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2 15:43:5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弹性经济学概念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路径
作者简介：张德安（1978-），男，黑龙江富锦人，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办公室，工程师。（河北保定07100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3-0001-02
研究型大学代表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并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责任和使命。创办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不仅是促进科技与教育结合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更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并以此作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对于一批已经提出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行业特色型高校而言，如何在新的时期实现办学特色与高水平的有机结合，依托自身优势加快建设研究型大学步伐，成为必须思考的战略主题。
然而，到底什么是研究型大学？行业特色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究竟该如何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答案。本文特对此进行探讨，以求对相关院校有所借鉴。
一、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与特征
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中外学者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论述。
我国知名教育专家王战军教授给研究型大学下的定义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
美国全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丹莫特教授对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和氛围作了如下描述：知识的传播和创造――教学和科研是研究型大学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用自己的研究向学生传授最新的成果，学生感到学知识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在研究型大学就读的学生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在一种研究型的文化中成长，有强烈的求知愿望和探知精神。
美国卡内基教学研究会认为：所谓研究型大学是指那些以研究为重点，开展高层次研究教育，并拥有可观的研究经费来体现其核心竞争力的大学。但其对研究型大学的分类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反映出对研究型大学概念的认识仍然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中。
尽管中外专家对研究型大学还没有一个确凿的定义和权威的评价体系，但是教育界人士对研究型大学基本持有共性的理解与评判，即研究型大学必然要将创新精神蕴育在教学、科研及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在推动社会知识更新和科技进步中展现出深厚的实力和重大的作用。如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指标中，学术声誉、国家级重点学科数、两院院士和长江学者数、国家级三大奖获奖数、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数、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国家级纵向科研经费的总额、被SCI收录的论文数、博士学位授予数等旨在表明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科研创新能力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实力的参考系数经常被列入其中。2002年10月，由武书连领衔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表了中国研究型大学评价标准：将全国所有普通本科大学的科研成果得分降序排列，并从大到小依次相加，至得分累计达到上述大学科研成果得分的61.8%为止；各个被加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以此为标准，2002年至今课题组每年评出30余所中国研究型大学。该评价标准似乎更侧重于科研创新能力在研究型大学中的权重。当然，这种评价标准是硬性的，并且必将随着中国大学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界对研究型大学内涵认识的深化而有所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型大学”与“一流大学”的概念并不等同。在我国各高校的奋斗目标中，建设“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提法并存，因此，有必要将二者间的关系加以明确。“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二者之间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一流大学具有相对性，它强调的是一种水平、一种地位，具有在一定的指标体系下相对排名的性质，例如国内一流、国际一流；而研究型大学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它更强调内在性，是达标性的国家指标体系下的概念。简单地讲，研究型大学重在建设，重在过程；一流大学重在评价，重在结果。就国际高等教育状况来看，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但是二者之间却没有可逆性，研究型大学的规模和档次不一定都很高，有高水平和一般水平之分。
在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先后提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211工程”和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985工程”，实质上就是要重点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的一个目标，其根本目的是要培养治国之才、创业之才、学术大师这些现代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同时积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
二、行业特色型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目前的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中，大部分是在世纪之交由原归属行业部门而划归教育部直管的。近十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办学目标、办学观念、办学思路也正在经历着不断调整与重新确立，在面临日益严峻的高等教育竞争的同时也迎来了更新办学理念、提升办学层次以及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契机。
1.行业特色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机遇
一是当前高等教育处于大发展大改革的时代。新世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必将带动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更加广泛深入推进。在世界高等教育竞争空前激烈和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高教改革方兴未艾，国际国内交流日趋加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层出不穷，这不仅为我国高校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刚刚转型的行业特色大学拓宽了办学视野和办学思路。开放办学、提倡竞争的发展氛围也为能够适应形势、抢抓机遇的行业高校加快和实现研究型大学建设提供了可能。
二是高等院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受到了高度重视。大学不仅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性创新的主力军，而且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教育部相关文件都明确提出，要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形成一批能够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型大学。在后续推进的“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中，进一步凸显了对行业特色高校的支持。对于高水平特色型高校来说，从过去的行业办学到融入国家规范的教育体系、参与到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尽快将自身的发展目标聚焦和调整到国家需要的领域中来，这也为行业特色型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实现全方位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现实驱动力。
三是质量和特色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随着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分层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行业特色型高校因其自身发展历程的独特性，拥有一般高校所不具备的固有优势。在高等教育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中，强化特色意识，实施特色竞争战略，已成为包括高水平特色型高校在内的各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选择，国家也从政策和资金投入方面加强了对高校办学特色培养的指导和引导，这为特色型高校进一步密切与行业部门联系、保持和彰显行业优势、特色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建设研究型大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教育部就在积极推动部分高校与原主管部门的共建，一些行业特色高校纷纷建立校企合作理事会、校企合作委员会等以加强与行业的联系。而行业高校自身也在有意识地强化特色发展和特色合作。2011年10月，11所拥有“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在北京组建北京高科大学联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进行全方位合作的高校联盟，也进一步凸显了办学特色。
2.行业特色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发展理念与办学文化方面，由于自身发展受行业办学的限制，原行业管理的高校易受封闭、狭隘、僵化思想的束缚，与开放教育思想、先进教育理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基于原来的行业联系，使得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获得有力支撑，一些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在办学文化中蔓延，导致发展动力不足，改革停滞不前，尤其是在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深学问探究和对国家社会重大问题的高端服务方面存在欠缺，进而影响了向研究型大学的迈进。
在学科建设方面，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学科发展普遍不够均衡，仅有几个学科实力较强，其他学科则总体较弱，因而在推动交叉学科发展、打造创新合作平台方面显得学科支撑不足、基础不够雄厚。同时，由于有些行业特色型高校在学科发展战略上重点不突出、力量不集中，甚至对有限的资源采取平均配置的方式，导致传统优势学科在学科实力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对于部分高水平行业特色型高校来说，在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如何合理架构学科体系，在协调发展和特色发展中，实现既有特色保持和优势凸显仍是一个主要课题。按照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学科层次仍然有待提升。
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行业特色型高校失去了与原行业部委血脉相连的联系，不仅能够获取的纵向资源大大减少，与行业的联系也逐步由“紧密型”转变为“松散型”，行业特色有所削弱。体现在科学研究上，行业特色大学的科研力量与行业内部的科研机构相对独立发展，缺少有效联合和协同创新的方式，一方面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也难以在重大应用领域取得突破。体现在人才培养上，由于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行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脱节现象，使学生的知识结构难以契合市场的实际需求，人才培养质量也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发展路径探析：行业特色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应推进三个转变
与其他高水平大学相比，正在向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行业特色高校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从发展路径分析，行业特色高校尤其需要在战略愿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实现三个深层次转变，并以之引领迈向研究型大学之路。
1.从高水平到研究型：实现战略愿景与目标定位的转变
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目标的渐进过程，其建设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对发展目标的大胆愿景以及把愿景转化为具体目标的明确规划，形成优先行动框架，找准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虽然一般行业特色高校都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笼统目标，但相对研究型大学建设而言，应该有清晰具体的发展愿景和目标定位，而这种愿景与定位尤其需要突破原有的思想羁绊。
一是办学思想的转变。行业特色大学必须积极转变传统的办学观念、办学思路，从以狭隘地为行业服务为主的办学思想向更加注重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关注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态势和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办学思想转变，以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勇攀高峰的自信心，团结、凝聚师生智慧和力量，向更高水平的研究型方向努力，围绕宏伟办学目标，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提升标准。
二是目标定位的转变。参考研究型大学指标体系和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一般行业特色大学要把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战略愿景转化为具体目标和战略规划，必须立足自身的优势去拓展，在目标定位上不再局限于某个行业的当下需求，而是要瞄准国家需求和世界前沿，努力在相关领域取得科学技术研究的覆盖和领先，抢占学术制高点，为达到研究型水准、增强竞争力而有所为、有所不为。特色型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重在质量的提升，而非规模扩展，要把重点集中在几个最重要的科学领域，达到国际国内一流水平。
三是服务面向的转变。行业特色型高校与本行业共发展、同进步，逐步成为本行业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使自身发展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但作为研究型大学而言，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需要行业特色型高校在继续坚持和强化与行业合作的同时，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富活力的前瞻性思想、更具人文关怀精神的大学气度服务整个社会，服务于国际及国内科学技术发展和重大社会需求，发挥出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应有的作用。
2.从实践能力到创新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及模式的转变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大学类型，其类型的特征性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职能活动均表现出浓厚的研究性活动特征。行业特色大学因与行业需求的紧密结合，人才培养体系往往具有重视实践能力的特色，与研究型大学的指标相比，应用性强而研究性、创新性不足。这就需要在原有人才培养模式上，从培养定位和培养模式上向研究型大学方式转变。
一要通过学科综合、跨学科等途径以及宽口径、厚基础的课程体系，形成综合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拓展研究性思维。学科体系向门类齐全、综合化方向发展，实际上是为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发展边缘学科、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研究型人才奠定基础。
二要推动主要教学环节的改革，形成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制度。要积极探索本科生早期参与科学研究的途径，优化研究生培养模式，充分利用研究生和研究项目的巨大资源，提高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质量，营造研究型的学术氛围，以发现知识和创新知识为学生培养的核心目标。
三要增强开放性，加强国际化办学，营造有利于培养学生参与国际竞争意识和能力的氛围。要充分发挥国际科研合作、国际学术交流的优势，着力培养能够挑战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人才。
3.由产学研合作到重大理论突破：实现科学研究重心的战略转变，形成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科研体系
研究型大学要注重基础理论和战略性应用研究，并以之体现核心价值。行业特色型大学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在既有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提升研究层次，在与行业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的分工中，将研究重心转向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突破上，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一要明确校企定位，凸显高校科研体系的综合优势。传统观点认为，新知识来源于科学系统，主要是通过大学和政府实验室内的基础研究实现的。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行业自办的研究院所应该是有区别的。据此，行业特色高校应围绕原优势特色学科进行拓展，实施与其他高校、与原属行业差异化发展的科研战略，立足行业领域，提升研究层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形成独特的学科群优势，充分体现学校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以及促进行业进步的推动力。
二要拓展服务面向，打造为国家战略和行业服务的技术创新平台。高水平科研基地是支撑学校优势学科发展、承接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产生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汇聚和培养杰出人才、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是研究型大学特点的集中反映。行业特色型高校无论是为行业服务，还是为研究型方向努力，都必须依托优势学科，全力构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基地，使学科建设直接对接行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并且在拓展服务面向的同时打破视野和体制局限，深入推进协同创新。
三要巩固原有产学研优势，建立新的合作机制。随着高校自主办学权的加大、高校与原行业的脱离，行业特色型高校与原行业院校的连带关系日渐松动。但对于建设研究型大学而言，实践仍然是创新的动力，产学研的结合仍然不失为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一条捷径。为此，行业特色高校在战略上必须保持原有的机会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与原来的行业部门建立起新的可持续的合作机制，真正形成深度融合、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周其凤,王占军,等.研究型大学与高等教育强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李凝.解析“研究型大学”[N].科技日报,2002-12-04.
