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6 15:21:44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古代的文化传统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生命的繁衍及人们对长寿的渴望，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点表现的尤为突出。中国是宗法社会，社会关系多靠血缘纽带来维系。子嗣问题关系宗族命运，所以，历来受到人们及大的关注。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了父母及家族的命脉，这是人生的重大罪恶。而子孙的繁衍昌盛，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有了生命的诞生，人们随之又希望能健康成长，获得长寿。围绕着人的出生，成长与长寿，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由此产生出了太多的思想信仰与巫术。用镜祈求子孙繁衍，祈求寿命长久，就是人们为了实现此理想而做出的努力。
人们以祈求子孙繁衍，这在镜的早期纹饰铭文中就有相关的表露。从铭文的产生来看，有专家认为：“铜镜上有文字，目前最早的例子是1979年陕西凤翔南指挥西村46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镜，上有一字似为‘车’字简化，时代是西周中期。在传世品中，还看到过有秦国文字的东周铜镜。但是，镜铭的流行还是始于西汉，正式镜铭的这一起点，当不早于文帝后期。”而现在通行的观点认为铭文出现于战国末，西汉初期镜铭也只是作为点缀，武帝后才渐成为镜背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汉代――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了一类极为流行的，被后人冠以“长宜子孙”之称的铜镜，其铭文反映的正是祈求子孙蕃昌的内容。《广西出土古代铜镜选介》中就有一面长宜子孙镜：“主题纹饰为四个成熟的石榴，自纽座向外伸出。石榴之间夹以篆体铭文‘长宜子孙’。”而石榴自古以来就是多子的象征。
此后的铜镜中，与子嗣相关的内容显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可以说，在镜铭中对求子心愿的表露已成为历代铜镜的惯例，这种做法直至明清仍很盛行。如清代有喜生贵子镜，“主区饰儿童，宝瓶，金钱和花朵等。镜钮处饰吉祥语‘喜生贵子’四字”。其中，强调的主题就是子孙的繁衍。
总的来看，镜中对祈求子嗣愿望的表露呈现出发展的趋势。至清代甚至产生了一面镜中有三十二个童子的样式，人们称之为“清代百子图镜，”镜背饰三十二个形态不同的天真稚童，其中，有五子夺盔，意为“五子夺魁”，有三重三元，莲生贵子，榴形百子等，寓意都与子孙昌盛有关。在清代还有明显体现祈求意义的送子图形镜：“纽上方和两侧饰有人物，两人作送子交接状，一人手指送子者：下方饰宝瓶。”这些镜中对童子的强调，夸张，渲染，无疑是人们祈求子嗣繁衍思想的集中体现。
镜与婚嫁
婚礼中对镜的运用，已成为古人的生活习惯，因此，人们似乎多对之视而不见，文献中的记载也极为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为数不多的记载中看出中国传统婚礼中对镜的重视。唐代杜佑《通典》之“后汉纳采礼物”中有阳燧，宋代郑樵《通志》“纳徵聘礼三十物”中也说后汉聘礼三十物中有阳燧，而在古人的认识中，鉴，燧完全是同属的。人们并未注意到二者在形制上的区别，认为阳燧之所以能取火，是因为炼于午日午时火盛之时。
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镜的运用，表现在婚礼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以镜为聘礼。其次是夫妇其结镜钮，以表同心。第三是共拜宝镜，尊其为神圣。第四是新娘佩带或手捧宝镜。第五是以镜照新娘。第六是以镜遍照喜轿或挂于喜轿之上。
人们不仅在婚礼过程中强调用镜，即使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示婚恋关系时也常用到镜。从古至今，人们都广泛的以镜为恋爱婚姻的信物，以此表达双方真挚的情感。以镜为情感信物的最早最确切的记载，当见于汉代镜铭中。汉镜中有一种小型平边镜，镜体厚实，铜质泛黑，铭为“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此铭表明西汉初年社会中已起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的表记，并相互赠送作为纪念。
除了汉代镜铭所记之外，文献中对此的记载较早见于汉代的《神异经》，其中有一则故事说：“昔有夫妻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镜化为鹊，飞至夫前，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这表明镜与婚恋中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分镜或破镜就指夫妇分离，镜重圆则指夫妻团圆。对此，我们的考古发现也能说明问题。在《陕西安寨县王家湾发现汉墓》中出土有王莽时期的钱币和汉中期的陶器及一件昭明铜镜，“铜镜出土时分为两半，一半放置于男主人头边，一半放置于女主人头边”。可见汉代不仅有夫妻以镜为信物，分离时分镜的做法，还有合葬分镜的习俗。这表明夫妇二人生生死死以镜为信，永不分离。
统观婚恋与镜的关系，我们认为，镜之光明能照明一切，洞察一切，能见证婚恋关系双方的心迹，是信用的象征，故而人们多以镜为信。而且由于镜能无所不照，定然也能照见一切妖邪，镇压邪恶，成为人们安全吉祥的保障，于是人们才在婚礼这一重要时刻佩镜照镜，用镜驱赶一切妖魅，求得吉祥。这虽从表面上看来是两个方面，但都是对镜之光明照鉴功能的扩大延伸，都是顺势巫术的体现。即便是分离，团聚时以镜为信物，这也是顺势巫术的表现，即希望分开的镜能够凭借其神力而重圆。
镜与道教
道教是我国本土文化中孕育而生的成熟宗教。其创始时代旧说不一，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太平道和三国蜀地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道教。道教是以老庄等道家学说为思想基础，以神仙之说为中心，糅合各种古代民间思想信仰，崇拜方术(道，易，阴阳，五行，巫祝，天文，占星等)形成的宗教。其产生的源头是巫术，在道教对巫术的大量吸收中，在民间有雄厚信仰基础的镜，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被其充分引入来为自己服务。
镜同样是以巫术中功利形态之“用”涉入道教的。如用镜书符招仙，役使鬼神，祁情求雨，禳灾去祸等。因为道教最为注重的是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多强调天道，法器的神异性，所以镜的神异性在道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道士进山往往佩镜，道教法器之一既是铜镜，道教科仪中也少不了铜镜。在道家传说中，镜甚至成为上天玉帝之宝物。
