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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导致其流动过程的复杂性和产生问题的多样性。因此，把握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处理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条件。流动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有：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入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对优势，占流入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每户流动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一个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据抽样调查，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相对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居民，即便是在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克扣和变相克扣工资问题。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等形式，生活和卫生条件差。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差，卫生保健知识缺乏，容易引发传染病和流行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一、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的特征
（一）迁入常住流动人口规模和市内人户分离常住人口流动规模都很大
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住地和户口登记地属于北京市不同乡镇街道的345.4万人。常住地在北京，户口在北京市以外的704.4万人，相当于我国东部平原地区一个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两者之和占北京市常住人口53.5%。
（二）迁入常住流动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省份
2010年北京外来人口704.万人，排前7位为：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四川。7个省份合计占比65.7%，由河北省迁入的常住流动人口最多，所占比重高达22.1%。迁入北京常住流动人数最多的7个省份全部是人力资源大省，同时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7省总人数占全国人口数44.4%。另外，比较7个省份，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以北方人（秦岭淮河以北）为主。
（三）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男性多于女性
33个省级行政单位中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数女性多于男性的只有东三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5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他28个省级行政单位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数男性多于女性。33个省级行政单位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中男性总人数比女性多出60.8万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性别比为106.75，男性总人口与女性总人口之差为64.0万人。
（四）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
截止到2010年统计数据，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345.4万人。20―59岁常住流动人口254.2万人，占比73.6%。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704.4万人。20―59岁迁入常住流动人口586.6万人，占比83.3%。资料显示，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20―59劳动人口多达840.8万人，占北京市总常住流动人口80.1%。如此大规模的劳动人口流动，不仅为北京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动力，还改善了整个北京市的人口年龄结构。根据北京市老龄办的《北京市2010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市户籍人口1257.8万，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5万，占总人口的18.7%；按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014岁少儿人口计算，本市总抚养系数为38.8%。其中，老年抚养系数为26%。
（五）人口的迁移原因不同
北京市内人户分离常住流动人口迁移原因分布比较均匀，占比最高的是拆迁搬家，达30.2%，除拆迁搬家外的迁移原因不突出。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占比73.9%，其他原因分布较均匀。可见，北京市城市建设造成了大量市内人口迁移，经济原因是常住人口迁入北京的主要原因。
二、政策启示
（一）参照人口结构制定北京市文化建设思路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消费者，因此文化建设思路应以人为本。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来源广泛，作为一个国际化超级城市，北京市的文化应该兼容并蓄，鼓励创新，满足市民的多元文化消费需求。
（二）北京市应继续执行优先引进高技术、高学历紧缺人才户籍政策
鉴于北京市内人户分离常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迁入常住流动人口，北京市目前优先引进高技术、高学历紧缺人才的户籍政策是科学合理的，应该继续执行。同时，在产业政策方面，应继续将降低第二产业比重作为缓解北京市人口、交通等城市治理压力的有效手段。将北京定位为政治、文化、创新中心，高技术高学历创新型人才是主力。
关键词：流动人口 消费结构 影响因素
引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迈入实施的第二个十年了。随着2011年“成渝经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成都市“天府新区”的总体规划思路的出炉，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重镇、新一轮大开发的引擎城市、成渝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已经逐步形成了由一个特大城市、14个中等城市、34个小城市、170余个小城镇、数千个新型社区等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根据成都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成都市流动办”）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市登记流动人口456.45万人，同比2011年的392.35万人，增加64万人，增幅16.34%。而作为成都市“西部新城”的核心区域，成都市温江区三年里流动人口增长了一倍，吸引了30.32万人到此，这也体现出成都市温江区的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各方面条件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基于此，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调查当地流动人口的消费情况，探讨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拉动该地区消费市场、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剖析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为政府未来制定促进流动人口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制度和政策，为四川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决策依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使调查数据更具参考价值，项目调查组对此次调查对象有着严格的界定。本项目所指的流动人口需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流入成都市温江区的流动人口；跨省、跨市以及同一城市跨区流动的人口；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友等事由短期内在温江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员在本项目中不属于流动人口范畴；在温江居住的时间应达到半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年满16周岁就可以参加工作，因此本项目中所界定的流动人口为年龄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员。
在本项目的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多阶段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先根据温江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所提供的该区流动人口总体数据，确定了1000份调查样本数；然后根据该区流动人口在各乡镇街道的大致分布情况，按照相应的比例配额；最后，确定具体的调查样本。在实际发放的1000份样本中，共回收982份，其中有效问卷946份，有效回收率94.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特有的食物消费现状导致恩格尔系数失灵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是指个体（或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总额占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下降。这说明在各类消费的增长中，食物消费的增长相对缓慢，因为食物消费属于维持生存的消费，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消费支出会有一部分扩展到生存以外的其他消费上。
因此，恩格尔系数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11年的36.3%和40.4%。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联合的《2011年四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2011年四川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7%；截止2011年前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36.79%。
而在对成都市温江区946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2011年该地区流动人口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984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为568元，食品支出仅占其收入的28.6%，即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为28.6%。根据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的界定，该地区流动人口已经属于富足阶层。那么，造成温江区流动人口恩格尔系数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46位受访者中，其常住地为农村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为70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5%，而这其中又有428位的被调查者表示进城务工是他们到此的主要原因，占农村流入人口的60.3%。由此可见，该地区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仍是由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因此，造成该地区流动人口食物支出较低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考虑，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房屋内，其基本饮食也都由雇主免费提供，仅仅有部分个体会因为对食品需求的多样化和口味的特殊需要而将极少的收入用于食品开支上，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他们在食物上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享受雇主所提供的免费食宿的务工人员，也会本着“吃饱就行”的原则，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或汇款给老家，能省则省，这也造成了其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尽量节俭。这一点在对其消费观念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709人中有691位被调查者赞成“居家过日子要量力而行”，占比97.5%。
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食品支出如此之低，说明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存消费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当前的物价水平之下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此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出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状况了。
（二）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储蓄率
从温江区流动人口每月的储蓄情况来看，有491人每月会有不同金额的固定储蓄。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见：每月储蓄在200-500元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5%；有17.8%的人每月储蓄在500-1000元，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为1200-3500元的人群中；每月储蓄在10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8.9%，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高于3500元的人群中；而有30位月收入均高于5000元的人群每月的储蓄在3000元以上。通过综合调查分析，温江区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储蓄额为585.3元，占其人均收入的29.5%。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那么，其形成的关键是什么呢？
