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7 10: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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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才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推动试点地区带动全国城镇化进程，更好地发挥城镇化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的黄金结合点作用。今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年，必须树立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快工作节奏和步伐。
一是各试点地区要“闯”，锐意创新、率先突破，按照试点任务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集中力量、调配资源，尽快在市民化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现场
二是有关部门要“帮”，积极支持、形成合力，尽快出台已经明确的支持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协助推动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问题，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推动试点工作的合力。
三是媒体要“挖”，深入挖掘经验、积极宣传引导，多宣传试点中的新做法、好经验，多宣传敢闯敢试、愿为人先的试点精神，形成全民关注新型城镇化的氛围。
交流会上，10个试点地区负责人分别就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智慧城市等五个专题做了经验介绍。各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了相关政策，并与试点地区负责人和媒体代表进行了交流。
专题1：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安徽省合肥市通过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安心“扎根”城镇;福建省晋江市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融得入、留得住”。
近年来，合肥市紧紧围绕“新跨越、进十强”的总体要求和“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战略定位，以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翻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合肥版”，走上了创新转型升级的科学发展之路，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之一。“十二五”以来，合肥市建成区面积由320平方公里扩大到40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由335万人增加到395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55.7%，提高到2015年69.1%。
合肥市通过分类放开落户限制，着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并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来降低迁移落户门槛、加大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创新户口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另外，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在推进随迁子女教育市民化这个问题上，合肥市采取了保障受教育机会公平、保障教育过程公平、加大财政奖补力度、扩大城镇教育容量等措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合肥市则大力推进医疗卫生均等化、推进社保均等化和实施“安居工程”。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之后，合肥市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落户更加开放。自2013年7月户籍制度改革施行后，到2015年6月合肥市已办理落户人员143908人，同比增长5.3%。二是教育更加公平。实现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零障碍”入学，全面享受同城待遇，做到“一样就读、一样升学、一样缴费”。三是消费进一步提升。2013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约为2.53：1，每落户一名农业转移人口，约增加消费支出12000元。四是投资进一步扩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带动巨大的投资需求，合肥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约8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若只考虑10万人的增量部分，每年将新增80亿元的投资需求。
晋江市是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县级市，有户籍人口109万，吸引集聚的外来人口也有100多万。这些外来建设者是晋江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让他们融入晋江、扎根晋江，既是晋江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晋江一直以来努力探索突破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晋江市始终坚持“同城同待遇、保障全覆盖”的基本理念，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
作为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晋江市首先解决了外来人口的户籍落户、户籍福利问题。通过实行居住证制度、放开人口落户限制让外来人口“落户无门槛，转入无障碍”。截至目前，累计办理居住证200多万张（有效期内110万张），已办理外来人口落户19313人。为了让外地人口“留得住”，晋江市还全方位解决外来人口的就业、住房、社保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让外来人口愿意留在晋江安居乐业。在“融得入”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以人为本，从情感融入和文化融合入手，在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等方面，增强“新晋江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晋江市通过先行先试、持续创新，破除了体制机制的束缚，打开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局面。
专题2：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重庆市推进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解决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融资问题;湖南省株洲市通过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
近年来，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引擎作用。2015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5%，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和6.1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在改革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重庆市坚持规划引导，强化项目策划及资源整合力度。结合重庆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紧紧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项目前期策划，研究提出“五通、八联、三保障”三大体系、共十六大专项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储备方案，规划项目总投资1.84万亿元。并且依据规划提出的重大项目，整合资源要素，提出项目建设投融资思路。
另外，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突破，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当前，重庆市正着力推动政府主导的“投”运作模式逐步向创新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转变，两年来，围绕增强主城区综合交通枢纽运营周转能力，加强重庆市各区域互联互通，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等重点领域，两次集中签约PPP项目39个，涉及总投资（资产总额）约2600亿元。
在基础设施领域积极推进PPP模式的同时，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需求，重庆市积极探索创新，通过采用设立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多渠道扩大和优化投资等措施建立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获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以来，湖南省株洲市围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任务，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重点推进政府性投融资平台改革重组，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大力推行PPP模式，不断创新投融资方式和渠道，逐步实现了投融资方式从要素驱动为主向信用驱动为主转变，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有力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
株洲市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思路，对政府性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了改革重组，以做强主体，引导投资为目标大力推进公司业务重组和推行债务分类管理。与此同时，还加大了财政资金统筹和归集力度，设立了5.3亿元的专项发展基金和6亿元的偿债基金。在项目策划、拉动投资方面，株洲市围绕优势策划项目、立足整体开发策划项目、注重利益导向策划项目，破解了“项目找资金”的困局，走出了“资金找项目”的新路子。
株洲市通过加强政银合作、创新金融服务平台、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户财产权抵押试点等方式来不断创新投融资渠道，以此激活投资。在简政放权、吸引投资方面，株洲市按照“应放尽放，放管结合”的原则，着力抓好加大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力度、推进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等工作，来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专题3：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广东东莞推进“三旧改造”，在操作主体、改造业态、资金来源、利益分配、开发方式等五个方面探索多元化模式，有效促进城市更新;浙江嘉兴市姚庄镇以农村住房转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核心，有效激活城乡实体经济，拉动城市消费需求。
东莞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城市，开发强度已达43%，仅次于深圳市，超过香港的两倍。与此同时，土地利用效率较为低下。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用地瓶颈制约突出，全市60%以上的镇街没有超过500亩的可集中建设地块。因此，从2009年开始，东莞市积极推动“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介入其中，先后投资资金400多亿元，完成改造1万余亩，正在实施改造2.8万亩，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改善了城乡环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三旧”改造过程中，东莞市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参与，减轻城市更新改造带来的政府财政压力，也通过多元化的操作主体平衡复杂的利益关系。其中，由于商住项目盈利大、收益快，前期启动的“三旧”项目超过八成为商住项目，东莞市积极引导改造业态多元化，从注重商住开发到注重产业升级;在资金来源问题上，东莞市则大力动员社会资本介入改造项目;不同的改造项目在收益分配上各不相同，东莞市采取利益分配多元化，即政府在土地价款和税费分配上大幅让利;在开发过程中，东莞市采用多元化融合的方式，将城市更新与地下空间开发及轨道交通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采用多元化发展的措施之后，东莞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更新改造，大部分项目的容积率至少翻了一番，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并且，在“三旧”改造中积极探索高层工业大厦产权分割转让，有助于降低改造成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改造而建设的现代化楼房和商业设施彻底地整治了周边环境，提升了物业价值。另外，拆迁安置与改造补偿也增加了村民与村集体的收入。
