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6 15: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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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信息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种“点对面”的信息传播活动和过程。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将教材信息内容编码为各种形式的符号传送出去，学生对接收的符号进行译码，理解教材所表达的信息内容。教师对教学信息内容进行正确、合理的编码传递，分析影响编码决策的因素，化解编码的障碍，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是教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借助计算机，运用多媒体课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以达到使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享、共识、认同、践行的活动和过程。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视角，运用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理论，借鉴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设计的思路和路径。
一、基于编码与译码的信息传播模式
从信息传播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我们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信息传播作为一个过程存在，实际上是由众多回路、多层网络组成的复杂传播模式。简化起来，则基本由信息源、教师、信息内容、编码、媒介、译码、学生、反馈和效果等要素构成。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是一个编码与译码的过程。编码是基于传递方式的要求，把信息内容转换成符号形式，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成为一定的序列。编码过程就是信息内容符号化、符号排列的过程。用信息传播理论的方法对教学过程作一番考察，旨在启发我们从多侧面揭示教学过程的内在机制及其规律性，以深化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及其效果的认识。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过程发起者的教师要根据一定目的，从信息源(包括教材)中挑选相关的内容进行传递。在确定了传播内容之后，教师还要通过多媒体课件把信息内容转化为适宜于传播媒介和能够使学生接纳和理解的各种符号(文本、图像、视频等)，这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认知—表述过程，即信息内容符号化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编码”。学生要把接受到的符号重新还原为信息内容，以便得出它的意义。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表述—理解过程，即符号还原(解读)的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译码”。如果符号没有办法还原，信息内容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信息传播就会中断。如果传递的信息内容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并引发其认知、情感等需求，学生一般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内容进行译码接受。学生在接收教师发出的信息内容后所作出的反应过程，我们称为“反馈”。从理论上讲，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传播。
二、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与接受模式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思想实际，把握他们的信息接受模式非常重要。从传播学角度看，学生在教师传递信息的刺激下，产生了选择性心理。其中，选择性注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传向学生的通道上的第一关。当今大学生在接受信息方面，具有很大的选择性。他们大多在“读图时代”成长起来，对视觉的敏感多于文字，因此，视觉上具有差异性的东西最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通过嘴巴和黑板(声音和板书)、表情和形体等教学媒介向学生传递信息，能起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但这对当今大学生来说，信息内容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信息刺激的强度、对比度、重复率、新鲜度等相对有限。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选择性注意的关联度和强度。
学生在信息的刺激下接收了该信息并不意味着学生已经接受了该信息的内容，学生还要面临选择性理解这一关。传播不是教师传递意义，而是学生“引出”意义，引出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因此，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及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指导者，而不是课堂的“主宰”和知识灌输者。因此，了解当今大学生的需要、情绪、经验、挫折以及价值观念等因素，了解学生对信息的选择性理解这一特点，将有助于提高师生关于信息沟通和传播的自觉性。接收体现在选择性注意，接受则反映在选择性理解与选择性记忆。影响学生对信息接受的选择性记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在传播通道上设下的最后一关。选择性记忆在记忆信息的倾向性上不仅受学生的需要，学生对信息的态度、情绪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信息传播的环境、形式、强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运用多媒体课件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是学生自主、创新学习的前提条件，运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手段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能使教学内容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短时间内以直观、生动的形象，有声有色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吸引和感染学生。
三、多媒体教学设计的编码决策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传播中，教师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发挥着传播效果定向作用的重要机制。教师编码知识、能力、水平的多少、强弱、高低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符号解读、意义接收和接受，其发挥的作用会对传播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现实的传播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信息内容实际上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种是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第二种是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第三种是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我们以教师编码是否正确与学生译码是否正确为划分依据，分析信息内容的三种表现形态，可以得出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师编码正确，学生译码正确;第二种情况是，教师编码错误，学生译码错误;第三种情况是，教师编码正确，学生译码错误。学生译码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教师编码后能否与学生实现语法层次上的知识共识、语义层次上的经验共享和语用层次上的价值同义。下面分别对不种情况加以说明:
(一)第一种情况:“一传即通”—编码正确而且译码也正确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材文本信息内容，传递给学生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与所选用媒体符号客观上所表示的信息内容，正好是教师想要传递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即编码正确。教师想要传递的思想、理论和观念，被学生完全正确地认知和接受，即译码正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编码、译码都是正确的，从而保证了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与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相一致，并且多媒体课件客观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与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相一致。根据信息一致且具有传递性的特点，所以，教材文本语言所承载的实际信息内容与学生对符号进行译码所认知的信息内容相一致。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的传播活动中，这种理想的状态不是以常态出现的。
(二)第二种情况:“传而不通”—编码不正确并且译码也不正确
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属于无效的状态。对教师来说，出现“传而不通”的情况可能与下述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错编和误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传播活动中，学生现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状况，是教师实施传播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教师在制作和传递符号时，脑海里应该有一幅学生的“图像”。一般来说，教师是根据这幅“图像”来选择其传播的内容、媒介、手段与方法的。教师要想达到有效传播效果，就必须对学生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学生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属性，即价值观和统计学上的属性，’人格、性格特点及其自信心等。只有这样，教师得到的“图像”才有可能真实、完整和清晰，否则，“图像”失真就导致传播效果的失效。
二是教师可信性要素。可信性要素主要涉及两个要素，第一是教师的信誉，包括是否真诚、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指教师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这二者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一般来说，教师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因此，对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师来说，其自身素质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效果。必须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以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正确有效的传播。
(三)第三种情况:“传而半通”—编码正确但译码不完全正确
这种情况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及其效果中属于最常见的情景。这种情况通常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学生只接收了符号(多媒体课件)的表面意思而没有接受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符号(多媒体课件)的表面意思属于信息内容的语法和部分的语义层次，它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属于语义层次的深层结构和语用层次。如传播者在阐述“坚持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时，受传者可能只是理解到“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等信息内容的语法和部分的语义层次;至于“坚持用发展着的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追求，在坚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囚等在语义层次的深层结构和语用层次上，由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则没有接受和领会。
第二种类型是，学生只接收了局部的意思而没有接受符号(多媒体课件)所表达的整体意义。
【关键词】社交媒体 受众 媒介依赖 碎片化生存
对许多人而言，Facebook，Twitter，Yo-
uTube等社交媒体及SNS社交网络，正成为他们踏进互联网世界的新入口。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互动沟通的方式因社交媒体而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正通过社交媒体相互分享时事新闻，与他们身处地球另一端的亲朋好友保持沟通联络。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SNS（社交网站）、微博、论坛等。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化媒体与社交网络的结合体。
纵观传播学发展史，从最初的拉斯维尔的5W理论到后来施拉姆提出大众传播模式，再到赖利夫妇的系统论，传播模式从线性模式到控制论再到社会系统模式，体现了信息传播过程的多样化，广泛性。信息必然会借助媒介进行传播，媒介的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影响程度。Web 2.0时代的到来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带来的是一场变革，影响的是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社交媒体的诞生更是为“地球村”这一概念佐证，瞬间让整个世界缩小。
一、社交媒体在传播模式上的全新突破
从传播学最初的5W模来看：使用社交媒体的传播者与受众双方地位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以传播者为主导，受众逐渐掌握了话语权。web2.0时代的到来，技术上的创新，使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同时反馈也更加及时。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基于社交关系的复杂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从理论上说，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仍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但其传播者、受众、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1、传播媒介的改变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①媒介即是讯息的观点表明媒介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内容，内容和载体是不可分离的。而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媒介的本身，媒介产生直接的后果是在实践中会形成新的标准和新的人类生活方式，这种标准和方式是不受媒介内容所决定的。
