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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人口红利的测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学者做的较为重要的研究做了梳理，并从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研究做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简评。
关键词：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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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持续性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 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 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 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 增长率达到9.6%和8.7%。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 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 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 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 , 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 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 这些国家( 地区) 的高经济增长, 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 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人口红利, 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 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 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 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 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 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改革开放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是中国经济得以收获人口红利并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比较优势;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为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人口红利具有动态性, 它在释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衰减、消失并最终转化为人口负债。
按照学者普遍认为的当人口总负担系数（总抚养比） 低于50%时就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中国1995 年总抚养比为50.22%，1996 年总抚养比为48.81%，低于50%，被认为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间总抚养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总抚养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个百分点。但总抚养比内部变化方向却不相同，少年儿童抚养比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为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间，少年儿童抚养比从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个百分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个百分点（见表-1）。可以看出，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儿抚养比下降影响，同时也说明少年儿童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老年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将面临着较大的养老压力，到时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漏损。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学者的判断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大约持续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将开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认为，我国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 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预测，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45为“人口赢利”期，中国可经历1995―2020年长达25年左右的“赢利”阶段，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50为“人口赢利”期，可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 年左右的“赢利”阶段。刘家强、唐代盛预测认为，从2005―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时期基本结束。也就说我国还有20年“人口红利”期，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
综上所述, 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 相反, 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三、实现人口红利的措施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 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 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是自动的，它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要获得“人口红利”需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 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扩展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因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创造财富，获取“人口红利”。因此，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等，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以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时，要做到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优先其他政策，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优先社会收人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优先其他要素市场等等。
（二） 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进入“人口红利”期时间不同，特别是西部和欠发达省份，即使进入“人口红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丰富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会错过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机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人口红利”获取条件的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延长了城市和发达地区老龄化的进程和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城市和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找到工作，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利用各地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和不同地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因此，要对以户籍为核心的政策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尽可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城市也要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者能在城市就业，充分享用从农村地区转移过来的“人口红利”。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使农村劳动力得以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三）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想获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红利”，不仅仅要发挥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还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数量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优势在一定时期会消失，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源泉。加强和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必须提高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因此，要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仅要加强义务教育，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劳动力在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健康素质是劳动力参加劳动兑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质高有利于防止“ 红利” 变“ 亏损”。提高现有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实现和扩大“人口红利”的问题，而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如何保存“红利”、防止“红利”侵蚀的问题。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有两项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红利储蓄起来，为获取第二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其次，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且实行现收现付的旧体制，社会的养老负担率最高；实行旧体制，但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减轻；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
养老保障体系中，但实行养老保障的新体制，可以把养老负担率降低；既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同时又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要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兑现第二人口红利。
（五） 适时推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许多老人退休后余寿还很长，如果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负担很重。其实很多老人退休后身体还很健康，具有很强劳动能力。如果小步渐进推迟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缴纳养老保险费年数，既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负担又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同时，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是相对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延长了“人口红利”期，如果把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 岁逐步推迟到65 岁，可以延长劳动年龄人口5 年劳动时间，为进一步获取更大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均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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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红利
