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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47-02
一、人口红利及其发展阶段
（一）人口红利的内涵
一般来说，不同的年龄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也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从而形成了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人口结构，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当整个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高储蓄、高增长、高投资的经济局面。相对的，当人口的较大比例是由少儿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将为比较缺乏，就业率较低，社会将承担较重的抚养压力，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
世界各国各地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将会经历人口在生长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指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从而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出现了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出现直接的人口红利阶段。具体来说，人口红利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参与率高，带来了就业人口的增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巨大的人力资本数量优势是此阶段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开始变慢，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数量上的优势作用开始逐渐减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变小；第三个阶段是虽然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已经出现缓慢的趋势，但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得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红利进入质量阶段，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再次出现增大。这个阶段，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成为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最后一个阶段是人口结构的趋势逐渐向老年人口转变，同时少儿的抚养系数开始变大，劳动力人口减少，开始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年龄结构，经济的增长开始依赖于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二、人口红利的影响分析
（一）人口红利的正面影响
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低的社会抚养系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储蓄率，从而有利于资金的积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即使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业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许多现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70―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美国的一所研究所将其称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
（二）人口红利的负面影响
客观上来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相对于实实在在的优惠，它更像是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并加以适当的利用，才会使机会转化为红利，反之，如果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正确和充分的利用，人口红利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城镇下岗和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其次，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情况下，这种就业压力将导致失业率的逐渐上升，贫富差距变大；最后，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与有限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以及由于劳动力之间的同质性等原因，导致劳动力之间出现过度的竞争现象，出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增加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消费率的低迷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三、人口红利与企业转型升级
（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随着未来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也终有消失的时候，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优势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等。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普遍缺乏，特别是普工的岗位没有多少人从事，从而使企业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工作的竞争力将会下降，员工缺乏积极性和创新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也会降低，并且企业“缺工”现象的产生导致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总体成本；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会出现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将会影响到资本市场，表现为资本杠杆率下降，投资的收益率也会降低，整个资产价格都将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股市以及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将会出现低迷的现象，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假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存在障碍，其实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不仅是因为人口年龄的变化，还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降低，人口红利的理论其实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及人口素质的因素，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较低的“世界工厂”，当失去了人口年龄这一优势之后，企业更应该注重转型升级，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换。当前，中国正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由于中西部的快速发展，导致沿海等很多省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不上，这给企业招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企业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企业转型升级能够帮助企业有效的克服过分依靠劳动力发展的弊端，同时也能够提升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对资源环境的污染，有助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加大社保的力度，GDP的增长要惠及大多数的国民，参照GDP的增长速度，企业要稳步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增加企业利润的观点，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劳动者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其次，企业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产品的技术性能及产品质量也会相应的得到提升，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指提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增大岗位培训的投入资金，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再次，企业必须升级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的力度，要改变粗放型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前，企业要更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进军。此外，环境与资源的压力也迫切的要求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使得经济进步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谐的发展。
四、结语
相对于人口优势来说，人口红利更像是一次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使人口红利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人口红利理论简明的指出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但是一味的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经济形势终将会走到尽头，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形势，企业要在人口红利没有消退之时，充分的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也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准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大技术投入成本，合理的分配资源，使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使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真正地做到技术与经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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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荣山.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J].西北人口，2010，(4).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力资源；年龄结构；抚养比；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近几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由此带来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业转移的问题更引发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创新，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转变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的经济学家在对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东亚地区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的经济奇迹研究时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过对东亚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数据和1990年至2025年数据的预测及经济数据的分析证明了人口红利为东亚经济奇迹贡献达到了1/3。经济学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红利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现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学军等学者具体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局面，总人口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高，这一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就被称为“人口红利”。