[3][摩洛哥]Jamil Salmi.世界一流大学:挑战与途径[M].孙薇,王琪,译.
关键词：奢侈品；效用；效用函数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奢侈品的概念及特殊性介绍
奢侈品一般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惜等特点的消费品。以尼尔.菲斯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奢侈品指的是这样的一些产品或服务，它们比同类商品中的其他产品或服务质量更好，品位更高，也更让消费者们心驰神往，这些商品价格不菲，但是还不至于昂贵得让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奢侈品具有以下特征：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稀有性特征、炫耀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文化特征。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包括炫耀性动机、领先动机、从众动机、社交动机、追求品质精致动机、自我享乐动机、自我赠礼动机、表现内在动机。正是由于奢侈品的种种特征，造就了各种消费动机，同时使得奢侈品的价格远远大于其实际生产价格，使得奢侈品成为经济市场中一种特殊商品。
二、奢侈品的特点
综观奢侈品消费行为及消费心理，可以看出，奢侈品消费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需求收入弹性。与日常生活所需必需品不同，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其需求增长速度大于收入增长速度。EX=（dX/dL）*（L/X）>1，EX为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X表示奢侈品；L表示收入。二是特殊的效用函数。对于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而言，其效用函数不仅与购买数量有关，同时受到奢侈品价格影响。用U=UX（Y，PX）（其中X、Y指两种奢侈品，P是奢侈品X的价格）表示奢侈品的效用函数。本文将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奢侈品进行分析。
三、相关经济概念
在消费者理论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消费者面临市场如何选择商品，为此引入了消费者偏好和效用的概念。简单地说，消费者偏好是指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的喜好程度。效用是衡量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偏好程度，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感受，消费者认为某商品的效用高即该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高程度的满足感。效用函数，为定义在n维商品空间上的实函数，U=U（x），其中U（x）表示消费者对商品x的效用值。
四、奢侈品与普通商品
经济学中讲求效用最大化原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有人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的假设。理性人对商品的选择是在能够拥有的信息条件下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但是奢侈品市场中，消费者在同样的实用价值的情况下会选择比普通商品价格高出几十倍的奢侈品，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市场日益繁荣，究其原因是消费者通过奢侈品消费可以获得消费普通产品无法获得的效用。
运用数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加入奢侈品，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公式变为MaxU（X1，X2）；s.t.P1X1+P2X2
五、奢侈品的精神利益
效用是一个与消费者的内心主观感受相联系的概念，可以说内在心理机制是效用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与消费者心理相联系的，重点分析偏好的效用模型，将商品产生的效用分解为物质层面的效用和精神层面的效用。由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和人格构成存在差异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商品物质层面的效用与精神层面的效用所占效用比重大小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效用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为了描述商品对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效用差异，定义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精神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为精神指数，用θ表示。以此为基础，我们来分析，关于奢侈品的消费选择模型。
为了简化问题，同时使问题的分析更具有针对性，我们作出如下假设：一是假设消费者的收入、产品价格以及产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利益点为外生变量。二是假设理性经济人追求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总和的最大化。
根据以上假设与分析，构建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费选择模型。
物质层面的效用受到商品数量q的影响，且效用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物质效用函数为：u1=u（q）且du1/dp≥0
精神利益通过精神指数的强度来影响消费者效用的大小，且精神指数与精神效用是单调增函数关系，强度为零时，精神效用为零，精神效用函数为：
u2=u（θ）且du2/dθ≥0，u2（0）=0
现有两种同类商品i和j，消费者偏好取决于i、j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和的效用的大小。所以i和j的总效用差为：
ΔU=[u1（qi）+u2（θi）]-[u1（qj）+u2（θj）]
其中，ΔU为商品i与j的总效用差，qi、qj分别为i、j商品的数量，θiθj分别为i、j商品的精神指数。
假设u1（qi）=u1（qj），则：ΔU=u1（θi）-u1（θj）
由上式可知，消费者偏好取决于精神指数的大小。根据消费者对商品i和j的精神利益敏感度的不同，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可得出下列三个结论：
第一，两种商品仅满足消费者物质利益的需求，消费者对i、j的精神利益均不敏感或者完全感受不到，精神指数为零。
第二，商品i满足消费者精神利益需求且消费者对精神利益敏感，消费者对商品j的精神利益完全不敏感，即θi0，θj=0，则有ΔU=u2（θi）。偏好完全取决于商品i的精神指数。
第三，当商品i和j的精神指数均不为零时，即θi≠0，θj≠0，消费者选择取决于二者精神指数的大小。
六、结束语
奢侈品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数学的相关方法我们能够对奢侈品市场进行深度的剖析，分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参考文献：
[1]高敏.自我损耗对品牌标识炫耀性选择的影响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刘松柏，于力.消费者精神偏好视角下消费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9.
人分男女，道主阴阳，都市圈最典型的经济特征是职业女性阶层的形成，即女性的经济独立。若把农村、城镇和都市圈划分为三个区域进行比较研究，这三种区域经济生态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剩女”率：农村几乎没有“剩女”；中小城镇较低；大都市则为常态。统计数据证明：“剩女”率与城市化率成正比，财富越多的地方“剩女”率越高，消费水平也越高。大到城市，小到企业，“剩女”已成为人们视若无睹的经济指标之一。
“剩女”的统计学概念是“金女（Gold Miss）”，特指高学历、高收入的未婚女性。韩国统计分类把“金女”定义为29岁以上硕士学位以上的未婚女性，据说是因为大首尔都市圈的女性初婚年龄是29.1岁，所以统计局采用29岁为“金女”的起始年龄。和“金女”对应的是32岁以上未婚男性，统计中分为两组：硕士学位以上（A男）和中等学历以下（B男）。2010年在大首尔都市圈中每10个“金女”对应的“A男”约为6个，“B男”约为88个。所以，都市圈中婚姻问题更大的并非“剩女”而是“剩男”，中国的统计也证明是男多女少，性别比例失调。那为什么人们谈论更多的不是“剩男”而是“剩女”呢？
农耕文明就是男权社会，因为“男”是“田+力”，代表土地和劳动是财富之源，所以才有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田园生活的诗情画意是男耕女织，夫唱妇随，而都市文明的起点却是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家务社会化和女性职业化作为同一趋势的两个方面，一极创造消费需求，一极创造就业机会。研究表明，女性的学习能力高于男性，以体力劳动为主导的工农业更依赖男性，以智力劳动为基础的都市产业更需要女性，城市创造就业的功能必然为女性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所以都市文明的男女平等首先是劳动能力的平等，从而形成了职业女性阶层，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中国目前的女性就业率已接近70%。
女性经济独立的后果之一是婚龄延后，过去说的芳龄二九即18岁就要抛绣球选男人，而如今都市女性的婚龄都29岁了。职业女性的收入越高，适配男性的人数越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大，适配婚姻的选择越少。以韩国统计为参照，职业女性的多数“宁为剩女也不养汉”，城市就有了两个群体的流动：“金女”在流动中寻找机会，综合消费力上涨；“剩男”出城娶媳妇，综合消费力下降。所以“剩女”率越高的城市经济越繁荣，消费水平越高，高消费的压力进一步驱动“剩男”攒钱回乡娶媳妇，于是“金女”在都市圈中流动，驱动消费升级；“剩男”流出都市圈，再带“村姑”进城镇，城市化的进程就在这“金女—剩男—村姑”的人口流动中逐步升级，让都市圈与城镇化的趋势双翼齐飞。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需求；扩展的效用函数；消费者心理安全感
中图分类号：F014.32；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9-0055-05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众多企业的战略性选择，并在实践中进行了贯彻执行。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发挥和传递“正能量”的重要主体。受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曾倍受质疑。大量实证研究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波特运用大量的成功案例，试图说明企业可以通过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来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1]。在理论界的质疑和事实面前，“理性经济人”假设也随之撼动。与此同时，传统的消费选择理论也仅仅考虑了个体对物质层面的需求，长期以来忽略了消费者精神层面的需求，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难以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现代营销理论强调了消费者的核心地位，随着这种理念的确立，消费者逐渐成为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冲突的关键。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而言，只有当消费者运用手中的“货币选票”来为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企业投票——用市场力量回馈企业时，企业才会获取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与动力。学者们就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相关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消费者对公司的认同、消费者对公益机构的捐赠行为、购买意愿、顾客满意[2]。以往从消费者视角的研究只是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公司评价的直接关系，而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为什么有效这一问题[3]。主要因为这些研究是从消费者行为学视角展开的，再加上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消费者消费理论对精神层面研究的缺失，使理论界缺乏关于消费者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存在偏好、为何存在偏好等问题的本质原因的探讨，尤其为什么不同消费者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产生不同的反应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理论和实证上应有的关注及研究——这仍然是一个理论空白[4]。
刘松柏等（2012）初步研究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心理根源问题，提出了用于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费选择模型框架，认为应该从心理安全感、道德、伦理等角度入手，引入消费者精神层面的需求，构建扩展的效用函数，从而解释消费者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因以及消费者偏好和购买决策问题，但是仍未深入地就各个精神需求维度进行全面论证[5]。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特点就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6]。本文拟运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消费者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质原因，探求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作用的理论基础，这将有助于论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一致性及其前提条件，并为企业制定与实施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及项目提供建议，帮助企业有效地发挥社会责任的正能量。
