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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播兴起，各个学派对整个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其中率先兴起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对媒介社会关系的认识；紧随其后的是与之相对立的批判学派，其中包括以德国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英国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以美国为代表覆盖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派。本文主要针对批判学派后期的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进行分析，对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探讨二者的差异。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一）对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被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但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那么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即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两方面的决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的人。在强调协作性社会形式中指出了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东西、维持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生产方式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的发展，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领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别是文化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经济领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重点强调的不同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重点的不同。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消费的层面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产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生产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社会存在的主要权力是属于哪些人或者属于哪些阶级。文化研究学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关注消费，而对于文化消费自由度和乐趣的关注是担心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论当中去，所以将受众看成是消极地接受物质，并且说明了对于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并不是没有批判，指出这种娱乐是会被压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针对受众对文本解读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生产上，从创作上来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关于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的研究范畴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事物和关系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地位，决定了阶级属性，而当时文化的传播巩固了现存的阶级属性，阶级自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借助大众传播来传递可以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就接纳了这种“虚假意识”。政治经济学关于种族的论证是，北美和西欧的早期劳动力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造就的，种族的定性是没有办法对经济起作用的；而关于性别的论证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由于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而导致的，认为如果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任何强化女权的努力都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没有从构成性别和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经济基础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别和种族的实践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则，也不能实现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依旧属于“简化主义”，是将所有东西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于阶级和经济。并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身份的问题的论证纰漏：政治身份是在劳工市场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和性别又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这种经济关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对于政治身份的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劳工市场决定的，还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文化实践。
作者：袁伟钤 胡雪莹 王选一 单位：铁岭县广播电视台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案例教学 改进对策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ase Teach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DAI Dong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Abstract Case method applied to reform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tudents' analytical skills and overall quality，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Faced wit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some common problems， need to 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case teaching and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case， the arrange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ssessments， etc.， in order to enhance practical eff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0 引言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是在教学大纲要求下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教师引导学生以案例为基本题材，通过对案例阅读、分析、评价和讨论，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知和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从而促进学生能力素质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该教学法近年来在我国高校课堂教学中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在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的基础课，也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在经济学专业体系中处于基础和核心位置。在以往教学中，由于课程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需要学习者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学生由于社会阅历浅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感性认识不足等原因，往往在学习中感到理论知识晦涩难懂，影响了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不理想。近年来，案例教学法被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探索，从实践效果看，案例教学在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训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作用明显;但另一方面，各地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也呈现出一些共性问题，影响到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1 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进行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院校来看，该门课程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1 案例资源的匮乏与适用性不足