2 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现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带来社会总负担的加重，进而引起人均产出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反之，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的丰富供给将带来充分就业，那么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年龄人口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二）低社会抚养比
低社会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时期最为显着的特征。社会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因而人口红利亦是由少儿人口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两部分组成。少儿人口红利是由于生育投资不足而转化的一种负债消费，这种负债消费方式在未来是需要加倍偿还的，并且必然会加重未来的人口负担；老年人口红利则是由于生育投资过度而形成的一种预期回报。虽然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在社会总负担人口中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在时间上的变动与方向上的变动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高储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口的转变过程是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代际更替关系。一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一个经济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增加，则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上升，最终带来资本积累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增长效应。因此，高储蓄率是人口红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1949年以来，除了“”和“”的影响外，我国的储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3 人口红利减弱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对策
（一）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区域流动
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必然条件。然而，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使得我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们要实施具有区域差异的就业政策、改革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措施来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积极推进户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导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的合理有序流动，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应。因此，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仅能够给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效应。
（二）全面开发和提升劳动者素质
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完善教育体系的建设规模。东部地区为了避免人口红利过快衰退，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人力资本，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在利用本地不断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来承接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提条件下，为了提高劳动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区的教育投入，不嗵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和层次，扩大人力资本的存量，从质量上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
（三）适时采取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一些国家已经将退休的法定年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延长直接为我们带来两个特别明显的经济效益：一是低龄老年人口继续工作，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二是退休年龄延长，使得一部分赡养的人群转变成了劳动力人群。低龄老年人口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作为计划，在我国未来5-10年内，可以根据职业、技术水平、健康状况，逐步推行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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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家庭储蓄；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KG13mm〗〔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2-0033-06
一、 题提出
个人生命周期中消费和储蓄会随着家庭主要成员年龄变化而变化，这种个体现象上升到宏观就是人口结构转变与储蓄的关系。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应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是随年龄而变化的，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所以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储蓄的影响，进而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影响。
中国自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也面临新常态挑战，那么人口老龄化与居民的储蓄率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人口老龄化关系是怎么样？国际上的居民金融资产的对比情况有说明了什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研究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经济增长“人口陷阱”，即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加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后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这个理论认为人口陷阱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停止不前的根本原因。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1][2]。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将一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成了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初期时，农业部门滞留者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与土地来说基本上是冗余的，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因此现代经济部门在提供一个基本生存工资的条件下，就能够从农业部门汲取充足的劳动力。这个被定义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农业经济部门相对于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还是过多的，但此时农业劳动人口已不再是无限制供给，劳动力变的短缺。为了吸引劳动力的转移，工资水平开始提高。当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或者说两者的工资水平相近时，即到达了“刘易斯第二拐点”，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形成，结束二元经济过剩劳动力的状态。向第三阶段的转变代表着经济自我可持续增长时代的到来[3][4]。
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称为“人口红利”。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出现可以通过生育率的水平来反应。假设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是由一个较高的水平逐渐降到一个较低水平，这时有：（1）当总的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相应比较低的（其他条件不变时）；（2）当生育率逐渐下降，劳动人口比例增加，相应的低龄和老龄的人口较少，抚养率低，获得了人口红利；（3）当生育率继续下降时，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又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图1中虚线部分展示的就是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即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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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6H〗〖STFZ〗图1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图〖HT1.〗〖TS）〗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传导机制：第一，人口红利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变得更有生产性，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二，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在劳动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龄人口抚养比均比较低，导致了更多的居民储蓄。
