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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敦煌；学术史；敦煌吐鲁番学会；文物回归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323-2
本文拟以敦煌遗书的归属地为题对敦煌学之百年发展史及其未来发展模式、走向进行简单论述、探讨。学界对于敦煌学之发展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以敦煌遗书为中心探讨之。
一、敦煌学在国外――遗书外流及其学术伤心史
1900年旧历五月，正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进逼京津之际，中国西北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打开。敦煌遗书一面世，就遭到了文化盗宝者的疯狂盗掘，国内国外之部分文化人对其瓜分几尽。敦煌宝藏发现在一个错误的年代、一个难以得到保护的年代。藏经洞之发现、敦煌遗书之流散，有其必然性。叶昌炽是最早研究敦煌文书的中国学者，但他是一位有壮志无壮行的文化人。他西行却没有到敦煌，实在是一种遗憾。
斯坦因从1900～1931年共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考察，第一次未到敦煌，第四次所盗物品未带出中国国境，第二、三次大量盗走敦煌遗书及其他西域各地文物文书。所盗敦煌遗书运至英国和印度以后，经其本人及其他欧洲学者的整理研究，使得敦煌学在欧洲发展很大。但是，斯坦因的文化盗宝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道义上连一些英国人也谴责过他。
斯坦因捷足先登，紧接着来了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汉学家，所以盗去了敦煌遗书中最精华的部分。1908年八月伯希和在盗取了敦煌宝藏后带着宝物到北京，然后去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述职了。当他述职完以后，于1909年再次到北京，这次他向北京的学者们展示了挑选的部分经卷。他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学天才，他是第一个为敦煌写本编目的人，他也最早倡导敦煌研究中的国际合作。北京的一批士大夫们在看到伯希和带去的精品后，仍无人肯西行一步。一直到时期，文化学术中心转入西南西北时，部分文化界人物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祖国的西部。
1902年在德国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斯坦因报告了在中国西北和阗发掘的经过及取得的成绩。会后各国都派遣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进行“科学考察”。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便由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大谷光瑞组织考察队，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由于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多是一些年轻的僧人，没有受过基本的考古学训练。同时，虽然他们写有一些日记或旅行记，却没有出土文物的信息记录，从而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日本国内对大谷探险队的收藏特别分散，其收藏的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已相混淆，不大容易分别。但是，日本在斯坦因、伯希和盗宝以后，在这个政府已经将敦煌残卷运回北京以后，还是在敦煌一带收集了数量相当的敦煌经卷。
俄国的鄂登堡是劫夺敦煌遗书的主谋者和急先锋。俄国所藏敦煌文献长期以来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由于政治原因，也没有进行整理公布。直到20世纪末期才渐渐公布出来。鄂登堡曾到莫高窟各洞搜劫遗书，所获来源非一。故俄藏敦煌写本并非全部出于藏经洞，其所藏一万多号文书大多都是一些碎片、残片。
来自美国的华尔纳只是一名艺术史家，而不是语言学家，因此他对于手稿并不是十分地感兴趣。华尔纳剥离了一些洞窟壁画运回了美国。但是美国确实藏有少量敦煌遗书，其来源等也不清楚，但有部分是华尔纳第一次福格考察队在路途中够买的。
敦煌遗书的流散不能仅仅迁咎于外国的一些探险家、考古家、艺术家，国内的学人也是一样地偷盗。在藏经洞时、在残卷解京途中，中国的文化名人往往偷盗据为己有。这些文化名人有汪宗瀚、李振铎、何彦、刘廷琛、方尔谦等，后又流于市面。抗战时张大千的发掘又是盗宝式的发掘，没有科学的记录。
二、敦煌学在日本――二战后敦煌学的大发展
日本敦煌学的发展，从其起点来说，大致与我国相同，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30和40年代，两国学者的研究各有所长，在某些方面，我国学者还具有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日本的敦煌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突出成就是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从经史子集和文学作品的研究，扩大至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史方面，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一部部鸿篇巨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魏晋隋唐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敦煌学各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哪一方面的研究能与日本的成果相比拟。以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制研究为例，当时日本学术界认为，这是“日本东方史学界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辉煌成就之一”。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汇聚了从三、四十年代敦煌户籍文书的研究和50年代大谷文书中吐鲁番地区给田、退田等文书的研究，从而将均田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最终阐明均田制的性质和施行奠定了基础。
日本学者能在敦煌学上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有三个因素：从研究条件来说，他们能够不断地到英国、法国等地查阅原件，尽可能多地收集、发掘有用资料，编辑出版校勘精细的录文本；从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来说，重视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相结合；从治学态度和学风来说，重视原始资料的整理研究与理论问题研究相结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成就，承认他们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的领先水平，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还主要研究了佛教经典。宗教文化始终是和最高水平的人类文化相关联的。日本人对佛教文献的研究，在研究佛教东传及其历史意义上有重大的突破。
三、争回敦煌学的研究中心――中国学人的努力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应邀在南开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时，首次谈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后来的研究证明这其实是一个误传）。同年，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讲演时重复了这个说法。此话一经流传，就在中国引起了轰动。中国学人扼腕叹息，奋发努力，甚至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季羡林先生则在给很多年轻人的书中写序时、在很多场合都引用这句话以鼓励学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敦煌学从落后走向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著作数百余种。研究类著作的深度和广度，文献整理类的录校和注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其中不少论著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受到普遍重视。在敦煌学诸多成果中，最受国内国际敦煌学界重视和关注的，是近十来年陆续出版的敦煌文献大型八开图录本，它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各地散藏文献，分别由各出版社出版了20余册。这批图录本搜集完备，编辑细致，图版清晰，印制精良，有许多文献是收藏单位首次公布。这是一项空前规模、异常困难的浩大工程，它的完成，不仅为中国的敦煌学，也为世界的敦煌学建立了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
四、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合作
敦煌文献所处时代，是我国造纸术普及、纸卷取代简牍的时代，是雕版印刷术开始问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辉煌贡献的时代。敦煌文献的不朽价值和无穷魅力，就在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此时期创造的领先世界的先进文化。它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百年敦煌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它那广博深厚的多学科、多语种的内容，光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全部研究透彻的，何况还有大量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这都需要国外学者的积极参予和密切合作。
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个主张，实在是高瞻远瞩，目光远大，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要求中国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敦煌学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不要再因为一些不恰当的提法而影响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盲目自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我们与其他国家敦煌学研究究竟存在什么差距？为何会有这种差距？
进入20世纪，由于中国敦煌学界在“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很好领导下，努力培育敦煌学人才，又由于国际交流的加强，中国敦煌学者和国外敦煌学者进行了各方面的深入交流，且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例如建立敦煌遗书的电子化检索系统等。在高田时雄等的倡议下，又成立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及时沟通世界各国的敦煌学者，以加强信息交流。
五、敦煌学在敦煌――敦煌文物回归
其实，在敦煌学这个领域，谁也不应也不可能成为“敦煌学中心”。也不能准确地说敦煌学在某个地方，此处所言敦煌学在敦煌，是指敦煌遗书而言，是指敦煌遗书的回归问题。
在新世纪、新时代建立一个很好的敦煌学的资料库实属必要，英国IDP正在建立的是图像的资料库，现在再建立一个能够检索的资料库，而且这个资料库与论著系统的资料库联合起来。
既然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供全球学者享用的资料库，那么以后对敦煌原卷的利用就要减少以至于不用。这样它们的回归问题便显示出来了。一件文物，离开了它原来的保存处、出土地，其价值就大打折扣。所以，敦煌遗书必须回归敦煌，这样才能更加显示出其历史文化意义。虽然敦煌遗书在国外的保存时间已经超过了国际法的规定，但敦煌遗书是有尊严的，文明是有尊严的。敦煌在中国中古社会是亚欧大陆上中西交流的一个国际性城市，它的历史地位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出自于敦煌的遗书的尊严更与敦煌这个地方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的文明是有尊严的。敦煌遗书只有回归敦煌，才算是敦煌学国际交流合作的真正喜事，才算是真正的国际合作。
综上所述，本文以敦煌遗书的归属地为中心，对敦煌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简要述说，并对敦煌文物回归的问题做了说明。
参考文献：
[1]刘进宝.敦煌学通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2]褚良才编著.敦煌学简明教程[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日）藤枝晃.敦煌学导论[M].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印，1981.
