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30 15: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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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历经了行为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乃至现在的学习型组织。但值得深思的是，当今西方众多管理学大师如彼得·圣吉等却对东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颇为汗颜。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的本质就在于人性与实践性。” 而我国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特别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恰恰就是“实践理性”。我国传统圣哲管理思想的“内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现实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决管理本质问题的天赐之作。“怀璧外求”不如“返观自求”。
一、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的科学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历史是对真理最好的检验，不具备科学合理内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备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我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我国封建社会结构5000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种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和顺“道”正是我国传统管理活动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国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释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管理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2．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同化力。
中华文明立足于人伦，以人为本的人类共性，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为目标，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语言和民族不同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扰，，共存共荣，以中华民族所特有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得众多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人们包括最重种族纯洁的犹太民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和共谐，所谓“天下之民归心”。更为独特的是中华民族“兴灭国、继绝世”的仁爱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将人类先进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和南亚各国，使得“远者来，近者悦”，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未来世界统一的希望寄托我国身上，并由衷地梦想成为中国的一员，他曾写道：“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西方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法国的伏尔泰亦曾写到：“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最广博的王国!……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太不幸!人类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总之，以宽弘博爱、和谐统一为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当今国际世界宗教文化冲突，地区民族矛盾，政治经济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为世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树立了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
当代管理实践中，不论是企业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军事管理中应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 儒教资本主义圈的国家经济腾飞。
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称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惟一非西方国家。而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直至现今的奇迹。
关键词：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西方管理思想；组织实践。
在近百年来的境况下，中国的学人所以要做中西比较，很大程度上还是要论证中国传统思想存在的合理性。
按照蒋庆先生的观点，20世纪上半叶的学人在学贯中西之时，正是为了解决体用分离、文化歧出的问题，以期能够确定中国传统思想是否能够、如何能够继续在中国发挥现实功用。而在做中西比较的时候，他们又呈现出了不同的比较思路。具体到中西关于管理方面的思想之比较，亦是如此。笔者在本次探索性研究的过程中，正是希望能理清这些比较的思路，试图区分各种层面的比较，讨论这些比较各自是否具有其可能性。然后，再从中找到一种最优的、最具价值的比较方法。这便是笔者的目的之一。更进一步地，笔者试图通过扬弃陷入误区的比较方式、选取最具价值的比较方法，从而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当代组织实践中所能发挥的功用做一些发微，了解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当下的存在价值。这便是笔者的目的之二。
笔者根据经验事实和科学理论对所研究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中的问题规律和原因作出了以下推测性的论断和假定性的解释，并对其中有关变量间关系进行了尝试性陈述。
通过文献研究，笔者发现人们往往习惯通过简单比附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的进行比较。
简单比附，即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拈出一叶对应到西学体系之中。这种研究方法只是停留在了一个很浅的层次，或者只是某些人为寻求文化本位的民族自尊心所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其一鳞一爪，终究不是做中西比较的良方，这点可以从老师们从不会停留在这个比较的层面上而见得。
而今一种较为有价值且合理的比较思路，是发现西方管理思想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通过中西比较寻找能弥补其问题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通过这种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能更为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价值，进而论证其存在合理性。
关键词：儒家思想 传统管理 柔性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着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关键词：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实践；实践理性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历经了行为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乃至现在的学习型组织。但值得深思的是，当今西方众多管理学大师如彼得·圣吉等却对东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颇为汗颜。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的本质就在于人性与实践性。” 而我国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特别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恰恰就是“实践理性”。我国传统圣哲管理思想的“内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现实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决管理本质问题的天赐之作。“怀璧外求”不如“返观自求”。
一、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的科学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历史是对真理最好的检验，不具备科学合理内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备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我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我国封建社会结构5000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种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和顺“道”正是我国传统管理活动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国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释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管理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2．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同化力。
中华文明立足于人伦，以人为本的人类共性，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为目标，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语言和民族不同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扰，，共存共荣，以中华民族所特有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得众多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人们包括最重种族纯洁的犹太民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和共谐，所谓“天下之民归心”。更为独特的是中华民族“兴灭国、继绝世”的仁爱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将人类先进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和南亚各国，使得“远者来，近者悦”，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未来世界统一的希望寄托我国身上，并由衷地梦想成为中国的一员，他曾写道：“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西方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法国的伏尔泰亦曾写到：“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最广博的王国!……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太不幸!人类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总之，以宽弘博爱、和谐统一为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当今国际世界宗教文化冲突，地区民族矛盾，政治经济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为世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树立了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