人口红利除了以上通过人口结构的直接作用，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外，还有第二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基于人们对未来老龄化的预期，拥有更强的储蓄动机，形成额外的积累。此外，若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积累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则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没有什么先后顺序，甚至可以交叠，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建立的良好制度[5]。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往往依据生命周期假说构建实证模型加以验证。Leff（1969）与Modigliani（1970）均为这一方面研究的早期经典文献[6][7]。Leff（1969）该文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Modigliani（1970）更是利用跨国数据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此后，很多学者利用单一国家数据说明人口结构对一国储蓄的影响。例如Horioka（1997）对日本的研究，Modigliani and Cao（2004）对中国的研究。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认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老年抚养比与一国总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Leff，1969；王德文等，2004）[8][9]。
前面的理论综述指出第二人口红利取得的关键环节是老龄化过程中储蓄的形成及资本转化，而第一人口红利亦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来对经济增长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王德文等，2004）。可见，无论是第一人口红利还是第二人口红利均强调储蓄形成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但二者所强调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储蓄产生影响的驱动力是有差别的。本章前面所述关于人口结构对储蓄影响的实证研究显然可以从储蓄形成视角解释第一人口红利。由于人口红利（无论是第一人口红利还是第二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均需要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经济增长等指标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目前还难以说明第二人口红利的直接影响。
三、 中国人口结构与人口红利
我国是人口大国，过多的人口数量给社会资源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于是近几十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就总体而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从“年轻型”到“成年型”，并于200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10%，正式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人口结构的转变导致的是社会抚养比的变化，同时也就伴随着人口红利和社会老龄化的先后到来。表2列出的是1995年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画出对应的少儿抚养比曲线FC、老龄抚养比曲线FO和总抚养比曲线F，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近十几年内，老年抚养比是逐年增加，少儿抚养比是逐年减少，但开始趋于平稳。而对于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趋于平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从2011年开始逐渐有了上升的势头。
如果以人口负担的轻重来衡量人口红利，并且以50%的人口抚养负担作为分界线，那么中国 “人口红利窗口”时期大致是1990年开始，到2030年Y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图2可以看出，目前总的抚养比已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将逐步趋于消失，而伴随着的就是社会的老龄化。
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工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关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同时“人口红利”效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的角度，我们也可预测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此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很大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从而吸纳了大量从农村来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近些年，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力成本开始升高，我国不得不面临产业转型等诸多问题。
四、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实证研究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多方面的，这里将主要研究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一般来所，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并且是通过投资完成的。而一国投资主要是依靠于内部储蓄，因此储蓄对经济拉动的影响不言而喻。
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大致有：（1）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增加也是储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来源；（2）人口抚养负担。在“人口红利窗口”时期，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高，有利于人们的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从第二人口红利出发，其影响路径有：（1）养老预期。在人口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出于养老的目的，将会提前对自我储蓄做出调整；（2）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经济个体对于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的预期，会提高自身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它包括推迟下一代工作年龄，延长教育时间，以及增加教育投入等。图3为人口红利对储蓄影响路径的示意图。
下面将主要探讨人均收入与老龄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首先我们构造一个自变量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储蓄额度函数。公式如下：
在做回归之前，为了避免虚假回归，首先我们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的是最常用的ADF检验，以此来观察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单位根的存在会使得回归分析中出现伪回归。而关于单位根检验，其实是一个随机过程的问题，需要引入白噪声这个变量进行分析。通过EViews软件，可以得到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ΔS、X1、Δ（ΔX2）均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均平稳，即这三个时间序列数据是一阶单整的。
下面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观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在表5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我们以迹检验为例，在5%水平的临界值下，迹统计量44.80208>29.79707，即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这里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以5%为显著水平，ΔS、X1、Δ（ΔX2）三个变量存在着一阶协整关系。
最后通过OLS回归，得到代数表达式为：
以上计量方法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从计量结果上，可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们的分析。回归结果说明了：人均储蓄的增长率和老年抚养比以及人均GDP加速度有着一定的线性关系。X1的系数为正，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储蓄产生的正的影响。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预计寿命的延长，以及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我国老年抚养比的系数将会继续增大。在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未来生活成本的上升，将强化人们的储蓄动机，使人均储蓄不断上升，将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结论让我们意识到人口红利还需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同时需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问题。
五、 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理论上来说，因为人口老龄化中存在养老储蓄的动机问题，所以养老金制度也会影响到家庭储蓄和资产配置。如图4所示，是部分国家金融和家庭资产配置的数据。
从这几个国家情况可以看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属于养老金资产较高的国家，养老金政策也倾向于积累制，但是德国属于传统强调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积累并不高，结果导致德国家庭中投资性和储蓄型积累的比例较高，这是明显的养老金政策影响到了家庭储蓄和资产配置[10][11]。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养老金的积累性不足，人们储蓄的意愿会很高，这就是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储蓄依然居高不下的一个解释。综合来看，如果未来中国养老金政策偏向于积累制，则可以为家庭建立较高的养老金资产积累，人们养老的压力减小，有可能够释放消费的潜力，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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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抚养比；老龄化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与指标刻画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关于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两个人口红利的说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表现出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局面。
