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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农经济没有商品交换，不会出现缺物资的现象。
小农经济指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的经济形式。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私有制经济的一种表现。小农经济是男耕女织。 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但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
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自然经济的最本质属性是物质生产的自足自足，和商品经济相对立，而小农经济的最本质属性是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在小块土地上使用落后的手工工具进行分散经营，生产力水平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经济地位不稳定，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易于走向贫富两极分化。
（来源：文章屋网 ）
视概念为一般表述而不作特别处理。分析历史概念的重要以及在课堂教学中价值的意义
【关键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课堂教学
新课改进行了多年，我们在"用教科书"教的过程中比较重视教科书中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对
具体的历史概念要么随意解读一番，要么视概念为一般表述而不作特别处理。然而，有些被忽视的概念无
论是对澄清历史得出结论、连接历史事件的过程，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的内容等都大有裨益。下面
我以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的几个概念为例，在分析的基础上说明历史概念的重要以及在课堂教学中价值的
意义。
一、"民本"与"民主"
民主是热门话题。可有人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早就有了民主，言外之意，现在提出民主是多余
的。
其实，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里根本就没有民主，而且中国古代社会也根本产生不了民主。
不错，2500多年前的孔子提出过"仁政"的思想，后来孟子也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
当时是具有革命性质的先进思想，是贵族领主制社会进入集权官僚制社会经济结果在上层建筑里的反映，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为数量很大却占地很少的小生产者自由民即农民说话（而在之前的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
具，根本没有人的基本权利）。
然而，这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的要害是让统治者懂得"民"在巩固统治中的作
用，使之理解"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它的核心是对民进行驯化、软化、奴化。明确提出只有
"为民着想"、"为民作主"，民才能"安分守己"，天下才能太平。所以，几千年来，魏征、包拯、海瑞这些
清官被推崇备至；"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就成了为官者的最高境
界。民本思想的极致，是期盼救世主的出现；而其主体——"民"，却始终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民主，质言之，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它最早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
现。经商者四处流动，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且成了社会经济的主流，为自己的经济利益着想
，他们在国家政权里面必须有各种各样的民利。民主思想是进口货，只是到了前后才吹入中
国。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除了鼓励知识分子做官外，别的就什么也不重视了，尤其不重视自然科学，更不鼓
励商品经济，"重农抑商"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种田万万年"的思想已经深入国人的骨髓。而知识分子
也只想做官，"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还有
什么比做官更合算呢？世世代代固守在土地上的小生产者农民，只盼当个顺民，聊以糊口，当然信息闭塞
；而知识分子又只想忠于朝廷，"治国平天下"，加上"三纲五常"的机制将其严密地控制着，他们作为社会
个体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还能产生出来表现出来吗？
民本，是为民作主；民主，是人民作主。前者是主"民"；后者是"民"主。要害是主体不同，不可颠倒
。民本，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民主，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来路不同，不能混淆。
二、"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有二：一是分散，一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来自己消费，不是为了进行商品交换；小
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自然经济是自给自
足的经济，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市场交换的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的一种经济
形式。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内涵不同。
小农经济只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自耕农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单位包括多个
家庭组成的经济单位，如封建庄园，但是庄园主并不一定是生产者。
第二，土地所有制基础不同。
小农经济赖以存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自然经济一般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在封建社会
中，自己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称为自耕农，但基于封建土地兼并的发展趋势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和发
展，自耕农逐渐减少。
第三，社会环境不同。
小农经济存在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故有封建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小农经济的类
型；自然经济学存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它与商品经济是根
本对立的。
第四，虽和商品经济共存但性质不同。
小农经济可以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甚至可以说小农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
济是根本对立的，自然经济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二者还是有一些联系的
，如都是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产物，都带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和特点，都以土地所有制为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等。
上述二对历史概念不是"不起眼"的"细节"问题，也不是教学中"可讲可不讲"的知识，如何处理与分析
关键词:理学经济伦理;封建小农经济;发展与促进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算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止“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理学经济伦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封建小农经济发展,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着积极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着消极作用。
从总体上看,理学经济伦理对封建小农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维护和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家族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唐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从土地所有制结构来看,形成了封建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和皇帝、皇室宗亲、官僚贵族、官(乡)绅地主、自耕农、佃农等多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从社会生产结构来看,形成了以耕织一体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条件下的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以及农民与手工业者、与商人的经济联系;从分配结构来看,形成了国家赋税徭役、官吏俸禄、地主地租、工商业利润以及农民劳动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资料等多层次经济利益分层。理学经济伦理把社会伦理问题与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活动纠缠在一起,将经济与伦理相重叠,最后完全从这一思维背景中提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信息和方法,将政治和经济等各种矛盾作宗法伦理的化解和处理。这样,理学经济伦理一方面像一块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伦理规范的经济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条坚硬的河床规范着经济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滥。它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它的人伦道德之网,不仅给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又加上一条伦理纽带,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和多层次性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集权化和稳固化,从而具有极大的调节和聚合作用。