相比于工商管理、西方经济学等课程，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起步较晚，积累相对薄弱，导致案例教学资源严重缺乏，系统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案例集寥寥无几，可供教师参考使用的选择很少，给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带来一定的被动。同时现有的案例缺乏适用性，表现在有的案例出版时间过于久远，譬如周又红的《政治经济学案例》、程恩富的《政治经济学案例与习题集》分别是2003、2007年出版的，其中有些案例已经因为陈旧而不合时宜了;有些案例时代差距太大，依然拿19世纪的资本主义说事儿，学生往往觉得与己无关，案例缺乏亲切感与实际感;还有的案例太长、太大、太难，学生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分析，造成了教学使用上的困难。
1.2 以案例教学完全代替理论讲授
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多是作为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开设的，一般安排在大学一年级，此时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还极其欠缺，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理论传授和知识梳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具备分析问题与判断决策能力，这是保证案例教学有效性的前提。但在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目前呈现出教师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片面强调案例教学而忽视甚至完全取代传统理论教学的倾向。以案例教学完全代替理论讲授，表面看来课堂生动形象，但由于学生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基础，他们对案例的分析、材料的判断等必然会浮在问题表面，最终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经验，而对整个知识体系模糊不清，案例教学也因此变得肤浅，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1.3 课程安排以及课堂组织效果差
教师对课程体系把握上的偏差以及组织、协调和控制能力不高，导致在案例教学的安排和课堂组织上出现问题。首先，不能结合课程结构、篇章重点统筹安排案例教学，对哪里使用案例、使用什么类型的案例没有科学的设计，或者是从始至终都在用简单案例验证知识点，学生难以对各个知识点融会贯通，综合分析能力无法得到锻炼;或者是一上来就给学生综合型大案例，学生在没有多少知识积累情况下感到难以驾驭。其次，课堂组织一团糟，在个人发言或小组讨论中，教师不引导、不总结、不点评，学生漫无边际地议论一番，却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课堂教学可能在学生一片鼎沸声中不知所以然地结束，最终使案例教学流于形式。
1.4 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目前案例教学的考核方式并没有伴随教学改革及时跟进，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试卷的题型依然是填空、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等常规题型，这种考核方式实际上又把学生拉回到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的学习状态中，导致学生在平时案例教学中缺乏积极性，影响到案例教学的效果。二是由个人或小组提供案例分析报告，教师根据报告给出期末成绩，这种方式下，部分学生容易“放鸭子”，往往应付了事，交过来的个人报告会有很多雷同的“拷贝版”，小组报告中有些同学会采取“搭便车”行为不劳而获。这两种考核方式都不利于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平时的案例分析，存在较多弊端。
2 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改进对策
为了更好地推进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突破：
2.1 重视案例的甄选和编写工作
面对案例资源匮乏与适用性不足的困境，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一线教师应直接参与案例的甄选和编写工作，这样不仅能逐步充实案例库资源，同时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及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特点编写加工的案例能更好地与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结合，更具有实用性，这是案例教学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甄选和编写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案例要有典型性和针对性。即选取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相关知识点的案例，学生通过分析和思考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并突出教学要点，这样，案例教学才能给学生以更深的印象。二是案例要体现逻辑性和本土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性非常严密，案例选取时应突出其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帮助学生的知识学习形成统一的脉络。同时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本土案例，例如价值理论有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教学，就可以用中国的“民工潮”、“民工荒”为案例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经济现象，关心本国的经济发展，使经济理论能够真正地指导实践。三是案例要突出实用性和时效性。例如在讲授价值规律时就可以选取学生接触最多的水果市场的价格变化作为案例，在介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时，适时采用最新的“中国大陆财富排行榜”为案例，对这些经济现象，学生都有一定的切身体会和直观感性认识，更能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和时效性，能够体会到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乐趣。
2.2 坚持传统理论教学为主、案例教学为辅
要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传统理论教学之间的关系：传统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对传统理论教学的延伸和深化，只有教师将基本理论和知识讲清讲透，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储备后，才可能在案例教学中运用自如，不然案例教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一定要认清传统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之间的主、辅关系，开展案例教学时不仅不能忽视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实际上对传统理论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理论讲授学时压缩的情况下，依然能把理论知识完整清晰地讲授给学生，这对教师是一个全新的考验，需要一线教师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
2.3 科学安排和有效组织案例教学
为达到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目的，首先，要求开展案例教学的老师必须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理论体系有非常透彻的把握，必须非常熟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能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教学重点提前对案例教学做出详尽安排，包括哪些内容安排课堂讲授、哪些内容辅以案例教学、哪里使用简单案例、哪里引入综合案例等，都要做事先的统筹安排，这样才能使理论教学、案例教学相辅相成，整个教学浑然一体。其次，教师必须对政治经济学案例的课堂教学进行有效组织，包括以什么手段和方式提供和呈现案例;怎样创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引领学生参与到案例讨论中;如何通过总结和评价对案例教学进行概括和提升，总之，教师在整个案例教学组织中要始终发挥“导演”的作用，确保将案例教学逐步引向深入。
2.4 调整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标准
为确保案例教学达到预期效果，首先，必须改革传统考核方式。应该摒弃死记硬背知识点的闭卷考核方式，侧重于学员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考核，以理论思维的提升、能力的培养为目标，注重平时考核，可以将学生发言或讨论的情况纳入考核范围，将学生在案例讨论过程中的表现与其课程形成性成绩挂钩，期末可以采用论文、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促动学生积极参与案例教学的各个环节。其次，必须调整成绩评定标准。由于案例往往没有标准统一的答案，因此案例教学评定成绩时就不能搞“一刀切”，考虑的主要方面是学生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具体应该从分析步骤是否恰当、决策依据是否充分、结论推断是否符合逻辑、思维有没有创新等方面评定学生成绩，特别是具有开拓思维、勇于创新的案例分析，在分数评判中要给予肯定与鼓励。
3 结束语
教学实践证明，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符合时展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但正如任何一种教学方式、方法都有局限性一样，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摸索、总结、创新和不断改进，以提升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效果。
项目基金：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4KG50）“PXM2014_014224_000091其他项目―促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
参考文献
[1] 张静.案例教学的应用研究――以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为例[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3）：98-100.
