学习的结果。仁德之人乐观大度，没有忧愁。孔子明确告诉后人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种勤奋好学的品德是孔子所提倡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治学精神。“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德之君子，心胸开朗，积极向上，精神乐观豁达，使自己处于平衡状态。社会调查证明，与人为善有利于健康。美国耶鲁大学病理学家曾对7000多人进行跟踪调查，结果表明，凡与人为善的人其死亡率明显降低。
2.中庸平和
“和为贵”的人生理念。孔子在《论语》中曰：“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和”就是强调“天人调谐”，其包括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共生共荣、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和”的思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养生健身之道，也是经商发财之道，社会发展之道。
“欲而不贪”，知足常乐。儒家提倡中庸之道，主张勤俭节用，克己复礼。孔子曰：“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常以“修己”、“克己”约束自己，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知足常乐的作用。《孟子・尽天下》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论语》中指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赞扬其弟子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艰苦作风，抨击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的丑恶行为。
因人而宜，养生“三戒”。孔子根据人的年龄不同，总结出著名的养生“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确为经验之谈。
顺应天道，养气中和。西汉前期儒家大师董仲舒将中庸思想和养生相结合，强调养气中和。他说：“循天之道，以养其身；中者，天地之所始终；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这种以“天人感应”为中心，以中和之道养身健体的思想是颇有道理的。
3.饮食养生
孔子是美食家，他很提倡饮食卫生，并提出饮食原则和宜忌，这是我国养生文献中有关饮食卫生的最早记载。
饮美
《论语・乡党》中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礼记・内则》中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甘滑。”这种顺应四时的饮食烹调，可使饮美，烹调味美，可增加食欲，促进吸收，有利健康。
饮食卫生
孔子在饮食卫生方面提出“八不食”的膳食禁忌：“食钮而蚀，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酱，不食。”进食卫生提出：“食不言，寝不语。”这些饮食卫生要求对健康是有益的。
4.兴趣广泛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能享73岁的高寿，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奇迹。除了他科学地遵循养生原则和方法外，且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也是保证身心健康的重要条件。孔子自言他的一生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的确是对他一生的生活概括与总结。孔子知识渊博，爱好广泛，他不仅精通诗、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对“六艺” ―― 礼、乐、射、御、书、数等各种活动都非常有兴趣。他十分欣赏“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乐曲。正是这种广泛的爱好，陶冶的性情，促进了健康长寿。
《皇帝内经》对养生学的贡献
《黄帝内经》总结了先秦时期医学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吸取了诸子百家对生命认识的大量知识，对于养生从理论、原则和方法等，都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医养生学的理论基础。
1.对生命起源及本质的认识
《素问》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同时认为阴阳乃生命之源，“生于本，本于阴阳”。
《灵枢》云：“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
《黄帝内经》对生命起源本质的认识是唯物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2．对生命规律的认识
《黄帝内经》对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有精妙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不仅注意到人生历程中年龄阶段的差异，而且充分注意到了性别上生理区别。如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男子以八岁为一生理阶段，女子以七岁为一生理阶段的递变规律，分别详细阐述了人的生理变化规律和特点，又详细论述了衰老变化的过程及其衰老的各种表现，为防病保健提供了理论依据。
3.顺应天时的整体保健观
《黄帝内经》把人体和自然界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强调适应自然变化，避免外邪侵袭，提出了“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顺四时而适寒暑”，“法于阴阳，和于数术”等顺应天时的预防保健的观点。
4.提出了养生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 中医 精神医学 中国哲学
1 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 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 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 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 “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 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 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 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 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 《灵枢·平人绝谷》篇曰: “血脉和利, 精神乃居。”此后, 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 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 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 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 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 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 ] 。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 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 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 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 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 ] 。