第二,适应了宗法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理学经济伦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强化家族血缘宗法关系,相信这是一种最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由此推而广之,可以达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稳定。正是中国的宗法小农经济与理学伦理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的繁荣。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追求私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恩格斯也强调:“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 但是理学的公利主义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在现实中发挥着巨大的正面作用。这个基础便是宗法制小农经济。因为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一般会更重视情感心理的需要,集体感与凝聚力都是非常强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确乎具有极高的地位。应该指出,小农在一定的时期是具有很大创造力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他们是一种富有进取心并能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渐趋接近一个‘均衡’的水平。在这个均衡之内,生产因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现象。总之,小农作为一个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2] 可以说,对于宗法制的小农经济,只要政府能“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护,至少能给一条生路,他们就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学经济伦理的愿望。然而,尽管统治阶级都希望有这样的经济繁荣,但其贪婪的剥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续做到“为政以德”,天灾人祸总会把宗法制小农经济推向绝境,于是农民们铤而走险,揭杆而起。
第三,适应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这突出地表现在重农主义、均平分配原则和崇俭黜奢消费观方面。“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 中华民族属于农业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历来重视农业生产。重农主义作为封建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一些思想家们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则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宋代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生产力都是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没有新的科学技术的刺激,新的生产方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社会财富的日趋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贫富自发两极分化,只能使财富进一步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劳动又不经营的寄生性的地主阶级手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农或沦为乞丐外别无出路,因而不仅不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反而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更大破坏。理学的均平分配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会各等级分层的财产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而保持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促进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暂繁荣。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4] 生产力越落后,消费水平就越低,社会越贫穷,消费结构就越简单,反之亦然。中国古代社会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形式,它只能提供粮食和衣料。这种小农经济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饭曾经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温饱问题至今在不少地区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可以设想,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会是多么艰难,正像经济史告诉我们的,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只不过是勉强解决温饱,仓库里有一点余粮,而大部分时期,除少数人以外,难免啼饥号寒。历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温饱作为太平盛世的根基、礼乐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温饱为社会消费目标,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崇俭黜奢的消费原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以此作为消费伦理是明智与现实的。它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稳定了国民经济;确保了积蓄,备战备荒;有利于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统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
第四,适应了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需要。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换,商业是封建自然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理学经济伦理虽然轻商,但并不否认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其经济伦理思想广泛地涵摄商业行为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水平低下,市场规则不完善,加之受到种种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与阻碍,价值规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对商品经济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商品交换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欺诈性。理学提出的伦理道德法则作为一种作用于人的心理,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心态协调统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维持封建商业的正常秩序。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促使买卖的公平进行,也愿意接受理学伦理道德教条的约束。例如封建社会后期,民间商业运行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的“伙计”制度,就是我国商人利用理学经济伦理关于“人和”的文化资源,将传统的宗法家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的一项创举。商业“伙计”制度的产生,不仅给日益发展壮大的商业补充了力量,带来了利润,而且也增强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从而促进了古代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理学经济伦理还以一种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商业行为,这就是商人们大都同理学有着世代相沿的“血缘”关系。他们中不少人自幼熟读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书》,深受理学伦理的熏陶,从小就树立了践履儒学理想的抱负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场中累试不第,或因家庭牵累,才弃学经商,弃儒为贾。商人与理学的这种特殊关系,足以表明商人与理学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所以,商人们尽管埋头于苟苟营利的生意场上,却并没有遗忘理学的谆谆教诲,而且当他们在商场上发迹之后,其中不少人跃跃欲展少年志,弃商学儒或捐钱入仕。这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社会荣誉,一种事业成功的装饰,又是一种难得的资本,会给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单从伦理动因来看,正是因为理学既不否定商业的存在而又轻商抑商,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才长期处于稚嫩状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法制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极限。理学经济伦理对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无条件的维护无疑会阻碍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从而妨害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事实上,自唐宋以后,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开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约化的程度来实现的。到了明代中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就明显地受到了边际效用递减律的影响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2]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8-0054-04