土地红利
人口红利
制度红利
全球化红利
改革红利
……
厘清中国红利构成及释放、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对公共决策意义重大，对企业组织发展、公民个人成长同样至关重要。
这里的“红利”不是指利润分红，而是指国家发展的有利条件、因素或优势。在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收获了诸多发展红利，比如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创造了“中国奇迹”。
当前，一些发展红利趋于枯竭，一些红利正在变弱，一些新红利正在崭露头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对中国“红利家族”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摸清中国发展红利的构成要素、演变特点、释放规律等，描绘红利变化的波动曲线，不仅有利于党政部门更好决策，也能为企业成长、个人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红利家族”主要构成有哪些？各成员的关联性如何？各种发展红利释放的关键是什么？如何主动地创造红利？诸如此类问题都值得探究。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围绕以上问题从三个层次进行展开：
（一）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300余位专家进行开放式采访调查，综合受访专家意见，梳理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六大发展红利：“城镇化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
（二）推出“改革与中国红利”问卷调查，调查公众对“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的认知与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在改革这一“最大红利”中，“政治体制改革”（40.6%）、“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1.3%）将是红利的突出贡献点；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的障碍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47.3%）。
（三）约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分别对六大发展红利进行深入解读，探究其中的变迁规律。专家们从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视野对各类发展红利的解析给人启发：
今后几年，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但这一趋势可以挽救。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
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是我国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在于，改革自身不仅是最大红利，同时也是“红利家族”释放能量的“助推器”。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各种红利是装满财富的“箱子”，那么改革就是打开这些箱子的“钥匙”；
……
应对“用工荒”背后的逻辑，是校正用工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可以“招之即来”的参照系，充分认识到从不愁“人”的数量到关注“人”的质量转变所隐含的商业价值，这并非像规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那样简单。
二次人口红利重在素质
应当指出，在社会就业总量压力继续加大的情况下，“用工荒”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因为招不到人：一方面，是用人单位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在用人单位愿意支付更多劳动报酬的情况下，招不到符合岗位需要的人。前者标志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不出人们的预料，因为早有专家预言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后者则说明管理者开始青睐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者技能或者素质的重要性开始日益凸现。
所谓“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人口学上的概念，原本是以人口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口量的红利。劳动力数量的充足提供了成本优势，光是庞大的基数就能够成就很多优秀企业。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助推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第二次人口红利则不再局限于人口学的范畴，主要指的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项数据分析表明，在制造业，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会上升17%；如果员工全是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都是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第一次人口红利是量的红利，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指的是人口质的红利，即“质量型”人口红利。
当然，质的红利和量的红利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红利，它之所以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正是因为受到第一次量的红利的影响。量的人口红利余波至今犹存，虽然劳动成本有所上升，但劳动者的工资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差距，正是用人单位潜在的红利，即“质量型”人口红利。国内较具权威的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最新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里，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而这当中10多万人选择“啃老”。即使毕业工作一年者，对工作的满意率也只有47%。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传统人口红利的牵制，也表明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中产阶层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其中的红利空间仍然可观。
从理论上讲，普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总是存在的，否则就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一些经营者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中之所以不再能够获得原有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企业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们不能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安于现状，而是要将创新和转型升级作为唯一的生存出路。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将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廉价工资已很难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现实中，坚持创新、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的工资水平总是相对高许多。这些工资水平相对高的企业不仅没有被劳动力成本压垮，反而不失后发优势。这就说明，所谓的人口红利早就由“红在数量”转向“红在质量”。只有在经营活动中以“质”取胜，才能继而分享“质量型”人口红利。
以“质”取胜贵在储备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如同社会进步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能否很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关键在于用人单位选择粗放攫取还是同舟共济。股神巴菲特在谈到投资经验时笑称：“我用屁股赚的钱比脑袋多。”所谓用屁股赚钱，就是对股票较长时间的持有；用脑袋过多就是过度投机，对股票频繁换手。用“屁股”与“脑袋”获取人口红利的“秘笈”也应当一样，只不过“持有”类似于对人才的储备，成功取决于真诚。
对人才的储备固然需要指向高端人才，然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主要指的是技工或者熟练工，所谓储备就是与他们形成尽可能长的合作关系。比如火锅店的切肉工，切出的涮肉每盘有多少卷，数量、份量必须经过精准考量。如果卷数少，消费者会不满意；份量重，老板则需多付成本。火锅店赢利主要是依靠切肉工的技术，因此他们就是火锅店的人才。但是合格的切肉工并非随便可以招得到，火锅店要想增加营业额，扩大经营规模，就需要储备一定的切肉工。这里的储备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经营淡季时不能轻易裁减，需要“养起来”；另一个是遇到好的切肉工时，要通过不断调整待遇，使其能够留下来。这就如同巴菲特对股票的持有：没有好机会时屁股要坐得住，买入好公司股票后屁股更要坐得住。只不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屁股”应当更多地坐在劳动者这一边。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储备重在使用；储备、使用的过程就是增值的过程。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就指出：“组织不能只依赖天才来运作”，经营的成功只能依靠“一群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德鲁克的这种洞见完全可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以“质”取胜的座右铭，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中所说的“质”，离不开累积的过程。其中“质量型”人口红利在当前的情况下固然依托于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但学历高并非代表质的红利大。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历练；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在实践中组织继续学习。历练和组织继续学习的过程，就是质的红利增值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荒”是难以消解的；即使在量上得到一定满足，也很难立即做出“不平凡的事”，也不可能完成两次人口红利之间的成功过渡。
储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键要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当今世界各行各业发展日新月异，稍有不慎，瞬间就会被打败、被淘汰。日本家电业在2008年的世界市场上还不可一世，没有“没落”的任何征兆，然而短短三四年时间过后就到了将要出局的地步；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手机厂商昔日的辉煌也在瞬间黯然褪色。如果说人力资源质的红利不可能被某个企业所垄断，那么在“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轮番争夺中，赢就赢在率先转型抢占先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幻想着通过向劳动力低廉的区域转移工厂的方式降低成本、维持经营，就不可能全面顾及人才的储备，更不可能在“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如果说转移工厂需要花费很多成本还未必能奏效，那就不如珍惜现有实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做足文章。
让人才红利“红”起来
毋庸讳言，第二次人口红利相对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言，更具有宏观意义。只将人招进来并非能将潜在的红利变现，关键要在微观领域让“质量型”人口红利能够真正“红”起来。严格来说，“质量型”人口红利就是人才红利，人力资源应当是人才资源、人智资源。当自然资源被分配完毕之后，企业生长的动力将更多地来自人才资源，经营者应当像在分享第一次人口红利时进行资本运作那样，及时进行人才或者人智运作，取得“财散人聚”的效果。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拐点被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降低），并且明显受到人口红利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的影响的时点。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2.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30多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上都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而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相继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并于2012年在进出口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受“人口红利”之惠。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1]
