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1 15:59:58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税收政策。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必须既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也要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对现有不够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问题，例如，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货物有关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问题，同破产企业与被兼并企业有关的欠税问题和亏损结转的问题，兼并方或受让方按照国家引导的方向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应给予的企业所得税鼓励问题，以及联营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的所得税重复征税问题等。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1、破产清算是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税收在原则上应该给予支持，但在实践中还必须注意防止“假破产，真逃债”，即一方面把债务包袱卸给国家，另一方面破产企业的原班人马和机器设备，却依旧交由别的企业整体接收的非法行为。
2、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中，对国有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将其收入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对铁路、银行、保险部门的各种收入，也仍然沿用旧办法，全部按部门汇总缴纳给中央。这些办法，助长了在长期条块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别人”的资产可以流入，“自己”的资产不得流出的错误思想，阻碍了存量资产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组。
3、税收只有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大力促进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才有不断增长的税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正是在于后者会比前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对投资和再投资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我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税收优惠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专家们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主要有以下各点：1、从我国投资状况看，存在着宏观规模过大，微观结构失调，不符合产业政策等问题。从财政状况看，在连年赤字的条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资的税收减免，仍然高达百亿元。因此，今后我国对投资的税收优惠，应该加强总额控制，引导企业增加自身投入。2、在优惠方式上，尽可能减少采用增列所得税税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做法。3、鉴于我国科技还不够发达，中小企业居多的实际情况，在投资税收政策上，不仅要给高新技术企业以积极鼓励，而且还要给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以大力扶持；不仅要给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业以鼓励，还要给从事科技开发的科研单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资方向在地区和结构上存在一些失调，建议对在西部地区并且又是生产中所短缺的资源开发，诸如原油、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等资源开发以及农牧业等的投资，给予应有的税收鼓励。5、消费与投资是关系到社会需求与供给的一对重要经济问题，从我国实际出发，对一些税收政策作出调整，以采取引导消费、鼓励投资的政策为佳。6、修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规定，建议以项目优先取代地域性倾斜的政策。7、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投资税收优惠形式。建议除现有的优惠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以外，还可参考国外的税收信贷（即延期纳税）、税收抵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形式。
（三）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鼓励政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同第一、二、三产业一样，也是一种产业，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因此，税收政策应该积极鼓励科技发展，特别是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化。专家们建议：1、根据国家有关科技立法，制订财税部门鼓励科技进步条例，使财税支持科技进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道路。2、税收鼓励应该遵守以下原则：服从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原则；不使被鼓励者产生依赖性的原则；同等鼓励的原则；财政承受能力的原则。3、凡经财税机关会同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企业和单位，允许其建立科技准备金，以便专项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的需要。4、中间试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鉴于其投资大，产品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产品，因此，应该考虑给予优惠。
（四）关于对外开放与税收政策。
1、关于涉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我国涉外税收政策，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而从无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如：优惠项目、层次过多，范围过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平衡，向沿海倾斜；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财政收入流失等。但这些可视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成本。专家们认为看问题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税收优惠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来说，广东省的三个特区和众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优惠最多的地区，也是生产力最活跃和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从1993年起，该省的税收连续四年每年以100亿元的速度递增，增速居全国之首。所以，对两者的关系必须作辩证的分析。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对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加强，总结经验，适当调整我国涉外税收政策。具体建议：（1）全面清理、归并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使优惠政策更为规范、高效、简明和统一；（2）由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倾斜，转向产业与区域相结合，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3）在优惠方式的选择上，可考虑将现行以直接优惠为主方式改为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方式相结合的多种优惠方式；（4）逐步理顺流转税的特殊规定，统一进出口税收政策；（5）完善地方税的优惠规定。
2、关于税收国民待遇问题。由于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财税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下同）给予本国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国民待遇原则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矛盾的，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其基本含义是对外国人的待遇不应低于本国人，因而国民待遇原则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并不矛盾，国民待遇原则不排斥给予外国投资者高于内资企业的待遇。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与涉外税收优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五）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指一个国家对出口商品退还其已征收的增值税，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转税。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能够使本国货物以不含税价进入市场，既能达到增强竞争能力，促进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强比较利益的透明度，达到互利的目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消除出口商品岐视的经济政策，体现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尽管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们不能“短视”，只盯住矛盾不放，而应积极加以完善。因此，专家们建议：1、遵循“规范、实效、简化、统一”的原则，逐步缩小退税率差异，体现公平待遇；尽可能缩短出口退税时间，减轻企业筹集困难；兼顾手续简便和监控严密，提高征纳效率；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税政策的持久执行。2、按照全社会的增值税平均实际负担率，结合对某些差异的微调，确定一个退税率，定期公布执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业消除顾虑，放手经营。3、为了做到退税的横向公平，建议将现行出口分别外贸与生产企业按照进价与销价（FOB）计算增值税改为一律按照进项金额计算增值税。4
、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和统一退税计算方法，建议将企业的增值税负担归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税率减出口退税率）。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负担明确，便于操作管理。5、用税法约束出口退税时间。可以考虑在申请单位办齐出口退税手续后2个月退还税款，逾期由税务机关承诺按银行贷款利率给予补偿。6、建立职责明确、审核有序的出口退税管理系统。由日管机关负责审定出口退税的进项税金；出口退税必须在对企业的进项税金总额、出口收汇等凭征和应征税款额的严密审查以后进行。
二、关于完善税制问题：
（一）关于优化税制结构：
优化税制结构是指，符合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需要的税制结构就是优化的税制结构。从世界各国税制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实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流转税具有征收面广、收入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基本适用，但目前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过小影响了双主体的形成。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当前应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逐渐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二）完善税种
1、关于完善增值税问题：