一､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基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决定金融发展及其结构,因此只有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征分析入手,才能找到农村金融创新动力的逻辑起点｡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历史比较漫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这本身就蕴含着我国农村问题的特殊魅力｡迄今为止,应当说,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献已比较丰富,但是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制度深层次的探讨,特别是立足于历史长期演进视角者依然鲜见(张杰,2003)｡[1]正是因为如此,今天,大凡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依然无法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这一点在目前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选择适当的分析视角就显得十分重要｡
谈到农村问题,不得不研究农村经济的细胞――农户,宏观层面――农村经济运行正是微观层次――农户行为的有机组合｡国外历史文献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可称之为“理性小农说”｡例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企业,小农的行为准则与企业的行为准则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改造传统农业与企业追求利润过程当中获得创新激励的路径是一致的｡[2]另一类侧重农户生存逻辑,可称之为“生存伦理说”｡蔡亚诺夫(Chayanov)认为,在农业社会当中,农户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是有根本区别的,由于农户不是资本所有者,因而其行为特征不可能与企业主一致,如果说企业家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首先考虑的则是温饱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去进行所谓的成本――收益比较｡[3]为此,农户的行为模式是无法简单套用市场化的分析套路的｡以上两种思路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行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其研究蓝本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如果将视角移至我国农村,会发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黄宗智教授对我国农户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对我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小农命题”｡[4]
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黄宗智认为,我国农民的“半无产化”状态决定了我国小农经济的独特属性:农户除了不多的土地之外再无其他资产,因而是一种“半无产”状态,这种半无产状态又形成了农户独特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与非农佣工收入,以两者之和维持生计｡这种状态在过去表现为农民在种地的同时,还要经常外出扛长工､打短工,在当今的社会中则演变为以“乡下农民”与“城市农民工”双重身份来参与经济活动｡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长时间延续,首先是基于我国农业人口“过密化”的特殊原因,无论是单纯务农收入还是单纯的非农佣工收入,都无法保障农户的生存,只有同时以两者支撑,才能保证生计之需｡黄宗智教授进一步认为,这两种收入的地位不是等量齐观的,务农收入虽然不高,但是一种“生存保险收入”,非农佣工收入尽管可以从形式上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务农收入具有相对稳定性,还因为对农民而言,与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具有无法割舍的文化､习俗与情感联系,土地除了维持生存之外还有确立家庭尊严､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等厚重的内涵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以简单的量化分析来说明的｡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范式对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非但不适用,而且相去甚远｡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黄宗智的分析与蔡亚诺夫的分析结论相似,但从过程与层次上看,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显然要更深入一步,因为他的分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经济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且涉及到了历史人文因素等更为深刻的层面｡根据“小农命题”的逻辑,不难得出推论,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具有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即便是到了当代,外部的市场因素也很难迅速瓦解小农经济的格局｡
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逻辑,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必然要影响到农村的金融结构及其性质｡由于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自我封闭属性,这种经济模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信用活动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在农村所见到的被称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活动常常都与血缘､亲情､邻里关系相关联,而且交易过程都是人格化而非匿名化的,这种金融交易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开放性､匿名性､广泛性相去甚远｡正是因为如此,农村金融内部的创新过程就会表现得迟缓且与外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
二､政府介入状态下金融创新的格局
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延续,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显然是不兼容的,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也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障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政府介入金融创新的逻辑思路必然是:运用政府主导之下的信用力量,使小农经济迅速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无论是从时期将信用社由民办强制转化为官办,还是1994年将中国农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业务划出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1996年的农业银行与信用社分离,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推出等一系列举措无不体现这一基本主导思想｡
从宏观层面分析,这种主导思想与政府的理性预期目标是一致的｡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度里,农业发展缓慢,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滞后,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介入,实施“强制型”或通俗地称为“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般而言,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属于宏观制度层面的创新,尽管其中也可能包含一些十分具体的微观层面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但制度供给一旦确立,相应的微观层面创新内涵与外延也就基本确立了｡
如果将这种创新路径与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路径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典型差异｡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创新主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来自于市场活动,正是由于微观的创新,导致原有的金融制度规则不再适应新的金融交易过程和新的金融活动程序,最后导致一国金融制度､监管规则的调整,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微观､后宏观;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则是先有制度供给,然后出现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交易方式等,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宏观､后微观①｡为何会出现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相反路径,一些学者从我国社会经济的“二重结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在纵向社会结构之下,政府的权威可以降低制度变革成本,至少可以节省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5]为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否定“政府干预”之下的各种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事实上,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以来,农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曾一度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农村金融的作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农行一直是农业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自1980年以来,农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总额逐年增加,由1980年的58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986亿元,增长了41.4倍,年递增20.6%｡农行的农业贷款也在逐年增长,由1980年的128亿元,增长为2000年的4877亿元,增长了37.1倍,年递增18.9%｡从客观上讲,这一阶段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无论是对农业发展还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时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对“超稳态”小农经济是一次不小的冲击｡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没有政府安排下的农业银行､信用社的金融支撑,很难想象大量的乡镇企业会有一个迅速成长阶段｡