经济的高速发展，渗透着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红利的到来，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前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这一条件刚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员保障，这以后的时期，我国开始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大力引进外资，扩大开放，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赖于人力成本物美价廉。尤其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8.1%，也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众多机构都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步入快车道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个数据与此前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经济腾飞时的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基本相当。[2]由此可见，人口红利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这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状态时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断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地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我国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下降,也是就是说人口负担在加重,抚养比在增大。
而这些因素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也会相当大，首先由于人口红利的优势即将不在，我国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而恰好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2%—4%。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发达国家，目前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廉价，这一优势的丧失，将会对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产生不小的冲击。
4.中国与日本之间比较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结构转变的国家，同时也是亚洲最早出现经济腾飞的国家。整个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延续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很多人都将这些归结于日本的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这么说：白皮书里分析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再加上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潜在增长率非常有可能长期保持低迷 。[4]
担心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多余的。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5]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双重问题，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现在又在向人民币施压，于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两国同是出口导向性的外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2005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5.1%。所以相似之处我们也应该警戒。
5.拐点以后的企业要转型
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及企业转型呢，原因是“人口红利”减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与价格优势。原有的加工贸易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失去，局部地区开始出现用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变化。而我国的出口企业多是从事加工业，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企业数量不足，而加工业也是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劳动的不可替代性，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低。
近年来，中国外贸的宏观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倾销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幅度下降、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外销价格优势下降、同行竞争愈来愈激烈等因素的影响，外贸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少，企业的利润下降，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局面。“未来是一定要靠产业升级、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产值。”陈佳鹏强调，在十几年后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时，将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产值。[6]
因此，我国的外贸企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需要生存还发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转型。
（1）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企业具有较高的要求，无论在产品的研发，生产还是其他环节，都要具备一定的潜力，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施改进，以增加利润。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要建立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有利的。
（2）业务方向转型，扩展新业务，大力发张第三产业的外贸经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相对来说对劳动力的素质、经验要求较高，但是从业者的年纪要求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从事到其中去，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缓解人口红利拐点以后的社会压力的的问题。
（3）市场方向的转型，刺激国内市场。一直以来，很多外贸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针对的都是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打开，因此出口企业可以有针对性的刺激国内市场，从而扩大销量，增加收益，提高员工工资，这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6.总结
一个国家的要想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优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人口红利的存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少机会和挑战。机会就是说，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挑战就是说，人口的不断老化，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均开支也会不断的增大。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才是未来更加严重的挑战。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为此外贸企业也必须从自身做起，积极寻找自身存在的劣势，寻找新的出路，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利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刘霞辉.人口红利”消失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N].中国证券报,2007.02
[2] 李意坚.人口红利--抓住投资的时代机遇[M].你应该懂点投资学2010.08
[3] 梁达.多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BD].中国证券网，2013.08
[4] 池田信夫.经济陷入长期停滞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叶雷.日本经济为何“失去二十年”[N].中国证券报，2012.05
[6] 唐飞.人口红利尚存+对外贸易未衰中国将延续制造业大国地位[N].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02
作者简介：李效 （1991-），男 ， 汉，河南省汝南县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关键词：人口红利 储蓄率 回归分析 抚养比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而老年及少年人口比例较低，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使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呈现出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即称为“人口红利”状态。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北京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北京市目前正处在低抚养比、劳动力供给丰富的时期。然而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的机会稍纵即逝，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是否充分发挥了人口红利在储蓄方面的效应，仍存在着哪些问题，还亟需进一步的检验与探讨。
北京市储蓄率的变动分析
通过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在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一直占据着最高比例，并且从变动态势看基本呈现出上升态势，到2010年高达82.7%。而少儿人口比例则呈现的态势与劳动力人口比例恰恰相反，表现为迅速下滑，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首次低于老年人口比例，与2000年13.6%的水平相比下降了5%之多。虽然在整个过程中，老年人口比例也呈现上升势头，但上升的速度极其缓慢。由此可见截止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表明北京市劳动力资源丰富，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引起的储蓄率的变化。由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科尔和胡佛提出的抚养系数假说认为，少儿抚养比例较高将增大社会抚养负担，使消费需求加大，进而起到降低储蓄的作用。随着成年劳动力的巨大增长，其收入效应则会带动储蓄率的提高。当进入老年抚养比较高的阶段时，消费需求再次加大，储蓄水平又会逐步降低。国内众多学者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对人口红利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然而却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则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一则认为对储蓄率会起到提升的作用。那么，北京市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居民储蓄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呢？
