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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是全球海洋中最为敏感也最受关注的区域，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支撑和空间环境保障。随着对近海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近期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胁迫下近海生态系统的显著变化，近海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问题开始受到高度关注。但是，目前对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也缺少系统的评估工作，需要着手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变化预测，为推进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
近海，生态安全，海洋生态系统评估，管理
海洋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资源支撑和空间环境保障。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近海资源、环境和空间已成为支撑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近海又是地球表面不同圈层的交汇区，具有生产力高、生物和生境多样性丰富等特征，但也承受着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生态系统相对脆弱，是全球海洋中最为敏感、最受关注的区域[1]。近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出现显著变化，造成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和功能退化，危及近海生态安全，也损害了近海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及其对人类的福祉。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有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宽阔陆架海区和具有巨大输水输沙量的大河河口海域。中国政府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权益维护，大力开发海岸线资源、海岛资源、港口资源、滨海湿地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浅海油气资源等，在沿海一线和近海海域建设了核电站，港口、人工岛、海上石油平台、海上风力发电站等大型海洋工程项目以及“海洋牧场”“人工鱼礁”等各类渔业工程项目。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海岸带有限的空间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也给近海生态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出现了近海环境恶化、生态灾害多发、渔业资源衰退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堪忧，需要采取适宜的管理对策[2]。
1近海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近期形成的新认识，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补充和完善。广义上的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在保障人类生活、健康、福祉、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狭义上的生态安全则是指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性和健康状况[3]。在我国，近20年来生态安全方面的研究受到密切关注，许多学者对生态安全概念进行了解析和发展[4,5]，并围绕生态安全理论、生态安全评估和预警方法，以及区域生态安全等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近海生态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海生态安全的关注首先源于对近海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价值的深入认识[6]。近海海域拥有多样化的生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通过不同生物种类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使近海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功能（如碳、氮、磷等生源要素的物质循环、有机质合成和能量传递等），并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Liquete等人[7]将近海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梳理为三大类14种，涵盖了食物生产、水体调控、生物材料、水质净化、大气质量调控、海岸带保护、气候与天气调节、营养物质循环、生物调控、旅游景观等诸多方面，这些服务高度依赖近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然而，近海生态系统面临陆源污染、气候变化、富营养化、过度捕捞、生境丧失、无序养殖和物种入侵等多重胁迫，而且许多影响因素的作用仍在不断加强。过去100年里，全球人口数量、工农业生产和渔业捕捞活动的快速增长对近海生态系统稳定性造成了巨大压力，其影响前所未有。以碳、氮、磷等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改变为例，大量化石燃料燃烧造成了大气CO2浓度的快速上升，不仅导致海水温度上升，还加剧了海洋酸化问题，并引起了海平面上升、海流改变、水体层化加强和溶解氧浓度下降等间接效应。1980—2011年，大气中CO2含量平均每年上升1.7ppm，从2001年开始，这一速率开始上升到每年2.0ppm[8]。可以预期，大气CO2含量上升对海水温度和海洋酸化的影响短期内仍会持续加剧。出于化肥生产需求，从19世纪末至今，进入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活性氮增加了约20倍。20世纪90年代，通过化肥施用和化石燃料燃烧等过程进入环境中的氮达到1.6亿吨，远远超过陆地生物固氮量（1.1亿吨）和海洋生物固氮量（1.4亿吨）[9]。据估算，从19世纪末至今，全球活性氮入海通量增幅接近80%；到2030年，全球近海生态系统的氮通量还会再增加10%—20%。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也受到化肥施用、污水排放等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每年经由河流从陆地输入海洋中的溶解态磷约有400万—600万吨，是自然状态下的2倍[10]。过量输入的氮、磷营养物质加剧了近海富营养化问题，也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近百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许多重要生境丧失，海水温度上升，缺氧、酸化等问题开始显现。目前，全球50%的盐沼湿地、35%的红树林、30%的珊瑚礁和29%的海草床因破坏而丧失。受全球变暖影响，海水表层水温持续上升，加剧了水体层化现象，这会减弱营养物质交换，又可能导致中、低纬度海域初级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在近海许多海域，因富营养化导致的底层水体缺氧现象已非常普遍，对许多海洋生物，尤其是底栖经济动物造成巨大的胁迫，甚至影响到渔业资源。海洋酸化问题则会影响到颗石藻等初级生产者以及珊瑚礁和牡蛎礁等重要生境，甚至导致食物网结构的改变。除上述变化外，更令人关注的是近海生态系统发生突发性生态灾害事件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通常情况下，生态系统是逐渐变化的，但一旦环境因素的影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生态系统可能会突发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生态格局的更替现象（regimeshift），危及生态安全。在近海，与富营养化密切相关的有害藻华问题、缺氧问题，以及渔业资源的崩溃，都是生态系统的异常变化。这种大幅度、非线性的生态系统变化，一方面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态恢复的难度增加，甚至无法恢复。在我国，近海生态安全的形势十分严峻[11]。大部分近海河口和海湾区域面临着严重的富营养化问题，在渤海、南黄海、长江口邻近海域、东南沿海、北部湾等海域，不同类型的有害藻华问题突出；长江口邻近海域和黄、渤海部分近岸海区底层水体缺氧问题逐渐显现；近海亚健康和不健康海域面积不断增加，天然岸线不断缩减，珊瑚礁、红树林以及河口区等重要资源生物的生存生境丧失。这些问题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目前对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也缺少系统的评估工作，需要着手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变化预测，推进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
2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管理
2.1加强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
对近海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和信息获取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石。当前，我国在近海生态系统的观测与能力建设方面已初具规模，海洋信息化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要加强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需要系统部署，提升对重点海域的长期观测、原位观测和实时观测能力，同时在机制与体制上解决海洋观测数据共享共用的问题。近海生态安全及生态灾害问题的出现是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动的体现。生态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常具有滞后效应，短期研究难以揭示数年或几十年的变化趋势，也不能解释这些变化的因果关系[12]。因此，获得近海生态系统长期变化的信息对于揭示近海生态灾害成因、解决近海生态安全问题极为重要。其中，甄别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甄别长期压力与短期波动、甄别可调控因素与不可调控因素非常关键，这也属于长期生态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国际上知名的长期观测网络，如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ILTER）、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US-LTER）、英国环境变化监测网络（ECN）、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等，在生态系统长期变化与示范服务方面取得很多重要成果[13-15]。但是，长期生态研究网络中与海洋相关的部分难以满足国家解决海洋问题的需求，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立国家长期观测断面，并开展相应的长期研究工作，这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断面、欧洲的大西洋观测断面、英国哈迪基金会的浮游生物连续记录仪长期观测等都提供了很好的先例。我国在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中只设有胶州湾、大亚湾、三亚湾3个海洋长期观测站。虽然不同的部门与项目也设立有近海观测系统，但远不能满足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和研究的需求。随着近海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需要基于已有观测系统，针对近海生态安全、生态灾害、近海生态系统评估等问题设立我国的国家级长期科学观测断面与观测网，优选观测指标和分析方法，并进行数据质控标准化。通过长期观测揭示影响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变动的关键过程，构建近海生态系统评估方法体系，提出近海生态灾害防控、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措施与对策。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预警、预报具有时效性，需要在部署长期科学观测网的基础上，从科学和技术2个方面着力提升针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实时、原位观测能力，包括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同要素进行原位传感器的研发，提升观测精度和实时数据传输能力，以及对实时观测数据的分析能力。目前针对物理海洋学要素的传感器技术相对来说较为成熟，但是化学海洋学，特别是生物海洋学传感器仍然存在技术瓶颈，无法满足对海洋生态安全预警预报的需求。如何突破这些技术瓶颈，构建和完善多学科耦合的近海观测网，对于我国近海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的管理至关重要。数据获取和数据共享是所有学科领域共同面临和关心的问题。由于海洋观测的特殊性，数据的共享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长期生态研究网络采取开放的数据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如何、获取和使用长期观测数据,以及对数据用户和数据提供者的要求。对于我国的海洋观测，如何进一步优化数据管理，并提供体制与机制上的保障，确保海洋观测数据共享共用，是需要从国家和各部门层面重点考虑的问题。综上所述，在我国近海信息获取方面，需要开展全局性、战略性顶层设计，统一海洋数据标准，建立有效的海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立体观测手段，开展重点区域加密观测，传感器网格化系统集成；建立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测体系，实施典型生态系统的实时监测与灾害预警。
2.2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预测研究
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是海洋管理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它以“生态系统途径”为指导原则，通过科学认知，了解和掌握海洋环境的健康状况，分析人类活动等压力给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海洋管理和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为平衡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量化的科学标准。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在河口、海湾等近海生态系统的评估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围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核心问题，如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定义、评估方法、评估指标以及标准等[16,17]，各国政府和学者进行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相比其他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边界具有开放性，结构功能也更为复杂，不同海域的生态系统又具有特异性，加之对生态系统健康的认知差异，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定义以及评估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挑战。近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已从单一的生态系统自身结构和功能特征[18]，逐步发展成为涵盖生态、社会、经济、人类健康等诸多方面，以及强调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多学科综合研究[19,20]。目前，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研究和应用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有2种：指示物种法和指标体系法。指示物种法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中一个或多个指示物种及其生理生态指标和结构功能指标的监测，对物种健康状况进行分析，进而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估[21]。指示物种法相对简单，对数据量需求较低，因此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中较早得到应用。常用指标有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ofBiologicalIntegrity,IBI）、Shannon-Wean-er多样性指数、海洋生物性指数（AMarineBioticIndex,AMBI）和底栖生物指数等。但是，指示物种法也存在指示物种筛选标准不统一、对生态系统变化的指示作用不明确等问题，难以对复杂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状态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法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不同组织水平、层面、尺度的指标进行筛选和提取，建立评估指标体系，能够综合反映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人类活动、人类健康等指标也被纳入指标体系，结合海洋生态系统自身的指标，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服务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和演变趋势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法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毒理学等方法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数学模拟等新技术，已成为目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工作中最常用的评估方法。目前，广泛应用于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模型方法有海洋健康指数（OceanHealthIndex,OHI），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概念框架及其改进框架，以及赫尔辛基委员会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方法（HELCOMEco-systemHealthAssessmentTool,HOLAS）等[22-25]。