（1）征税范围问题。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优化，关键不是要不要扩大到劳务领域，而是在劳务领域覆盖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操作上主张循序渐进，分步互位。但在具体征税范围的确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鉴于征税范围的扩大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增值税管理规范的影响，以及现有征管能力的制约，先期可考虑对增值税扣税链条影响较大。也便于操作实施的交通运输业和建筑安装业纳人征范围。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应尽快将那些与货物交易密切相连，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关联度高，与增值税的规范操作抵触较大，管理上便于操作实施的劳务纳入征税范围。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将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解决现行增值税“链条”中断，混合销售界定不清待难题。
（2）选型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张近期仍维持生产型增值税格局，因为它较好地体现了税收的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消费型可视为增值税改革的长期目标。
第二种看法，主张改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作为进项税金分年抵扣。
第三种看法认为，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力，增值税类型的转换只能逐步过渡。当前，可以考虑将“消费型”增值税当成产业政策来利用，实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费型增值税。具体设想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中采用“消费型”，将抵扣的资本物限定为技术、设备，旨在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并抑制投资扩张。转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予以缓解或弥补。比如，对固定资产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别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对前者在规定的购置年限内允许部分抵扣，对后者一般当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递增，直到全额抵扣。
（3）税率优化问题。第一，税率结构模式的选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主张简并税率档次，认为单一税率结构可以有效消除“无税扣税”、“低税高扣”等弊端。一是维持当前的双税率格局，并且，双税率结构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税率的量度调整。同世界上实行增值税国家比较，我国基本税率适度，可继续维持。但优惠税率有偏高之嫌，可考虑向下微调为11％。第三，弱化优惠税率累退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考虑在技术上设定一个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税率与优惠税率的率差），同时在全部纳税环节统一执行一档基本税率。当国家在对适用优惠税率的纳税人征税时，除按照发票扣税外，再补扣一个设定的扣除率，从而保证抵扣和链条的完整，解决因优惠税率的应用而造成税负在纳税人之间转嫁的难题。
（4）增值税的管理问题。汉前增值税管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税收流失严重，必须加大增值税规范化管理的力度。其具体办法有，第一，改进和加强发票管理办法。第二，整顿和加强银行账户管理并实行增值税税金结算专户管理。第三，赋予税务机关在异常申报方面的核定征税权，制定转让定价和利息、费用分摊的专门规定。第四，改革现行增值税制度简化“三附表”的填报内容。建立税务机关辅导后再申报的纳税辅导制度。
2、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
（1）纳税人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当遵循国际惯例，以法人为纳税人。另一种意见认为仅以法人为纳税人是涵盖不全的。所以统一后的所得税应称为“经营所得税”，凡有经营所得的企业、单位和组织，均视为纳税人。
（2）税率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比例税率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所得税率，它具有计算简便、透明度高和可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的优点，所以，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仍采用30％的比例税率。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可采用三种形式：一是比例税率，其税率可维持现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档累进税率；三是以比例税率为基本税率，制定三级超额累进的优惠税率，即10％、20％和30％。
（3）应税所得额的确定问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管理较乱，税基受侵蚀，税款流失严重。因此，要从多种途径探寻建立企业所得税会计的办法，如建立相对独立的由若干计税扣除标准组成的所得税会计制度，彻底消除企业财务制度对计税所得的影响，对实行计税工资办法的人员要有明确的界定，明确汇总纳税企业税前扣除项目的具体标准等。所以应同时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与企业财会制度完全分离的分行业税前扣除标准。
3、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途的税种之一。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影响着其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加以完善。
第一，改进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以“分类综合所得税”取代当前的“分类所得税”计征模式，可将之视为改革的目标。但这种税制模式操作比较复杂，征管成本过高，近期不宜实行。目前只能在“分类所得税”模式下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改进。基本设想：一是改进对“工资、薪金所得”课税的费用扣除方法，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使费用扣除标准与物价指数挂钩，同时，按纳税人生活费用支出内容不同分别设置基础扣除，赡养扣除、特定支出扣除等项目，充分照顾不同纳税人家庭状况的差别，使税收负担更公平合理。二是改进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计算征收方法，在未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之前，可考虑先实行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计征方法，以均衡税负，防范偷漏税。三是调整税率，简并“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的级次，并适当调低其最高边际税率，以更好体现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调整有关所得项目的适用税率
1.观摩学习课堂教学，加强教师结对互动
要更好地开展结对数学教学工作，实现双方学校学生对网络教育资源的和谐有效共享，可以先请乡村学校教师前往结对城市学校旁听教师的讲课活动，观摩城市教师如何利用现代化教育资源开展数学教学活动，学习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在听课活动结束后，再将城乡双方教师聚集在一起，针对数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展开详细交流。首先由上课的教师对自己课堂教学方案的设计想法进行详细阐述，加深在场其他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再由乡村学校教师对讲课教师的课堂活动进行点评。经过对教学活动的观摩学习以及双方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能够更加了解对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也能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秀教学经验，调整教学形式，以确保结对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例如，在小学二年级数学“搭配”的教学活动中，乡村学校教师通过观摩，可以了解到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会利用互联网设备设计开宝箱的游戏，且将学生喜爱的小猪佩奇卡通形象与游戏结合起来，瞬间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对游戏展开深入思考，并踊跃回答多种数字排列方法。通过课堂观摩和教学研讨，乡村教师能够学会和掌握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教师结对的方式来帮助和促进乡村教师更好地提升与发展。
2.打造数学同步课堂，共享课堂教学资源
城乡结对互动，除了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外，还可以借助网络的神奇力量，打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空间壁垒，让城乡学校的学生实现课堂同步学习和互动，真正做到教学共享。这种创新性的结对课堂，充分体现出了“互联网+”下教育的优越性和便利性，既能让乡村学校的学生体会到城市学生的课堂氛围与学习方式，也真正做到了课堂教学的零距离，两个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展开互动交流，乡村学校的学生还能回答城市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这种趣味性的教学课堂中，也更有学习热情。例如，在开展“认识公顷”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借助互联网设备，打造数学同步课堂，乡村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城市教师开展的教学活动，还能与教师进行对话，教师先询问两边的学生，都知道哪些面积单位，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1cm2、1dm2、1m2的物体分别有哪些呢？双方学生因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会说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答案，城乡学生也能通过对方的回答开阔自己的思维。随后，教师在课堂上开展认识1公顷的合作探究活动，乡村学生在观看城市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时，能够了解和学习到更多新颖的合作学习方法，在以后的数学课堂中，乡村学校学生也能更好地与教师展开互动交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探究活动，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
3.结对进行教学研讨，提升合作课堂效果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城乡结对互动教学，要求学校和教师利用好手中的资源与设备，探索更加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先进数学教学模式，真正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城乡双方义务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为此，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还要积极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开展结对教研活动，提升同步教研工作的时效性，促进结对教研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例如，在开展线上同步教研工作时，首先由双方分别介绍本校该年段数学备课组的日常工作，包括如何制订教学计划、如何分配集体备课任务、如何命制过关卷和单元卷、如何开展特色活动、如何共享优质资源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此一来，结对教师就会对双方的备课工作了解得更加细致深入。这一环节结束后，结对双方备课组教师，再针对单元测试卷的磨卷内容展开交流探讨，包括对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等主要内容的讨论。通过这种线上同步研讨的方式，双方学校教师能够在互相沟通的过程中，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研讨活动也真正做到了求真务实，契合教学新常规的工作要求，与会教师能够在研讨过程中，受到良好引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确保结对互动教学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网络视频技术为两校教师开展教研交流工作，构建了更加顺畅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学课堂教学差距，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丰富同步课堂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为了确保城市学校能够为乡村学校提供更加优质的帮扶服务，提供支援的学校要从本校学生和被支援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展同步数学课堂活动前，做好一课三磨工作。要组内进行磨课，其次教研单位内进行磨课，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实施高质量的同步数学教学活动。这样的互联网+数学同步课堂，能够为双方学校的学生提供更多互动的机会，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各抒己见，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例如，教师可以在数学同步课堂上，设计辩论式的两校学生互动任务。例如，在开展“观察物体”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设计游乐园的生活情境，并在情境动画中融入加减法的问题，请两边的同学动脑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后，双方学生可以列举出多种不同的解法，教师引导学生将这些算式列法进行归类，然后请两边的学生分别说说自己更喜欢哪种解法，这种解法叫什么，喜欢这种解法的理由。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学生能够养成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与此同时，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还需要重视教学活动后的教学反馈工作。在同步课堂结束后，双方教师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情况展开交流，在交流中反思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课堂教学互动情况。通过课后的交流与反思，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确保后续的同步课堂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效。