[4]姜亮夫.敦煌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荣新江.敦煌学新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飞天纹样；小学美术；意义
1飞天纹样简介
飞天壁画是我国无可替代的中国瑰宝有着西域艺术的基本体貌特征，使十六国开始就有着文化的传承让现代人惊鸿一瞥，手持乐器曼妙女子有着我国古代画工夯实的基础和画者的巧思，每个体态不一的仙女都是每个朝代审美标志性的产物，在首饰.服饰.乐器.体态.姿势.装束.背景无一不是对每一个朝代的演变审美有的从新认识。
2飞天纹样的历史作用与艺术作用
首先，飞天纹样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之一，其本身经历了数代匠人的发展创新与传承，可以称为是古代艺术家们集体的艺术结晶，其历史意义不可小觑。而敦煌飞天在不同的时代也展现出了当时别具一格与众不不同的美感与足以反映当时社会观念的时代感，从十六国北凉的开始再到晚唐时期的鼎盛最后再到元朝的落寞，期间风雨不断、日月交替，无数艺术家的心血汇集，最后形成了现在世人们所见所闻的敦煌壁画。其中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原因以及最终效果都是耐人寻味的。无数史学家的考察与认证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认证的实施。其中的历史对于当今社会乃至国家都十分珍贵，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的同时了解飞天纹样的历史渊源，不但有助于其理解飞天纹样的演变过程以及演变原因，也有助于带入其历史，对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在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助于其理解当时朝代的大环境与方向。对于当时朝代所蕴育出的不同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而飞天纹样的艺术作用则存在于其多角度的艺术特征来学习与运用。飞天纹样的创作基础与文化内涵在其作品中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其中，飞天纹样的动态美感、绚丽色彩以及优美线条都是值得鉴赏以及学习的特点。飞天纹样动态的美感主要体现在“飞”这个字眼上，如何将创造原型的“飞”体现得淋漓尽致是当时工匠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创造者为了能够体现这一动态，非常着重对天形态的表现，通过对于人物扭动的腰肢、反曲的手臂，以及服饰上飘舞的手带随风飘舞，都给人以飞天曼舞的动态美即视感。而飞天的特点并仅仅是体现在人物的动态上面来，人物的锦带与丝绸更加传神的表现出飘逸之感，从而使人感受到其飞天的动态美。而这恰巧给学生非常切实的感受，如何表达动态与传神地借助参照物来表现物体的运动性都是很好的例子。色彩作为美术当中最直观、最强烈的视觉表现形式，在飞天纹样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如今的飞天纹样早已被时间打磨褪色，但是不难想象当时的飞天纹样绚丽夺目的形态。并且，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飞天纹样呈现出的色彩更加具有年代感，也更加沉重。飞天纹样的色彩夺目，注重颜色与颜色之间的对比，不但使整个画面更加丰富多彩，也更作为飞天纹样的灵魂所在。而学生再学习飞天纹样时，也要十分注重在这种颜色的搭配与应用，这种强烈的色彩差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叹为观止，更要注重这些色彩搭配的实际应用与操作，将这种色彩感加入到自己的艺术当中去，最终创造出自己的色彩，拥有一套完善的。美观的色彩体系。而飞天纹样的色彩体系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新式的颜色供人们使用，从而增加个人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创作。线条作为画的主导部分不仅仅刻意强调出物体的边缘以及范围，在中国画当中更是画的灵魂，在中国画体系中，一张画画的好不好，主要看线是否有力，是否传神，是否能够表现出当时的动静。而飞天纹样优美的线条经过历代的打磨，最终发展成的曲线具有婀娜曼妙、轻盈舞动等特点，其线条将画作塑造的生动传神，表现出飘逸灵动的内涵。而训练学生在此方向的能力，有助于学生真实、扎实的使用线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仔细的理解“线”在美术中的重要以及在中国画中的地位。而线条使用的熟不熟练、好不好看，主要体现在画功上，一个好的飞天纹样画师一定具有极高的画工与平和的心态，而这恰恰培养了学生的心性与素质上，一个具有良好心态与不急不躁、不气不馁心态的品格的人在社会上也是容易成功与被认可的，而学习与制作飞天纹样恰恰可以培养与极大提升学生的平常心、好素质与基本功。
一、真切展现人与自然共处中的人文风貌
（一）从名山大川中展示独特的文化地标
名山大川融入古今自然风光与人文环境变迁，具有浓重的历史文化色彩。十集电视纪录片《庐山：人文圣山》调动航空、逐格、三维、真实再现等各种手段对庐山这座世界名山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展现，并力图超越以往多数聚焦于庐山风景名胜的局限，将庐山还原成中国文化史流变的一个佐证、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央视四十集大型纪录片《黄河》采取“横切面”的视角，展现黄河流域文化，还原一个“亲切的黄河”，通过黄河这个地标来展现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
（二）从建筑古迹中展现无限的人文气息
建筑古迹见证了历史，有着丰富的地理、历史等科学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由四川宜宾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拍摄的人文地理纪录片《江安夕佳山民居》，通过真实的镜头，向受众集中展示了被誉为“中国民间建筑化石”的夕佳山民居建筑群落。该片围绕夕佳山民居的文化内涵、进行大量的实地拍摄，采访了20余名中国古建筑学家、文化名人和亲历者，通过与全国各地其他不同类型的民居进行比较，深入浅出地向受众介绍了江安夕佳山民居的建筑特点以及四川南部独特的民风民俗，从有限的古建筑遗存中展现出无限的人文气息。
（三）从名城名镇中剖析蕴含的历史内涵
名城名镇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属性。大型纪录片《商之都》是一部解读、讲述郑州历史传承、风土民情、自然景观的纪录片。《商之都》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深入解读了郑州从古老商汤亳都到今日商贸之都的城市生命史和中国商业文明史，表现了郑州人民良好的生活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石羊镇是一个拥有两千五百年经济文化历史的小镇，电视纪录片《梦牵石羊》由云南电视台和昆明浩大文化传播公司联合摄制，《梦牵石羊》是一部比较系统地反映石羊历史文化的人文地理电视纪录片，片长40分钟，将石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完整地再现于荧屏。又如江苏苏州有线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六集电视纪录片《苏园六记》，意在探究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蕴、文化精神与美学意境，将叙述的视角凝聚于形成苏州园林的文化，从吴门烟水到内涵丰厚的吴文化，从文化到文人，富有诗意与深情地表现苏园。
二、宏观审视人文地理积淀中的文化现象
人文地理纪录片依托于悠久深远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人文地理积淀中的文化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地理概念中观照特殊的文化现象
这里以中国地理概念中的西部为例。无论是在空间的跨度及其所包含的自然风光、动植物种群、地理形貌、民族习俗、生活状态等的多样性上，还是在时间的长度及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文化精神、遗产遗迹的丰富性上，西部都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电视纪录片创作上，就是题材资源的优势。西部人文地理纪录片在观照特殊的文化现象方面表现突出，体现于作品的如《丝绸之路》、《黄河》、《望长城》、《敦煌》、《长安》、《汉唐陵墓石刻》等。除了独立的作品外，还包括一些大型系列纪录片、专题节目中的西部篇章，比如《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中的《都江堰》、《布达拉宫》等。在这些系列片中，中国西部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给受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陕西电视合出品的八集人文地理纪录片――《大秦岭》，通过一座地理位置上的山脉，艺术地反映陕西省的文化和旅游成就，充分表述了秦岭不仅是陕西的、而且是世界的，是人类共有的文化家园。