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在国外已有一系列成功的项目和计划，特别是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有许多成功的应用案例：加拿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五大湖区生态系统健康开展了系列评估研究[26]；美国环境保护署《全国近岸状况报告》[27]，对其近岸水体状况进行评估；澳大利亚自建立河口与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系统后，又开展了“生态健康监测计划”[28]，并对大堡礁海域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估研究。欧盟的《水框架指令》提出了较完整的海洋环境评估技术指标[29]，并进一步制定了《海洋战略框架指令》，将定期海洋环境监测及评估纳入动态管理进程。国内对于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继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并在近海多个河口、海湾等开展了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工作。然而国内目前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中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大多是对国外已有指标体系的借鉴和引用，以及针对应用对象的适应性改造。针对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特征的本土化指标体系的建设仍在探索阶段，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理论、方法和验证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人类压力、全球变化与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之间的关系，建立更综合、全面的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制，利用更有效的生态系统评估、预测模型来支持更有效的管理决策，了解恢复生态结构功能的重建机制和方法，并通过有效的保护政策来保证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2.3推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BM）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基本理念是从生态、系统和平衡的角度思考解决环境资源问题。这一理念的提出是科学家对全球规模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的一种响应，作为生态学、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的复合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型交叉学科，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更具有迫切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2]。20世纪80年代，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一定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方法-模式体系[30,31]。在此基础上，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提出要从整个生态系统来管理海洋资源和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促进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理及持续利用，形成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念。Long等人[32]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发展简史予以了概括，并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15个原则。综合上述理念，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基本内涵是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内在关联性，在科学认知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对海洋开发活动、海域使用进行全面管理，以保护海洋健康和维持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余年来，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逐渐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得以迅速发展。国际上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可以借鉴。澳大利亚于1998年出台了《澳大利亚海洋政策》，成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典范[33]。美国的一系列国家海洋政策报告都高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如《21世纪海洋蓝图》《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等[34]。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研究得以开展，这些研究涵盖了不同的国家、海域、学科领域，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模式的研发、政策的制定方面给予了重要支撑。其中，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35-38]、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岸带管理[39,40]、海洋空间规划[41-43]等方面研究进展尤为突出，为我国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任何特定生态系统的管理都要与特定的生态系统特点相一致，全球性的评估并不能满足国家和亚区域尺度决策者的需要[12]，一个国家的评估结果也无法用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决策。因此，要综合管控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必须发展基于我国近海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我国已经高度认识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对于维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在国务院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针对我国海域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五大问题，明确提出要尊重自然，树立敬畏海洋、保护海洋的理念，把开发活动严格限制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确保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得到增强，沿海岸线受损生态得到修复与整治[44]。与此相适应，我国学者近年来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也开展了理念的推广与科学研究。研究海域涉及到天津近海、胶州湾、莱州湾、江苏近海、黄海、东海等区域[45-48]，主要侧重于围垦和渔业的影响以及基于上述问题的海洋生态系统管理。这表明我国对于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开始得到重视，但总体上看，我国尚未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体系。
鉴于此，针对当前我国近海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安全与生态灾害问题，需要在观测、研究、评估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海域，构建近海生物（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示范工程，沿岸重大工程设施的海洋安全示范工程，近海生态灾害预测、预报与防控示范工程，提高重大海洋事务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在示范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整个近海生态系统风险评估智能专家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基于海洋大数据服务基础平台的建设，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模式，针对生物资源以及有害藻华、低氧、水母暴发等生态灾害，形成高效、智能的观测、预警系统，与沿海地区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密切合作，推进观测资料和模拟结果的实时共享，支撑高效、智能的海洋生态安全管理系统，提升我国近海资源开发利用、近海生态环境保护、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综合能力。
作者：孙晓霞 于仁成 胡仔园 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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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1］，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生态经济协调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与生态系统发生关系，且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始终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上，并与生态系统构成了耦合关系复杂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在该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资源环境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环境供给的局限性构成了连续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矛盾，该论断同样适用于海洋生态经济这一特殊复合系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开始了以捕鱼、海运、盐业等为重点的初级海洋产业发展时代，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结构、功能、生物生产力、食物链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海洋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萌芽。20世纪90年代，海水养殖的普及、海洋油气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以及海洋旅游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促使人类进入了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时代。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的规模化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状况却愈加恶劣，人为因素引起的海洋灾害不断增多，海洋资源枯竭、水域污染与生境破坏日益严重，海洋自然净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断衰退。鉴于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保护矛盾的日趋尖锐，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内外对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不断增多。
纵观已有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对象涉及到沿海国家、沿海城市、海岸带、海岛、滨海、近海、海洋、渔场等众多地理空间区域，研究视角大多从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带、海岛等研究对象)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基于海洋经济需求与海洋生态供给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种海洋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和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并在海洋生态经济综合协调管理措施上不断创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实际开发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总结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研究逻辑思路为:以海洋的生态经济价值贡献为起点，剖析当前海洋生态经济矛盾和危机，评估海洋生态安全及产生问题根源，构建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进行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态经济问题协调、治理或综合管理的办法与措施。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涵盖:系统分析方法、生态经济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数学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起步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处于交叉进行阶段，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按现有研究逻辑和内容划分，本文将该领域的国内外论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个方面综述。
1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
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与贡献研究是海洋生态学、海洋经济学以及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乃至人类开发海洋的基础，国外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的研究已积淀了较为深厚的理论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构建海洋生态经济价值类别体系的基础上，详细剖析并评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为461220亿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区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提出应推进继续海洋生态经济评估工作，以确保沿海实现最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Beau-mont等［4-5］识别并定义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所能提供的物质与服务，提出该物质和服务的有效利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运转能够起到基础性作用;Kildow等［6］探讨了衡量海洋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国相关定义和方法的差异，以现有资料测量、比较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价值仍较为困难。
在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最初主要从理论探讨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近几年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并将生态经济学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方法(如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诸多定量实证性结论，尤其是随着2005年国家海洋局启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的实施，国内学者相继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界定、经济属性概括、服务类别划分及经济价值实际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张朝晖等［7］从海洋生态系统的组分、生态过程及生物多样性等3个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态系统能够产生和支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归纳为15种类型;高晓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带环境的空间价值差异，并对海岸带产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天津海岸带工业开发通常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而渔业开发则能带来正面综合效益;石洪华等［9］以桑沟湾为例对养殖型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表明2004年桑沟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0．51×108元;卢霞等［10］根据TM遥感影像及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结果，采用国外学者Cost-anza分类系统和服务单位价值，估算出连云港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总价值为22．55亿美元/a;王丽等［11］应用条件价值法对罗源湾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对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环保意识是影响生态价值评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海洋自然科学研究推进，人类对各类海洋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新兴海洋产业陆续崛起，然而，面对海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枯竭、水域生境持续破坏的现实状况，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海洋生态稳定运行与人口急剧上升、消费超常增长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调和的程度，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海洋的关系，改变海洋经济原有粗放式发展模式，以扭转当前全球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危机。