在我国的各种宗教中，道教素以其完备的法术著称。在其施行的各项斋醮仪式中，镜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法器。这一特殊的镜，在法术开始前坛场的布置准备中，在施法的各项过程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科仪中的法镜，多作为斋醮之坛的布置作用。而且与坛场安置铜镜有关，还有一套极为详尽的科仪，要念诵一系列规范的咒语。如其“点灯立镜咒”曰：“明灯照出千年鬼，古镜照出万年精，太阳正照，阴鬼当衰，神光耀目，光露太微，我今所照，从恶皆摧，七气成斗，三气成台，五星洞照，万劫咸灰。符到速捉，符到速追，急急如北帝律令敕。”与此同时，道士以左手煞文安镜，右手放纸捻点灯。仅仅是安置铜镜这一项，就有这么多复杂程序，足见道教科仪之发达。
其次，在实施法术的各项过程中，镜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器。关于其作为法器能够对付妖邪的作用，东晋葛洪早已有较明确的阐述。其《抱朴子-内篇-登涉》中说想要成仙，必须寻仙学仙，而这一切要入山才可得到，然而山中是充满凶险的，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才能入山，为了入山的顺利安全，镜成为了道士入山寻仙必备的器具之一，用之可以防妖镇邪。道教信徒们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对镜镇压妖邪的功用大加发挥。为了增其神力，取信于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繁杂的仪式规范。如为了对付妖魔鬼怪，先要建狱建台，以助其捉妖。《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五载有“建五狱法”，其天狱法式就是要用“大明照子”一面，上面朱书山精野怪符一道，著在盆心，点长明灯一碗，浮于水面上，盆上再横法剑一口。另外的木，金，土，火，四狱则只用照子放灰上，灯一盏虚架照上。
服饰，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人类文明和审美思想的指向标，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貌、人们思想和传统理念。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演进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既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承载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礼制审美和生活习俗等等。中国素有“衣冠故国”的美誉，早有《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并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理念。
一、龙凤纹样的服饰图案、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 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装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
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都秉持“正以修身、平治天下”的理念，在古代，玉一直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联系，是达官贵人的饰物，《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候佩山玄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其次，玉还镀着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古人把玉器作为辟邪之器，是讨吉祥之意，这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知肤浅有极大联系；再次，玉又是古代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志，玉的洁白纯净与仁、礼、乐、知、忠、信等品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深受文人墨客们的追崇，喜爱随身佩戴。不管是自身修养，君子之交，都与玉本身蕴含的良好品德相关联。
论文摘要：簪钗是中国古代妇女束发美发的工具，中国古代女性发饰种类非常丰富，它的设计制作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深深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色。因而，古代妇女发钗无论在装饰上的题材、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俨然是吉祥文化标本之集合，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结。因而，簪钗上的传统意趣应该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徜徉在这些传统文化艺术品中，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它的绚丽多彩，而且还因为它能继续给我们以启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很多时候，我们在古代绘画、历史影视作品中会看到扫黛眉、施胭脂、梳高髻，配以满头的金银花钗的婀娜女子。或许，在诗词歌赋的描述中我们也会想像到那发饰上的缤纷世界。这好像一直是中国古代仕女的经典形象。发饰是她们美发极其重要的部分，梳好的发髻要用花和宝钿花钗来装饰，从目前传世的古代妇女发饰看，种类十分丰富，常见的有：簪、钗、梳、步摇、珠翠、金银宝钿、骚头等。
簪的本名称“笄”（《说文》：“笄，簪也。”）是中国古代束发的工具。在古代，汉族的结发方式，无论是辫发盘髻，还是束发着冠，均须以簪钗约束固定。女子年满十五岁时，如已许嫁，便将头发绾成一个髻，即以簪插定发髻。以示成人，如“年以及笄”。在中国古代，簪钗还常被用于男女间定情的信物。皇宫贵族的女子可以用珍奇的材料做发饰，而一般小户人家只能戴荆钗（荆条编织的发钗），我们在文言文中所读到的“拙荆” 便是古代男子对外人称自己的妻子的谦词。