二、相关理论
（一）消费选择理论
1“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作为消费选择行为的假设前提，“理性经济人”长期以来受到了大量的批判与质疑，传统的消费者理论也仅仅建立在人们对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需求的基础上。阿玛蒂亚·森（2000）通过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追本溯源，从根本上撼动了这一假设，他认为经济学用如此狭隘的方式来描述人类行为是非同寻常的，并强调经济学应关注的是“真实的人”[7]。“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与研究方法的有限性是离不开的，然而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前进，研究复杂问题的方法不断增加，这一以“简化”为目标而做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应得到相应地修正，以保证经济学研究不断接近“真实的人”。因此，李大凯（2012）主张在批判继承的原则下，在继续遵循“理性人假设”核心逻辑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现实以及相关批判修正理论，实现对基本消费选择模型的合理性重构，他提出了修正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在其所能掌握的所有信息以及预算决策能力之下，在其特有的效用构成层面以及利益权重的偏好系统之下，通过成本—收益权衡始终追求收益的最优化，即既定效用满足水平下的最小成本，获既定成本下的最大效用满足水平[8]。这一假设在由价格和收入因素所决定的物质需求之外，将人们对心理安全感、道德、伦理等精神需求纳入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中，从而为传统的新古典消费理论框架之外的复杂多元化的消费行为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范式和视角。
2消费选择新理论该模型是由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提出的，本文运用该模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效用问题。
主流经济学分析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人类的行为是自私的，其根本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传统的消费选择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被动的效用最大化者，它只是从市场购买中获取效用，传统选择理论既不能说明偏好如何形成，又不能预言偏好的影响，故而经济分析中一般倾向于将偏好作为外生变量，以往的经济研究中并没有对消费者偏好理论进行深入探讨[9]。因此，深入探讨偏好形成的根本原因、效用构成与偏好的影响是完善传统选择理论的必经之路。
Michael和Becker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个体是一个主动的效用最大化者，它也会从事广泛的生产活动和投资活动[10]。并据此对消费者理论进行了重构：个体可以用市场商品、自身所支配的时间、技能、培训和其他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生产出作为他们的选择对象的商品，从而使得其效用函数取得最大值。用公式来表示，即一个个体试图使以下函数取得最大值：
式（2）中，Zi为进入效用函数的商品选择对象；fi为第i种商品的生产函数；Xji为生产第i种商品投入的第j种市场货物或服务的数量；tji为第j个人自身的时间投入；Sj为第j个人所投入的人力资本；Yi为所有的其他投入。
Zi没有市场价格，因为它们并不是用于购买或出售的，但Zi确实有“影子”价格，“影子”价格取决于Zi的生产成本。如果fi是和tji的一度其次式，那么边际成本将等于平均成本，并且Zi的“影子”价格可表示为：
πi=kj=1αjipw1，ww1，S，Yipj+lj=1βjipw1，ww1，S，Yiwj （3）
（二）顾客感知风险、安全需求和消费者心理安全感
1消费者感知风险
Raymond Bauer最早从心理学延伸出了消费者感知风险（Consumer Perceived Risk）的概念，他认为消费者的任何购买行为，都可能无法确定其预期的结果是否正确，而且有些结果会令消费者不愉快——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决策中隐含着对结果的不确定性，即风险[11]。之后学者们对感知风险进行了研究，多数都赞同CUN—NINGHAM的定义，认为感知风险是消费者对某件事情造成损失的预计，它是由对两个因素的判断而形成的：一是不确定性，即消费者对于某件事情是否发生的主观概率；二是后果严重性，即如果事情发生后，其结果的危险性”[12]。当“人们在社会环境中感知到的威胁或风险刺激超过了本身控制和释放、能量的界限时”，就会在内心形成“一种主观感知或感受，比如创伤感、危险感、焦虑、无力感和不确定等”，这便是不安全感[13]。现代社会，不安全感成为了消费者的一种常态[14]。当消费者存在感知风险时，便产生了个体认知上的不平衡——安全需要。只有消费者感知风险降低，才能使这种安全需要趋于满足。
2安全需求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Maslow（1968）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要，按其优先次序可以排列成阶梯式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它们与生俱来，并构成了不同的等级水平，成为个体行为的动力。其中，安全需要是“指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15]。通过观察，他发现人们“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于受难。”[16]安全需要使个体趋向或获取环境中的安全因素或条件而避开或去除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或条件，从而消除认知上的这种不平衡状态，获得安全感[17]。 当消费者有能力获取这种安全感时，便形成了安全需求。
本文定义的消费者安全需求是指：消费者由于在消费的过程中感知到风险的存在，从而产生了对安全的需要，当消费者有能力通过自身行为获取对购买行为的控制感从而获取心理安全感时，便成为了消费者安全需求。可见，安全需求是消费者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变量之一。构建扩展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及消费选择模型，必须研究消费者为满足其安全需求所进行的活动。
3消费者心理安全感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最早提出了安全感的概念。马斯洛在提出需要理论时首次对心理安全感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心理安全感就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而后有很多心理学者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丰富，普遍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主观诉诸于客观的感觉，是人们对自身可能出现的危险和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时的有力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控制感。但布列茨（Blaze）则反对用定义界定安全感，并提示只要抓住“主宰”与“负责”这两个关键词，就能看出安全感背后隐藏着“控制”这种感觉[18]。
对于这种争论，部分学者赞同布列茨将“控制”一词引入安全感概念的观点，如安莉娟（2003）、从中（2004）、孙思玉（2009）等。部分学者则赞同Maslow的观点，例如，于世刚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的安全需要进行经验描述和理论建构，认为人的安全需要可以分为确定感（Certainty）、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Freud和Maslow，1945）和控制感（the Sense of Control）（Rotter，1972）3个层面[9]。
心理学研究将安全感区分为特质安全感（整体安全感）和状态安全感（具体安全感）。整体安全感类似一种人格特质，相对稳定，不随情景而轻易变动，而具体安全感随着具体的情境会发生变化[20]。姚本先等探讨了安全感的心理发生机制，并强调状态安全感是个体基于客观事物与安全需要的认知评价下产生的情绪体验，而特质安全感则是在随着安全感需要的发展、认知的深化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情感体验，同时特质安全感又会在具体情境中以状态安全感的形式表现出来[21]。因此，个体需要通过认知客观事物来获取安全感。
本文采纳布列茨的主张，将控制感和确定感引入消费者心理安全感（Consumer Psychological Security，CPS）的概念，认为消费者安全感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对处置感知风险时的有力感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为了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消费者必须通过各种努力，“生产”并“消费”心理安全感。能够使消费者对商品产生并深化认知的信息可以来自于以往的消费经验、媒体、亲朋好友的交流等。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消费者
1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指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直接相关的信息（李正等，2007）。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1971年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CED）出版了《企业社会责任》一书，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层同心圆的概念：同心圆的最里圈代表企业最基本（如工作、产品和经济增长等）的经济方面责任。同心圆的中间层包含的是在关注到社会价值与优先权的变化下（如讲究公平、重视雇佣关系、重视消费者的信息反馈、注重环境保护以及对考虑安全防护等）而采取的措施。同心圆的最外层是更多地改善社会环境的责任，是商业行为为促进社会环境发展而需要采取行动的部分，是对那些尚未成形、新出现的企业责任的描述。Carroll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22]。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以往研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进行了划分。国际会计公司Ernst和Ernst于1978年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划分为环境、能源、公平雇佣实务、人力资源、社区参与、产品、其他等7个大类。美国的全国会计师协会（NAA）（197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领域包括社区参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产品与服务等4个大类。Trotman和Bradley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应包括6个大类指标，即环境信息、能源、人力资源、产品、社区参与和其他[23]。Gray R H等回顾了Trotman K T（1979）、Guthrie（1985）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所做的分类后，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包括15个大类[24]。
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消费者心理安全感
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内容可知，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尤其是消费者问题类、健康与安全类等的信息能够增加消费者对企业及其产品的认知，因此有助于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如财务风险、功能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和时间风险等，故可成为消费者“生产”安全感的信息来源之一，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安全需求，最终促使消费者选择该企业的商品。大量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能够对消费者反应产生影响，Brown 和Dacin通过实验设计和实地调查方法，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会间接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25]。此外还有大量研究发现消费者会通过价格支付来支持或惩罚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好或较差的企业[26～29]。卢东基于归因理论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利他归因会正向影响消费者的企业态度和产品感知质量，而利己归因会负向影响企业态度和产品感知质量[30]。也就是说，由于消费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目的的揣测，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本文暂不考虑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利己归因，仅考虑消费者正面接受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情形；将消费者负面考虑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情形另行探讨。
3 消费者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活动