Costanza［12-13］认为人类活动已开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续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时提出沿海灾害对生态、经济和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类经济利益盲目驱动的经济体系可能正在破坏人类的可持续福祉;Clausen等［14］从跨国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人口、经济和生态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也导致了全球渔业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Kildow等［6］认为当前海洋生态与各产业正面临诸多困难与麻烦，亟需对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区采取经济、生态恢复措施。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的研究主要应用归纳演绎方法，从现有海洋经济效益和生态问题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涉及内容较多、层面较广，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我国海洋经济需求无限与生态供给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锐，局部沿海区域和海域生态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如杨金森［15］从海洋荒漠化危险、海洋产业衰退、沿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的威胁、海洋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等多个方面系统剖析了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当前正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危机;楼东等［16］在分析我国海洋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应用灰色系统法对海洋产业进行了关联分析和预测，认为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科技贡献率低、海洋灾害影响大，是制约我国海洋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吴次方等［17］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危机在不断加重，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严重、固体废弃物堆积、热岛效应、地面沉降、湿地消失、水资源污染与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频发、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p#分页标题#e#
3海洋生态安全评估及机理研究
为深入研究海洋生态恶化的程度与产生的根源，国外学者在主张推进海洋资源环境普及调查的同时，也将海洋生态安全评价与机理作为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呈现出细致、深入的特点。如Garry等［18］计算并分析了新西兰地区历年的生态足迹;Bolam等［19］全面评估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海岸线周围疏浚物处理的海洋生态环境后果;Vassallo等［20］应用微观泥沙和底栖生物群落评价了亚得里亚海南部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性;Borja等［21］综合回顾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态完整性评价的工具与方法;Day等［22］应用GIS系统和空间分析法，对澳大利亚海域斯潘塞湾的生态分级进行了空间分布研究，为澳大利亚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辅助支撑。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衰退，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安全评估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现有研究大多借鉴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区或海域生态安全的现状评价，缺乏细节性、跟踪性、系统性的研究结论。如杨建强等［23］应用结构功能指标法对莱州湾西部海域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达较差状态;吴次方等［17］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评价了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认识论、科学技术发展、资源产权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刘伟玲等［24］利用生态足迹法计算出辽宁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态足迹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且生态赤字有逐年增加趋势;王晓红等［25］应用EwE5．1软件对南海北部大陆架海洋生态系统演变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近20a的过度捕捞已导致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逐渐退化;陈斌林等［26］在对连云港近岸海域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运用因果链分析法，阐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机理;吝涛等［27］通过探讨响应力与生态安全问题因素的作用机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带生态安全响应力反馈效果、反馈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评估体系，并以厦门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厦门整体生态安全响应力尚处在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与可持续研究
近几年，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应用数学模型模拟并分析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评价各类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规律性总结及共识，为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如Grasso［28］分别运用动态优化模型与模拟模型建立了海岸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森林和渔业生产的生态经济模型，研究了两种模型方法在解决红树林资源使用问题时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过合并生态与经济分析模型，开发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带生态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Verdesca等［30］从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能量交流的视角出发，应用有效能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描述生态系统状态和其经济附加值之间关系的指标体系，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带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可持续性评价;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护区的生物经济模型，但认为当前学者对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经济关系分析结果较为悲观;Finnoff等［32］构建了连接生态与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濒危斯特勒海狮的替代品及配额制定，提出应改变所有人口和经济变量以恢复海洋生态系统;Ho-agland等［33］对全球64个大海洋生态系的社会经济、海洋产业活动、渔业和水产养殖、造船和石油开采、海洋旅游业五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个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曲线，并对64个大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产业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分类;Ian等［34］认为海洋生物物理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一个研究海洋系统的生态经济方法和模型。
随着海洋生态危机与海洋经济增长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将海洋生态与经济视为统一整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据海洋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不断延伸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内涵，并引入多种计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态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评价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断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陈东景等［35］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并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显示1991年到2003年我国的渔业资源开发以粗放投入为特征，对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苏伟［36］通过对1996～2005年北部湾广西沿海区域经济系统和水环境系统13个指标的计算，得出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环境与经济发展属于协调类型;李怀宇［37］运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法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运用DEA法对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得出无机氮类污染物对天津地区影响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尚有潜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带生态经济耦合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了海岸带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探讨了海岸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演变;狄乾斌等［39］运用复合生态系统场力分析框架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演进特征及其系统耦合模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由于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加强，1997～2005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
5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综合管理研究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更加关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并逐步将海洋生态经济的综合管理纳入国家日常工作范畴，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得该领域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讨了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态、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续管理的核心准则;Bene等［41］关注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在危险状态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关海洋可更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管理的动态模型;Cicin-Sain［42］从海洋保护区的角度回顾了沿海和海洋综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海洋保护区对海洋综合管理的有效实施意义重大;而Lloret等［43］通过对近50a来影响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区域各种生态要素的人类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地建立海洋保护区并不足以保证海洋资源和物种的可持续性，应将其与综合海岸带管理规划相结合;Chang等［44］将海岸带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在对各子系统内部要素进行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其对垦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认为传统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决海洋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冲突问题，提出应将不同专业知识和价值观进行整合，应用社会多准则评价方法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决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和不确定性。#p#分页标题#e#
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创新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尤其是许多国内学者将管理信息系统理念与技术引入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和综合管理研究中，对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华［46］介绍了基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岸带管理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渤海湾天津海岸带管理中;叶属峰等［47］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及其对海洋生态的依赖性进行深刻剖析，阐述了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李纯厚等［48］在系统分析我国海水养殖环境质量的基础上，总结了已有的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具体包括物理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和生物修复技术等;郭嘉良等［49］为实现对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相关因素监测值系统化管理，尝试性地构建了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管理信息系统;陈豫等［50］在分析了数学模型的输入、输出和处理方法的基础上，利用ASP．NET技术和SQLServer设计开发了一个基于数据库的海洋生态模型管理系统;阳立军等［51］在分析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海洋开发过程中需维持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应当实施海洋开发的集成战略;倪一卓等［52］以东海海岸带综合管理为例，基于C#语言和ADO．NET技术等构建了东海海岸带管理协议支持工具。
此外，为解决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还从海洋资源产权管理(如贺义雄［53］等)、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如韩秋影［54］，张继伟［55］等)以及海洋产业升级优化(如Smith［56］，朱坚真［57］等)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生态经济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借鉴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纵观国内外对海洋生态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都十分重视海洋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协调发展，深刻认识到现有问题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阻碍，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领域研究分析了生态、资源、经济在海洋系统中发展的若干重大课题，并采用各类技术支持手段、多种定量模型、各类评价指标体系等辅助工具使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不断更新与完善，研究领域不断延展，但总体而言，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理论体系尚不健全。理论研究成果是客观实践的主观反映，由于现代海洋产业发展起步较晚，现有海洋经济与生态数据统计体系尚不健全，尽管已有海洋地质学、物理海洋学、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海洋环境科学、海洋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理论支撑，但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资源消耗、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沿海人口激增与生态容量有限等诸多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间的矛盾还未在整体上充分展开，海洋生态与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本质规律尚未全面暴露，使得该研究领域的诸多基本问题不能达成统一共识，研究成果分布零散，未能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形成全面的海洋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体系。