[2] 王兆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误区与反思[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1）：105-107.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贫富差距
[作者简介]宋青励（1993―），女，东华理工大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蔡东伟（1979―），男，哲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原理。（江西南昌 330013）
《资本论》的出现，对西欧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书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事实，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规律。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多次对其进行攻击和责难，但始终无法驳倒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更无法实现对其的超越与替代。所以，《资本论》一书的问世，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不只创造了经济学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学的存在论上有了突破。
一、《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
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最后一个笔记本（第七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的题名。这表明，马克思一开始时是打算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命名的他的经济学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随后马克思开始着手第2分册的写作。但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对第2分册作了一些调整，力图以“资本论”这个单独的标题出版，接着的副标题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后来独立出版的《资本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作为正标题还是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代表了马克思对他的“鸿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第一，从理论维度来看，这是将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有益于人类需求的科学。马克思认为，如果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经济时期的科学，则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社会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当作了社会生产及发展的最终形式，所以只有在社会斗争的潜伏时期或在极个别情况下，它才能够被称作科学。而《剩余价值学说史》无疑就是这一任务的根本实现。第二，从现实维度来看，这是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客观需要。要想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就必须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层层剥离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第三，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导理论，必然意味着要对“副本”和“原本”的双重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批判。从最终旨趣来看，这是彻底终结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
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如何？贫富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财富是否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对于这些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价》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缇格里茨认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剧。这影响到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其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制约。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层民众则承受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贫苦。直到2007年，美国社会结构中0.1%的上层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调查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财富收入数据，更为深入的说明了不仅是欧美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渐渐拉大，全世界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在拉大。当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却占有了世界总财富的20%，社会顶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总财富的50%，而最富的10%约拥有总额的80%-90%。[1]这表明，不仅在欧美国家内部，而且就全球范围而言，占世界人口较少数的富人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敛集财富。
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呢？皮凯迪认为，其根源在于资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效率，这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资本的收益率为什么会高于收入的增长率呢？皮凯迪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进一步解释，因此这只是从物质分配角度给出的表面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这N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方式不同，完全决定了分配的结构。就分配对象而言，能进行分配的只是劳动成果。就劳动的形式而言，人员不同的生产的方式直接关系到分配产品的结构。从此来看，收入增长率远低于资本收益率的本质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产结构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断与马克思存在一致之处，在他看来，财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依然能够为我们理解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纪时，卢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导致一切不平等产生的源头。但卢梭并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2]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它通过裸的暴力，剥夺了直接生产者的资料，为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将这种剥夺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
因此，从起源来看，资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他人劳动的掠夺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这也决定了，资本绝非指具体某物而是指以压迫剥削他人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构成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资本决定了生产过程。换句话说，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在于资本本身以及雇佣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又是占主导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攫取。
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益，资本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财富，国家政权也将被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变成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联盟。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断言，在资本累积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全球的财富也将逐步从社会底层流向上层，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最后聚集到少数人的口袋。马克思在书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持续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生产，所获取的仅仅是不断积累的无知、压迫、贫穷、粗野、劳动折磨预计道德的堕落”，”这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以及绝对规律。”
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财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分配过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质在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内部所存在的生产关系。即使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为对象所提出的，但用它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问题仍然能给我们许多启示。皮凯迪和斯迪格理茨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们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为全面的调查数据和案例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判断的正确性。大卫・哈维以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三、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主流经济学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不得不从《资本论》中寻求理论资源，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更是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忽视的经典之作。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而且也体现了它的阶级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它对后来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016-03
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围绕“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 展开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市民社会亦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解放事业锻造理论武器，“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
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
马克思最终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揭示出来的？正确解答这两个问题，对于准确把握《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及其内在结构极为关键，同时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文本阐述的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弄清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副标题的深层蕴涵，即著作正标题中的“资本”和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4]
关于“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5]。这就表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在通过对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的论析，在动态中呈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趋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综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二是实践的批判，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究其实质，则是一个问题，即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发展方向，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及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可见，相比于正标题“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突出了马克思“论资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即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时，“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6]。和列宁一样，戴维·麦克莱伦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出发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得出：“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由此可见，马克思要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论述的以虚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表面现象，而是主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资本”生产、流通、转化等特殊经济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包含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7]。
二、劳动价值论：解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是怎样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呢？恩格斯说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5]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一方面，是对“劳动价值论”之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价值”，不是对“价值”的主观界定，而是对“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的本质揭示和科学阐明。恩格斯说：“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
关于马克思怎样扬弃既有的范畴体系而对劳动价值理论做出的科学阐明，这是一个深刻的价值理论发展史的课题，需要对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处暂不粗浅地旁涉。科学地把握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而揭示出的“价值”的社会关系本质，这是一个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建构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整体地把握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 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确了以“社会普遍性”为本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以“个体特殊性”为特征的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接下来，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基于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撇开了利润、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体系。马克思说：“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因而“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3]。
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马克思分别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为主题，分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1）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亦即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2）剩余价值的实现规律；（3）剩余价值的转化和分割规律。
三、劳动价值论：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趋势的出发点
马克思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不仅是他发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而且也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出发点。需要说明的是，出发点和决定性因素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其决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却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3]。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指明：（1）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逾越他们自己的界限，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来看，根源在于他们主观地割裂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与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内在联系；（2）只有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才能正确把握“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3）表现出“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类型，作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必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必然性。
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及其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及其之所以以“资本”为主题的根本目的。这就意味着，对“资本”本质的科学揭示和阐明，成为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资本”的本质是什么？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是“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正因为他们把“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4]。
与之相反，马克思从对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形式等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阐明出发，进而得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相应地，“资本”的本质如同“价值”的本质一样，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会形式；“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换言之，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即在同劳动者结合并充当剥削劳动者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与劳动者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而不是资本了。正是生产的二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5]。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特殊结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8]。因而，“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也就是说，随着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社会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不断增长。
由此可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剖析及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9]。亦即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揭示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也没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识”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明这一基础和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论证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7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39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122.