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似乎能对此现象做一解释。这一概念是由里兰德于1968年提出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储蓄，与此同时，其消费水平会急剧下降。该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
事实上，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的消费行为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会谨慎选择，而这种“消费风险”意识提高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通过调查发现，影响流动人口不确定性较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形成了其整体收入偏低的现状。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温江的946名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1984元，且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如非技术性劳力（占比26.2%）、服务行业人员（占比17.8%）等。真正的脑力劳动从业者，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仅占被调查者的3.9%和6.6%，共计99人。在收入上，有533人的人群月收入是在600-2000元，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3%，即从事服务行业或个体经营的人员，其中又以1200-1500元的人群占比最高，为总人数的19.9%；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年龄大多在30-49岁之间，即部分技术性从业者或个体经商户；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或个体商户每月超过5000元收入，这部分人群仅有41人。这样的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使得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而言，在生活和工作中更是处处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保情况来看，在946名被调查者中，其所在公司（单位）为其购买了保险的仅有61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4%，而绝大部分的人员都没有购买保险。而在公司（单位）为其职工购买的各种保险中，最多的就是意外伤害险，占已购买保险的总人数的39.5%，以下依次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占比为32.7%和20.1%。
最后，从工作的稳定性上来看，在温江地区的流动人口中，有48%的人员从事现有的职业时间为一年以上，其中达到了三年时间的则有20%；现有工作六个月至一年的达27%，这三类人群基本达到了调查总量的三分之二，现有职业的工作时间不到半年的则有25%。
以上各类数据表明，流动人口存在着的工作的流动性大、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社保制度未落实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其意外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大大强化了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意识。因此，通过降低当期消费来抵御各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形成的风险成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选择。
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群体结构形成汇款比例畸高
根据调查，946位受访者平均每月向老家汇款金额高达209.5元。其中有415人每月会定期向老家汇出部分收入以补贴家用，而这部分群体中仅有89人来自城市，其余高达78.5%的人口其常住地为农村，而通过在城里赚钱补贴家用、赡养老人或供子女读书则是其进城的主要目的。
具体而言，每月向家庭补贴300-500元的人群所占百分比最高，达到23.3%；而每月向家庭补贴200元以下、200-300元和500-1000元人群所占百分比相当；每月向家庭补贴1000元的仅有62人。这样的高汇款比例势必会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他们为了能够多攒钱，会尽可能节衣缩食，然后再将相当可观的收入寄回老家。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汇款比例的现象发生，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专门在他的《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一文中做出了解释：一方面，借助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达克和卢卡斯所提出的“契约安排”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汇款现象。即汇款行为是迁移农民与其家庭之间的自我约束的、合作的、契约性安排的一部分或一项条款。而且这种契约关系天然地具有长期性。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国则是：以进城务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常常将子女放在老家由老年人照看，他们则定期将务工所得收入寄回，而农忙时他们也会回家帮忙。由此，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的态势。不仅如此，当这些人员的工作受阻时，他们也可以选择回归家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
其余各项消费支出结构特点
通过表2可以看到，在较高的储蓄及汇款比例下，这部分支出已经占据了流动人口每月收入的近一半，而另外一半的支出则主要体现在其生活所必须的食品、住房和服装上，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在交通、通信以及娱乐方面的支出占比极少。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而言，尽管恩格尔系数较低，但其生活质量实质上并不高。具体而言，流动人口除食品消费支出外其他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住房消费占比较重
一方面，在接受调查的946名被调查者中，有26%的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人员主要是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内，即使居住条件简陋，他们也不会外出租房，因为他们宁可暂住在城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也要尽量节省开支以便攒钱回家盖新房。这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农村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还有61.8%的人群主要选择租房居住，且月平均租房费用为437.7元。这部分群体以18-25岁左右的人群为主，说明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会更加强调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条件的舒适性以及配套设施的齐备等；除此以外，还有58位被调查者表示已经在成都温江购房，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其职业主要是以成都温江从事个体经营的为主，并且月收入均高于1500元。
（二）服装消费支出位居第三
946名被调查者平均每月的服装消费为219元。其中每月支付200元以内购买服装的有625人，占总数的66.1%，这说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服装方面的消费仍以实用为主，崇尚节俭仍是其主要的消费观念，正因如此，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衣着要讲究质量款式，合乎潮流”的消费观念；而另一方面，每月在服装方面支出在200-300元的有210人，占被调查者的22.2%，每月支付超过300元用于购买服装的则有111人，占比11.5%，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在1500-2500元这一区间范围内。这说明，在工作较稳定、收入较高的条件下，部分流动人口还是会注重自身的衣着外表，他们不愿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两级分化严重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946名流动人口中，共有410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看电视或听广播；其次较为受欢迎的娱乐休闲方式是玩扑克或打麻将，占被调查总体的9.5%；与同乡或者亲友聊天排在第三位，因为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又能交流信息、消除寂寞。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闲暇时间选择上网、睡觉等方式度过。基于此，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每月在休闲娱乐上的支出都低于400元，甚至没有。可见，在成都温江的流动人口并未与本地居民共享各种文化设施，他们的生活圈也并没有因为在成都温江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是，还应看到，对于部分技术工人、个体商户而言，他们开始逐渐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圈，享受生活，其每月的休闲娱乐支出在400-600元；甚至一些高级管理岗位从业者每月在这方面的花销甚至已经高于600元。
（四）教育培训支出严重不足
在是否接受相关的教育及培训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有804人（约占85%）每年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培训；而即使在接受了相关的教育培训的人群中，每年花费在200元以下的占已接受培训人员的绝大多数，大都为一些技术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其次，每年花费500元以上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占比31%。可见，大部分流动人口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对自身培训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对其素质提高极为不利。
结论
有关消费问题的调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因消费者或访问员等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产生的消费者实际收入、实际消费与其填答的数值有误差的问题，这是类似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不足。但是，对于成都市和温江区政府而言，此次调查可以使其大致了解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流动人口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并最终实现提升该地区未来整体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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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少数民族;居留特征;大城市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42-03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以乌鲁木齐市为例: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乌鲁木齐市外来流动人口为77.4万,其中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22万,占流动总人口的28%。近年来,这个比例逐年增加,2009年达到35.4%。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居住、职业、教育等等问题。中国学者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成熟,而针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现状的调查研究,分析其在城市的居留特点,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提供决策基础和政策启示。
一、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乌鲁木齐市二道桥社区作为研究样本。因为乌鲁木齐市既是新疆首府,又是疆内唯一的特大城市,承载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功能,是新疆重要的移民中心城市。而二道桥是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在光鲜的商铺背后,曲曲折折的背街巷道里随处可见凌乱搭建的自建房,最早的建于20世纪30年代,二道桥社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社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94%,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34%。对该样本的选择和研究具有典型性,能够对中国西部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提供先行经验。
2.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二道桥社区入户访问的250份调研资料,2009年新疆“7・5”事件后,新疆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本课题组成员深入社区维稳第一线,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挨家挨户调研,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资料。
3.研究方法