2、传播信息的改变
社交型媒体由于内容简短，不用经过大脑的深度思考，就可以直接将所见所闻以简短的信息及时制作出来。同时，信息可以通过网页、客户端、手机短信、手机客户端、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来实时。所以，社交型媒体从信息生产到所用时间非常短，甚至可以说是即时播报。对受众来说，对即时信息的需要超过了对信息深度挖掘的需求，更注重新闻的连续性报道和滚动性报道，强调信息的更新速度。社交媒体的信息系统（如微博）由于容量有限，可以让信息者更注重信息的选择加工，让受众更容易在这短短的140字当中找到重要的信息，提要式的新闻越来越精炼，同时更加强调新闻价值。社交媒体信息言简意赅的特性，使人们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判断信息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一读，从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
3、传播方式的改变
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型媒体的出现，让人际传播找到了和大众传播的结合点。其独特的“节点―广播”传播模式，开拓了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网络用户习惯以“短消息”的形式记录与分享观点，新鲜事，这种使用习惯的培育与形成，反过来也会对信息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特别是促成从单向线性传播模式到节点互动模式的转变。这种理念也必将对今后的新闻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例如当前“短讯式新闻”和“交流式新闻”的产生表明了受众正在适应并创造了新的新闻生产和方式。
4、传播效果的改变
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微观上，定向传播效果显著，基于真实的好友身份进行信息传递，受众的反馈及时。社区群体的崛起，使这一个群体内部的粘性增强，在群体内部，一条信息传播速度会异常迅速。同时，社交媒体的人际交往更倾向于形成“弱链接”的人际关系。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的强势”假设。他认为，弱关系倾向于连接与行动者本人具有较高异质性的人群，充当了沟通不同群体的“关系桥”，容易在不同的团体间传递非重复性的信息，拓展了信息的传递范围，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宏观上，社交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平台，大量普通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方式正在改变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形态。②
现如今，移动媒体的植入，让受众在接触社交媒体方面变得更加便捷，这又从无形中加大了社交媒体受众的粘性，使信息的传播更快速。如下图所示：
二、社交媒体对受众的表层影响――受众的媒介依附
1、社交媒体影响下的受众媒介依附症
对比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个性化、即时性、智能化的特点决定了受众对它愈加青睐，从而也加剧了大众对它的依赖。
社交网络不仅改变着全球的互联网市场，还改变着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有数据表示，在中国，每天有45%以上的人有阅读BLOG的习惯，而33%的人群则坚持更新自己的blog。6年以来，中国网民的上网时间增加了一倍，不管是网络基础的应用，还是在获取信息这一功能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数据表明：“从各类媒体的消费者平均接触时间来看，除互联网外，其余媒体的周接触时间均在缓慢下降，其中电视的平均接触时间下降最厉害。例如，报纸的周接触时间由5.9小时下降到4.8小时；广播由10小时下降到8.4小时；电视从25.3小时跌至22.8小时；而消费者在网络上花的时间从10.2小时增长到16.4小时。”③
2、受众媒介依赖的原因
（1）信息方式加剧了受众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社交媒体基于群体和圈子的信息范围，再加上信息不受时空制约，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以“短消息”的形式来记录和，社交媒介更多地成为了社交工具平台上的信息工具，信息是为社交服务。显然，人际关系的稳定性会加剧受众对社交媒介的依赖。
（2）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迎合了受众的媒介期待。社交媒体的优势显著：首先，社交媒体融合了所有媒介的传播优势，不仅可进行文字、图像、声音等传播，还可以随时随地下载、储存、交互沟通、发送信息。其次，传播形态由点对点或点对面转变为面对面，同时再反馈回受众本身。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不论是互联网还是手机媒体，任何人都可以便捷地向受方传送信息。再次，容易形成二次或多次传播，形成新的信息源。
（3）社交媒体适应了现代受众的心理。“在原子化的社会关系中，社会生活和文化图景显得支离破碎，社会关系网络不足使得孤独感成为一种弥漫性的心理状态，孤立的个体遭遇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困惑和归属感的缺失。”④因此，受众会把内心复杂交错的恐惧感转化成对媒介的依赖，把媒介当作一个精神放松的舞台来缓解内心的压力。社交媒体的各种传播优势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他们通过使用社交媒体获得信息，获得与人交流、社交的机会，获得娱乐消遣，获得话语权，提高了大众参与的主动性。受众通过社交媒体技术筑成的虚拟的堡垒，自由倘佯、释放烦忧。多方位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渗透到他们心理之中，给他们提供了可寻求慰藉的精神家园，从而依赖并推崇。
三、社交媒体的深度影响――受众碎片化生存
随着Web2.0时代的发展，网络成为了社交的平台，社交媒体是根据受众现实的关系来构建的信息传播模式，它的诞生对传统的传播模式产生了改变，信息获取具有便捷性，媒体结合新的技术平台，再加之社交网络的关联性，助推了受众信息反馈的及时与媒介依赖程度。
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以及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加深造成了社交媒体对受众最本质的影响――生存空间的碎片化。比如说，知晓或描述一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了，而是获取其中一个有趣的点，一个片段。在知识结构上，缺乏完整性，只获取受众自己觉得对其有用的部分。
很多人在不断描述我们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很难持久，孩子们养成了超文本链接的浏览习惯，很难按照一个逻辑推演过程完整地看一本书。岂止是读书，足球这样的消遣也变得“碎片化”了，很少有人能耐心地看完90分钟的比赛。如下图所示。
通过对社交媒体的分析，我们看到了社交媒体对受众影响的多个层面。未来应该加强对社交媒介对受众影响的实证研究，关注社交媒体新的应用和新的技术平台对受众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薛可、余明阳：《人际传播学》[J].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②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③唐山居人，《传媒“碎片季”》[N].《中国经营报》，2010.1.30
④樊葵：《媒介崇拜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社交媒体;微信; 媒介依赖;人际互动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2-0044-03
毫无夸张地说，媒介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其中，社会交往方式算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起，网络作为第四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对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俨然建构出人们的“第二生活世界”，整个社会进入“网络化生存”时代。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交媒体作为媒介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得到了网民们极大的青睐。美国社交媒体专家布莱恩・索里斯（Brian Solis）在新书《社交网络与博客》中这样写道：“有五分之四的活跃网民每天访问社交网络”。可见，社交媒体正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社交媒体带来的一系列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导致了一部分人产生了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现象。2013年7月22日，作为当下社交媒体中最活跃也是火热的应用―微信，发生了自上线以来最大规模的故障，波及全国多个地区。众多网友纷纷询问原因之余，着急、焦虑等情绪集中爆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网民对社交媒体的依赖。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弗勒在1972年提出了著名的媒介依赖理论，其考察的重点在于对报纸、广播、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进行探究。时隔40年后，媒介环境日新月异，特别是在以交互性为主的，集人际和大众传播方式融为一体的社交媒体所建构的媒介环境中，媒介依赖理论是否仍然适用？大学生作为当下具有文化素养，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新鲜事物最容易接受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社交网络的使用中是否“成瘾”，以及由“社交成瘾”带来的对现实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几何？这些都是十分值得关注和探讨的。由于社交媒体范围较大，不同的社交媒体在媒介特性、定位和目标群体方面差异很大，不能一概而论地讨论社交媒体依赖，因此仅选取当下大学生群体中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媒体微信作为媒介接触对象，将研究主体落脚于四川大学学生群体中的微信使用用户。本文通过量化研究的方式，辅之必要的深度访谈，主要解决以下研究问题：（1）当前大学生对微信的使用接触情况，是否存在对微信使用的依赖。（2）媒介依赖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集人际和大众传播方式融为一体的社交媒体所建构的媒介环境中。（3）基于社交媒体依赖基本情况，习惯于长期线上社会交往的大学生群体，对他们现实人际互动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一、理论依据与文献综述
1.理论依据。媒介依赖理论源于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弗勒1976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1]。媒介依赖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从“受众、媒介、社会”三者互动的角度考察媒介传播效果、探讨媒介传播的影响力及其产生途径，从而使该理论成为”全面透视媒介与整个社会结构中和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并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分析之理论视角。从理论上讲，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具有双向性，但在现实中，却更多地表现为个人对媒介的单向性依赖。
2.文献综述。以往的对媒体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部分：（1）对媒介依赖理论的综合性的述评。以张咏华教授的《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2]为代表。他认为媒介依赖理论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并在文章中对媒介依赖理论观点以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评析。（2）在具体的媒介环境下探讨媒介依赖。以谢新洲教授的《“媒介依赖“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3]、旷洁的《媒介依赖理论在手机媒体环境下的实证研究》[4]为代表。该类型研究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媒介依赖理论与哪些重要变量有相关关系，如网友的设备占有情况、网友认知情况等有关。这两个研究都是对现象的描述，并没有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成因以及与之带来的负面效应。当时互联网在中国方兴未艾，所以将”媒介依赖“理论放置于互联网情境中显得十分时宜。十年过后，社交媒体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社交依赖所带来的一系列行为方式的改变已经成为新的关注热点，所以该研究也有不全面的地方。（3）对媒介依赖成因的探求。以梁娜、杨烁2009年做的《80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调查报告》[5]为代表。该研究发现，大学生使用手机并形成依赖，从众心理和趋同心理占据了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其实学界对媒介依赖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考察了当下最为流行的社交媒体所建构的媒介环境。而且本文从大学生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入手，探究媒介接触与使用对大学生现实行为方式的改变，通过相关数据的支撑分析大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产生的依赖，并对现实人际交往产生深刻影响。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和调查对象。本文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辅之以深度访谈的方式。四川大学作为学科背景综合，教育背景全面的高校，其在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在大学生中间具有代表性。根据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四川大学在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而出于时间、精力以及财力的考虑，此次调查的目标总体为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住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抽样方法采用整群抽样。将望江校区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每个寝室作为独立群，对所有寝室进行连续编号，将该寝室编号列表作为抽样框，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本次研究单从所有寝室中随机抽取40个寝室进行全面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60份，回收问卷160份。其中有效问卷154份，废卷6份（定义为缺失97）。在有效问卷中，男性有65人，有效比例为42.2%，女性89人，有效比例为57.8%。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年级组成情况为大二7人（4.5%），大三28人（18.2%），大四25人（26.0%），研一30人（19.5%），研二31人（20.1%），研三18人（11.7%）。被调查者年纪分布差异比较大，但基本上符合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总体情况。被调查者的学科背景分布情况为：工科类44人（28.6%），理科类35人（22.7%），人文社会学类37人（24.0%），经济管理学类38人（24.7%），医学类0人（0%）（川大望江校区没有医学类学生）。深度访谈选取不同年级和专业背景的本科生为对象，其每个人都用微信一年以上的使用经历。访谈采用开放和闭合式问题相结合的提问方式。