[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8.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着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着《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着，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着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着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着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1987年发表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是阿马蒂亚·森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回归的标志。在其中，森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森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伦理的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内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种人为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鸿沟，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的回归。
关键词：受众商品论 伪需求 闲暇劳动论 拟态环境
1 概述
以一个学术地图的视角看解读问题的必要审视视角――传播政治经济学由两个核心的问题构成：一是政治，即权力逻辑，二是经济，即生产逻辑，即一种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视角来分析看待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探讨是将媒介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商品化是政治经济学对传播以及媒体考察的起点。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正是从商品这个基本元素开始的。加拿大学者莫斯可认为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具有两个普通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1]于是，摆在传媒政治经济学者面前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如何制约传媒的运作？谁以何种方式控制传媒？
商品化的过程使得媒体产业从头到尾都被纳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商品化的认知从媒体产品生产意识形态产品，到认识媒体产业为广告商生产了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众，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阴影，受众商品论也因而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里一个核心主题。受众商品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科探讨起源于对西方决定论的批判。在斯迈思提出“受众商品”的原始文章[2]当中就强调了应该以物质论的立场分析传播媒体/广告/受众之间的三角关系。之后，斯迈思在其更完整的文章《受众商品及其劳动》[3]里认为威廉士的《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书虽然提到将文化工业放在物质生产的脉落下分析，但却没有将广告放在文化工业的范畴之中。
2 “受众商品”的论证的对话
核心观点：受众商品是一种被用于广告商品销售的不耐用的生产原料。受众商品为买他们的广告商所作的工作就是学会购买商品并相应的花掉他们的收入。简言之他们的劳动创造了商品需求――垄断资本主义广告商的目的。受众也许会抵抗，但广告商的预期目标已经充分实现，结果渗透在需求控制的体系中。
问题1 需求的源头：商品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消费者通过广告臆造的问题发现自身需求，从而产生需求。
与此类似，日本学者藤竹晓的“媒介充欲主义”说在更经验的层面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媒介的日益发达导致了人们与这个丰富的物质世界如此接近。从而膨胀了人们的欲望。他从道德与文化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人性在技术化冲击下的问题。而受众商品论强调了经济意义上的需求是“伪需求”，是广告商为了利润而伪造了这种需求。问题的关键是需求是否广告商“臆造”了问题（商品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从而制造的，或是人们本来就存在的。深究这个问题，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进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怪圈中。很难说在受众、广告商、媒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中，某一方在起主导作用。提出受众商品论的斯迈思先生在立场上是批判决定论的。而这种对需求臆造的论点显然有另一种精英决定论的痕迹。从狭义传播逻辑来考察三者的博弈可以发现。作为信源的传播主体的不是独立的单项度作业而是一个完整的闭合圈。而宏观的看待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生则是整个人类在劳动信息传播的互动过程中动态进步的表现，最终结果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或者说一直是作为文明进程一个部分在运动着。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商品的高度清晰的陈列导致的新的后果。