（二）从地域风情中阐述独特的地域文化
大型纪录片《走进》巧妙地将人文与地理结合起来，这部纪录片从雪域独特的地域风光，独特的地域风情中阐述独特的地域文化。《走进》介绍了藏传佛教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内涵，包括磕长头、天葬、转经筒、挂五彩经幡、藏族的沐浴节、唐卡画、手工银器等藏族文化的精髓。又如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心中的香格里拉》，真实地体现香格里拉地域风情，挖掘香格里拉的文化内涵，关注香格里拉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生存状态，并用真实的影像纪录下来，提升“香格里拉”的地域文化品位。由浙江卫视策划、拍摄的人文地理纪录片《浙江文化地理》，以构成文明核心元素的书法、剑、曲、僧、琴、舟、茶、宅、藏书、青瓷这些千年历史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老物件”为主线，针对史书和民间口口相传的地域风情介绍，采访了大量的专家和民间学者，挖掘出大量尘封在老物件里的新鲜记忆和独特的地域文化。
（三）从历史变迁中抒写深刻的文化意味
人文地理纪录片力图梳理时代更替和历史变迁的重要节点，对中华民族之文脉进行一次深入且兼具现实价值的探寻。十集电视纪录片《敦煌》旨在记录敦煌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深入揭示敦煌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内涵。该片对敦煌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作了生动的展示，有命运多舛的程佛儿，寡妇阿龙，无名的小画匠，商人沙拉，探险者斯坦因，敦煌守护者常书鸿等，使节目在保持文化内涵的同时，力图从历史变迁中抒写深刻的文化意味。《敦煌》不仅仅是要告诉受众敦煌的历史，更是要带领受众穿过时空隧道，回到属于古丝绸之路的那片天空，再现发生在那里的惊天动地的故事。十集电视系列片《望长安》，是一部旨在用优美影像探索陕西历史文化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首次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陕西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深刻地思考了陕西文化的原创力、开放性、交融度、辐射力，及其对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望长安》在构建三秦大地的历史文化影像时，关注的不仅仅是陕西曾经卓越的历史文化变迁，而是隐藏于这些恢弘文化遗产与文明碎片背后的文化内涵。
三、深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问题
在人文地理的统领下，人与自然的故事，地理风情与民族风情的深度解析，一定地域中历史尘封的往事都可以在人文视界中得到高度的关注。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对于地理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促进人文地理的文化整合，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关注人在地理环境中的生存状态
在2010中国(青海)世界山地纪录片节“玉昆仑”奖国际纪录片的评奖活动中，荣获最佳长纪录片奖的是《六搬村》。《六搬村》是一部反映云南少数民族苦聪人生活的人文地理纪录片。苦聪人只有六千多人口，几千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原始森林里，过着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2008年，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他们终于搬到了生活条件较好的平原河谷地带。《六搬村》是一次有关民族发展和人与自然严峻命题的沉重思考，它重点关注人在地理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又如纪录片《楠溪江》，纪录了浙江温州楠溪江流域古村落的人文变迁和优美如画的自然风光，以精雕细琢的细腻手法、令人心动的精美画面，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观察点上，表现了生活在这美丽江畔的人们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其生存状态。
（二）聚焦地理资源利用中的生态文化
未来社会是生态文化的社会，生态文化是从人类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人文地理纪录片关注和探索生态价值，传播生态文化。在辽阔的滇中大地上，闪烁着玉溪这颗璀璨的高原明珠。而纯洁的抚仙湖便是镶嵌在这颗明珠上的碧玉，培养孕育了无数的玉溪儿女。在瑰丽多姿的抚仙湖背后，是玉溪人“生态立市、天人和谐”的发展观念。纪录片《抚仙湖》以云南省玉溪市创建生态型城市为背景，以整治抚仙湖、星云湖环境为叙事重心，全方位多视角展示玉溪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文化。纪录片《抚仙湖》将镜头对准“水”，找准了具有地域性的生态文化命题。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把绿色留给子孙》分为森林、湿地、沙漠、生物多样性等5集，反映了高黎贡山、大山包、西双版纳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湿地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生态文化。我们相信，随着生态文化的出现，人类将实现生存家园的重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人文“理想。
（三）重视文化历史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1.课程安排不合理当下的美术教育因学校的大量扩招导致学生人数众多，课程安排不合理，无法满足学生对于美术艺术的渴求。在学校的主修课堂上，学生不单单要学习美术设计课程，同时还要兼顾到其他的公共课程，使学生无法将时间、精力集中在艺术创作中；同时，学校中多数教师在授课时，讲授大量国外艺术风格及绘画创作技巧，对中国艺术作品、流派、作品风格一带而过，这就造成了我国民族文化元素在学生创作运用中的缺失。2.缺少硬件设施部分在综合院校中开设的美术设计专业，因为学校的性质或特长专业的原因，对于美术课程的经费支持较少，导致美术设备、教学用具无法满足课堂的要求，教师将本该动手实践的艺术流程控制在书本上，特别对于国画、雕塑的专业学生来说，硬件设施的不齐全往往造成了学生不愿意去深度钻研专业，更不要提对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3.学生的意志力和态度不端正研究我国民族文化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要一点一滴，深入探究。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更多的是缺少对知识，特别是中国民族文化历史知识钻研探究的精神，大多数认为外国美术设计比中国民族文化艺术设计要简单的多，从而放弃对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
二、如何将民族文化艺术与美术设计教育相结合
1.重视民族文化艺术，培养学生对其兴趣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将民族文化艺术纳入学习任务之中，专人讲授民族文化艺术，用不同的作品、时代、人物、事件等方式向学生了解民族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兴趣，慢慢形成自我探究的意识。艺术创作的灵感无非来自两种渠道：第一是听别人讲述，或者听到教师的讲授受到了深深地震撼，从而产生艺术与现实的碰撞，成圣艺术灵感；第二种就是通过自身体验，比如经历过某个事件或参观过某个景点，在艺术创作中突然呈现出来，往往就成为了作品的创作源泉。无论是他人讲述还是亲身体验的灵感，都需要将作品进行文化丰满，使作品蕴含更深层次的意义。教师在对民族文化艺术的讲授时，可以结合书本，还可以适当结合现实，带学生亲身体验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历史，如敦煌莫高窟，博物馆对于历史的陈述等等，慢慢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灵感，完成从书本上的干瘪知识转化成为生动形象的艺术作品，让学生将民族文化艺术融入到作品当中去，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2.平衡中外民族艺术，继承并发扬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外国的文化艺术往往会激起学生的好奇心，认为只要是外来的都是好的。在这一点上，教师在进行美术教育时，应当将中外民族艺术进行简单对比，明确两者的优势和差异性，杜绝崇尚国外文化而完全摒弃我国的本土民族文化现象。国家提倡高校教育学生发扬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弘扬民族文化并将其继承发扬，学校作为培育人才的基地，更应该将民族文化艺术融入到美术设计教学的课堂中来，使学生在常规课堂上将我国民族文化继承并发扬。