本文采用1995到2010年北京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反应储蓄的变化，如图1所示。北京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1995年的1103.4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7585.20亿元，共增长了16481.75亿元，年均增长1099亿元。从绝对额可以看出，伴随北京市GDP的增长储蓄存款余额也持续上升，并且自2003年开始呈现出超越当年经济总量水平的趋势。从增长速度则反映出，北京每年的储蓄余额较上年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北京城乡居民储蓄与人口年龄构成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于北京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作用检验，本文选用在1964年Leff提出的解释模型，即以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额、老年抚养系数、少儿抚养系数四个指标为解释变量，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1）
在模型中，表示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与GDP比例的自然对数，lny表示当地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g表示经济增长率的自然对数，lnA1表示少儿抚养系数的自然对数，lnA2则表示老年抚养系数，而x0、x1、x2、x3、x4表示待估计的回归系数。
利用SPSS软件中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功能，在检索各年度北京市统计年鉴收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得到1995到2010年北京城乡居民储蓄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2）
回归估算的相关系数R为0.957，判定系数R2为0.885，说明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额”、“老年抚养系数”、“少儿抚养系数”四个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同时多元线性模型表现出较高的拟合度；并且模型估计误差较小，标准误差仅为0.05026。
北京城乡居民储蓄与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状态已确实引发社会的高储蓄率效应，进而还需要分析北京城乡居民较高的储蓄余额是否对GDP的增长产生贡献。首先由1995年至2010年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和GDP绝对额变化趋势的折线图可以直观的反应出（见图2），北京市近年来GDP始终呈现稳定增长状态并且增长幅度较大，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则变现出与GDP趋同的走势，说明二者具有一定的线性相关性。
由此可以构建以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从而揭示北京市的高储蓄对GDP增长的定量影响，模型如下所示：
Y =S0+S1X+ε
其中，Y为北京市GDP绝对值，X为城乡居民储蓄余额，S0与S1为回归模型系数，ε则为随机误差。对北京市1995-2010年GDP和城乡居民储蓄的数据，通过SPSS软件线性回归分析功能可以估算出北京市GDP与城乡居民储蓄余额间的关系方程为：
Y =935.94+0.775X
回归估算的相关系数R为0.994，判定系数R2为0.987，说明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被解释变量“GDP”之间高度相关，同时回归方程也表现出较高的拟合度。两个回归模型系数的显著性检验t值均大于置信度为95%、自由度为14条件下的临界值，说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F =1092.6195>Yα(1,14)=4.6，说明回归关系显著，也通过了检验。由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北京市，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每增加1亿元，则带动GDP增长0.775亿元。
北京市人口红利储蓄效应分析
（一）实证分析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但是，随着人口老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人口红利”可能到2013年时将消耗殆尽。
现在，如下几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保增长不一定能保就业。
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奥肯定律”，即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反向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增长与就业并不一定存在相关关系，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的经济模式一向偏向于大企业，本轮调控后，这种倾向更明显。大企业、大项目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产业对增长贡献大，对就业贡献小。
我们曾通过分析17个行业投入产出表，对投资的增长乘数（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与就业吸纳系数进行排序，得出的结论是，投资增长乘数较高的行业，就业吸纳系数较低。
从去年底开始实施的从紧货币政策，采取的手段包括加息和信贷窗口指导。对信贷的控制也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把握。抓贷款质量，就是要保证安全性和收益性。在小企业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贷款给中小企业对银行来说，风险就加大了，获得贷款的就更是大企业、大项目。
第二，中国的失业率当中，主要构成是自然失业率，这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由于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比例太高，因此，增长与就业的关联度比较低。我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大致为5％，其中，4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是周期失业率。
周期失业是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失业，反周期（促增长）的调控措施只能减少周期失业率。因此，中国要降低失业率，还需着眼于降低自然失业率。中国总的失业率逐年下降，而自然失业率相对稳定，加上大学生就业困难等因素，自然失业率有增长的趋势。
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就是说，政府对自然失业率并非无计可施。中国今年开始实施《就业促进法》，如果能消除一些就业歧视，推动就业服务，加强培训和信息服务，可能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果由于出口增长下降，造成1个百分点的周期失业率，那么，通过降低1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也可以减小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压力。
谁都不希望经济增速下降太快，如果今年全年达到10％，应是不错的结果。但也必须看到，相比去年放缓的1.9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一定影响。
――“刘易斯拐点”初现，“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触底。
“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并不正确。近些年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非常快，人口增长率却在下降，并且计划生育已实施30年了。出生的减少一定会反映在劳动力上，增速大幅度下降是注定的。
这涉及“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的问题。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
当然，“人口红利”概念本身也是存在一定模糊性质。估算“人口红利”，一般使用人口抚养比作变量。人口抚养比是将人口分为三个部分：零岁至15岁，16岁到64岁和65岁以上；用15岁以下部分和65岁以上部分的人数，去比中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抚养比。比值越高，说明人口负担越重。我们测算，人口抚养比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下降，但到2013年会停止下降，随后开始上升。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老龄化。
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对人均GDP增幅的贡献为0.115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GDP的贡献，大约占27％。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继续成立，那么，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GDP增幅下降0.115个百分点。
“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区间。纯粹二元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无需用涨工资来刺激供给。可是，会有一天，雇主如果想雇人，需要给工人涨工资。当这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时，就标志着步入了“刘易斯拐点”。
实际上存在两个“刘易斯拐点”，第一个到来时，需要涨工资才能雇到需要的劳动力；第二个到来时，城乡实现了一体化，即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达到相等。前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后一个则是更长期的过程，持续二三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时机已到。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报酬递减，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必须把增长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有报酬递增。克鲁格曼在1994年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的增长不是奇迹，因为没有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不能持续。
这种看法的不足在于没有认识到“人口红利”的贡献。资本报酬递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是短缺的，这也正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但是，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就不会递减，资本与劳动报酬可以同比例增长。
只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会比较明显。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可以很快，因为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各方面的进步。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为数不多的经济体做到了。它们当时的高速增长依赖的还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因为有“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了多项体制上的解放，“人口红利”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个过程解放了生产力，肯定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很多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是个“残差”。我们按照世行的方法再进行细分，发现推动这个残差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技术效率，一是配置效率。我们最后的解释为，配置效率即劳动力转移，贡献了GDP增长的21％，而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只有3％。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增长较快，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了。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并不必需推动技术进步来推动GDP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很久，但并未发生实质转变，而一直维持着廉价的增长方式。“人口红利”消失的政策启示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时候了。因为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的时候，资本报酬就开始递减。这时，如果还不能转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了。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把依赖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到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研究认为，亚洲“四小龙”在发展后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而前苏联一直是劳动力短缺的，它应该走早期资本主义的路线，却没有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提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看来是从技术少到技术多，从资本密集度低到高。但这其实不是核心。苏联的重工业，资本、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却是负数。