2008年以来，嘉兴市姚庄镇坚持统筹城乡一体发展战略，牢牢把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契机，积极开展以农村住房置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主要内容的农房改造集聚工作，改善农户居住条件，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推进土地节约集约，深受农户拥护参与。目前，姚庄镇先后编制农村土地整治项目5个，累计完成农村土地整治823.4亩，土地开发2081.9亩，姚庄主中心和丁栅、俞汇社区副中心等“1+2”新社区已集聚农户2200多户，全镇集聚率已达40%。
姚庄镇以农房改造集聚促进城乡统筹为工作主线，坚持自愿至上，合理把握“政府可承受度、农民可接受度、工作可推进”的原则，找到政策的“平衡点”，又推出了让各方都可接受的政策，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深受农民欢迎。在其他方面，姚庄镇坚持同步复垦，提高土地利用水平。按照“田成方、路成格、林成网、进出水沟渠配套”等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土地复垦，获得了周转指标、节约了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平原高耕保地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新路子。在推进过程中，坚持一体发展的原则，来建设城乡示范片区，姚庄镇把农房改造集聚工作作为浙江省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建设的主要内容，充分运用超250亿元的市场资本，不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姚庄省级经济开发区建设，为进城居民创建优质的城市环境。
从姚庄镇农房改造集聚工作实践来看，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益，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被外界总结为“姚庄模式”。经验和成效主要表现在：土地要素节约集约、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壮大、公共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城乡实体经济有效激活等方面。
专题4：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
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方面，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科学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推行“大部门”制改革等举措，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江苏睢宁县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提高农民创业技能，完善配套，打造“以城促产”特色小镇。
龙港镇地处浙江省东南部，位于浙江省水系之一的鳌江入海口南岸。1984年建镇初期，通过户籍改革、土地有偿出让、发展民营经济三大改革，建成了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经过31年的不断发展和三次行政区划调整，由5个小渔村逐步发展成为鳌江流域中心城市。现辖区面积172.05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1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7.1万、常住人口44.3万、外来人口10多万。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6.1亿元，同比增长11.1%。
龙港镇力争为全国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可实行、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设市模式，紧紧围绕中央11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要求，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全力突破。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将龙港定位为县级单位，赋予县级职能，并相应赋予县级行政主体资格，实现县镇之间权责关系由不稳定向稳定转变。在部门之间的管理上，推行“大部门”制改革，优化横向管理，按照“党政机构合一”、职能相近部门合并和打破条条对口的原则，建立若干个“大部门”，实行属地管理。以此，形成了多网合一、并网运行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一张网”机制，进一步强化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将公共安全网格、综治网格等进行并网运行，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和社会治理。
下一步，龙港镇在全力做好试点实施方案和子方案的制定、完善和报批工作的同时，还将分步抓好改革措施的推进落实、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争取在2017年6月前建立试点工作评估体系，梳理和总结经验，形成一套可实行、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设市模式。
2006年以来，睢宁县沙集镇抢抓时代机遇，利用信息化的有利条件，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引领大众创业，激发内生动力，形成了全国有名的“沙集模式”。在强化产业支撑的基础上，沙集镇统筹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促进产城融合，新型城镇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产”的方面，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建成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使电商产业规模达到28亿元，成为中国淘宝镇。2014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6.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4000元。在“城”的方面，完善城镇功能，创新成为徐州市重点中心镇，镇区建成区面积达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7%。
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夯实产业支撑，壮大全镇经济实力。用“产”为“城”打基础，实现“以产带城”，为此，沙集镇在激发农民创业热情、优化发展环境、健全行业协会组织三个方面精准发力。并且，不断完善各种配套，提升城镇功能，用“城”为“产”做支撑，实现“以城促产”，沙集镇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近年来累计投入城镇建设资金15亿元，开工建设各类项目30项，以此来优化生产条件和完善百姓生活环境。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发展成为中国淘宝镇，纵观来看，沙集镇把电子商务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这种经验在全国来说可谓是首屈一指。在发展的过程中，沙集镇牢牢把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完善产业体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基本原则，把大众创业和公共服务作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促进产城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专题5：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方面，湖北武汉通过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拉动大量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广州市番禺区则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精准、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形成对公众记录一生、服务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态化城市管理方式。
作为国内首个也是世界目前唯一向全球公开招标并制定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城市，武汉市采取“顶层设计、应用落地、需求导向、示范推进”的方法，认真探索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应用体系建设和支撑性产业建设，积极引导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转化应用，组织实施了一批涉及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居家养老等领域的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武汉的智慧城市建设采用顶层设计、规划引领的方式，结合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113”总体架构。即：确立一个发展目标，建设一套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应用、产业和运行”三大核心体系。经过近几年来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武汉具备了较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感知基础设施、云计算基础和地理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程度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武汉市抓住“能为老百姓办事”和“为老百姓办成事”这两个关键环节，把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帮助市民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是武汉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特点。在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亮点、特点之外，武汉市还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不仅要认真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能解决什么问题，还要努力降低成本，实现城市信息化建设项目效益最大化。
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武汉市立足产业，拓展应用，实现以应用促产业，带动本地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壮大。并且，还大力推动重点领域尤其是政务领域数据资源开放，采取“逻辑集中、物理分散”的方式，健全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间的信息协调共享机制，实现全市信息资源互联互通。面对当前良好的发展契机，武汉市抢抓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力推进实施了“互联网+”行动计划。
番禺区作为广州的都会区，位于广州南部，区内有华南地区最大的高铁枢纽广州南站、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等名片。拥有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超过30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使得居民诉求趋于多元化，人们行为趋于短期化，社会矛盾渐渐凸显。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精准、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务体系，以智慧管理和服务番禺成为应尽之义。2013年以来，番禺积极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编制了《番禺区智慧城市整体规划（2015―2017年）》，以数字化为突破口，初步形成了智慧城市建设思路：通过信息基础建设，构建一个记录和分析政府、企业、个人、社会组织行为信息的大数据平台，形成对公众记录一生、服务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态化城市管理方式。