但从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绩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还不能令人满意,目前社会各界对农村金融改革最大的非议集中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非均衡性｡关于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与非均衡的问题,笔者已专门做过论述(2006),兹不赘述｡[6]在此,仅结合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做一简要分析｡如前所述,我国的纵向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其推行制度创新的效率,同时也蕴含着制度长期被扭曲的可能性｡
政府作为创新的主导者,要保证制度供给的充分有效性,首先要尽可能大量地占有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事前完全彻底了解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而只能是采取先试点,后推广,通过“在改革当中不断完善”的方式来不断调整改革参数与各方经济利益关系｡前面已经谈到我国的小农经济“超稳态”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属性,因而天然地排斥与外部世界交往(准确地说应当是排斥与血缘､宗族､亲属以外社会圈层的交往)｡因此,政府在主导改革的过程当中,要想获得更加充分信息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不相耦合的情况就会经常出现｡其次,纵向社会权力结构之下制度创新的效率(特别是时间成本方面的优势)是建立在“政策一刀切”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农村如此之广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历史积淀极不相同,统一化的政策措施显然无法“包治百病”｡在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当中,尽管其灵活性比以往的方案已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走出“政策一刀切”的基本套路｡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实际上处于两难抉择过程当中:实施整体划一的变革,节省时间,节省决策成本,有利于排除各方干扰(这也是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最大优势之一),但一旦方案不结合实际,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就会导致改革受挫;而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案尽管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但决策成本大,决策时间长,而且还容易出现实施过程中的“倒逼机制”(亦即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优势难以发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过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从宏观角度再度审视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7]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8]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相比之下,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三重化”的特征,即在政府与贫民之间,有一个商业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并不是政府的幕僚或者人,而是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这个中间层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既与下层贫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同时也与政府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样一来,政府就有可能退出全能型政府而转向功能型政府,这也是西方社会提倡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一｡而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正是由于缺少这样一个连接宏观与微观的“缓冲带”,结果必然导致最高当局事必躬亲｡以正在进行的信用社改革为例,改革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离不开中央银行､银监会这样的高层决策部门过问｡在这样的社会框架当中,即便是决策当局有时间､有精力面面俱到地关注改革的每一个侧面,也会极大地限制甚至是泯灭微观主体创新的主动性｡通过以上的分析,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在今后农村金融体系重构过程当中,应当通过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的方式,将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塑造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当中的中间阶层,使之充当联结宏观制度创新与微观产品､服务创新的桥梁｡如果这一思路是可行的话,那么无疑将会揭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新的一页｡实际上,这样一种中间阶层在我国的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已经初现端倪｡例如前面提到的“温州商团”,他们即不是社会上层幕僚,也不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是形成了一股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从目前来看,这股社会力量行为模式还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演进,其理性化的成份正在不断加深,这样一个阶层成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匿名经济与市场规则内生的过程｡信用活动的匿名化,社会信任的边界突破血缘､宗族､邻里关系的限制,这些都是未来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如果外部制度供给有利于这一深化过程,则解除金融压抑,实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注释:
① 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局部的微观创新超前的情况,但这些创新通常不被归入正规金融创新之列｡例如改革开放中期“三会一部”的出现,这些金融活动就很快地被界定为“不合法”并加以整顿治理或者取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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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yanov.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M] Madison: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4]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一
中国地主制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实物地租、土地买卖和小农经营。它的形成是以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的。在地主制经济下，一家一户的小农，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既从事粮食生产，又种植蔬果，饲养禽畜，还养蚕织帛，种麻棉织布，通过耕以自食，织以自衣，即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以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小块土地经营和家庭劳动的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的这种局限，迫使他们从事商品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维持再生产，从而维持自己家庭的温饱。因此，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不仅有实物平衡，而且有价值平衡。其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自己以实物形态满足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要通过市场进行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农民家庭并不单纯是一个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单位，而是一个包含—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的经济单位。针对这种情况，我曾经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是“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双重结合”的概念。以后又指出，“这种双重结合，是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的基本特征”，它“已经成为农民生产的内在结构”[1] 。这是说，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整体，通过它们的各自运动，又互相依存、互相补充所形成的综合效应，既有利于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的实现，又有利于整个小农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这种生产模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封建社会初期，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水平都比较低下，《管子》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当时农民的生产就自然地主要是解决吃与穿的自给自足问题，逐渐形成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所谓“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如以战国时代的情况为例，《孟子梁惠王》所记载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管子禁藏》所说，民“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这都反映了这种“男耕女织”的情况。正是由于农民主要是生产粮食与布帛，封建国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这种实物赋税反过来更加强了这种耕与织的结合。
