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5 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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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lecting 309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China as research sample， adopting the matching and moderation analytical metho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interaction relation of service oriented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t shows that organizational clarity and distinctiveness play positive moderation affection between service oriented strategy and servic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higher the consistency of service orientation level and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distinctiveness， the higher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consistency of service orientation level and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larity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Key words：service orientation；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organizational clarity； organizational distinctiveness； fit
CLC number： F452 Document code： A Paper number：
随着服务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全球制造业正在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在服务主导理念的驱动下，IBM、GE、阿尔斯通等全球著名制造企业均开始由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扩展，并取得成功。其成功转型背后的支持要素源于组织资源配置的变革与供应链结构的调整与重组。但同时，制造企业服务转型过程中失败的例子也不乏罕见，诸如计算机芯片制造商Intel公司，其实施服务化战略后绩效不升反降，此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制造企业的“服务化悖论” [1]。这一悖论背后隐藏着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与服务化战略不一致”、“生产与服务人员职责关系混乱”等制约企业绩效的不利因素。
目前，该领域研究学者一致认为企业的服务化战略对服务型制造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绩效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服务化背景下产品服务的融合趋势导致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建立在产品生产与交付的企业组织理论由于不能将企业资源在产品流和服务流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已经不能满足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实际需要。因此，企业在服务转型过程中，对外为了更有效的响应顾客需求，抓住市场机遇，对内为了集中现有资源，整合关键业务和流程，现有的组织结构形式必然会发生变革，会更强调组织的柔性和动态协作性。
然而，当前对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组织结构一致性关系的深层次机理研究还鲜有报道。因此，本文以我国309家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采用匹配和调节一致性的分析理论[2]，实证分析服务化战略与服务导向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关系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
纵观制造业服务化的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其含义很宽泛。其中，从战略视角看，服务化是制造企业拓展服务范围的活动，是改变产品功能向市场传递的战略。一方面，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效果是与其服务导向水平密不可分的，Homburg（2002）[3]等从组织战略的视角研究发现战略的服务导向水平对财务和非财务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Yuan-qiong He等（2012）[4]通过对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产品的服务和基于客户感知的服务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都具有积极作用。田也壮等（2013）[5]通过采用国际制造战略调查数据库验证了服务增强和服务导向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另一方面，与传统制造企业战略的竞争优势定位不同，服务型制造企业的差异化优势依赖于服务和商誉，尤其是服务作为增强产品差异化和创造价值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竞争优势[6]。因此，制造企业从传统的依赖于低成本资源投入的低成本战略向服务差异化转型，是有利于其绩效的提高。这一结论也获得国内外学者的支持，蔺雷和吴贵生的研究发现，服务通过延伸了产品差异化、增强产品竞争力，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收入和利润。Brax（2005）[7]也认为相对于产品生产，服务业务能够带来数额更大、可持续性更强、利润更高的收入；同时会降低现金流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从而改善企业财务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关系。
1.2服务导向的组织结构与企业绩效
制造业服务化背景下产品服务的融合趋势导致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这是由于在服务化战略实践中，一方面，制造企业进入服务领域后会面临来自于同一组织内部制造业务和服务业务在资金、人员等资源配置以及协调管理等方面的冲突与困难。管理者需要专注于产品业务和服务业务间的平衡发展。独立的服务组织有助于企业开发潜在服务市场[8]，增加服务利润和收益；反之，集成的服务组织会促进产品的销售和客户满意度。由于服务的增长需要分离的并且独立的服务组织。因此，创建一个独立的服务部门完全控制服务业务目标市场的客户、开发、定价和服务交付[9]，会改善服务业务的财务绩效。另一方面，服务导向的组织结构应该具有服务员工职责清晰和适当授权的特征。这意味着制造企业作为专用的服务所有者不仅应强调服务的价值，而且也应该能够以服务导向的方式表现。如果员工被高度授权，他们将更有可能在服务接触时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而且客户更愿意与高度授权和有积极性的员工互动，这会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服务导向的组织结构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服务导向组织结构的调节效应假设
战略与组织结构相匹配是企业取得良好绩效的保障。制造企业在服务转型过程中，当企业定位于增加产品差异化，在传统市场上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时，其开展的服务业务附属于产品业务，则企业内部会强调服务业务的成本，严格控制服务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此时将服务业务整合在产品业务组织之中，有利于产品的销售（Cova et al.， 2000）；当企业希望通过服务业务获得长期稳定收益，并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业务作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则企业内部会发展分权的并独立核算成本收益的服务业务事业部。特别是当企业定位于为有限的客户提供广泛的产品/服务或是客户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整体解决方案时，企业会设置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此外迈克波特也指出，追求一致性要考虑整体战略与组织内部管理活动间的协同，管理行为之间的互相促进和扶持，由战略一致性可以带来持久的成本削减和差异化经营，从而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服务导向的组织结构在服务化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H3-1：组织区别性越高，越会促进服务导向水平（Fit 1a）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H3-2：组织清晰度越高，越会促进服务差异化（Fit 2a）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H3-3：组织清晰度越高，越会促进服务导向水平（Fit 3a）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H3-4：组织区别性越高，越会促进服务差异化（Fit 4a）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1.4服务化战略与组织结构多维匹配关系假设
传统战略管理领域中，战略一致性提升企业绩效已经被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所证实，绩效好的企业，其环境、组织和战略的一致性变动的相关性表现的更为明显[10]。服务型制造背景下，这一结论同样适用。Keats等通过对制造企业环境和组织要素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战略差异化、组织结构（部门化）等因素的相互匹配与企业绩效的变动有关系。可见，好的企业绩效是两个或者多个组织要素间相互协调一致的结果。因此，制造企业绩效的变动，并不只是战略实施的结果，而是取决于企业战略与其内部组织结构之间的匹配性。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图1给出了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组织结构构面预期的匹配一致性。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服务化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匹配一致性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
H4-1：服务导向水平与组织区别性一致性程度越高（Fit 1b），企业绩效越高。
H4-2：服务差异化与组织清晰度一致性程度越高（Fit 2b），企业绩效越高。
H4-3：服务导向水平与组织清晰度一致性程度越高（Fit 3b），企业绩效越高。
H4-4：服务差异化与组织区别性一致性程度越高（Fit 4b），企业绩效越高。
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如图2所示。
2 研究设计
2.1变量测量
服务导向水平是指制造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数量、服务提供给客户的数量以及对企业服务的重视程度[11]。服务差异化作为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业务逻辑[12]，是指企业服务转型过程中提供的产品服务系统（PSS）相比较于其他竞争者具有的独特性。组织区别性是指服务业务从产品业务中的分离程度[6]；组织清晰度是指企业内相关业务部门及个人对自身服务职责的认识，以及服务员工的授权程度。企业绩效在本文中作为一个单维概念，综合国外学者已有文献进行设计。上述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衡量，量表的具体问项及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2数据收集和样本特征
由于大型企业提供服务的动机更强，并拥有足够的能力整合上下游资源向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因此本文以我国制造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池，选取上市制造业中的设备制造商，包括普通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机械制造业等四个板块共381家制造企业。然后，剔除各板块中运行状况不稳定的ST、*ST企业，剩余309家企业作为本研究的样本企业。数据的提取主要是通过对二手资料中定量数据的直接提取以及定性描述的对比分析提取309家样本企业数据，形成样本企业数据提取报告。专家组依据样本企业数据提取报告，对309家上市企业的服务化战略、服务导向的组织结构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的表现进行打分，进而获取量表题项得分。
3 数据分析
3.1样本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系数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所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超过了0.7。说明各量表的测度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采用因子分析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所有量表的KMO值>0.7，Bart1ett球体检验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p
3.2模型检验
（1）交互作用的假设检验
本研究中的预测变量是企业绩效、调节变量是服务导向的组织结构，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研究中提出的假设H3进行检验。
研究共估计了5个模型，表2给出了模型检验的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所有5个模型的F统计量都显著（P
（2）多维匹配一致性的假设检验
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绩效，解释变量依次是Fit 1b、Fit 2b、Fit 3b、Fit 4b等四组匹配关系变量。其中，匹配关系变量是通过服务化战略和服务导向组织结构各维度间差值的绝对值表示。差值越大表示服务化战略和组织结构的一致性程度越小。因此在一致性变量数值处理时，通过反向编码，使得匹配关系一致性程度的变化方向与数值大小的变化方向一致。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可以看出，服务导向水平与组织区别性的匹配一致性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161（ ），可见假设H4-1成立。服务差异化与组织区别性的一致性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152（ ），可见假设H4-4成立。服务差异化与组织清晰度的一致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95（ ）。因此假设H4-2没有通过。服务导向水平与组织清晰度的一致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04（ ）。因此假设H4-3没有通过。
4结论与启示
4.1研究结论