本次问卷有以下部分构成：（1）大学生微信用户微信使用基本情况调查，以单选题为主。（2）大学生微信用户微信使用依赖程度：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对依赖程度的调查采用5分制里克特量表设计问卷。最后采用加总分的方式，根据达到的不同分数层次，判断其依赖程度，依赖程度分为严重依赖、普通依赖、有依赖倾向、无明显依赖四个水平。其主要指标有：①持续不断的登陆微信，期待有新消息。②难以控制登陆时长。③使用微信的时间比预计时间长很多。④曾经试图减少或停止使用微信，但没有什么实质效果。⑤无法使用微信时，感到焦躁不安，不自在。⑥常常打断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学习而使用微信。⑦常常将使用微信作为宣泄情绪、逃避现实的工具。⑧微信基本能够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⑨微信成为生活的必需品。（3）大学生微信用户在使用微信中，对现实人际交往的情况调查。包括单选题、多选题。最后的统计分析借助SPSS16.0软件进行。
2.研究假设。根据上述研究内容和研究变量，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以检验，H1：媒介依赖在大学生使用微信过程中普遍存在。H2：使用时长越长，对微信的依赖程度越高H3：对微信的依赖程度与现实中人际互动的频率和频次呈负相关。
三、研究发现
1.调查结果及分析。（1）微信使用情况。在被调查的160份问卷中，有154份有效问卷。其中曾经使用过和正在使用微信的为138人，有效比为86.2，没有使用过的为16人，有效比为10.4%。（2）微信使用时长。在使用过微信的用户中，使用时间在半年以下的人数为17.2%，半年到一年之间的为19.1%，一年到两年的为34.7%，两年及以上的为31.0%，使用时间在1年以上的人数占到65.7%。
表2 微信使用时长
综上所述，大学生对微信的接受度较高且接受时间较早，微信在大学生中比较受欢迎，也证明了样本的代表性。（3）微信依赖情况及程度。根据问卷设计中对微信依赖程度的指标测试，9个测试指标，每个指标对应5种态度：强烈同意5分;同意4分;中立3分;不同意2分;强烈反对1分。通过加总分的方式，计算出依赖程度，评断标准如下：A、39～45分（严重依赖）B、33～38分（普通依赖）C、28～32分（有依赖倾向）D、27分级及以下（无明显依赖）通过对问卷的分析，154人中，严重依赖者人数57人，占百分比为37%;普通依赖者65人，占百分比44%;有依赖倾向者26人，占百分比为17%，无明显依赖者6人，占百分比为2%。由此可见，大学生对微信的依赖为普遍现象。并且，对微信存在依赖甚至严重依赖的占到了总被调查人数的81%，由此可推断，大学生不仅对微信存在依赖，而且依赖程度较为严重。因此H1被证实。（4）微信使用时长与依赖程度的关系。将微信使用时长与依赖程度这两个定序变量用交叉表进行分析，其输出结果卡方检验中，其Asymp. Sig.（2-sided）值为p=0.0130.05，由此可见，微信使用时长和依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再进一步才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其输出结果Spearman Correlation Value值r=0.9440.8，可以得出相关性较强，且呈现正相关的趋势即微信使用时间越长其依赖程度越高。由此H2被证实。（5）微信依赖程度和现实人际互动频次频率的相关性分析。上文已经将对微信的依赖程度分为“严重依赖”“普通依赖”“有依赖倾向”“无明显依赖”四种，在变量测量层次中属于定序变量。在对调查的受访者设计的问卷有，有一道题目是测试是否因为使用社交媒体而减少现实人际互动的频率和频次。如果有，一个月内线上人际互动的频率为低、中、高三种;频次以一周为标准，分为0次，1～5次6～10次，10次以上。这里的现实人际互动是基于现实中与朋友进行沟通与互动，包括一起学习、生活、沟通交流、旅行等，要求互动的双方必须亲身“在场”，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基于微信的依赖程度和现实人际互动频次频率都是定序变量，因此对这两者的相关性分析采用的是交叉表分析中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析。其输出结果Spearman Correlation Value值r=-0.380，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呈负相关趋势。所以，可以说明大学生对微信依赖程度越高的用户，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人际互动的频率和频次越低。因此，H3被证实。
2.总结和讨论。（1）大学生对微信的依赖现象普遍存在。
在此次调查中，被调查的156位同学中，大部分同学存在着对微信的依赖现象。尽管不排除在样本的选取和代表性上存在操作性误差，但总的来说，此次调查的结果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微信，作为一种高端的网络交流工具，自推出以来以一种迅猛的态势进入大学校园。作为web2.0时代社交媒体的新生代表力量，微信以其独特的“语音对讲”、“手机群聊”“LBS”等功能受到了大学生的青睐。并且，在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方面，微信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社交平台。因此，社交需要相对旺盛的大学生群体更容易成为其忠诚用户，并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另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移动终端使用的便捷性也为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了方便，也是促使大学生形成社交媒体依赖的又一重要原因。如何将这种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控制在一个合理适度的范围内，不至于成瘾，还需要学校加强对媒介素养等相关方面的培训。（2）大学生“社交成瘾”直接影响其现实人际间互动。大学生是社交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社交媒体场域上的人际互动往往具有虚拟性的特点。谢榕指出，从网络的虚拟性出发，网络为人们的自我呈现和人际互动提供了全新的舞台和空间，自我呈现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特性下表现出和现实中完全不同[6]。另外，王婷婷也认为，人们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的是一种随着自己个性的“表演”，这样在网络这个空间里呈现出来的自我也是匿名修饰过的自我[7]。社交媒体因其架构的平台本身就是虚拟性的，所以社交媒体用户在表达和互动时运动的手段具有符号性和表意性。换句话说，社交媒体上的交往者往往运用各种表达符合和形态各异的面具来“伪装”自己，每个个体都是角色表演中的导演。这一点和现实中人际交往有所差异，即便是现实中人际互动也同样有“表演”的痕迹，但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毕竟交流双方的身体“在场”，通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交流的双方似乎表演的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对社交媒体产生依赖的大学生往往会因在在线上活跃的时间增加而直接导致在现实中人际交往的频次和频率降低。因此，尽管社交网络中的互动还是“人”的互动，但随着互动过程的整体框架的改变，个人在实现互动和呈现自我时使用的技巧和结果发生明显变化（戈夫曼），日积月累的这样下去，其实不利用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和融入社会，不利用身心的健康发展。“我喜欢在朋友圈发我的照片，每次发照片之前我都可以先使用美图秀秀（照片美化工具），通过加工，瞬间我就很有自信。每次点赞的都是一大群人，在这一大群人中，其实特别熟悉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甚至没见过几次，但他们每次回复说我又变漂亮了我就十分满足。不过每次有不太熟悉的人约我出去玩时我又会感到恐惧，特别是在我脸上的痘痘冒出来的时候”。
因此，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人际互动其实是出于一种印象管理[8]，可以通过一系列手段来调节他人对自我的认识，而现实生活中交往往往不具备这样的可操控性，这也是许多大学生迷恋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人际交往的最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大学生依赖社交媒体还会导致人际间情感梳理和人际冷漠。社交媒体场域下的人际交往不同于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在网络建构的虚拟世界中，其安全、隐匿的特点满足了人们表达真实情感又害怕受到伤害的心理[9]。由于在社交网络中大学生得到情感认同和满足，一些大学生在心理上对线上人际互动具备了强烈的归属感和依赖感，一旦在现实社会中出现偏差时，往往会产生无所适从的焦虑和恐惧，因此反而会助长冷漠厌倦的情况。在这种消极的情绪作用下，甚至会形成自我封闭的心理，造成大学生一系列不利心理问题。由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发表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网民生活形态研究中指出：越是重度依赖用户，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隔离认同度越高。因此，大学生也应该引起重视，如果过度的依赖社交媒体，与社会生活脱节的可能性越大，难免也会造成人际交往障碍和隔阂[10]。因此，一方面大学生在未来的媒介使用过程中，要适度把握使用时长，掌握正确的社会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学校和社会可以通过给予一定的媒介素养教育来提升大学生的媒介使用习惯，做到趋利避害。
四、不足及问题
第一、本文采用的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样本选取和样本数量上可能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科学性。第二、本文的落脚点在社交媒体，但仅选取微信作为个案研究，说服力略显欠缺。第三、媒介依赖理论作为比较成熟完整的理论，考察的是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本文中，并没有对媒体需求这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探究大学生使用微信是因为满足了其个人需求从而产生的依赖，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论文需要继续完善的方向，在后续研究中，会主要解决这部分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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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婷婷.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J].学理论，2011（17）.
[8]（美）戈夫曼著.黄爱华，冯刚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社交媒体个人信息分享与社会资本提升
王秦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024）
摘要：就信息内容而言，社会媒体与此前大众媒体的一个最大不同，是普通人的个人信息大量进入了传播领域。个人资料、个人体验与个人生活等三种主要的个人信息类型，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与传播分别产生不同的效应，从而作用于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并最终促进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提升。
关键词：社交媒体 个人信息 社会资本
社交媒体是一种web2.0技术的应用，是指“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等”[1]，最大的特点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就其传播内容而言，社交媒体与此前大众媒体的一个最大不同，是普通人的个人信息大量进入了传播领域。尽管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等巨大风险，人们还是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传播个人信息。根据隐私计算（Privacy Calculus)理论,个体在披露个人信息的行为时，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当个体认为披露信息的总体收益超过,或者至少相当于所感知到的风险时，他就更有可能披露个人信息。现有文献表明，用户之所以愿意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个人信息，最主要的原因是用户认知到这些网站是(有用)的，能够满足人们在娱乐、人际交往、信息获取以及消磨时间等方面的需要。本文以“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为视角，对个人信息分享给个体带来的价值予以分析。
“社会资本”是由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的一个理论概念，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在90年代前后的著述《创造人力资本的社会资本》等，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纳入到主流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则将这一理论引入对媒介使用的研究之中。尽管对于什么是社会资本，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看，这一概念的着重点是指通过社会联络而获得各种资源或利益的能力。
普特南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崩溃与重现》一书中将社会资本区分为连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团结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前者是指“弱连接（Weak ties）”提供的有用的信息以及角度，但不包括情感支持；后者则是指家庭好友等“强连接（Strong ties）”提供的情感支持或对稀缺性资源的获取。密歇根州立大学的Nicole B. Ellison等人又提出了维持性社会资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这一类型，即一个人在经历生活变动时维持有价值的关系的能力[2]。这三种社会资本的划分同样可以成为我们观察私信息传播价值的维度。
我们首先对社交媒体上的个人信息进行分类，根据其包含的内容，我们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个人资料（姓名、性别、联系方式、籍贯、曾就读学校等）、个人体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情绪感悟等）与个人生活（个人经历、生活细节等）等。我们认为，这三种信息的分享与传播分别产生不同的效应，从而作用于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并最终促进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提升。
表1 个人信息类型与对应的社会资本
个人信息类型
包含内容
产生效应
社会资本类型
个人资料
姓名、性别、联系方式、籍贯、曾就读学校、工作单位等
公开、真实
连接性社会资本
保持性社会资本
个人体验
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情绪感悟等
亲密
团结性社会资本
个人生活
个人经历、生活细节等
真实、可信
亲密