借鉴国内学者对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研究的成果 [1～2],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和居留模式的研究采用以下几个指标进行分类:人口特征:包括年龄结构、教育程度和流出地户籍;居留模式包括以下几项:居留时间(划分为半年以下,半年至五年以下,五至十年以下,十年以上);居留方式(家庭型和单身型);居留类型(社区租赁型和工棚宿舍型);人均居住面积;就业类别(餐饮服务业、商业服务业、运输服务业、私营企业主、其他);月均收入(0元～600元,601元～1 000元,1 001元～1 500元,1 501元～2 000元,2 000元以上)。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现状
1.研究区域概况
二道桥社区是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街道最大的一个社区,管辖区域北起宽巷,南至团结路,东临和平南路,西接解放南路。辖区面积0.52平方公里,为地缘板块型社区,面积477平方米。辖区内共有住户869户,居民2 644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4%。其中常住居民624户、1 789人,少数民族566户,1 655人,汉族134人,其他民族376人。流动人口245户、855人,其中维吾尔族238户,839人,汉族9人,其他民族7人。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266人,成年人589人。流动人口以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为主。辖区有清真寺院6所:宽巷寺、青海寺、撒拉寺、巴里坤寺、宁固寺、二道桥清真寺。单位共有12家,其中行政事业单位两家、涉外企业两家、私营企业8家;旅馆12家;社区商业门点248个,大巴扎内商户3 500户;幼儿园1所。
2.人口特征
流动人口以中、年轻人为主,在来源上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大中专以上学历比例较多。
表1 流动人口年龄特征
表2流动人口教育程度
表3 流动人口户籍来源地
根据表1～3的数据分析发现,45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占了79.9%,这其中18岁以下的比例也高达31.1%,其中绝大多数是随父母来乌鲁木齐市生活和上学的孩子。并且通过户籍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的来源地非常集中,主要来自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的农村,占到93.6%。比如来自喀什疏附县浩罕乡13村的克然木江说他们村共有6个人来×××餐厅打工,而餐厅老板也正是原来的老乡,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城市聚居具有很强的地缘性,而且学历越低,对这一同乡社会资本的依赖越强。在教育程度上,相比其他学历的比重,中专以上(主要是大专和本科)比例最高,达34%,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校毕业后找不到适合工作,又不愿回乡,留在乌鲁木齐等机会的年轻人。
3.居留特征
(1)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员居多,以家庭为主的迁移趋势明显。
表4流动人口居留时间
表5流动人口居留方式和居住类型
从表4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中,半年以下的短期居留人员比重最低,只有10.4%,而五年以上的长期居留人员占到58.7%,居住时间最长的维吾尔族老夫妇已在二道桥生活了二十五年。流动人口中以家庭形式的迁移占68.5%,单身型占31.5%(见表5)。在调查中发现这部分人群普遍已适应城市社区的生活,一小部分已购买了自己的住房,只是户口未迁来。同时他们往往是举家从南疆迁来,一户中包括父母、儿子、女儿、儿媳、孙子等一大家子,最多的一户八口人三代同堂。处在居住五年以下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一部分也已拖家带口,另一部分持观望的态度,如果生活情况持续改善,就把家里的亲人也带出来。相比之下,独自来乌鲁木齐打工的年轻人比例较少,而且往往是同乡结伴聚集。
(2)职业以餐饮、商业服务业为主,收入出现分层,贫富差距拉大,与教育程度相关性弱(如表6所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主要为第三产业,其中从事餐饮和商业服务业的流动人员最多,达到75.8%,我们把较有规模的个体经营者列为私营企业主,把从事餐饮服务的雇员列为餐饮从业人员,从事服装买卖、牛羊肉批发、歌舞表演、干鲜果品、玉石营销的雇员或个体统归为商业服务业,从事手机买卖、复印、运输、保险经纪等归为其他,还有个别是退休后来乌鲁木齐养老的职工以及无业的家庭主妇、待业青年。
从月均人收入看,收入普遍在800元～1 000元左右,这个标准已高于乌鲁木齐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人月均收入512元,但如果再负担家庭中未成年孩子的生活,这个标准将大打折扣。月均收入最高为私营企业主,事实上有些做生意时间长的商人月均收入达万元以上,如批匹、开餐馆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人处于无业状态,比较封闭,不与族群之外的人交往,社会融合性较差,包括家庭妇女和学历极低的年轻人,其中还有吸毒等不良经历的人。
通过分析发现收入高低与教育程度不相关,私营企业主往往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只是经商较早。而收入处于800元～1 000元左右的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则包含从初中到大学本科学历各个层次的人,虽然文化程度迥异,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基本一致,收入也相当,所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和收入上没有体现所受教育的优势。
(3)流动人口家庭人数众多,居住条件恶劣。由于少数民族的生育制度较宽,加之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社区在计划生育的管理上不严格,很多流动人口家庭人口众多,一般都在5人以上,还有不少三代同堂,最多达9人挤在一套房里,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 m2的达27.9%。至于租住棚户区自建民房的条件就更差了,主要是无厕所和上下水设施,一到冬天路面污水成冰,通行困难。
表7流动人口居住条件
四、政策启示
1.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主因,大力发展南疆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是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的根本之策。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南疆的喀什、和田等地的农村,而这些地方的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2 600元,低于新疆农村人均水平3 502元/年・人,月人均不足250元,正是生活所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来乌鲁木齐市谋生。无论如何,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远高于农村,因此个人在城市试探性生活一年后,逐渐适应并举家迁来长期居留的比重很大,预计还会增加。因此,大力发展南疆三地州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才是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的根本之策。
2.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生活质量,减少城市社会问题的长远之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年轻化特征,尤其是未成年人比重达31.1%,包括随父母来城市生活和上学的未成年人和源源不断出生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这表明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的潜力巨大。如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放任不管,既不利于流动人口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步伐跟不上的情况下,城市的社会问题将后患无穷。
3.改革当前少数民族大中专的教育模式,转变就业倾向,是有效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率的重要措施。
从调研结果看,餐饮商服业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绝大多数教育层次的流动人口都包含在内,尤其是这部分流动人口中相当部分是毕业多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专业包括农、林、水利、师范和医学等。这说明需要反省现行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中专以上程度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专业性为什么没有得到体现?教育程度与就业和收入差异基本不相关。因此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的职业技能性和针对性,同时提倡少数民族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为家乡服务是有效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率的重要措施。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问题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对城市安全、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很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从深层次进行探索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评析[J].人口研究,2006,(3):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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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查；登记；流动
从普查业务角度来讲，普查对象包括以下三款人：一是2010年10月31日晚住本普查小区的人，户口也在本村（居）委会的人口（即人户一致人口）；二是2010年10月31日晚住本普查小区的人，户口在外村（居）委会的人口（即流入人口）；三是户口登记在本普查小区，但2010年10月31日晚未住本普查小区的人（即流出人口）。后两款人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动人口，这部分普查对象是整个人口普查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要想准确把握流动人口，确保流动人口做到不重不漏，就必须要了解当地流动人口的特点，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趋势和规律，从而准确反映一个地区的人口现状和特征。因此掌握本地流动人口特点，把握流动人口规律，成为准确登记调查对象，确保普查登记质量的关键所在。
1 掌握流动人口趋势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员流动随之日益频繁，我县属于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也是人口流动大县，准确把握流动人口数据，才能确保全县人口普查的工作质量。从我县流动人口总量来说，流出人口比流入人口多，近几年来随着我县区域经济发展流出人口逐年减少而流入人口逐年增加。从普查数据来看，普查时点居住本户，户口不在本村（居）委会的人数（流入人口）为153281人；户口在本户，普查时点未住本户人数（流出人口）为265323人，流动人口占普查对象总量的34.6%。流动人口普查工作量点到全县整个人口普查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强。
2 掌握流动人口类型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在全县流动人口中，根据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即普查所指的离开登记地原因，有的放矢的采取相对应的摸底登记措施。由于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县城开发建设加快等因素，导致寄挂户口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县内流动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寄挂户口而产生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业务规定，在同一乡镇街道内的人户分离也要进行双方登记，而在计算常住人口时同一乡镇街道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则不重复计算，这样无形之中增加了普查工作量。而且户籍地对流动人口现有信息基本掌握不足，针对这类人群的特征，我们采取居住地和户籍地双方登记，县内人户分离对象由现居住地反馈现有信息到户籍地的方式进行确定，确保现居住地与户籍地登记信息保持一致。县内流动的另一大部分是由于学习而产生的人户分离，针对学生流动较为固定的特点，县人普办与县教育局联合发文要求各教学机构成立普查机构并认真登记学生信息，将信息及时反馈至各镇（区）普查机构。
3 掌握流动人口年龄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掌握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是保证流动人口登记质量的重要方面，也是分析全县流动人口现状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从流动人口分年龄情况来看，我县以中青年为主体，这与流动人口的类型是分不开的。从普查结果来看，户籍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全县127428人，其中15-49岁人口101442人，占比超过八成占81.9%；而全县常住人口中外来半年以上人口71962人，其中15-49岁人口51913人，占比超过七成占72.1%。流出中青年人口比流入中青年人口多出近5万人，这也是导致我县用工紧张的重要因素。
4 掌握流动人口性别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根据流动人口试点和我县实际情况看，流动人口中呈现出流出人口男性居多，流入人口女性居多的特点。从普查数据来看，全县户口在本户，居住在其他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数为127428人，其中男性为77249人，占到60.6%，主要原因是我县是建筑强县，外出建筑工人基本上是男性。在常住人口中，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人口71962人，其中男性35690人，占49.6%，女性36272人，占50.4%；其中户口登记地省外的16978人，女性9013人，占53.1%。流入人口特别是省外流入人口中女性居多的原因：一是婚嫁外来妹较多，二是与我县的经济产业结构相关，我县是纺织大县，纺织女工较多。流动人口的这一性别特点，也决定了我县户籍人口性别比正常而常住人口性别比较低的现象。