三、结束语
［关键词］甘肃高校；秦汉史教学；甘肃元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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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学勤.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甲骨档案的文字多用铜刀或石刀，凿刻于坚硬的龟甲兽骨上，有少数甲骨档案使用毛笔书写。内容丰富的甲骨档案记载了商王朝的许多事迹，它反映了王令、臣仆、巡游、征战、犁田、天象、医药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些甲骨档案被集中地保存在宗庙里，并被有意识地收集起来保存在库房中。
1 发现甲骨档案
甲骨档案早在秦汉、隋唐时期就已经被发现过，但是人们却没有真正认识它。甲骨档案的发现被人们认识是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价值并不是出土之后就被人们所认识的，而是直到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它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从传统的观点看，甲骨档案是由王豁荣于1899年首先发现的。王豁荣，山东人，光绪六年中进士，传说在光绪二十五年，王豁荣任职于北京，当时因患疟疾而吃中药，在中药中有一种药叫“龙骨”。王豁荣发现了龙骨上的文字，他颇为惊讶!于是就向达仁堂药铺问明来历，选取了一些文字较明者，全部买下。就这样，甲骨文被王豁荣偶然地发现了。
另一种观点是，由王襄于1898年发现了甲骨档案。王襄是我国第一代甲骨学专家,20世纪50年代，他在《殷契征文》著作中明确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与友人孟定生当时已认定甲骨上的文字是古代文字……“知为三古遗品”，于是就议定价格购买。由于王襄与孟定生都很贫寒，仅购买了一部分，其余的甲骨全由王豁荣购买了。所以，按此说法，王豁荣是在王襄之后见到甲骨文的，而甲骨文是被王襄、孟定生首先发现和鉴定的。
2 甲骨档案的历史起源
中国古代殷商时期，商王朝的一切大小事件都要通过商王或史官，用龟甲或兽骨卜问于上帝鬼神和先王先公，以求得保佑与赐福。占卜使用的甲或骨要经过整治，占卜也有一定的程序，然后按照规定将占卜的原委(写)在甲骨片上。自殷墟甲骨发现以来，绝大多数的甲骨出土时已是残破的碎块。
在殷代社会，甲骨档案是当时的政事记录，又是商代重要的王家档案。甲骨档案形成之后，绝大部分集中储存于殷都宗庙的窑穴中，甚至殷王在外地占卜形成的甲骨档案也要被运回殷都保存，并由史官专司管理。其管理方法大体上是按朝代排列的，许多甲骨片上还有占卜的顺序编号，有的甲骨片上端有一个穿孔，可能是某些甲骨还需穿扎成册保存。因此，占卜活动是中国上古时期盛行的一种习俗。
3 甲骨档案的历史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甲骨档案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悠久。甲骨文字打开了观察3000年前黄河流域人民生活的窗户。甲骨档案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社会生产、阶级斗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真实再现，其自身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甲骨档案对我国档案事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甲骨上面的文字记录真实反映了当时古代社会的各种活动，记有文字的甲骨属于古代档案的范围，它为商周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2）甲骨档案作为珍贵而重要的历史史料，具有极其可观的研究和参考价值。它不但反映了殷商时代及西周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记载了诸如礼制、天文、历法、艺术、医药等方面的内容，为我国各项专门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3）从甲骨档案中保存的大量信息符号看一甲骨文字，为我国古代文字发展史和书法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4）随着对甲骨档案的研究，其伴随成果出现了甲骨书法—墨苑奇葩。当今，甲骨书法已在我国书坛界占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形成了古朴、典雅的书风，可以说:中国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的，它体现了甲骨文具备书法的3个要素，即用笔、结字和章法。
4 甲骨档案的历史意义
甲骨档案的发现，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新史料的四大发现之一(其他三大发现为敦煌写经、汉晋简犊、内阁大库档案)。古代商朝的甲骨档案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对殷墟甲骨档案的研究可归结出以下4点意义:
(1)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朝的存在。《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而成的。它证明了《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2)从史书《殷本纪》的史料价值看，它证实并增强了《史记》等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史记载的可信性。
(3)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史学界的殷墟发掘。
(4)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进。
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内涵
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中国历来较多的从‘源’、‘流’的角度进行认识与分析。西方则不同，符号学理论诸流派更多关注于‘术’、‘用’的研究。”我国所流传下来的传统建筑文化富有内涵，广博丰富，深奥精微，是我国当今建筑行业的根源。在我国传统文化符号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传承方式，是我们在研究建筑当中的民族文化的一种宝贵的资源。我国的传统建筑符号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经历了五千多年的传承过后，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则更为深厚。作为世界文明四大古国之一，我国的建筑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铸造了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建筑奇迹，如横跨半个中国的万里长城、充满佛教文化意义的布达拉宫、还有俗称千佛洞的敦煌莫高窟等等，这些都为我国的建筑史建立灿烂的文化符号和物质文明。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当前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显性的和隐性的。显性的文化符号包括文字、文学、历史文化等等。隐性的则有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文化。但这这些文化的传承，经过漫长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以一种不完整的状态进行传承。每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都不可以将传统的文化符号抛弃，将我国传统的文化理念加入到现代的建筑当中，是我国建筑行业都希望达到的一种状态。所以，要怎样在现代建筑中更加完美的插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设计师们应该重视的问题。在借鉴西方建筑文化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发展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文化展现形式，它不仅传承着历史意义，最重要的是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对于中国文化独特性的理解，决定并发展了两种差异甚大的城市发展哲学系统，一种是放弃原有的文化特征，对城市予以纯粹意义上的开发；另一种是在保护原有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城市予以现代化。从中国现在主要城市的发展现状而言，显然我们采用的是第一种的城市发展哲学，中国城市“泛美化”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已经将城市结构性地固化在了模仿美国生活方式的系统平台之上，很难挣脱。这种情况下，能耗严重，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建设成本飞涨等诸多城市病的形成，自是无可避免之事。