近年来，**镇在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区政府的关心与指导下，**镇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加大**镇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力度，积极探索具有特色的绿色城镇化发展路径，努力将**镇打造成为全市样板镇、示范镇，根据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区政府的相关要求，现将试点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建设情况
（一）群策群力部署规划设计。立足长远，规划先行，累计投资近千万元编制了**新区概念性规划和启动区控制性规划设计、**镇总体规划（2013-2030）、**镇镇区（金樟组团**片区启动区）控制性详规、**村传统村落保护性规划、**镇核心区村庄规划，启动了**镇旅游小镇及文石古村旅游专项规划，提出了“铸精品显特色打造庐陵风韵雅镇，高标准快节奏建设美丽新区山水新城”的工作目标。
（二）稳扎稳打搞好城镇建设。一是稳步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余万元新增总长**公里的“两纵四横”的镇区路网，初步形成核心区路网框架，其中**大道已成为连贯吉泰走廊南北两极的关键通道之一。完成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十个一”（**中心幼儿园、郊野公园、**广场、群众健身中心、步行街、集散地、垃圾中转站、公共停车场、**医院、镇区农贸市场）。二是稳步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改善镇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七个一”（镇区污水处理站、连锁商业超市、一批金融网点、水冲式公厕、自来水主管网、一批交通设施、天网工程），其中**广场、群众健身中心等场所成为镇区群众人气聚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三是稳健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通过市场化运营手段，将镇域市政、环卫等公共服务领域项目进行外包和绩效考核，有效改善了全镇整体面貌，创新了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了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我镇组建了镇综合执法局，扩大了人员队伍，加强对“两违”、卫生、安全生产、水务等领域开展行政执法，探索综合整治机制。特别是在“两违”管控方面，通过镇执法队伍每日不定时巡查，村民、村干部两级匿名举报，农村建房联审制度三者结合的有效方式，摸索出符合**镇情的“两违”管控路子，对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项目推进的及时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全心全意培育特色产业。一是大力丰富发展镇区业态。镇区建有商业步行街，商业店面已逾**多平米，形成集餐饮、五金、服饰、宾馆、超市、物流等于一体的商业聚集区，进一步夯实镇级经济社会发展实力，依托**及**流量，不断发展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二是着力推进发展职业教育。初步划定职业教育园区建设范围，现已启动职业教育园区征迁工作、园区整体规划设计工作。三是加快保护开发**古村传统村落。强化古村保护开发小组、村民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力量，为古村旅游项目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完成编制《**村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工作，全面完成村庄环境整治工作，力争获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建设资金。启动**村传统村落保护工程规划设计，积极探索引进旅游公司参与保护开发的商业模式。
二、存在的问题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不足：
一是平台建设受客观因素制约。土地、资金、人才等发展瓶颈仍广泛存在，特别是镇区核心范围内划定的基本农田过多、用地指标不足等制约因素，致使许多镇重点项目难以推进实施，同时受经济下行等要素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困难，进一步加大城镇建设压力。
二是产业发展培育遭遇瓶颈。**镇自身产业基础不足，市场竞争力较弱，主导产业培育和人气聚集受先天影响较大，受社会经济整体环境影响，工业企业发展阻力加大，投资者的观望心理影响到镇区重点项目的落地。
三是攻坚克难的阻力仍然存在。重点工程项目多，涉及征迁工作多，战线较长，触及群众利益面广，遗留问题处置难，旧的方式方法已不再适用，矛盾化解的长效机制未能建立完善，社会维稳管控压力大。
四是干部队伍人才还需配齐。大部分机关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政策法规认知和相关城镇建设管理水平偏低，适应不了当前城镇化建设新形势、新问题、新治理，需要加强城镇建设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多渠道引进建设、司法、发改、土地管理等口子人才的引进。
三、具体措施
牢牢抓住**镇改革试点等多重发展机遇，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关键，以推进绿色城镇化为特色”的发展思路，努力将**打造成为人气聚集、业态丰富、生活智能、人文底蕴厚重的绿色生态雅镇。
（一）打造人气集聚的新型城镇化。不断完善城镇功能，加大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实施**等综合项目，健全完善现代化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继续抓好新金融网点、大型连锁商业超市等多元化业态招商、入驻工作，聚集镇区人气。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正式启动。据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在系统内部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下称《试点方案》），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已确定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根据《试点方案》，各试点要在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试点方案》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五大主要任务，包括，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在系统内部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下称《试点方案》），圈定安徽、江苏两个省级试点，宁波、大连和青岛三个计划单列市试点，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武汉、长沙、广州和重庆主城九区七个省会城市试点。
2014年9月1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确定新型城镇化建设从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62个地方开展试点，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
根据《试点方案》，各试点要在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2015年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透露，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外，国家还将推进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在发改委内部，城镇化综合试点由发展规划司牵头，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由体改司牵头。”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记者介绍。
据悉，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和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只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城镇化规划》）的诸多举措之一。目前，国家已经制定并实施《关于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的分工方案》，并正在落实《推进“三个1亿人”城镇化实施方案》。
62+2试点名单
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根据《通知》，国家希望各地提出符合条件的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建制镇等，从不同层面选择试点地区，每个省（区、市）的报送数量原则上控制在4个以内，应包含不同层级城市（镇）。对此，各地申报热情高涨，包括湖北、甘肃等地的申报数量突破了《通知》要求的上限。
国家发改委共收到169个市、县、镇的申报方案。《试点方案》提出，综合考虑申报地区的工作基础和试点工作方案，兼顾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城市（镇），最终确定了64个试点地区名单。
具体包括：两个省，即江苏和安徽;3个计划单列市，即宁波、大连和青岛;7个省会城市，即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武汉、长沙、广州和重庆主城九区;25个地级市（区、县），即北京通州区、天津蓟县、吉林省吉林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牡丹江市、上海金山区、浙江嘉兴市、福建莆田市、江西鹰潭市、山东威海市、山东德州市、河南洛阳市、湖北孝感市、湖南株洲市、广东东莞市、广东惠州市、深圳市光明新区、广西柳州市、广西来宾市、四川泸州市、贵州安顺市、云南曲靖市、甘肃金昌市、青海海东市、宁夏固原市。
同时，试点地区还包括25个县级市（区、县），即河北定州市、河北张北县、山西介休市、内蒙古扎兰屯市、辽宁海城市、吉林延吉市、浙江义乌市、福建晋江市、江西樟树市、山东郓城县、河南禹州市、河南新郑市、河南兰考县、湖北仙桃市、湖北宜城市、湖南资兴市、海南儋州市、四川阆中县、贵州都匀市、云南大理市、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陕西高陵县、青海格尔木市、新疆伊宁市、新疆阿拉尔市;2个建制镇，即浙江苍南县龙港镇和吉林安图县二道白河镇。
“入选的两个省级试点，主要是因为它们工作基础相对较好，积极性比较高，试点愿望比较强。其中，安徽是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第一个金融支持城镇化试点省份，双方正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发园区产城一体化、现代农业、保障性住房、土地整治和土地储备等领域开展合作。”发改委的前述官员对记者解释，同时镇级试点也只有两个，这是因为镇级试点涉及到“镇改市”的内容，而“镇改市”意味着行政区划改革和行政编制改革，需要稳妥推进。
《试点方案》提出，国家将实行改革试点进展情况年度评估报告制度，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我们初步考虑，在对第一批64个试点进行首次进展情况年度评估之前，不会扩大试点范围。”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记者介绍。
试点的五大主要任务
《试点方案》提出，上述试点地区既要统筹兼顾重点试点任务，又应从本地实际出发，选择本地区亟需突破的发展和改革瓶颈，通过综合和分类改革的结合，率先实验，强力推进。
为此，《试点方案》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五大主要任务。首先，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按照户籍制度改革要求，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出台具体可操作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11部委要求试点，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
其次，《试点方案》要求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编制公开透明的城市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依据城市规划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融资规划，针对不同项目性质设计差别化融资模式与偿债机制。理顺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放宽准入，完善监管，制定企业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行。