当代管理实践中，不论是企业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军事管理中应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 儒教资本主义圈的国家经济腾飞。
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称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惟一非西方国家。而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直至现今的奇迹。
2． 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管理奥秘。
IBM公司的总裁托马斯·小沃森在《一个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写道：“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坚决相信：任何组织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这是一切经营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一个组织的基本哲学和原动力和公司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创新能力和时机。” 此外，哈佛的巴纳德教授在《经理的职能》中曾指出：“总经理的职能在于“系统地阐释和确定价值目标，并特别强调总经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只有全体成员所接受方可共有。” 这提示我们一个共同管理哲学思想，一是要正确合理，方可持久稳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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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这样写到：“任何员工只要认识清楚了松下电器公司的基本信念和方针。就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任何员工若能真正地把握基本信念，把它溶入自己体内，行动自由反而会扩大，碰到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不必一一请示上司，可以溶入自己体内的基本理念为尺度，决定自己的行动。” 松下一再强调：“如果你犯了诚实的错误，公司会宽恕的，把错误当作训练费用，从中学习。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公司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这无疑是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有效管理办法。所以，戴维斯在《公司文化管理》中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文化。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甚至认为：在全球的竞争时代，公司惟有发展出一种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的文化，方才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把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值得深省。而观察其成功的理念无一不暗合或主动顺应东方圣哲思想。
三、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生命力的源泉是具有内在高度的科学合理性
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管理实践正日益证明其内在的科学合理性。美国伯克利大学埃里克·詹奇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写道：“高超的管理艺术恰恰就隐藏于同时在几个层次上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能力之中。”“在西方世界，这种进化世界观难以被领会掌握，然而它却已造就了佛教和道德精神主义洗练的纯粹过程哲学。”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协同学》中写道：“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是人类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这个任务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复杂。……看来越急迫的是，亟待找到一些基本原理，并从哲学上予以透彻剖析”“本书的发表在东亚、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特殊的反响，事实上，协同学与东方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颇相一致。”随着现代物理学博士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曾如此论述：《华严经》所描述的多层次缘起的宇宙模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高推“佛教徒关于渗透的概念远超于任何一种科学的靴袢理论。”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弗洛姆、萨特、叔本华、海森伯格、马斯洛等当代大师，都在致力于从自我冲破、二元统一的东方“禅”文化的启迪中获得深刻透彻的启示。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的基础。
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只有在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合乎人性的科学管理之道。值得庆幸的是，历久不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涵了东方儒道释圣哲对人性和世界规律作出了众多深刻精辟的描述和正确阐释，并提供一系列高度可操作性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基于人伦，力求和谐。即所谓“实践理性”的精髓。
四、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应该具备一种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
1． 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应该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和陋习，并同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东方人文管理与西方自然科学，本标结合，吐故纳新，互辅互成，重塑民族的自尊和自知。
2． 不要妄自菲薄，自毁长城。我们应把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先进合理正确的一面，与古代统治者的恣意曲解和现代人的错误认识区分开来，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和自强的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态度，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吸纳应该注意避免以下两种过失：
一是努力不为外在的客观物欲所动，方可排除因此而产生的盲目行动和感情好恶，如此方能使我们有暇去反省和观察自身行动的价值取向和实施行为的合理性，以使得我们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方式真正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科学规律正确清醒地把握之上。
2． 尽可能地排除内在的一切主观成见。我们应该确立既不接受一切的观念，也不拒绝一切的观念，而是建立理解一切的观念，知道它如何产生、如何适用、又如何消灭的，如此方能使我们真正认清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建立持久稳定、正确的哲学内核。
在当今政治的多极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经济磨擦、人权发展、环境危机、道德沦丧和黄毒泛滥日益充斥着世界，古今中外东西方文明正处于一个交互跌宕，互斥互融的新的融合阶段。如何在这样一个危机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当今世界，以一种开放积极、恢弘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现实可操作性，吸纳和运用东西方一切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精华，重塑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固有精神，进而开创人类世界的共同文明和幸福未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罗玄机．世纪末．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3．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现代经济管理
一、引言
当前社会的经济形势发展日新月异，经济管理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经济实践发展的浪潮中，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有着一定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解决了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为今后的经济形势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现代经济管理理念的提出是融合了众多学科知识所诞生的结果，为国际经济形势的良好发展和世界经济市场秩序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作用，对我国的经济活动发展来说，现代经济管理理念有助于帮助企业建立国际竞争优势，弥补企业在发展经验上的不足，为今后从事经济活动提供更多的重要参考价值。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分析