针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与组织结构调整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了规模较大的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匹配和调节的一致性分析理论，探查了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服务导向组织结构间的一致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化战略的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组织结构的调节作用；服务化战略与组织区别性的匹配一致性关系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服务化战略与组织清晰度间的匹配一致性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从而揭示了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转型与组织结构调整对促进服务型制造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性。
4.2研究启示
论文为我国制造企业服务转型过程中，服务化战略的实施及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一定的管理启示。即如何转变企业领导者的服务意识和传统生产理念和业务职责的服务导向，以及如何加强企业内部战略一致性的管理将是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成功实施的管理关键。
（1）揭示了我国制造企业开展服务业务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重要性。在现今服务经济环境中，制造企业想要在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需要改变传统的仅仅依靠卖产品的业务模式，围绕客户需求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通过向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或是与客户共同参与产品服务系统的开发，来创造企业自身在产品市场和新兴服务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2）揭示了我国制造企业由传统的为产品生产销售服务的组织结构向服务导向的组织结构转变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重要性。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服务要素的整合设立专门的服务业务部门例如服务事业部等。但同时还应该保证服务部门在资源配置和调用过程中的专用性，防止“生产为上”的传统观念对服务业务的影响，保证服务的及时响应性。另一方面，制造企业应该对服务人员进行适当授权、明晰服务部门及服务人员的职责、增加服务网点并配备服务人员，通过多种服务渠道来增加满足客户服务需求响应的及时性。
（3）揭示了我国制造企业通过服务导向组织建设为服务化战略提供支持，保障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实施，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重要性。这启示管理者：随着制造企业服务模式的深入，企业不仅要将分散在组织内部已有的服务要素进行集成，对不满足服务化战略要求的服务资源进行补充和增加。此外，尽可能的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可以通过减少服务组织的层级设置、建立对一线服务员工的授权机制、加强服务信息共享和沟通等方式来提高服务业务的效率和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价值链的新视角
在国民核算中，第一产业( 主要指农业和采掘业) 、第二产业 ( 制造业) 和第三产业 ( 服务业) 基本是以人类生产活动发展史中劳动对象进化的特点和由此而引起的产业发生时序为标志而划分的 ( 邱东，《当代国民经济统计学主流》，2004) 。随着经济发展，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的生产逐渐从原属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服务类别; 随着社会进步，人类自身发展需要又催生出许多新的服务类别。总的趋势是: 在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份额相对于第二产业趋于下降，第二产业份额相对于第三产业趋于下降。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近八成，而第一产业远低于一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充分发展，服务业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有更快的发展，占比已超过四成。在解释上述总趋势时，必须讲清楚，并非是服务业占比无限增大为好。作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一，需要农业有适度发展，能够满足国民基本的食品需求; 第二，制造业也需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支撑国民生产和国家防卫的制造业、体现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必须保持适度发展; 第三，服务业中各类别的发展也需要有适度合理比例。三次产业的划分是从经济统计和国民核算角度做出的。从现代企业的微观角度看，服务业与物质产品生产 ( 制造业或农业)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区别较为清晰，他们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强和价值链增长，制造和服务越来越多地伴生在一家企业的增值链条上。对于一家提供物质产品的企业，其产品的制造只是整个生产链条的一个环节，在 “制造”之前，有 “产品开发”和 “市场调研”等链条，在 “制造”之后，有 “销售”和 “售后服务”等链条。且 “制造前”和 “制造后”的业务环节都比 “制造”本身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这就是微笑曲线所展示的图景。上述生产过程的变化也促使企业结构发生变化，企业越来越集中于搞好关键环节的生产和管理，而把辅助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所外包的，不仅有零配件的生产，还有许多服务。基于以上情况，服务在制造业中不可或缺，且提供的产品增加值越来越重，乃至国外有人提出了一个新词汇———servicification ( Mag-nus Rentzhog，2012 年 5 月 31 日在京交会研讨会上的讲演) 。该词由service 和 specification 合成，可译为 “服务专门化”，用来指制造业中服务的作用程度。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作为实体经济，对称的是虚拟经济，是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两大经济形态共同构成现代经济系统。
( 一) 虚拟经济是 “以钱生钱”的经济
国外最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有 fictitious economy 的提法。中国经济学界从马克思 《资本论》中 “虚拟资本” ( fictitious capital)一词得到启发，对脱离物质和精神产品生产的 “以钱生钱”当代经济运 行 深 入 研 究，独 立 地 提 出“虚拟经济”概念。虚拟资本循环与实物资本循环的基本区别在于，它是与实际生产相脱离的资本增值活动，它购进和出售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种权益。《资本论》关于实物资本 ( 产业资本) 的运动的公式是 GW…P…W' G'。式中: G 代表货币，W 代表商品，字母右上角打上一撇表示更多的价值。正中间关键在于购进的商品———生产要素要投入生产，以 P 表示。在马克思理论中，虚拟资本是指在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 上，资 本 的 所 有 者 以 股 权( 或股票) 形式所持有的资本。比照上述公式，笔者将虚拟资本的运动公式表述为 GR…R'G'。式中: R 代表权益。使得资本增值的过程没有生产，只是权益的交换。实体经济中，商品 ( 货物和服务) 的物质定价系统由成本和技 术 支 撑。 虚 拟 经 济 中 “商品”———购进或售出的权益，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一套特定的价格体系。交易者交换的是对权益的获利预期。购进者未来若实现其预期获利，就赚了; 否则就赔了。售出者以带有获利预期的权益换取货币。虚拟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 首先，人们通过虚拟资产交易赚取价差受益，并不涉及实体经济的具体投入产出过程，也不会创造出新的实物财富，而是对交易各方的货币再分配; 其次，它以人们心理预期差异为主要交易定价方式。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
( 二)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在于: 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 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 有利于产权重组深化企业改革。由于资本化定价，人们的心理因素会对虚拟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在运行上具有内在的波动性。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在于: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大实体经济动荡的可能性;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掩盖经济过热;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德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南鲍姆使用一个倒金字塔来表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如图 1 所示。图中，倒立三角形中，物质产品、商品交易和服务交易、股票、债券和期货商品交易，金融衍生品和纯空头资本交易中经济活动的交易规模 ( 以货币量表示) 依次递增。正立三角形中，经济活动的地位，越靠下部越实，对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越直接。
三、厘清两组不同性质的 “实”与 “虚”
( 一) 概念上的两组 “实”与 “虚”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 “实”与 “虚”，在于他们的运行方式是否有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 “实”与 “虚”不是一回事，制造业的产出是有形物质产品，服务业的产出是无形的效用。
1. 虚拟经济≠金融
虚拟经济由金融产生，但是它不等于金融业的全部。金融中为商品市场和流通直接服务的业务，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如购销双方的银行结算，银行对生产者的贷款、卖方信贷、买方信贷，保险公司对生产、库存、运输等环节的保险，等等，其资本参与到商品的生产流通过程中，作为生产要素而取得经营获利。除此之外的金融才属于虚拟经济。
2. 虚拟经济≠服务业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 ①在形式上是否遵循投入—加工—产出的实际生产过程;②购买的是旨在满足效用需求的产品，还是满足增值预期的资本权益。综上所述，实体经济不限于生产、买卖实物的活动，不能简单以其商品实物形态定义实体经济。服务业中绝大部分类别提供服务价值，也是实体经济一部分。金融业务范畴宽于虚拟经济。
( 二) 虚拟经济的行业范畴
金融中领域一部分属于虚拟经济范畴。此外，由于近几年房市的过火发展、房价快速大幅上涨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导致大量过剩资本投入房地产，炒买炒卖，获取巨额利润，反过来再拉高房市投资预期，推高房价，于是，一、二手房市场之间，彼此互相促进，循环演绎，加大房市投机性等风险。因此，房地产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业务属于虚拟经济范畴。中国行业分类标准适用于工商管理、税务管理和统计核算等所有政府管理部门，共有 20 个大类，其中 J 大类金融业又划分为若干中类和小类，如表 1 所示。K 大类房地产业只有一个中类“房地产业”，下分 4 个小类，分别是: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活动。我们并不能从以上行业分类表中摘出哪一中类或小类属于虚拟经济范畴。再看国民核算体系 ( SNA) 和货币金融统计 ( MFS) 的构成：( 1)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2) 通货和存款;( 3) 股票以外的证券 ( 含企业债券、国债、外债) ;( 4) 贷款;( 5) 股票和其他权益 ( 含各种基金和金融衍生产品、期货等) ;( 6) 保险专门准备金;( 7) 其他应收应付款。这里基本上可以将虚拟经济活动从金融业务统计摘出来，它包括“股票以外的证券”和 “股票和其他权益”。此外还应包括不属于金融的 “房地产次级交易”。
( 三) 虚拟经济在统计核算上的新挑战
国民核算体系 ( SNA) 的统计原则是增加值原则，即排除货物和服务生产中间投入的重复计算。其金融统计部分也按增加值核算，即只统计金融服务的增加值。而虚拟经济中交易标的———权益的每一次买卖，都按交易额统计。原初的权益价值被不断放大、不断累积。由上可知，即便能够在金融交易类别上区分出哪些属于虚拟经济，哪些属于实体经济，也不能从现有的统计表中得到虚拟经济的数据。因此，必须另外建立虚拟经济的数据采集和核算体系。在对虚拟经济量化的基础上，测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关系，以便把握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生产者服务业；制造业；投入产出表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1-0044-05
综观各个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阶段，大多数制造业需要产业链条上生产者服务业的推动。如美国的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占到其GDP比重的48%，韩国的占到服务业总增加值的61.57%。在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中，我国继续强调进行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甘肃省是一个典型的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欠发达省份，长期以来，工业的支柱产业主要是石化、有色、冶金等行业。2010年，甘肃省三次产业比例为14.5∶48.2∶37.3，石化、有色、电力、钢铁、机械和食品等6个行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 268.0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92.13%。由此可见，甘肃省产业结构比较单一，重化工业比重大，是典型的“两高一资”工业结构，经济发展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极强。这种发展方式不转变，最终将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甘肃省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紧紧围绕“国扶47条”，提出“到2020年我省要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为此需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加产品附加值，尽快摆脱甘肃落后的困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都是甘肃省产业政策扶持的对象，本文试图运用1997、2002、2007年甘肃省投入产出表，具体分析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关系，以期对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步骤有所建议。
一、文献回顾
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者服务业的界定主要从要素密集程度和投入产出关系两方面入手，对其是一种中间需求业（而非最终需求），并且具有专业性和知识性的特点方面达成了共识。本文结合各文献以及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应具体包括：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电通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