《试点方案》提出的第三项试点内容为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具体试点工作按照中央批准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实施。
2014年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但该意见至今尚未对外公布。
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按照城市设置与简化行政机构联动原则，在符合行政区划合理调整的前提下，选择部分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撤镇设市设区试点，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积极借鉴经济发达镇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的经验，探索更加精干和高效的组织架构和行政体制。推进扩权强镇改革，促进这些镇更好地吸纳人口、增强经济实力，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示范带动作用。
对此，发改委规划司城镇化处官员邬曦曾撰文指出，把符合条件的县和建制镇设为市的过程中，探索大部门制、开发区管理模式等的横向整合，控制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优化行政层级和区划的纵向设置，提高行政效能。赋予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最后，11部委要求试点地区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具体来说，鼓励试点地区从推进新型城镇化实际出发，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体制机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多规融合”制度、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和创新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人文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多种改革探索。
试点配套政策待出
“为了推动试点的开展，国家也将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目前已经明确的主要有两项，一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二是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具体办法。”发改委前述官员对记者介绍。
《试点方案》提出，要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转移支付时要考虑常住人口。省级政府举债使用方向要向试点地区倾斜。国家开发银行要发挥金融支持作用，运用信贷等多种手段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工程建设。鼓励公共基金、保险资金等参与具有稳定收益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运营。
官方要求，上述地区将从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间，官方将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方案》显示，开展此次试点主要有五方面任务。其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按照户籍制度改革要求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出台具体可操作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
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编制公开透明的城市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三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具体试点工作按中央批准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实施。
新型城镇化是解难题稳增长的战略举措
“十三五”时期，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要翻一番。为此，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必须在6.5%以上。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并复杂化，对中国的需求明显下滑，国内需求也严重不足，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连续6年下降。从供给看，占社会总投资58%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销售困难，效益下滑，投资下降。这意味着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寻找有效的发展动力。
从可供选择的领域分析，新兴产业发展是一个重要动力源泉，但成长速度过慢，难以迅速填补传统产业被淘汰、转移留下的空间。而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现实源泉。2015年我国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按照新型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将其中的一亿人口转变为市民人口，会产生巨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根据我们的研究，到2020年如果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000万和1500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每年将会带来投资和消费至少2.25万亿，最高可带来4.9万亿元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5到6.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今后如果体制改革到位、政策措施配套得力，新型城镇化确实能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贡献。另外，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的推进能消耗大量工业产品，有利于“去产能”、“去库存”，而工业化是增加供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供给大于需求，产能严重过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可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大大缓解产能过剩矛盾，矫正长期扭曲的经济结构。
城镇化可为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转型提供支撑平台
城镇化不仅能创造巨量的有效需求，还能创造可观的有效供给。与农村相比，城镇是资本、技术、人力资源、交通物流、通讯设备等要素集聚强度最高的区域，也是公共服务供给效应发挥最充分的地区。基于这些优势，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集聚可带来服务业的快速成长。根据中国30多年来的数据分析，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0.61个百分点，就业比重提高0.72个百分点。按照绝对数量计算，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第三产业累计增加就业人数7250万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到2020年达到53.5%。
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创新活动，大部分都是在城镇开展和完成的，城镇为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支撑平台，是人力资本提高和知识积累的大熔炉。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物流、法律、会计、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也是城市能创造的有效供给。因此，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依赖城镇化的推进来完成。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以及公共服务，恰恰是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能提供的。因此，城镇化的推进与制造业乃至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新型城镇化可助推中国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下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要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需要强调的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需要构建两个社会，一个是以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市民化社会，另一个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
这两个社会的构建与形成，都必须以城镇化为载体。因为市民化社会的建立就是城镇化本身的内容，中产阶层成长大都是在城市完成的。根据国际经验，当发达国家从中上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阶段时，该经济体的城市化率一般都超过70%。目前，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在80%以上。这一时期，城镇发展恰恰能为中等收入阶层集聚和成长提供主要空间，显然城镇化也是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来源。到本世界中叶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从目前情况看，我们所要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水平和所要达到的中产阶层比例，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目前，我国的常住城镇化率为56%，户籍城镇化率约37%，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仅有20%左右。面对现实困境和未来发展，中国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动力、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选择。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需改变三个滞后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近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当前国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已经很快了，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度城镇化。从1978年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56%，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这种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但是，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要素匹配程度相比，我国城镇化还比较落后。
一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2015年我国人均GDP7590美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0.53%，但城镇化率（常住人口）仅为56%，低于钱纳里测算的65.8%的国际经验值。
二是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近年来，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刚刚达到37%左右，两者差距从2000年的10.1个百分点，扩大到目前约19个百分点。
三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以土地城镇化为主，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趋势更加突出。由此导致土地进城速度远远快于农民进城速度。按国际公认标准，土地城镇化速度与人口城镇化速度之比的合理区间为1―1.12∶1。2000―2014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1.26倍，而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了0.63倍，速度之比为2∶1，若按户籍人口计算比值更高，两者都远远高于国际标准上限。