中国农耕发达，人民的食物结构历来是以粮食为主。粮食生产在农民的整个生产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据李悝在《尽地力之教》中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农民全家一年的口粮，占其粮食生产量的五分之三。战国时的耕地百亩，折合现在的市亩大约为三十一亩二分。当时五口之家的农民，就要用将近二十市亩土地生产的粮食，才能做到自给口粮，尽管上述数据的准确性与代表性都难以判定，但仍可以说明口粮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的地位。
当时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已经普遍存在。从《孟子滕文公》所记载的情况看，农民要用粮食与从事“陶冶”的手工业者交换“釜甑”和铁农具，要与“梓匠轮舆”之类的木工交换粮食与布帛，还要用粮食与手工业者交换“冠”。甚至有些农民还要与其他农民交换布帛。李悝在上述著作中就说过，有些农民是“衣，人率用钱三百”，靠卖掉粮食来买衣服。尽管当时农民用于交换的粮食与布帛，主要是自用有余和交纳封建赋税以后的剩余生产品，但已不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2] ，而是具有一定数量的经常存在的剩余生产品。这种建立在“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基础上的交换，正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结合的一种原始的简单的表现形式。由于当时农民能够用于交换的生产品还不多，商品性生产还很不发展，农民主要是靠自给性的“男耕女织”来实现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所以当时上述生产双重结构的重心，是在自给性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具有比较强烈的自然经济色彩。
随着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生产的这种模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男耕女织”始终是农民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商品性生产在逐渐增加，具有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农民在逐渐增多。到宋代，“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3] 。福建建宁一带山区的农民，“又多费良田以种瓜植蔗”[4] 。太湖“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桔桑麻”[5] 。这些记载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叶，封建政权取消丝棉布帛的实物赋税之后，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就开始发生变化。在一些自然条件不适宜养蚕织帛、或不适宜种棉织布的地区，许多农民已不从事丝和棉的纺织。特别是到清代前期，棉花虽已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丝麻成为主要的衣著材料，在一些自然条件不适宜种棉的地区，从事棉纺织的农民仍然很少。织布又有一定技术要求，也使许多地区的农民植棉而不织布，或者纺纱而不织布。加以棉花产区和非棉花产区从事棉纺织的经济效益大不相同，遂使农民自给性的棉纺织逐渐向商品性的棉纺织转移，棉花产区的商品性棉纺织日益发展，并形成了许多棉布集中产区。这就导致了农民以自给性“男耕女织”为内容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逐渐削弱和分解。这种发展变化，在清代前期日益显著。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文献资料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如在山东，据康熙《邹县志》说，“妇女不勤纺织，坐而待哺”。如在山西，据乾隆《五台县志》说，“地不产棉，妇女不知纺织，虽尺布亦取给于市肆”。在江苏，乾隆《山阴县志》说，“淮人寸丝尺布皆资于市，桑不知栽，茧不知织，棉不知种，葛不知采”。在江西，同治《瑞金县志》说，“瑞邑既无蚕桑之利，又不获纺织之助，民间妇女皆安坐而仰食于其夫”。
据郑昌淦教授对清代地方志的记载考察，全国直隶等十八个行省中，没有棉纺织的州县约在五百四十个以上，约占全部州县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农村棉纺织很少的奉天、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部分州县(因方志缺少)尚未包括在内。否则，没有棉纺织的州县还会更多一些[6] 。
又据刘秀生教授对清代中后期产棉地区一千零五十九个县的文献资料考察，其中生产棉布的县为六百八十五个，不生产棉布的县为三百七十四个。这是说，就是在产棉地区，不产棉布的县就占达全部县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又对棉纺织比较发达的直隶，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八个省五百二十九个县地方志的记载考察，其中产棉布的县有四百二十三个，不产棉布的县为一百零六个。后者约占全部县总数的五分之一[7] 。
又据吴承明教授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中估算，十九世纪前期为我国农民家庭棉纺织发展最盛的时期，由于前后的资料过少，按1860年计，农村棉纺织户则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非棉纺织户则约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棉纺织发达的江苏省，非棉纺织户也占达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棉纺织不发达的福建和广东两省，非棉纺织户则约占达两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8] 。
上述这些研究，为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记载的不够详明所局限，其数据当然不会是很准确的。但也可以看出，清代前期，农民自给性的棉纺织，特别是纺纱而不织布，虽然还广泛地存在，但是不从事棉纺织的农户却已大量出现。加以农民的商业性农产品生产和包括棉纺织在内的商业性手工业生产，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农民生产双重结合的重心，就自然地从自给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转向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结合，使后者成为广大农民家庭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的主要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过“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的问题，并且指出这在中国表现为“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9] 。到了清代前期，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变化。
但是，自给性的粮食生产仍然在农民的生产中保持着自己的重要地位。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农民也还需要用相当多的耕地来作到口粮自给。如在江南地区，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这是说， 在正常年景，一亩田夏秋两季可收米二石五斗。他又说，农民的口粮，“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是“四口之家”的农民，则约需种田四亩多，才能自给全家的口粮，如果是“五口之家”的农民，则约需种田六亩，才能自给全家的口粮。据教授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说，民国年间，江苏吴江县，一个四口之家的农产，必须有五亩半土地，才足以解决口粮自给。这也可资佐证。江南地区种植粮食的农民，一般是“一夫耕不过十亩”。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农民需要将粮食收获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口粮。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从全国来看是比较高的，其他地区农民的口粮生产，应当还会高于这个比例。尽管商品性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的地位已日渐重要，但是，基于粮食生产对于商品生产具有基础作用的普遍原则，从每个农户来说，自给性的粮食生产仍然是他的商品性生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清代前期，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模式，已获得了普遍而充分的发展。当时，不论南方和北方，许多地方官在“劝农”的时候，都总是按照这种模式来为农民设计生产。乾隆间，河南嵩县知县康基渊就提出，农民应当生产“谷米布帛”以“务本”，而又应当种植经济作物进行“调剂”，以“兼权钱币”。他要求农民的耕地在收“麦后，八分种粟，二分莳蓝。以十亩计，可获粟二十四石，收蓝易价，蓝后种蔬二亩，所出亦可获缗钱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0] 。这是北方的一例。从南方来看，康熙间，湖南长沙县知县朱前诒在《劝民开塘示》中说，农民种田，“大率三十亩，以二十亩栽禾，以八亩种豆，留二亩以种果芋蔬菜等项，按时播种，早晚灌溉，便可取利养家”[11] 。湖南农民的主食是米谷，从明代起，豆类的“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可见他是把豆作为经济作物提出来的。