根据信息搜索的二阶段理论，消费者信息搜索分为内部信息搜索和外部信息搜索阶段。内部搜索指的是在记忆中搜索相关信息；外部搜索是指在记忆以外的信息渠道中搜索相关信息，如包装、店内陈列、广告、杂志等[31]。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例如新闻、广告、企业主动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可见，消费者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动地、无意识地获取，例如通过新闻了解到某企业的慈善活动、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等，消费者对这些信息的知觉处于前注意阶段；另一种则是主动地、有目的地搜索，例如通过互联网搜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消费者对这些信息的知觉处于特征整合阶段。在这个信息搜集和处理过程中，不但需要消费者花费时间（t），且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消费者个人搜索信息的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由于知识、技术、思维基础的影响，决策者对同一事物可能产生不同的反应，或者因为对某些技术不了解而无法做出准确的认知[32]。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消费者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这种搜索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可以被视作一种人力资本投入（S）。
三、安全需求效用函数构建及最优化分析
根据以上论述和贝克尔的消费者选择新理论，为了满足自身安全需求，消费者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来“生产”并“享用”消费者心理安全感。将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作为投入要素所产出的消费者心理安全感总量（Over all CPS made from CSR，OCC），记为“C”。相应地，称由OCC满足的安全需求实际上就是“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记为DCSR。将除了OCC之外的消费者所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记为Z。根据贝克尔在消费者选择的新理论中构建的效用函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OCC主要是根据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量和消费者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能力来决定的，前者需要消费者花费时间（tc），后者则取决于消费者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力资本（Sc）（其他投入忽略不计）。假定Cctc>0，CcSc>0，这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提高其收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生产率。
为了分析“人们更多地倾向于享受OCC”的消费后果，OCC的生产和消费必须注明日期。在任一时点j上，OCC的产量Cc取决于该时点上分配于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时间tcj以及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力资本存量Scj，后者可部分地通过不断累积先前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这一“边做边学”的方式生产出来：
为了分析简便，假定效用函数同式（4）所表示的各个时期效用函数的折现值之和。C和Z是指一定时期的商品，并且折现率由时间的偏好所决定。即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消费者全部财富的约束条件为：
式（8）中，twj为第j时期的工作小时数；bj为这段时间的财产收入。
消费量的最优分配方案取决于它们的边际效用比与影子价格比相等时的消费量：
影子价格等于增加1单位商品产出的边际成本。对于消费者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能力而言，其边际成本是复杂的，因为在任何时点j上，OCC的生产对随后的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力资本都有正面影响，可看做是在时点j上通过降低j点上的生产成本所生产出来的OCC的投资回报。
可以推出，在时点j上，边际成本等于：
式（10）中，w为工资率（假定对于所有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r为利息率；n为寿命；Aj为消费者对OCC依赖行为的影响，它可用于度量未来时间投入的储蓄价值，这种储蓄来自在时期j内所生产的C对随后投入的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力资本产生的影响。
通过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
（1）假定πZ并不取决于年龄的变化，πc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下降，根据式（9），消费者对OCC的消费量将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由此可见，随着消费者不断地接触和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其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生产并消费OCC的成本则越来越低，从而消费者将越来越多地生产并消费OCC，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消费者对OCC的需求曲线越富有弹性，则用于收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时间越有可能增加。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消费者只关注产品价格及通常意义上的质量，而不考虑是否承担社会责任，而有些消费者则倾向于购买社会责任口碑较好的企业的产品，这是因为消费者对OCC的需求曲线弹性是有所不同的。
四、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心理因素，用贝克尔（1996）的消费者选择新理论对消费者行为进行最优化分析，深入剖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感从而满足消费者安全需求的过程与成本，从而从精神层面解释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需求的本质原因。消费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根源在于内心对安全的需求，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收集与加工，消费者将偏好于那些能够给他带来更大心理安全感的厂商所提供的商品。
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能力和需求将不断上升，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行为。同样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对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也将越来越有效。由于消费者心理构成的不同，个体的效用函数之间存在着差异，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弹性也是不同的，这便解释了为何消费者之间对企业社会责任反应存在差异。因此，对那些对企业社会责任需求弹性较大的消费者，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将起到积极的善因营销效果，负面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也将对企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那些对企业社会责任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者则恰恰相反。企业应充分识别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需求弹性，有针对性地制定“消费者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计划，从而保证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使企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Michael E P， Mark R K.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2，（12）：5-16.
[2]卢东.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应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09.
[3]张广玲， 付祥伟， 熊啸.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 244-248.
[4]董伊人. 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忠诚的影响：自我构建与信息属性的交互作用[J].南京社会科学，2010（5）：27-33.
[5]刘松柏，于力. 消费者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基于消费者精神偏好的消费选择的经济学分析[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3）：3-8.
[6]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7]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李大凯.网络游戏消费选择的品牌经济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2.
[9]加里·贝克尔.口味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10]Michael R T ， Becker G S. On the New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J]. The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75（4）： 378-396.
[11]Bauer R A. Customer Behavior as Risk Taking[M]. Boston：Harvard Business Press， 1960.
[12]李艺， 马钦海. 顾客心理安全感对网络服务消费行为作用的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2007，4（6）： 796-802.
[13]Cameron W B， Mc Cormick T C. Concepts of Security and Insecurit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4，59，（6）： 556-564.
[14]Rindfleisch A， James E， Nancy W.The Safety of Objects： Materialism，Existential Insecurity，and Brand Connection[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9， （36）：1-16.
[15]Maslow A H ， Richard L .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M]. New York： Princeton， Van Nostrand Reinhold，1968.
[16]亚伯拉罕·马斯洛著，许今生等译.动机与人格[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7]于世刚.确定感、安全感、控制感——人的安全需要的三个层次[J]. 社会心理科学， 2011（2）： 3-8.
[18]江绍伦. 安全感的建造[M]. 香港： 岭南学院出版，1992.
[19]于世刚. 确定感， 安全感， 控制感——人的安全需要的三个层次[J]. 社会心理科学， 2011， 26（2）： 3-8.
[20]董伊人. 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忠诚的影响：自我构建与信息属性的交互作用[J].南京社会科学，2010（5）：27-33.
[21]姚本先，汪海彬. 整合视角下安全感概念的探究[J].江淮论坛，2011（5）：149-153.
[22]Archie B Carroll.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 Business Horizons， 1991， （7-8）： 42.
[23]Trotman K T， Bradley G W. Associations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nies[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81， 6（4）： 355-362.
[24]李正， 向锐.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 会计研究，2007（7）： 3-11.
[25]Brown T J， Dacin P A. The Company and the Product： Corporate Associations and Consumer Product Responses[J].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7： 68-84.
[26]Creyer E H. The Influence of Firm Behavior on Purchase Intention： Do Consumers Really Care about Business Ethics？[J].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1997， 14（6）： 421-432.
[27]Ellen P S， Webb D J， Mohr L A. Building Corporate Associations： Consumer Attributions for Corporate Socially Responsible Program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6， 34（2）： 147-157.
[28]Sen S， Bhattacharya C B， Korschun D. The Ro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trengthening Multiple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 A Field Experiment[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6， 34（2）： 158-166.
[29]Du S， Bhattacharya C B， Sen S. Reaping Relational Rewards fro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Role of Competitive Positio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07， 24（3）： 224-241.
[30]卢东， Powpaka S， 寇燕.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归因[J]. 管理学报， 2010 （006）： 861-867.