关键词：国际传播；媒介进化论；图像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66-07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国际传播不仅是一个国家对外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和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①相较于中国快速提升的政治经济地位，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实力却一直较为羸弱，其国际传播声音仍相对弱小，远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②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传媒实力仍然较为薄弱，“西强中弱”的媒体格局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自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因“宣传味过重”“传者本位”“原创力不足”“缺乏针对性”等问题而长期广受诟病。用业内人士的话讲，就是中国的国际传播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说别人不感兴趣的事。③如何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是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利用新媒体进行国际新闻报道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中，社交媒体的表现尤为显著，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兴阵地。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一的30岁以下成年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资讯。同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约有25%）开始使用这种方式来接收新闻。④基于庞大的用户数量与受众获取新闻习性的变革，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发送突发新闻信息和及时性事件的有效平台，成为媒体机构内容和吸引受众的不可或缺的工具。⑤鉴于社交媒体在国际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日增，不少国内学者已将其视为提升媒体国际传播力的一项有力武器⑥，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激发“草根”阶层的新闻生产活动，也可成为加强中国对外媒体与国外社群和民众之间互动的有效途径⑦，以此提升中国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和亲和力⑧，进而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
近几年来，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下，视觉化信息逐渐成为社交媒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以图像信息为基础传播信息模式的新型社交形式――图像社交媒体应运而生。当前，已经有多款图像社交媒体和app（手机应用）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如Instagram（照片墙）、Tumblr（汤博乐）、Snapchat（色拉布）等。这些社交媒体富含视觉图像元素，如GIF动态图片、人物自拍以及表情符号，反映了在网络传播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内容主题：我们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能让自己以视觉化形式出现在在线空间当中。⑨但国内目前对图像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践和相关学术研究均显不足。现有研究所选择的社交媒体多为知名度较高的Facebook（脸书）和Twitter（推特），对于图像社交媒体这样新兴的媒体形式缺乏足够的关注，就图像社交媒体所开展的研究也没有关注其与国际传播的关系。因此，笔者选择以图像社交媒体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中国主流媒体在信息时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尝试提出针对性的提升策略。
二、媒介进化视角下的图像社交媒体
在大多数的图像社交平台中，图像是最为主要的信息，文字则作为图像的一种解释工具出现。这种“以图代文”的视觉化传播导向既是图像社交传播平台的信息传播特点，也是其在进行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时的媒介渠道的先进性所在。而这种先进性在媒介进化论视角下更得以彰显。
由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提出的“媒介进化”这一视角，主要关注整个媒介系统中各种媒介孕育、产生、发展、融合、消亡的动态序列结构历程，以及不同媒介间竞争、互动、共生等关联结构状态。⑩在此框架下，莱文森将媒介技术的演化视为“由人指引的”理性的自然选择下的动态过程。B11在人性自主选择的影响之下，媒介的发展进化逐渐体现出一种人性化的趋势，即代表媒介发展的先进方向的新媒介必然比旧媒介更能够满足和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就图像社交媒体而言，可利用媒介进化论的视角，来分析其在国际传播中所具有的先进性和优势。
1.符合人类图像阅读的本能性倾向
莱文森曾指出：“演化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播模式。”B12所谓前技术时代的人类传播方式，是在不借助任何外在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最为直接的信息接收与传播方式（如面对面的信息交流），以及对于色彩、声音的自然感知。而语言和文字，则是对前技术所进行的延伸。由于这种前技术时代的传播方式需要以人的生理特性为基础，因此，莱文森认为，媒介的进化方向必须适应人类最基本的生理感官功能，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前技术环境当中，人类需要依靠自身的视觉感官形成对自然界的认知，而图像则是人类通过对自然界的模仿和自身的想象所创造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人类具有一种阅读图像的本能性偏向。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制作图像，并将其运用于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例如早期人类留下的壁画和图形这样的视觉符号。而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摄影、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图像越来越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最常接触的信息形式。有研究显示，当今社会中有85%的信息以视觉方式进行传播，图像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B13
传统以文字为驱动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以及微博，都是以文字构成平台内基本的传播信息。而在图像社交媒体中，用户对信息的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图像的解读，而非对文字的理解，即为“图像第一，文字第二”的信息读取方式，从而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导向”文化。因此，很多图像社交媒体在平台基础设置上都强烈地突出了读图视觉化导向。如知名图像社交媒体Instagram和Tumblr，它们在个体的账户界面主页上出现的文字信息很少，且集中于对账户的基本情况介绍。而在信息的呈现上，每个账户所的全部信息在主页中都是以图片（或视频缩略图）的形式出现，不存在任何的文字解释或标题。在展现某一条信息时，Instagram和Tumblr都以突出图片的方式，让其占据设备屏幕中的最主要位置；并将文字放置在图像的下方，用户阅读信息的顺序是先浏览图片后阅读文字，以此凸显图片的视觉主体地位。图像社交平台所突出的这种图像阅读导向顺应了前文所提出的人视觉化阅读本能。以图片作为基本信息来进行传播，更接近人类在前技术环境中的传播行为。
2.高现实复制度与广空间延伸性
在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中，媒介所具有的复制与延伸功能，是其符合人性化需求的重要因素。莱文森认为：“人性化趋势媒介的进化趋势是再现真实世界的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这样的再现又试图维持原始媒介在时空方面完成的延伸。”B14这里的复制，指的是媒介信息对于现实世界的还原能力；而延伸，则对应于媒介信息传播的跨时空能力。也就是说，媒介进化以提升信息传播的“保真度”和“自由度”为方向。B15相较于文字，摄影图片对于真实世界的还原度和保真度更高。莱文森就曾经高度评价摄影技术对于现实世界的还原力度，他指出：“用摄影术传达外部世界方方面面的完美观念，很接近外部现实的情况。”B16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对使用图片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合理使用新闻摄影图片，可以让报道对新闻事实的还原程度得到强化，从而增强国际受众对新闻内容的理解，提升传播的效果。当今新闻受众对新闻的阅读需求，已经和一种“要么有图片，要么什么都没发生”的规范一起，发生了一种“图像化转变”。B17新闻受众开始希望能够从新闻事件的目击者视角来了解甚至体验新闻。
图像社交媒体所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取自真实世界的摄影照片和视频，在复制现实世界的“保真度”上，比文字媒体更加符合人性化发展趋势。在延伸性方面，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技术可以让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实现即时性的交流互动，从而极大地扩展信息传播的空间延伸性。总之，与传统媒体相比，图像社交媒体拥有社交媒体所共有的信息传播延伸性优势；与非图像化的社交媒体相比，它还具有较高的现实性还原优势。
3.满足人类交流的便捷性
能够实现使用者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的目的，是媒介进化中满足人性化需求的重要发展方向。具体到图像社交媒体，可分别从移动化、交互性和跨语言性三个方面来促成人类的便捷化交流。
（1）移动化。依照莱文森的观点，与他人交流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有了说话的能力，再加上和远方人说话的自然而然的欲望――无论他们和我们在何方都有想说话的欲望――我们就必然走到手机这一步。B18而行走移动又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天性，这就造成了人类必然渴望获得一种能够一边行走一边与人交谈的媒介。沿着走路和说话这对子关系的协调发展是媒介人性化的重要内涵。B19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莱文森将手机视为能够同时满足人类交流与行走需求的理想媒介。他指出，能够让人们与不在身边的人进行交谈，是手机所具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能够满足人类人性化需求的关键所在。因此，传播媒介的移动化趋势已成为媒介进化满足人性化需求的发展方向。
（2）交互性。与其他媒介相比，图像社交媒体的平台设置更加贴近智能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与使用心理。用户在通过图像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信息阅读时，只需通过简单的手指滑动，即可实现对上一条或下一条信息的浏览，无须多余的操作。而在分享时，图像社交媒体也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分享信息所需的操作步骤，全部的分享行为可在手机中通过简单地点击发送而完成。在与他者交流的互动性方面，正如手机让人们可以与远方的他者进行即时通话，通过使用图像社交媒体，大幅压缩了原先存在于图像信息生产与社会互动交往之间的时间差，让人们可以一边进行拍照，一边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所拍摄的内容进行互动。这种将具体的信息生产行为与社会互动结合的特性，体现出了图像社交媒体立足移动网络所带来的媒介互动性。
（3）跨语言性。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直是不同语言背景个体之间传播交流的巨大阻碍，也是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图像社交媒体中，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误读风险可被较大程度降低。与文字相比，图像本身作为一种信息或对文字信息的诠释，因其直观、鲜明、生动，更能被受众认知与把握。B20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使用图像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文字在使用过程中因文化和语言问题出现的误读风险。正所谓“一帧图像胜过一千个词语”，图像作用于人的最直接的视觉感官，是一种直观化、浅层化和感性化的阅读方式，因而能够超越文化、跨越国界、排除语言障碍并进入各个领域与人们进行交流与沟通B21，成为“全人类通用的符号”、一种具有优势性的可以促进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信息表达形式。
三、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已有不少中国主流媒体开始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中开设账号，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媒体仍处于整个社交媒体传播网络中的边缘位置，在社会资本的整体拥有量上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B22因此，了解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的传播现状，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提升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的国际传播力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采用中美对比的视角，选择以当前在全球范围最为流行的图像社交媒体Instagram为观察平台，并在媒介进化理论框架下，从媒体内容生产的一般要求、社交媒体属性体现、图像社交媒体所特有的视觉表达属性三个层面入手，对比中美媒体账户在信息上存在的差异，以此探究我国在图像社交媒体开展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Instagram中全部中国媒体账户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笔者选择以CCTV-NEWS和People′s Daily这两个表现较为出众、已在平台上吸引了一定规模关注人数的账户作为中国媒体的样本来源B23，并以CNN和NYTIMES作为美国媒体样本来源作为对照。在具体内容的样本选择上，以周为抽样单位，对这4个媒体账户在2016年6月和7月所信息内容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获得2个周的样本，总计样本信息330条。B24经过内容分析后B25，发现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存在如下问题。
1.媒体内容生产的一般要求层面
（1）信息缺乏权威性、时效性。权威信源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是提升媒体社交账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标明信源可以提升账户自身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但是，这一点却被Instagram中的中国媒体账户所忽视，致使中国媒体账户所信息在权威性上落后于美国媒体。在CCTV-NEWS所的信息中，仅有30%（9条）明确指出了信息来源；而People′s Daily账户仅有7%（12条）的信息标注了信源。反观CNN和NYTIMES，其的大部分信息都有具体的来源出处，占比分别为95%（52条）和100%（79条）。在社交媒体中，账户信息时效性强弱，会直接关系到信息的可信程度，进而影响受众对于该媒体账户的权威性感知。独立样本t检验（t=2.71，df=116.847，p