造成我国城镇化三个滞后的原因既有体制因素，也有政策因素，其中缺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机制，是抑制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当前，各级城镇政府、企业都想充分分享传统体制下农民进城的低成本红利，却不愿承担或很少承担农民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在此制约下，农民进城只是劳动力供给者，而不是真正的市民，由此他们无法正常转化为城市消费者。这些人往往将既期消费压到最低，实现储蓄最大化。因此，在现有体制作用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被歪曲了。
需尽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市民化，而市民化的关键是进城农民落户城镇所需要的成本应有相应的承担主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的成本，可分为公共成本和个人成本。其中公共成本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给等，个人成本是城市生活成本、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住房成本、子女教育、机会成本等等。在两类成本中，政府和企业应该承担公共成本，农业转移人口应承担个人成本。
在公共成本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在城镇化中应科学、合理划分相应的支出责任，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
一是要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把农业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落到实处。建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应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中央政府承担50%、地方政府承担50%。上述负担项目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账户、统一机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给等公共服务完全由地方政府负担。
为交流各试点地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经验，凝聚部门、地方和媒体等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试点地区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负责试点工作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负责人、部分新闻媒体代表参加会议。
10个试点地区负责人分别就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智慧城市等五个专题做了经验介绍。
安徽省合肥市通过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在城市里进得来、住得下、有保障，使其安心“扎根”城镇。
福建省晋江市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融得入、留得住。
重庆市扎实推进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努力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有效解决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融资问题。
湖南省株洲市通过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大力推行PPP模式，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
广东省东莞市以创新理念推进“三旧改造”，在操作主体、改造业态、资金来源、利益分配、开发方式等五个方面探索多元化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城市更新。
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以农村住房置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核心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激活了城乡实体经济，拉动了城市消费需求。
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以特大镇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科学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推行“大部门”制改革等举措，扎实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
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激发农民创业热情，提高农民创业技能，并通过完善各种配套，用“城”为“产”做支撑，打造“以城促产”的特色小镇。
湖北省武汉市通过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拉动大量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
广州市番禺区以智慧城市为突破口，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精准、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形成对公众记录一生、服务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态化城市管理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推动试点地区带动全国城镇化进程，更好地发挥城镇化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的黄金结合点作用。
今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年，必须树立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快工作节奏和步伐。
一是试点地区要“闯”。锐意创新、率先突破，按照试点任务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集中力量、调配资源，尽快在市民化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二是有关部门要“帮”。积极支持、形成合力，尽快出台已经明确的支持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协助推动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问题，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推动试点工作的合力。
“破立辨证”拓宽空间
当代贵州：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都匀是贵州省唯一的县级综合试点。都匀为何选择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先行先试？
吴 丹：省委省政府确定了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州委州政府明确了“一圈两翼”的战略布局。作为黔中经济区重要的支点城市、贵州南部交通枢纽、黔南“泛都匀”经济圈的核心，都匀必须进一步发挥在全州体制上的资源优势、交通上的区位优势、区域上的地缘优势、后发上的文化优势和天然的资源禀赋，竭力走出一条城乡统筹、效益同显、成果共享的发展之路。
在确定发展目标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都匀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缺乏大思路、大手笔、大谋划，在项目引进、规划布局上气势不够，难以支撑都匀未来发展。二是经济总量小，产业发展缺乏龙头带动，工业化水平不高，实体经济不多。三是城镇化程度不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历史欠账较多，承载能力弱，城市管理水平仍需提高。四是城乡居民增加收入的手段不多，就业矛盾仍较突出，扶贫济困的任务依然艰巨。
针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都匀需要找到攻坚克难的“突破点”、跨越发展的“新引擎”、激活干劲的“催化剂”。我们认为，有“破”方能“立”，只有抓住城市发展滞后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拓展发展空间、注入创新活力。因此，在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的支持下，都匀市积极申报争取，决心以试点工作为契机，以新型城镇化为着力点，破除困境，新立格局。
当代贵州：成为国家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都匀的发展有何意义？
吴 丹：成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意味着都匀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为我市争取政策支持、破解发展瓶颈，解决结构性矛盾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给予了先行先试的特别“通行证”，为都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小康质量提供了大量政策、项目和产业支持，可谓是都匀市加快发展、赶超跨越量身定制的“加班车”。
正如刚才所说，城市发展滞后、承载能力弱是都匀跨越发展的主要障碍。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能够让城市扩容提质，更重要的是，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城市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还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与此同时，加快城镇化试点进程，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推进“大都匀”建设步伐。
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破旧立新”，既是我市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推动“一圈两翼”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城乡统筹”注入动力
当代贵州：建设“大都匀”是黔南州提出的战略目标。“大都匀”的概念是什么？
吴 丹：从全州的范围看，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都匀发展，始终强调州府龙头地位，提出“一江带两城，建设大都匀”思路，着力打造“泛都匀经济圈”，构筑“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新格局。
从全国全省看，2012年国发2号文件明确都匀要建设黔中城市群支撑城市。而全省城镇化战略明确了都匀建设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100万“双百”城市的建设目标。
因此，大都匀的“大”体现在城市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格局、政治定位等方面。从行政区划来看，“大都匀”的范围包括都匀市和都匀经济开发区。以此为中心，州委州政府进一步提出了以城镇化带动和千亿级磷煤化工经济带为主的“泛都匀经济圈”发展核心区的概念。
当代贵州：“大都匀”也好，“泛都匀经济圈”也好，“城镇化带动”都是其中的关键词。
吴 丹：正因如此，都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定位高端、规划长远、理念新颖、内涵丰富、举措多元的特点。在州委州政府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做大城市、做强乡镇、做美农村”的发展目标，实施“南北拉动、东西扩张、组团发展”战略，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步伐，不断提升城市承载力和吸附力。
申报成为新型城镇化试点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双百”城市的目标要求，始终强调规划先行，以规划还绿、建设显山、退房露水的发展理念，整合都匀的山、水、桥、绿等要素，高标准、大气魄做好城市整体规划，着重实现六个“确保”：
一是以棚户区改造为重点，加快安置房建设，确保安置成区。二是构建内外畅通的交通体系，确保道路成网。三是坚守发展生态底线，加快绿色化发展，确保生态成系。四是以提高消费能力和水平为重点，壮大城市产业，确保商业成集。五是以力补民生欠账为重点，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确保设施成套。六是以示范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四在农家”建设为重点，确保城乡统筹发展。