5 掌握流入人口职业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人口的区域流动愈加频繁，流动人口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就流动人口现状而言，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人口的流动行为主要呈现常态化、家庭化和长期化特征的一致结论［1－3］。学术界有关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家庭化、长期化的结论，是通过对流动人口的数量、家庭平均规模、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三个指标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本文认为，以往研究中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来反映流动时长，衡量人口流动长期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弊端。本研究将提出流动预期时间指标，并结合安徽省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运用与重点分析。
一、流动预期时间的提出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是衡量其流动时长、变化趋势的一项经常性指标。国内不少学者运用该项指标对我国人口流动长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杨政等学者结合以往研究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呈现长期化趋势上达成了共识［4］。人们普遍注意到了人口流动长期化的趋势，但是，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是否能够科学地反映流动时长的真实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流动人口的平均居住时间和平均死亡年龄都会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流动人口一生的流动时长特征。鉴于此，陈卫提出了流动预期寿命概念，运用于我国人口的流动预期寿命研究中，该指标消除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能够真实反映流动人口一生的流动时长特征，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区域流动人口流动时长的比较研究，把握流动人口的区域差异。该方法通过编制生命表，借用计算健康预期寿命的Sullivan方法计算得出流动预期寿命［1］。本文也将该指标与方法运用于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的相关计算中，但由于寿命概念主要指生命存活时间的长短，因此流动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长用“流动预期寿命”表达不准确，故本文将“流动预期寿命”改为“流动预期时间”，但内涵不变。流动预期时间是指一地区流动人口在给定的条件下，预期在该地区处于流动状态下度过的年数。
二、安徽省人口流动的特征
安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省，农村大量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从而产生向外流动动机，但省内城镇经济吸纳能力有限，于是大量农村劳动人口流向省外。2010年安徽省外出人口中，从本省流出到其他省份的人口达到1038．2万人，占全部外出流动人口的64．5%［5］。与安徽省毗邻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剩余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乔晓春和黄衍华在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的分析中得出，2010年安徽省劳动力流到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市的人口占到安徽全部外出人口的77．5%，同时也指出安徽是全国外出人口最多的省份，占到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1．21%［6］。安徽省内在的推力与长三角地区外在的拉力，促成安徽成为人口流出大省。根据安徽省近十年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24．5%，相较十年前的12．7%几乎增加一倍。从绝对值来看，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由2004年的820．6万人增至2013年的1697．6万人，十年间安徽省的人口流动已然成为一种常态现象。伴随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常态化，长期化则是安徽省流动人口呈现的另一特征。2004—2013年，安徽省流动人口中外出五年以上的人口比例由6．52%增至10．09%。人口流动的常态化、长期化，是安徽省人口流动的两大特征。因此，对安徽省人口流动的预期时间进行计算与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时长特征，为该省流动人口长期化的评判提供一种新的比较视角。具体运用中，结合安徽作为人口流出大省的事实，本文将采取流出地的视角，利用安徽省六普数据［7］，重点分析2010年安徽省户籍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情况，以期能够预测安徽省人口在预期寿命中处于流动状态的年数。同时，本研究将利用已有研究中对全国所做的相关分析和安徽省2014年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8］，对安徽省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从而全面地反映安徽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特征。
三、数据说明与方法介绍
(一)数据说明本文旨在以流出地的视角，对安徽户籍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水平进行描述分析。研究对象为安徽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包括流向省内和省外的人口，但不包括省外流入的人口。对流动预期时间的计算涉及到两个基础指标，即分年龄的死亡率和分年龄的流动率。其中分年龄的死亡率是通过安徽省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因某地区的死亡率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在安徽省2013年的流动预期时间的分析中，死亡率仍沿用2010年的数据。另分年龄的流动率主要根据安徽省2011年和2014年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全省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分年龄构成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计算所得。在此基础上求得2010年和2013年安徽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
(二)方法介绍生命表是人口统计分析中一项重要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某一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期，分年龄的死亡率资料，假定同时出生的一批人(一般取10万人)按这种死亡率水平度过一生后，计算其在活到每一个整数年龄时所剩的人数以及以后平均每人还能继续生存的人年数［9］。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则是在生命表计算人口预期时间的基础上，利用计算健康预期时间的Sullivan方法，对分年龄的人口流动率数据逐步计算得出。
四、安徽人口的平均预期时间分析
(一)2010年安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通过前文计算方法，计算出2010年安徽人口分年龄的流动预期时间，如表1所示:2010年安徽省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6．3年，即2010年该省人口在分年龄流动率的条件下，预期将在流动状态度过16．3年，此结果高于陈卫计算我国同期流动预期时间的10．8年［1］。这在横向上反映出安徽省流动人口的长期化特征，同时也印证了安徽作为人口流动大省的现实。从不同年龄组的流动预期时间来看，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下降。表1显示，流动人口在30岁之前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都在10年以上，30岁之后不足9年，而65岁之后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不到2年。另据安徽省2010年分性别年龄的流动率计算出安徽省2010年分性别、年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见表2和表3，具体数据如下:由表2和表3可知，2010年安徽省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7．22年，女性平均流动预期时间为15．33年，男性高出女性近2年，安徽省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2010年安徽省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比重分别为55%和45%，外出人口的性别比达到122。安徽省外出劳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的现状，是造成男性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但这种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缩小，55～59岁之后，女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开始赶超男性。该现象主要缘于流动人口会随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少，根据六普数据显示，安徽省55岁以上人口外出比例只有6．5%，流动人口规模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将降低外出人口的性别比。同时，女性比男性平均寿命更长，也会促使女性流动预期寿命与男性的差异会随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少，甚至赶超男性。
(二)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变动趋势图1显示2010年、2013年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分年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外出人口2010年、2013年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分别为16．3年和18年。从时间维度上看，安徽省人口在流动状态下的时间在增加;从绝对值上看，已远远超过2010年全国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这说明安徽人口流动的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从分年龄组的流动预期时间来看，2013年年轻组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高于2010年，尤其体现在15～19和20～24两个年龄组，差距较大。但同时可看到，两个年份的流动预期时间差距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小，在45岁以上年龄组中，2013年的流动预期时间反而低于2010年。这说明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所改变，年轻人群比重在增加，而中老年人群比重则在下降。
(三)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的性别差异图2反映的是安徽省人口2010年和2013年分性别、分年龄的流动预期时间情况。2010年和2013年男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均高于女性，该差异在年轻年龄组表现得尤为明显。但2013年男性和女性流动预期时间的差异远大于2010年，2013年男性和女性的流动预期时间分别为20．1年和15．9年，二者相差4．2年，而2010年二者之间的差距为1．9年，还不到2013年的一半。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缩小，尤其是到40岁之后，该现象在2010年和2013年数据中均能体现。图3反映的是2010年安徽省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在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用FLEx/ex表示)，FLEx/ex越大说明人口流动的时间越长。如图3所示，2010年安徽省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在平均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达到19．38%，说明该省人口在平均预期寿命中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处于流动状态。2010年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在平均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超过20%，达到21．36%，远远高于女性的17．38%，但这种差距同分性别流动预期时间一样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缩小。同时也应注意到，FLEx/ex值在15～19岁组之前一直呈上升状态，之后FLEx/ex值则随年龄增长不断下降，男性和女性均表现出同样趋势。这与15～19岁组的流动率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
五、结果与讨论
本文在安徽省人口流动时间长短的衡量中，运用了一个新的衡量指标，即流动预期时间。该指标的提出有利于消除年龄结构的影响，在给定的分年龄人口流动率的情况下，可计算出人们预期在流动状态下生活的年数。通过生命表的编制，结合计算健康预期时间的Sullivan方法，本文计算出安徽省2010年和2013年分年龄、分性别的流动预期时间，结果显示，安徽省2010年和2013年的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分别为16．3年和18年。从时间维度上看，呈现上升趋势，并显著高于2010年全国10．8年的平均水平。2010年和2013年安徽省男性平均流动预期时间均高于女性，并且男性人口流动预期时间在预期寿命中所占比重显著高于女性人口，与2010年全国流动预期时间的性别差异保持一致，同时也应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通过对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的流动预期时间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人口流动的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另一方面，流动预期时间呈现一定的性别差异。该结论对安徽省流动人口的管理，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安徽省外出人口流动预期时间较长的现状，给流入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给安徽省流动人口管理以及流动人口的权益维护带来一定的挑战。鉴于此，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创新，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二代结束流动的时间可能大为提前。因此，流动人口平均流动预期时间的实际运用也应结合其他因素的变动情况进行综合考虑。