5.拓展线上教学模式，拓展学生思维能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结对学校之间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学校之间还可以利用天天智慧课堂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共享双方学校的优秀直播课例；还可以针对数学教学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开展网络拓展课程共享活动。通过这两种结对互动的方式，能够确保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展开良好的互动，教师在一起观看直播课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参与教学研讨工作，积极发表自己对课例的看法，并通过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双方教师在评论留言互动的过程中，也做到了互相交流心得和经验，能够更好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学生们在一起观看拓展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钻研和探讨教学内容中的实践部分，以合作的形式来完成拓展课程中的教学任务，实现两校学生之间的更好交流互动，令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视野得到更好的拓展。
6.组织线上交换课堂，实现两校互利共赢
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让学生接触到更多教师的教学风格，城乡教师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数学交换课堂活动。这种新的线上教学模式，可以让两校教师不走出校门也能参与精彩的教学研讨工作，实现两所学校互利共赢的教学研修效果。例如，在开展六年级数学同步课堂活动时，城市学校教师先为学生讲解一堂关于圆的知识的复习整理课，以“圆形是最美的图形”引出问题，为什么圆形最美，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思考积极性，引导学生总结出圆形一中同长的特质，随后，教师为学生展示圆形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的照片，引导学生思考和总结圆形区别于其他图形的特质，通过这种授课方式，为乡村学生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巩固学生的数学知识。紧接着，由乡村地区教师为学生们上一节“生活中的比”数学课，教师以生活中的照片为主线，串联起整堂课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实际场景中理解和掌握比不同部分的名称和比值的概念。在两校教师默契的配合下，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也能充分展开互动，学生们有了更多不同的学习体验，思路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城乡学生携手，共享同一堂精彩的数学课。
7.城乡结对话“双减”，开启数学教育新篇章
在“双减”政策的倡导之下，如何更好地推进城乡结对现代化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成了城乡学校教师首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在“双减”政策之下，城乡教师可以开展双减同步课堂，展示全新的数学教育风采，不断拓展“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学教育新思路。以“双减”背景下的数学同步课堂“什么是周长”教学为例，双方学校的教师首先通过教学研讨，深入把握两校学生的具体学情，在此基础上，教师们围绕“周长的认识和测量”“化曲为直”数学思想的运用、“有序数、同边相加、平移线段”数学方法的运用等内容，设计趣味化的数学教学方案，学生们在由两校教师共同构建的双减同步课堂中，体会到了更多学习数学的乐趣，数学思维得到了有效拓展，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数学知识经验和数学学习方法，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减压力不减效率，减负担不减质量。基于“双减”之下的城乡结对教育活动，还要求教师设计更加有效的同步课堂作业管理模式。双方学校的数学教师，除了要做好前期的协同备课、中期的协同教学以及后期的协同反思以外，还要充分重视前置性作业、课堂作业以及课后作业的有效设计，并且充分落实和完善新的作业反馈策略，有效落实“双减”政策下的同步课堂作业设计。最后，教师还要在双减的政策背景下，做好数学教学“增”的工作，主要包括课前对学情差异的准确预见和深入分析、主教和辅教在协同备课时做好任务分配、准确预见同步课堂教学互动，只有做好以上“增”的工作，才能确保异地学校学生与教师“身在远，声相近”，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线上同步课堂成效。
8.结语
城乡结对互动离不开双方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学校和教师应当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利用网络设备和网络教学资源，打造空中课堂、线上课堂、牵手课堂，探索更加高效的结对互动教学模式，加快实现教育公平，让每个学生都能拥有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参考文献
一、“减”一点
科学有效的作业设计首先要做到“一减”。“一减”指的是减少学生作业量和时长。传统的作业设计中更多的是将作业当作提高学生成绩的工具，忽略了其生本功能。减少学生作业量和时长是回归教育本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健康学习的必要措施。减少作业量和时长并不是指少做或者不做，而是减去不合理的内容，比如单一重复、难度过高、内容过多的作业。作业的设计应该是基于学生学习状况而设定的，从温习巩固和能力提升两个角度来设计，其中温习巩固占70%-80%，能力提升占30%-20%。在作业设计中要设计多种题型，避免题型或者知识点的同质化，从多维度设计作业内容。题量要根据学科特色和学生学习状况来设定。道德与法治的作业设计一般控制在10-15分钟。道德与法治教材八年级下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作业设计分为三个部分：知识结构、重要概念和课后练习，如右图：3.1公民基本权利【知识结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权利{其他{【重要概念】1.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是。2.监督权的对象是。3.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4.公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课后练习】1.关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①我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③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础④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我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A.①②③B.②③④C.②③D.②④2.听民声、聚民智、当家作主议政治。为了谋划好2018年的民生实事项目，温岭市市长于2017年10月15日向全市人民致了一封《民意征集信》，请全市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畅所欲言，提出最关切、最希望办好的民生实事项目。结合所学知识，选出下列哪一组属于公民的政治权利①游行、集会②隐私权③公平交易权④受教育权⑤肖像权⑥言论自由⑦选举权⑧人格尊严权⑨批评建议权⑩人身自由A.③⑥⑧⑩B.③⑤⑦⑩C.①⑥⑦⑨D.②④⑧⑨3.2017年“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建言献策，许多群众还通过网络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人大代表则通过提出议案行使自己的权力。这说明①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②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代表③我国公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④我国公民享有监督权和建议权A.①②④B.①③④C.②③④D.①②③④“知识结构”板块是对本课所学逻辑结构的梳理，将教材文本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更利于学生对教材的结构化解读。既可以达到复习巩固知识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事物的能力。“重要概念”板块是对教材重要知识点的梳理和强化。如果说“知识板块”是对教材宏观的解读，那么“重要概念”就是对从微观角度理解教材。“课后练习”板块则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的理解与运用，提高学生运用所学分析现实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更深入地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和道德素养。
二、“增”一点
道德与法治作业的基础是实现知识目标，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学生能力，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因此，在作业中可以增加人文情怀设计和生本主义的反馈机制，即“一增”。1.增加人文主义的德育内容作业不仅具有强化教学效果的功能，同时还具备育人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增加人文主义的德育内容发挥道德与法治作业的育人功能。在作业设计中，我们可以在页眉或者页脚，或者在文本最后增加一些励志的话，当然也可以与校训相结合，以此达到育人的目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1.上图漫画中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为了①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②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③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④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2.【凝聚奋进力量】伟大出自平凡，点滴造就伟大，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把具体的个人梦融入恢宏壮美的中国梦，每一个奋斗者都是新时代的主角。请运用九年级下册所学知识简要回答“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的依据，并围绕“青少年为实现中国梦接力奋斗”的主题列出两个发言要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3.材料：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责任担当是检验青年学生家国情怀的“试金石”，某班同学在一次主题班会上围绕“走向未来的少年”展开了交流，同学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小琦：学校毕业意味着学习活动的结束，初中生也要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小军：职业与兴趣无法兼顾，走向未来仅有人生规划是不够的。请你任选其中一位同学的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析。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怠慢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道德与法治是一门综合性的德育课程，可以设计德育性作业。比如在端午节时，教师可以让大家办一份手抄报，围绕端午节谈中华文化的传承。这可以让学生亲近中华优秀文化，同时也增强作业的趣味性和吸引力。2.增加生本主义的反馈机制作业实际上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桥梁，学生通过作业来检测自己是否掌握所学，存在哪些不足，而教师也可以通过作业了解学情。如果缺乏作业的反馈，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完成作业。教师对于有进步的学生作业要给予一定鼓励，可以留言“你真棒，继续加油哦”“看好你哦，果然努力就会有回报”……对于完成好的作业给予表扬，可以留言“优秀”“再接再厉”……对于表现不佳的学生作业也要督促，可以留言“还需努力”等。作业反馈形式多样，图片、文字、小礼物、当面反馈等都可以。无论选择哪种形式，重在以学生为主体，结合具体学情作出有针对性的反馈，在激励肯定学生的同时也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三、“新”一点