不但官方的规划是这样，民间的规划也是这样。清初，浙江桐乡县张履祥的友人邬行素病殁，“遗田十亩，池一方，屋数楹”。家有老母、寡妻、长子、稚子与侄。张为其家所规划的生产是：由于“瘠田十亩，自耕仅可足一家之食”，加以家庭人口老弱多，“力不任耕”，难以种稻，遂安排种豆三亩，豆起种麦。种桑三亩，种竹二亩，种果二亩，池畜鱼，还养羊五六头，以其粪畜桑养蚕。这样，“豆麦登，计可足二人之食”。丝绵可以易衣，竹、笋、果与鱼、羊，“俱可易米”。“如勤力而节用，佐以女工，养生送死，可以无缺”[12] 。这里农村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商品性生产项目就安排得多一些。前述官方和民间为农民生产设计的模式，与前引《孟子》、《管子》中所记载的模式，无疑是显然不同的。
顺治《麟游县志》还指出，该县“核桃最佳，于地尤宜”。农民遂“以谷为本，以此为末，本末相权，庶谷不致于竭，而凶年亦可无虞矣”。作者用“本末相权”来概括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中相辅相成的作用，是非常精辟的。这种“本末柑权”，与《孟子》所说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交换，无论是质和量上都大有差别。所有这些记述都正是农民的这种生产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已得到普遍发展的反映。
注释
[1] 参阅拙作《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价值规律在封建社会农民生产中的作用》，同上刊，1991年第2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
[3]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4]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八。
[5]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6] 参阅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第2章。
[7]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 该书第308页。
[9] 《资本论》第3卷第371、373页。
[10] 乾隆《嵩县志》卷一五。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农村经济；金融约束；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4）-05-09-1
0引言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经济发展也趋于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实效，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也有所提高。但是，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农村金融约束就是其中之一。笔者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1金融约束
金融约束就是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业，或者说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内容：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2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二是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供给补充的作用；三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2.1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
一方面，在农村正规的金融机构很难正常运转。例如，如果农民的贷款用于消费，则增大了还款的风险。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在农村属于合理的机构，这种金融机构的特点在于只能维持很简单的经济生产，没有向现代化的农业注入大量的资本。非正规渠道取得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不能有效地运行。同时，非正规资本的利息过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非经济性的问题。所以农村金融结构体系的二元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约束性。
2.2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一种供给补充的作用
现在的金融体系本身属于资本供给的中心渠道，非正规的金融体系属于自发的状态。虽然我国已经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农村的储蓄资本转向投资，流入到城市中，削弱了农村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本身处于转型和相互融合的阶段，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出发，这种金融借贷资本的形式会造成农民很难支付还款，农村经济增长受到高资本低回报的影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资本不完善，制约了获得资本的方式。同时，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支撑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非农业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是暂时地离开农村，他们对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农村土地上。农户的非农收入需要进行有效的补充，不能替代农业收入，缺少现代的资本支撑使小农经济的简单生产得到全面扩张。现在的商业金融机构很难为小农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3结语
关键词：乌江流域；小农意识；多元；兼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农耕是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谋取生活资料来源的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综合表现。农耕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对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71综观乌江流域农耕文化历史，始终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动与静之中，和谐而有序地发展变化着，除了物质层面上的诸如农耕工具、农业品种等文化现象之外，还集合了儒释道文化，及各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为一体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多元、多彩，且具有较强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地域农耕文化特征。
一、传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特征
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Eatwell.J.）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盖特（（Milgate.M.））和纽曼（（Newman.P.））编纂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小农（peasant）是耕种土地的人”，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马洪利等主编的《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丁光远的《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 也都有小农和小农经济的辞条， 这些辞典的解释都强调小农和小农经济指的是为了简单再生产，满足自身食物的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传统农业的个体小生产者，其耕作方式以铁犁牛耕为主。“他们耕种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攫取利润”。[2]40考察乌江流域地区，其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历史上表现为：
第一，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多聚居在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方，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十分困难。正如《劳动歌》写道：“山外原无地，刀耕农当锸，火种野无烟。灌溉难为力，荣枯只问天，传闻春夏日，此岁雨绵绵。”[3]302耕地狭小，环境封闭，加之地质灾难，如水土流失，致使土层浅薄，肥力下降，基岩，石漠化面积扩大，使得人均耕地量面积不大，人们只得在极为狭小、分散的小块土地上从事种植业生产。所以，在乌江流域农耕史上，以“溪峒”①为代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分散、隔绝的山地特征十分明显。人们耕地以自食，纺织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构成“小国寡民”的经济基础。
第二，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其发展是一个从粗陋到完备，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乌江流域农耕文化从使用天然石块，再到对石料经过选择，进行打制和磨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工具的磨制是由于农业发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现的。由于农业的产生，才有了所谓以磨制为特征的新石器。”[4]夏商周时期，虽然私有制已经出现，但乌江流域地区的人们还主要靠集体耕作，使用的农具，绝大部分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仅有少量青铜农具。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出现铁器农具的使用和以及牛耕技术。西汉时期，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开沟与播种同时进行的专用播种农具“耧车”，亦在乌江流域夜郎地区得到了应用。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用于农业灌溉的翻车，用于谷物加工的水碓、水磨，随唐时期创造的新灌溉工具“筒车”，用于水田耕的“曲辕犁”等农业生产工具在乌江流域地区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之后，宋、元、明、清直到中华民国，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工具少有突破和发展。在建国之后实行农村集体化时期，乌江流域部分地区曾出现过短暂的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小型机械化时代，但随着土地承包下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了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农机械化工具昙花一现，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工具出现大面积的倒退。时至今日，在大部分偏僻的农村，其生产仍主要依赖人力、畜力和粑子、锄头、铧犁等手工工具，水平似乎滞留在隋唐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一方面传统农具工艺和操作相对简单。传统农业中的耕、锄、割、脱粒等所使用的犁、木漏、铲、锄、镰刀等工具，没有复杂的机械原理，简单易学，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不需要专门的培训学习，就可掌握，且使用方便，一个人即可操作；另一方面乌江流域地区地形复杂，地貌崎岖，境内山多地少，严峻的生产条件不适合一定规模的现代农耕农具使用。