[关键词]女性流动人口 人口学角度 现状 问题
一、女性流动人口基本状况综述
对于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或者说是特征，在各种研究文献中主要是将他们归结在流动人口的数量、流动人口的性别特征、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研究中。而对女性流动人口的自然特征研究，也要从这些方面进行，同时，要在和男性的比较之中得出结论
1.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流，市场经济推动下，流动人口数量激增。其中（段成荣，2009），认为女性流动人口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他们认为传统的男多女少的流动人口现象，已经改变。男性在20世纪 90年代曾经明显地多于女性。但近年来，流动人口“性别均衡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女性在流动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高。根据研究数据，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已从2000年的107.25下降到100.47。
虽然女性流动人口的总量在激增，但是就各地平均水平而言，男性流动人口明显多于女性流动人口，以山西省的调研为例（谭克俭，2009）。山西省的女性流动人口从2000年到2005年增加了90万人。但是与男性流动人口比较就可以得出，各年龄段的性别比远远高于120，数据显示女性流动人口仍然少于男性流动人口：这主要是受制于女性流动人口外出的个人、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
2.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根据（谭克俭，2009）对山西省女性流动人口研究来看，就地区而言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特征有三个方面：第一，女性流动人口峰值年龄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峰值年龄为15岁～19 岁组，次峰值在20岁～24岁组。而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峰值年龄在30岁～34岁组。主要源于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意识的差异。第二，女性流动人口在各年龄段的比重非常接近，差异比较小，由此看来各年龄段的女性流动人口都有各自的流动目的。第三，流向省外的女性人口由于务工经商、随属迁移，高低年龄段比重相对突出。虽然这仅仅是山西省的个案，但是对于研究整个女性流动人口年龄状况特征是有意义的。
二、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
1.女性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分布。根据十年前（黄润龙，1999）的研究显示，女性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也就是说，女性流动人口中文盲和高中学历以上的比例比较低，而中间小学、初中文化程度者居多。按我国目前教育体制来看，90年以来女性流动人口平均的受教育年龄是5.7年，就这个教育水平而言是很低的。同时，在和男性流动人口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女性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数均低于男性：这明显反应了男女在教育问题上的不平等。
在发展了十年之后，女性流动人口的自身文化素质仍然不容乐观，（段成荣，2009）。在自身方面，女性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6年，尚不足初中毕业：初中学历者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小学学历，第三是高中学历，高学历的女性流动比例极低。在与男性比较方面，男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达到9.51年，比女性流动人口高了将近1年。城乡差距方面，农业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非农业女性流动人口。
2.女性流动人口的性别认同。身份认同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中并被逐步建构出来（Berger，1966），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个人的身份认知，代表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当前，女性流动人口面临消极的性别认同。她们受到了来自社会、企业和家庭父权制的歧视和压迫，遭受着阶层、性别和地域差异等多层面的残酷剥削（李小江，1997）。由于对自身的消极性别认同，女性们即使遭受极端不平等的境遇，却仍选择不表达不申诉。同时这一认同又强化了该群体在城市中的不平等待遇，从而使她们陷入了权益受损的恶性循环。
3.女性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虽然女性的地位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她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和地位一样稳步上升，特别是女性流动人口收入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在经济上，她们仍然会受制于男性（李晓静，2009）。同时，职业的水平横向变动，无法实现收入的提高（姜山，2009）。女性流动人口获得工作的途径有限，职业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因此经济地位无法得到提升，收入也处于社会的较低水平（任秀杰，2009）。
笔者认为女性流动人口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服务业、第三产业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她们应该从中获得自己的相等的经济回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不断完善流动人口权益的保障体系。
三、关于女性流动人口状况展望、建议
笔者认为，当前对于女性流动人口最重要的工作有几点：首先，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二是关心她们的生殖健康和身心健康；三是提高她们的文化和科技水平，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四是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这些都需要依靠当地政府和计生、妇联等部门，通过上门服务等方式，医治她们的疾苦，组织她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进行多种职业培训，既学文化又学科学知识，开拓致富门路，让她们享受跟本地妇女一样的“居民待遇”：只有这样，女性流动人口群体才能真正地扎下根来，当地的流动人口相关工作水平才能真正地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关键词：身份认同；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年长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43-10
作为“首善之区”，北京市一直是很多流动人口向往和最终驻足之所。据统计，2011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达到742.2万人，他们构成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那么，北京市不同代际、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结果具有什么特点、面临哪些困境、受制于哪些要素、与其他地区不同代际和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地域、户籍、年龄、态度、行为等结构性、制度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等主客观要素在流动人口的认同方面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比较的视角，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情况。通过比较青年与年长流动人口，了解年龄和时代的影响；通过比较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了解户籍类型的影响；通过比较北京与外地的流动人口，了解地区（及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通过比较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态度，了解主观因素的影响。
一、文献梳理与理论假设
身份认同是指流动者与本地人及家乡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对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大量的研究表明，长年在外生活使得流动人口深感身份迷惘。流出地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客人”，流人地社会又把他们当成是“外地人”，于是他们就成为哪里都没有归属的“边缘人”。换言之，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记忆的互动使流动人口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他们既难以认同流人地社会，又不愿认同流出地社会；既无法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又难以回归流出地社会。流动人口不断陷入“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追问，从而导致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的出现；而且，他们在归属感上表现出一种矛盾、不和谐的态势，即对流人地在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心理上的弱归属、意愿上的融入与实际身份的游离。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这种不确定性、困扰与彷徨是包括代际差别、朋辈效应、制度固化、区域分割、态度排斥、社会交往等在内的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代际比较可提供时期特点和年龄队列对不同世代流动人口的影响。不少研究探讨了代际之间身份认同的差异，得出了具有共性的结论：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更强的认同感和融入意愿。不同代际流动人口成长的宏观环境、家庭结构、教育背景均不相同，故社会化经历、过程和结果都会有别。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务农时间较短，在城市生活多年，有的甚至出生在流人地，对家乡的认同远不及对流人地的认同。同时，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更为丰富、更加多变、更富个性，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特点突出。他们希望摆脱土地的束缚，摒弃农民身份；希望在城里安家落户，并最终融入城市。相反，年长流动人口在家乡生活时间较长，土地和亲情成为与家乡联系的“脐带”。虽然他们来到流入地工作，但他们更多可能只是将工作视为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故而对流人地难以产生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然，现有研究在共性之中也有差异。比如，2009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五城市开展的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数据显示，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人地有强烈的向往，但就普遍公认的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感而言，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却低于同龄城-城流动人口及年长乡-城流动人口。这种差异说明，认同意愿与认同结果之间是有差异的。换言之，身份认同至少涵盖两个方面：一是认同意愿，二是认同结果，二者不可等同。青年流动人口也许比年长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融入或认同意愿，但从意愿到实际认同之间存在较长的时滞期，诸多中间要素推动或制约着意愿的实现。认同意愿是达到认同结果的前提条件。现存研究中，所谓的身份认同多是指认同意愿，而非认同结果。本文也仅关注认同意愿。
在考察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时，同辈比较可考察同龄人中的户籍差别。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相比，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都比较熟悉，故总体而言会对流入地产生更为亲切的感觉。综上所述，在此我们提出假设1：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人地有更强的认同意愿；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所谓制度固化，最主要的是户籍制度的固化。身份认同似是一个虚空的概念，但有着实在、固有的制度性根源。户籍制度包括户籍类型、户籍地点两个维度，而户籍类型对身份认同的意义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城-城流动人口也是外来人身份，在流入地可能也会受到各种不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的结构性制约，但他们毕竟与本地市民拥有同样的户籍类型，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和自致资质，与流入地市民有着更多的相似性，故而在流入地有更强的认同意愿。相反，“农民”原本只是一种职业，是户籍类型将“农民”身份化。中国的乡-城流动人口始终被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原本只是中性称谓的“农民工”被制度和观念建构成一个社会类别；实际上否定了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居民的现实身份，夸大了其流动性而抹杀了其定居性；而且，由于使用了“农民”身份标志，使得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延伸、再生，并进一步强化、固化了“农民工”身份，使得他们不得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进而导致他们的职业身份与角色身份出现错位。于是，乡一城流动人口既不完全等同于农民，又不等同于市民，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却未融入城市的市民。他们不乡不城，亦乡亦城，不农不工，亦农亦工，身份极为尴尬。这无疑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认同意愿。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乡-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低于城-城流动人口。