最近五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界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中，这个问题更具有特殊意义。在2005年之前，中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多是从对外经贸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直到2006年，当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以及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国际收支失衡基本内容并且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性问题之后，实务界和理论界关于认真对待和多角度思考人民币升值压力及汇率政策调整问题的声音才多了起来。
由于汇率决定模型复杂多样而且还因为汇率理论的假说及其政策引申意义，至今难以找到一个可被广泛应用且能够被当成“主流认识”的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一致说法。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也自然要从多角度出发不受限制地进行思索，才有可能从中发掘更深刻些的理论内涵和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目前形势下谈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收支问题，应当考虑以下问题：（1）怎样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机？（2）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严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3）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选择？本文就上述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为何如此强烈
在众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美国无疑是愿望最强烈的一个。据我观察，在美国大致有四类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一是劳工组织，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品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二是制造业资方代表，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低价产品的竞争性威胁；三是一些代表前两类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出于政治考虑以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人身份发表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一类的意见；四是一些从一定的经济学理念和全球货币结构经济结构失衡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的确存在严重低估倾向，如果人民币通过增加汇率弹性等手段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将有助于业已出现明显倾斜的全球货币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也可以部分地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允许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即按照马歇尔——勒纳条件，这个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如果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如果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常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断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2）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如果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农历二十八日（1月25日）下午16时后，北京空气污染指数开始超过220，并一路攀升，达到重度污染、严重污染。而此时，位于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也已连续多日深陷重度雾霾之下。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公开表示，“伦敦的毒空气达到了令人羞愧的程度。”
入冬以来，不只是中国，从印度、伊朗到韩国、英国、法国，都出现了持续大范围的空气污染。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和焦]：雾霾还能治吗？以往的治理路径对不对？
在全球范围挥之不去的雾霾之中，一个重要的“元凶”就是机动车污染。而这在以往的污染防治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今年初，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源解析表明，机动车污染已成为许多大中城市细颗粒物的首要来源，分别占北京的31.3%，上海29.2%，杭州28%，广州21.7%。”“一辆老旧车相当于20-40辆国IV、国V小车排放。一辆重型柴油车相当于200辆小车排放，而且很多不达标。”
此次伦敦重度雾霾中，也有研究发现，“主要是因为天气寒冷无风、交通和燃烧木料锅炉的使用达到峰值。”
这天傍晚，在北京友谊宾馆的一间会客室里，中关村空气污染防控联盟理事会主席、驾道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颜梓清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说：“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山东的实践，如果政府采取措施限行约15%的高污染车，就能快速削减约70%的汽车污染总量，可降低大气污染总量30%以上，在短期内有望明显改善我国空气质量。”
机动车污染防治领域的“老人”
采访中，颜梓清的手机不时响起。她总是客气地回应说“我是小颜”。
其实，她在中国的机动车污染防治领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老人”。
早在1997年，颜梓清就开始从事机动车污染防控技术研究和推广，推广使用的机动车电控补气技术装置，促成了我国化油器车向电喷车的转变。
2001年，颜梓清作为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批复的“汽车排放简易工况法检测技术国产化项目”的总负责人，负责“机动车排放简易工况法检测装备”国产化项目的实施，2002年带领团队研发出适合中国的简易工况法系列技术。
这一研发团队共获得了17项专利和多项软件著作权，多项技术通过成果鉴定并填补了国内空白。简易工况法系列技术主要解决检测数据准确率低和人为作弊的问题，为我国推行对机动车污染控制政策的实施攻克了技术难题。
从2002年起，颜梓清带领团队推动“机动车排放简易工况检测方法”在北京、上海、重庆、山东等地的市场应用，同时参与和推动了汽车检测与维护（I/M）制度在中国的启动和实施。
颜梓清是I/M制度的“拥趸”，她相信只有这套体系，才能改变中国目前不科学的汽车消费规则。“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她说。
颜梓清告诉记者，围绕汽车的规则制定和标准体系建设，美国与欧洲已经斗争了几十年。欧洲汽车工业最为发达，既是其经济支柱，也是技术发源地，“但欧洲最大的问题是，至今为止没有汽车的评价体系。”颜梓清说，造成欧洲是以行驶公里数和年限来淘汰车辆，或者判断车辆状况，维修车辆。
她介绍，相反，美国是通过评价来判别车辆。“评价其实是依据检测的体系建设，如果没有评价体系，对消费者利益就是一种侵害。”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推行了严格“I/M制度”。
I/M制度中执行的“I”（检测制度）就是要找出“高污染车”。美国由各洲立法，要求采用“简易瞬态法检测技术”对车辆进行检测，对检测设备技术质量考核非常严格，目前只有3家公司经过技术质量考核。此外，美国政府对检测数据非常重视，为防止检测数据作假，政府会组织人到检测点监查，以防止检测数据虚假影响政府决策。
颜梓清介绍，美国从1984年到1993年执行了在用车I/M计划。根据美国环保署的分析，美国在用车的一氧化碳（CO）减少了40%，臭氧（O3）下降了21%，氮氧化合物（NOx）和碳氢化合物（HC）形成的气态铅减少了86%，PM10颗粒物削减了20%，每天削减约110吨污染物。所以，美国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了空气污染。
此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英国、哥伦比亚、欧盟等也采用I/M制度，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0年，颜梓清带领团队研究出“柴油车排放微颗粒物重量检测方法”和“汽油车排放微颗粒物重量检测方法”，并取得发明专利；2011年起，她又带领团队开展了机动车排放综合防治体系研究，从2012年开始推出“机动车排放云检测综合技术”，目前己进入实质应用阶段，获得了20多项专利和10多项软件著作权。
在颜梓清看来，我国在控制机动车污染的政策方向和实施措施上，“可能已经步入误区”“多避重就轻、避难就易、避实就虚，造成了大气污染无法控制。”
她解释说，“以北京为例，十几年前大气污染防控和治理的重点是机动车污染，大批淘汰黄面包高污染车。在2006年奥运会之前，北京以烟煤为主的工业比现在多但大气环境质量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这说明当时的治污方向是对的。”
颜梓清说，但这之后，大气污染防控治理对象和措施变了，“对防控机动车污染重视不够，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不利于污染总量控制和新技术的发展。”
她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刘昭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卢希果、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污染与控制研究所所长傅立新及颜梓清等专家就参加了由原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组织成立的“I/M机动车污染防控研究小组”。
专家们研究发现，一辆高排放车辆排放的污染物，可以达到正常机动车的10倍以上。而检测出这些高排放车辆并有针对性地重点治理，是削减在用车排放污染物总量的最有效办法。
另一个让颜梓清坚信自己判断的例子，就是2015年8月20日～9月3日期间，大阅兵前夕，北京市城区PM2.5浓度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其中，北京市本地减排贡献为74.1%，河北和天津地区减排贡献为19.7%，其他地区减排贡献为6.2%，“由此确定北京市空气污染的主因是本地源。”她说。
北京工业大学一份学术报告也表明，在2014年APEC峰会和2015年“9・3”阅兵期间，京津冀PM2.5、PM10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日平均减排量分别为168吨、46吨、159吨。北京市在2015年12月8日和19日两次红色预警期间，机动车污染源减排措施对PM2.5浓度降低贡献最大，超过40%。因此，控制好机动车污染对空气质量改善非常重要。
污防“失控”首先出在检测上
问题到底出在哪？
颜梓清对记者说：“主要出在检测上。首先是检测标准与限值的问题。”
目前，我国新车排放标准限值与在用车排放标准限值相差11倍以上。她介绍，新车国Ⅳ标准对规定，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的总量控制为每公里排放1.18克以下为合格，而在用车（上牌车）标准对该三项污染物的合格标准为每公里16.5克以下。
“由于新车标准与在用车标准不统一，实际上仅提高新车标准难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颜梓清说。
中关村空气污染防控联盟的一项调查发现，新车与在用车污染排放的检测方法有多种，而各地实际执行的检测方法并不统一。
2011年，环境保护部通报对全国近千家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的检查整治结果，排查出各类违法违规和不规范检测问题200余项。2015年9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在山东、广东等五省的一些机动车检测站，只要黄牛疏通好关系，尾气不合格的车辆，不需要维修，通过调节检测设备采样管开关、检测设备软件可根据不同指令随意出具检测结果，高污染车不经维修就能检测合格拿到绿标上路行驶。
颜梓清说，这种造假行为导致机动车排污检测数据无效无用，检测无法达到区分车辆达标或不达标的目的，使我国政府控制大气污染失去了技术支撑和政策决策依据，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而对于提升油品质量来降低污染排放的做法，颜梓清也不认同。她解释说，“提高油品质量主要是控制硫、铅、笨、芳烃、稀烃、甲醇、锰、铁等比例，对控制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颗粒物的作用不大。”