就形制而言，单股笄称“簪”，双股笄为“钗”，笄首有垂珠坠饰者则称为“步摇”。《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唐代画作《簪花仕女图》中,那位手揭纱领的女子，其乌发上便是展翅金鸟饰的步摇，想来随着人的走动或轻风吹过而微微颤动，多么生动！民间工匠这种巧妙的造型构思和丰富的艺术想像，为古代女性的头饰增添了无限的风情。二者并无大的区别，往往是簪钗并用，彼此配搭，只是簪较多用于别盘发髻，而钗则主要用来插戴，起装饰作用。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来描绘女性的风情韵致。苏轼有词：“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银钗对乌发，钗的冷白与鬓发的乌黑形成对比，互为映衬，具有极佳的视觉效果；还有温庭筠传神的句子：“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轻纤造型仿佛触手可及。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平直多滞板，横斜姿态，所以钗的插戴多横斜，以营造摇摇欲坠、温婉可人的柔美韵味。诸此种种中国古代传统审美观点也感染和陶冶着当今的人们。
千姿百态的簪钗造型，为古代女性不同需求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就流传至今的簪钗实物而言，发簪样式工艺丰富多彩，用于别盘发髻之外，有的簪首上部还做成耳挖。簪钗所带来的美感，平添了女性的妩媚，高雅。更重要的是，其图形纹饰反应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寓意及艺术。处处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渗透着传统文化意趣。
从簪钗上的图形纹饰上看，簪钗的装饰大致可以分为祥禽瑞兽、花卉果木、人物神仙、吉祥符号等。花卉果木中常见的有牡丹、莲花、梅竹、石榴、桃等。如明代的一支“水仙簪”，名中有“仙”字，是吉利的花卉，人们认为用它作吉祥图案可避邪祛秽，给家庭带来吉祥；祥禽瑞兽有龙凤、仙鹤、鹿、十二生肖等；如“梅花与鹿” 簪，因梅花分五瓣，比喻“福、禄、寿、喜、财”五种福。鹿借“陆”之谐音，“陆”与“六”同音，鹿又谐音“禄”，寓意六六大顺。吉祥符号有八吉祥、八宝、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以及各种传统几何纹样等。银簪的装饰方面不仅展现了精美的图纹，也体现了古人们深深的文化情结。这些簪钗上的图案纹样运用形象符号的组合，传达着祈福纳祥、爱情美满的愿望。如“喜鹊登梅”纹样由两只喜鹊和几枝梅花构成，民间有“喜鹊登梅，喜上（梅）眉梢”的说法。“鸳鸯戏莲”纹样，比喻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就情感而言，这些均表达为吉祥、富贵等，这是人类基于生存前提的普遍思想。
小件而有大气象，明清时期，女性发饰达到了传统精湛工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成为历史上民间簪钗中最精美的发饰。当时民间流传的簪钗多以鲜明的世俗吉祥含义蓬勃发展。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寓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像蝴蝶、蜻蜓、蝉等灵巧的昆虫都能够活跃在女性的钗头上,形成独特风景。有一组发饰中的白菜蝈蝈银制发簪造形生动，工艺精良。白菜与“百财”谐音，蝈蝈谐音“哥哥”，隐喻生男之意。再如鸭纹中鸭子的偏旁是“甲”字，甲是天下的第一位。故以一只鸭子喻状元及第。再如“三多”纹银质发簪,“三多”是指石榴、佛手与桃三种果实的组合。石榴多子，佛手的“佛”谐音“福”，而桃比喻长寿。所以“三多”象征多子、多福、多寿。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花卉、植物纹样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多是对生命繁衍、前程似锦的期盼。 花草纹也是簪钗中十分常见的题材。以牡丹花为领衔的各种花草有几十种之多。例如一枚银簪中的“瓜田纹”，它的构思以田字为中心，与丰收的瓜果相簇拥。揭示了农田是丰收之源的深刻主题，现实生活人物的题材也十分精彩。一幅表现男女喜结良缘的图纹十分宏大，两对新人在庭院中喜庆欢舞，景物中的亭阁石栏、小桥流水、奇花异草一览无遗，这种诗情画意的图纹，极具审美情趣。还有一枚清代“蹴鞠纹”银簪，描绘的是古代军营中踢球的游戏场面，这也是足球起源于中国的一个佐证。民间发簪丰富的纹饰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情趣和习俗，把这些图纹融合起来，犹如一幅民间民俗画卷，给世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整体来看，它们风格写实，古拙浑厚，较之皇家贵族发簪更直接得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意趣。
簪钗作为的中国古代妇女最为寻常的发饰，与各个级层的女性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哪个朝代，上层宫廷贵族多追求精美、绚丽，以唐代宫廷贵族中的妇女为例，发饰中的簪钗不仅品种繁多，使用材料贵重，多以金银珠玉为主。而且插戴数目也极多，而花钗礼衣制的实行，更将其推向极致。花钗礼衣制是妇女在婚嫁等重要时刻，须穿戴花钗礼衣，不同等级的妇女戴钗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小小一枚发饰的插戴中也略见一斑了。当某纹饰一旦被民众喜闻乐见并认定后，便广为采用，并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陆游有诗：“负笼银钗女，锄畲鹤发翁”，插戴簪钗已成为民间妇女的普遍习俗。人们把自己对生活中最朴素的认知及最熟悉的生活体验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抒发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和女性发型的改变，传统的簪钗渐行渐远。无疑，从目前留传下来的古代妇女发饰看，这些簪钗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古代妇女的发簪在流传过程中因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不同，其间不断融入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它是高雅的，也是世俗的；它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这些簪钗上处处充满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统思想的意趣。发钗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面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千姿百态的簪钗，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它的绚丽多彩和历史传说，而且还因为它能继续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
现代社会技术的革新、技巧的进步都能够制作出更出彩的发饰来，但一件件久远的早已成陈迹的古饰，为什么仍能感染着我们？正是因为凝聚在这些发饰工艺品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情结，俨然是吉祥文化标本之集合。它们所表现的生动神韵、精湛技艺和广泛内容令人叹服，使得我们在民族文化传承上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金华.中国民间工艺风采丛书——《民间银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杭海.《妆匣遗珍》.三联书店 2005