区域分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各地区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差异，二是指流动所跨越的行政区划带来的身份认同差别。这里只论前者。制度性要素往往具有全国普遍性的特点，但各地不同的经济结构可能调节制度因素的效果，使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生活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北京市作为特大城市，其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否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别？是否具有一般特大城市的共性？同时，作为首都，它是不是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特大城市的个性、对外来人口更为包容和接纳呢？在此，我们提出假设3：与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可能不同于其他地区，甚至可能超过上海、江浙、广东等地。同时，认同意愿存在地区、户籍和年龄互动。
与制度固化密切相关的是流人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心态与行为。一方面，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通过流动人口自身努力就可以达到的；与经济等客观融入维度相比，该主观维度更涉及流人地居民的接纳或排斥态度。特权意识与身份优越感在他们的躯体和意识中积淀成为一种社会惯习，故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基于利益差别的心理结构。社会心理构建使得流动人口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化状态，且这种状态被逐渐内化，形成内卷式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接触、互相交往也是影响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随着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交往频度的增加、交往深度的延伸，他们逐渐由陌生人群变为相互认可的邻居、同事、朋友，行为的交往带来心理的感情和身份的认同。我们在此提出假设4：本地人的排斥态度降低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对流人地的认同意愿，与本地人的交往能够增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下简称“监测调查”）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设，分析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特点、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关于数据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的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这里不再叙述。数据的总样本量为128000个，其中北京市的样本量为4000个。
1.变量的定义
调查询问流动人口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我喜欢现居城市”、“我关注现居城市的变化”、“我愿意融入流人地”。本文基于这三个问题构建因变量。显然，这些问题反映的并非认同结果，而是认同意愿。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这三项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分别约有90%以上的流动人口都选择了肯定的答案。这充分表明，流动人口对流人地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这与定性访谈的结果较为一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分别有96.7%、95.3%、93.9%的人表示喜欢北京、关注北京的变化、愿意成为北京的一员。这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对于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它们集合为一个综合性因子。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三者的关联度超过0.83，且潜在的线性因子可解释它们方差的73%。这说明将它们进行整合是合理的。整合后的综合因子为本文的因变量，得分介于0～100，取值越大，表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越强，反之表示认同意愿越弱。
与前述4个假设相对应，本文有5个关注点：年龄效应、户籍效应、地区效应、态度效应、网络效应。故此，本文有5个主要自变量。①年龄队列（1=青年流动人口，定义为29岁及以下）。②户籍身份（1=乡一城流动人口，定义为在调查时为农村户籍）。③流入地区（定义为9类：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江苏、浙江、广东、其他地区）。数据分析一方面单独使用这些变量，另一方面使用它们的合成变量，即三者的互动项。为了简洁且突出主题，这里仅展示一个含有八个分类的互动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北京青年乡一城流动人口、北京年长乡一城流动人口，北京青年城一城流动人口、北京年长城一城流动人口，外地青年乡一城流动人口、外地年长乡一城流动人口，外地青年城一城流动人口、外地年长城一城流动人口。④态度轻视（1=觉得受到过本地人的排斥，0=没有感到排斥）。⑤交往局限（1=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2=主要与老乡交往，3=主要与其他人交往，包括其他外地人、无人交往等）。
此外，本文控制一系列其他要素，以探讨上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包括流动特征、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流入区域等诸多要素。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都具有足够的变异。
2.研究方法与分析步骤
因变量“融入意愿”指数为线性测量，可采用线性回归模型。“监测调查”在全国1151个县（市、区）或样本点进行：一个样本点最多调查2000个样本，最少调查20个样本。北京的样本来自13个区县：其中，一个区县最少调查40个样本，最多调查1080个样本，平均调查约307个样本。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数据的聚类特性，即在各样本点之间，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可能存在较大差别，而在同一个样本点之内，融入意愿可能更为接近。这使数据可能不符合常规线性回归模型的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样本之间的独立性，二是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从而导致常规的线性模型难以得到有效的估计结果。换言之，常规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能低估标准误、高估自变量的重要性，从而增加犯I类错误的概率。此外，除了独立性的假定难以满足外，它还放弃了对不同组群之间差异的考虑，使很多原本由分组带来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的差异，从而丢失大量的群体信息。所以，对于多层次结构数据，常规的线性回归有其自身的局限。使用多层模型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能够纠正由于同一层次内样本的相似性而引起的参数估计误差，改善置信区间和显著性检验，降低犯I类错误的可能性。因此，本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将县（市、区）作为高层单位，受访个体作为低层单位。
首先进行无条件平均模型（即不包含任何自变量的空模型）分析，了解在不同区县，因变量是否显著不同，从而决定是否必须使用多层模型。其方程式为：
γij=βoj+εij （1）
其中，γij为j区县流动人口样本i的结果；βoj为截距（即平均值），下标j为每个区县拥有各自的截距，是区分多层模型与普通模型的标志。将截距分解为固定成分和区县层次的随机成分，则方程（1）分解为：
γij=γoo+δoj+εij （2）
其中，γoo为总均值或总截距，是固定参数；δoj为区县层次的随机变量，是j区县的截距到总截距的距离；εij为流动人口个体层次的随机变量，即分布于j区县的样本i到该区县截距的偏离。正是由于随机变量δoj的存在，该方程式才成为多层模型。
然后，在模型中纳入自变量，探讨个体和群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常规模型中，一个模型只有一个截距，而在多层模型中，一个模型包含数个截距，即因变量的截距随群体而异。我们使用随机截距模型进行分析，其方程式为：
γij=（γoo+γ01G1j+γ10X1ij+（δoj+εij） （3）
式（3）与式（2）的不同之处，固定效果部分包含了个体和群体变量。Gij为区县（群体）特征；γ01为群体特征系数；X1ij为个体特征；γ10为个体特征系数，代表个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该模型将因变量解释为个体特征和区县环境特征的函数。δoj为未被观察到或无法观察到的区县层次的随机变量，该变量为同一区县内所有流动人口个体所共有。无条件平均模型的分析结果（本文没有展示）表明，融入意愿的确因不同的样本点而异（系数的取值为8.64，标准误为0.22，高度显著）。说明高层次因素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不容忽视，使用多层模型技术分析数据是合适的。
三、单变量和相关分析结果
表1描述了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雇员的基本特征。在全国和北京市样本中，青年流动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同，均在46%上下；但乡-城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差别较大，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比重低于全国的相应比重，二者分别约为71%和83%。在全国流动人口雇员中，近三成的人感到受到过本地人歧视，而北京市的这个比例更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全部样本中近1/4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己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而该比例在北京市不足1/5；据此判断，北京市本地市民似乎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情况并不如意。在这个样本中，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均为跨省流动人口；而在全国样本中，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为跨省流动，约30%的人为跨地区流动，其余约17%的人为地区内跨县流动。流动人口平均在北京市的居留年份超过5年，比全国样本长1年多；感到老家有困难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样本中的比例也高于北京市样本的比例。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差别不大，但人力资本特征和劳动就业特征却有较大差别：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中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比例只有全国相应比例的一半，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在就业行业方面，全国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比例都超过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尤其是制造业的情况更加突出，在其他行业就业的比例则大大低于北京市的相应比例。此外，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保障情况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居住状况较差。近一半的流动人口流入到东部地区，也有三成的人进入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比例较少。就因变量而言，全部样本的认同意愿为79.5分，表明流动人口对流人地都较为向往。其中，年长城一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得分最高，为82.08分，其次为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为79.99分），再次为青年城一城流动人口（为79.15分），最后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为77.98分）。
图1和图2描述了主要自变量与认同意愿的相关关系。所有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都高度相关（p
就地区、户籍、年龄复合变量而言，北京年长城一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最强，外地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最弱。在这些主要自变量中，差别较大的是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态度：若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轻视他们，则认同意愿将会比没有受轻视感的人低近10个百分点；此外，若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则其认同意愿也显著提高（见图2）。
我们也分析了认同意愿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都高度显著。限于篇幅，这里未予介绍。这种关联性表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的确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进行模型分析，以考察代际差别、朋辈效应、制度排斥、区域分割、态度轻视、交往局限及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
四、模型分析结果
表2展示了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样本的认同意愿的多层线性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全部样本分析结果，但模型1使用独立的户籍、年龄和地区变量，而模型2则突出北京市不同户籍、年龄流动人口与外地相关人群的比较。模型3是北京市样本的分析结果。