关键词：风险变动；保险需求；随机占优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6―0060―05
一、引言
尽管保险是金融业中非常古老的行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保险常常被看作为或有商品，有时又被当作与赌博有关的概念来讨论。自从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发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对不确定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险活动才纳入了主流经济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纪60年表的几篇重要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对保险进行现代经济分析的开端，也是保险经济的经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围绕它们展开的。Arrow认为极少有风险能在市场上被完全转移，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是风险转移受到限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虑道德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如果保险费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费用，则有绝对免赔额的足额保险是最优的。Borch论证了风险帕累托最优交换的充要条件，提出了风险厌恶是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最优保险金额。Mossin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从该模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当保险费为精算公平保险费时，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否则购买部分保险；二是当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时，保险对他来说是劣质品。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阿罗、博尔奇和莫森讨论保险经济问题的主题是价格和产品需求(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保险需求而言，与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险需求的产生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风险的变动是保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风险的变化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说，表现为效用概率分布的变化，因此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学解析表达式来说明其经济学上的意义。
Markowitz发展了另外一种分析工具，他把不确定情形下个人的决策归结为对不确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两个变量的选择，这种方法由于简单明了，被广泛应用于投资等金融活动的决策分析之中。但是这种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仅仅归纳为两个特征数字，很可能丢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关键词：道德 市场经济 逻辑判断 价值判断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包含道德考量，但这并不代表市场经济本身就应该与道德无涉，道德虚无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必须肯定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促进和保障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将道德“神”化、万能化。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辅助项有：政府、法律和道德。道德在政府和法律调节之后，作为“第三种”调节方式而存在。从积极的视角看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伦理纳入经济理论研究中，丰富其理论的视阈；二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形成被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
市场经济理论与道德的关系
实证经济学描述经济中的事实和行为，规范经济学涉及到伦理戒律和价值判断。在亚当·斯密相继出版《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后，现实的社会人被理论的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而分别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又将“经济人”设定为“理性经济人”，其重视工程学和数理化形式的逻辑推演和判断，忽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伦理问题及人类的终极目标。实证经济学逐渐取代规范经济学，并试图用封闭的理论范式、繁琐的数学公式和数量模型来诠释现实的丰富的经济存在，致使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却恰恰缺少了对人性的关怀。
在市场经济中假定的“理性经济人”是这样的：他了解自己的偏好，对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具有明确的认识，对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变动，都能做出独立的选择。他的经济行为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的，其行为是理性的。主流经济学将理性行为定义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和自利的最大化。那么，自利的理性观就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无视。在市场经济理论中存在的“理性经济人”从行为的动机和主体的选择上都避免了任何可能涉及的道德判断。所以，从这个视角可以印证市场经济理论本身是与道德无涉的。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中论述到：虽然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但是经济学本身要研究的不是道德，经济学家谈道德就是“不务正业”。但是在《平等、公平与经济发展》这篇文章中，樊纲提出了社会公平观及平等、公平概念的新解。他认为效率和公平并不矛盾、平均不等于平等等道德判断，并在最后综合平等和效率多重因素分析出既可以“扶弱济困”又可以防止“养懒汉”、“搭便车”现象出现的“最有效率的收入平等点”。
虽然樊纲一再强调道德是外在于经济学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无法真正区分道德到底是外在还是内在于经济的，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是社会人、复杂的人。这就不得不引起笔者的注意和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虽不与伦理相关，但是那就代表着应该吗？从自利的视角分析行为主体的动机就更加科学吗？“理性的经济人”在现实的经济选择中就不会面临道德选择的两难吗？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不能将道德作为内在价值进行研究？面对着这些问题，使得笔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市场经济理论与道德应该具有的关系。
首先，并没有明确论证能证明与道德无涉的经济学就比将道德纳为参考对象的经济学更适合现实的经济生活。其次，也没有论证可以证明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的动机就是单纯的利益。恰恰相反，却有很多论证能证明主体动机的多元性。例如，商品经济的起源是交换的产生，交换的原初动机是满足需要而更好的生活。而在交换之后人类才发现了优势利益。即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机利益是在满足需要之后被发现的，而如何更好地生活和人为什么而生活正是伦理学的本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对于当下经济学忽视道德而造成的经济学的贫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森论述：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把经
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不过“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其次，他提出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即“人应该怎样活着”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即“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来丰富经济学中人类行为动机的选择。他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对双方都有损失。最后，他说明“自己的目的不是例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另外，经济学家茅于轼（1998）认为，道德的是非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逻辑判断，而道德的实践则纯属价值判断。逻辑判断强调基于事实，又符合逻辑，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于其中。他把道德看作一种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将道德视为影响社会经济进程的非正式制度而存在。道德的“公共服务”属性印证了其作为“契约”的特征，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承诺；“社会共识”属性则指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是非判断。所以，如果说是价值判断主体选择的不确定性使经济学排斥道德的考量，那么道德判断中的逻辑判断就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学讨论的对象，从而被纳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光（1999）认为樊纲教授把道德问题完全归结为价值判断，而否定了道德是非的逻辑判断，因而得出经济学不讲道德，其片面性就比较明显了”。
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社会成就观”以及“理性的道德是非判断”融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丰富经济学的研究视阈，使经济学更贴近现实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有这样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邦济世”学问才能更具有人性、更贴进现实。 市场经济行为与道德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一种个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与亏损、刺激与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企业使用成本最低的技术，生产利润最高的商品。消费取决于个人如何花费从劳动和财产所有权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决策。即多数的经济问题由市场来解决的经济决策（萨霍尔森等，1996）。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无意识地协调着生产和消费的活动。通过一种物品的买者和卖者的相互作用，以决定价格和产量机制。价格引导着公平竞争的市场，促成社会的富裕。
当每个人自私自利地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利益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众的最好的福利。正如与其同期的法国思想家孟德维尔《蜜蜂寓言》中的著名命题“私恶即公利”：个人与社会不正如蜜蜂与蜂巢的关系，每一只蜜蜂都辛勤地采蜜，最终必将达到整个蜂巢的丰盈。每个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最后带动社会的公利，不正是由利己到利他的体现。“斯密难题”是伪命题也从这里得到了印证。
另外，市场经济可以促成在诚信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与合作。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可以防止资源的浪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又体现出公平。因此，从这些角度分析，市场经济就应该是道德的经济。虽然个人是从私利出发，但是交易的达成凭借的是互惠和认同，即双方都获得了自我心理能认定的收益，并且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交易将无法达成。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交换出于哪种情况的需要，交换时支出的价值小于交换所得的价值，而且双方都认为所得大于所失，或者说，交换使双方都得利（茅于轼，1998）。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利己是正当的。
本文不仅从符合现实的功利主义出发分析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更从道义论和美德论的视角来看待，这就赋予了市场经济更高的道德选择的可能。
第一，道义论中的自律，提出了道德规范对经济生活中行为主体选择的约束性。康德强调的道德自律要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善良意志行事，而不受外在利益的影响和约束。与功利主义效果论不同的是，道义论更重视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意志及道义倾向。
第二，在道义论中，自由被设定为一切有理性东西的意志所固有
性质。康德（2005）认为：“每个只能按照自由观念行动的东西，在实践方面就是真正自由的”，“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具有意志的有理性的东西都是自由的，并且依从自由观念而行动”，“理性必须把自身看作是自己原则的创始人，摆脱一切外来的影响”。康德的自由命题，为市场经济领域每一个主体的道德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权利提供了依据。即，“赋予主体在秉承道德原则时，依据市场信息变化、情形好坏、环境优劣而自主把握必要的张力和弹性的权利和责任”（刘可风，2004）。
第三，美德论将其视阈固定在能履行行为、具有动机、遵循原则的道德主体上。他试图解决“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其注重知识和理智，并强调两者必须通过实际的训练，养成道德习惯，从而形成美德。美德论在市场经济中的应用体现为：对行为主体的德性形成提供帮助。
在市场经济行为与道德的关系的判定上，功利论注重自利的动机、行为的结果的考察；道义论强调行为的动机、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价值；美德论关注培养经济主体的德性。可见，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市场与伦理是密切相关的。
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度定位
道德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合适的作用就必须克服这样几个误区：一是将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定义为无私利他的行为人。在市场经济的领域内以利他为假设前题的交换是没有最终的均衡点的，即，交易无法达成。“大公无私”、“专门利人”在市场经济领域中是不适宜的。二是“绝对平均”不等于公平。对收入的分配有三个环节，以市场为主的“第一次分配”、以政府为主的“第二次分配”和以道德为主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弥补前两次分配的空白，主要从个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捐款形式为主的收入转移方式（厉以宁，1999）。历史证明“绝对平均”不但不会促进公平，反而出现“养懒汉”、“搭便车”的现象，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三是道德是有层次的，分为美德境界和行为规范。在市场经济中两者是不可以混为一谈，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后者。
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应该真正体现为对个人利益及生存权利的尊重。“利己不损人”作为道德底线，“利人利己”作为双赢的目标，公平、自由的选择权是其最高的要求，这样才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
2.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3.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j].读书，1999（1）
4.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5.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刘可风.论市场经济领域中道德的适度定位问题[j].哲学研究，2004（6）
7.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j].读书，1998（6）
9.樊纲.平等、公平与经济发展[j].开发导报，2004（6）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述