近一年的实践证明，坚持走符合都匀实际的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唱好城乡协调发展的“二重奏”，为都匀的跨越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山水桥城、国茶之都”的定位愈加清晰，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小城镇建设卓有成效，乡村发展提质增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势头。
“软硬兼顾”共绘蓝图
当代贵州：都匀的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吴 丹：我认为新在理念和举措两个方面。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是城市、乡镇、乡村统筹发展，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共进的城镇化，
2015年初，市委十届五次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山水城市、绿色小镇、美丽乡村的发展方向，走符合都匀实际的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思路。贵州省十一届六次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加快打造山地新型城镇化的‘贵州版’”，贵州省“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做好都匀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更加坚定了我们信心和方向。
当代贵州：新型城镇化的理念，需要得到全市干部群众的认同和实践，才能更好地推进试点工作。
吴 丹：观念的更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申报试点之前，有一些干部认为城镇化就是“让农民上楼”，而部分市民也对市区棚户区改造、道路修建、公共服务升级等举措不太理解。
获批成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后，州委州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思路和规划目标，“人的城镇化”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开展党员“三亮一创”活动以来，各级党员干部将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特征与工作相结合，同心协力推动都匀的大发展、大变化。
广大群众也见证了、体验了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种种变化，给予建设工作极大的支持。例如马鞍山棚户区建设项目，由于涉及范围大、人数多、范围广，刚开始遇到不少阻力和质疑。如今，南沙洲公园建成开放、大龙大道通车、移民安置项目即将完工，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都说这个项目“在哭声中开始，在质疑声中进行，在笑声中推进”。
当代贵州：党员干部的认同与践行，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都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了“软环境”。“软硬兼顾”方能持续，都匀做了哪些“硬举措”？
吴 丹：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主动创新。特别是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挂钩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两个方面大胆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是强调协调发展，以强化规划统筹、强化城市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强化城市经营的四个“强化”为统领，以示范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四在农家”建设为重点，协同推进城乡发展。
三是坚守生态底线。在城镇规划和建设中，我们按照“山头常绿、碧水常流、空气常新、土壤常净”的要求，着力“守好一口缸、净化一条江、护好一片绿”。
四是秉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和经营方面，我们大力推进“智慧都匀”建设，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实现社会效应和管理效能双赢。
关键词：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市民化；问题与对策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实施，同年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发，将江苏省，上海金山区和浙江嘉兴市、义乌市（县），以及浙江苍南县龙港镇分别列为不同级别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方案》中要求试点地区尝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以及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2016年初，《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总结经验和问题，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区域之一，是吸引全国人口流入的主要板块，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长三角两省一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系列共性的问题。为此，课题组在江苏展开调研，选择苏南、苏中和苏北部分市县区，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以江苏为例剖析了近年来长三角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对策和思路，以期能给未来长三角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有所帮助。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一）民工子弟难以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
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重要群体，而子女教育又是进城务工农民关注的头等大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均指出要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但当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相当数量的外来民工子弟只能就读于民办外来民工子弟学校（新市民学校）
由于各地公办教育资源紧张，许多外来民工子弟进公办小学仍然要缴纳昂贵的借读费，且只能读到小学毕业。
2.民工子弟上学的经济负担远高于本地户籍学生
相对于公办学校办学经费为财政拨付，民办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缴纳的学费，交费标准一般为850元/学期。仅此这一项，6年小学教育民工子弟就需要多负担10 200元。
3.经费投入的悬殊造成了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教学质量的巨大差距
常州市武进区46所普通公办小学有40所“优质小学”，而16所新市民学校中没有1所“优质小学”。苏南某县级市公办学校教师的年均工资在8万元以上，而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年均收入仅为2万多，薪酬水平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素质远低于普通公办小学。
（二）流动人口卫生信息无法对接统一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为了推动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2013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了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试点工作，江苏三市（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四区（闵行、杨浦、松江、宝山）和浙江四市（杭州、宁波、嘉兴、绍兴）都在试点之列。根据江苏调研情况来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的建立和健全困难重重，使得面向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儿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孕妇和儿童保健以及计划生育等工作无法顺利展开。其中，流动人口信息的缺乏是核心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的缺陷。
1.相关职能部门各自为政，信息相互不共享
涉及到流动信息人口搜集和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包括公安、卫生和计生三个部门。江苏三市的试点工作方案均由卫生和计生两部门名义联合制定下发，却难以和公安部门达成流动人口的信息共享。这部分人口本身流动性大，追踪困难，信息搜集工作本身就难度很大。光靠卫生和计生部门独立进行信息的登记和搜集，极容易造成遗漏和缺失，对后续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推动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并且信息的重复搜集，也造成了对财政拨款以及人力资源的浪费。
2.流入地和流出地有关流动人口的信息并未能达成对接和统一
按照目前的制度和政策，流动人口的信息搜集工作主要由流入地的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和流出地无关，并且人口一旦再次流出，就不再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人口流出地的相关职能部门所搜集到的人口信息并不能有效传递到流入地，这样人口的每次流入都需要在不同的流入地重新进行信息登记，造成了资源和人力的浪费。
（三）新型小城镇建设问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均指出要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但目前，江苏小城镇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一方面，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小城镇，规模较小，基础设施不全。特别是在苏北地区，大部分小城镇工业发展水平低、农业无特色、商贸服务业滞后，产业集聚效应不足，就业带动能力弱，经济发展止步不前。这样的小城镇建成区面积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造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高，布局难，利用率低。尤其是污水管网的建设和污水收集，供水、供电等的项目建设，靠乡镇财力很难完成。
另一方面，一些近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重点乡镇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配备不足，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健全。苏州木渎镇28万人口中，20万为外来人口，而乡镇管理机构人员仅按本地户籍人口8万人配备，实际管理人口数倍于户籍人口，人员配备严重不足。此外，小城镇建设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小城镇发展照搬大城市的发展格局和模式，产业发展无特色，同质化导致竞争激烈。对比发达国家风光和人文气息浓厚、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江苏小城镇风格也较为单一和雷同。
（四）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模式问题
推进城镇化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向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建设中。但目前，城镇化建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面临三大问题。
1.长期债务短期化
从当前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看，现有投融资模式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问题。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资金使用的期限较长，而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是中短期资金，因此，期限错配使得城镇化融资成本高、前期偿还压力大和流动性风险高。
2.融资形式较为单一，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较少
由于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资金扶持偏少，在没有其他城镇化融资制度安排情况下，地方融资平台与土地财政成为现有城镇化融资模式的无奈选择。