模型1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城-城流动人口，而青年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与流入北京市的人口相比，除重庆市以外，其余地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都较低，尤其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的流动人口。若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对他们怀有偏见，则其认同意愿大大降低；若他们主要的交往对象为本地人，则认同意愿显著提高。这表明，对于两个其他条件相同的人，农村人对流人地具有更强的认同意愿。显然，该发现了前面提出的有关制度排斥的理论假设（即假设2）。这可能与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预期和参照对象有关。而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意愿亦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也不支持有关代际差别的理论假设（即假设1），这与现存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相悖。地区差别的结果支持理论假设3。同样，理论假设4也得到模型结果的检验。若在流入地受到歧视，则其认同意愿显著且大大地降低；而与本地人较多的交往则会提高其认同意愿。
若同时考虑地区、户籍、年龄的互动对认同意愿的影响，则可以发现北京市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低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但超过其他六类人群，尤其是显著超过外地青年城-城流动人口。这表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的确与地区、户籍、年龄之间存在互动。
就控制变量而言，尽管系数的大小略有差别，模型1和模型2展示的结果模式几乎完全一致。就流动跨越的区域而言，跨越的行政区域愈大，其认同意愿越低；就流动时间而言，在流人地居留的时间越长，其认同意愿越强；若在流动期间，老家遇到困难，其认同意愿会显著降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从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来看，模型结果并未显出显著的性别、民族差异，但在婚的人的认同意愿强于不在婚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越低。该发现与我们对行为参与和经济融入的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与行为参与、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总体经济融入水平等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完全相反。不同因变量有差别的分析结果表明，心理上的融入的确具有不同于客观融入的特点。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特征与其认同意愿密切相关：在制造业就业的人的认同意愿显著低于在其他行业就业的人，虽然与在建筑业就业者之间的差别不显著。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条件的改善，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也相应提高，即认同意愿可视为对流动人口整体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明显指向作用的经济社会地位、行为适应的深层体现。此外，流人到不同的经济带也带来不同的认同后果：流入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人比流人东部地区的人拥有更强的认同意愿。
如模型3所示，尽管具体的系数取值大小有别，显著性水平也有差异，北京市样本的分析结果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十分一致。比如，北京的青年流动人口的融人意愿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高于城一城流动人口，尽管组与组之间的差别没有统计意义。同样，若北京市流动人口感到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则他们的融人意愿会显著降低；若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他们的融入意愿就会显著提高；在流人地的居留时间提升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老家有困难之人的融入意愿显著降低。在人口学特征中，只有在婚与因变量的关系是显著的。同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与因变量呈不显著的负关联。这表明北京流动人口中的雇员与全国的同类人群一样，并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同意愿就越高。此外，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提高，保障水平和居住状况都不与因变量有显著关联。
五、总结与讨论
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不如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重要和急迫，但认同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较强的认同度将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这是不以流入地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流入地相应的工资待遇和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资源的配置等一系列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本文通过对具有时效性的、大规模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运用多层模型技术，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的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将他们的认同意愿与全国同类人群的平均水平进行了对照。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其一，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这表明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被流动人口寄予了更多的向往。但同时，现实情况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之间依旧存在很大差距，这就对北京社会发展和北京精神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从实际出发，打造融入的平台，组织合适的活动，增进人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实实在在地为流动人口提供所需服务，扎扎实实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其二，年长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青年流动人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高于城一城流动人口。北京和外地都是如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与现存的其他研究得出的一些关键性结论有别，也不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年长流动人口阅历相对丰富，更愿意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同时，他们的参照对象是流出地人群，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生存，但凡只要流人地生存状况好于流出地，就可能对流人地有较强的认同意愿。城一城流动人口多以本地市民为参照对象，他们在流出地并非找不到工作，只是找不到更理想的非农工作，他们来到流入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不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在北京的青年城一城流动人口中，近2/3的人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外地的户籍使他们无法享受与北京人同等的待遇，故他们失落感严重，难以产生认同感。然而，从长远来看，未来城市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与青年流动人口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对流入地不高的认同度，无疑会制约其在该地作出的贡献。因此，各级部门应该适当地通过各种反馈渠道，关注青年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态度，努力增进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感情。
其三，本地市民的态度和两个人群的互动交往对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至关重要。融合是双向的、互动的，也是漫长的、艰巨的，需要逐步推进。身份认同属于主观意念，但这种意愿能否实现，流动人口能否真正成为流入地的一员，不仅需要流动人口本身的努力，还需要本地人的接纳。但是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认为受到本地市民轻视的比例高达46%，远远超过全部数据的平均水平（26%）；而访谈资料也表明，除经济贡献外，在诸如社会治安、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利用、社区卫生等方面，北京市民对流动人口的看法都比较负面。这显然与北京市倡导的包容接纳精神相违背。一方面，户籍居民要尊重外来人口，使他们感受到当地政府、市民的亲近与友善；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应主动与本地市民交往和交流，使户籍居民感受到流动人口的尊重与感激。双向的交流与互动将提高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其实现身份认同。若本地市民对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和排斥行为不变，政府的公共政策不能一视同仁，流动人口就很难成功地融人流人地社会中。社区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落脚点，也是他们必然接触到的小社会，故我们可从社区人手，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使社区成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交流沟通的平台，从而达到增进双方理解与包容的目的。
其四，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本文从两个地区视角考察区域分割：一是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划，二是流入区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跨越的行政区划越大，认同意愿越低；就区域而言，融入意愿由强到弱依次是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可见，认同意愿较强的流入地几乎都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进入发达地区之人的认同意愿较弱。作为衡量融入水平和流入地制度性、结构性、观念性等要素的一项综合研究，这样的结果或许暗示，意愿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关系不大。尽管从理论上看，作为主观认知的认同意愿需要劳动保障和收入保障等物质条件为其提供基础（经济不发达、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等难以让流人人口产生认同），但主客观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东部地区的流人人口之所以认同意愿低，一是这些地方劳动就业机会多，许多流动人口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赚钱；二是地区越发达，制度性、结构性、观念性要素的排斥就越强，而这些都在时刻提醒流动人口作为“外来人”的身份。这表明，认同意愿不是仅仅由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文明程度、行政级别、规模与名气能够完全决定的，一些“软”的要素也至关重要。因此，各地需要在改善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的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地增进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结果。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应加大宣传力度，从文化上、心理上、感情上采取措施，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
北京市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北方经济中心，近年来吸引着全国各地农村流动人口的涌入。农村流动人口在特大城市的就业问题便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支持，对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及就业现状做了分析，并进一步说明该群体就业难的原因，最后对其就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关键词】
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
1.引言
1.1研究背景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在京津冀城市圈乃至全国的经济地位同样不可小觑。2011年，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251.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1658元，是中国北方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重要特大城市，对周边省区有着极强的经济辐射能力，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村流动人口来此就业、务工。
农村流动人口为北京的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北京城市化进程推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随着产业升级的逐步深化，不断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农村流动人口就业带来了较大影响。
1.2研究意义