就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而言，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同顾乃华(2006)［1］的四种归纳,即“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与“融合论”。近期国内学者通过各种实证方法与不同区域的数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2］运用中国各地区1998―2004年及细分行业1993―2003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内在机理；代中强（2008）［3］利用长三角16城市时间序列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发现大部分城市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互动融合说不成立；杨玲（2009）［4］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美国1997、2002、2007年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状况，并与同期制造业、消费者服务业与政府服务业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发现美国生产者服务业在产业比重不断增加的同时，表现出与制造业分离的趋势。这对美国过度重视虚拟经济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定解释力，对我国也有一定警示作用；陈伟达（2009,2010）［5］［6］运用我国投入产出表，从横向与纵向角度细致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内在机理；唐国兴（2009）［7］，邹德玲（2010）［8］等也分别选取特定地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这些研究大都采用投入产出法与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两种方法，大多数分析局限于宏观层面，研究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整体的互动关系，或是进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研究到细分行业的很少，并且数据限于至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本文拟利用最新的投入产出表，对甘肃省1997、2002、2007年三个时间阶段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纵向比较，同时试图从细分行业层面来探究二者互动演化的发展规律。
二、研究方法、数据与指标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Leontief)创立的投入产出法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能够反映国民经济中各部门、各产业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与间接联系，以及生产与消耗之间的均衡关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本文选取1997年40部门，2002年与2007年42部门甘肃省投入产出数据，并对行业名称的细微区别进行调整。因为这三张投入产出表跨越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个“五年计划”，生产者服务业在此期间不断发展壮大。鉴于此，本文对甘肃省生产者服务业范畴内细分行业采用动态分析。因甘肃省制造业门类相对固定，为了表述方便，本文用Mi标示15个制造业细分行业①。
（二）主要指标与计算方法
1.直接消耗系数
直接消耗系数也称投入系数，记为aij（i，j=1，2，……，n），它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第j产品（或产业）部门的单位总产出直接消耗的第i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价值量。
2.完全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数通常记为bij，是指第j产品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i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计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的公式为：
B=（I-A）-1-I（2）
3.影响力系数
影响力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某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影响力系数Fj的计算公式为：
Fj=∑ni=1b-ij1n∑nj=1∑ni=1b-ij（j=1，2，……，n）（3）
Fj大于或小于1，表示第j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或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如等于1，则表示其相等。显然，影响力系数Fj越大，表示第j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越大。由于影响力系数是从消耗部门出发追溯最终需求变动对各部门产生的波及影响,反映其与各后续生产部门的关联程度，所以也称为后向关联系数。通过计算生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可以判断这些行业能否作为发展第三产业的主导行业，进而增强其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决定是否应该对其重点扶持,促进该行业的快速发展。
4.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感应度系数Ei的计算公式为：
Ei大于或小于1，表明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如等于1，则表明其相等。由于感应度系数是从生产部门出发反映提供中间产品部门受各部门供给变动影响的状况,所以也称为前向关联系数。通过计算生产者服务业的感应度和感应度系数,可以判断这些行业是否可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或瓶颈产业,从而决定是否应该得到优先发展。
三、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效应分析
（一） 三次产业增加值总量与比重比较
按现价计算（见表1），三个阶段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总量分别比上期增长1.25（1.82倍）、1.13倍（2.53倍）和1.44倍（2.19倍）。从增加值比重看, 1997―2007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稳定下降，共降低3.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呈现出波动趋势；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共上升5.1个百分点，这说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增强。但是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 1997―2007年，生产者服务业的增加值总量虽增加了2.1倍，但占服务业的比重不升反降，降低6.5%；而消费者服务业总量增加5.4倍，增加值比重提高了10.2个百分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二）制造业使用生产者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分析
1997年，甘肃省制造业细分行业使用生产者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如图1所示：
M5、M6、M7三个行业对生产者服务业七个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最高。除此之外，M9、M10、M13的系数较高,除商业和房地产业外，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对其他生产者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都较高、金属制品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对科学研究事业的系数较高，其他都较低。相比较而言，邮电业、金融保险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对15个制造业的贡献率最大，均值分别达到0.043348、0.037172、0.035868。
2002年处在“十五计划”期间，我国顺利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开始着力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如图2所示：
图2 2002年制造业细分行业使用生产者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2002年货物运输及仓储业、邮电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制造业各行业的贡献率最大，均值分别达到0.160431、0.067545、0.06149。除M1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对货物运输及仓储业的完全消耗系数高达1.759115，形成峰值外，这条曲线在其他行业都很平坦; M14对综合技术服务业和邮电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也较高，为0.416701和0.34074。可以看出，2002年甘肃省在继续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优势同时，开始注重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各行业使用科学研究事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增幅最小，且行业间差异与1997年相比不大。
2007年除房地产业外，甘肃省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各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全面下降。如图3所示：
2007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货物运输及仓储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对制造业各行业的贡献率最大，均值达到0.045532、0.034152和0.033893，但远远低于2002年的水平。制造业中对这三个生产业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最高的仍然是M5、M6、M7、M10这几个重化工业部门，最低的是纺织业。与2002年不同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的最高值出现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为0.062482。重化工业明显高于轻工业。
(三)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分析
根据甘肃省3个时点的不变价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将之进行排序,我们可得到如表2结果:
注：原始数据来源《甘肃省1997年投入产出表》、《甘肃省2002年投入产出表》、《甘肃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其中，1997年投入产出表未统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一栏中个别产业两个年份的名称不一致时，总体采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名称；括号内为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感应度系数及其排序。
1影响力系数分析
表2的三期影响力系数栏中，1997年制造业中大于1的产业为M15、M12、M10、M13、M3；2002年为M15、M3；2007年为M12、M14、M10，其中尤以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8.1043、11.6387、0.417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9921、0.8127、13.3615）、金属制品业（3.1099、0.8286、1.0210）三个行业最为显著，这三个行业都属于装备制造业，它们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具有较大的辐射作用，将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但较为反常的是2007年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降幅太大，与2002相比极差达到11.2215, 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与其呈反向变动态势，升幅极差为12.5488。1997年生产者服务业中系数大于1的产业有6个，2002年减少至4个，2007年降至2个。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0886、3.2439、0.0038）、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4.5317、0.0801）。同时邮电业（5.3800、10.4404、0.0482）与科学研究事业呈波动趋势（3.8730、0.5833、4.44），而只有综合技术服务业稳步上升（2.3477、3.2847、12.5）。具体特征为：(1)影响力系数大并且一直保持在高位的支柱性产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业上，这些行业的发展对社会总需求的刺激作用十分显著，这源于甘肃省的“十一五”规划中强调重点发展一批装备制造业。三个时段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波动如此之大说明产业政策的引导使供给过于膨胀而导致供需矛盾加剧，结合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态势，我们可以预测下一期投入产出表中必有大幅度下降。（2）三期的生产者服务业影响力系数下降很快，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不符合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尤其是在从资源型省份向以发展知识经济为主体培育主导产业的过渡过程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系数下降98%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甘肃省科研院所和高校集中，科研力量较强，目前以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为载体，培育了中科院白银高科技产业园、金川科技园等新材料产业集群，这是后两期科学研究事业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呈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2.感应度系数分析