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 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 导致各种心理障碍, 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 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 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 或以心为思维器官, 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 与灵魂离为两物, 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 中国人所谓之心, 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 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 而就此现实世界, 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 ]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 《荀子》曰: “心者, 形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 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 如《灵枢·邪客》云:“心者, 五藏六府之大主也, 精神之所舍也”, 《类经·藏象类》中说: “心为一身之主, 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 脏腑百骸, 唯所是命, 聪明智慧,莫不由是, 故曰神明出焉”。
3.2 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 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 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 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 是统一的, 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 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 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 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 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 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 ] 。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 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 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 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 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 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 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 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lunwennet.com]
4 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 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 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 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 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 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 ] 。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 “外以儒行修其身, 中以释道治其心。”
4.1 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 使心理平衡、适中, 做人不狂不狷, 处事无过亦无不及, 态度温而不厉, 情绪乐而不, 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 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 说:“欲先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 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 ] 。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 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 才能气盛神全。李 认为“心静则万病息, 心动则万病生, 延年不老, 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 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 正如《医源》所说: “如能清心寡欲, 则情不妄发, 致中致和, 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 诚意, 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 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 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 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 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 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少思寡欲,知足知止; 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 ] 。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 《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 “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 《庄子·天道》说过: “万物无足以铙心者, 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 “恬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 “多思则神殆, 多念则志散, 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 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 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 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 甚者导致精神崩溃, 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 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 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 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 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 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 ] 。