第一，研究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有其重要的实践意义。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北京就业，首先能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使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生活水平提高有积极影响；其次能稳定社会大局，有效缓解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就业压力，为城乡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研究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由于农村流动人口受到户籍、受教育水平等条件的制约，其就业压力，尤其是体面就业的压力巨大。国务院在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因此，研究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比较分析、影响原因等方面，有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理论的不断深化发展，也有利于相关就业理论在北京的因地制宜。
2.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特征
2.1性别特征
如图1所示，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性别特征呈现男多女少的状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百分之一的抽样数据，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中，有男性2012人，女性1617人，男女比例为1：0.8。由此可见，男性是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2.2 年龄特征
如图2所示，在抽样数据中，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在16-25岁区间的人数为1195人，在26-35岁区间的人数为1115人，在36-45岁区间的人数为881人，在46-55岁区间的人数为336人，在56-65岁区间的人数为102人。其中35岁以下的农村流动人口人数为2310，占农村流动人口总数的63.7%。由此可见，在北京的农村流动人口呈现年轻化趋势，以16-25岁的年轻人为最主要组成部分。
2.3 受教育程度特征
如图3所示，在抽样数据中，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为未上过学的人数为48，小学的人数为356，初中的人数为2164，高中的人数为756，大学专科的人数为211，大学本科的人数为93，研究生的人数为2。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人数为2568，占抽样总人数的70.7%，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人数为95，仅占抽样总人数的2.6%。由此可见，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水平有待提高。
2.4 婚姻状况特征
如图4所示，在抽样数据中，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中未婚的人数为1124，有配偶的人数为2465，离异的人数为27，丧偶的人数为13。其中，未婚的人数为抽样总数的30.97%，有配偶的人数为抽样总数的67.9%，离异和丧偶的人数仅占1.1%。由此可见，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特征是以未婚和有配偶为最主要组成部分，这也符合其年龄的分布特征。
3.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现状
3.1 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估算。
如表1所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即总人口10%抽样数据可知，农村流动人口从业人数约为485241人。在这些抽样数据中，分布最为集中的三个行业分别为制造业（41.83%）、批发和零售业（16.83%）和建筑业（11.77%），而分布最稀缺的三个行业分别为国际组织（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0.14%）和金融业（0.29%）。由此可知，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多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对知识技能要求较低的行业中，这也与农村流动人口相对较低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
3.2 工资水平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如表2所示，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三个行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的年人均工资水平分别为56742元、70711元和52455元。其他农村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74%），住宿和餐饮业（5.7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5.59%）的年人均工资水平分别为59540元、37830元和34498元。分布在上述6行业内的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89.52%，而6行业的年人均工资均低于所有行业年均工资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且具有普遍性。
4.阻碍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原因
4.1 户籍制度的制约
户籍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通过城乡分割来控制人口流动，用农业利益来保障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陆学艺2004年的计算表明，自1960至1978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无偿从全国农民手中拿走了700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改革开放以来，部分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待遇逐渐市场化，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继续伴随着户籍制度，并且有愈发严重的趋势。以北京市为例，教育资源的政策性倾斜、购买房产、小汽车摇号申请、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权利，都依附在户籍制度上。
户籍制度对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地方为保证城市常住人口就业，规定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形式和种类。北京市政府也不例外，面对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和城市资源的日益紧缺，北京市不得不出台相关地方法规来引导和限制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第二，户籍制度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相关权利缺乏保障。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在就业时应该享受到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权利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减损，维权困难也直接制约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北京的正常就业。
4.2 社会保障的欠缺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流动人口的保障依然存在缺陷。新农保和新农合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权利，但是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却由于政府的严格管理（需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齐全）和用工方的苛刻要求（工作时间长、节假日加班）而牺牲就业中应享有的权利。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所在行业多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建筑业，劳动强度大，作业风险高，工资收入低，并且缺少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对此类人群惠及面小，保障程度低，既不利于城市化的进程，也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北京就业埋下了隐患。
4.3 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的限制
首先，由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数量众多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北京前并未收到过良好的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这使得很多北京市流动人口在就业时举步维艰。缺少用人单位急缺的技能，没有用人单位需要的个人基本素质和知识结构，对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掌握程度过于薄弱等因素都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增添了阻力。
其次，“民工荒”与“民工潮”的对接不通畅同样阻碍了农村流动人口就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技术工人的“民工荒”和青年农村流动人口盲目涌入城市的“民工潮”在就业结构上存在严重的失衡状态，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
最后，农村流动人口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缺乏，更为其在北京的就业雪上加霜。用人单位在雇佣农村流动人口时多会通过压低工资、少缴社保等方式来降低用工成本，利用的就是农村流动人口薄弱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在此方面，除了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外，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各项意识及综合素质迫在眉睫。
5.政策意见及结论
5.1 政策意见
5.1.1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现行户籍制度是为了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而产生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它不仅对劳动力资源的市场优化配置有阻碍作用，也不利于城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进。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缓解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难问题的重中之重。
首先，应提倡建立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体系。在全国建立一体化的人口管理系统，改变当前公安部门管理户口、民政部门管理婚姻登记、统计部门管理人口统计、人社部门管理档案的各自为政的现状。
其次，要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特权。户籍制度本身是公平的，但是依附在其上的各项诸如教育优先、保障稳定特权对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来说，才是不公平的。取消户籍特权才能真正让农村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
最后，应改变传统户籍观念。应摒弃“北京市户口代表着稳定”这种传统的户籍观念，户籍改革就是要为所有在城市居住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的舞台。正确认识户籍背后的权利，才能真正让这些权利普适于民。
5.1.2 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面对农村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就业能力差等难题，政府部门应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开展针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培训项目，加强其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公检法部门应配合开展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维权意识的讲座等活动，提高其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农村流动人口也应从自身出发，努力学习各类就业技能，不断充实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成立工作技能学习小组互帮互助，成立法律事务互助小组在收到侵害时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5.1.3 促成农村流动人口就近就业
随着外来人口不断向特大城市涌入，特大城市就业水平终将饱和。如何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就成了推动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议题。
工业方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和极具竞争力的土地转让价格，接纳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将农、牧产品的初加工工业升级为深加工工业，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就近就地就业创造条件。
服务业方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合理引导农村流动人口进镇入区，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中心，发展餐饮、商贸、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并依托商贸和交通运输的便利稳步发展现代物流业，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5.2 结论
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既关系到北京市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涉及社会稳定，是多方关切的重要问题。虽然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还存在就业能力不足、维权意识不强等缺陷，但是通过政府和农村流动人口自身在制度完善、教育培训、合理安置、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一定会融入城市，为北京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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