二、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建筑符号学的研究对于当今建筑学以及建筑创作设计来说无疑打来了巨大的影响，将建筑视为一个地位文化的代表去进行创作，可以让人更好的理解建筑所具有的意义。总的来说，传统建筑符号是文化意义的传承介质。意义符号是通过建筑物的传达展现出来，它代表着建筑的意象，表现为体块的感知，或是结构的突显，或是面貌表情，或是氛围意境。也可说，人类所创造的每一座建筑都蕴含着一种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文化符号展现的方式。实现我传统建筑的思想往往都是在旅游景点当中，很少在现实当中得到展现。偶尔出现的古代式建筑物，也是离生活很远的。就像中国的传统戏剧、书法、国画等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存在作用往往是为了展现古代文化的存在，并不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一说起中国古代建筑人们往往会想起大屋顶，难道这是中国建筑的惟一形式吗？从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实就可以看到，当今实际我们是生活在西式的建筑风格当中，渐渐的丢失了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最为建筑设计师，怎样才可以将古代和现代进行完美结合，将古代的建筑文化融入到现代化的建筑当中，实现传统文化主义和现代实用主义的结合，从而建立新的中国式建筑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关键词]丝绸之路；古代宗教；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2-0013-04
自古从我国中原内地向东、南、西、北四方能流通经济、贸易、商品的要道和交流友谊、文化、宗教的孔道，我们称其为“丝绸之路”。众所周知，新疆古称“西域”，它是我国古代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统称。这块地方面积广大，自古就是东西方商贸主道，更是宗教文化交流通道。在历史上该领域有条闻名于全世界的丝绸之路古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分辽阔陆路和海路两类。其中陆路有穿越戈壁绿洲的西域丝绸之路、跨越北方沙漠和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西南有在巍峨的崇山峻岭中交错的西南丝绸之路。西域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它基本上经历了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和匈奴汗国、鲜卑汗国、柔然汗国、突厥汗国、吐蕃、回鹘汗国、准噶尔汗国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草原汗国时期。丝绸之路在西域和北方先后经历了两千余年的辉煌历程。关于丝绸之路要道，我国学者武伯纶先生在《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说：“中国在汉、唐时期，形成了一条从当时的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一直通往中亚、南亚、西南亚以至欧洲的交通大道。它对于建立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沟通商业贸易，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当时的输出物中，大量的是中国独有的丝绸，后来欧洲人便把这条道路称为‘丝绸之路’。”{1}这是很科学的论证。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西域与我国的万水千山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因缘关系。从汉朝开始，我国中原内地就与西域有了密切的交通来往，当时西域有三十六国，水草丰茂，牛羊遍地，骏马欢腾，商旅不绝。我国古代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史记》、《汉书》等许多古籍都记载了西域的山川地理与风土人情。古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外文化的交流主要就是依靠西域古道丝绸之路来完成的。丝绸之路沿途诸民族和宗教的历史有其自身社会发展、兴衰的规律，但是，它们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有的影响还很大。文献研究表明，早期沿丝绸之路从西向东，大致有希腊古文献所称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稍后的帕提亚（即安息）、巴克特里亚（即大夏）、粟特（即昭武九姓）、大月氏、乌孙、西域三十六国、氐、羌、吐谷浑、吐蕃以及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族等人和民族。他们虽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也深受东西方诸文化的影响。如南亚印度佛教，西亚、中亚流行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和稍后兴起的伊斯兰教等精神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从我国中原内地向西传播的汉族的传统儒学以及包括丝绸、漆器、造纸、火药、印刷等物质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等。
在我国古代，河西走廊一直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位置。这里的畜牧业本来就很发达，汉初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当时移民屯垦，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快。由于丝绸之路的发展，河西四郡成为重要的贸易市场。例如隋代，西域商人在张掖互市，隋命裴矩驻张掖主管通商事务，裴矩向商人访问西域诸山川风俗，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以敦煌为中心，分三道向西：从伊吾（今哈密）起为北道，从高昌（今吐鲁番）起为中道，从鄯善（今青海乐都）起为南道。这是唐以前关于丝绸之路最完备的记载。在河西走廊最西端与新疆交界的地方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和各种文化交流中心――敦煌。这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以佛教艺术宝库和历史文化宝藏而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在此。
据有关史料记载，除河西走廊以外，吐谷浑统辖的青海境内之乐都、湟源、都兰、乌兰等地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1956年，在西宁解放路发现波斯萨珊王朝菲鲁斯王时代（459～483）银币76枚。结合文献记载，经青海向北越祁连山至张掖或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到今新疆，是公元4世纪以后甚为通行的重要路线。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北两道，敦煌是南、北两道的起点，因为前面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阻隔，所以道路很自然地沿着大沙漠的南北两侧，这是分道的根本原因和南北道命名的由来。
南道从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沿着南山（今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今若羌东）、且末（今且末西南）、精绝（今民丰北）、弥（今于田东）、于田（今和田南）、皮山（今皮山一带）、莎车（今莎车）等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大月氏、安息（伊朗）。
北道从玉门关（敦煌西北）西行，沿着北山（今天山山脉）南麓，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焉耆（今焉耆）、尉犁（今焉耆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地后，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大月氏、康居（今撒马尔罕）、奄蔡（今咸海一带）。两汉以后的丝绸之路分为三道。两汉时期的北道成为中道，又在天山山脉以北增辟了一道，称其为北道。南道和中道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一段路线和两汉时期大致相同，帕米尔高原以西，则路线的终点比两汉时期伸展得更远了。