唐启升说，根据我国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2030年人口达到高峰时期的需求，我国水产品的供给量至少需要增加2000万吨。如此大的需求增量，将主要通过水产养殖方式产出。
海洋资源事关国计民生
一踏进唐启升院士的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排摆满了专业书籍的大书架。在书海的包围下，整间屋子稍显单调，却又让人感到充实，像极了他的性格：简单、朴实、充满知性。
唐启升长期从事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在海洋生态系统、渔业生物学、资源增值与管理、远洋渔业、养殖生态等方面有许多创新性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唐启升就意识到海洋渔业资源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如何更合理的“向海洋要粮食”是关乎国家民生大计的事情。
唐启升说，四十多年来他始终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高效地向海洋索取食物，二是在索取过程中如何保护海洋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前者是为了解决人们如何‘吃好饭’的问题，后者更多地为子孙后代考虑，都马虎不得。”他说，“我的责任不单单是研究如何更多地从海洋中获取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它不间断的、可持续的提供下去。”
“蓝色海洋食物发展计划”及其相应的发展战略，是唐启升近年来提出的重要科研思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海洋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水产品巨大需求之间的冲突，通过贯彻养护海洋生物资源及其环境、拓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和加强海洋高技术应用等具体措施，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科研成果普惠中国渔业
在谈到科研初期的种种艰辛与收获时，唐启升略显兴奋地从书架中找来当年的笔记本，那已泛黄的旧纸上，密密麻麻记录的都是辛勤与汗水。
唐启升说，通过早期的研究，他逐渐意识到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正在慢慢衰退，远洋渔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93年，唐启升通过对国际水域狭鱈资源的评估研究，首次获得了狭鱈仔幼鱼在白令海公海海盆区深层也有分布的宝贵结论。这一科研成果直接促成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渔业活动，形成了年产量15万吨、产值3亿元以上、增收总额达10多亿元的渔业项目。
1998至2005年，唐启升作为首席科学家，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973计划项目“东、黄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我国近海生态系统食物产出的关键过程及其可持续机理”。这两个重量级科研项目的完成，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使中国在专业领域处于世界前沿，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高效利用。
海洋开发保护为先
以往，一提起水产养殖，许多外国专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否定，认为水产养殖造成污染，对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唐启升认为，中国的水产养殖中有一半以上是不投饵的，这些养殖生物在成长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消耗水体中碳和氮、磷等富养物质，其产生的“正能量”远大于负面影响。水产养殖非但不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更是兼具食物供给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良策。
正是因为唐启升坚持不懈地对水产养殖的 “正名”，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其渔业部更名为渔业及水产养殖部，提倡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的水产养殖方式。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唐启升将传统的水产养殖概念进一步升华，把水域（特别是海洋）的食物供给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碳汇渔业”新的发展理念。唐启升解释说，碳汇渔业是指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二氧化碳，然后把这些碳移出水体的过程和机制，是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渔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条可知，外来物种入侵主要包括对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的入侵。海洋是陆地面积的近2.5倍，是环境的重要调节器，因其开放程度相比陆地更高因而更容易发生物种的转移，因此，对自然海域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对陆地系统的物种入侵来说影响范围更大、时间更长久，控制和治理也更加困难。同时，领海是沿海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物入侵还可能对沿海国国家主权构成威胁。因此海洋生物多样性存在着比陆地生物多样性更为特殊的潜在危险性。但现实是，在海洋生物入侵方面，无论立法还是研究都落后于陆地生物入侵的防治。预防和控制海洋外来生物入侵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证沿海国安全稳定的重要内容。
一、海洋生物入侵的概念及其产生的特殊危害
目前，理论研究领域对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通过分析、研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于外来物种和外来物种入侵所下的经典定义，笔者认为，所谓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是指某海洋物种通过自然途径或是人类有意无意的活动，被引入到其他海域生态系统，其建立的族群影响和威胁到了当地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并对当地海域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海洋生物入侵的途径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引入两类。自然因素入侵诸如洋流运动，热带风暴等自然原因导致的物种转移;人为活动引入包括船底携带外来附着生物，压舱水，水产养殖品种的引进等。相较于陆地物种入侵，海洋外来物种入侵具有一定的特殊危害性。
首先，入侵的海洋生物会破坏本地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降低区域生物的独特性，威胁本地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入侵物种可能通过占据当地物种的生态位，建立起自己的种群，逐步消灭当地种族群，打破了维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地理隔离。它们还可能与本土物种进行杂交，对本地物种遗传多样性造成破坏。同时，还会破坏当地海底的自然原貌和特有景观，比如珊瑚礁。此外，外来赤潮生物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较强，很可能连续爆发赤潮，对当地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其次，入侵的海洋生物可能会直接或间接的造成当地经济上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危害农林业、水产养殖业的发展，造成景观破坏进而影响旅游业的收入等，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破坏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改变生态系统。据农业部的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已被400多种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损失是海洋外来入侵物种导致的。
最后，入侵的海洋生物会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海洋入侵物种有可能携带着一定的寄生细菌或病原体，这将对本地物种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特别是海水养殖类的物种，经常会携带各种病毒和病原体，稍有不慎就会在引入地区爆发疾病。例如，从1993年起，我国海水养殖对虾开始流行大规模病毒侵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便是当时从台湾等虾病流行地区引进了带病毒的苗种。
海洋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积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由于海洋处在地球的最低处，各种废弃、污染物质最终都将进入海洋，海水通过洋流运动进行着不停地流动，污染的来源往往难以确定。同时，海上作业的科学技术要求极高，海洋物种一经破坏便难以修复，损害结果往往是无法挽回的。尽管，目前已有二十余部有关外来物种入侵预防及管理的国际公约，但专门解决海洋和水生环境生物入侵问题的国际法律规制却发展缓慢，落后于陆地生态系统中对生物入侵防治的国际法律规范，也与海洋物种愈发严峻的形势不相适应。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特殊性探析
源于德国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最初的核心是社会应当通过认真的提前规划和阻止潜在的有害行为来避免破坏环境。以第二次保护北海国际会议为开端，也就是从海洋环境保护开始，风险预防原则逐渐进入国际环境法领域。由于环境保护领域的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经济、伦理、科学等多方面问题，哪怕是在海洋环境领域，目前在国际上都很难对风险预防原则下一个统一或权威的定义。但人们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价值角度是一致的，根据大量的国际条约和会议宣言对于该原则的表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该原则的核心要素:
首先，环境风险的潜在危害被怀疑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环境风险是指公众对环境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后果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具有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种。自然的环境风险几乎是不可控制的，而人为的环境风险产生的关键因素是人类利用、开发、获取资源的活动，当这些活动所引起的环境风险达到一定严重的程度时，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当然，风险程度因地区和适用范围而异，各国可以基于自身对环境标准的要求进行衡量。
其次，发生的风险与其将要产生的危害的因果关系中存在科学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尚未取得支撑该因果关系的确切可靠的证据。尤其是在面对从未遇见过的新型海洋环境问题时，必然会存在不确定的认识。但是，这种科学的不确定性不能作为延迟行动或拒绝行动的理由，否则，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或许将遭受更为严重的不可逆的损害，这种损害远比提早做好预防措施的人力财力耗费大得多，更何况人类的生命健康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最后，风险预防原则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取决于正确有效的风险预防措施。目前国际公认的风险预防措施主要包括:禁止与限制、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和清洁生产等。各国应当在本国能力范围内，最大化地就现有水平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以之为重要参考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环境风险。但是从上面对于科学不确定性的论述可以得知，这种不确定性会对成本效益分析构成一定的局限，人类只能够按照现有的认知水平和科技水平进行分析，在将来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与成本一一效益相违背的。因此，环境风险的成本效益分析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成为唯一的决定性依据。
三、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中的适用
如上所述，海洋生物入侵问题所带来损害结果是灾难性的，但如今，该问题愈演愈烈的现状似乎还没有唤起人类的危机意识。风险预防原则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具有针对性的，在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上引入风险预防原则，并配以相应的预防措施，同时加强国际协作，必将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形成有力的保护。
(一)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必要性
1.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海洋生物入侵所造成的危害
国际海事组织指出，这些外来物种的入侵，是对全球海洋健康造成致命威胁的元凶之一。海洋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物种的入侵途径多样，传播速度快，繁殖能力强，土著物种的生存空间被占据后，就很难再继续繁衍，只有逐渐消亡这一条路。海洋物种一旦灭绝，便不复存在。风险预防原则正好与这一点相对应，只要出现对本地海洋物种产生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就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
2.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弱化了海洋生物入侵对于科学因素的高要求
在无法预知环境对外来物种吸纳能力的情况下，根据法不禁止即允许的理论，现行法律一般默认不能证明对环境有害的即视为环境安全的的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上，无论是在事前预测还是事后治理上都对科学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但在风险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上一定会存在着科学的不确定性，若是都以无法证明对环境有害而逃避责任，那么必然会放纵外来物种的入侵。采用风险预防原则可以在这点上做到很好的弥补，各个国家都不得以缺乏准确的科学依据为理由，延迟或拒绝采取预防措施使海洋生物入侵带来的损害最小化。
3.对于海洋物种多样性的预防保护符合成本效益理论
在应对海洋物种入侵问题上，成本效益分析法确实比较难以适用。一方面是海洋环境复杂性、变化性的特点使得这种预防成本难以精确估测，另一方面是从历史上来看，对于生物多样性这一问题的保护，一直以来都遭到忽视，人类通常只会看到引入物种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往往不会考虑本地稀有物种所拥有的更为长久的生态利益。海洋物种一旦灭绝就无法修复，其生态价值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贯彻风险预防原则防止海洋生物入侵所带来的效益一定远远大于事后修补所花费的成本。
在防治海洋生物入侵方面，较之损害预防原则，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明显更为合适。下面以船舶压载水这种海洋物种入侵最为典型的例子进行说明。为平衡船舶，保证安全航行，在船舶离岸时底舱都要注入一定的水体，当船舶装载为了空出吨位，就得将水体排除舱外，这样就产生了在不同海洋生态系统间进行的压载水排入和排出活动，同时发生无意的物种引入行为。据估计，船舶每年将约百亿吨压载水带到世界各地，几乎每九个星期就会在世界各地发现一种新的入侵者。这种合法的人类活动所引起外来海洋物种的入侵，比违法活动所带来的危害更大，并且更加难以控制。因此，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的防治上更加有效用。压载水所携带的外来物种往往会对本地的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土著物种若是遭到排挤直至灭绝，这种后果是无法修复、无法逆转的。若是等到破坏后再进行治理，地球生态利益所遭受到的损失将难以估算。目前，将有害水生物体引入新的海洋生态环境已经被确定为全球海洋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因此，不仅在船舶压载水排放之前必须对排放地以及压载水中的生物进行调查，还应当在本国的能力范围之内采取足够的措施进行预防，比如及时清理压载水中的沉积物等。即便存在尚未确定的科学证明，也应当将预防措施最大化，倘若污染，便再没有进行治理的机会。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具体适用
1.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制定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
将一项原则能够尽快用于解决现有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以该原则为中心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如前所述，海洋生物入侵问题具有特殊性和不可逆转性，针对这类问题法律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弥补其稳定性和滞后性所带来的空白，以达到最大限度减少损害的目的。例如我国1988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虽然在立法宗旨、预防原则的精神，提出的诸多诉求，但遗憾的是该法并未明确设立风险预防原则，制度设计等方面或多或少渗透着风险其内容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风险社会所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上更是如此。把风险预防原则正式确立为制定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同时在环境立法中将该原则的几个要素一一科学的不确定性、危害结果的不可逆转性、本国范围内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等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中具体化，这样才能够在短时间能减轻海洋物种遭到破坏的程度。
2.借鉴其他国家相关方面的先进措施