对于“第二人口红利”的说法，即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理性的个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论说下，其个人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将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预期的产出和消费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理将导致国民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这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将其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刻画指标很多，国际上统一用劳动力负担来刻画人口红利，相对于劳动力抚养负担，还有一个劳动力经济负担的概念，这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水平的差异比较大，劳动力经济负担大致反映出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情况，这能够更好的测算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社会消费结构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用。然而实际上，抚养负担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过抚养的数量比即劳动力抚养负担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状况。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红利指标即用抚养负担来刻画，而抚养负担又存在理论抚养负担和实际抚养负担。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劳动参与率，若全部的劳动力年龄人口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理论抚养负担与实际抚养负担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实际抚养负担要高于理论抚养负担。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将采用理论的抚养负担，而非实际抚养负担，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市场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官方劳动力就业统计范围仅限于城镇劳动力，而忽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且具体到劳动力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较难，即使估计的数据也与实际差异较大，很难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用劳动力年龄人口来代替劳动力就业人口。
二、人口红利的特征
为了对人口红利进行比较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口红利的特征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般文献中提到的三点：高劳动参与率、低抚养比、高储蓄率。这只是从表面上一些简单的特征表述，下面详述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一）差异性
人口红利差异性包括地区差异、进入时间差异、红利持续时间的差异、结束时间差异、结构差异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红利的区域不平衡，人口流动使得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红利的城乡不平衡，城镇化也在影响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城乡差距。
三是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的不平衡性，相对而言，东部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流入被延长了，城镇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被延长了。
（三）时效性
人口红利仅仅只是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配置结果，不是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不可储存，必须即时存在、即时消费。
（四）成本性
因为人口红利消逝后的社会面临的是人口负债，人口红利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机遇是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通过经济社会的不断积累来应对人口负债阶段的各种挑战。
（五）条件性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比重较大只是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人口红利只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人口年龄优势，人口红利不等于经济红利，也就是说，人口转变虽然带来人口红利，但是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
三、我国人口红利的分析及预测
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发生着变化，《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随后将会慢慢减少。此外，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龄化趋势初现。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据目前的人口红利趋势，很有必要对我国未来人口红利进行预测、分析，下面是采用联合国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所作出的预测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力总抚养比的变化表现出上下波动的形态，其中有两大拐点：一是1965年附近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另一个点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点，自从2013年起，总抚养比因人口老龄化而不断的增加，尽管人口红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续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将来的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口负债并不显著，也是一个应对于人口负债和老龄化调整的重要“缓冲期”，仍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从1950-1990年，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均呈现出“倒U”型轨迹，在这一阶段，老年抚养比一直稳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儿抚养比在不断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达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呈现出“U”型轨迹，在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老龄化加速，促使老年抚养比迅速增加，负担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总抚养比的变化在1950-1990年期间主要因为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而在1990-2050年期间主要由老年抚养比变化来解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交叉点”发生在2030年左右，即从2030年，老年抚养比历史性超过少儿抚养比，开始全面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
四、政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在面对老年负担加重的挑战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发达国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而有些发展我国家强调了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为此采取了加强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措施。我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适的政策，然而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尽可能充分利用即将消失殆尽的人口红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红利积累的经济社会基础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挑战。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发展；劳动力全流通与充分参与；提高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等等。（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谈话一方是美国CBS电视台记者罗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苹果公司总裁库克。
访谈由记者的提问开始：为什么苹果公司不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是不是因为中国工人工资低？
库克断然否定。
记者罗斯（以下简称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如果不是因为低工资，那是什么原因呢？
库克淡定地回答：是技术。
记者很是诧异：技术？
库克：没错，技术。
记者显然不相信这个解释：中国工人的技术比美国工人更优秀？比德国工人更优秀？
库克：是的，让我讲清楚，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你我所说的职业技术。长久以来，美国已经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种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坐的这个房间就装满了。而中国呢，你恐怕得找好几个足球场才能装满。
…………
访谈一播出，全美哗然。
彼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人口红利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论调甚嚣尘上。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诚然，中国以往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开始连年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用工成本开始上涨。
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真的即将消失了呢？
库克的话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消失，只是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红利转变。
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确实，人口数量红利正在结束，而第二轮的人口红利正向我们走来。
新人口红利一：人口质量红利。
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口质量红利的兴起。受教育人口数量突飞猛进，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遥遥领先于印度等国家。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发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赶美国。历史上成功的追赶案例中，经济增长的追赶均以人力资本的追赶为先导。
新人口红利二：工程师红利。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 人口研究,2004(5)