表2的三期感应度系数栏中，1997年制造业中大于1的产业为M15、M14、M12、M13、M4、M2、M3；2002年为M15与M3；2007年为M15、M10、M3、M12。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7.4532、12.547、14.91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4.0440、0.7616、1.119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0205、0.3411、0.4120）下降幅度较大，极差为4.6085。1997年生产业中系数大于1的产业从高往低的排序为PS5、PS6、PS2、PS3；2002年为PS6、PS2；2007年为PS6、PS2、PS7、PS3、PS4.其中尤以科学研究事业（2.1413、6.3020、3.1208）、邮电业（1.4191、1，6657、2.9553）两个部门的感应系数为最大。这说明这两个部门对甘肃国民经济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快速增长时，他们受到社会需求的压力最大，往往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具体特征为：（1）制造业中除上述三个产业外，其他产业感应度系数并没有明显上升趋势；生产者服务业中只有邮电业、金融保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呈明显上升趋势。这说明两类产业对甘肃省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没有明显增长，甘肃省并未出现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态势。（2）制造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系数明显下降，与生产者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系数较低相对应。借鉴发达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过程，这些产业的竞争优势显而易见，甘肃省要想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需大力发展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一批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从而使产业结构尽快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3）从生产者服务业的系数来看，科学研究事业、金融保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这些新兴服务产业对甘肃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增强。感应度系数较大的产业部门对经济发展起着较大的制约作用，尤其是经济增长过快时，这些产业部门将先受到社会需求的巨大压力，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要保持经济协调稳定发展，首先必须合理发展这些产业，从而有效地缓解供需矛盾。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甘肃省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且并未出现改善的趋势。从三期的投入产出表各项系数来看，2007年甚至低于前两期水平，远远低于东南沿海的发展水平。除了受到工业化进程的阶段性，三次产业结构体系等一些共有因素的影响外，甘肃经济发展定因素的制约较为明显。首先，较低的制造产业结构层次抑制了对生产的需求。其次，甘肃经济外向度较低。而且，甘肃工业布局较为分散，影响到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使之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和工业布局相对分散弱化了对生产的中间需求，导致服务业面临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业态种类较少、集聚程度偏低等问题。制造业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经营管理、会计服务、法律咨询、信息服务等关键环节，得不到相关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大量本应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服务活动不得不在工业企业内部消化完成，降低了市场上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
针对这些问题，有以下政策建议。（1）甘肃省应该把推动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提到战略高度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专业化服务企业的分工优势，对重点行业实施税收优惠。设立生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主要用于对影响大、带动作用强、具有示范效应的服务业重点项目的贴息或补助，重点扶持生产业集聚区、现代物流、金融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的项目建设。（2）依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实施集聚发展、强化辐射功能。按照甘肃在装备制造、有色冶金、石油化工、服装纺织等主导工业方面的产业布局，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向功能区域内集中，依托制造业聚集，扩大生产者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在制造业企业集中的功能区域，建设各种公共服务平台、研发平台以及包括法律、融资、信息、咨询、物流等在内的支撑体系，实现园区化管理、专业化服务和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新机制，推动甘肃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3）针对甘肃省科研院所云集与科学研究事业的良好发展，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对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工业企业转制出来的独立研发机构，要区别于一般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制定包括土地、基础设施建设、进口器材、税收优惠等方面的鼓励政策，减少它们进人市场的障碍。要抓紧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国内外资本，国有和民间资本建立各种类型的研发机构，壮大研发产业规模。加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源头建设，支持企业创办各种技术开发机构，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4）培育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中心、创业孵化器、信息服务机构、科技融资机构、科技评估咨询中心、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公共科技信息平台等中介服务机构。
注 释：
①M1食品制造业、M2纺织业、M3服装皮革及其羽绒制品业、M4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M5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M6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M7化学工业、M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M9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M10金属制品业、M11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M1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M1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M1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M15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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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重视现代服务业。今年的国发七号文件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若干意见，文件特别强调了重点要发展现代服务业。现在，电信业面临转型的问题，我们不妨把电信业放在现代服务业的视角来看它的转型。为什么这样来看？因为这样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对电信业的转型和电信业本身信息化进行分析。这样，研究电信业转型时，它的目标就会更清晰、更有深度和聚焦点，也会有新的观点、理念产生。
刚刚提到国务院今年发了文件，其实早在2003年，国务院组织中长期科技战略发展研究的时候，就专门列了一个题目，叫现代服务业的科技战略发展的研究。这个课题当时我本人也参与了。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不完全从信息技术或信息化的角度，而是从现代服务业的角度看信息化，我们由此得到了一些不同的体会。
1．服务业一般特性和现代服务业的界定
服务的定义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可以这样说，服务的实施是消费者受益的过程，或者是消费者本身发生变化的过程。比如医疗可以使消费者本身心理或身体情况发生变化，教育会使消费者或用户的知识或智能得到提升。信息服务业包括电信业应该属于这一类。医疗服务是作用于人的，应该属于有形的变化，教育和通信业可以使人产生无形的变化，而且，服务还可以使物产发生变化，比如物流，跟物品发生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电信服务业也与物流有间接的关系。
服务性的业务并不一定完全形成产业，只有服务性的活动能够形成一种交易，变成可交易的服务性业务才构成服务产业。为什么我们国家服务业的比重统计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统计不出来？关键问题它没有形成交流，没有剥离出来，而是在企业内部或单位内部完成的，所以这种不能形成产业行为。
服务和有形产品有什么区别？目前国际上对服务的研究开始形成热点。现在服务业的发展代表经济转型的发展，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但是在研究领域、学科领域里，即便是一些先进国家，如美国也承认，自己的服务科学不如制造业研究得那么完整。美国对有形产品有完整的学科和理论和方法论，但是对服务业，尽管在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研究不够，所以美国经常研究服务和有形产品有什么区别。
经过研究，美国有些学者认为，服务和有形产品的区别主要在：
第一，不可分离性。往往服务和生产消费在同一时间进行。比如打个电话，打手机或上网，消费和供给是同一时间进行的。不可分离性导致的结果是，服务质量无法在消费之前完全被预知。比如选择一个教育培训学校，去报名学习外语，学了之后才知道教育质量是否是货真价实。等你学完之后发现质量不行，你投诉也没什么用处，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说，服务质量在服务跟消费统一进行的时候是很难预测的。
第二，差异性。同样的有形产品不同消费者和用户看起来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对服务来讲是不一致的。同样一个服务商，可能不同的用户看的是不同的层面，这里既有客户体验的问题，也有服务个性化的问题。目前在信息网络支持下，特别在电信和互联网、移动网支持下，服务的个性化进一步加剧了差异化。不同的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认知度不同。服务提供者可能认为一样，但消费者却不这样认为。所以，服务作为一种学科、一种系统工程，如何做到控制质量、规模和过程，怎么能够促使消费者满意，提高顾客的忠诚度，也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第三，无形性。服务不是有形的，整个服务的价值在过程中主要是知识、思路、方案、技术。但是我国的服务业却往往忽略了无形性。比如电信业，是基于电信很多设备，很多基础的网络、终端来完成服务的。不过这些都是硬件设施，虽然这些硬件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在跨越式发展中，电信产业也确实实现了技术规模和技术水平跟国际上没有很大的差距这个目标，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的服务一定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水平，因为硬件水平不等于服务水平。再举个例子，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飞机跟国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差不多，甚至我们飞机上的一些信息系统也是接近国际水平的，但众所周知的是，我们的航空公司的服务和国外相比却有差距，这就是服务不等于硬件设备先进的典型例子。
尽管服务要依托物理的基础设施，但优质的基础不等于优质服务，有形支撑先进不等于无形服务一定达到先进水平，所以无形性概念非常重要。由于无形性和不可分离性，因此在服务的控制当中，信誉、质量等问题事先很难预知，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服务的市场监管比对有形产品市场监管更为重要。从保护用户和消费者意义来讲，市场的监管，相对有形产品来讲服务更为重要。
第四，易损性。服务本身不会损失，但如果没有消费，服务很快就变成资源的浪费，这就是一种损失。因此怎么样来设计一个服务系统的规模和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运输行业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虽然客运能力不小，但是遇到黄金周、高峰期就出现问题。现在，电信业也有了类似的情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2．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什么叫现代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专题组研究之后，给现代服务业作了一个界定：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在工业化没有完成，或者工业化之前制造业不发达的时候，服务业也有可能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占的比重相当高，所以服务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高就是现代化经济的标志，这句话是不完全准确的，只有在工业化后期时才是对的。
现代服务业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知识和技术相对密集的服务业。这种现代服务业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传统的服务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核心是信息化和经营模式的更新而形成的现代服务业；还有一种服务业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而产生过去没有的、完全崭新的新兴服务业。比如移动通信就是属于这种，传统语音通信属于前种。在国外没有现代服务业这个词，国外叫知识密集服务业，或者叫基于知识的服务业，或者叫战略业，国外很多研究文章是这样叫的，意思是一样的。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一个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非常必然的选择；第二个是可以扩大就业，是实现大量劳动力转移的必由之路；第三，目前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制造业进一步升级向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只有制造业服务化之后制造业本身的附加值才可以提高。
3．信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
在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国策，今年了7号文件，可见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地方上，比如北京、广东、上海、浙江都制订了发展服务业的计划，提出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规划和目标，大家普遍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信息服务业。
针对如何发展信息服务业的问题，最近国务院领导同志作了批示，信息产业部还有国信办等有关单位也进行了专门研究，具体研究了怎么鼓励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等政策问题，我本人参与了一部分工作。信息服务业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叫信息传输服务业；第二个部分叫信息技术服务业，包括系统集成、软件和信息内容服务业；第三个是数字内容服务业。这三块都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是基础性的产业。
信产部、国信办等单位在研究过程中，对现代服务业的分类参考了国际上的经验，也参考了目前统计局采用的分类方法，但是我们提出了面向未来的概念，就是在现代服务业中应该列入基础业。基础业就是信息服务业，这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信息传输服务，一部分是信息技术和信息内容服务。