对于海洋生物入侵问题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最富有经验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早在1991年，澳大利亚为预防及控制由压舱水携带引入外来有害水生生物，颁布了《压舱水管理指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执行的关于压舱水方面规定的法律。该法明确要求压舱水排放前要进行交换并去除其中的沉积物。1999年，为保护自然物种，《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全法》第一章第3条中规定了预防灭绝、促进受威胁物种的恢复和为鲸建立保护区等措施。此外，还要求行政机关制定有关生物多样性事务的决策时必须适用风险预防原则。2001年7月起，澳大利亚还加强了对进入其沿海地区船舶的压舱水管制。凡是由管制机构评估后显示含有危险外来海洋物种的高威胁度船舶，必须在公海更换压舱水。这种典型的风险预防方法可以成为我国国内法关于这方面防治的典范。
还有一些国家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制定具体措施，并且对这类措施给予法律保障。例如，1993年，德国于《遗传工程法》第6条中规定，从事遗传改性生物体的任何人必须进行风险评价，这种评价程度应当根据最佳实践、适用最佳可行技术以避免对人类、自然和环境的潜在危害。而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相关法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定。
3.加强国际协作
由上述海洋的特殊性可以知道，海洋物种的维系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不是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做到的。防止海洋物种入侵，必须要加强国际协作，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国际公约对这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196条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由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使用技术而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或由于故意或偶然在海洋环境某一特定部分引进外来的或新物种致使海洋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和有害的变化。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更是多处涉及了风险预防原则。其中第8条规定，各成员国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计划或其他管理战略，建立保护区，重建和恢复已退化的生态系统，促进受威胁物种的复原，防止引进、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2000年的《卡塔赫纳议定书》第15, 16条中有关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规定更是充分体现了风险预防精神。
关键字：海洋环境污染事故 海洋污染 海洋生态破坏海洋环境保护措施
Abstract:
The sea is the hometown of life, Marine and human relations close. Marine accounted for seventy point percent of the earth, it absorbs heat from the sun, and will be released to the atmosphere heat, and adjusting the climate, therefore, coastal areas favorable climate, beautiful environment, since ancient times is that the population is dense land, the whole world has forty percent of the people live in coastal areas. The oceanographer sears and. El said; Our planet is domina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cean point, the weather and climate is also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the ocean's collection of Marine biological species of the crown and more global, if sea chan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th will change.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a major problem of human development, has faced man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cases, human development, they need a guiding ideology to avoid to cause more difficult to recover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
Key word: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Marine pollution of the sea ecological destruction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X1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环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复合体，海洋环境问题又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任何一局部的破坏都会影响到海洋整体生态系统，从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历史上几个重大的海洋污染事故来探讨目前海洋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进而阐述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分析我国目前海洋环境的现状以及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 历史上几个重大的海洋环境污染事故
1、1978年3月16日 夜，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超级油轮艾莫科．凯迪斯船舵失去控 制，随之在法国布列塔尼海岸搁浅，价值1500万美元的艾莫科油轮和2400万美元的中东原油损失在冰冷的海水中，溢出的原油形成一条宽18海里、长80海里 的海上油河，污染了130海里风景如画的海岸。死于溢油污染的各种鸟类达10000只，还不得不把5000吨被原油严重沾污的牡蛎处理掉。法国政府花费9500万美元补偿溢油污染所造成了损失和清理溢油所需的开支。布列塔尼地区居民的损失达3000万美元，这次海洋污染事件直接经济损失达1亿多美元。
2、1999年12月12日，满载2000吨重油的“埃里卡号”油船在布列斯特港以南70公里处海域沉没，造成大量石油泄漏，严重污染了附近海域及沿岸一带。使法国西海岸，至少大约有20万只以上的海鸟已成为“埃里卡号”油船泄漏污染海洋的牺牲品，显然，这场事故已经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石油污染事件。
3、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等级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相同，向太平洋泄漏的放射性元素铯总量达到27.1千兆贝克，危害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放射性沉降物是可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在体内达到一定剂量时就会产生有害作用，已酿成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海洋污染。
二．目前主要的海洋环境问题
海洋环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洋污染，即污染物进入海洋，超过海洋的自净能力；二是海洋生态破坏，即在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1．海洋污染
海洋污染物绝大部分源于陆地上的生产过程。海岸活动，例如倾倒废物和港口工程建设等，也向沿岸海域排入污染物。污染物进入海洋，污染海洋环境，危害海洋生物，甚至危及人类的健康。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弃物是海洋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它们集中在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附近。核电站和工厂排出的冷却水，水温较高，流入河口或海中时，往往给海洋生物带来影响。施入农田的杀虫剂随雨水流进河流，或者随土壤颗粒在河口附近淤积，最终进入海洋。偶发性的海上石油平台和油轮事故，引起石油渗漏和溢出，造成海洋污染。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
2．海洋生态破坏
除海洋污染外，人类的生产活动，例如工程建设和渔业生（围垦和滥捕等），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例如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都会使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改变。人类对某些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减少，质量降低，也使部分物种濒临灭绝。有些海岸工程建设和围海造田缺乏科学论证，破坏了海岸环境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目前，海洋开发活动还缺乏综合的、长远的规划、综合效益比较差。海洋生态环境是海洋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的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的变化，海水的有机统一性及其流动交换等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的有机联系，使海洋的整体性和组成要素之间密切相关，任何海域某一要素的变化（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都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产生的具体地点上，都有可能对邻近海域或者其他要素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和作用。生物依赖于环境，环境影响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当外界环境变化量超过生物群落的忍受限度，就要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
三．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海洋环境保护不仅指海洋污染的防治，而且涉及海洋资源的保护，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工业布局、能源结构、产品结构等许多问题，即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讲，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资源，就是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自然资源对环境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破坏资源，就是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并不是消极地保持自然的天然面貌，而是有效地、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及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二者是统一的和互为因果的。要以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和经济观，科学地、全局地、长远地正确处理好海洋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开发是为了人民的需要，为人民造福；保护是保护资源再生产能力，防止污染，防止生态系统恶化。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而开发利用必须注意保护。要从环境的全局出发，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建设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做到海洋开发事业既能全面发展，海洋环境又能得到保护。
四．我国海洋环境的现状及主要成因
我国海域基本属半封闭性海区，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3个气候区，海岸线漫长，海域辽阔，岛屿众多，海洋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域环境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主要表现在一下几点：
1. 陆源入海污染物日益增加
2. 近岸海域部分贝类受到污染
3. 赤潮发生的面积和次数逐渐增多
4. 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缓解
2009-2011年，全海域污染面积在18-24万平方公里之间波动，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江苏近岸，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临近海域，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入海排污口临近海域污染尤其严重。中国近岸和近海海域的主要污染物80%以上来自陆源排污。2009年，年排放入海污水约456亿吨，主要入海污染物约2416万吨。全国712个陆源入海排污口检测结果显示，82%的排污口超标排放，95%的排污口设置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部分排污口检出多环芳茎，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等持久和剧毒类有机污染物。
中国2004年在近岸海域部分生态脆弱区域或敏感区建立了15个生态控制区，包括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的生态系统。监测系统显示，只有广东，广西，海南3个生态监控区内的珊瑚礁，海草床及红树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保持良好，其它海湾，河口以及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富营养化及营养盐失衡，生物群落结构异常，河口产卵场严重退化，部分产卵场正在逐步消失，生境丧失或改变等。总体而言，中国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整体上处于脆弱状态，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缓解。
中国海洋环境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海洋环境保护缺乏宏观规划和严格的法律标准。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范还不完善，从公民到企业人员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都很薄弱，很多可操作的环保措施因为管理不善得不到很好的实施。在一些重点海域的开发上缺乏宏观指导和规划，使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得不到协调发展。
2. 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我国人口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及农业退水都排放到海洋，海洋资源过度利用，特别是过度捕捞，加上各种海洋开发活动如填海，海上汽油开采，航运等都加快了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3。海洋保护的资金和技术不到位也是导致海洋环境迟迟得不到有效改善的原因之一。虽然国家每年在海洋保护方面的资金逐年增加，但是增加的金额与环境恶化产生保护费用差距也在逐年扩大，我国海洋保护起步较晚，在科学技术与专业人才上十分短缺。
五．应对我国海洋环境问题的措施
1. 建立健全海洋法律体系与管理体制。自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一系列海洋和涉海法规，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涉海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促进我国海洋管理和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海洋环境与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我国应该加大对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
2.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合理规划好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海洋环境的监测与评价，逐步建立海洋环境宏观调控机制，实施海洋生态环境分类管理制度。对各种典型珍稀海洋生态区域实施重点保护，对脆弱敏感海洋生态区域实行限制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环境政策，对已经受损的海洋区域实行生态建设与综合整治相结合的政策，对全海域实行综合管理与协调开发相结合的环境政策。
3. 防止和控制沿海工业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一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加强重点工业污染源的治理，推行全过程清洁生产。三是按照“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进行专业处理和就地处理，禁止工业污染源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四是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五是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4.完善海上突发污染事件的预防监测和应急管理系统。制定海上船舶溢油和有毒化学品泄漏应急计划，制定港口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建立应急响应系统。防止和控制海上石油平台产生石油类等污染物及生活垃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做到油气田及周边区域的环境质量符合该类功能区环境质量控制要求，不对邻近其他海洋功能区产生不利影响，开发过程中无重大溢油事故发生。
5.加大对于海洋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包括用于开发新技术与用于培养新型专业人才的资金投入，为海洋环境的保护提供长远有力的科技支持。