一、关于后人口红利与后发优势的综述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Mason （2001）等在研究东亚奇迹时的计量分析中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Lee et al（2001），Mason （2004）提出了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Lee & Mason（2007）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重要的。A. Mason et al（2008）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第二次人口红利。David de la Croix et al（2009）通过对瑞典经济增长路径的研究也表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长期预测来看具有利益的结合。M.T.Choudhry et al（2010）采用索洛—斯旺模型研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正相关，与总人口负相关，并且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存在差异。 D.E. Bloom et al研究表明对经济起飞的预测在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人口与人口比。国内学者蔡昉、王德文等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刘易斯拐点”已到来，而学者陈友华、马瀛通、王桂新、解保华等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袁志刚也否认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关于劳动要素与后发优势方面的研究：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A.Gerschenkron) 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的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M. Abramovitz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追赶假说。Brezis et al（1993）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蛙跳理论。F.E. Caroleo et al（2010）指出，在世界贸易一体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国家可能脱颖而出。国内学者陈刚等、林毅夫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积累等后发优势，逐步实现了社会与经济体制升级。郭熙保概括出后发优势有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五种类型。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后人口红利问题都只是定性描述，并没有给出公理化的概念及体系，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不尽一致，并且对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的关系研究却较少。后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人口红利的后半部分，即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开始上涨、社会负担逐渐加重、人口红利开始慢慢消失的时期。本文旨在研究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时期如何充分挖掘后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后发优势。
二、中国人口红利现状及问题：总量与结构的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即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因素。然而，近两年劳动力市场供需却发生了逆转，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总量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递减。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报告，农民工数量进一步增加，总量约2.3亿人。此外，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6个城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01年以来市场中岗位需求和求职人数总体上保持上升态势，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特别是2004年以来，市场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始终保持在0.9以上，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间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10年回升至1.01，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虽然农民工总量在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却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另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少了约2000万人。
2.第三产业用工需求有所增长，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普遍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因而用工需求也较大。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调查报告，从需求总量看，2010年监测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8.7%和59.5%，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格局相对稳定。与上年相比，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了0.7个百分点）。另外，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3.用工部门对青壮年劳动力需求较多。目前的“民工荒”主要集中在对青壮年劳动力的需求方面，特别是对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更大。调查报告显示：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体需求的66.3%。从供求状况对比看，25~34岁、35~4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余各年龄组均为劳动力供大于求。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0.92、1.16、1.03和0.75 。
4.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加，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减少。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以成都和重庆为例，2010年两地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5%。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19.4%和22.6%，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7.6个百分点。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流向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增量是最多的，其次是流向中部地区，唯独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增量呈现递减趋势。
5.中西部加入劳动力争夺战，用工荒愈演愈烈。中国的“用工荒”自2003年小范围出现以后，每年在局部地区都会有所体现。进入2011年，“用工荒”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东部沿海不少外贸企业自2009年下半年出口订单逐步恢复以来，一些企业的用工缺口却仍然得不到补充，至2010年，新的岗位缺口使得用工缺口更大。然而就在东部地区遭遇“用工荒”的同时，农村外出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重却在稳步上升。2011年春节过后，原来只是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争夺比较厉害，现在是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都拉开了争夺战。原来只是大城市民工比较短缺，现在不仅是大城市，连中小城市也面临一种招工难的窘境。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中西部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6.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人口老龄化加速。据统计，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三、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原因分析：人口结构与制度因素
目前，中国的“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少。究其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变化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1）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有30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城市和农村小学招生人数的下降可以得到体现。（2）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有学者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增长。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3）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年龄来看，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一般在18岁到35岁之间，其比重占了70%到80%的比重。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和年龄偏大，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竞争中比较艰难，很多人不得不回家去，这就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4）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不少，但真正能直接转移的却不是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要考虑数量，而且还需考虑质量问题。尚未转移的剩余的劳动力主要是年龄偏大、女性、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村人口，造成留守劳动者结构劣化，这部分劳动力转移较难。因此，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已经不像从前能够“无限供给”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从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来看，这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来临。
2.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改善而东部地区产业未能迅速及时升级换代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2010年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因此，在2010年，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产业西进开始加速，中西部地区承接过来的产业跟东部的产业链实际上在同一个层次上。