发展现代服务业，我们国家有很多比较优势：第一有发展的基础。我们已经有相当大的制造业规模，而且传统服务业的规模也相当大；第二，由于最近十几年以信息业为主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使我们有了相当好的网络基础，这都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性条件。从全球范围来讲，全球的经济从制造业转移变成了服务业转移。有一些国家，比如印度、东欧国家正在努力抓住机遇，我们国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也是一个机遇。
信息服务业的服务模式也是我们研究的项目之一，因为信息服务业、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消费模式跟有形产品不一样，跟文化传统和区域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在电信业中的一些模式，在东方或亚洲地区很流行，但是到欧洲、美国可能就不一定行。还有就是服务市场非常广泛，技术支撑有一定的基础。
随着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与服务业就业结构、生产率等相关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其中， 最重要的研究结论被学术界概括为Baumol假说。Baumol[1]预测，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份额趋向增加，并且随着就业份额向服务业转移，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将下降。他设想在经济中有两个部门：进步部门（制造部门）和停滞部门（服务部门）。他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加低于制造业，并假设制造业产出与服务业输出的比率是不变的，尽管服务的价格相对于制造业持续上升，但是服务业需求持续增加，导致了服务就业份额的提高。生产率增加的差别和持续的需求比将带来服务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一结论与发达国家就业持续转向服务业这一经济现象吻合。他指出，由于人均实际GDP增长是由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的加权平均，权重是相应的就业份额，那么低生产率增长的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增加将带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持续下降，并且最终收敛于服务业的生产增长率。因此，如果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均GDP实际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
Baumol的研究激起学术界的广泛探讨。Pugno[2]认为按Lucas[3]的说法，服务的消费增加了人力资本。比如保健消费和教育服务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应的，服务消费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加。这意味着生产率增长是外部效应的内生化。他将这种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归入Baumol的模型，结果表明如果这个效果较强，就业转向服务业会增加人均GDP实际增长率，而不是减少。De Vincenti[4]得出与Pugno类似的结论。Oulton[5]显示，如果服务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不作为最终的需求，就业转向服务业会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相反， Sasaki[6]认为，如果服务既作为中间投入又作为最终需求，从长远来看，就业转向服务业会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
上述理论研究注重来自于消费和服务产品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以及生产率增长的向内发展。如果生产率增长是外生变量并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制造业，那么就业转向服务业一定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然而，如果生产率增长是内生决定的，那么就业转向服务业就不一定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比如，Kaldor[7]断言， 从长远来看，在发达国家，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几乎是不变的， 没有下降趋势。Kongsamut等 [8]建立了三个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表明在广义平衡增长路径下， 即使每个部门的就业份额是持续改变的，但是人均GDP实际增长率是恒定的。当他们推导结果时，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偏好，这个偏好产生了一个内生结构变化。
综上所述， 对于就业转向服务业与人均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即增加、减少和不变。Hartwig[9]实证分析了1970—2005年期间18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转向服务是如何影响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得出了支出的转变降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与Baumol的陈述相一致。Nordhaus[10]对美国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类似结论。而Maroto-Sanchez和Cuadrado-Roura[11]对1980—2005年期间的37个OECD国家进行了实证调查，得出了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有积极作用。顾乃华和夏杰长[12]实证分析了中国生产业的崛起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形成的挑战， 并得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 服务业比重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弱化的结论。
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截然不同，原因比较复杂。例如，服务业统计中存在的缺口和缺陷相对较多，我国目前就存在资料来源缺口和口径不同、房地产业数据低估、保姆等服务未被计入以及服务价格指数缺失等问题。在各国经济统计中，服务经济遗漏都较多。从最近两次经济普查的结果看，我国常规统计的主要问题是低估了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
检验Baumol假说存在的合理性， 往往直接关系着未来不同的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取向， 因而在做出结论时必须慎之又慎。另外，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角度看， 重新检验Baumol假说尤为必要。当今经济环境与Baumol假说提出的年代相比，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突出表现在生产业的比重大大提高。在筛选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因素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由此引申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提出Baumol服务悖论的扩展模型，同时吸取模型中有关技术进步的两个想法：（1） 服务消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2） 制造业生产的“Learning-By-Doing”带来技术进步，提出就业转向服务和人均实际GDP增长之间有一种非线性关系，生产率增长在两个领域都是外部效应的内生化，得出服务就业份额和人均实际GDP增长是一个u形关系。
二、模型
命题2：假设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低于制造业，假设制造业消费和服务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如果γ= 0，从长远来看，输出比Qs /Qm将会下降。即使γ> 0，但在适度的利率下，从长远来看，输出比率会下降。替代弹性越小， 输出比率的下降速度将会越适中。
命题2表述了输出比率的长期趋势。如前所述， Baumol假设产出比率不变，即Qm/Qs =常数。另一方面，我们指定效用函数，并假定σ< 1 和γ> 0 。这些假定与Baumol的假定大致相符。注意，我们的模型忽视了公共财政转移的作用，这是 Baumol所强调的。
2.人力资本积累和“Learning-By-Doing”
之前假定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外生变量。而这里，我们将两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内化。假设，每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如下：
Am=Tm.h（17）
As=h（18）
Tm表示制造业的特定生产率的大小，h表示人力资本的水平。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到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移动，人力资本h对两个领域的生产率都有影响。从方程（17）和（18），我们得出了生产函数Qm= Tm（hLm）和Qs=hLs。基于Pugno[2]的观点，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服务业的消费积累的：
h·=δcs=δhLsL，δ>0（19）
δ表示控制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的参数。人力资本积累是积累的人力资本的线性函数，带来可持续人均实际GDP增长。Pugno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下：第一种是服 务消费无意中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另一种是有意消费服务来积累人力资本。在本文中，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采用了无意的人力资本积累。
需要注意的是， 生产经验Km是由Lm/ L测量的。即使当劳动力增长时，我们用制造业就业份额，而不是制造业就业水平，来判定动态模型有效。此外，我们用制造业就业，而不是制造业的产量，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在我们的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然后，产量的增加与就业的增加有一对一的关系。因此，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制造业的就业而不是产出来衡量生产经验。其次，依据我们的规定，每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形成了一个只取决于就业份额的函数。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模型与Pugno和De Vincent的模型相比，在我们的模型中，生产率增长是只取决于就业份额的一个函数。
从方程（20）和（21）得出流量Tm导致：
在Pugno所显示的实证数据相一致，他们计算了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们指出， 两个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递减。
3.人均实际GDP增长
命题3表述了服务就业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u形关系。假设服务就业份额的初值充分小。那么，随着服务就业份额的增加，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然而，当服务就业份额超过了由（Ls / L）*给定的界限值，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增加，最终收敛于g =δ。Ls/L和g之间的关系是否是一个u形曲线，取决于由于服务消费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效果的相对大小。如果这个效果相对较强，服务就业份额的转变将持续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单调增加。另一方面，如果效果相对较弱，我们得到一个u型关系。图3—图5显示了这两种情况下服务业就业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在本文模型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总是大于服务业，这与 Baumol的理论相一致。然而，存在一个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的阶段。
正如前面解释的那样， Φ>δ或者Φ<δ决定了gAm是否为Ls/L的增函数或减函数。如果Φ>δ，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是服务就业份额的减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2Φ>δ，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命题3中Ls/L与g的一个u形关系（如图5所示）。如果Φ<δ，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是服务就业份额的增函数。即便如此，我们有2Φ>δ，它产生了Ls/L和 g的u形关系（如图4所示），如果δ→0，g将成为Ls/L的减函数，这与Baumol的就业份额转向服务的转变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其他条件不变时，只要gAm > gAs，Ls/L的增长对人均实际GDP增长具有反作用 （见方程（28））。换句话说，Lm /L的下降对人均实际GDP增长具有反作用，因为由方程（22）可得，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会减少Tm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模型中， 生产率增长微分gAm-gAs是服务就业份额的减函数。因此，随着就业份额向服务业转变， Ls / L的增加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反作用不断减小。如前所述，右边第一项gAm可以是服务就业份额的增函数或减函数。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总能得到gAm>0。因此，当服务就业份额很小时，右边第二项的反作用相对较大，因此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变减少了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当服务就业份额较大时， 右边第一项的正作用相对较大，因此，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变增加了人均实际GDP的增长。使用相同的推理，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从一个向下阶段到一个向上阶段的转变速度在Φ<δ时比Φ>δ时快（如图4和图5所示）。
三、充分的动态和数值例子
从上述分析，我们得到3个命题。然而，分析是不完整的。当推导命题1和2时，我们假设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外生变量。当推导命题3时，我们假设服务就业份额随时间增大。在我们的模型中，生产率的增长和就业份额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必须同时分析就业份额和生产率增长的动态。其动态概括如下：
在情形1和2下，服务就业份额随时间增大，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先减小后增加。然而， 图7和图9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图9中从一个向下阶段到上升阶段的转变时间比图7中短。这是由于界限值（Ls/L）*在情形1和2下是不同的，在情形1中（Ls/L）*=0.70，在情形2中（Ls/L）* =0.38，这用图6和图8中的水平实线表示。从图6和图8可以看出， 服务就业份额的时间路径并无很大差别。然而，因为 （Ls /L）*在情形2中比在情形1中小，所以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从一个向下阶段到向上阶段的转变速度在情形2中比在情形1中快。