(一)概念之争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说,认为"在自由经济中,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①第二类以管理学家斯蒂芬?P?罗宾斯为代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除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企业责任,一般还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等。②第三类,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一个与企业责任几乎等同的属概念,其涵盖各种企业责任。美国佐治亚大学的阿奇?卡罗尔教授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在某一时间点上社会对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和合理期望"。③笔者认为,存在此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对概念的界定范围不同。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宏观上看,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企业的兴衰存亡都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因此,相对于社会来讲,企业的所有责任都是企业社会责任。而从企业角度出发,企业的责任又分为对内的责任和对外的责任,对内企业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企业才能有能力对社会承担责任。另外,还要注意企业所指的范围,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由股东投资形成的企业法人。因此,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指的是营利性企业的社会责任,政策性企业、社会企业等只是非典型的企业。如果企业的范围没有界定清楚,存在争议也在所难免。
(二)动机之争
除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也存在很大争议。曼尼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要素之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必须是自愿的,按照法律规定而采取的社会行为仍属于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而反对者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非公司自愿的利他行为,而是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外部性"④。与此同时,大部分国学者都在呼吁企业要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目的而不是盈利的手段,更有人提出企业作为"企业公民"应尽与公民相同社会责任的说法。
从企业成立的初衷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将很快湮灭于激烈的自由市场竞争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无从谈起了。"企业公民"更是有别于真正的公民,因为对普通公民来说法律都会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救助,而企业如果经营失败就会面临着破产解散,因此,企业永远会将生存与发展放在第一位。另外,如果企业的目标多元化,必将对经营者决策造成迷惑,甚至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找借口,以社会责任作为伤害股东利益的挡箭牌。而且,根据"激励不相容原则",会有经营者为自己谋私利的风险。其实,在科学管理方法和可持续发展观指导的今天,企业追求利润的目光变得更为长远,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会那么明显。有时甚至,会为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来牺牲短期、眼前的利益,我们称之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对现代企业来说有且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事实上,企业仅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并不阻碍其承担社会责任,反而会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动力。
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实质上是,由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作用下企业为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主动实施的正外部性的最大化与负外部性的最小化。也就是说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过程中,政府和社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就像引渠人一样,制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就如自上而下的水,承担社会责任自然水到渠成。总之,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企业的事情,企业只是责任的最后承担者而已。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及层次划分
同概念一样,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及层次划分也是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其中,卡罗尔的四成分责任说最具代表性,在他构建的"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中将企业社会责任从低到高划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四种责任。而争议也是由不同的概念界定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是等同于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还是包含它们的呢?正如概念中提到的,此争议是由于角度不同所致。笔者认为,企业的责任分为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其内部责任当然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保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内部责任大致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的外部责任,它是由企业在履行内部责任时产生的正外部性。相对应的也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如图:内圈为企业的内部责任,外圈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虚线代表两者之间互相占据的变动状态。内圈中的经济责任包括企业为满足自身发展必须生产产品、支付工资等等的经济活动中的责任;而外圈中的经济责任则是由内圈经济责任带来的外部性,正外部性如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就业岗位、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等等;负外部性如产品质量问题、职业病、拖欠工资等等。内圈中的企业法律责任是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履行的法律明确规定的企业义务,一般情况下法律责任会包含经济责任,故二者在事实上难以区分;而外圈中的法律责任就是企业在履行内圈法律责任时产生的外部性,负外部性最小化如:企业履行环境法时,会对环境产生最小的破坏,履行劳动法时,会提供最低工资等等,其中提供最低工资是由经济责任过渡过来的。企业道德责任是基于社会道德要求的并期望企业承担的正常职责范围之内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属于企业自愿负担,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行为,它与道德责任的区别在于,如果企业不承担某种社会责任,也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同理,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亦是如此。企业在逐利的竞争过程中,因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限制,会为了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得到更广的宣传、获得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而为此付出合理的成本,这就是内圈中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当然,这会为社会带来一定的正外部性,因此,也就承担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目前看来,企业承担的内部责任大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由于企业内部责任是企业主动、积极去承担的,而外部责任则是由其外部性引起的,因此,如何去合理的调控、运用这个外部性,是企业发挥好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这就对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存在长期争议,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理论基础密切相关。不同等理论基础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有所不同的。但经过仔细推敲、逻辑推理后,会发现各个理论是相互联系、互相贯通的。并可以由此得出统一的结论,就是企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承受者,但是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1)社会契约理论与囚徒困境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不同个人基于社会契约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实体,企业的行为实际上就成了一组复杂契约系统的均衡行为。⑤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满足社会之间不断变化的社会契约的要求,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满足社会契约对企业行为的期望与要求。⑥也就是说,是在社会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根据"囚徒困境"理论,企业都是理性经济人的情况下,都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社会没有良好的企业也社会责任环境,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意味着比别的企业付出了跟多的成本,也就减少了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在此情况下企业是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也体现了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性。
(2)公司治理理论、企业竞争力理论与企业价值最大化国外更流行的观点是,寄希望于调整公司内部的治理机构中,希望能通过合理的监管配置来起到监督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效果。实际上,如果明白企业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道理就会明白,这样做只会徒劳无功,甚至如"囚徒困境"理论中所述,会导致企业的经营失败。而企业竞争力理论认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这已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很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是道德概念的学者最终也会以此来劝说企业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这仍然证明了企业最终的目标还是价值最大化。这一点对政府在制度调控政策时,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政府应该利用企业的这一明确目标,制度适宜的监管与激励制度。
(3)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博弈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在作出决策时除考虑股东利益以外,还应考虑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供应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区等等的利益。因此,企业除追求利润最大化外,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实这一理论的推断在理想状态下没有错误。但是,现实中企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与个人如员工、消费者的博弈中占据着博弈的上风。首先,对员工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中,需求弹性大于供应弹性。而且,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工资是刚性需求。如图,在劳动市场模型中可以看出,劳动需求曲线D和劳动供给曲线S的相交E点达到均衡,该均衡点决定了均衡工资为W0,均衡劳动数量为L0。但是由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务工人员收入较低,人们靠工资维持生活,因此,在供求双方博弈时,在强大的企业组织面前,劳动力供应明显缺乏弹性,进而导致劳动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至D0,即只要比生活成本或法定最低工资高一部分即可在E0达成新的均衡,这样就导致了工人工资、福利被企业吞噬。企业更不会去考虑工人的利益。
另外,同理,垄断市场形成时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除此之外,对消费者、社区来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如在购买产品时,不具备专业的识别能力,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不能很好的甄别。又如企业对社区环境造成潜在污染和破坏时,社区不能及时的察觉。在此情况下,根据企业"理性经济人"的特性,企业是不会主动通报的。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了,就需要政府制定更严厉的惩罚制度,使企业在做出决策时,考虑到更高的惩罚成本,而主动考虑利用相关者的利益。
四、政府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关键词：区域市场；贸易流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2―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
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04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04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
上述结论验证了Viner的观点：成员体的生产结构越是竞争性的(非互补性)，构建关税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当然，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还取决于运输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体间的运输成本越低，他们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结论是：随着关税同盟中的邻近成员体的不断加入，跨国境的贸易创造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这种情况较之于产生贸易转移的遥远的成员体的加入，会在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及其效应上对中国更为有利。
关键词：股权风险溢价；资产定价模型；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6-0042-06；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
西方学界研究股权风险溢价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在经济、金融学百年发展历程中，风险溢价一直广受国外学界和业界的关注。时至今日，股权风险溢价仍然是西方金融资产定价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围绕这一研究标的的新生问题不断涌现，导致各类研究思想在西方学界发生激烈碰撞，使得国外学者在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不断地寻求着“破坏性的创新”，逐步衍生出如今这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枝繁叶茂的资产定价理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以C-CAPM模型为基础的理论模型的探索和完善渐趋成为研究的重点和主导方向。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进而以研究问题、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为标准，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不仅可以使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脉络，也可以为国内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C-CAPM模型的提出