研究显示，机动车排放污染主要是燃烧技术和后处理技术的不合格造成的。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颗粒物（PM）主要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而汽车燃烧技术和后处理技术产品是否合格对排污量高低影响非常大。
目前，我国对在用车上路执法管理主要是按车牌号和老旧车限行。“由于检测设备造假严重，检测数据无法分辨出真正合格或不合格的车辆，本应对超标车辆禁止上路行驶的执法政策也就无法实施。”颜梓清说。
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明确，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北京如果不更加严格地控制机动车污染，有可能达不到2017年的目标。”颜梓清有些担忧地说。
不喜欢“环保斗士”的说法
说起驾道科技有限公司名称的由来，颜梓清笑称：“‘驾道’这两个字是我起的，当然有寓意。”
她对记者说：“‘驾’有驾驶汽车的意思，也有管理、评价、控制的意思，目的是控制机动车污染。‘道’既有道路的意思，更有行道义的含义，有一种公益为主的色彩在里面，‘驾道’的宗旨是为健康、为绿色开道，为决策提供技术
支持。”
驾道公司是中关村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软件企业的认定和软件产品的登记）企业，也是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放监测领域的技术依托单位，拥有车辆排放云检测等相关专利技术45项（正在申请中的专利还有10余项）、软件著作权22项，以及5项高于国标、行标的企业标准。
颜梓清介B，由驾道公司独家推出的机动车尾气云检测综合技术，实现了从“检测装备制造商向互联网+检测智能装备运营服务”（工业4.0版）的成功转型，智能化的云检测环检点实现了快速、公开、透明的检测环境，自动对检测数据误差高于10%的检测设备禁止入网，通过实时远程数据质量（克/秒）监管和溯源，按车辆排污量进行分级管理，能科学防控机动车污染总量。
颜梓清告诉记者，从去年9月起，驾道公司在北京、山东推出市场化的“ClC驾道车体检”服务，鼓励车主自觉控制尾气，车主通过检测可全面了解车辆健康状况。驾道公司还设立了“新蓝天贡献奖”，对检测后的超低排放车辆和维修后减排量大的车辆进行奖励。
今年1月8日，记者在颁奖现场看到，一辆车牌号为鲁P1**7M、排放标准为国Ⅳ的马自达家用轿车，因排污量只有0.0094克/公里，相当于每百公里排污量仅0.94克，获得了低排放特等奖；另一辆车牌号为鲁AM**96的二手捷达车，排污量从原来的61.24克/公里下降到维修后的52.49克/公里，也获得了维修减排特等奖。
颜梓清表示，目前排污量大于10克/公里的机动车占总量的15.93%，占污染总量的68.95%。通过检测和维修，可以有效降低机动车污染排放。
数据显示，我国机动车平均每年以2000万辆的数量增长，年检测费用预计约40亿元。此外，2015年底我国在用车总量已达到1.7亿辆，每辆车平均每年检测2次，检测总费用预计达到680亿元；二手车检测平均每年按1000万辆计算，每年检测的总费用也高达20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按照驾道公司的业务拓展计划，2017年在北京各个区都将建立两条以上检测线，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完成布点。年内建立起300条检测线，并完成600万辆车的体检。到2018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都将建立机动车检测线。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颜梓清等专家一直呼吁政府放开对检测机构的行政许可管理，采用检测机构备案制，鼓励检测机构经营模式创新，加强对检测数据的管理。
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国务院认可。今年1月21日，经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其中第24项规定，取消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审批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格许可。并规定，取消审批后，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强化“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严格把关，采用监督检查、能力验证、投放处理、信息公开等多种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该消息传出后，颜梓清在微信群里称，“机动车检测机构认证被取消了，这是重大利好！良性的竞争下，我们一定能赢！收到了大礼，我们会回馈政府和社会更大的礼。”
采访末了，记者给颜梓清出了一道选择题：你认为自己是学者、企业家，还是环保斗士，三选一。
“我觉得还是选‘学者’比较合适。”她对记者说：“我目前还是以研究为主，谈不上是企业家。企业家主要是以赢利为目的，而学者主要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强调社会利益最大化，其次是保证投资者不亏本。”
在颜梓清的个人博客中，她会因对于机动车遥感检测的不同看法而公开质疑某位院士，也会对涉嫌非法经营计量器具产品的某些企业表达不满，更会对某些部门的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保护车辆尾气检测造假的行为表示愤慨。她甚至被环保业内人士贴上“不识趣”“太强势”和“环保斗士”的标签。
“我不喜欢‘环保斗士’的说法。但是，我们研究的好技术被假冒技术企业黑白倒了，研究团队和专家队伍被居心不良的人抹黑，我作为项目负责人，不得不站出来说话。这只是一种澄清。为人处事还是要走正道、行善事、宽容人为主，与强势和‘斗士’挂不上钩。因为我不会做心狠手辣的事，也不会为了谋利而不择手段。”
（责编：张志国）
关键词：职业教育;现状;发展;对策
职业教育面临的现状：
一、生源危机
1.学生数量萎缩。近两年“普高热、中职冷”的“生源大战”局面愈演愈烈。随着学龄人口的变化，初中毕业生本就逐年减少，而在这种形势下，“普高和高校”的扩招导向使得普职比例呈“普增职减”的趋势。而今后几年，职校招生数依然会持续下降。初中毕业生的锐减、普高的扩招、中职缺乏吸引力带来的“招生难”，无疑给职业学校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
2.学生状态处于弱势。由于当前社会普遍存在重学历轻技能;重视普高，轻视职教的思想。人才价值观严重错位，使得家长普遍不愿意让唯一的孩子到技校、中专、职高去学一技之长。许多家长宁愿缴纳高额的费用削尖了脑袋也要把孩子硬塞进高中的队伍，而丝毫不管不顾孩子是否适合普通高中的学习。这也充分反映出技能人才得不到应用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回报，整个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严重不足。而淘汰分流机制下的职校考生分数偏低，比如，一些职业学校不得不录取分数很低的学生，所谓的“二科生”（中考只用勉强考语文、数学），甚至头脑有残疾，根本不适合普通教育方式的学生等，统统都被职校“收编”;“考不上普高到职高”的无奈选择，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心理和人格发展。而把相当数量的不合格初中毕业生教成“学历加证书”的合格职校生谈何容易？“生源质量下降”是职教人的又一感叹。
二、体系割裂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后发的教育类型，在体系上尚不完善，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够太清晰。
1.在层次上衔接不够。过去一般认为，“职业教育”从层次上看主要是指职高、中专和技校等中等层次，高职对于大众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中高职在培养目标、课程、教学模式等方面也缺乏有机的衔接，尽管现在有些中职学校也开办了高职，也还在探索高职教育。中职与普通高校的交叉衔接更是缺乏有效机制。 一旦进入中职，基本就断了孩子们继续深造的可能性，除了成教。
2.在类型上融通不够。初三后分流的职教与普教相互分离、高中阶段的职普二元并存，是我国中等职教模式的一大特色。职普相互融通和渗透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综合高中在国外是成功的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取得经验形成特色，当然目前教育系统已经在大力推行综合高中，但其思维观念的普及尚需一段时间。普通高中渗透职业技术教育也处于浅尝实验阶段。
3.职业培训在正规教育体系中没有正式的地位。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多地属于非正规社会教育系统。但随着职教事业的变化，成人的、非学历的职业培训也应成为中等职业学校的重要功能之一，原有的教育体系显然具有局限性。
三、模式单一
尽管多年来职教取得很多经验，但用它本应有的“多样化”的内在特征来对照，依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化”的痕迹。
1.办学功能单一。几乎所有的职教都离不开学历教育、正规教育。而非学历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仅仅只是一种补充形式。
2.办学体制单一。我们研究发现现有的职业教育由于走学历教育的路线，因此仅有少量是民办教育，其余均为公办学校，有些民办教育不得不挂靠公办教育。与国家积极鼓励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采取社会力量办学的政策不相适应。
3.办学形式单一。职业教育在国际上主要有三种模式：以学校为主的模式、以企业为主的模式、以企业和学校相结合的模式。我国近几年虽也有“校企合作”的提法，但依然是比较典型的学校本位模式，企业和行业参与的力度和广度不甚平衡，其中有认识问题、有政策问题、有企业的困难，但关键还是制度和机制问题。以学校为主的办学模式，带来的是资源和投入的客观需要与实际供给不足的矛盾。中等职业教育原有的办学条件和基础普遍较差，加上这几年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办学压力加重，办学投资力度远远跟不上职校规模的发展速度，使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善，很多职业学校不仅教学设备奇缺，就连实训基地也大多名存实亡。一面是高额的经费投入所引起的世界银行专家的质疑，一面又是依旧不足的经费投入导致职业教育质量效益的难以提高。
4.教学制度单一。学校系统的职业教育几乎都是长学制，或是三年制，或是四年制。一些经济和企业界人士认为，若单纯从职业能力和岗前培训的角度看，许多岗位职业（工种）根本不需要3、4年的培养;而为了一味的满足技能高考的需求，本地教育系统近两年居然“一刀切”的将中职教育模式单方面强行制定成2.5+0.5（即在校的理论学习时间为二年半，实习时间为半年）。另外，职业教育和培训主要是面向企业行业，固定而不灵活的教学制度也不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
四、管理多头
在管理体制上，多头分散的管理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表现为：
1.部门分权。职业教育分属于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各行业部门多头领导。同是职业教育还分普通中职，成人中职，技校等各种纷繁复杂的提法，让人眼花缭乱，却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何种本质区别。
2.证书分管。教育部门发学历证书，劳动部门发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不同行业又有执业证、专业技术等级证，等等。―个中等职业学校或一位职校生要面对多种证书考试。
3.中职与高职分统。同是一类教育，同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却按层次分割开来：中等职教归职成教司（或处），高等职教归高教司（处）。
4.职前与职后分离。职前教育主要是教育部门的事，职后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多是劳动部门、人事部门、各行业、社会和个人的事。
总之，尽管职业教育很复杂，但多头的、分散的管理模式不可避免的形成交叉、争权、推委、扯皮、门户之见等弊端。
五、质量遭非议
中等职教因为先天的不足（人、财、物、办学思想等）和后天的不利因素（社会认识、用工政策、政府导向、自身条件）影响，导致它的社会吸引力和认可度都不是很高。据调查显示：公众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满意度状况，中等职教的分值最低，质量评价不仅低于学前、普通中小学和高校，甚至不如民办、私立学校及继续教育。这种状况需要客观地分析，至少职业教育的复杂性增加了职业学校教育的难度。
第一，文化基础课与专业技能课及实习的双重要求，在有限的学时下很难把握比重适当（尽管教育部门有指导性的比例分配，但其中的科学性有待考证），二者的关系始终困扰着职校，各种说法此起彼伏，畸轻畸重在所难免。
第二，升学与就业两个目标两种标准，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下如何兼顾，难免此消彼长。
第三，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同时获得，孰轻孰重？道理上好说，实践中谈何容易！
第四，由于职校最近几年盲目扩张，一哄而上热门专业，并且出现了“无所不办，无所不能办，无所不敢办”的可笑局面，造成了对口专业教师奇缺，于是赶鸭子上架，东“聘”西“借”，由于教育毕竟有自身的规律，教师培训也有一定时间及过程，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教师队伍中的“人才”型教师流失，还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教师队伍中还出现了结构不合理、专业不对口，使得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五，“双师型”教师的需求与匮乏的矛盾。在职教形势迷茫，理论和技能人才奇缺，人事制度、教师培训机制和流动机制没有健全的形势下，如何扩充“双师型”师资？
问题很多，但是不得不说，仅上述矛盾有些就是学校难以摆平的，需要靠外力来缓解。
针对上述客观存在的问题，本人归纳出以下相应建议，以供参考：