替代弹性的大小严重影响了输出比率Qs/Qm的时间路径。正如命题2提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输出比率下降。然而， 下降的速度关键取决于替代弹性的大小。正如图10和图11所示，在1和2这两种情况下，替代弹性越小，输出比率的下降速度越适中。
四、结论
本文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建立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生产率内在化增长，并且研究了就业份额向服务的转变和人均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初，分析表明，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但在某一时点后，它逐渐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个结论既与Baumol[1]的就业转向服务业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的观点相一致，又与Pugno[2]的就业转向服务业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观点相一致。因此，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时解释这两个观点。随着服务就业份额的增加，制造业的“Learning-By-Doing”效果在下降。由于服务消费，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在增加。这两个对立的影响相互作用使服务就业份额和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产生u形关系。因此，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内在决定的。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起初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但在某一时间点，这种转变开始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因此，从就业转向服务业使经济萧条阶段到促进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是一个内生的阶段。
上述结论表明，为了判定就业转向服务和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当进行多国分析时，必须区别对待不同的情况，特别要关注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处于向下的阶段还是向上的阶段。
最后，如果服务就业份额不断增长，那么从长远来看，人均实际GDP增长收敛于服务生产率的增长。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提高服务生产率，这是出现在Baumol极富成效的贡献之后所有模型共同传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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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稳增长；调整结构；增长方式；垄断部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结构；节能环保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06-03
一、关于稳增长
这次稳增长与2008年保增长有重大区别，主要有五个区别：第一，中央目前提出的稳增长的目标是7.5%，这次稳增长的底线是经济增长率7%。这个目标是理性和符合实际的，这个目标同过去的确保8%的目标有很大不同，这个目标必然引起我国出口、投资、消费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第二，中央提出稳增长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例如不再使用一般的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稳增长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更加关注调整结构与深化改革在稳增长中的作用，强调去“杠杆化”与去“行政化”，要充分利用改革与结构的“红利”。第三，就是这次在投资上不再像2008年那样全面开花，而是有重点，比如说在基础投资上选择了四个重点，即：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以及城际间的高铁。这四个重点是短期与中长期的结合，它不仅对稳增长以及以后的长期投资都有重要意义，即在投资上不再搞全面启动的大一统方式而是强调重点，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注重这四个重点等关乎长远利益并有利于化解短缺的投资。第四，这次的投资不是简单地强调政府投资，而是强调启动社会资本投资，所以强调放开垄断性部门，要社会资本进入，在这样的领域要形成混合性经济形式，更加强调在金融、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性部门更大程度上向社会资本开放，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本的作用。第五，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结合，强调在政府负债过高和货币供应量太大的条件下，更加关注盘活存量，一般不扩大赤字和松动货币投放，确保经济高效益地增长，而不至于为了增长而引发通胀和政府高负债。我们不再简单地讲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的存在，或货币的多投放，而强调在不增加政策负债或不增加太多的货币投放的基础上实现稳增长，所以要去杠杆化去行政化，就是强调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像2008年那样高负债或货币大量的投放。稳增长已经开始起作用，2013年第三季度我们经济实际已经止跌反弹了，即第一季度7.7%，第二季度7.5%，到第三季度7.8%，估计第四季度应该还在7.7%左右，这就是增长政策已经开始见效了。但是这次稳增长还有个不太牢固的地方，主要是从这次的稳增长分析发现，增长抓手主要还是靠投资，消费、出口在这方面的贡献，仍然处在不太稳定的状态。未来怎样促进出口、消费，仍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持续稳增长的路径还需做考虑。
二、关于调整经济结构
大家知道，经济结构调整分为同期性结构调整和升级性结构调整，我国此次是升级性结构调整。升级性结构调整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结构调整，出口、消费、投资之间的结构调整，尤其是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到房地产产业、制造业（包括传统制造业与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和生产服务等）、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资源类产业等（包括能源与原材料）等五大产业。第一，房地产产业。房地产产业的调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短期的政策，而要重点分析市场和政策各自的功能哪些属于市场来管，哪些属于政府来管，应该理清楚它们各个关系、定位，同时应该根据现在的情况逐步由“一刀切”的管理，转向分类指导系统管理。第二，制造业需要升级调整。因为中国号称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分为传统制造业，现代制造业，那么对传统制造业未来调整方向主要有二个：一个是产品升级换代，一个是产业转移，对现代制造业的提法叫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因为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现代制造大国，但是我国是一个现代制造业需求大国，既然我们是
现代制造业需求大国，当然我们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了，提高现代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第三，服务业。之所以谈到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在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比重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比重的档次，我国现在服务业比重偏低，再加上服务业是最大解决就业的行业，最少消费资源的产业，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消费服务主要包括餐饮和商贸、养老消费、儿童消费、信息消费；第二个是商务服务，主要包括金融、投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各类投资咨询公司等；第三个是生产服务，如设计类等；第四个是精神服务类，比如娱乐、影视、旅游、文化服务类。所以这次提出发展服务业是全面性的发展，不再是简单注重所谓消费服务，而是全方位提高服务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比例。第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有七个要点，它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等。经过一年多实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技术问题，任何技术创新都可使这七个要点发生重大调整，例如：美国页岩气技术的发展，导致对中国光伏产业、煤炭产业的巨大冲击，因为每一次世界性技术的发现将会影响到这七个要点，也预示着未来这个产业的调整。而中国也会把更多力量放在技术创新上。第五，资源类产业。它涉及到能源与原材料。资源类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是不够的。按照现在7%增长率算下来，中国很快成为世界消耗能源最大的国家，在资源不够的条件下，还要完成我国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整合世界资源，中国虽然强调在资源整合中实行双赢原则，但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中国与世界利益结构的博杀，因此这类产业变动，它不仅涉及国内问题，也将涉及国际问题，它是更为广泛的一种调整。但整体来看，我们这次的调整很快就会到来，调整的代价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结构调整与银行坏账的关系，截至2013年7月，坏账最多的是江苏省、浙江省，结构调整导致大量坏账上升，这是需要警惕的，结构调整与呆坏账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二是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因为我们会深切地感到产能过剩的压力，总能释放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怎样解决结构调整与产能平衡的关系将是大问题。三、转变增长方式
此次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涉及到五个重点：一是如何从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推动技术创新，我们叫创新趋动战略；二是如何从盲目强调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内需支撑性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调整，关注贸易平衡和资本项目平衡；三是如何从单纯强调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向同时重视社会资本和消费的增长方式，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与反垄断；四是如何从高消耗能源与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推进节能与环保；五是如何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突显的增长方式转向公平公正与和谐性的增长方式，关键是如何解决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经济方式转变，涉及到我们经济学几乎所有领域，对未来研究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深化改革
对于深化改革，目前逐渐形成五条共识：
1. 政府体制改革，重点是简政放权。一是向社会放权，就是形成一大批次把政府过去的权力交给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主要有慈善类、科技类、商会类、社区类，这四大类组织要在2014年6月前大量启动，政府要把大部分权力交给民间组织完成，这就是向社会放权。二是向市场放权，就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参与了。比如：资格评审、品牌、评论，这些都应该交给市场，甚至包括企业的上市过程也交给市场去做，这就是向市场放权。三是向企业放权，就是凡是不涉及纳税人前提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再审批了，要逐渐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企业应有权力必须交还企业，明确资本金后就不应实行实缴制而逐渐转向认缴制。这种实缴制给企业带来了两宗罪，一宗是偷逃资金罪，一宗是虚报资金罪。所以政府要向企业放权，目的是消除腐败机制，倡导社会公平、公正，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寻租的问题，消除腐败的体制基础。
2.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外汇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放开民营银行等，彻底改革金融垄断问题，将金融转向服务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大
看到：央行已提出利率市场化，货款利率已经市场化了，存款可能将从大额存单开始，然后逐步放开存款利率。
3. 财税体制改革，包括税制改革和预算体制改革。税制改革，重点是增加直接税务，减少间接税务。预算改革主要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的过高负债问题。现在中央政府财权太大事权过小，地方政府事权过大，财权过小，这样就导致了土地财政，从而从根本解决土地财政及地方过高的债务负担的问题，即重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的关系。
4. 城乡一体化改革。其重点是人的城镇化，消除市民与农民的差别，首先解决2.6亿民的市民化问题，包括实现民生享受的公平化原则等。
发展KIBS是世界各国的趋势，然而许多企业对于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创价模式仍处于摸索探索阶段，且目前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模型。一般而言，要评判服务业是否具备知识密集的特性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都会运用特定的专业知识来提供服务，只是不同的产业所运用知识的比例，以及知识的质量会有所不同而已。相较于传统的服务业观念，与知识及创新相关的服务乃是近来最重要的服务业观念，同时也是先进国家经济成长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知识密集”可以从服务提供商与服务购买者两方对服务的知识密集要求来解释：在服务的提供者方面，企业倾向因行业本身的特性以及服务需求者持续对行业知识程度的提升，使服务提供商倾向提供高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趋势，以不同客制化程度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提升企业本身的价值；在服务购买者方面，需求者则在此供需关系下，具有获取高知识密集的服务之需求的倾向。Miles（1995）则提出了两种形式的知识密集服务业：①传统的专业服务：以管理系统的知识或社会事件为主；②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服务：关于技术知识的转移和产品。HertogandBilderbeek（2000）则认为知识密集服务业的特性表现在：①私人企业或组织；②其营运几乎完全依赖专业知识；③经由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或服务而生存。MullerandZenke（r2001）提出KIBS的三大特征：①提供知识密集的服务给客户（以区别其他形态的服务业）；②咨询的功能（表示有解决问题的功能）；③提供的服务与客户有强烈的交互作用。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创新特征表现为：知识的高密集度，创新过程的高互动性和高技术性。