问题2 操纵的手段：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广告商是完全理性的而受众是完全非理性的。
整个对受众的控制过程是诉诸于一种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的对事件判断的理性与非理性来论证的。其中的主要方式是传媒与广告商合谋制造了受众身处的“拟态环境”。通过制造一个信息环境，将受众与真实事件隔离开使受众所处的环成为一个虚拟的环境，或者称之为“拟态环境”。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社会对于媒体几乎是一片声讨之声，“传播机器每日通过报纸、电台和电视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道德论等等按时按量硬塞给每个‘公民’”。大众传媒通过传播大众文化，创造了人类无法逃离的虚拟环境，媒体作为一种霸权武器，执意向受众进行灌输，而受众却只能眼睁睁地接受这种灌输，它麻痹了受众，磨掉了人们的斗志，受众得到虚假的满足，其“非人性”的本质使得社会上的一切都发生异化，马尔库塞甚至就此断言，长此以往，人只会成为“单向度的人”。
事实上，拟态环境的评价缺乏一个真正可参照的标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受众受到了欺骗，此类的理论相当多。然而我们只要进行一个逆向的思考就会发现，拟态环境如果没有了，受众是不是就接触了事件的真实一面了呢？什么才是事件的真实一面？是我们亲身感触的？或是亲手触摸到的？都是，也都不是。盲人摸象是一个古老的寓言。而恰当的说明了拟态环境论对真实的追求的一种误区。事实上，传媒作为专业的信息职能机构将事情的全貌尽可能地展现。比较起受众盲人摸象式的社会参与要更接近于论述中的“事观全貌”的真实。而我们也不需要将这种真实定位为更接近与真实本身的。它只是事务作为文本的一种表征方式。但决不是站在真实对面的所谓“媒介假环境”所称的虚假。其次，由于消费者的专业程度限制，广告信息的传播最大程度的将产品的专业术语“翻译”成为受众经验范围内的术语，极大的增强了消费者的识别能力，同时也由于增加这种识别能力直接导致消费者选择时的理性程度。本雅明在论述媒介的霸权时，也认为受众依然是主动的，他对受众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乐观的。
不对称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必然是匿名的受众的喜好、需求对于广告商永远是一个不可穷尽的迷。广告商永远将处于对这一迷题答案的追溯过程当中。只得说明的是这种主动的态度并不能表明广告商作为这一信源的完全理性，正是由于广告商不可能对这一答案完全知晓，所以广告商制造的产品（产品和信息一样也是为适应目标受众而存在的某种意义表达）及其广告信息同样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最终被市场（也就是受众）以选举的方式认可或淘汰。作者所列举的超市的例子，将导购系统作为促进冲动型购买的骗局的一部分。但是，作者是否知道，在多少个品牌中有一个具有进入超市的可能。实际上，这一部分是消费者已经授权表示认可的品牌。已经作出了选择。非理性是人们既有的思考内容而不是通过广告商与传媒的合谋使作为消费者的受众陷入“意识工业”制造的一个巨大骗局之中。
问题3 自由与否的论辨――“闲暇劳动论”对“劳动价值论”的解析
作者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受众看似闲暇的传媒接触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劳动，支付了自己的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的支付是自由掩盖下的不自由。同时被受众支付的注意力被偷偷转卖给了广告商。
首先，无报酬劳动的界定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在经济学上十分清晰。消费本身也是劳动，从每周工作70小时到每周工作40小时到假日经济的政策无不说明对于创造经济有意义的劳动不仅在8小时以内，而且在8小时以外。经济运行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消费的完整过程。而广告，媒介上的传播为这一过程的实现起到作用。我们如果不单纯的把阅读报纸，观看电视这种现象孤立出来看，而将它纳入整个消费劳动的高一级劳动中考察就会发现，广告媒介为人们的消费劳动提高了效率，大大加速而不是减缓了人们“消费劳动”的效率。这里存在的交易不是消费者的注意力被偷偷的出售了，而是为了高效率的完成这种社会的整体消费劳动。受众与商家达成了协议，以集中委托的方式让商家作为消费者的受众雇用了媒介信息平台，从而通过广告的方式来为受众的消费劳动服务。对广告商的委托授权过程就是通过消费来完成的。由此，这里并不存在媒体与广告商的合谋，而受众也并没有出卖自己的注意力。
综上，受众商品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论点，它具有审视受众消费劳动商品逻辑意义，而不具备直接的政治（即权利）逻辑。同时，受众如果在客观上存在劳动的话，那么这些劳动不是被动的以一种欺骗的方式被出卖了。受众、广告商、媒介不是一个敌对方的博弈行为，也不存在媒介与广告商的合谋。
参考文献：
[1]Vincent Mosco（加）.传播政治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2000：138.
[2]munication：Blind spot on Western Marxism，1977.
经济学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补充材料：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