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 “禅非宗教, 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 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 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 除妄念, 破法执, 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 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 人才能消除烦恼, 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 “一切皆空”。佛教认为, 只有认识空性, 达成空观, 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 才能超越生死轮回, 得到解脱[9 ] 。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 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 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 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 生存就是苦。因此, 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以求得解脱, 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 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 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 “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 令独处一室, 扫空万缘, 静坐月余, 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 莫要于怡养性真, 慎调饮食, 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 小 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 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 “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 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 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 促进人的心灵成长, 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 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 ] 。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 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 开创了“顺其自然, 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 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 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 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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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
作者简介：周芬芬（1982-），女，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讲师；谢磊（1975-），男，湖南湘潭人，南华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研究”（课题编号：XJK012BDY005）、南华大学高等教育改革与研究项目“生态文明视阈下环保专业大学生开放性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022019）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1-0206-02
高等学校是知识的摇篮，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场所。要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必须以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武装大学生，不断拓展和充实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内容。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应当包括四大方面。
一、生态文明理论教育
生态文明理论是被实践反复证实了的科学真理。它是由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审美观等构成的理论体系。生态文明理论教育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
1.生态世界观教育
生态世界观是生态意识的基础。所谓生态世界观是指人们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根本观点。生态世界观的理论化被称为生态哲学。[1]生态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生态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批判资产阶级生态哲学，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生态世界观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应然”层面，即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二是“实然”层面，即资本主义是如何现实地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的。在“实然”层面上，生态世界观告诉我们：资本的本性是造成现实世界生态危机、环境问题的最终根源。在“应然”层面上，生态世界观告诉我们：要消除生态危机，必须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世界观是最科学的生态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必须加强科学的生态哲学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
2.生态价值观教育
生态价值观是生态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所谓生态价值观，是指人们关于生态伦理关系的根本观点，包括生态价值取向、生态价值标准、生态价值意义等。在生态伦理价值观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在生态具有伦理价值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同认识。E·温克勤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对生态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各持不同的观点，对人和各种生物的道德地位也各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却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生态学是一种伦理学”。[2]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在马克思看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学科。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良性互动，以生态和谐为根本价值取向，既反对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又不赞成片面的自然中心主义。我们必须用生态伦理学教育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