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熏陶，自人类文明建立以来商业活动就在不断发展，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变化中，深受统治阶级制度的影响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同样父系氏族社会环境也使得传统经济管理有着浓厚的家族背景，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套特有经济管理思想，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伦理价值的经济管理思想。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十分强调伦理道德，政治文化制度的发展践行了贵贱有序等道德理念，一些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同样体现在经济管理上，基于这样的伦理价值经济管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十分注重道德约束，要求经济活动的分配，消费及经济活动等都需要符合伦理道德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十分注重诚信经营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中国人时刻恪守着诚信的理念，在从事商品交易和分配时能够做到诚实守信，诚信也被看作商人经商时的基本态度。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生产大国，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统治阶级推行重农抑商的观点确保有足够劳动力可以用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这样的思想行为确保了经济活动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了过多人从事商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发展的建设，农业生产是古代社会的生存立足之本，如果将过多的劳动力资源放在手工业等行业上，将会造成国民经济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重农抑商经济管理思想的诞生就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经济管理相对平衡，确保社会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如果缺乏对手工业和农业平衡的控制，将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发展失衡，过多的劳动资源投入到手工业的发展中，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家国同构的经济管理思想。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都有着十分深厚的家族背景这正是由于我国独有家国同构的经济管理思想所决定的，受到父系社会和尊卑制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都有着深厚的家族特点，为了更好的推动商业的管理和发展，家族企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族规用以规范管理，在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形成了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一般来说，家族的最长者有着最高级别的管理和控制权。富有家族气息的商业经营，成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诞生了众多具有家族特色的企业，为我国商业经济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
对现代农业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生产的大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关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在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管理实践中，通过对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进行总结，总结出了一套新的农业生产中的管理体系和模式。农业经济管理的稳定有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在经济管理体系中，农业经济管理系成了传统的中庸思想，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应当结合不同区域的季节气候和农业生产变化，根据不同的生产环境来进行农作物的调整，妥善的安排农业生产。根据不同区域投资环境和农业气候的不同，对农作物的选取进行针对性的改变，例如小麦等农作物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水稻则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气候水文条件和土壤也有着一定的差异，只有能够尊重不同地区的自然规律，才能够使得农业生产得到妥善的安排，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也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稳步提升和发展。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中庸思想对现代农业形成指导，当前农业经济管理更加科学和规范，讲究如何利用土壤和水文环境选择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农作物。同样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也在现代农业的经济管理中得到了体现，当前我国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创新，为今后农业的发展道路奠定基础和方向。对现代金融业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现代金融业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常常会面临供求关系调整的问题，为了避免供求关系出现失衡，相关机构和组织需要制定科学缜密的管理方案和规划制度，来对金融过程进行统一有序的安排。这一金融管理过程，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该管理过程也可以被视作是货币的使用管理活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货币市场的稳定只有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于完善货币的统一管理，帮助统治阶级更好维持社会稳定。在当代金融业经济管理实践中，依旧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管理经验进行借鉴，对货币市场统一调控，严格遵守相关法律，防止金融市场出现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现象，来确保经济市场活动稳定。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价值在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概括，总结。这些经济管理思想融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可以为现代企业经济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支撑，现在企业经营生产可以从传统经营思想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减少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所造成的管理行为偏差。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能够从中吸取优秀管理理念进行改革和发展，家国同构经济管理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企业通过构建一种自上而下金字塔管理模式，来加强对于企业内部管理，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企业管理环境，更好帮助企业进行现代化的发展，当面临较为复杂困难的经济发展问题时，企业应当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对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进行优化，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企业管理发展建议，为提升现代企业管理水平而努力。看到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也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经济管理活动的优点和传统，不断对当前经济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和改进，制度不断完善和优化有助于企业效益不断提升，帮助企业在经济上获取更多的效益。
四、结语
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通过对传统经济管理理念继承和发扬，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实践取得到了进步，也对当前企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经济管理发展和进步源自于不断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借鉴，在这一发展背景下，应当能够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以更加长远眼光去面对现代经济发展形势和环境，提出更加现代化和合理化的经济管理模式，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刘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4(05).
[2]刘佳青.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模式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5(3X).
Abstract: The behavioral science management theory managed to the enterprise and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the brilliant contribution. But whether does any kind of management theory produce the good results in reality finally, cannot leave the environment the support.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still had the major imp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ether to find the factor which in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idea matches with the behavioral science management theory, will decide whether the behavioral science does manage in the practice in China to play the role.
关键词:行为科学 管理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
key word: Behavioral science management science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作者简介:姓名:姚祺(1985.1―)。性别:男。籍贯:浙江宁波。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学历:硕士研究生。方向:政治学理论。邮编:200030。
行为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美国心理学家华生为代表,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基础上,他主张心理学应该摒弃意识、意象等太多主观的东西,只研究所观察到的并能客观地加以测量的刺激和反应。第二阶段为“新行为主义理论时期”。以托尔曼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者修正了华生的极端观点。他们指出在个体所受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是指个体当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与在此之前的管理理论相比,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有显著区别,在行为科学管理学派中,人性并不是懒惰的;缺乏抱负,不喜欢负责任,宁愿被人领导;生来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本性上抵制变革;易于上当受骗的。相反,这些消极的表现是是不适当的管理哲学、政策和实践的结果。对于工作人员,管理部门的任务是创造条件激励、发展与员工的潜力,让其承担责任,使其自觉使行为服从组织的意愿。
那么,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文化中,有什么可以提供支持的因素,使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环境吗?