3.投资资产不具流动性，难以进行商业融资
从资金运用看，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项目大多为准公共品，具有公益性、超前性、社会性，而且投入金额大、建设周期长、沉淀成本高、盈利能力弱，与商业性金融的盈利性和流动性相矛盾，因而难以得到一般商业性金融的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方式亟待改变。
二、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义务教育统筹层次，保障民工子弟的平等教育权利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但按目前“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主要靠县级地方政府。在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大背景下，我国每年大批农村适龄儿童和少年伴随着劳动力转移而转学，导致了像苏北这样人口净流出地的农村中小学校的快速撤并和布局收缩，而像苏南这样人口净流入地的教育需求则不断增长，有些规模较大的开发区每年建一所新学校，都还难以容纳大量流入的学龄青少年。可见，仅靠流入地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扩大公办学校办学规模，很难实现随迁青少年与本地户籍生源的教育均等化。根据党的十以来中央关于财政转移支付“财随人走”的精神，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提高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统筹层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由县级政府改为以中央政府为主。作为过渡，也不妨先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例如，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按4U4U2的比例由中央、省和县级政府分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各承担40%，县级政府承担20%。这样，使义务教育真正成为“全国一盘棋”，生源流向哪里，经费就投向哪里，能使广大农民工子弟真正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完善流动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完善流动人口卫生信息管理制度，要加快和完善全国、地区或省级层面流动人口信息共享的平台建立建设。人口流动地域范围广泛，只有建立更高级别覆盖范围更广的平台才能有效地覆盖流入和流出地。此外，因为涉及多职能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因此需要明确信息收集和管理的主管部门，并设置各智能部门信息共享的权限。目前，江苏基本完成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前期建设和互联互通，但更多细化和深入的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完成。此外，当前的人口流动早已超出省域范围，因此，以长三角地区已经展开平台建设的地市为试点，首先建立长三角的流动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再以长三角带动全国，也是今后的工作重点。
（三）明确新型小城镇发展定位，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分工和布局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小城镇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明确小城镇发展的定位。城镇化的发展和建设已进入了新阶段，上世纪末“村村点火”、小城镇依托工业发展遍地开花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三类小城镇的发展定位
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将小城镇的发展方向分为：疏散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卫星城，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的专业特色镇，以及服务三农、带动周边发展的综合性小城镇等三类，进行准确定位，在此基础上科学推进小城镇建设。
2.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片区的统筹发展
在人口净流出地一些撤并率低的地区，有必要进一步撤乡并镇，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形成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推广的规模效应。通过推进片区的统筹发展，避免各自为政的重复建设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相互攀比式的建设。
3.提升设施与服务水平
进一步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和完善小城镇管理和服务机构，按常住人口合理配备相关管理和服务人员。
4.强化文化传承和生态建设
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区域自然资源、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文化底蕴等因素，将风貌保护、强化个性特色放在重要地位，打造具有各地特色、精致和谐、个性鲜明的小城镇。
（四）创新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
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大形势下，针对建设资金需求特点，需要改革创新思维，发展引入社会资金参与的、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城镇化建设模式，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降低政府的投资成本，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建设运营效率。
1.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先导作用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和准公共品建设融资需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需充分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介于政府财政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之间“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性作用。应出台有针对性的特殊金融制度解决城镇化融资问题，让政策性金融进入城镇化建设相关领域。如促进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贷款；也可以成立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专门满足城镇化中公共品供给的融资需求。
2.探索设立市、县（区）两级股权式城镇化建设基金
科技创新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规律认识
科技进步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基础，科技创新加速了人类城镇化的进程
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科技进步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础，推动城镇化的决定性力量是科技创新所引发的科技革命。目前全世界50%以上人口生活在城镇，70%的GDP和85%以上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都来自城镇，90%以上的高等学校和科研力量也集中在城镇。随着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新的工业革命启动和深化，将带动各国城镇发展格局发生深刻、丰富而不对称的变化。
城镇化发展具有阶段性，随着城镇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提升，科技创新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城镇化的发展，从最早的物资的聚集，到生产要素的集聚，再到创新要素与网络的集聚，从生产型城市到消费型城市，再到生态型城市的过渡，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随着城镇进一步向低碳生态型、可持续型发展，以及多级多层次开放城镇体系的形成，在产业发展、城镇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宜居宜业、城镇治理与规划等方面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科技创新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推动是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过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引导作用
传统的城镇化过程是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的自然集聚过程，科技创新发挥作用的过程是缓慢的，而伴随着现代城镇化的发展，科技促进城镇化已从传统的、方式单一的工具性支撑逐渐向全方位和多元化发展，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融合带来大社会技术系统的发展。各国的城镇化进程都表明，城镇化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过程，无论是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一份报告，未来全球增加的城镇人口近94%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趋势将会重塑世界的面貌。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即在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以城镇为中心形成内生性的财富增长循环机制，在保证正常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水平基础上侧重强调科技投入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
科技创新支撑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了2011年底的近7亿，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0%左右。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曾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意味着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由量到质的转变阶段。
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城镇健康、快速、和谐发展，切实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科技工作成果卓著
一是将“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列为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对城镇化发展的科技工作统筹布局，针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科技需求，围绕城镇区域规划与动态监测、城镇功能提升与空间节约利用、绿色节能与绿色建筑、城镇生态居住环境质量保障、城镇信息平台等重点任务，组织开展技术攻关，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二是通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推动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三化同步”和城乡统筹与协调发展。三是依托高新区等园区建设，形成城镇化发展的“创新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产业化工作体系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产业技术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起到了引领和带动作用。四是通过人口健康、资源环境、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领域民生科技的发展，对于我国城镇发展质量提高、各个城镇发展特色的形成、城镇现代化快速推进具有决定性作用。五是在试点城镇启动实施了新能源汽车（十城千辆）、太阳能光伏发电（金太阳）、半导体照明（十城万盏）、下一代信息网络（3TNet）等一批创新成果应用示范工程，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对城镇的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新型城镇化需要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向转变，而“创新驱动”的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工作任重道远