1.要有效的整合资源，治理无序竞争。目前职业学校生源竞争非常激烈，本就生源有限，一些职业学校还在招生宣传上夸大其词，利用中介、回扣等其它手段拉生源，有些学校甚至借助国家助学金直接打出零学费的旗号，严重影响职业学校的正常招生秩序。因此，中等职业教育要振兴，要发展，必须整合所有的职教资源，不分公办的还是民办的，无论是招生就业，还是升学，都要进行全部整合，组建职教集团，从招生、教学管理、就业分配等全方位进行资源整治，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学校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对现有的专业进行实用性的考察，包括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对不应由中等职业学校现有能力开办的专业应及时下令停止该专业的招生，避免其误导学生家长，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对相同的专业也应进行资源重组，避免学校间因利益驱使重复大量开办相同的专业。造成每个学校都有这些专业，专业水平良莠不齐，却都吃不饱的现象。提高综合实力，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办学模式要转变，并突出实用性。 职教资源整合后，要对这一地区的所有职业学校实行统筹管理，对待民办职校也要一视同仁，并建立职业教育专项基金，帮助职校改善办学设施，培训职校教师。职业教育学校要走校企联合的路子，推行企业订单，学校下单，政府买单的人才订单模式，增强学校的自身活力，职业教育还要从用人单位的立场出发，不能惟考试论，而应适应社会和专业发展的需求，在教育中突出职业性、专业性、实用性，才能实现技能人才的合理利用和顺畅流通。职业教育才会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
3.强化教学管理，提高社会认知度。 严格务实的管理，为学生创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也为学生的就业、升学提供良好的条件，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学校自身特点，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推进校企合作，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让企业直接参与学校招生，培养全过程，在培养目标、人才规格、专业设置、知识技能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就业为导向，采取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可试行“学分制”，为不同学习水平者、半工半读者、工学交替者分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只要实现了“管理有方、教学有法、升学有门、就业有路”的办学目标，就会得到社会的赞誉和肯定，就会改变学校上门求生源的尴尬局面。
另外要树立职教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主干地位，特别是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必须改变职教是“二流教育”的看法和做法。就业与再就业工程、促进农村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其实都离不开职业教育和培训。要加强和引导舆论宣传，要创造一个“重技术，重技艺”的社会氛围，国外“博士可能失业，师傅永久吃香”的现象值得深思。就是我国也自古就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提法，但要提高教学质量，改变中职教育的教学体系，切切实实把学生培养成“手艺人”。只有把正确的认识与政策和制度一致起来，职教才能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4.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学校的经费投入分担机制，和提高教师的待遇。职业教育硬件建设经费必须保证逐年增长，但其来源不仅仅依靠政府不断提高的财政投入。校企合作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切实利用企业现有的设施设备，这不失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在有助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也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提高教师待遇，有利于这支本来就不稳定的队伍的持续发展。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稳步的发展。
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全面解决。然而，新的贫困问题以及更高水平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些贫困问题在很大层面都是和城市贫困类似，并且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不断更新对贫困的认知。多维贫困是当前领先的贫困治理理念，对其进行测度和研究有助于与收入贫困状况进行比较，更好地认识中国当前的城市贫困现状。
收入贫困是从传统角度对贫困进行测度和衡量的，该理念也是指导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方法，在具体的贫困举措上也是以相关人群是否在收入上摆脱贫困作为评价贫困治理成效的最核心和最关键指标。由图1可知，中国城市贫困从1981年的27.91%下降到2013年1.79%，绝对贫困问题趋于基本解决，但新的贫困问题、社会排斥等不断出现，教育、健康等问题逐步凸显，生活条件差异显现，而测度这些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则是多维贫困的题中之义（陈宗胜和于涛，2017）。因此，多维贫困是未来中国城市贫困测度需要采取的方法和对策来源。对于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进一步关系，二者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则没有确定答案。从理念设计上来說，阿马蒂亚·森（2013）认为能力贫困是对个人自由更深层次的认知，因而这也就和收入贫困拉开了距离，即二者不是从同一个层面进行分析。OPHI认为，通过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补救而实现对收入贫困的补充。OPHI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实践可行性分析的，为了推广多维贫困治理落到实处，从实际角度考虑各个国家当前扶贫工作的具体情况，而难以纯粹从理念上规划，这就使多维贫困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路更长。因此，笔者认为阿马蒂亚·森是从最终目标论述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关系，而OPHI则主要是基于实践出发。多维贫困治理应该是对应更高发展水平的贫困测度和治理思路。具体到某一国家而言，就要结合该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分阶段、逐步实现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的测度。
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分析
基于阿马蒂亚·森的推动，对贫困的认知也逐步从“收入或消费”的单一维度扩展到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多个维度。阿马蒂亚·森认为，应从能力、功能、权利等角度讨论贫困问题，一方面，贫困的实质是人们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抵御风险等的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贫困往往是和不平等相伴随的。这就是多维贫困指数（MPI）的理论支撑，该指标在考虑教育、健康和其他生活条件之后测度了每个人的贫困剥夺程度。多维贫困指数（M0）将是对非自由或能力贫困的（部分）测度，可以表示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强度的乘积。
M0=H*A
为了测度MPI，学者们提出了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等，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等，2003）、双界线方法（AF方法）等。其中，AF方法应用最为广泛，该方法是由Alkire和Foster（2011）在FGT指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能力理论的多维贫困测度逐步从理论进入政策和实际工作中。牛津大学的OPHI定期公布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是全球多维贫困测度的主要学术研究机构和指导中心，为多维贫困纳入政策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推进工作。世界银行在2011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启用多维贫困指数（MPI），正式取代了人类贫困指数，成为多维贫困走向实践的里程碑式标志。之后，部分国家陆续了官方的多维贫困指标，比如巴拿马、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在中国，以国际扶贫交流中心（IPRCC）为依托，在武陵山等地区进行了多维贫困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其他学者也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研究。多维贫困方法和测度具有较强的政策针对性，也便于从多维视角对城市贫困治理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王小林和Sabina（2009）通过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以收入为标准的贫困发生率;使用维度包括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邹薇和方迎风（2011）使用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三个维度去测度多维贫困，其中生活质量又使用饮用水、卫生设施、做饭燃料、照明、住房和耐用品拥有状况6项指标。张全红和（2015）使用CHNS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多维贫困状况。此外，中国学者也测度了中国的老年人口多维贫困、动态多维贫困、长期多维贫困等（解垩，2015;高帅、毕洁颖，2016;郭熙保、，2016）。
三、中国城市多维贫困测度
本文将构建包含四个维度的中国城市多维贫困指数，并进行子群分解以更清晰地从多维角度分析中国城市贫困问题。
（一）包含收入的多维贫困
1. 维度选取。既有研究一般将MPI分为三个维度，本文认为收入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将其纳入多维贫困指标。这种处理不同于一般的多维贫困维度选择处理，一般反对理由有两类。第一类就是全球多维贫困指数（Global MPI）的处理1，Global MPI之所以没将收入纳入其中，是因为数据约束：一般来说，收入贫困数据多来源于各种调查，而这些传统调查并不包含健康和营养信息;此外，大多数国家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人群的重合度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个理由，本文使用CFPS数据库来分析中国问题，一是数据库中本身含有完整的收入和教育、健康、生活条件指标而不存在数据缺失或不完整的问题;二是本文对多维贫困的研究就是在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趋于基本解决的背景下，探索多维贫困治理的方案，即在未来应该从多维角度对城市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治理举措。因此多维贫困在未来就是对收入贫困指标的替代，这样也就不需要考虑两类指标的互补性强度的大小这一问题。综合这两点理由，本文有效地排除了Global MPI测度的顾虑之处，探索将收入指标纳入到多维贫困测度当中。反对理由的第二类是指部分学者认为将收入指标纳入多维贫困是不合适的，认为收入是能力的外在体现而不是最本源的能力决定因素。按照这个理论，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维度是个人能力的制约或影响因素，而收入是这些变量作用下影响个体福利的中介指标。笔者认为收入本身就是个体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个体社会价值的重要外在表现，进而影响个体福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将收入纳入能力分析是合适的。
此外，笔者也将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三个维度纳入多维贫困的维度衡量上。所以，本文采用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来测度多维贫困。
由于2010年数据维度和2012年、2014年有部分差距，比如在资产方面，2010年资产只统计了汽车、摩托车、拖拉机和电视机等四项资产，这就少于后面两个年度的统计项目因而对城市贫困的区分度较低。因此，本文只计算2012年和2014年两个年度的MPI。
2. 多维贫困临界值的确定。多维贫困指数测度的方法是“双界线”方法，即在维度和指标两个方面都进行临界值设置，以确定相关个体在相应维度和指标上是否被剥夺。在各个具体指标和临界值的选择上，本文认为相关设定应该能够反映城市贫困现状并具有一定的区分度（见表1）。在这个原则之下，城市贫困指标和临界值的选择一般都会高于农村标准。
在收入维度，本文使用上文确定的城市绝对贫困标准来确定相关个体是否在收入维度上被剥夺。比如，在2012年如果个体可支配收入低于4 313元，则认为该个体在收入维度上被剥夺，属于收入贫困。