2发展KIBS促进制造企业战略升级的作用机制———基于“微笑曲线”视角
微笑曲线为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于1992年所提出的观点，如图1所示，横轴为跨越上中下游的供应链，纵轴则为产业的附加价值。在抛物线的左侧，即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产品附加值逐渐上升，因此其利润空间大；在抛物线的右侧，即产业价值链的下游，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产品附加值也逐渐上升，利润空间也较大；而处于抛物线低端，即产业价值链的中游，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最低，其利润空间也最小。可以看出“，微笑曲线”理论揭示了“技术、品牌、服务”等创新对于提升产品附加值及利润空间的重要意义。在“微笑曲线”的不同环节所对应的增值潜力的不同，主要因素是因为各个环节投入的要素有很大不同。在价值曲线中，两端的业务环节分别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投入，从而促进制造业实现战略升级。在制造业战略升级的趋势下，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有研究发现制造业的最终需求每增加10%，在保持服务业的最终需求不变下，将会增加平均约1%的服务业产出；相反的，服务业的最终需求每增加10%，在保持制造业的最终需求不变下，将会增加平均约2%的制造业产出。这代表制造业生产主要中间投入仍以制造业为主，而服务业生产将大量使用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和技术。因此，由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给我们的启示，虽然在后工业化社会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但是逐渐增加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补关系以及制造业生产中直接或间接从事服务业的活动比例也愈来愈高，由制造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将是后工业化社会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
3支持加快发展生产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对策
展望未来，我国制造业将面临新一波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制造业服务化（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的战略升级，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供业界参考。
3.1政府引导增加知识密集服务业总量规模
我国制造业应积极改善传统OEM的代工生产模式，加强设计研发、品牌建立和销售通路的能力，以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政府应积极协助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内进行垂直分工，并扩大开放原物料与半成品进口，以提升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2改善融资渠道，带动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快速发展
应采取积极的财税、金融、投资和价格政策、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采取措施积极引导社会和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行业的投入力度。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服务业支撑平台建设，如信息、软件、金融、物流等产业。金融产业为健全经济体系中必要的一环，在成熟的经济中，不论是生产者或是消费者都需要有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生产力也相对高于其他服务业。为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与提升经营效率，应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以增加市场竞争和资金的更有效率分配，并可强化国内产业的结构调整。
3.3加快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整体水平采取灵活的教育与训练政策以培育新技能的推陈出新。因为服务业的直接服务的对象是顾客，故人力资本攸关服务业的质量与绩效表现，因此教育和训练出来的人才必须适合产业与市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提供终生学习环境，且政府政策必须和业者与劳工的需求相结合，以提供适当的诱因和学习机会，协助制造业者扩大经营技术服务的内涵，尤其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企业。
3.4鼓励服务业的创新与研发活动
关键词：跨国公司 垂直分离 生产业 投入产出表
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分工的加速。当前的国际分工与历史中的国际分工不同在于，就某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被分配到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进行生产，可能是空间上的分离也可能是产权上的分离。这在制造业中尤其明显。导致跨国公司开始专注于某一工序的生产，而外包其他工序，即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生产。Hummels（2001）对于垂直专业化给出了明确的概念和界定，根据其观点并结合本文要分析的跨国公司垂直分离，本文说明跨国公司采用垂直非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在产品生产工序上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一种产品的生产必须经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生产阶段生产。第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为其提供价值增值。第三，至少有一个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其他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
在全球化分工越来越细致的今天，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分离这一现象准确的把握，需要在多方面多领域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分析。首先要了解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分离的现状如何，尤其我国的情况。其次，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分离与全球进入产品内分工甚至工序阶段分工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再次，什么因素影响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垂直分离。最后，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垂直分离过程中是否存在相互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文献综述
关于制造业垂直非一体化的研究，国外学者多是从企业垂直非一体化的动因、因素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的论述。Balassa（1967）首先使用“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icalization）这一名词来描述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拆，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完成生产的经济现象。Feenstra（1998）最早深入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垂直非一体化的发生机制，他认为，全球化经济中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Feenstra假说：随着中间投入品贸易比例的上升，生产的非一体化程度也在上升；国家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中间品贸易的比例也越高。
在国内，目前对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非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文献很少，刘东（2001）指出这是企业强化核心优势和实现超分工组合的途径，并解决了大组织的管理问题，讨论了我国企业未来垂直非一体化的经营战略设想。刘志彪，申俊喜（2002）论证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造业组织和分工形式的演化过程。程新章（2004、2006），从企业理论和企业演进理论出发，提供了三个演进解释的基本观点：一是假设限制理性的行为者，二是集中在解决上，三是强调对相关嵌入和组织业务的依靠路径的敏感度，研究了企业垂直非一体化的模式、原因和效应等问题。江小娟（2008）指出服务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跨国投资，讨论了服务外包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和劳务活动企业合约的统一。以上的研究仅仅是从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非一体化的一个方面进行的研究，缺乏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联系。
总之，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没有区分服务业跨国公司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两类垂直非一体化的区别；研究主要从产业组织学和国际贸易学的视角进行的理论探索，缺乏从经济学的视角阐述服务业跨国公司和服务外包等理论。本文从理论推导说明服务业如何从制造业中分离，并且发现上游企业的竞争程度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垂直非一体化。
理论推导
假设东道国存在n家上游企业愿意接受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所有企业提供同质产品，且其生产该中间投入品的成本为c1。跨国公司如果垂直一体化生产则其成本为c2，且c2>c1。每单位中间投入品对应每单位的最终产品，这一假设保证了跨国公司不进行任何制造生产活动，而外包给东道国制造业企业。以P（x）表示中间投入品的市场交易价格。而跨国公司面临的最终产品市场需求反函数为P（Q）=a-Q，其中a表示市场对于最终产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因此a >c2。跨国公司自制中间产品的产量为qi，外包给东道国的产量为qvd，因此Q=qi+qvd。在其余成本不予考虑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策略为：
（1）
（2）
（3）
由公式（2）和（3）得到：
（4）
（5）
当跨国公司外包中间投入品生产时，即P（x）
（6）
（7）
其中某一东道国企业承接外包订单，所得利润为：
（8）
其中πD1表示东道国生产性承接外包企业中的一个企业的利润，同理q1表示该一个企业的产量。由于之前假设上游为古诺竞争，因此有：
（9）
（10）
（11）
（12）
（13）
将公式（12）和（13）代入（6）中求得母国跨国公司的利润为：
（14）
单个承接外包订单的东道国企业利润为：
（15）
（16）
分别对公式（14）和（16）进行求导：
（17）
（18）
从结果可以看出，当上游市场处于垄断市场时，即只有一个供应商的时候，该供应商接到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获得最大利润，其最大利润为（a-c1）2/8。随着上游东道国制造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可能会有个别企业的利润增加，但其总体的利润开始减少，总利润随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由于投入产出表的年份不连续，因此在计算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时，采用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和欧盟OECD数据库中关于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计算我国1997-2010年的分行业进出口贸易数据。从而计算出总进口/（总产出-净出口）这一比例。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以最近年份的代替。
（二）模型构建
根据之前理论推导发现，服务业在制造业垂直分离过程中逐渐分离出来，因此双方必有相互影响，同时上游行业的竞争程度也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垂直分离产生影响。lnVSit表示分离程度、lnLIit表示上游行业竞争程度。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的模型和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和生产业的垂直分离程度的因素进行数据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影响因素的具体数值。表1给出了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中数字1代表制造业，2代表生产业，这里以服务业代替。例如，VS1表示制造业的垂直分离程度数据。
从总体上观察结果基本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对于被解释变量lnVS1，当引入解释变量lnVS2时，lnVS2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该回归结果中，lnVS2的系数项为正，即生产业的垂直分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造业的垂直分离发生。将制造业竞争程度lnLI1引入模型可以发现，lnLI1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上游行业竞争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带动制造业垂直分离程度增加0.330个百分点。
对于解释变量lnVS2，当引入解释变量lnVS1时，lnVS1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制造业垂直分离程度对于生产业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回归分析中这里引入制造业市场竞争程度变量lnLI1，其系数项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制造业行业竞争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生产业的垂直分离程度的增加，这也与之前理论推导部分结论相符。说明上游行业竞争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带动服务业垂直分离程度增加0.284个百分点。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理论为基础，推导出生产业是如何随着制造业专业化而分离的，并且说明了上游行业的竞争程度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垂直分离产生影响，实证检验证明了理论推导中说明的影响因素，并且定量说明不同影响因素对于制造业和生产业垂直分离影响的作用程度。