结论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基本上都是在江河湖海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依赖着海洋的同时，却也因为过多的索取给海洋母亲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要使人类可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保护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参 考 文 献：
1.拉弗雷（美）. 建设弹性海洋保护区网络指南[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09-01.
2.赵淑江.海洋环境学. [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6-1.
3.宛平路.海洋生态环境有何重要性[EB/OL]wenda.省略/wenda/thread?tid=562c2809a3e90186,2009-08-13.
4.张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06-01
5.张丽颖.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 [m]山东：冶金工业出版社.2010-08-01
不管是在北极还是南极，对绝大部分体验过极地潜水的人而言，极地潜水更像是这样一种体验：跨出三界外，又入五行中。在广阔的开放冰面上，摆着无限供应的热茶，等着你归来。如今有一些专业的探险公司提供极地潜水项目。这些项目为技术娴熟的潜水者揭开了极地海域的神秘面纱，但是参与者也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身体强壮，足以应对极端水温（温度最高3℃，低至-1.8℃）。
没错，追风溯水透骨寒，这是完成极地潜水无法绕开的挑战，同时寒冷换来的回报也相当丰硕。极端寒冷的环境就是瑰丽多彩的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并且是一种辽阔的壮丽。19世纪上半叶，威廉・斯科斯比（William Scoresby）在探索东格陵兰岛的时候写道：“展现在眼前的，通常像一幅宏伟而有趣的太虚幻境。”当你把“幻境”定义为“现实与虚构如梦境般交替出现”的那一刻，斯科斯比对极地环境的描述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极地的地貌、海洋、冰川，以及色彩的鲜活和怪诞，恐怕在世间找不到第二处所在。
极地潜水幻境
南极半岛上，极地的这种二元性美感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这条1500公里的狭长地区从南极大陆向南美大陆延伸，分割点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海峡―德雷克海峡。在地球的其他任何角落，人类都再难寻觅到如南极半岛一般的幻象：完完全全是大自然赋予的美，见不到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同时又原始又粗犷。这就是南极，肆野得如此淋漓尽致。
如果你能成为其中一个幸运儿，来到地球上的这片神奇海域，在令人身心愉悦的无边蓝色海洋中潜上几回，“幻境”将在你周遭成为现实。你到时恐怕就很难再弄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很难分清四周的真实与虚幻。无瑕的蓝天柔软地垂挂在冰山上，这种蓝精致地倒映在镜面般的海面上。惟一能够打破这幅蓝色画布的，也许就是海面上漂着的那些浑然天成的冰山。光从各个方向投射过来，豹斑海豹乱哄哄地跑来跑去，座头鲸在远处喷出水柱……这就是你下水前会看到的景象。
当然，若是整个幻境万籁俱寂、显现出另一种特性的时候，就让极端寒冷的壮丽变得触手可及。极地始终让人感到虚无缥缈，南极半岛的天气如娃娃的脸，说变就变，让潜水者措手不及，甚至对人类的生存都存在巨大威胁―但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南极生存哲学的一部分。毕竟，如果你来到南极，只为了体验梦境般的蓝天和平静的海面，你难道不会稍微觉得血本花了、到手的货却缺斤短两吗？来到南极就是要体验它的全部，你要学会融入其中，你要成为它的一部分。下水时，冰冷的浪花和迎面而来的寒风清楚地告诉你它们代表着极地。
在你潜入水平面以下之前，你所见的南极是包罗万象的。然而，待你完成冰水交融的第一跳后，拥抱你的才将是最真实的南极：寒冷又将到达一个全新的层次。这种寒冷是你的身体无法适应的，需要你拼尽全力去忍受。你之所以选择忍受，是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一刻你有机会融入南极这个独一无二的原始的濒临消失的海洋生态系统。
4000万年前德雷克海峡出现，南极半岛就此形成。这次的地壳运动对生态环境发展可谓意义重大，海峡的形成直接引发了之后地球的一大洋流，即南极绕极环流。南极绕极环流经过南部海域，围绕整个南极洲，被誉为全球最强的洋流。环流搭筑起一道海洋屏障，将南极洲与温水海域及以北地区的空气温度隔开。因此，南极形成了地球上绝无仅有的生态系统，进化出一种特殊的环境状况。
南极生态系统
南极绕极环流与大部分南极大陆分离，沿着南极半岛西部的海岸线运动，海底地形使得洋流直接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绕极环流有效地向南极半岛以西这片海域注入温暖而富含养分的海水。整个生态系统因此受益，洋流为在此存活的生物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也是极地潜水的乐趣之一。另一个乐趣在于，在这里你有机会见到一个举世无双的生态系统。半岛周围海域不存在破壳式捕食者，例如蟹类、鲨鱼，这增加了南极潜水的独特性。为什么南极没有带厚壳的有机体？因为生物在南极的环境下压根儿不需要这样一层保护壳。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中，遍布软珊瑚、被囊动物、海绵动物和海星。这给南极海域带来更绚丽的色彩，绚丽到人们难以相信这居然就是极地。缤纷的水底世界，无疑就是南极这位大自然艺术家的天然调色板。暖色调的海床丰富了南极世界中无尽的蓝与白。惊喜无处不在，极端寒冷这点小事，那时已不值一提。
在今天，南极半岛成为这颗星球上海水温度上升最快的海域。暖流扩张之快、随之而来的影响之大，举世震惊。在过去50年里，南极大陆上空的气温已经上升了5～6℃，海平面温度也提高了将近1℃。在数值上看，人们可能觉得不以为然，但是其实际影响却是致命的。有人发现帝王蟹和蜘蛛蟹已经开始出现在南极半岛。水温的升高（哪怕是微弱的）有利于它们的繁殖和生存。
类似帝王蟹这种捕食者的到来，预示着南极半岛的灾难即将来临。长期在此生存的生物已经进化成为不需要坚硬躯壳保护的生物种类，生态系统此刻的改变让原本柔软的南极半岛显得更加不堪一击。它们都将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在海床上爬行的巨大海星、比人类还长的蠕虫、保持着史前外形特征的等足动物、始终那么可爱的海参……这么一来，南极半岛将不再拥有地球上最特别的海洋；随着海洋温度的持续上升，消失了数百年的捕食者卷土重来，并可能最终占领这片海域。
破壳式动物的入侵，无疑仅仅只是南极半岛变暖引发的众多巨变中的一个。南极特色的生态系统正在改变，只可惜并非朝着好的方向改变。神赐的无脊椎动物正在逐渐减少，这对潜水者来说是个遗憾。原本希望探寻奇幻的南极海洋世界的他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一片危机四伏的海域。
浮冰危机
科学家每年都目睹南极半岛周围海域中冰川的消逝：冰川覆盖的海域面积在减小，冰川在消融，冰架在塌陷。在南极半岛上四处走走，你会听到轰鸣般的破裂声，冰正从冰川上断裂；声音持续时间之长恐怕连雷鸣也无法匹敌。毫无疑问，这样巨大的声响是对人类响起的警钟：挽救南极半岛的命运已迫在眉睫，丧钟为谁而鸣？
海上浮冰是南极半岛海洋生态系统的血脉生命线。它的消逝，影响着食物链每一层级的生物―从微型浮游生物到巨型捕食动物，无一幸免。在过去50年里，浮冰每年存在的天数减少了90天（引用自2010年斯科菲尔德的论文），每一天的减少对整个生态系统都构成极大威胁。这种冲击是多方面的，十分复杂。南极海域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这是自然赋予的宝藏。在许多人眼中，海豹、企鹅和鲸鱼是南极的象征。这些生物，也成为了人们不畏险阻跨越险恶的德雷克海峡来到南极的一大理由。追寻并亲眼见证那些会令你终生难忘的时刻：在面对着勒梅尔海峡的壮阔冰山间，一位座头鲸母亲摆动着身姿；或是与一只豹斑海豹面对面，它的头霸道地转过来，直勾勾地凝望着你。这些瞬间会成为你饭桌上一辈子的噱头。
最有趣的故事（或许也有些人）之一要数一群被追逐的企鹅。巴布亚企鹅现在主要生活在南极半岛的北部。在企鹅大家族中，它们是不多见的能在水中纵向跳跃的一支。学术界认为，这种跳跃与在水中运动的能量效率有关，企鹅跳出水面以获得新鲜空气。黑白两种颜色不断在眼你前闪动，令人心情愉悦。大多数企鹅在跳上它们的“陆上殖民地”时并未察觉，一只豹斑海豹正守株待兔。观察力较强的企鹅会发现这个情况，这意味着一出好戏即将上演。
这简直就是一场企鹅激情秀！企鹅发现海豹后会四处逃窜，这时你眼前晃动的黑白两种颜色犹如焰火一般。原本平静的冰面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企鹅们疯狂地四下逃命。如果其中一只企鹅没有那么聪明或动作不够快，那么它回到自己领地的希望就比较渺茫了。海豹也会为此时已经足够精彩的画面再增加一点趣味，在对企鹅发起围捕时它变得不像往日那般温和。海豹在冰面上不断拍打着那只不幸的企鹅，接着剥皮、拔毛。海豹这般残忍的本性说明，能领教到它这一面“风采”的南极游客少之又少，这些目瞪口呆的人类正嚓嚓地按着快门，试图捕捉这一残暴的画面。这到底是血腥残忍还是物竞天择，各花入各眼，只能由各位被迷住的看官自行决定了。随着这片地区气温和水温的持续上升，复杂的食物网可能被彻底打乱，这样“出于本能”的捕食画面也会随之变得愈加罕见。
我们十分清楚，等待着南极半岛的未来，将会是浮冰的不断消逝。食物网的破坏随之而来，那时生态系统的平衡也必将难以维系。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仅是一个小小的生物体就能意识到。
小小南极虾
如果浮冰可以被视做南极半岛海洋生态系统的血脉生命线，那么南极虾就能成为这个系统的核心。南极虾是一种类似甲壳动物的虾类，身长约六厘米；它们不幸成为南极变暖的受害者。南极虾如果从这个生态系统中消失，斑海豹将不复存在，“巴布亚企鹅焰火”也再难出现，南极潜水的乐趣也削减大半。南极虾在这张庞大的食物网中显得毫不起眼，但它却是地球上最大的蛋白质资源。
南极虾以捕食浮游生物为生，在浮游生物捕食者中，南极虾已经算是个头较大的了。在大多数海洋食物网中，微型浮游生物和六厘米长的甲壳动物之间往往还有几种生物。但只比浮游生物高一级的南极虾储存的能量十分巨大。南极虾本身族群庞大，重量高达两百万吨，覆盖了450平方公里的海域。南极虾这种小生物维系了整个南极半岛的生态系统，这个事实显而易见。
航行在美丽的南极地貌间，你可能会看到一片染成粉色的海域，那就是一群南极虾。如果你的旅程囊括了企鹅栖息地的观光，或许能见到更清晰的画面：刺鼻的鱼腥味扑面而来，这种南极虾的浓重气味来自粉色的企鹅粪便。南极虾是巴布亚企鹅、帽带企鹅和阿德利企鹅的最主要食物来源（这几种企鹅全都栖息在南极半岛，常在夏天出现），后两种企鹅的数量递减被学术界认为主要是由于浮冰和南极虾的减少。从南设得兰群岛延伸至南极半岛的海域中，帽带企鹅和阿德利企鹅的数量已经在过去30年里剧减了50%。
浮冰和南极虾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没有了浮冰，南极虾就无法顺利繁殖。浮冰扮演着南极虾幼体的保护者这一重要角色，为它们提供躲避捕食者的庇护所，浮冰下浮游生物的沉积还给这些幼体提供丰富营养。如果南极半岛的变暖程度得不到有效缓解，那么浮冰将无法在冬天形成，南极虾的数量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减少。加之人为捕捞南极虾的活动日渐猖獗，多国争先恐后地争抢这一富含能量的健康食物（也许你就曾经在你们国家健康食物商店的柜台上看过南极虾油），南极虾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险境。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1970年后，南极虾数量已经减少80%。这一现象已在南极半岛生态系统中造成了严重的连锁效应，阿德利企鹅的数量变化就是一个例子。只有少数几种生物正在努力适应这样的变化，巴布亚企鹅就是其中一种。这主要是因为巴布亚企鹅的生存并不依赖冰（它们的繁殖在没有冰的海滩上进行，日常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海中觅食）。另一原因来自它们的生活特征：达到性成熟的年龄较小，繁殖能力较强。这两点使它们成功地适应了环境的变化。在剧烈的环境变化面前，这种适应能力还能持续多久？我们将保持关注，但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南极半岛生态系统在未来将何去何从，这无疑将取决于南极虾的生存情况。众所周知，南极虾维系着这一整个生态系统，它的重要性贯穿整个食物网。食蟹海豹、毛皮海豹、威德尔海豹、座头鲸、小须鲸、南露脊鲸、贼鸥以及海燕，这些仅是以南极虾为食的庞大生物群中的一部分。蓝鲸甚至也依赖南极虾为食。重量仅为一克的南极虾，维持着重达200吨庞然大物的生命。如果南极的未来没有了南极虾，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样的未来的确令人堪忧。毕竟，没有了轮轴中的关键部件，整个系统都将无法运作。
一、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1983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首次提出了“生态旅游”这一概念。他在定义生态旅游时提出了两大要点：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然景物；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不应受到损害。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将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当地人民生活福利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即生态旅游要对生物多样性、当地社区利益、经济和社会效益做出某种贡献，并且具有教育和认知的功能。海洋生态旅游既是感受、体验、欣赏和研究海洋生态景物的一种旅游活动形式，也是增强旅游者、经营者和管理者环境意识，进行环保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对此，在发展海洋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应将环境保护主题贯穿于始终。
(一)丰富而独特的海洋资源环境是发展海洋生态旅游的物质基础
与其他旅游活动相比，生态旅游本身对资源环境有较强的依存性。从海洋生态旅游赖以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分析，海陆交界和大陆近海海域、海岛所形成的海洋生态环境系统，资源丰富多样，自然景观独特，区域特色明显。海洋生态旅游就是利用海岸、水体、岛屿、冰川、入海口等生态环境而开展的具体的旅游活动。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休闲消费需求的日益增强，选择远离城市喧嚣的海滨(岛)旅游区游憩、休闲与度假，巳成为现代生活的新时尚。从经营上讲，海洋生态旅游就是旅游者对海洋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直接消费。只有“原汁原味”、处于原始状态或良性循环状态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才能激发旅游者的生态旅游愿望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的旅游消费需求。因此，随着人们消费素质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旅游者对优美自然环境的向往和绿色消费需求将会逐步增强，以海洋生态环境消费为主要目的的海洋生态旅游将成为旅游热点。中国海域辽阔，区域海洋特色明显，从南到北拥有极为丰富的海洋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这是我国发展海洋生态旅游，提高旅游吸引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海滨（岛）所具有的天然、优美、丰富而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环境，是海洋生态旅游业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海洋生态旅游对环境的影响兼具正反两方面的效应
一方面海洋生态旅游的发展对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生态旅游的内涵来看，它更强调的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循环利用，是一种健康的旅游发展理念和旅游活动。正是由于生态旅游强调旅游过程中的“保护性”和“持续性”，所以与其他旅游活动相比较，只有生态旅游活动才能把旅游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海洋生态旅游的主要方式是感受、体验、探险、科研和教育等，与其他海洋产业，如传统渔业、捕捞业、近海养殖业和海上油田开发等相比，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较低。在维持海洋生态环境系统平衡和环境承载力范围内，海洋生态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广泛普及海洋环境知识，提高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自觉性，达到旅游与环境相互促进的效果，而且以良性发展的海洋生态旅游业替代部分资源消耗大、环境破坏严重的传统海洋产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也可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另外，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业还能够为综合化的海洋环境管理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系统化、规范化管理。
另一方面，海洋生态旅游的过度开发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任何形式的旅游活动，总是会对旅游景区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巳，同时这种影响又伴随着旅游规模的扩大呈倍数的增加。在海洋生态旅游中，无论是近海度假、观光、游览，还是海岛观赏、研究、教育等活动，或多或少都会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由于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干扰和破坏在表象上、在短期内不明显，因此这种干扰和破坏也极易被忽略和被掩盖。特别是一些海洋自然旅游保护区，由于地处远海荒岛，生态系统单一脆弱，环境承载力极其有限，不断增长的游客数量给当地环境带来很大扰动，甚至导致一些自然景观的丧失，如鸟岛不再是鸟的乐园，海滨彩石被游人“洗劫”一空。
二、正确处理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统一
海洋生态旅游与其他生态旅游活动一样，在发展之初都曾经被称为“无烟工业”但是，随着海洋生态旅游日益成为一种大众性的旅游活动，游客人数激增，纷至沓来的游客远远超出旅游景区的环境容量，加之旅游规模消费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与污染也超出了海洋环境的自我平衡与净化能九给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另外，许多从事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认为，海洋资源是取之不尽的，旅游资源环境一旦被开发出来就可以永续利用下去。显然，这种认识是有害的，对于海洋生态环境基本持不作为态度，只会误导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甚至进一步恶化海洋生态环境。
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始终是一对矛盾。按照对立统一的观点，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才能最终实现动态平衡。那种把经济发展作为唯一考虑的“经济中心论”和主张对环境实行绝对保护的“生态中心论”，在海洋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中都是不可取的，实践中也不可能存在“零破坏”和“零污染”的纯粹保护性旅游。因此，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要禁绝发展海洋生态旅游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是强调在发展海洋生态旅游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把这种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环境条件决定着海洋生态旅游未来的发展方向