3.生态审美观教育
生态美学是现代兴起的一门美学学科。生态美学的核心是生态审美观，生态美学的主旨是揭示生态美的本质及规律。所谓“美”，是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体产生的审美感受。根据审美对象不同来分类，美可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其中，自然美处于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美。人们在保护和改造自然界的生产过程中创造了“美”。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尺度和需要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创造了“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古今中外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标准，那就是“和谐即美”。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艺术美来源于对自然美的模仿。“自然界喜欢矛盾，并且从矛盾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谐……显然，艺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6]人同自然的和谐协调，构成了“生态美”。所谓生态美，是指自然美与社会美的有机统一，它是形成现代艺术美的前提。在高校开展生态审美观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审美情操。
二、现代生态科学教育
生态科学也叫环境科学，是生态文明意识的核心内容。所谓“生态科学”，可以定义为：探索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海克尔于1866年撰写出版的《普通有机体形式学》明确指出：“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学科，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7]20世纪50年代，随着系统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从而推动生态科学趋向成熟。英国著名的生态学家斯坦勒强调指出：所谓生态系统，应当包括地球上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处的环境化学物理因素（土壤、河流、空气、气候等因素）。“它们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因为它是以一个特定的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为基础的。”[8]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生态环境科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众多生态科学的专门学科。生态科学教育就是要把各种生态学科知识传授给广大学生，使广大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生态环境科学的内容和方法，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奠定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现代生态科学是一门内含多门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学科，涉及生物学、环境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化学、经济学以及数学等许多学科知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生态科学又得到了新发展，形成了环境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以及文化生态学等多门交叉学科。对大学生进行生态科学教育时，可以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点来进行，将生态科学知识融入其所学专业中，使大学生能够更加热爱学习现代生态科学。
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必须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来教育大学生，丰富他们生态文明观念的历史文化底蕴。
1.儒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
儒家思想包含丰富的生态和谐理念。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关于“仁爱”、“中庸”等思想蕴含极为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周易》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确表明了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观念。孔子在《中庸》一书中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儒家关于生态和谐的思想，从本质上看，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以及整个人类世界的和谐。孔子强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主张“斧斤以时入山林”，“不违农时”；荀子则强调“不夭其生，不绝其长”，[10]等等，他们都是从生态文明的视角阐述了人类在物质生产中应当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达到人同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思想。我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取向，对于维护中国古代的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化渊源。因此，我们应当以儒家的生态文明思想来教育大学生。
2.道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
我国古代的道家思想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道德经》和《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作，集中阐述了道家生态和谐理念。道家强调的“天人合一”是传统生态和谐理念的基础。道家强调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这里，道家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和谐共生的。在老子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具体阐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庄子进一步强调，自然是世界万物的本质。自然既是万物的起源，又是万物的归宿。因此，人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如果把人与自然界分离开来只能是自取灭亡。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和支配者，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推崇生态和谐，是道家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道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道家的生态和谐思想是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的精华，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渊源。因此，必须把道家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内容。