中西部在进行产业承接的同时，东部地区却未能迅速及时进行产业升级换代。东部地区自身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其第二产业里面，尤其制造业里面，这一块低端产业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跟中西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相差无几。当东中西部同时争夺同一批、同一类低端教育人口的时候，中西部农民工去东部的人数自然会下降，导致竞争更加激烈。
3.中西部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是造成东部地区“民工荒”的直接原因。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几十年形成的极端的企业强势，虽然中国各种经济指标都在增长，但东部沿海出口型企业农民工待遇的工资基本增幅较小。从工资收入绝对数来看，五、六年之前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可目前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从不同地区务工收入的增幅来看，西部地区的增长要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仍未完成，东部地区过分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格局未得到彻底改观，农民工收入难以与中西部地区拉开较大差距，微小的优势难以冲抵背井离乡农民工的成本支出。因此，仍然采取过去的模式招工，自然会出现“民工荒”。这就要求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而提高农民工工资意味着有些低端产业将难以为继，从而可以倒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
4.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的变化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工作的一个机会成本；另一面，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问题，这阻碍着他们外出发展的步伐。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把进厂打工当作积累经验的阶段性职业，而自主创业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有一部分劳动者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学到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便开始自我创业。这样形成总供给减少，需求相对增加的趋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们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已经告别物质贫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需求已经远远超出工资层次，而进入精神层面，譬如认同感、成就感等等。
5.缺乏安居乐业和以人为本的环境是“民工荒”的外在原因。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城市，但是，住房却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障碍。在住房价格高昂的今天，他们想在城市立足，即便是有了一份工作，也只能是望房兴叹。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模式是安居才能乐业，因此，作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条件是由政府提供足够的保障性住房，以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此外，农民工的各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企业和社会又缺少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劳动力市场的软环境如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等问题都是造成“民工荒”的间接因素，部分求职人员的观望态度也加剧了“用工荒”局面。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高位徘徊，有逐步减少的趋势，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情况各不相同，其后发优势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也表现各异。
四、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后发优势比较：粗放与集约并举，优势各异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所以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主要是其产业都处于相同层次的水平，只有认识到了各自的特点，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避免低水平的竞争。
1.中西部地区劳动要素的后发优势。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既可以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可以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可以靠农村不断转移的劳动力来维持。由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数量较多，而所要求的劳动力层次相对较低，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对本身劳动力较多的人口大省来说是个极好的机遇。当地的农村还可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主要表现在：（1）农业技术的革新和农业投入要素的变化等可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2）农村亲友间的互助合作可释放部分劳动力；（3）农闲时可产生季节性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地缘关系，离家较近，可农忙时干农活，闲时则到工厂打工，无须像以往那样长途跋涉到东部地区就业。因此，还可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还表现在技术、资本、制度方面，可以借鉴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吸取教训，得到超越式发展。
2.东部地区实现人口红利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其后发优势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先发地区，具有劳动、技术、资本、制度和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整个产业具备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具体有以下四方面：（1）劳动力方面的后发优势。目前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随着发达国家优秀企业的进入，他们不仅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而且通过各种培训，还会带来东部地区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了人力资本。这有利于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2）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这有利于该地区推动产业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3）资本的后发优势。目前，东部地区资本已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地区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4）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可以减少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有优势，只有挖掘内含性的人口红利，取长补短，才会达到经济增长共赢的局面。
五、后人口红利未来策略：地区性差异化政策，互补共赢
通过分析和比较，东西部地区应采用差异化的人口红利政策，实现互补共赢。具体是：
1.东部地区应走内含式的提高人口红利的道路，通过向高端产业发展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这就要求东部地区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创新经济，重视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改变原有的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还要发挥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开发东部地区的区位间优势资源，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与科研机构进行变革，向高中端的制造业和物联网等领域迈进。如果东部地区致力于更生与创新，出现了中国本土甚至全球认可的高端品牌，那么，这一地区“民工荒”的问题将得到极大地缓解，后发优势也将得以实现。
2.中西部地区应通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目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表现出时差，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西部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其实，中西部地区无论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在土地等市场资源方面，都比东部地区具有更多的优势。
3.推进农业现代化，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解决企业“用工荒”的问题，需要国家的惠农政策从侧重于惠农向侧重于强农转变。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培育和壮大新型现代农民群体，让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通过深化土地流转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务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效益，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人口红利一直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更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用工荒的现象不仅在华南、东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已经出现，而且在四川、湖北等劳务输出的大省也出现了对劳动力的争夺。从前两年用工荒的出现，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劳动力市场争夺战，不难看出，“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延缓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就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关于人口红利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综述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认为人口红利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贡献为1/4～1/3。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式使用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认为“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2]。mason（2001）还指出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还提出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影响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龄化还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还认为，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总人口呈负相关的态势，却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6]。国内研究人口红利的学者也较多。蔡昉（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处于逐渐消退的阶段，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马瀛通（2007）[9]、解保华（2010）[10]等学者通过研究则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红利目前依然存在；学者袁志刚（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认同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这一说法。车士义（2011）还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2]。