第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散漫。《墨子》有云：“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多治麻丝葛绪捆布，此其分事也。”在乌江流域农业社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产力中占着主导地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体力劳动是乌江流域地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各自为政、各行各法散漫的经营方式是这一基本模式的特点。
生产规模小，工具简单原始和个体的散漫的生产方式，加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农民祖祖辈辈，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炎炎烈日下在凛冽寒风中劳作，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坐井观天的视野，一方面造就了他们质朴、诚实、勤劳、勇敢的秉性，一方面又养成了他们不思进取、固守成规、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狭隘懦弱等人性缺陷。我们将这种人性缺陷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称之为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乌江流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中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二、多元与兼容的农耕文化特征
（一）差异性与多元性
美国生态学者朱安利・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5]12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形态，也是文化现象赖以产生的载体。从地域上看，乌江流域地区西接云南、北连巴蜀、东临荆湘，南毗岭南，使之天然地与四川、湖南、广西和云南有较多的交往。加之通往邻省的河流多在下游通航，形成一个通道，所以，乌江流域地区东、南、西、北四部分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分别受楚文化、粤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然而，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又客观上造成了乌江流域农耕文化的相对封闭性。无论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粤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在传入乌江流域地区的过程中都受到一定障碍，时间上滞后，空间上有限。大而言之，乌江流域地区的黔东、黔中、黔西、黔北四大块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融合，各具特色；小而言之，山与山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山与坝子之间，似乎各是一个小天地，文化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大于文化的传播，所以，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影响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显示出若干差异和独特之处。譬如说，生产方式上，与技术水平有关，有粗放式的刀耕火种，有集约式的精耕细作；饮食喜酸、喜辣、喜食糯米，长于烟薰、腌制。山地环境，还影响人们的气质，养成一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朴实耿直、粗犷憨厚的民风，从而形成若干特殊的风俗习惯、民俗信仰，在文化上表现出许多特有的自然形态，形成了它多样化格局和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总之，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不但地区间有较大差异，民族间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民族处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表现出乌江流域地区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特点。
（二）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农耕文化特征
乌江流域地区文化具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历史上，各个民族因不同的原因从四面八方迁徙至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和破碎的地形，使生活在乌江流域各区域各民族文化虽然未能得到充分整合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使乌江流域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然而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阻隔不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对流，阻隔不了农业作物的迁徙与交融。一方面，产于乌江流域地区的、稻谷、乌桕、油桐、茶叶、马匹等，通过驿道、水路的运输，改变了周边地区乃至中原地带的农商格局，另一方面，从中原、内地传入进来的玉米、红薯、棉花、洋芋、烟叶等也改变了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种植面貌。同时，各民族之间的互为穿插，特别是与汉族之间的杂错而居，加之封闭式的自然环境逐渐被打破并开放，使得各民族在农耕作业、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在传承与延续的接触点上发生了诸多的变异，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农耕文化特点。正是这个原因，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在兼容、开放与延续性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有着剪不断的文脉关系。
（三）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的农耕文化特征
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先民为了生存、繁衍，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育和培植了具有乌江流域区域特点的农耕文化。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就是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如在服饰方面，尽管各民族的服饰千姿百态、色调多样，但从总的样式来看，其上衣和裤子都较为肥大，特别是袖口和裤口都较为宽松，以便于从事农耕生产；在村落选址方面，为了少占耕地，一般都建在视野开阔而土地见少的坡地上，依山势向上分台而筑。而把那些较为平坦的洼地、坝子、台地留着耕田种地之用，这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山多地少的现实，又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以农为本”，节约用地以求生存和图发展的心理。在乌江流域乌蒙山回族地区，流传有“户户种良田，家家小而全”的谚语，就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体现。在西北高原地带，那些横亘在山梁、山坡上的层层梯田，是乌江流域地区农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闪耀着乌江流域地区人民顺天顺地，接天地之气，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与灵光。在一些不宜于农业耕作的高山草地，则用于放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落英缤纷、鸟唱虫鸣，充分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守则与和谐自然生态的农耕文化思想。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特质和民族风貌，亦从本质上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里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地区在历史上是各民族交往的大走廊和结集地，从不同的地方和区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符号。乌江流域地区山高菁广，地势险峻，山道崎岖，水道不畅的地理生境，使这些民族文化符号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环境下，使乌江地区的农耕文化既具有 “山地文化”的小农经济特征，又具有分异融合、守则和谐的特点。
注释：
①所谓溪峒，从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绝的小区域，在万山丛中，人们以“坝子”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间隔着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圆数里或数十里不等，自成一个小天地。从经济上看，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动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大体可以“自给自足”。
参考文献：
[1]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王承尧等.土家土司史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1.