南道在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帕米尔高原，经护密、吐火罗、悒怛（均在阿富汗北部）等地，至北婆罗门（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达于西海。
中道到在疏勒后攀登帕米尔高原，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国（今撒马尔罕）、大小安国（今布哈拉）等地，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
北道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渡北流河水（今伊犁河等），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达于西海。《北史・列传》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勒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悒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住，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这是西域早期关于南、中、北三道之最详细记载。
所谓西海，在我国古代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名词，以上三道所说的西海，涵义各不相同，南道指印度洋，中道指波斯湾，北道则指地中海。关于上述丝绸之路三道，武伯纶先生在《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丝绸之路由汉到唐经过今新疆境内的有三条。《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是汉代的两条交通大道，都在天山之南，以塔里木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道。《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悒怛、帆延、曹国，至北波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所说中道、南道与《汉书・西域传》说的南、北二道基本相同，只是《汉书・西域传》说的南道是通到安息（波斯），《隋书・裴矩传》说的南道是通到北波罗门，达于西海（可能是孟加拉湾）；《汉书・西域传》说的北道是通到奄蔡（在里海、黑海之间）；《隋书・裴矩传》说的中道（即汉的北道）是通到波斯，达于西海（可能是波斯湾）。隋代新增加的北道，通往拂林（东罗马），达于西海（可能是地中海）。”{3}这是很有历史根据的最全面、最完整、最详细的论证。
唐代，在天山山脉以北，还开辟了一条新道。从北庭（今吉木萨尔北）都护府治所庭州，向西经过伊犁，到碎叶。唐贾耽著《边州入四夷道》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历程。丝绸之路古道上的西域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经济贸易上，也表现在文化交流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以相互间直接或间接交通的存在为前提。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西域是最常用的通道。即使在海路发达以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西域，然后再折向东方。甚至在更古的时期，这一地区也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比如，在我国北方地区，大兴安岭以西，阿尔泰山、阴山以南，燕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以北，是一条内陆草原地带。这条草原地带由东向西延伸，经西亚南俄草原，直达南欧黑海沿岸。在遥远的古代，只是一条极其辽阔的草原谷地。骑马游牧活动产生以后，特别是游牧国家开始形成，诸游牧国在这条草原地带上驰骋于东西方。它们从蒙古高原逾西域之阿尔泰山脉或准噶尔盆地进入哈萨克斯坦，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所以在东西交通史和文明传播史上，此地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着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增多，东西方文明也聚焦交会在这里相互影响、渗透，并由此产生了五彩斑斓的文化成果。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西域与中原。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距今约有2500年的历史，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公元前1世纪，佛教经中亚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西域之于阗（今和田地区）。不久，佛教在西域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发展成为西域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西域丝绸之路的南、北道诸地，佛寺林立，石窟成群，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当时著名的佛教中心。公元前后，佛教正式传入中原内地。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印度、西域僧侣通过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原传教，他们将携带的大量佛经译为中文佛典。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在我国各地传播。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广泛传播，深入民心，并形成了由中国高僧创立的天台宗、三论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显宗等佛教宗派。宋朝之后，佛教各宗互相融合，又与本土的儒教、道教相互融合，日益世俗化。佛教传入中原内地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已从一种外来宗教逐渐发展为我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此外，佛教对我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歌舞等领域都有所体现。在今天的丝绸之路上，佛教石窟、名刹寺庙随处可见，尤其是沿途的石窟，大多融合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和佛教精神，形成了极具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的独特风格，已被视为佛教艺术的宝库。
祆教是古老的伊朗文明中一颗充满神秘魅力的明珠，起源于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先知苏鲁支的教义。苏鲁支开始在家乡传播他的一神教。公元前600年左右，祆教西传到米底，波斯帝国的阿黑门王朝的历代国王本人多信仰马兹达教，祆教在帝国境内继续发展。祆教（古波斯教）在中国又称拜火教、火祆教，波斯萨珊王朝（224～651）以拜火教为国教。南北朝时期，祆教传入我国，北魏、北齐、北周皇帝曾信奉此教；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均建有多座祆祠，朝廷还专设“萨保”专职，对祆教加以管理。唐会昌五年（845），武宗皇帝采纳道士赵归真建议，罢黜佛教，外来的祆教也同时被禁灭，但祆教在西北地区仍有流行，高昌、于阗在10世纪都有祆教寺庙。在敦煌莫高窟经洞发现的文献中，有多处文献可以证明从唐代至北宋时祆教在敦煌较为盛行。
景教是公元4世纪古代基督教神学家聂斯脱利所倡导的教义。它是唐代对传入我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叫法。景教沿丝绸之路东传，最早是由西域的突厥人传入我国中原内地的。公元5、6世纪，景教已在洛阳正式传播。除长安、洛阳外，成都、灵武、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景教寺院。景教僧侣除在我国传教外，还开展译经活动。公元845年，会昌灭佛，景教也被禁灭，波斯人中的景教徒聚集在广州一带。公元878年，广州被黄巢攻占，外国人遭到驱杀，景教从此在中国绝迹，直到辽代才有了重向中国传教之举。
摩尼教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公元4～6世纪，摩尼教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和我国中原内地。摩尼教在我国的传教主要依靠回鹘势力，甚至在9～10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被立为国教。唐代长安、洛阳均建有摩尼寺。唐会昌年间（841～846），摩尼教遭禁，而后在福建继续传教。宋代至明初仍有摩尼教在民间活动的痕迹。在西北地区，由于回鹘的西迁，摩尼教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各地又兴盛一时。除佛教以外，在被称为“外道”的各教中，摩尼教是流行最广的一种宗教。