（2）新闻类信息不足。就Instagram中的媒体账户来说，所的信息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事件新闻类信息（内容为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另一类为趣味性信息（反映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动植物影像等不具有新闻性的内容）。对比显示，中美媒体账户在信息的类型分布上存在着显著差异（χ2=36.28，df=3，p
2.社交媒体属性用
（1）媒体账户之间的互联程度较低。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在从属于同一媒体机构的不同账户之间展开信息的联动，可以让单一媒体账户中的部分用户将关注点转向其他账户。这种关注的转移不但可以使用户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也可以同时提升一家媒体机构下属的所有账户的受关注程度。就Instagram平台而言，卡方检验（χ2=58.972，df=3，p
（2）用户反馈程度方面中美差距明显。用户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反馈，反映了媒体为用户提供能动性、接近主体性人的潜在可能，是评价媒体传播效果的标杆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媒体所具有的传媒影响力的重要参考。在Instagram上，这种反馈主要体现于用户的点赞和评论。数据显示，美国媒体账户信息所获得的平均点赞数（12331.91次）和评论数（155.56次），均显著高于中国媒体账户（1781.53次；5.46次），中美之间差距较大。另外，用户对信息的反馈力度与信息形式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从信息收获的点赞情况来看，中国媒体所的图片信息获得的平均点赞数（1589.56次），显著低于视频信息所获得的平均点赞数（9114.80次）。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美国媒体账户中。也就是说，中美媒体的Instagram账户所的视频信息会比图片信息获得更多的用户反馈。
3.视觉表达层面
（1）人性化视觉主体展示频率较低。在利用图像进行信息传播时，对视觉主体形象的选择至关重要。这种视觉主体形象关系着传播者想要表达的传播主题，也是信息受众在对图像进行解读和解码时的主要意义来源。在考察中美媒体所的信息中，中国媒体所使用的视觉主体前三位分别是动植物、自然环境和普通民众。美国媒体对视觉主体的选择与此恰恰相反，普通民众、名人与艺术表演者、政治人物成为美国媒体的主要视觉主体内容。不同主体形象的使用，背后所蕴含的具体的内涵和意义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性。中国媒体将Instagram作为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选择了中国一些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形象作为典型形象，吸引更多的海外用户关注。在国民形象的选择上，则采用了普通的民众代替政治首脑作为主要的国民形象来源，是出于降低信息中的政治含义的考量，增加展示人物形象的“平民化”特性，以避免原有中国媒体国际传播中出现的“宣传味”过重问题。美国媒体则显示出了其对于政治生活的热切关注以及对本国发达文化体育产业的自信心。在人物形象的选择上，美国媒体使用人性化视角，来突出一些突发事件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
（2）视觉主体的色彩运用忽视跨文化性。在Instagram中，中美媒体在信息的色彩运用上也透显出差异，体现了不同的意义内涵和审美诉求。这是文化差异性在审美表达中的重要体现B26，而不同色彩的运用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而言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因此，针对异质文化使用具有特定含义的色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文化语境下的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和理解认识，提升跨文化传播的致效性。从具体实践来看，CCTV-NEWS和People′s Daily账户使用频率最高的主体颜色为暖色调的黄色及其近似色。对比之下，CNN和NYTIMES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主体色彩则为冷色调的蓝色及其近似色。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黄色代表着高贵感与权威性，同时也具有欢乐和愉快的意义，是一种具有正面积极倾向的色彩。B27但在一些西方文化中，黄色却带有一定负面意义。如在德国和俄罗斯的文化中，黄色则代表嫉妒。B28再如，蓝色在美国文化中，被认为是代表国家共同体的颜色。但在一些东亚地区，蓝色则会被冠以冷酷和邪恶的内涵。B29中美Instagram账户在颜色使用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色彩蕴含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文化内涵。中国媒体较多使用以黄色或同色系颜色作为信息内容主体色彩，更多的是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由黄色所代表的一种权威性意义内涵，也符合其媒体自身的官方色彩。但这种色彩的运用策略，可能会在一些西方国家令用户感到不适，并影响信息传播效果。
四、利用图像社交媒体提升国际传播力的策略
通过前文Instagram平台中美账户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在媒体内容生产一般要求的实现、社交媒体属性体现以及图像社交媒体视觉表达三个层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美国媒体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传播力明显弱于美方。总之，中国媒体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图像社交平台所具有的先进性来进行国际传播活动。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媒体未能足够重视新兴的图像社交媒体，也没有充分了解图像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因此，要改变图像社交媒体中“西强我弱”的传播现实，并利用图像社交媒体来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必须提高对以Instagram为代表的图像社交平台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外媒体的入驻力度，增加单一媒体集团开设账户的数量。除此之外，在账户的日常运营上，还应该注意账户信息的频率，将其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线上，避免出现“半途而废”状况，使已经获得的关注人数大量流失。从媒介进化的视角来看，中国媒体在利用图像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进一步满足媒体内容生产的专业性一般要求
（1）提升信息的权威性。如前文所述，中国媒体账户所的信息在权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无论是在对权威信源的利用上，还是在信息的时效性上，都落后于美国媒体账户。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需要注意在日常的信息中清楚标注信息来源，在自身采稿基础上，多采纳一些来自国内外较知名媒体所的信息，以使用权威信源的方式提升信息的可信度。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强化信息的时效性，尽量缩小信息内容发生日期与信息日期之间的时间差，增强受众的权威性感知程度。
（2）增加视频信息。Instagram媒体账户所的视频信息比图片信息更容易获得用户的点赞与评论。从中获得的启示是，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在平台条件许可的前提之下，信息者应注重增加视频类信息的l布力度，以适应用户在信息接收时的阅读习惯。增加视频信息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中国媒体的信息获得更高的用户反馈，从而增加中国媒体的信息对图像社交平台用户的吸引力。
（3）提升新闻类信息频率。作为对外新闻传播在社交媒体中的窗口，新闻类信息仍然是中国媒体所肩负的首要职责。通过对Instagram中的中美媒体账户对比发现，中国媒体在新闻信息的频率上显得有些落后，过于重视趣味性信息。因此，对中国媒体而言，需要在新闻类信息与趣味性信息的频率间重新进行平衡，增加新闻信息的数量。在新闻信息的题材上，可以仿照美国媒体，加大时政类新闻的频率。
2.充分发挥社交媒体优势属性，增强账号与平台间的联动交流
媒体账户之间的互动性缺失，是中美媒体账户在Instagram中存在的明显差异之一。为了改变中国媒体在平台中所呈现出的“单打独斗”格局，需要增加账户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这种联系互动不仅包含同一媒体的不同账户，在不同的中国媒体间也可以进行。通过账户之间的联动交流，将单一媒体账户中的已有受众吸引到另一媒体账户当中，以一种“互帮互助”“以老带新”的方式，提升中国媒体在社交媒体中的整体用户关注人数。
除了强化同一平台内部账号之间的互联互动之外，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之间，也可通过主页设置和账户链接的方式来实现相互间的串联。这种平台间的串联并不局限于不同图像社交媒体内部，在图像社交和传统文字社交平台之间，也可建立一种互联互通的密切联系。这种平台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他社交平台中的用户快速吸引到某一新兴图像社交媒体当中，从而快速扩大媒体账户受众规模，提升图像社交账户的传播力。
3.善用图像社交媒体的视觉表达性和文化差异性
图像社交媒体的视觉化特性，会放大视觉主体在信息内容中的呈现力度。因此，中国媒体在信息时，要注重对视觉主体的选择以及对不同主体色彩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差别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在视觉主体的选择上，可以参考其他西方媒体的做法，多将镜头对准新闻事件中的普通民众，适当增加普通民众作为视觉主体的信息频率，降低国际受众对于中国媒体“宣传味”过重的负面认知。在对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视觉主体选择上，同样也要参照国际受众的喜好，从受众角度出发，多使用一些广受他国民众欢迎和认可的中国符号作为视觉形象主体。
而在主体颜色的运用上，中国媒体在日常的信息活动当中应该改变固有的色彩认知，适当了解各种颜色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代表含义，并尊重国际受众对于某些色彩的负面认知传统。在信息时，多选择一些在大多数文化语境中都蕴含积极正面含义或不具有特定指向意义的颜色作为视觉主体中最醒目的颜色，降低负面指向性色彩出现频率，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中用户的色彩认知。
五、总结与讨论
提升国际传播力，从技术操作层面上来讲，需要从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介所具有的先进属性入手。笔者利用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论证了图像社交平台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证明它是进行国际传播的理想平台之一。与此同时，通过对中美媒体在Instagram中的现状进行内容分析和图像意义解读，得出中国媒体在使用Instagram进行国际传播时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图像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的结论。首先，在基本的媒介属性上，中国媒体所的信息权威性和时效性与美国媒体相比差距较为明显，且在信息内容的题材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分布失衡现象。其次，在利用社交媒体属性上，也存在着与其他社交平台和账号之间的交互性不足与用户反馈程度较弱的问题。最后，图像社交的视觉表达中所体现出的中美差异，说明中国媒体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较少注意到异质文化受众的文化习俗与特点，从而会在视觉主体和色彩选择上对跨文化传播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三个层面上的不足，让以Instagram为代表的图像社交媒体具有的媒介进化先进性难以在国际传播中得到充分的利用与施展。
当然，利用图像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消极影响。图像所具有的视觉吸引力可能会造成受众在信息接收时产生一种“图像依赖”，忽视文字信息所传达出的内容，造成国际传播中的信息量流失，出现理解偏差的可能。出于对图像画面美感的主观性认知，也容易造成信息者在信息时只是选择那些看上去很“漂亮”的图片，忽视一些虽然视觉美感不足但具有高度信息承载量和新闻重要性的图片信息，导致在国际传播中重现“报喜不报忧”式的传播。
除此之外，仅通过对内容进行分析和图像解读所发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原因。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未来的研究应该将立足点放在图像社交媒体的用户上，需要配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来探究用户在面对图像社交媒体中的信息特别是跨文化信息时的信息接收、信息解读、理解记忆等行为上所具有一般性特征。这些研究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的传播力。
注释
①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②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③熊慧：《解析国际传播研究的若干“迷思”――兼议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机制》，《新闻记者》2013年第9期。
④M. P. Clark. In Changing News Landscape， Even Television is Vulnerabl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http：///2012/09/27/in-changing-news-landscape-even-television-is-vulnerable/， 2012-09-27.
⑤D. K. Kilgo. Media landscape on Tumblr. Digital Journalism， 2016， Vol.4， No.6， pp.784-800.
⑥胡智锋、刘俊：《主体诉求渠道类型：四重维度论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
⑦史安斌：《探析全球传播变局与我国外宣思路》，《中国国情国力》2014年第11期。
⑧匡文波、张蕊：《“微”时代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4年第6期。
⑨T. Highfielda， T. Leaverb. Instagrammatics and digital methods： Studying visual socialmedia， from selfies and GIFs to memes and emoji.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atrice， 2016， Vol.2， No.1， pp.47-62.
⑩郑恩、范宇：《媒介进化论质性框架初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B11B14B16[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2、37、84页。
B12[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B13张浩达：《视觉传播：信息认知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B15崔林：《媒介进化：沉默的双螺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3期。
B17S. Allan， C. Peters. Visual truths of citizen reportage： Four research problema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 Vol.18， No.11， pp.1348-1361.