[3]《中国民间美术全集-饰物》.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
[论文摘要]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国古代学者以其丰富的思维智慧提出的各种管理思想对我国乃至世界的企业管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用于生产实践，同时与世界的先进管理理念接轨，已是目前企业所需要探讨和考虑的问题。
一、企业管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
企业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企业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
不将文化贯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种工具性，机械化的管理，而中国企业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技术、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这样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适度。中国有许多企业人情风盛行，岗位的安排设置，职权的大小有很多取决于人情。这不仅揭示了这些企业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适度应用“情理”观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本土企业。
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该理念恰好是现代企业提倡的“团队精神”，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体主义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会对个体产生贬斥作用，对标新立异的个体产生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其结果是扼杀了个体的创新动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其领导者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再去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在众人思想的汇集下，形成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孟子的这个观点应用于企业中，企业的成功并非领导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有其追随者的帮衬与努力。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获得组织成员信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人本思想”，体恤成员，信任自己的成员，管理者需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让成员认为企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让成员甘心情愿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通过指出水的具有滋润万物却与其他事物不产生冲突的本性，旨在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自身人才的竞争优势。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连续不断的军事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各国倾尽人力斗智斗勇，尽显其政治，军事才华，其中的战略计谋堪称为经典。尽管三国时代军事管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将三国时代的战略管理融会贯通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求才欲，以及豁达心胸，广纳百言，融汇众智。这种理念在三国时代的军事管理中体现在多处。以曹操为例，其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委以重任。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能是企业协调运营，各方面共同发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并集中于这一点，全力以赴，在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激励，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蕴含着保证重点，避免四面出击的思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刘备那样，战线过长，目标太散，必然导致失败。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塞涅卡）。企业管理者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出榜样，使组织成员心服口服，甘愿追随。例如孙策在战场上一向冲杀在前，士兵纷纷效仿于他，个个奋勇，争先杀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员，大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行动不足以服众，没有凝聚力，使成员不能尽心尽力。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两面性。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优点，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国管理模式，必然会使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因此要两者并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马银春，吴学刚.读三国学管理.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5.120- 313.