3.佛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
中国古代佛家的生态文明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万物一体的生态和谐观。佛家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因而主张“万物一体”。在佛家看来，生命作为世界的主体和生存环境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之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产物，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脱离自然界，那么生命就不可能生存。二是众生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在佛家看来，生命是人类和一切动物及植物所共有的，一切生命都是同样宝贵的，众生是完全平等的。人类因其具有意识和文化而成为生命界的主人，但人类不能因此而伤害其他生命。佛家认为，一切生命皆有佛性，世界上的生命在本性上是平等的。因此，一切生命都应当值得人们尊重。三是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佛家不仅强调要保护自己的生命，而且强调要关怀其他生命体。佛家甚至主张，在必要时应当放弃自己的利益，保护众生的利益。儒家认为，世界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应当善待众生，关爱生命，反对杀生。为此，佛家要求佛教徒素食、放生。佛家的上述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世界仍然具有一定的教育启发意义，因此，应当把佛家的生态文明思想有选择性地纳入当代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之中。
四、生态文明道德法律及政策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且需要严格的行为规范来约束，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来引导。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的生态文明道德法律及政策教育。
1.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教育
所谓“生态道德”是指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伦理关系的行为规范。人们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只有用这些生态文明道德规范教育广大公民特别是大学生，才能形成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德伦理教育，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使之自觉遵守生态文明的社会公德，成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人”。通过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了解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观，提升生态道德素质，并外化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为，为建设生态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2.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教育
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包括两大类：一是生态文明道德行为规范，二是生态文明法律行为规范。这两种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各有其特点，前者具有自发性、软约束等特点，而后者具有强制性、硬约束性等特点。在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道德行为规范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法律行为规范教育，使各种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制度化，才能保障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提高。因此，生态文明法制教育是生态文明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法制教育主要涉及到国际、国内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知识，关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教育。通过生态文明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法律意识，养成生态文明自律精神，自觉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3.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建设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包括：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美丽中国”的建设战略目标，以及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必须将党和政府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纳入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之中，通过生态文明方针政策教育，使广大大学生深刻理会并自觉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发展的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理论教育、现代生态科学教育、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教育、党和国家的生态文明方针政策教育。其中，生态文明理论教育是基础和核心。必须以生态文明理论为主线，全面深入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帮助大学生普遍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为建设“两型社会”和“美丽中国”作出应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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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
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若无研究与教学，一切只是游戏
周绍纲：作为著名的哲学教授，您早年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主攻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同时对儒家亦有涉猎，后来精研儒家和道家。近年来走向大众，在大陆各大高校和影视媒体开展了一系列演讲，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您个人的问学和传道的路径本身具有相当的价值，请谈谈您的游学传道的历程。