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人口红利影响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二元结构经济将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拉尼斯和费景汉[14]（1961）针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力的转移有很大影响。托达罗[15]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人口红利影响的问题，国内学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红利。张广婷等（2010）[17]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龙（201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农村公共教育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是抑制农户教育投资的根本诱因之一。李子联（2011）[1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进而提出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赵玉奇等（2012）[20]将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的较多，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各不相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认为具有溢出效应。但在我国正加速步入人口老龄化时期，如何通过加强教育特别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职业教育的问题，其研究则有待深入。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人口红利与剩余劳动力职业教育的关系：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是获得二次人口红利的有效方式
一般认为，人口红利的第一阶段较注重于劳动人口的数量，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到第二阶段，随着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主要靠提高劳动人口的质量、产业的升级换代来延续人口红利，也称之为二次人口红利。
（一）二次人口红利中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综合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人力资本之父。他认为，人力资本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劳动能力，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是由投资形成的，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成本和迁徙费用五个方面。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中，研究者所建立的大量模型仅仅用于度量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目的在于说明教育对增进人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劳动者生产率改进的诸多因素中，除教育外，干中学过程中所积累的劳动经验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二）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的条件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劳动力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人口红利。主要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不仅增加了劳动供给，而且减轻了劳动负担，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劳动负担比下降会带来储蓄的增加和人口投资的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见图1）。
然而年龄结构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需要一系列条件。首先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都涉及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正是实现这一条件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并成功转移到非农部门或者发达地区就业，将引起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此外，劳动力负担比降低带动农村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再进一步带动资本积累增加，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姚先国等人（2007）[21]的研究还表明每1%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gdp增加0.5%～0.85%，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0.34%。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增加人口红利的有效途径。
（三）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特定阶段的年龄结构优势产生的。但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将转变为年老型的人口结构。[22]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这一地区集中了很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产业劳动者创造，技术要求较低。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再加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有了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和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人口的转变开始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趋势。事实上，最近几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尽管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量在减缓。
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继续发挥其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具有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而东部地区则需通过产业升级和加强劳动力培训，挖掘出内涵的人口红利，从而维持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通过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可以增加一部分人口红利。有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行业，劳动生产率与员工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具体是，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并且假定由高中学历员工替代初中学历员工，那么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由大专学历的员工来替代，那么，劳动生产率甚至可提高66%。这就说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总量与结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不平衡
目前，关于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还存在着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极不平衡的矛盾。具体有：
（一）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目前，总的劳动力人口还是基本充足的，但存在结构性矛盾。根据全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9.68%，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 137 093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 149 546人，占50.32%。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处于上升状态。张安良、金彦平（2010）[23]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7%，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01年开始每年增加100万人。然而实际农业生产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以张安良和金彦平的实验结果估算，我国农村仍有将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
然而，尽管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不少，但由于结构性的矛盾，加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企业招工难与农村劳动者就业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很多企业出现招工难的问题，特别是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同时，中西部地区也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使得用工荒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压力也很大，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以河南省为例，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大省。据调查，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 200万，截至2010年底累计转移2 360万，还有800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二）基础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严重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关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通过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发现文盲率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由35 701人下降为26 779人，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则由33 961人上升到38 78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 146人上升为14 032人；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3 611人上升为8 930人。这说明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①（见表1）。
然而，除了基础教育以外，在劳动力技能培训方面，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人数比重高，接受培训的次数偏少。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自外出务工以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为61.1%，高于传统农民工（59.1%）2个百分点。受培训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仅为44.6%，比传统农民工（77.8%）低33.2个百分点；外出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在6次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为11.5%，比传统农民工（14.2%）低2.7个百分点。这就说明，我国农民工在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方面还需大大加强。
（三）“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由于我国产业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土地、环境等要素，为了能够可持续性发展，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事实上，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这些地区产业发展需要的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然而，目前有一定技术、特殊技能，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却相当缺乏。由于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用工短缺现象也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即使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