海洋所蕴含的独特的、原生态的环境条件，是海洋生态旅游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因和旅游价值所在。因此说，环境条件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海洋生态旅游发展的方向和潜力。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环境的过程中，包括在生态旅游具体项目和具体线路的设计与选择中，对环境的原生态应当充分地加以保护，做到对环境影响最小化。事实上，旅游业本身就是依附自然禀赋和人文脉络而发展起来的产业，特别是海洋生态旅游，其与环境的关系更直接、更紧密，更需要有良好的环境条件来支持。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只会造成海洋生态旅游的难以为继，进而丧失海洋生态价值和旅游价值，并最终导致海洋生态旅游产业的衰落。因此，加强环境保护，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是实现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应遵循的原则
实现海洋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目前海洋旅游开发经济利益大于环境利益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以保护为前提，以适度发展为原则，在保护中科学发展。
第一，以保护为前提。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永续发展。保护海洋旅游环境的目的，在于促使海洋区域生态系统保持或转化为良性循环状态，为海洋生态旅游，以及海洋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和必要的保障。在保护的前提下，要防治结合，树立“防重于治”和“源头治理”的环境管理理念，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保护环境，加强海洋旅游区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设施建设，提高海洋环境管理能九约束各种不当开发行为和旅游消费行为，防止旅游景区出现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第二，以适度发展为原则。要按照“合理布局、重点发展、发展有序”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合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开发模式。在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要统筹考虑旅游景区及周边区域资源环境状况，以及当地居民需求和社会发展要求，科学、严谨地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景观设计。特别要尊重海洋生态系统规律，对生态脆弱、环境敏感区和珍贵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应采取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在分析相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合理设计生态旅游产品，限制游客规模和流量，严格控制旅游活动，杜绝因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的经营行为的发生。
第三，在保护中合理发展。在加强海洋环境管理、有效监督，并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宣传的前提下，逐步提高旅游经营者、管理者、游客和旅游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护中来。同时，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旅游经营管理机制，确保旅游收入的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从而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保证海洋生态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海洋生态旅游环境管理的几点思考
海洋生态旅游环境管理，就是要通过有效地实施行政、经济、技术与教育等手段，实现海洋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综合运用行政手段，落实海洋环境管理
第一，从实施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入手，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和管理对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始于旅游规划的编制阶段，主要是对旅游开发、经营和消费活动可能引起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分析、预测和评价，从而落实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管理，为旅游景区和旅游项目的保护性开发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并为实施环境管理提出标准和具体要求。对与海洋生态旅游相关的一些项目，如设立旅游观光区、开发相关旅游资源、划分自然保护区域、防治污染和生态建设方案等，都必须建立起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第二，在对海洋旅游资源环境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实际调查和评估海域、海滨和海岛的环境容量，从而明确旅游开发区和旅游项目的环境目标要求，选择确定合理的旅游开发模式，保证海洋生态旅游中环境质量的高品位和原生态特点。第三，制定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的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管理法规和政策，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健全海洋环境管理体系。明确环境目标与责任，监督检查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率，坚决制止那些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费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严格控制海洋生态旅游活动的强度、规模和范围。
(二）强化技术管理手段，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首先，海洋生态旅游战略管理的科学决策，离不开现代高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包括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虚拟技术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等。如利用遥感技术服务于海洋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可以对大面积的海洋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普查，对海洋环境状况进行周期性监测等，以便及时了解海洋资源环境的退化、污染和被破坏情况，进而采取相应的防止和保护措施。地理信息系统在海洋生态旅游的发展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存储、查询、显示各种海洋生态旅游资源信息，并能为海洋生态旅游管理、决策、规划等提供可靠的数据信息支持。其次，在海域、海滨、海岛的生态化管理中，一些环保技术的应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利用生态技术治理生态旅游造成的某些污染问题。采用污水处理技米在景区隐蔽处建立小型污水处理系统和中水净化处理与循环利用系统；对固体废弃物则采用回收利用技术，根据废弃物种类不同分别采用一级资源化技术和二级资源化技术；采用新型生态环保材料进行景区景点和基本设施建设；在绿色能源利用方面，充分开发利用旅游区的太阳能和潮汐能资源，等等。再次，海洋生态旅游的环境保护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现代高新技术在海洋生态旅游及其环境管理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海洋生态旅游的科技投入仍然很少，高新技术介入程度不高。同时，旅游管理信息化水平也有待提高，旅游环境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为此，要加大海洋生态旅游科技投入，对景区景点适用性环境保护技术、能源节约技术、信息化灾害防治、自动化和智能化管理等技米要加大攻关和推广力度依靠高新技术实现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三）运用经济手段促进旅游景区环境保护
经济手段是实现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管理手段。第一，变革海洋生态旅游经营机制，充分调动海洋生态旅游开发主体的环保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划定专门海区（岛）生态旅游区控制游客人数，并采取海洋生态旅游产品的“绿色价格”策略调整景区景点旅游规模在保证一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海洋生态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得以落实。第二，按照政府及有关区域海洋规划，应尽快将海洋生态旅游规划纳入到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地方财政在年度计划中相应地增加海洋生态旅游环保投资安排。同时，在现有国有资产经营体制下，各级税务部门将征收的相关旅游经营所得税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职能管理部门，专项用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积极探索建立海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合理收取环境保证金和自然环境恢复保护费，坚持实行“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谁保护”的管理原则，依法实施、合理使用。第三，要加快变革与海洋生态旅游发展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投资机制确保海洋生态旅游发展中环境保护资金的落实和投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应采取多种方式拓宽引资渠道，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加入，引进利用各种资金，积极争取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对海洋生态旅游发展的资助，形成众多投资主体参与的多元化投资体系，保证海洋生态旅游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四）重视海洋生态环境教育手段
[关键词] 海洋强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海洋经济 广东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89-05
[基金项目] 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海洋强国建设的评价体系研究及应用”（编号：201405029）；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长基金（1609）。
[作者简介] 杨黎静（1985 ― ），女，福建莆田人，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南海规划与环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洋经济与管理；钱宏林（1957 ― ），广东人，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海洋管理；李宁（1980 ― ），河南郑州人，国家海洋局南海规划与环境研究院海洋经济研究室，博士，研究方向：海洋经济。
一、 广东建设海洋强省的优势
广东毗邻港澳，是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桥梁，地缘优势突出。“湾区”特征明显，具有“六湾区一半岛”①，是多元文化融合与合作的平台。随着CEPA 等深入实施，跨行政区域、跨界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进一步加深。加上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自贸新区的助力，未来广东将以湾区为核心，扩大区域共同利益，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
广东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3倍，岸线长度占全国的1/5，居全国之首，港口岸线资源丰富，适宜建港的海湾200多个。初步形成以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港为枢纽港的港口运输体系，全省生产泊位码头数、万吨级以上泊位数均居于全国沿海省市首位。截至2014年底，全省货物吞吐量居全国第二，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广东港口群在贸易往来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此外，广东海洋生物、旅游、矿产等资源相当丰富，沿岸海洋能开发潜力巨大，海洋资源综合实力排序中居首位，海洋资源存量指数也远高于其它沿海省市。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体制发育良好，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及其配套体制，为海洋经济的市场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者，广东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海洋工作，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重要战略，并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率先在全国建成海洋经济强省的目标”。
二、广东海洋强省建设现状
海洋政策不断完善。广东先后签订、出台了《关于促进广东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框架协议》、《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以及相关配套实施方案，带来了大规模海洋建设项目的规划以及海洋经济建设的全面启动；又率先在全国编制《广东海洋经济地图》，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如广东省财政厅和海洋与渔业局还联合的《广东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专项项目管理办法》，为建设海洋强省提供了相应的财政政策保障。此外，广东沿海9地市纷纷制定建设海洋经济强市意见或实施方案，旨在助推海洋强省建设。
海洋经济发展迅速。2015年广东实现海洋生产总值13796亿元，连续20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21.3%。同时广东海洋经济在地方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近三年广东的海洋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5.7%，高于同期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目前形成了以滨海旅游业为首的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如图1），五大支柱产业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海洋产业结构已呈较为合理的“三二一”模式，进一步拉大了与其它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的相对优势。
海洋科技能力不断增强。广东的海洋科技力量较为雄厚，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成果转化初见成效。2014年广州南沙成为全国第六个国家科技兴海示范基地，此外广州、湛江还被确定为国家海洋高科技产业基地。全省海洋科研机构（含中央驻穗机构）数量约占全国的1/7，居沿海各省前列，其中有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多家海洋科研机构。此外还有中山大学等部分院系参与海洋科研和教育工作，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洋教育体系和强大的海洋科研力量，为海洋强省建设提供了科技和人才支撑。部分高校还设立海洋学院、海洋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在粤涉海科研机构成立海洋高新技术协同创新联盟，启动建立国内首个海洋天然产物化合物库公共服务平台。近两年共争取国家支持广东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专项扶持资金5.58亿元，引导社会投资超过20亿元，重点开展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海洋装备等领域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海洋生态文明不断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明显，基本建成沿海防护林体系，宜林海岸线绿化率达94.6%。开展重点湾区海岸整治修复，陆源入海污染防控力度加大，启动美丽海湾建设，初步实现还海于景。截至2015年全省海洋与渔业保护区总数达108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个，国家级海洋公园4个，保护区数量、面积和种类均居全国首位，涵盖河口、海岛、珊瑚礁和海草场等生态系统。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数量也居全国沿海之首，珠海横琴、汕头南澳、湛江徐闻更是纳入了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此外，广东还将与海丝沿线国家进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合作，在国外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研究站9个，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污染物监测与控制等联合研究。
海洋公共管理及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广东在海洋管理方面建立相关的组织领导机构，确立了联席会议等统筹协调机制，有序推进海洋综合管理先行区建设，先行探索海砂开采海域使用市场化配置、区域性集中集约围填海开发管理模式，推进“海域使用直通车”试点。海洋公共服务能力逐步提升，组织开展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评估、海洋灾害影响评估和警戒潮位核定，启动建设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及部分海洋气象浮标站，部分沿海地市建成三维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应用、海域使用移动监视监测和三维海底管线信息管理系统。