公元7世纪初，的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8世纪初至9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亚西部呼罗珊地区传播。9世纪中叶之后，即萨曼王朝时期，河中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接受了伊斯兰教。10世纪前后，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传入喀什，再到塔里木地区，喀喇汗王朝将其视为国教。14世纪上半叶，东察合台汗国的汗王秃黑鲁帖儿使其在天山以北的察合台蒙古人中得以广泛传播，到15～16世纪时已传遍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等少数民族，均信仰这一宗教。伊斯兰教对宋元至今的西北地区影响极深，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西域的社会、文化面貌。
总之，这条丝绸古道上，先后走过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
关于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相关研究文献史料有如下记载：
其一，《丝绸之路》曰：“因此，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径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军之将。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的巫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4}
其二，《草原丝绸之路》云：“在思想与文学方面，随着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沿着丝绸之路相继传入及其经典、教义被引介，它们各有所主张的学说、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界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并深入民间。”{5}
其三，《新疆古代佛教研究》 说：“这里一直是著名的东西方丝绸之路的通道，也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集散地之一。作为我国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新疆地区一直深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我国最早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区之一。从这条道路上先后走进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对我国的宗教文化传播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佛教传播则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6}
其四，《新疆的历史与发展》 说：“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7}
其五，《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说：“‘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之源’，在它的东西两端，产生了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摇篮。在宗教方面，诸如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即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在这里诞生，对人类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8}
其六，《丝绸古道上的文化》 说：“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世界，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虽然如此，但信仰的内容却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类别：民族宗教与世界性宗教。我们所说的民族宗教，指的是依然局限于本民族和种族成员之中的那些信仰习惯，而不像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传播到许多不同的民族之中。”{9}
其七，《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 说：“西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各种宗教文化顺着纵横交错的通路滚滚而来。这是由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就是从玉门到咸海、里海之间。丝绸之路的畅通保证了西域宗教的顺利传播。”{10}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对古代宗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和兴衰起了很大作用。它是自古以来文化交流的宝地、宗教汇流的圣地、民族共存的摇篮、客商经营的古道、名将胜败的要地、政权更迭的主道、文明流行的孔道。总而言之，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丝绸之路是传承友谊、传承贸易、传承文化、传承宗教、传承商品、传承农产品、传承畜产品、传承手工品、传承多种经济的金桥。
[注 释]
{1}③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第77～78页。
{2}《北史》卷28《列传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89页。
{4}布尔努瓦著、耿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5}张柱华主编：《草原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3页。
{6}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7}《新疆日报》（汉文版），2003年5月27日。
{8}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蔚县，古称“蔚州”。明朝1374年置蔚州卫，属山西行都司，后改万全都司，驻地宣府镇。明政权与北方少数民主政权对抗中，在长城沿线布防，建造城堡。宣府镇的蔚州地域是防御前线，因此，在蔚州县府村镇地区，形成了“村村有堡”“八百古堡”的宏大场面。除了蔚州县城的“官堡”外，村镇里都是村民自建的“村堡”，属于民间建筑范畴。这些古堡在冷兵器时代，对于抵御外敌入侵、保护百姓人身与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蔚县的民间古堡多为建筑群，这其中，真武庙、玉皇阁、三官庙、关帝庙等庙宇都属于公共建筑，而城堡中的公共建筑还不止于这些，一般而言，修建于城门附近的建筑除了各种庙宇外，还有文昌阁、戏台（戏楼）、影壁等等。这些建筑物中的各种艺术主体和装饰物，为丰富百姓的文化精神生活提供了众多的视觉与精神盛宴。尤其是各类建筑中的壁画，以其独特的形式，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蔚县民间古堡建筑群中的各类建筑，基本上或繁或简的装饰有各种内容的壁画。壁画的内容形式和建筑的功用一致，如古堡中众多的关帝庙，就描绘有关羽的生平、功绩的故事；而三义庙中就绘有桃园结义的刘备、关羽、张飞的生死兄弟情故事；各种形式的戏台、戏楼中就绘有戏曲人物表演与布景用亭台楼阁、花鸟风景等等内容。虽然，年代久远、风雨侵蚀，从残留的壁画中我们仍能想象当初建成完工时的繁荣景象。这些壁画的主要功用是为了配合各类形式的建筑，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义、仁、智、信的宣扬。的确，后人在解读这些壁画作品时，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崇义崇礼的精神内涵。