[2]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3]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J].人口研究2006(4)
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期限、人口年龄结构、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生命周期理论等多个方面。例如，钟水映、李魁（2009）认为，国内目前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总结起来有“因素论”、“期限论”、“结构论”三种。“因素论”者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是源于在劳动年龄阶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社会储蓄和人口生产性都比较高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期限论”者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此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资与储蓄也会增加。“结构论”者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会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人口红利就是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形成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张学辉认为，第二人口红利源于理性经济主体在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发生变化时，对生命周期内的全部收入和消费进行平滑，以获得最大效用。当处于壮年时期时，生产效率比较高，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因此，在人口转变的某个特定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优势将有效促进资本供给的增加和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以推动经济增长。
二、湖北省人口结构转变状况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与死亡率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在1949～1958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死亡率平均为13.43‰，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长趋势得到极大的遏制。1973～1991年，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二）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自2003年起，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根据第三章所给出的衡量人口红利的标准还有抚养比计算公式可得出结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说明了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关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采用了社会就业总人数这个指标反映了人口红利的影响途径，用GDP衡量经济增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劳动适龄人口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如下的双对数函数的回归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用生产总值（GDP）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在这里用固定资产的总投入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μ0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数据来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如表2。
（二）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运用SPSS软件对地区生产总值、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三个变量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间相关性很强。
（三）回归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可得如表4：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7445.928，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而且DW=2.123168属于1.5～2.5之间，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具有自相关性，综上，该模型通过了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346208.说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4.346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湖北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结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新设一个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计算出自1996年开始的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由表5可知，劳动力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间段为1996～2006年，说明这段时间内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促进作用。
四、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政策建议
（一）湖北经济发展的机遇
“人口红利”虽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从上个章节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其总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势必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作用。而且从抚养比的数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暴利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国家统计局对人口数据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理，对于湖北省来说，未来的20年里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及就业的增加，人口红利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应，虽然老年的抚养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学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对未来养老的考虑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这里就不做阐述。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及其国内学者对全国人口数据的研究预测，未来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保障大群流动劳动力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扩大就业。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来都是第一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未来的市场，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发展第三产业，开放服务业市场，达到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而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还应当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为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这一大群人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北省的总人口中有50%以上是农村人口，所以其劳动力的来源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这一制度产生的各种弊端凸显出来，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现在各省都在实现限购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这一大群的流动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买着房子。
在鄂中部地带人口相当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应该把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化当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外来人口住房的问题，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事实上，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人口红利中人口数量这一方面。还应看到，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正在由“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因而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的科技创新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农业的生产方式和产品性质日益具有工业部门的特征，逐步被纳入新型工业化轨道，由此城乡劳动力结构将继续深入调整。因而，人口红利的内容并非仅仅是劳动年龄人口或者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我们有条件拓展传统人口红利、创造新型人口红利。
首先，劳动参与率提高，将拓展我国继续收获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空间。随着教育培训制度的完善、就业环境的改善，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意愿不断提高，退休年龄也有推迟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期限延长。
其次，劳动就业不断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将使我们收获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我国目前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但农业劳动力的规模仍然庞大。伴随农业劳动力持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将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
第三，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进入新世纪，我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我国正在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还会为数量型人口红利和就业结构调整型人口红利的释放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