Sharp（1964）[1]与Lintner（1965）[2]在Markowitz（1952）[3]的均值方差模型基础上，几乎同时提出了单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该模型通过资产收益与市场平均收益的协方差来衡量需要进行收益补偿的风险，是在均衡资本市场中解释和预测股权风险溢价的重要理论，但该模型在实证研究中不尽如人意，且其单期的模型设定对现实市场的解释能力偏弱。
Merton（1973）[4]在单期CAPM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扩展，并基于时间连续、理性人面对随机投资机会的条件下，将CAPM模型从单期扩展到多期，从而得到了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下简称ICAPM模型）。在该模型中，资产的风险溢价由多个决定，其中第一个代表系统性风险，其他则用来描述投资机会组合特点状态变量带来的风险。由于这些状态变量较为抽象，故不容易为研究人员所明确判定。因此，尽管ICAPM模型拓展了单期CAPM的时间维度，具备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在实践中，研究人员们却难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故很难将其运用于实际的资产定价和股权风险溢价评估中。因此，ICAPM模型在实证检验及实践应用中遇到的难题催生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下简称C-CAPM模型）的出现。
Rubinstein（1976）[5]，Lucas（1978）[6]，Breeden（1979）[7]等人建立了C-CAPM模型的一般形式。其中，Rubinstein和Lucas首先推导出其离散时间版本的欧拉方程，而Breeden则在其基础上推导出连续时间版本的欧拉方程。C-CAPM的一般形式假定经济中存在代表性投资者并令随机贴现因子中的Ct为t期总消费，将消费引入效用函数设定并与跨期设定相结合，使C-CAPM模型中的投资者需要在即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或是即期消费与即期投资之间做出选择，其选择的最优组合即决定了模型设定的市场中资产收益率及股权风险溢价水平。从这一意义上说，C-CAPM模型旨在诠释金融资产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虽然，笔者通过回顾相关研究发现在C-CAPM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大量针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经验研究。但笔者认为，C-CAPM模型最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开拓性的贡献在于其借助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研究框架，明确指出在宏观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消费水平指标与相对微观的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资产及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从理论角度在宏观经济与微观市场之间搭建了桥梁。
二、实证检验对标准C-CAPM模型的挑战
Campbell（2000）[8]认为，C-CAPM模型的提出是过去20至30年中金融资产定价领域的重要进步之一。笔者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发现，C-CAPM模型取得如此高学术关注度的原因并不是其标准模型形式本身具备强大的现实市场解释能力，相反更多的源自于学者们在大量实证检验中发现模型对现实解释力不足而对其展开的各类挑战。正是这些实证探索决定了C-CAPM模型的高关注度，也牵引着经济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对这一模型进行着各类改进。
C-CAPM是其他定价模型更为一般的模型形式，也就是说包括静态CAPM，APT等模型在内，都可以由C-CAPM进行推导，它们可以看做是C-CAPM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实证角度而言，很难想象作为特殊形式的CAPM成立而作为一般形式存在的C-CAPM不成立的情况。尽管如此，C-CAPM在很多实证案例中的表现确实不比前面提到的早期模型存在相对优势，在部分研究实例中甚至不如单期的CAPM。在利用实证检验对标准C-CAPM模型提出的诸多质疑中，笔者通过分析西方学者们后续跟进研究文献的数量和密集程度发现，获得学界关注度较高的是Mehra和Prescott（1985）[9]通过分析美国历史数据对标准C-CAPM模型提出的挑战。
（一）标准C-CAPM模型无法解释美国市场的历史股权溢价水平
Mehra和Prescott对C-CAPM模型的效力进行了验证。他们利用1889至1978年间美国标准普尔的股票实际收益率数据与短期政府债券实际收益率数据得出历史真实的股权风险溢价水平，与标准C-CAPM模型通过偏好假设以及合理参数得出的溢价水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股票的年平均实际收益率大约为7%，短期政府债券的年平均实际收益率大约为1%，股权风险的实际溢价水平高达6%。但在标准C-CAPM模型中，只有当风险规避系数取值在30到40之间时该股权风险溢价才能得到解释。换句话说，只有在模型设定的代表性经济个人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风险厌恶水平时，股票和政府债券收益率分别与消费增长率协方差之间的差距才能够大到足以解释研究样本期间的股权风险溢价水平。Mehra和Prescott的研究表明，Lucas提出的标准C-CAPM模型无法在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范围内对美国市场如此之高的历史股票升水作出解释。或许是文章标题①①The Equity Premium：A Puzzle的缘故，后续国内学者们对这一类C-CAPM模型实证问题的转述多将其称为“股权溢价之谜”。
（二）对标准C-CAPM模型的其他实证挑战
Weil（1989）[10]利用与Mehra和Prescott相同的数据再次对标准C-CAPM模型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实证问题，即C-CAPM模型无法解释美国历史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即使在回避了股利增长率的独立同分布假设、跨期替代弹性和风险规避系数之间互为倒数等假设的前提下，通过模型得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仍高于美国市场历史的实际水平，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无风险利率之谜”。除“股权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外，部分学者还通过比较分析得出C-CAPM在实证中表现不如CAPM模型的结论，如Mankiw和Shapiro（1986）[11]利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464只股票收益的均值比较CAPM模型的市场和C-CAPM模型的消费，结果表明市场与历史数据的关系更强，同类研究还包括Cochrane（1996）[12]。此外，部分学者还提出，在C-CAPM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如何选取消费所需的消费数据是一个较难解决的实证问题，如Grossman和Shiller（1981）[13]，Lang和Litzenberger（1989）[14]等。
另一些研究从其他角度质疑“股权溢价之谜”的存在性，认为是Mehra和Prescott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问题，由此导致C-CAPM模型在其研究中失效。如Siegel（1992）[15]认为Mehra和Prescott选择样本区间的方法高估了历史股权溢价的测算结果；而Reitz（1988）[16]则认为Mehra和Prescott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上存在不合理性，他们在两区制马尔科夫链的基础上将小概率灾难事件作为第三个区制引入模型，尝试对历史股权溢价水平进行解释。
可以发现，自C-CAPM模型的这一实证问题提出以来，针对“股权溢价之谜”是否存在的激烈讨论一直在西方学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整体来说，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接受该问题的存在，从而将研究方向更多地定位于挑战标准C-CAPM模型的核心假设，进而对标准模型进行改进。Mehra（2003）[17]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后认为，自己在研究中利用的标准C-CAPM模型包括四个基本的假设：第一，效用函数假设。代表性经济个人的效用函数限定为常数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指数效用函数，目的是保证资产收益服从弱平稳过程。第二，完全市场假设。市场存在标准的阿罗证券，即假设市场是完全的，可以用状态或有要求权的组合为任何消费计划融资，能够为代表性经济个人提供最大的灵活性。第三，无摩擦市场假设。市场中没有交易成本和信贷约束，代表性经济个人可在没有限制的环境下参与市场，也就是说市场能够为其提供完全风险分担的机会。第四，代表性经济个人的理性假设。在这一假设下投资者能够依据所有能够得到的市场信息做出无偏的投资决策，这同时也是多数金融经济理论模型共同的假设基础。
三、理论研究的拓展方向
从以上相关基础假设的直观描述可以发现，标准C-CAPM模型的设定考虑的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市场主体和市场环境，与现实市场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由于标准模型的强假设导致其对现实解释力的不足，大量西方文献围绕如何放松这些过强的假设而对标准C-CAPM模型进行改进，并利用不同的评估方法检验改进后的模型对现实市场数据的解释力。基于标准C-CAPM模型的四个基本假设，本文相应地将这些理论模型的拓展方向分为四类，即修改效用函数，放松完全市场假设，考虑不完善市场，以及研究非理性经济人。下面分别对这四种理论研究流派的核心文献进行简要回顾。
（一）改进效用函数假设
标准C-CAPM模型中使用的是一个基于固定偏好系数的效用函数，效用函数的大小只取决于代表性经济个人当期的消费量。
Esptein和Zin（1989）[18]对这一效用函数的假定进行了修改。他们认为消费者在不同的消费品间进行选择时的替代意愿与不同时间下的消费替代意愿关系之间不应该存在明确的关系，进而利用GEU效用函数打破CRRA效用函数中风险厌恶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之间互为倒数的关系假设，能够使模型具备更好的经济性质。其后，Esptein和Zin（1991）[19]利用广义距估计的方法对他们构造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另一类效用函数的改进围绕消费的决定因素，如Constantinides（1990）[20]和Abel（1990）[21]认为效用函数的大小不应仅仅取决于当期的消费量。其中，Constantinides提出基于内部消费惯性的C-CAPM模型，他通过在C-CAPM模型的效用函数中加入代表性经济个人各期消费的加权均值，引入了代表性经济个人自身存在消费惯性因素。具体而言，其考虑的是过去模型中的。在效用函数的设定中，令当期效用不仅取决于当期消费，也取决于过去的消费水平，同时为不同期的消费对当前消费以致当期效用的影响力赋予不同的权重。Abel同样从考虑效用函数大小与跨期消费量的关系出发，利用相对消费的理论对标准效用函数进行了修正。与Constantinides提出的消费习惯模型不同的是，Abel采用的方法强调代表性经济个人当前消费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比较，而不是其当前消费水平与历史消费量的关系。他在效用函数设定中考虑的是个人与他人在消费水平上的比较，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绝对消费水平，还取决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相对水平。由于Abel模型与Constantinides模型在消费和效用的决定因素上相异，故被称为外部消费惯性模型。
在最近的研究中，Korniotis（2008）[22]同样以习惯形成效用函数为视角，结合不可分散的收入风险这一要素分析了C-CAPM模型，并且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而Bekaert、Engstrom和Xing（2009）[23]则在外部消费惯性模型中引入市场基本面变化这一影响因素，并考虑了基本面变化的不确定性。结果表明这一不确定性在利率期限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带来了资产收益的反周期变动。
（二）改进完全市场假设
在标准C-CAPM的完全市场假设下，代表性经济个人可利用金融市场来对冲他们在一个跨期环境下所面临的所有不确定性，从模型的角度来说，这一假设忽略了不同的代表性经济个人在消费流上的异质性。
Kimball和Weil（1992）[24]对完全市场假设发起了挑战。在他们的两期模型中，代表性经济个人不能通过市场来完全对冲自身的消费风险，故其不得不依靠储蓄水平的增加来缓解未来消费带来的冲击，从而使无风险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由此也带来了较低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但遗憾的是，该模型只存在两期，而在实际的无限期环境下，代表性经济个人或许可以通过多期交易策略规避消费保险的稀缺性。所以，两期模型的静态设计决定其在无限期的动态经济中并不适用，其解释力仅适用于特定的模型设定，而不适宜于解释市场的现实状况。
在Kimball和Weil模型的基础上，Constantinides和Duffie（1996）[25]在模型中加入了无限期的动态经济条件。进而借助这一改进分析了无限期市场存在经常且较大的不利冲击的情况下对模型定价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市场提供了足够的无风险资产作为消费保险，异质经济人间相互提供保险的能力仍然会下降。Constantinides和Duffie认为这一研究结论解释了股权溢价之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人出于消费保险不足的因素考虑，必须有足够大的激励才会选择持有顺周期的风险资产。尽管从模型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一模型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实证结果表明，其异质性经济人假设和市场中存在经常性较大收入冲击的假设并不成立，故其与Kimball和Weil模型的效力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弱化股权溢价之谜，而并不能够对其做出完整的解释。
此外，Jacobs和Wang（2004）[26]的研究发现，除了总体的消费增长之外，消费增长的截面方差同样也是在资产定价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市场中的资产异质风险难以对冲，代表性经济个人需要在资产收益中对这一风险暴露进行补偿。相关研究还包括Gomes和Michaelides（2008）[27]，Krueger和Lustig（2010）[28]等。
（三）改进无摩擦市场假设
标准C-CAPM模型中假定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和进入门槛，故投资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任何时点进入这一无摩擦的市场。
Aiyagari和Gertler（1991）[29]在实证研究中考虑了交易成本的因素。他们将交易成本因子加入模型的成本公式中，使代表性经济个人购买股权风险资产的成本包括了交易佣金、信息成本、买卖价差等，并以债券利率作为经济人购买风险资产的成本下限，研究交易成本对资产定价的影响，类似的研究还有Heaton和Lucas（1996）[30]。但这类研究结果显示，引入交易成本后的改进模型对历史股权溢价水平的解释能力较为有限。
此外，还有很多研究讨论市场的有限参与，即市场分割这一摩擦因素对资产定价的影响。由于在现实市场环境下，并非每一个消费者都参与股票市场交易，故Mehra和Prescott利用社会人均消费水平对标准C-CAPM进行校准或许就存在数据选择上的问题。Mankiw和Zelds（1991）[31]首先探讨了美国实体市场的分割问题，发现在研究期间内持有股票资产的美国人仅为27.6%，有限参与问题在美国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Basak和Cuoco（1998）[32]尝试利用市场的有限参与来解释“无风险利率之谜”和“股权溢价之谜”。他们建立的是一个连续时间设定下的纯交换经济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信息成本和其他市场摩擦因素导致一部分代表性经济个人选择不参与市场，使无风险实际利率下降的同时股权溢价水平高企。利用市场分割因素对标准C-CAPM模型进行改进的研究还包括Cao、Wang和Zhang（2005）[33]，Guvenen（2009）[34]等。
（四）改进经济人理性假设
代表性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是多数经典宏观经济模型和资产定价模型的共有假设，对标准C-CAPM模型这一假设的放松属于行为资产定价BAPM范畴的研究。