蔚县建筑壁画也有部分是作佛、道教文化宣扬的，如小故（固）城（故城村有大小之分，相隔数里）心佛寺主殿的水陆壁画，类似于大名鼎鼎的山西芮城永乐宫的《朝元图》，一样绘有众多人物，朝拜佛祖。故城心佛寺位于蔚县宋家庄镇小故城村东，遗存的释迦殿为明代建筑，据碑记，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创建寺庙。殿中的水陆画为沥粉贴金重彩描绘，高2.7-3.6米，总长34米，面积近百平米以上，有114个画幅，绘有约539个人物。画面中有供养人形象若干，并明确记录功德施主若干，对于研究明代壁画艺术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壁画中还把儒、道、释三教融汇在一起，体现三教合一的宗旨。是研究中国绘画艺术和宗教思想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蔚县建筑壁画中，也有一部分是记录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如蔚县夏源关帝庙中的《百工图》壁画。夏源村位于蔚县西合营正南3公里，关帝庙的东西配殿山墙上绘有完整的《百工图》壁画。四行四列分布，共计有64幅图，内容有首饰楼、成衣局、豆腐局等清代社会生活中的市井行业，是研究清代社会、经济、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珍贵资料。“百工图”虽为民间的乡野之作，但描绘了百工执事的市井百态，文化、历史价值很高，被誉为清代版“清明上河图”。此外，暖泉镇沙子坡老君观中也有类似的“百工图”壁画，也很生活化。
一、蔚县古堡中的民间建筑壁画的现实状况
民间建筑壁画数量众多，不乏精品，社会文化、艺术、历史价值颇高。但“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由于古堡的没落、荒弃，壁画的毁坏程度很高。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经常看到在建筑物的残垣断壁中，壁画被风雨侵蚀和人为毁坏。现实情况基本有以下几种。
（一）如小故城的心佛寺释迦殿壁画，因建筑完好，保存尚好。此类的还有上苏庄观音堂壁画、苏邵堡关帝庙壁画、沙子坡老君观壁画等。此类壁画依托的建筑物完好，因此保存情况尚可，壁画创作年代以明代为少，清代居多，颜色鲜艳，只有个别地方遭到破坏，如个别人物的面部在特殊年代被人为的挖掉。
（二）如单堠村关帝庙、戏台、龙王庙等，基本建筑在，但已荒弃，无人保护，因此壁画状况堪忧。此类情况还有，如南留庄乡白家庄中、下堡建筑群中的罗汉寺和宁圣寺，水涧子三堡中的西小堡中的真武庙等等。因建筑荒弃，壁画属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自然和人为地破坏严重，且继续在发展中，所以这一类的壁画属于亟待保护的状况。这类壁画具艺术风格和建筑碑记推断也是明清两代都有，清代居多。
（三）如西大云瞳的戏台与观音殿，观音殿中的壁画部分被糊上报纸遮盖，部分被人为做饭熏烤，已模糊不易辨认。可看到的一部分显露出不错的画工，有明代作品风格。此外还有宋家庄镇邢家庄的观音庙、关帝庙，朱家堡的关帝庙，也毁损严重，仅仅遗留一小部分可辨认，很是可惜。此类作品较多，整体保护难度较大，没有操作的可能性，但局部遗存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蔚县古堡中的民间建筑壁画的保护价值
蔚县古堡中民间建筑壁画的遗存具有广泛性。数量众多，壁画的内容丰富，人伦教化的宣扬，佛教道法的普及，世俗百态的写照等等，形成了极具普遍性的民间壁画文化。
这些建筑壁画虽属民间，埋没于荒野与农舍之间，但其极具专业性和学术性，不乏精品。如故城心佛寺的《释迦殿壁画》、夏源《关帝庙百工图》、苏邵堡《关帝庙壁画》等等很多，年代以明为少数，清代居多。单从画面布局、设色技巧、人物特征、描绘风格、故事节奏上都有着很高的艺术性和专业性，说明当时民间画工的水平很高，他们本着虔诚的心，不计工本，绘画的周期很长，尽施其技，不输于宫廷画师的造型能力。
壁画的发展与前代及周边省份作品有历史传承性。蔚县古堡的民间建筑壁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如果了解中国美术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艺术是有一个整体传承性的。壁画的创作往往有“粉本”（传承下来的谱式图样）为依据，粉本画稿是历代画工集体力量的结晶，有的还是名家所为。我们可以把故城寺的壁画与石家庄市毗卢寺壁画作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表现佛、道、释三者合一的哲学理念和佛法为尊的总体思想上有非常伟大的一致性。如果和元代永乐宫壁画相比较，我们也会发现，二者虽相隔数百年之久，在画风上、画面构图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有着剪不断的联系与渊源。
蔚县古堡民间建筑壁画也有其特殊性。蔚州城的乡野村镇古堡集中，正所谓“八百村、八百堡”，堡中的建筑群规模庞大、类型多样，造就了丰富的壁画创作场地和多元的主题内容。因此，我们如今才得以如此集中的看到不同主题样式壁画的存在。这是一个特殊时期造就的特殊产物，却为我国的民间建筑史、美术史、文化史、社会史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典例。因此，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后人来说是任重道远的。
三、蔚县古堡中的民间建筑壁画的保护手段
蔚县古堡民间建筑壁画分布集中、数量多、内容广泛、表现丰富、社会文化艺术价值高，适合于整体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如此庞大的民间壁画博物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项目，有着深远的意义和现实作用。但目前，这些壁画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况（如前所述，壁画的现存状态、破坏程度不同，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也不相同），需要制定方案，区别对待，做到有效、长效的科学保护。
（一）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
以当地的文保部门牵头、配合，联合地方院校的专业队伍，实地考察，取得第一手的宝贵资料。考察壁画的实际情况，评估其破坏程度、艺术与文化价值，确定其保护的可能性与保护等级。并留存全方位的影像资料，建立、登录花名册与地理坐标，并实现保护的“数字化”。敦煌研究院的数字中心，有着成熟的壁画数字技术手段。从1999年开始，他们就把壁画的修复进行数字化拍摄，此技术与设备在全国属领先地位。他们的主要技术理念是在测光技术的支持下，对壁画进行统一亮度的拍摄，由电脑进行拼接，完成每一张照片。除敦煌外，他们也在全国各地进行技术支持与合作。曾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毗卢寺实现了明代壁画的“数字化”保护，为下一步的保护、修复、对外交流展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数字化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蔚县古堡民间建筑壁画数据库，输入信息，统一管理，搭建网络平台，科研资料共享。
（二）选择性修复。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评估壁画的保护等级。下一步就要征对部分状况较好，建筑环境良好的壁画作品进行修复。修复要以科学、长效为标准，切勿急功近利，并要做到修复、保护一致，修旧如旧，并尽量抑制进一步毁坏的可能性。敦煌艺术研究所是极具专业性的科研机构，征对壁画表面的发霉、起甲、变形等多种毁坏情况，实践出一些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并开始在全国文保单位推广培训。
（三）壁画搬迁、异地保护。
对于一部分建筑物情况危急，艺术质量较高的壁画，可以考虑异地保护的思路。我们国家最成功的壁画整体搬迁工作当属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因国家修建水库，而整体切割、搬迁、异地恢复，是壁画保护史上的壮举。这方面，河北省博物院也有成功的案例，北齐高洋墓甬道壁画整体搬迁进入博物馆展览，恒温恒湿的室内环境模拟墓室内环境，对于保护壁画十分重要。在河南省洛阳市的古墓博物馆内也有类似的壁画馆，都是异地保护的成功案例。另外，河南吴道子故里珍贵壁画也成功揭取保护，河南禹州境内元代昆仑寺文殊堂内，两幅巨型壁画也取得了成功揭取。这些成功的案例为我们在蔚县古堡的民间建筑壁画的保护提供了完整参考资料。所有的异地保护工作都需要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保护等级和保护方案，并严格遵循工作流程。如确定目标，防尘清洗，加固墙体，分割与揭取，拼接与复原，力争做到修旧如旧，并且搬迁后要做到专业防腐、除尘、湿度、温度的控制。
（四）效仿国外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进行保护。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产生的国家托管委员会（The National Trust），是一个民间的慈善机构，由关心英国乡村以及古建筑物的人们自愿组成，靠公众中的会员自愿支持得以生存。它最基本任务是保护自然景观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胜古迹。托管会实行“乡村房屋计划”，拯救了约150余座16到17世纪的老房子。经过近80年的发展，托管会保护了所有的英国历史景观与风景名胜，不仅造福了英国子民，也吸引了数百万的旅游者每年领略到英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蔚县古堡和建筑壁画具有这样的先资条件，集中便于管理，经典值得保护，数量大有甄选优秀、品质好作品的可能性。在保护机制上，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国家托管会的制度，对古堡进行全民保护，以降低、消除古堡和建筑壁画所面临的继续被破坏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