B18[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B19陈功：《保罗・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媒介进化理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B20张东：《具象传播在网络跨文化传播中的方法论意义》，《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
B21周勇：《影像背后：网络语境下的视觉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B22韦路、丁方舟：《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B23两个账户不仅在信息总量大大超过其他媒体账户，而且其关注人数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较快水平上，分别从观察初期（2015年11月）的约1.7万人和23.9万人，增长至撰文时（2016年10月）的60多万和110余万人。
B24各账户样本数分别为：CCTV-NEWS 30条，People′s Daily 166条，CNN 55条，NYTIMES 79条。
B25内容分析编码由两位双语编码员完成。随机选取33条信息，采用霍尔斯蒂系数法进行编码员间信度检验，各关键变量的信度指数均高于0.7。
B26Mubeen M. Aslam. Are you selling the right colour？ A cross-cultural review of colour as a marketing cue.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2006， Vol.12， No.1， pp.15-30.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传播；公众号；社交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71-02
作为一种在线信息的新来源，社会化媒体反映了“消费者为了相互增进对产品、品牌、服务、个性和其他问题的了解，而创造、发起、转发及运用这些信息”的沟通及传播过程。①由于国内部分外网或者国外社交软件的限制使用，中国本土的社会化媒体应运而生。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下，社会化媒体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与沟通交流、商务金融等应用融合，借助其他应用的用户，形成强大的关系链。
一、移动端的热潮
根据《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了92.5%，较2015年底增长了2.4个百分点，使用率远远超过电脑等其他常见设备。网民向移动端聚拢的趋势加快了部分主流社交媒体的发展，如微博、微信、QQ。具备社会交往功能的社交软件成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桥梁。社会化媒体的社交性表现在赋予用户创造内容并进行传播的权利上。
二、微信公众号：微信与媒体的功能结合
微信公众号共有三种类型，即服务号、订阅号、企业号。服务号主要偏向于服务交互，现在多将服务号与电子商务结合，每个月可群发4条消息；订阅号主要偏向于向用户传达资讯，是重要的宣传渠道，每天只可以群发一条消息；企业号主要用于公司内部通讯，需要先有成员的通讯信息验证才可以关注。根据2016年腾讯用户数据报告，截至2016年2月，微信已有公众账号超过1000万，公众号日提交超过70万的群发消息，获取资讯是用户关注公众号的第一需求，其次是了解企业动态和商家优惠。
（一）公众号是一种社交型内容平台
公众号的社交性让用户有更多参与感。公众号为一种双向传输的信息渠道，承载了新媒体传播的逻辑拓扑结构（环形），将双向交流的频率增多，交流更深入。用户与传播者地位平等，用户不再轻易受转播者摆布，而是可以通过媒体以及与其他用户的互动发出更多声音，影响信息传播者。
（二）公众号是一种内容融合型媒体
内容融合就是将不同媒介形态的生产，依托数字技术形成跨平台、跨媒体的使用，利用数字化终端，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内容融合型产品。②在互联网推动作用下，新媒体发展日盛，传统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转型成为传统媒体共同的出路。如今，大部分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杂志，积极开拓新媒体道路，其中一种就是开设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所体现的包容性为传统媒体开拓新媒体市场提供了渠道。
（三）多媒体阅读模式
在移动端，微信公众号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图文，音乐、视频的插入增加了公众号表现形式的丰富性。公众号的图文排版形式也在改变着用户的阅读习惯，区别于纸质文章，在移动端阅读的时候用户是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去仔细钻研文字的。点开文章，影响用户第一印象的是排版，用户是否愿意继续往下阅读则是由内容的价值与质量决定的。
三、社会化媒体传播模式分析
社会化媒体传播具有个性化、交互性、即时性、碎片化的特征。首先，内容个性化。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订阅公众号或者关注不同的信息，自由选择接收地点、时间以及媒介表现形式。其次，交流互动性强。用户与传播者利用互联网工具进行及时交流，用户意见在第一时间让传播者知晓。再次，信息传播即时性强。去掉复杂的后期加工程序和审核，社交化媒体在网络的帮助下实现了咨询传播“零时差”。最后，信息碎片化。社交媒体的快节奏传播模式是导致信息碎片化的主要原因。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颠覆了媒体的概念，提出媒体是人体的延伸。这一概念是对新兴媒体的重新诠释，也是社会化媒体最形象的表述。社会化媒体将人际交往发生的场所移向了云端，受众接收信息、受众间交流都由现实转向虚拟。在研究社会化媒体传播的时候借助媒介延伸理论能够让研究人员更好理解“社会化媒体”本身。
下面以微信公众号为例对社交化媒体进行深入分析。
（一）网状传播
从图1.0可见，公众号流量的持续提升最重要的一步是用户转载而形成网状式传播。在此结构中的每一个用户作为一个中心原点进行线性扩散，接收到信息的人又成为新的传播中心，传播效果就像核裂变一样产生出强大的传播影响力，信息的传播效率大大提高。用户由过去的被动接收，变为主动参与。
据2016年微信数据化报告，促成用户分享的三大要素为价值、趣味、感动。对于热点的追踪，由于微信公众号内容推送条数的限制，导致了公众号时效性不如微博。所以要构成网状式传播需要一定条件，只有当公众号内容能够引发用户产生转发的行为，传播过程才能持续不断。霍夫兰“刺激-反应”理论提到，在新态度的传播过程中，注意、理解和接受三个变量的重要性。基本假设用户只有在采取一种新的反应能带来更大的利益，用户才会改变他们的态度。在公众号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从如何引起用户注意，让用户对内容一目了然，再到引起用户共鸣，这是一个成熟的公众号传播过程。
（二）传播的相对封闭性
微信自媒体更突出的特点是相对的封闭性。微信群体受众是“物以类聚”的细分，每个使用者的内容都只能在自己的微信好友圈中看得见，不同于在微博上发送的消息，是可以选择向全网公开的。公众号是只有当用户选择关注该公众号之后才会接收到公众号推送的消息，这时候的传播很难形成体系和大范围的再次传播，导致的问题就是推广难。所以很多运营者的策略是在活动中要求用户转发至朋友圈获得奖励，以此来鼓励用户形成二次传播。
（三）强交互性
在传播过程中没有中心节点，每个节点都可向其他节点发送信息成为信息源，而且任何两点是能够通过网络进行双向信息交流，交流的途径不止一条。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用户在接收公众号推送的信息的时候是受众，当受众要将内容转载并附上几句感言的时候，又成为了新一轮的传播者。
微信的功能设定决定了公众号强交互性的特点，具体功能体现在自定义菜单、自动回复、文章留言。在成功关注公众号之后会进入主菜单页面，一般的公众号会在下方设置一些基本资讯的查询选择，也可以选择直接发消息给公众号后台，传播者与受众能进行及时沟通。文章留言类似于文章评论，但是公众号留言是经过工作人员筛选后才会在文章末尾显示。公众号留言区成为了用户交流的“社区”，评论的开放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
注释：
①MANGOLD W G，FAULDS D J.Social Media： The New Hybrid Element of the Promotion Mix[J].Business Horizons，2009，（52）：357-365.
②宫承波，庄捷，翁立伟.媒介融合概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22.
参考文献：
[1]杨佳昕，谷悦.社会化媒体对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启示――从微信公众号谈起[J].编辑之友，2014，（10）：55-57.
[2]詹恂，严星.微信使用对人际传播的影响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12）：112-117.
[3]宫承波，庄捷，翁立伟.媒介融合概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
一、科技信息供求脱节、传而不通
科技传播供求脱节、传而不通主要指媒体提供的科技信息与公众需求存在距离，共同的话语空间太小或不存在。虽然科技信息源源不断通过媒体传播出来，但由于不符合公众需求，很难激发关注热情，结果便是传而不通。在科技报道中造成传而不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传而不需。所谓传而不需是指媒体提供了大量公众不需要的科技信息，无法形成有效传播。这些无效传播行为，表面上热闹非凡，实质上大大降低了科技报道的传播质量。比如专业色彩太强、实用价值不高、远离公众生活的科技报道，便很难满足公众的阅听需求。
其二，需而不传。需而不传是指公众有强烈需求，媒体却疏于提供，结果造成公众需求被漠视，公众对需要的科技信息求索无门。其实科技知识无所不在，公众在这方面的需求多而广，从工作到生活，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公众都需要相关知识的指导。比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盼望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大众传媒获得科学种田的知识！就连围着厨房转的家庭主妇，也需要了解生活中的各种科学常识。对于公众而言，科学技术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实实在在，它联结着健康，联结着收获，联结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如果我们的媒体在传播科技信息时，时刻想着满足公众需求，深入了解体察民情，就能够及时提供民之所需，妥善处理科技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供求脱节问题。
无论是传而不需还是需而不传，从传播效果分析，最终便是传而不通。传而不通意味着传受双方在信息供求方面不和谐，属于无效传播。在媒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无效传播不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和宝贵的媒体资源，最为糟糕的是公众资源的流失。从发展的眼光看，公众阅听兴趣的缺失，将严重影响媒体发展，而且不利于科技传播。当然，政府通过大众传媒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目的也很难实现。
二、由“使用与满足理论”看公众对科技信息的需求
解决传而不通的矛盾，关键是传播内容。只有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由外而内决定传播内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媒体传播什么样的科技信息，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呢？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人们接触某种媒介以及媒介传播的内容，是为了获得某种需求的满足。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公众阅听某些科技信息源于对相关信息的需求，需求如若被满足，公众便会频繁利用媒介；反之，公众则失去阅听兴趣。这样，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科技报道有效传播的传通模式：公众需求科技报道内容公众需求满足科技报道有效传播。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后期研究者布勒姆的分析，个人从媒体获得满足有三个社会根源：1．常见的原因：由于性别、年龄以及社会角色不同会使人们产生对媒体的特定需求和期望；2．更多地接触媒体，带给人们社交的机会或由于缺少各种社交机会，想从传媒那里得到补偿；3．个人对自己的社会状况的主观反映或调整。
依据布勒姆的观点，分析公众对科技信息的使用与满足，大致可以把公众的需求动机归为三类：生存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发展的需求。
生存的需求：即不同性别、年龄以及社会角色，由于生存问题产生的对科技知识的渴求。这是公众最感兴趣、最需要的部分。比如：食品安全中的基因问题、纳米技术运用于服装行业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以及生物技术、通信技术等一系列科技问题。这些涉及衣食住行的科技问题，联结着公众的日常生活，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如果媒体能够充分提供这方面的科技信息，便有可能使传播有的放矢，从而避免传而不需、需而不传尴尬局面的产生。
社交的需求：作为社会成员，任何人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科技知识有可能成为谈话的议题，因此，人们往往关注一些科技现象或新奇东西，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对其生存带来直接影响，但有可能发展成为与人谈话的议题，成为社交的一部分。比如，“神六”飞天的报道，吸引了全国无数人的眼球，并成为舆论焦点，而对“神六”方方面面的报道，大大推动了相关航天知识的传播。