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维度，本文将以Global MPI为参考，结合中国城市居民的具体特点进行调整，最终确定相应指标。在教育维度，因为中国自1986年起实施9年义务教育，而城市相对农村更有条件普及，所以在教育程度指标中将受教育年限的临界值取为9年。在健康维度，解垩（2015）使用身高体重比作为指标，将BMI值小于18.5定义为健康维度贫困;高帅（2015）使用是否患有疾病和健康状况来表示，但健康状况是由访问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完成，无须向受访者提问”，因此这个指标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本文依据WHO的BMI指数定义营养剥夺情况。此外，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医疗保险是维护个人健康的重要保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个体的职业和工作状况，因此也将其视作个人能力贫困的重要指标。
在生活条件维度，Global MPI的生活水平包括资产、卫生设施、饮用水、做饭燃料、电力、地板六个指标。但是因为中国城市在2014年没通电的家户占比为0.23%（CFPS2014），电力供应基本实现全覆盖而不具有区分度。此外，CFPS数据中没有地板选项，因此也不能作为统计指标。反观城市住房作为一项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重要工具和象征。2014年城市家庭成员拥有完全产权的占比为77.37%（见表2），因此，是否拥有房屋产权是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指标。本文将房屋产权以及拥挤程度作为替代指标列入城市生活水平维度。将家庭成员拥有完全产权、部分产权的住房视为不被剥夺，其他情况则难以从房屋的资产化过程中获得收益，因而可视为被剥夺。
（二）中国城市多维贫困发生率
笔者将通过对2012年和2014年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比较，观察多维贫困的绝对水平和变动情况。此外，笔者通过删减前后的数据，比较分析所有人口和多维贫困人口中单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见表3、表4）。
1. 所有人口的单指标贫困发生率。从表3各个指标的横向比较看，指标间的贫困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在2012年，卫生条件和资产以及饮用水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三个指标。其中卫生条件较差的比例将近三分之一，贫困发生率十分高;资产状况的贫困发生率近四分之一，这说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富裕程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饮用水的贫困发生率将近五分之一，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水源质量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房屋产权和拥挤程度单项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并不是最高选项，然而这两者都是反映居住条件的指标，如果将二者合在一起考察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则形势也比较严峻。因此，上述五个生活条件的指標贫困发生率都较高，这说明虽然中国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即便是对城市人群，其生活条件依然较为窘迫。
此外，收入指标的贫困发生率为16.71%，说明收入状况在多维贫困中也是重要影响指标。医疗保险较高的贫困发生率反应的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的现状。而教育维度较低的贫困发生率则说明中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较为扎实的进展。
从纵向比较看，中国城市单维度的贫困发生率呈现降低趋势。贫困发生率在收入、教育程度、儿童失学、营养状况、医疗保险、资产、卫生、饮用水等指标上都实现了降低，2014年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反映居住条件的房屋产权和拥挤程度的贫困发生率都发生了恶化，其中拥挤程度的贫困发生率更是提高了近60%。这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居住问题严重等问题。
2. 多维贫困人口的单指标贫困发生率。区别于所有人口的贫困发生状况，删减之后的人群均是多维贫困人群，接下来对这部分人群在各个指标下的贫困发生率进行考察。
由表4可知，从多维贫困人口的角度考虑，其单维度贫困发生率显著低于所有人口角度的单维贫困发生率。这说明在非多维贫困人口中，很大部分人群在单个指标上是贫困的。很多指标的多维贫困人口中单维贫困发生率只是所有人口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反映了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严重性。
从横向看，多维贫困人口中的单维贫困发生率与所有人口存在显著差异，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指标分别是收入、卫生条件、资产和教育程度。这说明对于多维贫困人口来说，收入是最显著的贫困发生指标。
从纵向看，多维贫困人口的单维贫困发生率大都是下降的，比如收入、资产和教育程度都实现了2%以上的下降幅度。虽然这几个指标存在较高的贫困发生率，但也是贫困改善最为显著的指标。这很可能说明中国的发展或者采取的相关对策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居民在相关维度的贫困状况。
（三）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状况
贫困临界值k的选取并没有统一标准，笔者依据OPHI通常采用的30%作为划分标准。而在各个k值之下，2014年贫困率均值都低于2012年（见表5），表明中国城市贫困状况逐步好转。
由中国的多维贫困率结果可见（见表6），2014年中国多维贫困状况相较于2012年实现了较大幅度改善。从调整后的人口比例来看，2014年多维贫困率下降1.44%，下降幅度达24.83%。从多维贫困发生率来看，2014年较2012年下降2.84%，下降幅度为21.24%，表明多维贫困人口比例显著下降。从多维贫困强度来看，2014年多维贫困强度为0.414，比2012年下降2.03%，下降幅度为4.67%。多维贫困人口从2012年平均在4.34个维度受到剥夺下降到2014年的4.14，变化不大，显示了多维贫困治理在贫困人群中的难度。
（四）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维度分解
由表7可知，收入依然是城市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2012和2014年都是MPI指数贡献度最大的维度，均超过50%;收入贡献度从2012年的51.19%提高到2014年的54.03%，收入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进一步提升。说明虽然中国城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贫困人群的收入敏感性较大，即便从多维角度看，收入也是城市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
教育程度是多维贫困贡献度第二位的指标，2014年贡献度为10.68%，相较于2012年有所下降。说明对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尤其是年龄较大人群的教育水平缺失成为城市贫困的重要因素。
此外医疗保险和卫生条件是仅次于上述二者的多维贫困贡献因素，二者只是在此期间互换了一下位置，医疗保险从2012年的第三位下降到2014年的第四位，卫生条件则相反。这就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待改善。
城市生活条件虽然从各个具体指标看已经不太严重，但从整体看依然是城市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房屋产权和拥挤程度在内的住房因素也是多维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从收入、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等多个维度着手，有助于改善城市居民的贫困状况。
四、中国城市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异同
多维贫困和收入贫困基于不同的理论对中国城市贫困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果有同也有异。
多维贫困和收入贫困测度有着一些共同之处。第一，从总体测度而言，二者均测度出中国城市贫困逐步改善的趋势，在趋势上是一致的。并较为客观的显示了中国城市贫困的现实状况。第二，收入依然是中国城市贫困的主要衡量指标和影响因素。即便在多维贫困测度中，同样适用中国城市绝对贫困线，收入依然是中国城市多维贫困最主要的贡献因素，贡献度超过一半。
多维贫困和收入贫困也存在诸多差异。其一，二者对省域贫困发生率的测度有差异，四川在多维贫困中属于贫困问题较严重的地区，而在收入贫困中属于一般水平，这说明多维贫困通过较多维度的考察，能更全面地衡量中国城市贫困。其二，多维贫困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城市贫困居民在收入之外，其生活也受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的影响较大。
五、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多维视角
（一）中国城市贫困治理
中国的反贫困政策包括预防性政策、救济性政策和开发性政策。在城市实行的政策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共福利增进政策、贫困预警机制和再就业工程（吴清华，2004）。预防性政策的不足主要是政府制定的贫困线较低而难以确保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救济性政策主要是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制度是以单一的收入指标进行划分，即家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否低于低保线。该制度对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了较好的保护，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保障水平低、覆盖人群窄等方面。从保障水平看，中国的低保标准较多强调食品支出而较少考虑交通、通讯、教育等其他基本需求和开支。这就使其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近年来，中国的低保标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该问题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低保制度实施“补差制”，即按照低保标准与低保家庭人均收入间的差额进行补偿。从激励机制来看，该制度容易诱导贫困人群的福利依赖。针对这一问题，边恕（2014）提出了负所得税激励的政策措施。开发性扶贫的问题存在不切实际、内容单一和缺乏想象力的缺陷（洪大用，2003）。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的重要举措，其中的非正规就业在城市贫困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都阳，2007），成为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就业方式。
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特点有：
第一，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制度建立较晚、保障水平较低，但覆盖面广。中国通过城市低保制度建立起基本的城市扶贫制度，用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制度的基本建立和规模的迅速扩大。但是中国的城市低保标准较低，保障水平有限。当然，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低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整体来看，由于显著的城乡差异，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其生存状况更为恶劣，成为政府一直以来的救助重点。由于户籍制度的保护，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相较于农村居民较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制度也有助于城市居民脱贫。
第二，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带有显著的制度约束特征，即户籍制度是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制度因素。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城市贫困人口虽然也在增加，但部分常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有农村可以回，在遇到进一步的困难之后有退路可走。这就实现了虽然没有将常住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但这部分人群依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中国和国外城市贫困最大的不同之处。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流动人口特征的新变化，这种制度约束性越来越不具有可信性。
第三，中国城市贫困治理践行的是多维贫困的治理理念。陈宗胜（2017）提出中国的减贫工作是包含收入在内的多维扶贫目标、是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共同参与扶贫，扶贫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城市贫困治理中，中国建立起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基础的综合性、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魏后凯和王宁，2013）。所以说，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实际上践行的是多维贫困。