“民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非重视职业教育不可的地步。目前的情况是，社会“重仕轻工”现象普遍，多年来学生都是把大学深造作为学习的第一目标，以至考大学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们把国家公务员作为职业首选，以至于公务员考试招录比例屡创新高。而职业技术教育却乏人问津，造成招生困难，举步维艰。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发展缓慢。从每年的中考报名咨询会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在普通高中教育的摊位，特别是名校的档口，往往是人头涌涌，水泄不通，而中职教育的档口往往是门可罗雀，报名和咨询人数寥寥无几。其实中职教育的学校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原因，总认为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低人一等。导致分数高的学生都去报考普通高中，而分数低的学生，即使内心极不愿意，也只能被迫报考中职学校。这就是社会观念轻视职业教育而造成的。
四、职业技术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制度不健全、体系不完善
造成目前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是技工荒，而技工荒的原因是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滞后性，那么，职业技术教育落后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呢？以下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宏观因素：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
1. 制度不够健全。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果的最大因素。政府缺乏统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规定，每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但没有出台具体相应的法律法规，更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政策出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在实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方面说的多，行动的少，实际投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更少，甚至有的政府部门谋求部门利益，把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看作是摇钱树，导致培训机构、培训设施重复建设和培训队伍低水平运作。
2. 投入经费不足。目前培训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政府、企业和农民。农民普遍存在不愿意或者愿意但支付不起培训费用的现象。企业由于对培训不重视和短期行为，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培训经费。国家“阳光工程”补助培训经费和省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补助培训经费虽然总体数额不小，但分摊到单位劳动力的培训经费偏少，不能满足培训所需。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投入偏少，在贫困地区经常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不能足额下发等情况，甚至出现资金拨付部门克扣培训经费现象，这无形中减少了人均培训经费。
此外，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因素之一。劳动者自由流动和自由迁移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尽管改革开放使对劳动者流动的限制逐步放宽，但由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其他一系列制度与福利，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等形成了强大的阻力，阻止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
（二）微观因素：企业个人不重视、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1. 企业和个人不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管理观念落后，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积极性，致使企业教育缺位。即使输入地企业开展了少数农民工培训，也往往是即时性、快餐式的，培训质量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农民工素质普遍偏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较低的利润率使企业难有足够的资金与时间对其员工进行培训。农村劳动者个人也不重视培训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的培训教育能产生经济效益。在老一代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初中及初中学历以下的比重超过50%，即使在新一代农民工中也超过30%。农民工个人文化水平偏低，自我认识不足使农民工本身没有养成接受培训教育的自我意识。这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开展。
2.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培训内容不完善、培训层次较低，劳动力培训与市场需求不对接。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多为一次性培训，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根据2001-2010年情况，从行业角度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趋于回升，说明该行业人才需求旺盛。同时存在人才过剩和人才需求缺口的现状说明了我国劳动力培训存在与市场需求不对称的情况（见表2）。
然而，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完成培训任务，匆匆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没有充分前期调研准备，没有从当前就业形势与劳动需求出发开设针对性较强的专业。培训机构主要从自身资源出发，能开设哪些专业就开哪些专业，没有考虑到市场需求。培训以短期培训为主，很少培训机构会对同一农民工开展持续的培训，由于培训期限偏短，学员只学到相关专业的一些表面知识，缺乏深入学习了解，造成许多学员即使参加了培训，也不具有过硬的技能，无法顺利就业。此外，课程设置不合理，对于进城务工必备的法律保护知识、组织意识、专业生产等方面知识涉及的少，难以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全面要求，造成培训与转移就业衔接不够，出现供给缺口现象。
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途径：制度和模式的创新
尽管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通过创新制度安排，通过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那么，中国有望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一）宏观层面：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政府应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对增加人口红利的重要意义，有关部门需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的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具体是：
1. 建立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的长效机制。政府要制定长期稳定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就业政策，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建立起如同九年制的基础义务教育制度一样，实行免费或低费的职业培训。如建立专门的农民教育和管理培训机构，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建立以村为基础、以乡镇为主阵地、以县为补充的培训体系。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劳务供求信息网络，开展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交流，只有这样，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2. 加大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在职业教育培训的体系中，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尤其是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更具有外部性，虽然用人单位是培训的受益者，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企业一般只能短期受益，其收益可能抵偿不了其培训的投入。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大部分投入应由政府来承担。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作为公共财政的必要支出。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
（二）微观层面：多种模式，按需施教
在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按照行业、区域以及培训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形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为目标，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措施有：
1. 采取社会各种力量多方参与的模式。在由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培训的模式下，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实行多种办学方式进行劳动力培训。同时，培训的方式可采取招投标制和项目管理制等方式，可根据劳务需求方的要求开展定向培训，不断提高培训效率，教育培养好一批就业技能强、从业素质好的农村劳动力大军。
2. 实行对症下药、因材施教的策略。针对农村大龄劳动力的培训，应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工作，加强农民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具备基本文化素质、基本生活能力、基本社会的认识或者能够掌握1～2门种植、养殖新技术。鉴于这部分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层次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特点，可采用分散学与集中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教材方面尽量使用较简单的乡土教材，如可多编写一些卡通式、操作说明式、流程图示等教材，以便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干就灵。对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学校可举办中等学历教育，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输送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由于他们一般都具有九年制的义务教育水平，文化层次不算低，可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更高级各种知识的培训，重点培训学员对实践技能的掌握，多实践操作，少理论学习。
3. 建立完善的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激励机制。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奖励基金，对参加职业培训的劳动力实行困难补贴；对学习技能进步快、表现优秀的农民工实施奖励；对于用人企业和培训单位在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也实行奖励政策，以提高其进行培训工作的积极性。
4. 实行“先培训后就业”或“订单”式培养体制。可在农村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中开设就业转移技能培训课程，并与技术等级证书评定结合起来，以此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培训体系。职业学校还可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接受用人单位的“订单”，按照用人企业的要求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同时，职业技术学校还应优化培训专业，合理确定培训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