傅佩荣：这要从我的家庭背景谈起。我生在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从小熟读《圣经》，憧憬西方文化。我中学读教会学校，大学第一志愿是辅仁大学哲学系，然后到台湾大学读硕士，直到听了方东美先生的课，才领悟中国哲学的价值。我在台大当了两年讲师之后，前往耶鲁大学攻读宗教哲学的博士，在那儿除了学习西方哲学，还听了余英时先生的课，增加了我对中国文化的信念。
念完博士之后，我回台大教书。一九八六年比利时鲁汶大学请我担任讲座，要我教儒家。我开始深入思考国学的内涵，体认自己若要对学术有所贡献，非深入研究国学不可。一九九七年荷兰莱顿大学请我担任“欧洲汉学讲座”，要我讲儒家与中西文化比较。与此同时，台湾许多好学的朋友敦促我在社会上讲课。我讲完西方哲学七十二堂课之后，开始讲儒家、道家与易经。
我先学习西方哲学，懂得哲学必须具备“澄清概念、设定标准、建构系统”三项条件，亦即任何学问都必须说理清楚、完整、透澈。我以这种心态研究国学，理出很好的头绪。我下的是笨功夫。我年轻时学习西方哲学，认真翻译过二百万字，知道翻译是最扎实的功夫。现在，我以同样方法研究国学，一字不漏地翻译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大学》、《中庸》，并为各书做了必要的解读，其中有不少新的看法。我环绕这些经典作了不下千场演讲，出版了深浅不一的书超过五十种。演讲与写作算是我的强项，但是若无研究与教学作为基础，一切只是游戏罢了。
周绍纲：您的《哲学与人生》今年由东方出版社再版，该书将哲学讲解得深入浅出，很容易点燃读者对智慧的爱。您在台湾大学开设的哲学课程，也受到学生的欢迎，被评为“最佳通识课程”。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成熟的现代大学教育制度，都会经过“通识教育”这个环节，其中有对科层化教育体制的反思，请谈谈哲学经典著作对个体人生的影响。
傅佩荣：每个人都活在特定的时空中，依自己有限的经验取得某些知见心得，随着年龄渐长而增加后悔的材料。然后，他终究必须面对的选择是：我这一生要成就什么?通常他所想到的是“外在的”名与利，而不是“内在的”某种觉悟与修炼。
我在“哲学与人生”的课堂上，主要是想提醒学生不妨从哲学经典的内容去反思人生的问题。所谓“哲学”，原指爱好智慧；所谓“智慧”，必定涉及对人生之完整而根本的理解。譬如，年轻时要考虑包括“老病死”在内的完整人生；同时，论及根本，则不能错过对“痛苦、罪恶、死亡”的省思与观点。如此双管齐下，才可称为爱智者。
哲学家的作品总是触及上述内容，引人进入深思，并且辅以合乎逻辑的论证，助人得到明确的见解，然后促人积极实践，以改善生命的品质。我常说：“离开人生，哲学是空洞的；没有哲学，人生是盲目的。”每个人都有某种哲学念头，譬如使用某些格言金句来表示自己的人生观，但是只有在阅读哲学著作时才可获得较为系统的说明，有如进入一片森林时先得悉空照图，知道自己的选择将导致什么结果。人生有如航海，没有罗盘是不敢贸然启程的。哲学作品的角色即是罗盘。
周绍纲：《哲学与人生》中，苏格拉底占据一章的篇幅，可见苏格拉底在您心目中的分量或者说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据说，苏格拉底在街头遇到了色诺芬，问，哪里可以买到市面上的各种生活品?色诺芬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他。最后苏格拉底又问，哪里可以买到“幸福生活”?色诺芬茫然失措。苏格拉底说，跟我来吧。古典时期哲学与德行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傅佩荣：苏格拉底受人推崇，因为他是希腊时代典型的哲学家。所谓“典型”，是兼指知与行而言。先谈“知”，哲学家是爱智者，所探索的是真理，而“真理”一词在希腊文是指“发现”，这种发现是从外在转向内在的，与其探问宇宙的起源，不如省思自我的本质，从“认识自己”开始。宇宙万物受制于自然律，但是人不同，人有理性与自由，必须自行选择有意义的一生。于是苏格拉底逢人就讨论有关“德行”的难题。他主张“知识即德行”，人若对德行一无所知或所知不深，则不可能实践德行。幸福生活即在于体现人对德行的认知与实践。苏格拉底的探究方法包括反诘法、归纳法与辩证法，启发了西方学术界实事求是的研究心态。
其次，再谈“行”。苏格拉底七十岁时受人诬告，他在法庭上面对五百人的审判团侃侃而谈，强调他一生遵从良心的呼声，服膺神明的指示，只顾追求真理而从不与流俗意见妥协。他不在意众人畏惧的死亡，认为一个人宁死也不可陷于邪恶的陷阱，并且相信死亡对于义人不但不是灾难，反而是解脱。最后他被判处死刑。他以生命作为见证，肯定每个人都有珍贵的灵魂，那才是人的真我。人生是觉悟与修行的过程，他说，“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这句话千古之后仍有扣人心弦的力量。
先秦哲学有不少普世价值
关键词：崔大华;儒学;理论形态;理论结构;理论认知;理论主题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1-0110-05
一、传统儒学的三个理论形态
基于原始儒学的精神主旨与经学构建的理论基础，崔大华先生直接、自觉地指证传统儒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实际产生了三个理论形态，即两汉“天人之学”、魏晋“自然之学”与宋明“性理之学”。
天人之学铸就在“兴盛的经学思潮和独特的谶纬思潮”，“当以前汉武帝前后伏胜《洪范五行传》、董仲舒《春秋繁露》、翼奉《齐诗》为开端，两汉间蔚为壮观的纬书将其推向高峰，后汉章帝时白虎观会议产生的《白虎通义》则是其理论的终结”，“基本的理论特色和思想内容”是“五行、八卦为框架的有机自然观的背景下凸显的天人感应观念”，其衰落缘由是外部“儒士成长环境的消失”、自身“今文经学的烦琐”与“古文经学的混杂”、王充“天道无为的自然观”的挑战。它对原始儒学基本观念“命”的表现形态与人的主动性、“礼”的本质及“孝”的关系内涵与制度推演、人性与仁义及义利等问题作了辨识。①
而后“魏晋儒学生长在魏晋玄学风靡的理论环境中”，“本着‘制名指实’的原则”称其为“自然之学”，“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儒道兼取”，用“天道无为的自然观代替了汉代儒学天人感应的有机自然观”，提出与汉儒的“元”（即万物原始）、先秦老庄的“道”（即实在性宇宙根源或总体）不同的本体“无”（即“对万物生成之前的一种共同状态的描述”），它在原始儒学的心性、社会、超越层面“援用道家思想来诠解”其“范畴、命题或思想观念”。②
性理之学“在扬弃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观念的基础上”，回应了隋唐佛学挑战而吸取其理论成就来阐释它的“本体”“功夫”，经“隋唐儒学的新觉醒”，“评汉代天人之学之诬妄”，“判魏晋玄学为‘旁行’”，“破佛老思想之笼罩”，并以“超越经学和消化佛老”两个理论支点揭示其“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朱熹综合先贤理论成果以消解矛盾而建构的成熟理论形态呈“笼罩之势”，后阳明心学对其本体“理”的客观性消解和“工夫中内外
收稿日期：2014-09-21
作者简介：袁永飞，男，侗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 450002）。
之分的破除”而“全面突破”，再后清学在“和会程朱陆王”思想特色中接洽“西学东渐”;它在心性论、伦理观和天命说上，进行了细密、深沉、周延、权威的证明而自我封闭，终在“其学术基础的动摇和社会功能的衰蜕”中沦落，彰显“天理”与“人欲”“知识与道德”的内在缺陷;其后有清代启蒙学者的否定性消极批判，引领现代新儒学的肯定性积极诠释，主要诠释成果是冯友兰“新理学”与牟宗三“道德形上学”。③
总的来看，崔先生对宋明性理之学的探讨在理据上较充分，根系在原儒，支点在超越经学与消化佛老;论证较饱满，立足于汉魏儒学的观念认知，觉解了隋唐儒者思想评论，全面阐发了宋元明清理学的系统建构与解构;要点较明晰，以宇宙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展开其核心意旨;判断较精准，重点以程朱理学的生长、发展、成熟、衰落为认知主线，同时辅以陆王心学的局部改变、改进、改造、改良来增善;体系较融贯，统摄其内部蕴含与前后关联的理论元素、要点，作合乎历史逻辑发展与现实社会存在的系统论证。这无需多辩。崔先生对汉代天人之学的认识，在文化传承上坚持正统原则，相信由原始儒学改造的经学起主导作用，忽视了汉初黄老道家学说及其他诸子思想的综合影响;社会诉求注重单一要求，用人伦的道德力量和智慧来规范社会，抑制人们在经济利益与文化表达上的多元诉求;政治整合过于直接简略，靠官方统一认定儒家意识形态制度化作为，对官民自觉参与政治事业的渠道和方式关注不够;生活功能讲究实效，看重社会规范日常表现的功能特征，而对社会规范系统的理论创新能力丧失没有深入探讨;情感交流真诚开放，用天人感应的心灵犀通来说明人类善恶的本性变化，把这种有机灵动性化作阴阳五行八卦的机械性类比。这不用细说。但崔先生对魏晋自然之学的分析，思想把握上有欠缺，突出孔子儒学思想活跃的文化内涵而依附历史传统，遮蔽老庄道家理论诉求的生命本能却提扬现实冲动;核心论证有点模糊，汉儒经学名教形式已烦琐得没有任何理论探讨价值，用魏晋玄学的义理分析来简要指明其儒学的本体意蕴;精神旨趣上十分纠结，儒家仁义道德不再是人们唯一认定的精神诉求，道家自然无为成了时代新宠而成全人们理想追求;基本观念上略显武断，用原始儒学理论观念来硬性对接魏晋玄学认知概念，拿“制名指实”原则把道家化的自然观念更正为儒家式自然观念;生命遭遇上略显伤感，魏晋名士多出于自保而放弃传统儒者担负的人生责任，放浪才情与山水，学老庄隐者生活。下面略作解释。