发展的需求：除了生存与社交的需求外，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对于科技知识的需求还存在行业区分。就工作而言，对科学技术的了解与把握，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关系着每个从业者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因此，公众在涉猎科技信息时，往往还要关注与其工作或职业密切相关的内容，这便是发展需求使然。比如农民对科学种田感兴趣，因为这些科技知识关乎其经济收入。再比如人类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其中生物芯片技术及产品，将对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医学诊断、新药筛选具有革命性推动作用，虽然生物芯片对于一般公众而言遥不可及，但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凭借职业敏感会产生程度不同的阅听兴趣。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尽管公众对科技信息的需求庞杂无序，但依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可将其需求动机归结为生存、社交、发展三个层面。如果媒体能够以公众为中心，围绕三大需求动机进行信息提供，便有可能拉近科技报道与公众的距离，激发出公众的阅听兴趣，实现科技报道的传需和谐。当然，若想实现有效传播，还应注意生活化、通俗化的表达方式。传播学者施拉姆曾提出受众选择某种信息的概率公式：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选择的或然率。如果媒体能够以公众为中心，从生存、社交、发展三个层面去满足人们对科技信息的需求，那么科技传播中报偿的保证便被保证。若想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还应注意降低科技报道的阅听难度。
关键词：电子口碑；传统口碑；购买决策；影响力
1 绪论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不管身处何方，拥有相似背景、兴趣的人可以很容易的加入某个电子团体并建立关系、分享观点和交换信息。这种网络交流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人们在团体间讨论作为消费者的各种心得，建立其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兴趣或者是抵触和厌恶。因此，企业的角色已由过去的主动转为被动。消费者倾向于更加依赖他们的朋友和社交媒体上的网络相关者，而不再仅仅依赖企业的信息。
2 文献综述
2.1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概念提出（Andreas M. Kaplan，2010；Dongyoung Sohn，2013；Jari Jussila，2014； Michael Cross，2014）社交媒体即一组基于web2.0的思想和技术互联网应用，这些应用内容可以被用户生成或者修改。Pierre R. Berthon， Leyland F. Pitt （2012） 提出社交媒体给企业带来的营销：社交媒体给企业带来的客户展示、力量和价值方面的机会和威胁。社交媒体和客户关系的关系（Lisette de Vries，2012； Sonja Gensler，2012；Mark Merolli，2013 ）。社交媒体营销的概念提出（A Kazim Kirtis，2011；Lisette de Vries，2012；Andrea N. Eagleman，2013）Angella Kim（2012）根据社交媒体营销对豪华时尚品牌越来越有兴趣的现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调查研究出感知活动、价值公平、关系公平和购买公平的关系。结果显示五个豪华时尚品牌的购买动机为娱乐、交互、时髦、定制和口碑。品牌资产和客户资产有明显的负相关，价值资产和关系资产不相关。从购买意愿方面考虑，价值资产和关系资产强正相关。这个研究为品牌在社交媒体营销提供了更详尽的购买动机需求建议和资产分配偏好建议。
李宝玲（2012）提出社交媒体营销理念及发展和常用的社交媒体营销工具。孙莉莉（2013）在建立社交媒体营销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分析营销渠道的特点和方法。王洁（2010）提出用户评论对电子商务有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商家都必须严格把关自己的服务和产品质量，以保持良好的口碑与品牌形象。黄立威（2012）提出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使用方法。有的学者结合不同企业探讨社交媒体的使用（杨卉，2009；周小叶，2010；许莹，2012；张美芳，2013；宋雨娇，2013；鞠文宙，2013；，2013；王宇明，2013）。部分学者提出企业应利用社交媒体做电子商务（李宝玲，2012；齐海伦，2012；钭祺瑞，2013）。
社交媒体有几百种，主流的社交媒体包括社交网站：Linkedin，Facebook，开心网，人人网；维基：Wikipedia；论坛：天涯、新浪、搜狐、网易；播客：播客网、新浪播客、腾讯播客；博客和微博：博客大巴、新浪博客、腾讯博客、天涯博客、新浪微博、腾讯微博。这些工具可以让人们轻松的分享个人知识和经验，从而把个人知识转化为群体知识，由于所选用工具的不同，人们也可以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在不同程度上互动或者修正自己的行为。社交媒体使得人们打破了地理和时间的限制，让全世界的相同文化或亚文化、相同兴趣和社会群体的人都能交流。人们能够更快更多更好地了解其他人、地区、事情的好处、缺点，甚至是丑陋的一面。
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者大多也覆盖有网络消费行为。网络消费者们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其实是当代市场营销人员非常重要的探讨话题，也可以更好地改善社交媒体的设计和应用。
在此基础上，本文设定调查问题：
R1：人们用什么社交媒体。
R2：人们用社交媒体做什么。
2.2 从旧媒体到社交媒体
创建、分享和改变内容是人们在沟通中经常做的事情，可是通过电子的方式获取和分享内容是现代新出现的。社交媒体帮助人们创造新的网络沟通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新方式增加他们的沟通渠道，扩大沟通范围。社交媒体提供的是双向多方的沟通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由上至下的沟通方向。过去，公众的意见只能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重要媒体传播。很多情况下，公众接收到的信息已经经过了“处理”，变成了利益相关者希望传播的信息，而非大家的真实意愿。
在网络时代的当下，社交媒体允许多向的沟通。据调查发现，人们逐渐反感了企业自上而下的信息单向传播的广告宣传，他们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想法，倾向这种自下而上的表达方式，在增加了消费者之间沟通的同时减少了和企业间的交流。网络信息传播可以成就甚至毁灭一个公司。2008年美国联合航空由于用错误的方式处理行李导致加拿大音乐家大卫・卡罗尔的吉他损坏。大卫将他的遭遇录像并放到Youtube网站上。短片在几周内像病毒传播一样散播开来，达到三百五十万以上的播放次数。此举给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带来声誉上和经济上的双重灾难。这类让企业对自己的形象失去控制的事件迅速提高了企业对网络上相关信息传播的重视度。
中国的社交媒体初次出现在2007年，饭否网是国内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目前国内的IMS及社交媒体平台有几百家之多，其中最大的是QQ和人人网。QQ月活跃人数超8亿，同时在线用户在2014年4月首次超2亿，手机用户超半数。人人网截至2014年5月注册用户分别达3亿，月活跃用户PC1.1亿，移动0.26亿。国内社交媒体的总用户已经超越了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社交媒体内每天传播的信息量巨大，很多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知道、了解产品并在网络上获取对产品的态度。
2.3 口碑传播
口碑传播是指一个具有感知信息的非商业传播者和接收者关于一个产品、品牌、组织和服务的非正式的人际传播，大多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统的口碑传播是自发的，且在单独传播过程中，发声结束代表着传播结束。口碑传播和传统的广告传播最大的不同就是企业失去了对大多数传播内容的控制。
本文设定调查问题：
R3：实物体验和传统口碑传播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消费者感知。
2.4 电子口碑传播
电子口碑被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可被个人或组织获取的任何潜在消费者、实际消费者和曾经消费者对产品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一般被认为是个人行为而非组织行为。电子口碑传播在口碑传播的基础上，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甚至语言的限制。有共同兴趣的消费者可以自发形成一个电子组织，在组织内部传播经验和教训。传播通过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发生，传播的内容就会被记录下来以备查阅。所以网民可以翻阅到不同时间、地点、不同统计学特征的人对同一产品的不同态度。
R4：不同的电子口碑传播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消费者感知。
2.5 消费者行为和购买决策
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购买决策被认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信息搜集和评价选择过程中，电子口碑传播影响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从而影响购买决策。消费者尤其是潜在消费者在信息搜集的过程中，将网络上对产品的评价进行评估，对信息者和自身的情况进行对比或比较，推测出自己可能出现的产品使用感受，从而影响购买决策。本文也试图调查消费者偏爱的电子口碑形式以及影响方式和程度。
R5：实物体验、传统口碑传播和电子口碑传播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收集数据。在2015年4-5月间选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并回收问卷。问卷内包括被调查者性别、网购年限和年平均购物金额等个人信息和文章中列出的需要调查的问题。调查问卷发放150份，回收127份，有效问卷102份，回收率84.67%，有效率68%。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A1、A2：被调查者全部使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中使用率最高的为微信、QQ、微博。其次为人人网、飞信、百度贴吧等各种贴吧。使用率较低的为YY、line、ins。猜测line、ins使用率低与国内被禁
相关。被调查者使用这些网络媒体的主要目的是交流和获取信
息。
从数据方面来看。用均值计算法，实物体验对消费者的影响为3.65，朋友的面对面交流的影响3.24，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影响同为3.24，已知对方身份的非朋友的信息影响2.77，陌生人的信息影响2.25，商家的信息影响2.46。从数据上来说，实物体验最能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朋友面对面的交流与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影响为其次，这说明消费者现在已经非常依赖朋友社交媒体的信息，甚至等同于朋友当面的交谈。已知对方信息的非朋友的信息、商家的信息和陌生人的信息影响程度依次递减。说明商家给出的信息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可信程度已经很低。
A3、A4：来自不同渠道的推荐或正面信息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为2.62，照片或客观的评价影响为3.08，抱怨或负面评价的影响为2.54。说明照片或者客观评价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推荐或正面信息，抱怨或负面评价最不能产生影响。这一趋势说明消费者对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中的单面信息都采取不信任态度，这也许是网络水军造成的影响。消费者最信赖的是相对真实的照片和双面信息。
评价的数量也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从大到小排序对应的评价数量为100-999份，100份以下，1000-4999份，5000-9999份和10000份及以上。说明一定数量的评价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一般为1000份以下。超过1000份评价，数量越多，对消费者的影响越小。过多的评价反而给消费者带来不可信赖的心理影响。评价中好评和差评的比例不同，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好评的比例在90%以下对消费者来说产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91%-94%，好评率100%产生的影响最低。差评的比例1%-2%，3%-5%和10%以上产生的影响最大，但总体来说差评产生影响的标准差2.1远小于好评产生影响的标准差12.2。1%-5%的差评率的信息会较大的影响消费者的心理，使其产生犹豫，10%以上的差评率会导致消费者直接放弃购买。
从显著性来看性别的不同对来自不同的渠道、不同种类信息的影响没有较大区别。仅在3%-5%的差评一栏有差异，显著性为0.040。购买年限的不同在陌生人的正面评价和照片两栏有显著差异，显著性分别为0.039和0.048。平均年消费的不同对很多不同渠道、不同种类的信息都产生较大差异。比如：商家的正面评价、5000-9999份评价、10000及以上份评价、好评率在90%以上和差评率在10%以下。说明平均年消费的数量不同，导致消费者对外来信息的参考有更多不同的见解。
A5：从调查结果来看，实物体验对自己购买决策影响值是2.40，体验后消费者大多选择需要少量额外信息辅助购买决策。这种少量信息也许来自商家，也许来自朋友或社交媒体。传统口碑传播中，无论是朋友的推荐，均值2.77，还是抱怨，均值2.43，仍需大量信息辅助购买占消费者选择的最高比例，其次是仍需少量信息辅助购买。但可看出传统口碑传播的影响力小于亲身体验。
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中，各种信息渠道的分值都相对集中，在2.5-3.4之间。最高者为在陌生人的正面评价，均值为3.4，众数为4，说明大部分人对陌生人的好评选择不予考虑，但仍有不可忽视的一小部分采取接纳态度，只不过他们还需要更多信息帮助他们做最终决定。来自朋友在社交媒体的负面评价的均值最低，为2.5，众数为3。说明他们对朋友的负面信息的采纳度较高，但仍然需要自己再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决定。
以上说明，现在的消费者仍然最信赖自己的体验。其次是传统口碑传播，最后为电子口碑传播。在各种口碑中，消费者对来自朋友的口碑信赖度最高，越不熟悉的人群提供的信息，采纳度越低。此外，消费者对负面信息的采纳度高于正面信息。但无论何种信息，消费者保持了较高的冷静，他们仍然需要有自己的判断，不会绝对的受外部信息的影响。
由此可见，由商家发出的纯正面的信息已经不足以支持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消费者会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且单面信息的采纳度较双面信息更低。商家需要维护好自己的体验营销部分，并时刻注意维持网络中的电子口碑，尤其是客观的、双面信息的电子口碑，而不是一味的赞扬或批评。
参考文献：
[1]黄敏学.口碑传播研究综述及其在网络环境下的研究初探[J].管理学报，2010（01）.