本文从现实的数据和实证角度都发现，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的垂直分离程度较低。这与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领域处于劣势地位相关，从产业结构看，我国经济目前还处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少。而我国多数制造业一直处在国内生产价值链较低端的环节，造成为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业亦无法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分工。我国服务业应当打破仅仅依赖国内制造业这一路径，积极探寻与国外服务企业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际服务业分工。由于核心生产业含有大量的各种隐性知识和信息，因此我国在鼓励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走出去时，更应该加强对于这些服务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专利等方面的保护，使我国服务业企业能够占据价值量的更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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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服务创新 综述 技术方法 服务导向方法 整合方法
对于服务创新的系统研究,西方学术界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以制造业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研究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因此在服务创新研究初期,西方学者大量借鉴了制造业中技术创新的研究方法,即“技术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研究者发现,由于服务业自身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殊性,使技术创新研究方法不能完全揭示服务创新的本质,由此,对服务创新的研究转向从服务本身的特性入手,对服务业的创新活动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形成所谓“服务导向方法”。近些年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模糊以及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又使学者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将产品和服务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整合方法”。以下,本文就以对服务创新的三种研究方法为主线,对西方服务创新理论进行系统总结与回顾。
一、技术方法(technologist approach)
技术方法是服务创新研究中最早采用的分析方法,形成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分析。这种方法关注技术应用于服务业中所引发的创新,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日益技术化和资本密集化。例如以往普遍认为技术含量很低的传统服务部门如清洁、运输、旅馆业等,信息技术在其中也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Djellal,2000)。具体来讲,西方学者运用技术方法对服务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蔺雷,吴贵生,2003)一是分析技术的采用对于服务业各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研究技术在服务业中所引发的创新活动的性质、过程及演变规律;三是考察技术在服务业中传播与扩散的速度与程度。
1.技术对服务业各经济变量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比较典型的两个模型均涉及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或IT)对服务业各经济变量的影响:模型一是集中式的大型计算机主机系统(centralized or mainframe computer systems)的应用模型。采用该技术系统实质是后台(back-office)功能的计算机化,主要目的是通过将任务标准化,利用规模经济节约服务交付成本(the cost of service delivery)。模型二是分布式的计算机与网络系统(decentralized computer systems and networks)的应用模型。该种技术系统的应用带来前台(front-office)功能的根本性变化,导致范围经济,压缩销售与咨询活动中繁复的日常工作环节,产生服务的价值增值。就技术对于服务业各经济变量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注:C:集中的计算机系统;D:分散化的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正向影响;-:负向影响;0:无影响
以上技术对于服务业各变量的影响具有不一致性,单纯考察技术对于服务的影响因此略显单薄和缺乏说服力,更进一步是对“技术-服务”双向关系的细致分析。这方面,西方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大体总结出了技术与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Bessant and Rush,1995;Antonelli,1997;Hales,1997;Den Hertog,2000),如下表:
注:上表引自Innovation in the Service Economy-The New Wealth of NationsGallouj 2002 P5
2.部门技术轨道分类
演化理论认为创新是渐进的、特定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部门技术轨道的分类研究范式。
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Pavitt(1984)的服务业单一技术轨道研究。
Pavitt考察了英国1945年～1979年间近2000项重大技术革新项目,以技术来源、技术使用者类型与需要类型、创新应用领域、公司规模、技术多样化程度等为标准,将全部企业划分为四类:一是规模生产企业(Scale-intensive firms);二是专业化供应商(Specialized suppliers);三是科学导向型企业(Science-based firms);四是供给者支配型企业(Supplier-dominated firms)。其中每类企业(或行业部门)都各有技术演进轨道。在分类上,Pavitt将服务部门整体归入第四类供给者支配型,因此得出与同样划分为该类的传统制造业(如纺织、服装、皮革、出版、印刷等)具有同样技术轨道的结论。
但是Pavitt将服务部门特别是现代服务部门与传统制造业部门划归一类,这种划分值得商榷。因为现代服务部门中并不存在传统制造业规模小、缺乏R&D功能且没有专门技术创新资金积累等特点,得出现代服务部门与传统制造业遵循同样技术轨道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此外,服务部门内部千差万别,如果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从个体服务部门到公共服务部门都沿着同样的技术轨道发展,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后来的学者如Soette and Miozzo(1990)抛弃了服务部门技术行为同质性假定,开始深入研究服务部门创新形式的多样性。他们沿用Pavitt的分类标准,将企业(或行业)重新划分为三类,即由技术装备系统的供应商主导的企业(Firms ‘dominated by suppliers’ of equipment and technical systems)、网络型企业(Network firms)以及专业化供应商与科学服务型企业(Specialized suppliers and science-based services)。
Lakshmanan(1987)也在演化理论分析框架下,对服务业技术轨道进行了考察,不同的是他的分类建立在不同部门的不同技术行为基础上。其划分主要考虑与顾客交互作用的程度、服务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程度等。与前几位学者相比,他的研究没有局限于技术创新,Lakshmanan认为组织创新同样存在,并同技术创新相互协调作用,共同推动服务企业发展。遗憾的是,他没有对组织创新的形式、特点及规律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
3.技术在服务业中传播与扩散的速度与程度
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Barras提出的逆向产品周期(reverse product cycle or RPC)理论(Barras 1986、1990)。Barras在某些服务业(银行、保险、会计服务、公共管理服务等)中,观察到由于计算机系统的引入而出现的与传统工业产品周期相反的“逆向产品周期”。其理论中所描述的创新分为三阶段,如表3:
Barras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的创新路径,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首先,Barras的模型考虑了技术维度,其创新概念没有超出技术可能性边界。其次,模型所考察的技术仅局限于信息与通讯技术(ICT)而对其他创新没有关注。再有,Barras的模型研究的是特定部门(如银行、保险、会计、公共服务等),这些部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包含有编码信息处理过程,也就是说,对信息技术高度敏感。若考虑对ICT不太敏感的服务领域,模型可能会丧失部分解释力。
总之,以上分析都是从技术维度出发考察服务业的创新活动。但是Djellal and Gallouj(1998,2002)对1992年～1997年法国324家企业的900项创新进行了实证考察,表明所考察的样本中,35%的创新与技术无关,37%的创新是非技术创新,但没有技术无法实现,只有28%为技术创新。由此可见,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看,至少有72%的创新属于非技术性的。因此,研究者们不得不摆脱技术束缚,深入具体服务行业内部,考察存在于服务部门内部的其他创新形式。
二、服务导向方法(service-oriented approach)
服务导向方法认为是服务本身的特性引发了诸多技术方法难以发现的创新形式。这些创新比技术引发的创新更为频繁,成为服务创新的主体。 一方面其新范畴遵循熊彼特的广义创新的定义,即除新技术引入导致的创新外,还包括组织创新及其他其技术形式的创新,如传递创新、结构创新、专门创新等。另一方面,服务方法以服务业本身的特性尤其是“无形性”与“合作性生产”为基础,深入特定行业,研究独特的创新活动的特点与规律。
Gallouj(1995)在对咨询业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发现了三类独特的创新形式,即专门化创新(ad hoc innovation)、预期创新(anticipatory innovation)、和形式化创新(formalization innovation)。
专门化创新是针对顾客特定问题研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交互式的,顾客导向性明显,要求顾客的参与,表现为需求推动的创新活动。这类创新具有专门化、非程式化的特点,难以界定所有权,也难以复制和再生产。预期创新被界定为新知识、专门技术、专业化领域的创新,即新知识的积累、扩散、传播以及技术、经济、社会制度的变化催生新的专业化领域。形式化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服务交付过程中引入新的可感知的创新机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过程创新;另一类是将新的理念、方法引入服务交付过程而产生的创新机制。
对于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研究,金融理论家主要集中在根据顾客个性化要求定制创新金融产品上。Desai and Low(1987)将金融产品定义为具有一系列特性的集合,因此一种金融产品可以写成:Pi=(Ci1,…Cij…,Cin)
其中,Ci1为产品i的j个特性所占权重。当某一给定特性权重增加或过去不存在的特性被发掘,都会主生金融创新。
Niehans(1983)认为任何金融产品都可以看成是以下三种功能、特性的集合,即(1)以当前货币兑换未来货币(储蓄功能)。(2)联结借贷双方(借贷功能)。(3)以顾客名义执行支付结算(结算功能)。三种功能的不同组合衍生出不同的金融创新。
三、整合方法(integrative approach)
无论商品还是服务,都是以其所具有的某种使用价值来满足消费者一定的需要。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可以不对商品与服务作严格区分,整合方法就是在这一理念基础上产生的。在当今工业化社会,制造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服务创新活动的特征,包括较高程度的顾客化和市场导向、较少的标准化和更加灵活的生产组织以及渐进性创新占主导地位等。与此同时,服务创新在某些方面也正在向制造业系统的方向发展,如服务业不断的技术积累,创新活动更多通过R&D推动等。采用整合方法对服务和产品进行经济学分析正是以产品和服务边界的日益模糊与两者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和相互增强为背景,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为创新研究提供了一种从更广阔角度考虑问题的方法。在利用整合方法进行研究时,Belleflamme、Houard and Michaux (1986)引入了向量的概念 ,将创新活动以下述形式表示:V= bP+cS+I
其中,P代表产品生产过程(Production Process),包括产品生产所需的所有物质资源(如工业生产所需的生产线;服务业所需的后台计算机设备等);S代表服务生产过程(Servuction Process),包括一系列与差别化和产品定制(Consumerization)有关的资源与条件的集合;b、c为系数,代表产品生产过程与服务生产过程分别所占的权重;I为在一般的企业组织中的全部要素的集合。
当b>c时,给定产品为物质产品;当b
另外,一些学者还采用功能方法打破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区分总结了经济当中的三类创新活动:(1)功能性创新,主要是无差别的新的抽象的功能出现。(2)规范化创新,在功能性创新的基础上加入了差别化、个性化因素。(3)生产创新就是通常所说的过程创新,这种创新活动基于后台技术系统,创新目的在于节约提供服务及产品的成本。
本文以服务创新的研究方法为主线,对近二十年来西方服务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与分析。事实上,对服务创新研究的深入就是对服务本质的不断探寻过程。只有从多角度和侧面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服务本质与服务业发展的规律。
参考文献:
[1]Djellal,F and F.Gallouj.What is innovation in service? The results of a postal survey[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0
[2]蔺 雷 吴贵生:服务创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Gallouj,F.Innovation in the Service EconomyThe New Wealth of Nations[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2002
[4]Pavitt,K.Sectoral Patterns of Technical Change: Towards a Taxonomy and a Theory[J].Research Policy.1984(13):343～73
[5]Lakshmanan,T.R.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J].Confer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Change and Economic Policy,1987
[6]Barras, R.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in Services[J].Research Policy.1986,(15):161～73
[7]Bassas,R.Interactive Innovation in Finan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The Vanguard of the Service Revolution[J].Research Policy.1990,(19):21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