崔先生自觉意识到魏晋名士骨子里的儒家道德精神关怀，却相信他们怀揣老庄道家自然无为的理想信念，把原有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内涵“名教”，当作束缚人生的教条形式，竟以天生本真且终极诉求的自然理念的本体作为，矫正人为造作且有限满足的道德观念的不当运用，陷入儒道两家开新后由玄学理论构建的思辩泥潭，迷失共同的人生主题（即道德的生活）、公证的认知理路（即言意的名义）、完整的文化系统（即多元的要素）、神圣的命运诉求（即生死的权衡）与超越的理想境界（即精神的辩证）。因而，他采用变异了的道家的自然理念（在郭象的庄注中尤为明显），同化儒学的道德主体以养护原有文化精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理论嫁接。随后印度佛学观念大规模东进，默认本土玄学实际贡献而待宋明理学创新发展。按我对这一阶段儒学主题的理解，应把“自然之学”更为“名实之学”，才能统摄更多的理论内涵，“名”是“名教”而延续文化传统以启引新生思想，“实”是“自然”而回归生命本体以舒展学术枝用，这般承上启下才能“崇本息末”、推陈出新。因此，天人之学以天感人，名实之学以名求实，性理之学以性明理，共筑传统儒学的主要理论形态。
二、现代学术推证的三种理论建构
崔大华先生对上述传统儒学三个基本理论形态前后思想背景的学术解剖，是通过对原始儒学理论结构的层级分析与现代儒学社会命运的深度研判，间接、半自觉地探讨其文化生命实际诉求的精神旨趣来印证的。
崔先生在《儒学引论》甲篇“先秦儒学”的形成中界定其“范围与起点”，认为原始儒学应萌生于殷周之际，从“帝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蜕变出道德观念，由孔子口中（即《论语》）超越的“天命”、社会的“礼”与心性的“仁”建构三个周延的理论层面，经弟子传播和后学（如孟荀，他认可孟子的理论贡献而判析荀子的思想变异）拓展，增强内在“仁”的精神生命活力和扩充外在“礼”的社会文化领域。丁篇“总结”中谈到“儒学的基本特质”具有“道德关切”，它包含“全体人众的、伦理纲常的、义务的三要素”，界分的理论结构是“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的“仁”、“社会伦理纲常”的“礼”与“超越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某种外在客观必然性”的“命”，以此结构承担社会生活的道德、法律、宗教功能，开启现代新学并应对西学挑战。
如何开启与应对现代社会观念变迁以激活自身生命力与意义诉求，这是《儒学的现代命运》深入研讨的主要命题。该书“自序”对“儒学”有比较完整的内涵界定：“春秋末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在殷周宗教观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观念蜕变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观念体系。”④他先回顾传统儒学形成的“道德走向”、观念结构、社会功能和生活形态，揭示其文化生命中活着的因素、已死的观念与缺弱的部位;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考量其作为宗教、哲学、文化的存在形态的理论进展，及它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支持、秩序把握和适应性生长;最后由现时代西学视角与思潮，找寻其现实生活的“人生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的解决途径，回应当今突出的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和两性问题的整体求解，建议人不管遭遇什么情景和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坚守人类伦理底线、优先注入道德因素、共享文明果实。
针对两本著作的系统分析与相关论文的有效阐释，可以在传统儒学的理论结构层面与现代命运走向上，推证出三种理论构型即道德之学、仁义之学和中西之学。道德之学从殷周时代脱胎而出，上承黄帝的人文历史精神而下启老子的道德观念创新。⑤它沿承着周公构建礼乐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系向上下拓展，从黄帝王道与周公圣德中提引以王统圣的道德之学，经老子对周公圣德的深度发掘以开显圣道并修养孔子心中的君德（或王德），此王德修正春秋战国时王道而对接黄帝王道，由此形成以圣统王的道德之学而主导后来“内圣外王”⑥的理念建设。仁义之学起始于孔子“为仁由己”⑦和“君子喻于义”⑧，深化在孟子的“仁，人心也”为“安宅”、“义，人路也”为“正路”⑨，定型在荀子“尽伦尽制”的圣王“礼义法度”之中保养其“仁义忠信”⑩，直接转承中古道德之学而明示汉代天人之学。中西之学，起源于“西学东渐”的“体用”之争，完善在冯、牟二人的“新学”体系，以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与文化精神，融摄西方的现代科学理性与文明认知，在新时代的理论生长环境中重新检讨自身认知局限，开创民族文化精神的新境界。
由此，有必要修正儒学理论认知的主题、范围、内涵和形式，不必拘限于孔子原始儒学创造的部分成果，而应明确它中古道德文化根源的历史流变与近古仁义精神诉求的现实场景，全面展示其传统“天人感应”觉悟的生命通道与“自然名教”辨析的文化道理，高度提炼出“天理人欲”范导的观念世界和大力改造其现代中西体用融合的知识谱系。也就是说，不仅需要了解儒学外现于历史传统而推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形态，也应考察其内在于现实生活而提供原型塑造的理论形态，和蓬勃在未来生命里希望成就的理论形态，这才能更自觉、完整、持久地把握其文化生命脉动。
三、古今思想追溯的两处理论边界
崔大华先生受新时代实证科学研究成果认知的影响，不赞成人们对传统经典文本作过度诠释与无限推演。但据上述儒学理论形态设定的基本主题，可构建其远古理论初始与今后或未来认知模型。我认为，在历史记载（以《史记》为准）的圣贤人物开创的道德之学前是“神圣之学”，在现实进展的文化社会活动交融的中西之学后是“宇宙之学”。为何这般认定？理据是人文理性的历史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现实（或实证）精神的终极诉求。此诉求面对人类可能无知的精神空间，奋力扩展自身不确定的生活意愿，笼罩所有生命进程，寄托规范的理论认知，辨析杂乱的文化思考。
神圣之学是由神（即天启）和圣（即人文）共建的学问体系，或在神的意旨下由圣阐发的学术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圣学（即原创子学与再造经学）和西方传统神学（即原编经学与再传子学）的共同理论来源。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中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又在《中庸章句序》中讲，“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这两个序重复提及的核心观点是“继天立极”，前序讲或三皇五帝由此成就其政治制度和事业的神圣根据，后序以“上古圣神”为认知主体来判断其成立的原初理由（即“天”）和终极诉求（即“极”）。前者标识具体的历史人物可进入现实社会制度建设的生活领域，后者突出“道统”的文化精神旨趣已渗入到历史文化社会根系的生命领域。它们在文化生命起源的基本面上，一样寄望神圣启示，展开在现实社会生活功用的范围内，一个是制度体系的根据，一个是思想谱系的原则。由此知，儒学的最初理论主题是神圣，是中国人文理性精神的终极诉求，以圣为主而落实在政治社会活动与历史文化传统中，有别于西方人文理性传统以神为主、经求证成就学科理论知识与概念逻辑系统。它们都是某种文化理想的最高目标设定，开示人类生活存在的根源性疑难，但中国儒学强调自身能成圣而通神，西方神学推崇他者恒为神而示圣。