三、广东建设海洋强省面临的挑战
海洋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双重压力。目前广东海洋经济发展面临海洋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趋势，各种累积性环境矛盾尚未完全解决，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滨海湿地减少、海洋生物群落退化等，环境调控和修复的速度滞后，近岸海洋环境约束日益趋紧。此外海域、岸线等资源集约化利用程度也不高，自然岸线被截弯取直，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污染物加速在海底积聚，海岸生态、景观价值严重损耗，也减弱了抵御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能力。海岛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全面的统筹规划和有效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严重制约着广东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规模不大，关键技术自给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与国内外领先水平的差距明显，许多成果距离产业化目标尚远，缺乏海洋高新技术创新平台，海洋高新技术对海洋产业的贡献明显不足，缺乏大型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制约海洋强省的建设。
海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不高。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缺乏宏观统筹协调，沿海产业结构雷同，出现部分低水平重复建设及无序用海争夺，无法发挥区域竞争的正面效应。与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产业结构还存在有较大差距，急需深度调整，其中第二产业内部发展不平衡，大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滞后。海洋主导产业没有形成优势突出、相互关联的格局，产业集聚度不高，尚未形成整体规模优势。珠三角与粤东、粤西之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资源过度开发与闲置并存。区域海洋经济合作不足，粤闽台、粤桂琼海洋经济合作实质内容不多，不利于海洋强省的建设。
参与次区域合作圈力度不够。广东政府在区域发展策略上对东、西两翼的重视不够，导致参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不足，不仅使粤西地区错失发展良机，也给参与东盟次区域合作形成一道无形壁垒，阻碍了对相关次区域合作的深度参与。对东盟的研究较缺乏，尤其体现在参与相关次区域合作机制方面，在政府层面对东盟区域合作热情不足，力度及层次也不够，相关针对性政策比较缺乏，这与广东―东盟彼此的经贸份额、地位较不相称。
海洋综合管理服务能力不足。目前广东尚缺乏具有高度权威的综合管理机构对海洋事业发展进行有效的规划、监督及服务，相关涉海部门职能交叉，用海项目仍存在多头管理现象，严重制约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效率。海洋综合管理服务能力建设已严重滞后于海洋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主要体现海洋防灾减灾保障能力和应急处理有待提升，海洋资源市场化管理技术体系尚未形成，岸线精细化管理能力不足、海洋事业综合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水平不高等。由于目前缺乏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配套管理办法及相关经费支持，也尚无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未能通过强有力的海洋宏观调控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四、广东建设海洋强省战略构想
根据《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中广东海洋强省建设的战略定位并立足于广东海洋强省建设的优劣势，未来广东省海洋强省的建设目标应该是：2015～2020年广东省真正实现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的跨越，至2020年全面实现海洋强省建设；至2025年，全面完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自贸区建设等历史重任。
海洋强省的具体目标应包括：
――海洋基础设施和基础领域加快建设，推动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实现“五通”①要求，达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标准；
――海洋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3%以上，占全省GDP的比重达到25%以上；海洋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区域海洋发展协调度明显增强；
――海洋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陆源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单位GDP能耗达到0.4以下，近岸海域水质达到二类以上比例达到90%以上；
――海洋科技贡献率进一步加大，海洋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海洋科技投入占海洋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5%，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20%；
――海洋综合管理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海洋环境监测、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防灾减灾、应急处理等管理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海洋文化发展迅速，文化考古、遗址修复、海洋展览、海洋影视等各类海洋文化业态得到充分发展，全社会对海洋的认知度得到明显提高。
五、广东建设海洋强省路径
（一）运用政策优势促进海洋经济稳增长
首先，在当前国家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应加快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充分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广东自贸区建设的政策优势，利用金融创新引导海洋经济发展，加快形成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机制。其次，应该大力发挥政策优势，强化海洋生态资源和海洋灾害治理，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广东建设海洋强省获得国家前所未有的支持，大规模海洋建设项目的规划以及海洋经济建设的全面启动，都有利于广东海洋经济发展。
（二）提高海洋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
通过不断地提高海洋高新技术在海洋科技中的比重，加强海洋科技的人才投入、集中力量进行知识、技术、集成创新，不断完善科技转化与服务平台，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才有助于海洋经济的升级转型，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质量，加快建设海洋强省的进程。其次，要充分利用国家和省涉海科技基础，推进海洋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建立海洋科技创新战略联盟，为海洋强省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如2015年广东成立的首个海上丝路协同创新中心，充分整合了全省科技创新力量，不仅在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学术研究上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而且积极拓展多边海洋合作，提供社会服务，为海洋强省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三）统筹产业竞争与次区域合作圈发展
注意突出特色，集中重点，发挥地区优势，建立跨区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特色鲜明、错位竞争、合作双赢的现代蓝色产业发展体系。首先，需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划布局，调整和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加强各产业在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及合理配置，通过提升珠三角海洋经济区的核心作用，带动粤东、粤西两翼的海洋经济发展，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其次，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机遇期，发挥临海区位和资源优势，带动腹地对外开放，发展地方特色海洋产业，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并努力提高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逐步降低资源依赖型产业的比重。再次，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积极推动构建粤港澳、粤桂琼、粤闽台海洋经济合作圈，统筹次区域经济圈之间的产业发展关系，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共拓，打造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主力省，争当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
（四）坚持海陆联动实现共赢发展
以优势海洋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形成配套完整的产业链，也要进行海陆统筹，改善粤东、粤西、粤北的交通条件，发挥港口工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构建全面的开放格局，以点线带面，利用湾区推动城镇化建设，统筹海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集聚先进生产要素，并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城市群，带动海洋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实现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共赢发展。
（五）建设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人海和谐
首先，应构建海洋环境保护长效机制，重点推进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逐步实施重点海域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实施海洋环境综合整治修复示范工程，积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加强与海丝沿线国家在海草、珊瑚等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合作，探索建立蓝色碳汇生态功能区。其次，要打造高质量的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推动各地开展港湾整治和生态修复，开展海岛陆域生态修复、生态廊道修复，建设亲水平台和海洋观光体验园、红树林公园，并在美丽港湾内推动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加强自然岸线和生态敏感海域的保护，制定港湾生态容量。再次，结合城镇化建设，优化国家级渔港、美丽港湾和幸福渔村建设，打造海洋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滨海城镇，打造一批生态优美、宜居宜游的海岸景观带。最后，树立尊重海洋、顺应海洋、保护海洋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海洋”、“美丽广东”，实现广东海洋强省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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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黎静，谢素美，王平.广东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现状与使用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2015（9）.
【关键词】 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化保护； 生物多样化管理； 生物多样化审计
生物多样化指的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生物多样化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生物多样化管理政策、生物多样化管理系统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督、鉴证和评价，使之达到管理有效、控制得当，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并保持生态平衡的审计活动。
一、实施生物多样化审计的必要性
（一）生物多样化是人类更好生活的要求
地球上的生命依存于自然，人类需要从自然的多样化中得到资源，如水资源和食物资源。同时，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经济机遇。保护生物多样化就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生物多样化的消失最终将导致人类的消失。
（二）生物多样化审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又不损及后代人满足他们发展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战略决策。生物多样化审计关系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国家，对生物多样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同时，中国是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人口对环境特别是生物多样化的压力。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这种恶化的态势，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会威胁到世界的发展与安全。
（三）生物多样化审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环境是一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系统，任何对环境的一个部分有影响的事物都会影响整个环境和其他生物的多样化。生物多样化审计的开展，有利于有关部门更好地实施生物多样化管理，达到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效果，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二、我国生物多样化及现状
（一）生物多样化的现状
1.我国生物多样化的特点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从而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物种和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物多样性主要有四方面的特点：物种丰富；特有的和古老的物种多；经济物种丰富；生态系统多种多样。
2.目前生物多样化面临的威胁主要有五种
（1）栖息地的改变、消失和毁灭。研究披露，城市化、森林退化和农业扩张严重地加速了栖息地的消失。由于土地使用方式的变化和栖息地的破坏，使得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已经退化或改变。大规模的栖息地由于自然原因、公路建设和其他人类活动而分化成小区域，使得受隔离物种繁殖困难，因而无法自然地传承下去，这也使得栖息地的质量退化。陆地内水生态系统会被大坝、水库、引水、排水、运河和洪水控制系统人为的改变或破坏。
（2）外来侵略物种（生物侵略）。引进的外来物种是指由人类活动故意或者无意引起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从它们原来的分布地点被引到外地。外来入侵物种可导致：本地动物和植物感染病毒和牺牲；改变当地的栖息地，使得本地生物不能生存；比本地物种繁殖的速度快，通过侵占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抢夺它们的食物来将他们驱出栖息地。专家们指出，外来入侵物种是导致生物多样化消失的第二大原因，它们将导致本地生物的灭绝。
（3）过度开采。随着人口数量突破60亿，对空间和食物的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的开采自然资源的方法正在被新的技术代替，导致了资源的过度开采。另外，非法的资源开采，如非法的伐木、捕鱼和偷猎，也给环境及其生态系统造成新的负担。
（4）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物种的健康，污染物随着水和空气飘离得很远。过渡的营养化对生态系统的营养圈、功能、物种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些对营养水平要求比较低的物种会受到伤害。超营养作用、营养污染、水污染物对很多水生物的生存造成威胁，进而影响着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水中和陆上的污染严重地影响着物种的健康，对生物多样化造成破坏。
（5）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很多动物、植物和它们的群体在气温最适合它们的区域生存和繁殖发展，即使是小小的气候变化也会对它们造成影响。当今气候变暖的速度比过去10 000年的任何时候都快。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化造成重大的影响——造成物种的灭绝和栖息地的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海平面的升高，这会对敏感的生态系统造成威胁，包括红树林、珊瑚礁和湿地其他的威胁包括生物技术、农业方法、沙漠化、生物剽窃和物种的非法交易。
（二）我国的生物多样化管理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性生物多样化保护的行动，早在1992年中国政府就参加了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在《公约》上签字，继而，中国政府批准通过了这个《公约》，并履行承诺的义务；还在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下成立了国家履行《公约》的工作组，协调我国履约工作的进行；分别于1994年和1997年完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并正式。同时，加强物种保护和自然保护的法规建设，并陆续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有关生物多样化保护的工程，为中国生物多样化保护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我国的生物多样化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