城镇化包括人口结构城镇化、产业结构城镇化、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景观城镇化及人口整体素质的城镇化。过去30多年，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主要来源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做出的巨大贡献。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以创新为驱动力、能够集成应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符合城乡发展实际的道路。新型城镇化将为创新驱动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而科技创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实现从重视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重视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其核心是“科技创新”。
新型城镇化对科技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通过科技创新支撑与引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科技工作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从2001-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由37.66%提高到51.27%，平均每年提高1.24%，远高于1978-2000年年均提高0.86%的平均水平，更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年均提高0.28%的平均水平。而我国未来的城镇化健康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有效支撑和引领，如利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审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人居环境、城镇住区、水系统循环、节约能源、大城市交通、土地合理利用、防灾减灾以及新的城镇规划体系等，是一批急需在原有水平上作出重大突破的科技问题。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三化”协同发展
充分发挥城镇知识、智力和人才密集的优势，加大对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数字内容、信息服务及文化创意等技术支持，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城镇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实现总量、质量、结构和效益并重的产业供给，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相适应的新型农村，实现城镇化的和谐发展。
加强城镇发展的科学规划和动态监测
加快城镇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提高城镇的综合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基于感知网、智能化技术的网络体系，提高城镇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构建宜居城镇
加强能源高效转化、建筑节能与节能新材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应用，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修复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智能交通等技术，实施食品安全科技工程、国民健康科技工程等，实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需要在“四化”同步发展中把握好一系列战略定位，形成一整套战略引导体系和支撑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长效作用机制与模式，科技工作砥砺前行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转变、资源配置整合、生产力布局优化、人口大量转移、利益关系调整、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其问题的复杂性和涉及的广泛性决定工作的综合性，必须要通过系统性措施探索解决，科技工作需要在其中把握好一系列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科技创新支撑引导城镇化发展还远远不够，城镇化建设的“科技含量”偏低，仍然面临着许多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如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对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科技创新作用缺乏规划；标准建设滞后，强制性规范少，科技发挥作用的渠道不通畅；科技产业化应用示范工程等推进力度不够等等，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克服。
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
创新驱动城镇化发展的系统性
创新驱动城镇化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其实现方式是充分发挥科技的先导和支撑作用，通过多领域、多部门的公共政策综合作用，共同引导社会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
创新驱动城镇化发展的动态性
创新驱动城镇化发展是一项动态性工作，其实现过程具有时间上的阶段特征和空间上的层次特征，不同时期、不同空间范围的工作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一个关键是形成和有效发挥科技支撑的长效作用机制。
创新驱动城镇化发展是一项探索性工作
创新驱动城镇化工作需要立足全面科学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别分析，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制定适宜性政策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不同地域范围的任务和重点不尽相同，不同空间层次的工作重点会随着地域、时间差异发生变化和转移。需要我们时刻关注、分析不同阶段的工作特点，及时调整工作重点。
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支撑
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在战略规划层面，加强科技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引导
理清资源结构
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尽快摸清科技系统已有的工作基础和资源结构，梳理相关支撑工作，加强对相关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的集成力度，做到心中有数，配置得当。另一方面，加强统筹，建立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设立各部门联络员，形成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工作组织体系，统筹协调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科技工作。
提前规划部署
在战略层面要有前瞻性的通盘考虑，提前规划部署，形成科技创新支撑城镇化建设的战略规划。在城镇化“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化并举”的推进过程中把握好一系列战略定位，着力科技创新推动传统城镇化的转型，支撑新型城镇化的和谐发展、引领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科技支撑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长效作用机制和典型模式。同时，建议将科技支撑引领城镇化发展列为下一个科技中长期规划的专项规划，并出台有关指导意见。
强化规划衔接
加强与各宏观管理部门的联动和协调，推动规划之间的衔接，提高和充分发挥科技规划在今后城镇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部门会商机制，共同对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做出整体规划和安排。在城镇建设规划中明确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使科技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决策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构建与新兴城镇化相适应的技术体系
俄据现有科技研发部署和成果积累，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布局，加强市引导，推动先进技术的应用推广。
切实有效的解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一些新难点和新问题，同时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归纳总结，形成和有效发挥科技支撑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长效作用机制和典型模式。
针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在计划项目上予以支持，开展技术攻关，进行关键技术突破和技术路线图编制
选择一批市场前景好、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产出效益好的产业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应用，重点推进电动汽车、清洁可再生能源、三网融合、物联网、半导体照明、智能电网、生物医药、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发展。
通过标准等政策的制定和应用来引导科技创新
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科技创新发挥作用的渠道并不通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标准建设滞后，缺乏可操作性，而且激励性政策不足，对推广应用新技术，绿色产品、绿色建筑、新能源的开发与建设缺乏补贴和信贷优惠措施性措施。因此，需要加强城镇化建设中的建设标准，设立阶段性目标，加强执行力度。加大新技术应用的补贴力度，加强强制性规范性等措施。向中小城镇和农村全面延伸绿色和强制性节能标准。
进一步推动科技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试点示范和需求面政策引导
近年来，我国虽然在城镇建设中开展了一些科技产业化应用示范工程，在推动科技产业化应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规模和辐射作用仍有一定的局限。建议深入开展科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关试点和专项行动。一是选择不同主题，结合已经开展的各类园区建设，以创新型城市（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高新区、农业科技园等为载体进行试点示范，包括现代农业体系示范、新能源应用示范、信息网络应用示范、新型智能交通体系示范、生态宜居科技示范、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示范等。二是通过重点项目和工程，如“绿色奥运”、“低碳世博”，更好地推进节能减排、控制环境污染，促进绿色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全面提高居民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培育科技理念与创新文明。三是针对中国区域不同城市格局的特点，如都市区、城市群、散状城市等特点来进行科技规划示范。
调动地方尤其是基层科技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四化并举”，扎实做好各项推进工作
用科技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念和思路促进新农村建设，这其中基层科技部门将有着更为广阔的作为空间。例如：聚焦本地区新农村城镇化科技创新的新需求、新趋向，作为与外部创新资源对接的重要纽带，实现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与市场链有效链接；推动建设村镇科技试点，推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生态化集中，推进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梯度提升等。
重视和加强人才培训和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