如果神圣之学是针对传统儒学的历史文化根源所作的理论构想，那么，宇宙之学是针对现代儒学的未来生命走向进行的理论设计。它应走出现有中学与西学的理论局限、哲学与科学的认知局限，不执迷近代以来学人对二者的体用定位与主次定性，全方位地开放整个人类存在的生活世界，共求更大力量与智慧推进社会发展。这是近来我受宇宙学与未来学的一些影响、启发而产生的想法，这些学说的内在核心动力与综合系统支撑仍来自科学理性的文明成果，它直接排除传统文化思想中命定论、循环论、因果论的单向干扰，最大限度地统领目前人类发掘的优质学术资源，但它对未来宇宙的价值判断仍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视域与现实主义的功利诉求中。我对此解证的基点是《墨子》关于“宇”和“宙”的说明，即“宇”是空间性存在或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所谓“此在”，“宙”是时间性发展或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所讲“过程”。说得抽象点，前者是现存的无限而开放所有可能，后者是根由的全部而统摄一切来源。这样，儒学将以可确定性认知的思想“此在”，探索不确定性把握的精神根由而体验“过程”。这是对传统儒学的原初与现代儒学的未来的主题设想。
四、目前完整认知的八类理论主题
所谓完整认知，是对上述儒学理论认知形态的总体把握情况作主题研判的独特诠释，是想到懒得再想或不能想了的暂时圆满的思想结局，或为了某种理论认知的系统总结而暂定其为特殊的文化生命整体。
上述理论说明可归纳为八类基本主题，分别阐释如下。
第一，神圣之学，开示于远古时期（无史记载），“神圣”为其主题，“神”以“圣”为主，避免其过于神秘而见（或现）“道”，其强调过程实践，出世的“神仙”需要入世的“圣贤”来领悟其无穷奥妙;无论是中国传统圣学，还是中国传统神学，甚至是前二者紧密结合的中国传统王学，莫不如此。
第二，道德之学，成型于中古时期（有史传闻），“道德”为其主题，“道”以“德”为主，避免其流于形式而见“仁”，其强调内涵修养，理想的“道体”需要实有的“德用”来丰润其生活内涵;无论是黄帝的王道化身为周公的圣德，还是老子的圣道转化为孔子的王德，甚至是二者有效结合的墨子圣王道德，莫不如此。
第三，仁义之学，创建于近古时期（有史为证，建构传统），“仁义”为其主题，“仁”以“义”为主，避免其局限于个体而见“天”，其强调整体超越，内在的“仁心”需要外在的“义路”来开显其人生原理;无论是孔孟“乐道”的仁义，还是荀子“德操”的礼义，甚至是反对儒墨仁义是非的庄子，莫不同心感化人文义理。
第四，天人之学，流行于传统社会早期，“天人”为其主题，“天”以“人”为主，避免其混同于万物而见“名”，其强调人文建设，完满的“天空”需要残缺的“人生”来弥补其现实遗憾;无论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还是刘向、刘歆的古文经学，甚至是二者高度结合的郑玄今古文经学，莫不如此。
第五，名实之学，转折于传统社会中期，“名实”为其主题，“名”以“实”为主，避免其束于枝节而见“性”，其强调本根回归，文化的“教条”需要生命的“本能”来突破其历史局限;无论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还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是郭象“独化”二者为一体的“名教即自然”，莫不如此。
第六，性理之学，发扬于传统社会晚期，“性理”为其主题，“性”以“理”为主，避免其迷于现象而见“中”，其强调本质把握，自然的“本性”需要人文的“道理”来范导其社会言行;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甚至清代附会二者的朴学，莫不如此。
第七，中西之学，蓬勃于现代社会发展时期，“中西”为其主题，“中”以“西”为主，避免其拘于传统而见“宇”，其强调开放战略，道德的“文明”需要科学的“理性”来完善其理念体系;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现代哲学，甚至是哲学中国化，莫不如此。
第八，宇宙之学，完善于未来社会形成时期，“宇宙”为其主题，“宇”以“宙”为主，避免其定于静止而见“神”，其强调无限变化，空间的“存在”需要时间的“发展”来完成其所有可能;无论是中国已有理论成就，还是西方现有理论成果，甚至是其他民族所取得的理论成绩，莫不如此。
上述以传统为古而分早、中、晚三期，阐述了汉代天人之学、魏晋名实之学、宋明性理之学，这是崔先生重点关注与具体论证的主要儒学理论形态;其前古分为远、中、近三期，推证远古的神圣之学、中古的道德之学与近古的仁义之学，这是崔先生大体界分与深度解析不够的理论认知部分;以现代为今而继承传统儒学并创建中西之学，这是冯牟二贤及崔先生等人的学术职志与命运关怀;今后应超越中西之学的体用论争而证立未来的宇宙之学，这是吾辈学人应努力的目标方向与意义诉求。
当然，对先秦孔孟荀的仁义之学以义为主和现代新儒家以西为主的观点，明显背离当前学术研究的主流认知常识。因为大多数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和自信的文化传统，始终坚持前者应以仁为主、后者当以中为主。这里不想过多讨论谁是谁非，只需阐明其依据即可。仁义之学，主要依据孟子的心同理同，求证得“义”的大体存在，落实在传统社会的礼法范导;中西之学，主要依据现代科学理性，统摄传统道德理性，归功于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即使这种统摄有问题，导致当今人类现实社会的严重灾难，但回到传统道德的标准判断能否救治目前这场危机，在当前的生活实践中仍难以验证。起码当今中国“国学热”，更多是口头语言泡沫泛滥，未能深入人类文化灵魂以导引现实生命或生活，走上综合创新与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
注释
①参见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7、258―259、290、312―321、290―306页;崔大华：《论经学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崔大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6期。
②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2、324、333、336、342、366页;崔大华：《“儒教”辨》，《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崔大华：《中国古代历史变迁思想的构成》，《文史哲》1983年第3期。
③参见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8、409―422、423、473、526、536―537、548、580、655、668―673、673―800页;崔大华：《二程与宋明理学》，《中州学刊》1984年第5期;崔大华：《理学形成的两个理论支点》，《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崔大华：《新理学的理论品格》，《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
④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崔大华：《儒学的最初传授：孔子及门弟子略述》，《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崔大华：《〈易传〉的宇宙图景与三个理论层面》，《中州学刊》1994年第1期;崔大华：《儒学面临的挑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崔大华：《最后的坚守》，《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
⑤据《史记》及后来一些记述，黄帝是《五帝本纪》中第一位主人翁，又被当做“三皇”最后一位关键人物（另两位是伏羲、神农）;我从“王天下”的政治传统的发起来说，将其看作第一位名副其实的王者，开辟了影响后世社会建构的神圣“王道”。目前一些学者认为，老子是先秦诸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道家学派的开创者，其著作属于集成性作品;但我从关于他的现有研究成果来判定，其堪称世界文明“轴心期”理论创造的先驱，是古代中国第一位当之无愧且有名有姓有著作的文化圣人，标榜了效法天地自然而指引人事作为的圣道。以此政治王者（黄帝）与文化圣人（老子）界别道德之学，不同于牟宗三先生以此创新发展后的周公（文王与武王的集大成者）的“王统”和孔子的“文统”来判别的“道德理性”之学问。
⑥《庄子・天下篇》。
⑧《论语・里仁》。
⑨《孟子・离娄上》;《孟子・告子上》。
⑩《荀子・解蔽》;《孟子・性恶》。
经文：“久（古、今、旦、暮），弥异时也。”注释：“久”“相当于哲学的时间概念，又叫‘宙’”，《淮南子・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经文：“宇（东、西、南、北），弥异所也。”注释：“宇”“相当于哲学的空间概念”，《淮南子・齐俗训》“四方上下谓之宇”。参见孙中原：《墨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