[2]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3]巨天中，李放.孟子智慧今说.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9.62-63.
一、中西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及国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就了中西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国家统治发展道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人的性格、智慧等由气候决定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延伸，人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即所谓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后继的诸多学者如亨廷顿等对此进行了有限的反驳与修正，但不可否认自然地理条件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俗语即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说法，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性格特征、文化、政治、艺术等诸多文明发展因素有不同的塑造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犹如黄河与长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域覆盖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黄河九曲，先昂首向北，继而折向南，最后迤东而流。长江经西南边疆云贵高原的深山峡谷，汇集甘藏高原的支流，出三峡过广阔的平原，他们最终都进入了广袤的大洋。黄河造就了中国文明天玄地黄的性格，长江却是一种一种婉约的柔美，使得中国文明呈现多元的格局与气象。中国文明由中原的黄河流域发端，即中原地区，融入长江流域的文明。美籍犹太学者魏特夫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本质进行研究时提出“治水国家说”，认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以满足及适应农耕发展的需要，使得中国文明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为中国学者所普遍批评。近年来，其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概念置换，而形成时下的风潮的“水利社会”研究。生长繁盛于大河流域的中国文明确实与“水”息息相关。黄河从黄土高原迤丽而东，在黄淮海平原泛滥成灾，数次改道，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上古文化中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最终深深的映入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中国文明孕育的传统王朝帝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此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有重要的造就促成作用。为保证农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需要动员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非所不能成，元帝国末年黄河决堤帝国中央政府即动员百万民工筑堤。中国文明所构建的王朝帝国的背面是古代文明发展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草原走廊，生长于这个地带的游牧族群在长时段的传统文明发展中与其南部的农耕民族的多元融合中，战争冲突是最主要的方式。从三代的周朝至清代以前，东亚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数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在强盛的统一状态下，往往发动战争使北方的游牧民族臣服于其皇权下，就是所谓的“四夷宾服”。汉唐帝国的对外政策最具代表性。在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枢机构对帝国广袤地域的臣民、财力等进行统一调度，汉武帝几次派遣大军出塞，李唐帝国亦如此。再如长城、大运河等大型工程的修建非此即不可完成。在这些因素及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的合力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治结构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帝国中央政府以皇帝为首的中枢机构对全国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包括人才、土地等资源。
西方传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有迥异的历史风格，西方传统文明源于古希腊城邦文明。雅典之城邦文明是其核心与主体，其政治统治体制为西方传统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渊源基础。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三面临海。境内多山地，适于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平原面积狭小，土壤较为贫瘠。因此，雅典城邦文明农业发展较为缓慢，本土的粮食产出量不能满足其人口消费需求，需要用葡萄酒、橄榄油等商品进行粮食交换。其山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如大理石、优质陶土及银矿等，沿海地带的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这些条件促成了雅典城邦工商业及海运事业的发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氏族的血缘关系被地域关系取代，工商业阶层成为雅典城邦社会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对旧的血缘氏族贵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由于工商业经济发达的缘故，故其原初国家――城邦的立国理念中有强烈的独立与自由氛围，造就了雅典城邦辉煌的古代奴隶制下的民主的黄金阶段。且希腊-雅典城邦文明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距离“刚好”合适，可以吸取其文明发展的精华的同时又不至于“太近”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明性格。其城邦国家的政治结构为分权-制衡。雅典城邦在伯利克里时期其民主发展达到了顶峰，初将近及司库等职务外，城邦国家的所有政治统治职务面向全社会符合条件的公民开放。亚历山大的征服把希腊-雅典文明的因子进行了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亦是由意大利半岛台伯河的罗马城邦发展而来的。罗马帝国发展的文明实质还是希腊-雅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城邦的建立过程中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十二铜表法的制定、格拉古兄弟改革等是其发展的结果。在不断的政府战争中，罗马城邦一跃而为纳地中海为其内湖的庞大帝国。屋大维于公元27年称第一公民或称元首，实质此时的罗马已为帝国体制。戴克里先即位面对帝国的2世纪危机，在整个礼仪及政治运行中实际用皇帝称号，只不过是屋大维“元首”政治名称的改变而已，其实质不变。罗马帝国与同时期的汉帝国同为中西传统社会的两大帝国，但罗马帝国的“皇帝集权”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体系中仍然保留这原初国家形态――城邦时期的分权政治机构，如元老院。戴克里先称帝后，实行“四帝共治”的政治结构制度，这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是具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割据分裂势力额存在，不过亦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归一强权皇帝的统一下。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传统社会很快被日耳曼等蛮族所瓜分，众多的蛮族王国纷纷建立，经历了1000余年的中世纪至今西方社会不复出现统一的大帝国。总体上看，西方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都呈现为分权-制衡。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一直彼此争斗不休。与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中，皇帝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的和全能的力量”，[2]这导致了二者在实际政府行政管理运行上的迥异。这是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合力因素的结果。
二、中西传统的社会管理