在相关领域，西方学界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Benartzi和Thaler（1995）[35]考察投资者厌恶损失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探讨了经济人的非理（抑或是有限理）如何影响其投资偏好，进而解释了为何投资者为持有股权而要求一个较高的溢价。Barberies，Huang和Santos（2001）[36]则将前景理论引入资产定价理论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代表性经济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其消费水平，而且还受其持有的金融资产波动的影响。由此，模型中投资者的历史投资业绩直接影响其当前的投资风险偏好，进而决定其在市场涨跌周期中不同的交易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行为金融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如Deaves、Luders和Luo（2003）[37]，List和Millimet（2005）[38]等，他们同样从探讨投资者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尝试对经典C-CAPM模型进行修正。整体而言，行为金融理论下的定价模型改进多从投资者或消费者的效用出发，借助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事实进一步将模型设定拓展至代表性经济个人有限理性的视角之下，但由于相关研究难言成熟且具备有限的代表性，决定其仍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对上述国内外股权风险溢价的研究回溯可以发现，西方的资产定价理论在各类实证“异象”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股权风险溢价的理解也不断深化，而国内针对相关课题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故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为主。笔者在对上述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后，深入探寻各类文献在研究问题、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选取上的共性和差异，以期为国内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有益思路。
（一）研究问题的分类：衡量问题与实证问题
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股权风险溢价的研究可按问题切入点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定价模型全方位、多角度的改进，多是针对基础模型无法解释股权风险溢价等金融资产收益，而由此出现的各类实证“异象”。另一类围绕各市场股权风险溢价历史水平的测度进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还为“异象”提供了解释的事证。国内研究则在近几年紧跟西方前沿，部分研究选取阶段性样本测算了我国的股权溢价水平；而另一部分研究则定位于实证“异象”，特别是对Mehra和Prescott提出的“股权溢价之谜”这一问题的实证探讨；此外，部分研究还对标准C-CAPM模型进行了改进。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针对股权风险溢价提出的两类研究问题之间存在一定的连贯性。股权风险溢价的合理测算是考察不同模型对历史的资产收益水平解释力并在各类模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而理论模型间的有效对比正是促进模型改进、深化乃至于推进资产定价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将两个研究问题进行了分割，测算研究和模型研究独立进行；另一方面，两类问题的具体研究方法较为零散，从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在不同文献间差异性较大。首先，由于选取的测算方法、测算时段、替代变量等因素的不同，国内研究测算我国股权风险溢价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故而以差异性较为显著的测算结果得出的实证结论也存在本质的区别。其次，我国大部分针对模型的研究多采用单一模型或其变体，且利用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测算结果的差异、实证方法的差异，导致不同研究文献针对同类模型得出的实证结论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如需对不同模型的实证效力进行横向比较更是难上加难。
（二）研究框架的分类：范式理论研究与经验实证研究
就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架构来看，对股权风险溢价的研究可从整体上分为基于范式的理论研究和基于经验的实证研究两类。其中范式研究方法的广义概念和理论由T. Kuhn首先提出；M.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观做了系统的考察，范围包括了各学科领域的范式研究含义（刘少波，2010）[39]。具体而言，在经济学中，范式的概念内涵包括假设前提、思想逻辑、技术路线以及相应的实证检验。与旨在发现并检验客观事实的经验研究相对立，经济学范式研究的侧重点在于针对具备不同经济意义的假设前提的研究。在范式研究框架下，针对传统理论模型过强的假设，理论的突破建立在结合经验事实对这些假设进行改进的基础之上；而在经验研究框架下，如果某个关于经济问题的陈述无法被经验证实（或证伪），那么它就被认为是无意义的（或有意义的）。从这一角度来说，通过基于范式的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无疑具备较强的经济内涵，且有利于研究者在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下对研究问题进行一致性且可比较的研讨。前文中提到的从Markowitz模型，到CAPM模型，然后到C-CAPM模型，再到C-CAPM模型的扩展所遵循的就是这一研究视角下的理论发展脉络。
而在相关领域基于经验的实证研究则以F-F三因子模型及其扩展形式为代表，它们是中外学者研究股权风险溢价的影响因素参考较多的经验模型。这类模型中的规模因子、价值因子和其他解释因子的选择从经验观察中得出，思路是将原有模型没有包含但对风险资产收益有解释能力的因素加入到解释变量中。就经验实证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由于市场间差异和研究环境的不同，以经验研究为架构难以取得具备一致性和可比性的研究结论，各具体研究间相互借鉴的意义不强，研究结论多为在一定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下的片段；第二，各类因子的选取缺乏理论支持，故使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主观性，研究者既无法判断是否所有具备解释能力的变量都已纳入模型，也无法排除其他未被考察的因子是否对资产收益存在影响；第三，尽管经验研究的开放性决定其能够在不拘泥于假设前提的基础上针对特定的市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但其变量的经济含义不够明确，故难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三）范式理论研究视角的分类：实证异象与模型假设
在基于范式的理论研究框架下，可进一步对股权风险溢价的研究视角进行分类。从前文的综述来看，其中一部分研究是针对实证“异象”本身的存在性展开的。这一类视角认为，是实证数据的选取或研究方法等问题导致了标准C-CAPM模型的定价失准，在排除这些因素后，标准理论模型是能够正确地解释历史数据的。而另一部分研究选取的视角则站在标准C-CAPM模型的对立面，它们认为标准C-CAPM模型中的各类假设与现实情况相距较远，认为正是这些假设过于简化了代表性投资者的行为、市场的现实，或是忽略了突发外生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故而造成模型定价的失效。
从前文的文献梳理来看，真正推动资产定价理论前进的，是那些选取第二类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分别从标准模型中的四类假设出发（即效用函数假设、完全市场假设、无摩擦市场假设和典型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共同构筑了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Sharp， W.F.，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Journal of Finance I9， 1964， （3）： 425-442.
[2]Lintner， J.，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65， （2）： 13-37.
[3]Markowitz， H.， Portfolio Selection [J]. Journal of Finance 7（1）： 452-482， 1952.
[4]Merton， R.， An Inter-temp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J]. Econometrica， 1973， （41）： 867-887.
[5]Rubinstein， M.， the Valuation of Uncertain Income Streams and the Pricing of Options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1976， （7）： 407-425.
[6]Lucas， R.E.， Asset Prices in an Exchange Economy [J]. Econometrica， 1978， （76）： 1429-1446.
[7]Breeden， D.， an Intertemp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with Stochastic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9， （7）： 265-296.
[8]Campbell， J.Y.， Asset Pricing at the Millennium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4）： 1515-1568.
[9]Mehra， R.， and Prescott， E.C.， The Equity Premium： A Puzzl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5， （15）： 145–161.
[10]Weil， P.，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and the Risk-free Rate Puzzl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4）： 401–421.
[11]Mankiw， N.G.， and Shapiro， D.M.， Risk and Return： Consumption Beta versus Market Beta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6， Vol. 68（3）： 452-459.
[12]Cochrane， J.H.， A Cross-Sectional Test of an Investment-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Vol.104 （3）： 572-621.
[13]Grossman， S.， and Shiller，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of Stock Market Pric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 222-227.
[14]Lang， L.， and Lizenberger， L.， Dividend Announcement： Cash Flow Signaling vs.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 （24）： 181-191.
[15]Siegel， J.， the Real Rate of Interest from 1800-1990： a Study of the US and the UK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2， （29）： 227-252.
[16]Rietz， T.A.， the Equity Risk Premium： a Solution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 1988， （22）： 117-131.
[17]Mehra， R.， the Equity Risk Premium： Why Is It a Puzzle？ [J].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2003， （59）： 54-69.
[18]Epstein， L.G.， and Zin， S.E.， Substitution， Risk Aversion and the Temporal Behavior of Consumption and Asset Retur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J]. Econometrica 1989， 57（4）： 937–969.
[19]Epstein， L.G.， and Zin， S.E.， Substitution， Risk Aversion and the Temporal Behavior of Consumption and Asset Retur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263–286.
[20]Constantinides， G.M.， Habit formation： A Resolution of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19–543.
[21]Abel， A.B. Asset Prices under Habit Formation and 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0， （80）： 38–42.
[22]Korniotis， G.M.， Habit Formation， Incomplete Market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gional Risk or Expected Return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8， Vol.21 （5）： 2139-2172.
[23]Bekaert， G.， Engstrom， E.C. and Xing， Y.H.， Risk， Uncertainty and Asset Pric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Forthcoming）， 2009.
[24]Kimball， M.， and Weil， P.，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Smoothing Across Time and Possibilities [R]. NBER Working Papers 397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92.
[25]Constantinides， G.M. and Duffie， D.， Asset Pricing with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104）： 219-240.
[26]Jacobs， K.， and Wang， K.， Idiosyncratic Consumption Risk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Asset Return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 2211-2252.
[27]Gomes， F.， and Michaelides， A.， Asset Pricing with Limited Risk Sharing and Heterogeneous Agent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Society for Financial Studies， 2008， Vol. 21 （1）： 415-448.
[28]Krueger， D.， and Lustig， H.， When is Market Incompleteness Irrelevant for the Price of Aggregate Risk （and When is it not）？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0， vol. 145 （1）： 1-41.
[29]Aiyagari， S.， and Gertler， M.， Asset Returns with Transaction Costs and Uninsured Individual Risk： a Stage III Exercis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1， （44）： 339-377.
[30]Heaton， J.， and Lucas， D.J.，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Incomplete Markets on Risk Sharing and Asset Pricing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104（3）： 443-487.
[31]Mankiw， N.， and Zeldes， S.， the Consumption of Stockholders and Non-Stockholder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1， （29）： 97-112.
[32]Basak， S. and Cuoco D.， an Equilibrium Model with Restricte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8， （11）： 309-341.
[33]Cao， H.， Wang， T.， and Zhang， H.H.， Model Uncertainty， Limited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Asset Prices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5， （18）： 1219-1251.
[34]Guvenen， F.， a Parsimonious Macroeconomic Model for Asset Pricing [J]. Econometrica， 2009， Vol. 77（6）： 1711-1750.
[35]Benarti， S. and Thaler， R.H.，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73-92.
[36]Barberis， N.， Huang， M.， and Santos， T.， Prospect Theory and Asset Pric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 1-53.
[37]Deaves， R.， Luders， E. and Luo， G. Y.，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Overconfidence and Gender on Trading Activity [R]. Working Paper，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