的分析。而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正确选择农民经济合作的内容、坚定落实“统分结合”的农村经营体制、通过政府主导推动我国目前的农民经济合作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农业生产环节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
从历史学的认知方式来看,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国家的农民经济合作都鲜有在种植生产环节进行的,家庭经营形式在现代农业阶段种植生产过程中长期延存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的确,任何理论都需要放在历史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去验证,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内在本质联系,那就必须从多维度进行逻辑分析。和工业以及农业养殖业相比,农业种植生产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农业种植生产不宜采取大规模集体同质劳动,相反,家庭生产组织形式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首先,农作物生产发育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内作业具有单一性特征,因此使整个生产过程都可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正如亚当·斯密所注意到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都是个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个人兼作……”[1](P362)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不仅是手工工具时代,即便是到现代化大机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也多由个人操作;即便是大型农业机械也不过二人共同协作,所以,在现代农业阶段,不论是较大种植规模的欧美家庭农场,还是较小种植规模的亚洲兼业农户,种植生产过程大都仍是一至二个人完成。在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所有的农场都越来越朝着以两个农业劳动者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转变:丈夫和妻子,或者父亲和儿子”[2](P284)。
其次,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从而使家庭或个体分散劳动得以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可概括为三大类:土地、劳动、资金。资金投入又可再分解为两个亚类:第一类为机械动力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像各类农用机械,其功能在于改善农地作业的物理过程,它的实质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劳动;第二类投入属于农业生化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变农地生产过程的生化性质,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劳动和农业生化类资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产过程中的分散劳动,唯有机械类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为生产要素和工具,可以通过合作购买、分散使用,也可以通过家庭经营形式的型塑,去适应家庭规模经营。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积狭小的国家,大多发展起小型机械,或者推出租赁式机械服务项目等。因此,可以说,机械类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农业生产要素的这种可分性特征,从劳动的客观对象上和物质条件上决定了它和个体家庭分散劳动经营形式的统一。
再次,农业种植生产具有劳动场域广阔性、劳动活动非定位性等特征,极不适宜把劳动者强制集中在一起进行固定性的劳动,而适宜进行个体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动。家庭生产组织形式解决了农业种植活动中监督难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一个交易费用问题;任何一种经济组织都存在一个管理、监督问题,而且,“共同体的扩大,还将增加协调生产决策和分配共同体产品的费用”[3](P38、P93)。解读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使我们避免对大规模劳动组织的盲目崇拜。以此为视角观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就可以发现:家庭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种植生产的分散劳动,能够解决劳动过程监督难、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在农业种植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传统农业、手工劳动形态下,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农业种植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对产业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极大的劳动热情进行劳动的有效投人,而农业生产恰恰只有在家庭农业生产形式下劳动者才蕴含着极高的劳动欲望,才能够实现无监督的激励。这是因为:
第一,家庭生产组织形式使劳动者能够占有一定的生产手段以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从而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生产手段以及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中,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以 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味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统一,意味着劳动者的独立、自由、自主。劳动者对生产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劳动者拥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条件,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如果被劳动者占有使用,就会使劳动者积极地去提高土地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并进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时,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
味着劳动者拥有决策权、灵活处置权、自由行动权,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主动、负责、自律性很高地进行适宜性劳动。
第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对应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的个人处分权,一定条件下,能够较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劳动的热情来自于对成果的预期以及对应的报酬获利。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形式能够使劳动者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从中得到奖惩,因此,为追求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农业家庭经营者都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第三,个体小家庭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农业家庭生产形式以个体家庭为劳动成果归属单位,应合了家庭私有制产生以来,个体小家庭占有财富的社会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妇二人为养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劳动监督成本几乎为零。在当今世界上已进入现代农业的各个国家,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
是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手段的应用,反而使务农的家庭规模变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独生儿子在结婚成家后和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分家单过的情况,绝大多数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两口之家,只有一对夫妻构成。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是现代化生产手段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使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在儿子结婚成家后能够独立地进行生产;二是一对对夫妻之间必然呈现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车”行为。
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张力
长期以来,学界对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户,不论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内容,均习惯称之为“小农经济”。其实,“小农经济”、“小农”、“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小农经济”概念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并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小农经济”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农,后来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农”之中。“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规模狭小,孤立分散、生产手段简单落后、自足自给等。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只赋予小农经济以自然经济的属性。正是基于这些特征和属性界定,人们在论及小农经济时,往往带着轻蔑的贬低口吻。而“小农”应该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虽然规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经济,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就有了学界的“自然小农”、“商品小农”之说。近代以来,中西方都大量存在着商品小农,在拥有现代生产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在亚洲各国仍然盛行着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概念属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畴,它可以是小规模的“小农”,也可是较大规模的“大农”,还可能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所以,肯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绝不等于肯定“小农经济”的相对合理性,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历史主义观点肯定过具有自然经济属性的“小农经济”的历史作用。
通过我们对历史发展和长期实践的观察思考,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判断:家庭经营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能是商品小农;家庭经济在传统农业阶段是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但在现代农业阶段,它也可以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但绝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规模的。由于农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适宜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过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容纳不同的生产手段,为着不同的生产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统一。
第一,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种双重性质的小农经济也存在于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近现代各个时期。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换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商品农户普遍发展。权且不论西欧,就中国近代以来农村各地都相继出现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趋势,形成区域性的、专业生产农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时期商品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已广泛全面发展起了农户商品经济。
第二,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力,更不排斥先进的生产手段。从中世纪的铁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机械化工具,再到现代机械化工具、良种、化肥、农药等一切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农户组织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张力,吸纳着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丰富着自身的内涵,使其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农业经营者及家庭农场转化。
第三,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衔接,不拘泥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农户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其作用在于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它本身并没有‘公’或‘私’的社会属性,可以以不同的所有制为基础,其属性取决于其借以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及其所依附的经济体制的社会属性。”E43(P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