第四，中国具备消除城市贫困的制度基础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濟制度，这就为解决城市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虽然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在事实上采用的是多维贫困的治理理念，但在具体措施上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制度安排。此外，在城市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背景下，剩余人口的脱贫将显得更为困难。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且部分人口陷入贫困。以上诸方面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多维视角着手。
（二）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
能力贫困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收入贫困的治理不是贫困治理的最终目标，最终应该是实现人类的自由选择和发展。在城市绝对贫困已经十分微弱的当代，这无疑为下一步的城市贫困治理提供了选择依据和行动指南。
多维贫困的测度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如何确定多维贫困指标却莫衷一是（见表8），出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瓶颈”，这种“内卷化”问题（李飞等，2013）说明对多维贫困的研究还需要深入和加以探讨。
针对内卷化问题，李飞等（2013）建议从动态和分层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多维贫困的指标确定应该考虑以下原则：第一，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依然只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虽然从贫困率来看已经较低，但从贫困人口规模来看仍然十分庞大，收入贫困依然是贫困的重要方面。而依据本文的测度，收入是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最主要贡献因素，占比超过50%，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因此，从中国发展阶段来讲，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治理不能忽略收入因素。第二，从与世界接轨来看，global MPI是世界银行和100多个国家较通用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主要从教育、收入和生活条件三个维度进行测度，为便于国家交流和沟通，应该注意这三个维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城市贫困在这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这也是中国城市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综上，建议在多维贫困测度的维度上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和分析。以解决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为其从理论落到实践提供可能。当然，在每个维度具体的指标测度和临界值选择上，应结合中国城市的具体状况进行设置和分析。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官僚主义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关键词：中小型乡镇企业；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对策
中小型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乡镇企业凭着自己的坚韧与毅力，硬生生的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挖出了一桶桶“黄金”，并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贯入强劲的动力，这与在区域上的集聚经营模式是分不开的，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中小型乡镇企业的理论基础
中小型乡镇企业在社会科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有着自身成长、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生命周期包括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落期、复苏期等五个阶段，在其成长过程中行走着自己独特的曲线。
（一）形成期
在形成期，只有少数几家中小型企业或厂商，凭借对市场的敏感与自身营销方式的灵活逐渐壮大，由于技术要求低、工序简单，最重要的是有利可图，当地居民开始纷纷效仿成立相近或互补的企业，由于地理上的集中，各个中小型企业间可以在顺利信息交流的前提下进行合作式竞争，而且乡村间的风土人情及宗族关系使得企业间的信任有时显得不可思议，分工的扩大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加上政府在基础设施、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稳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面临广阔的市场，中小型企业同心协力形成规模效应。
（二）成长期
在成长期，中小型企业急速成长，企业产品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开拓的市场越来越广，经营业绩越来越好。中小型企业的劳动力供给了明显的改善，相关的基础设施等投入得到优化，知识的外部性使得邻近的中小型企业之间信息传播得更为迅速。这些益处使得原公司迅速扩张，吸引众多相似行业的中小型企业进入农村地区，这样同一产业内的众多企业、辅机构等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并逐渐建立了内部沟通网络。与形成其相较，该阶段稳定性更好，竞争力更强。
（三）成熟期
在成熟期，中小型乡镇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不经济效益开始显现，工人工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涨，外部竞争更为激烈，这样中小型乡镇企业对外的吸引力便开始逐渐衰退，中小型乡镇企业在对外进展不顺的情况，开始内部的竞争。由于中小型乡镇企业收集的信息十分类同，据此形成的对内竞争者的性质、发展情况、管理方式等方面的看法也大致类似，易形成同化思维，从而限制中小型乡镇企业的创新与突破。中小型乡镇企业也渐渐多采取“模仿”战略，依靠低成本策略以维持企业的生存。
（四）衰落期
在衰落期，个别中小型乡镇企业由于不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或者不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或者自身生命周期的转折等内外各方面的因素，不可避免地陷入发展低谷。中小型乡镇企业内部运营体制逐渐僵化，龙头企业开始寻找新的发展起点而迁走，企业规模与实力大大降低，对企业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是对企业的考验，更是对企业管理者智慧与能力的考察，如何摆脱集群所处的困境，是每个管理者面临的头等问题。
（五）复苏期
在复苏期，中小型乡镇企业开始吸取失败的教训，总结经验，励精要走出这一困境。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目前的状况，如吸引优秀的人才，引进先进的设备，优化企业经营管理结构等，有针对性的，有计划地一步一步推进改革，这样一来，其市场份额逐渐提高，生产能力逐步提升，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也渐渐加强，整个企业的运转情况也慢慢恢复，步入正轨，开始新一轮的扩张与成长。
二、中小型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现状分析
（一）中小型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的统计分析
在2016年上半年，中小型乡镇企业总收入累计预计完成1135.37亿元，同比增长21.5%；增加值预计完成222.56亿元，同比增长14.1%；利润总额69.05亿元，同比增长13.9%；工业增加值111.84亿元，同比增长15.5%；出口产品交货值57.47亿元，同比增长24.9%。
（二）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中小型乡镇企业既为不同生产力水平的企业构建了适宜的发展平台，也为不同层次的劳动者提供了广阔就业空间，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创造了有利条件。80%的青壮年在中小型乡镇企业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岗位与位置，辐射周边多个村落，每年可以提供80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而且由于灵活的用工模式，其人员流动性很大，对人员的需求更是随着销售旺季的到来逐渐扩大，业务范围配送涉及到食品行业、服装行业以及机械行业等，市场潜力十分可观，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中小型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村容村貌，新建村委会办公大楼及村民大会堂，新建街心广场，大街人行道铺设彩砖，整改了全村所有线路，建立了高标准的现代化幼儿园，在街心广场架设了高空射灯。并对农业进行投资，使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农村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三、中小型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员工待遇普遍偏低
中小型乡镇企业的员工多以收入微薄的农民为主，待遇较好的高级技术人员毕竟只是少数，厂长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并没有把改善员工福利，提高员工工资放在重要位置，70%的人月收入在2000 元以下，而且没有节假日，天天得上班，随着企业效益的下降，减员降薪减工时成为各厂长维持利润的主要手段，有的员工虽然没被解雇，但也是上一天班休息一天，毕竟厂里的单子不多。僵化封闭的家族式管理模式使得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成为不可避免。这使得很多忠于中小型乡镇企业的员工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的岗位，但由于产业同构，类型相近，他们会很容易在附近其他工厂里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相应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
中小型乡镇企业受资金、技术等影响，在技术上多为引进模仿、消化吸取行业相关技术，其单个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而且均没有属于自己的研发中心，加上人才的流失，其经营状况仅仅靠原有的规模及低成本来支持，而且由于大多数中小型乡镇企业从事的都是成熟技术生产，技术壁垒相对较低，行业限制也较低，因此，彼此之间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建立起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三）资源、能源浪费严重
由于缺少有计划的长远发展目标，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与投资，工厂里有时成品堆积如山，有时加班加点赶工，资源消耗严重。企业近年来煤炭、电力、用水量越来越多，使得其成本越来越高，利润空间急剧压缩，加上市场饱和度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对外部能源市场、销售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
四、中小型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对策分析
（一）促进中小型乡镇企业的行业自律
中小型乡镇企业要通过加强行业自律，严禁恶性竞争，规范集群内各企业的竞争合作关系，营造出信任、合作的群内氛围；通过建立企业内的统一管理协调机制，制定共同的战略规则与战斗目标，增强企业的整体凝聚力；最终使得各企业既有竞争，更有合作，通过保持各个成员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使企业整体得到良性发展。
（二）提高中小型乡镇企业活力的生命线
需要各中小型乡镇企业自身主动迎合市场需求，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经营状况来更新技术与相关设备，寻求技术创新的支撑点与突破点，引进符合企业现状的管理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乡、村两级政府要注意培育中小型乡镇企业创新的文化氛围和服务体系，从政策上制度上鼓励支持各企业努力追求创新，运用各种手段建立共同合作、技术共享、信息交流等支撑体系，加强对企业管理者经营者的教育培训、技能培养，加大对研究机构等创新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关注。
（三）引进各类优秀人才
提升中小型乡镇企业内部核心创新能力，充分挖掘其自身创新潜力。各企业要重视人才的作用，不仅是技术人才，还应包括各类管理人才等。使得企业内人才优势更加明显，其竞争优势理所当然会越明显。无论是从薪资待遇还是到日常生活，无论是从个人成长还是到人生规划，各企业要采取各种手段方式吸引人才重视人才并且留住人才，这才是使企业能够屹立长青的最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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