[2]武鹏飞.在线评论对社交网络中电子口碑采纳的影响研究[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5（02）.
[3]王财玉.电子口碑影响力产生机制与市场应用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10）.
关键词 社交媒体 品牌喜好 品牌信任 品牌忠诚 相关性分析 回归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崛起，人们便对利用网络这进行广告宣传的可能性充满了兴趣（Berthon，Pitt，&Watson，1996）。在过去这些年中，随着互联网功能的不断增加，将其作为媒介工具的可能性也日益明显，这其中也包括社交媒体（Kaplan &Haenlein，2010）。比如微信，最早只是作为朋友、家人和同事沟通的工具。但是，截止到2015年第一季度，微信每月活跃用户达5.49亿，各品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总数已经超过800万个。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信息的平台。截止到2015年9月30日，微博月活跃用户数（MAU）已经达到2.12亿人。除了以上两者外，还有很多像这些社交媒体一样的社交平台在不断地扩大。因此，广告公司和企业对如何利用这些社交媒体以促进营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Nielsen-CCData）指出，在微博上关注某品牌的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并推荐该品牌的产品。还有很多文章旨在告诉人们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品牌互动，然而却很少有理论能支持这些观点，或从统计上证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该研究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社交媒体和广告效应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旨在检验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影响广告效应，同时着重研究社交媒体对品牌关系建立的重大影响（包括品牌喜好、品牌信任、品牌忠诚三个部分）。
接下来将对本文中的几个主要概念做出解释，如社交媒体、品牌忠诚、品牌信任和品牌喜好。然后提出几个假设，利用统计方法检验这些假设，并最终给出结论。
二、概念综述
社交媒体，是指“一组基于互联网的应用，这些应用建立在Web2.0（内容的创造和交流来自用户产生的内容）的理念和技术基础之上”（Kaplan & Haenlein， 2010，p.61）。2009年，魏武挥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个近来出现的概念，大致上指的是“能互动的”媒体，或者说，缺乏用户的有效参与，平台基本上就毫无内容的媒体。用于社交媒体分类的维度有两个，分别是社会表征和媒体丰富度。从整体上说，因为每个媒介特点的不同决定了其所提供的内容和用户的不同，因此在此研究中对于社交媒体的定义非常重要。而且，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应将社交媒体归入整合营销中。接下来将对社交媒体对品牌培育的作用进行检测。
Jacoby and Kyner（1973）认为，品牌忠诚是一种偏好态度，会使顾客在某一时间内产生持续重复购买行为。总而言之，笔者认为顾客满意就是顾客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水平，让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而顾客忠诚就是顾客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认同和信赖，并希望重复购买的行为。而品牌喜好和品牌信任，其实是提高品牌忠诚度的众多因素中较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品牌喜好是指消费者对品牌是否喜好，及消费者对品牌引发的个人情感（Matzler，Grabner-Krauter&Bidmon，2008）。
品牌信任是由Howard和Sheth（1969）首次提出，他们认为信任度是购买意向的决定因素之一。他们假设信任度与购买意向呈正相关。类似的，Bennett和Harrell（1975）认为，信任度在预测购买意向时发挥着主要作用。Elena Delgado-Ballester（2001）等人通过对181个购买者构成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和多变量分析后。结果表明，品牌信任的关键作用是产生顾客承诺，尤其是在高沉浸购买情景下，与全面满意相比，信任度具有更强的作用。总体说来，消费者对品牌的喜好度和品牌的信赖度越高，那么对品牌忠诚的潜在可能性越高。
三、假设理论
培养理论的形成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等人开始进行一系列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的研究，除了对电视暴力进行内容分析以外，还测量电视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最终创建了“培养理论”。培养理论学派提出“主流效果”和“回响效果”理论。主流效果，是指理应多样化的价值观因接触电视而变得与电视所呈现的意见主流相似。这与沉默的螺旋理论不谋而合。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代表并引导社会主流舆论，从而使公众意见趋于一致。这一理论应为新闻媒介所利用，积极引导主流舆论。但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传统媒体。该研究旨在测试社交媒体对品牌喜好、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的培育能力。
该研究将尝试说明，社会媒体如何通过曝光信息来引导消费者产生品牌偏好，同时明晰社交媒体对品牌培育的影响。该研究将通过以下假设，探寻社交媒体信息与品牌喜好、品牌信任以及品牌忠诚的培养之间的关系。假设如下：
假设1：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品牌喜好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
假设2：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品牌信任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
假设3：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品牌忠诚度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四、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的数据，是通过对微博和微信两大社交网站的在线抽样调查所得。共262人参加此次调查，其中106个人既使用微博又使用微信，120人只使用微信，26个人只使用微博，还有10人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以上类别样本并不互相排斥）。在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是否通过社交网站关注某一品牌。其中50个人在微博和微信上均有关注，80个人只在微博上关注，14个人只在微信上关注。而该研究的样本为只使用微信关注品牌的被访者，样本量为110个。
根据以上调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约60%的微信用户为女性，年纪在25～30岁（值域=20-68，SD-8.6）；第二，90%的用户每天都会使用社交网络，其次是电视和其他网络平台；第三，所关注的品牌种类：55%的人关注服饰和化妆品品牌，37%的人关注美食品牌，其余18%的人关注家用电器品牌。
五、数据分析
在该研究中，首先使用了SPSS20对所有所得数据进行了分析。然后，为了描述以上数据，还针对大众社交媒体使用变量和组合媒体使用变量做了相关性分析，将其作为一个综合指数，以衡量人们在微博和微信上花费时间的多少、对品牌的喜好、品牌信任以及品牌忠诚度的影响。
在微信上关注品牌使用者的相关性分析，表明了大众社交媒体的使用、组合媒体的使用，以及个体对品牌喜好、品牌信任、品牌忠诚之间的重大关联。首先，大众社交媒体使用与品牌喜好高度相关r（120）=0.25，p
最后，又用三个回归性分析模型对假设进行了检验。通过回归性分析，能够更好地展现多重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多变量对每个因变量的依赖。
第一个回归分析是用于测量年龄、性别、一般社交媒体使用、零售品牌分类和复合型社交媒体使用这些变量对品牌信任的影响。该分析在品牌喜好差异的分析方面具有显著性意义，调整R2=0.07。此回归分析模型显示年龄（回归系数=0.22，p0.05）、复合型社交媒体使用（回归系数=-0.03，p>0.05）、一般社交媒体使用（回归系数=0.11，p>0.05）以及零售品牌分类（回归系数=0.09，p>0.05）不是显著因素。因此假设1不能成立。
第二个回归分析是用于测量年龄、性别、一般社交媒体使用、零售品牌分类和复合型社交媒体使用这些变量对品牌信任的影响。该分析在品牌信任差异的分析方面具有显著性意义，调整R^2=0.22.此回归分析模型显示复合型社交媒体使用（回归系数=-0.36，p
第三个回归分析是用于测量年龄、性别、一般社交媒体使用、零售品牌分类和复合型社交媒体使用这些变量对品牌信任的影响。该分析在品牌忠诚差异的分析方面具有显著性意义，调整R^2=0.05.此分析表明：年龄（回归系数=0.18，p0.05）、复合型社交媒体使用（回归系数=-0.07，p>0.05）、一般社交媒体使用（回归系数= 0.15，p>0.05）、零售品牌分类（回归系数=0.05，p>0.05）这四个因素则不是显著因素，因此假设3不成立。
六、主要发现
该研究采用了培养理论对两大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以及社交媒体对品牌喜好、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度的影响，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此次研究从品牌建设的角度对培养理论进行了探讨，并将理论应用于社会化媒体。在此情况下，社会媒体被认为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手段，用于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尤其是提升品牌信任度。
首先，相关性分析表明，使用复合型社交媒体与品牌信任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显著。而且使用大众社交媒体与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之间的相关性也较为明显。随着社交媒体与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之间关系的呈现，也为将未来研究引发此种相关性的主要因素奠定了基础。其次，通过回归分析，该研究表明年龄可能是影响品牌喜好和品牌忠诚的一个因素。这也告诉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去发现其中的原因。
该研究支持关于“复合型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与品牌信任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结论，而且该结论在回归分析中也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该研究也认为复合型社交媒体使用的差异引发了品牌信任的差异，但是该假设在回归分析中被证实为负相关。
七、结语
此次旨在研究一些具有关系特征的媒体是否具有培育消费者认知的能力。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品牌喜好、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三个方面。该研究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水平进行了测试，并且尝试发现与培养理论的差异性。然而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可能对于品牌信任的塑造只有小部分的促进作用。
总体来说，考虑到媒体使用的变化和社交媒体成为塑造品牌培育工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加大研究力度。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未来的研究着眼于建立社交媒体和培养理论之间的连接；建议选取更大的样本量和明确某一品牌，以巩固以上结果。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