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在公元前就已经形成，表现出了成熟性的特点。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专业、完整的官僚队伍和机构。西方传统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则主体表现为贵族管理。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向“一切人”开放的政权管理其范围是有限的，即奴隶主贵族的民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自东周崩溃后，秦帝国建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体制得到巩固与完善。秦帝国的大一统昙花一现，完善的任务则由其后的汉帝国继承完成，汉承秦制。隋唐帝国及明清帝国基本承袭前代，只是略有损益罢了。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官制度，构建了一个庞大高效的官僚体系，因为儒家学说自汉武帝时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不曾被动摇推翻，最终通过科举制这一形式为王朝帝国政府进行人才选拔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央为三省六部，地方为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县以下为里甲组织，由村社选举德高望重及财力厚实之人担任领导，形成村民自治组织，为王朝帝国政府征收赋税、兵源及政治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等的宣传与服务等。中国传统社会行政管理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宗族亦爱某种程度上有着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明清两代表现的为尤其明显，这一切都以王朝帝国的皇帝为中心，各代略有一定的体制变化，但其总的中央集权结构不改变。
西方传统社会中其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相较于中国传统社会则显得较为简单，其职能亦有限。希腊-雅典城邦时期的“民主制度”下选举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如同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接受具有系统专业的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罗马帝国时期总体上看其帝国中央政府的军事色彩较为浓厚，因为不断地处于战争中，其行政管理机构亦较为零散，军人主管占据主要地位。中世纪时期，各蛮族王国治下是大大小小的领主庄园，国王实质上只是一个较大的领主，中世纪的骑士领主制度遵循“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大小庄园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财政权等权利，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到传统社会的末期，民族君主国家、商人阶层等崛起，民族君主国的国王与商业阶层联合向旧的领主阶层宣战，如自治城市或同盟的出现，威尼斯、汉萨同盟等都是。其总的政治行政管理趋势表现为社会资源分配角色与权力的分散，而不是高度集中。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简单，专业化程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帝国政府相比较为逊色。
三、反思：政治文化的差异
孙和平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从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
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传统教育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对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主义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辛之事。“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叉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节选自《人民论坛》201 3年第23期）
1．下列关于“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卉．f弋传统教育的目的，它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极深；冈此要深刻理解它就必须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
B古代传统教育目的大概是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立足于“人”的成长等；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教育目的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C．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以及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D．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本质上说就是使人懂得五伦以及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它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
B．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如果离开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去研究中国T一代教育，就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它的规律以及内涵。
C．孟子认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五个方面。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突m“明人伦”则顺理成章。
D．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培养“君子”与“圣贤”，道家培养“真人”、“圣人”与“仙人”．佛培养“菩萨”与“佛”这样高境界的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文化生态人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能更准确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冈及趋势。对推动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影响。
K涛书教化是儒家的思想核心。站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深刻影响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以及价值取向。
C．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本质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一个血统传下来的文化，以此为出发点便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
D．百家争鸣时代，传统教育旨在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朱熹认为人要以圣贤为奋斗目标，冈此他把培养圣贤作为终极目标。
参考答案
1.C（“在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的影响下”错。原文中说“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的“这”，从前后语境看，应是指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论文摘要：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类型，建筑与文化关系密切，建筑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儒家礼教、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民俗文化等方面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盝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长春.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思想[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建筑儒家礼教天人合一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盝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长春.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思想[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