首先,从人性的假设来看。儒家对人性的假设有“性善可塑论”、“性恶可塑论”、“性非善非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和“性纯可塑论”,除了最后两种外,其余四种人性假设,其实都可与西方人性假设相对应。
孔子提倡的是“性纯可塑轮”。在论语中,最著名的就是“性相近,习相远”。“相近”和“相远”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的相似与相异决定了彼此之间的习惯方法不同。习之为用,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即可到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
孟子主张“性善可塑论”,认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乃是根本的善,“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孟子称为“端”,最基本的就是仁义礼智四端。孟子又主张人性可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这种理论几乎成为我国的正统学说。
显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假设与中国传统的这些人性观点,有着极多的相似之处。
第二,从需求层次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人都趁人“欲”为人之天性。荀子承认人的物质欲望是生来就具有的。他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1],肯定了欲的不可去除和合理性。
因此,荀子主张“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胜利和安全需求同样是认可的。
戴震说到:“有是身,故有色臭味之欲……未有情有欲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这些都表明了古人认为在生理和安全需要满足的前提下,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社会和尊重的需要。
第三,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著名兵书《三略》中有云:“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
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这与赫兹伯格
的双因素激励理论可谓不谋而合,保健因素可看做重禄,激励因素可看作崇礼。[2]
韩非提出“赏罚敬信”的原则,着眼于期望值越高,激励作用越大的的事实。“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认为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目标价值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被激励着对目标价值的衡量又取决于个人价值观、需求层次等。韩非的这种原则,恰好符合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悠悠五千年，伴随着历史的长河永葆活力与发展，这是由其自身所具备的价值规律与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其中的一些管理思想哲理深邃，永世传承。本文拟重点介绍儒、兵、道、法四大家的管理思想，萃其精华，以对现代社会生活有所借鉴与启迪。
关键词：传统文化；管理思想；借鉴
1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管理思想便是一朵晶莹剔透、翻滚涤荡的浪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到汉代的“文景之治”，从唐代的“贞观之治”到清代的“康乾盛世”，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2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共20篇，492章，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直到“”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学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已充分说明孔孟之道管理思想的魅力。中国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吾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足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孔子的管理思想再度被人们所重视。日本工业之父涩泽容一的起家就靠“《论语》加算盘”，已故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是靠《论语》来管理并发展企业的。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完全可以继承发扬《论语》中的思想精华。《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的要点有如下几点：
2.1“和为贵”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强调“和”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对于治生来说，和气生财。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讲团结、讲协作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关系顺畅，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共同努力，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治国来讲，和能兴邦，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国富民强。
2.2“中庸”的思想。
中就是正，庸就是融合。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将其融合在一起，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管理中，过于偏执是最简单、甚至是最愚蠢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后果，而如果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找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统一的方面并将其融合，则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德治”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就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管理问题上，不论哪种模式，就其本质而言，都可归入文化和制度的范畴，这是两条基本的管理路线。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上游，法制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下游。二者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而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提出，始于孔子。无论是什么团体，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所谓“政者正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这个道理。
2.4“礼治”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团体中各级管理者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都履行着各自的责任，有的需要统观全局，有的需要独挡一面，有的需要具体执行。处于不同位置的管理者，充当的角色不一样，但都要按照他们各自的“礼”来行事。只有这样，这个团体才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井然有序地安排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地执行每项任务。
3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在我国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内涵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3.1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
“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制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制胜，再次是动用武力来制胜，而强攻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则是最下策”。作为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目标，不能强攻硬取，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要先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看看所得到的产出是不是能够补偿成本获得利润，否则得不偿失了。在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还要寻求一种最节约、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任务，蛮干必然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3.2重视战前筹划的思想。
兵家提出“庙算”的思想，所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
谋划越周密，部署越详尽，则胜利的把握越大。
作为国家或企业在推行一项政策前也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一项政策的实施进行沙盘推演，或者模拟实验，从而预先估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提出修正意见，改进政策措施。
3.3分级管理管理思想。
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增加管理层级，缩小管理范围，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管理层级也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达；管理层级又不能过少，否则又会使管理者管理的范围过大，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要求。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分级，再庞大的团体管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运作自如。
3.4因变制胜的思想。
兵家主张“因变制胜”。《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转化者，谓之神。”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山间的溪水缓缓流淌，经过一个狭长的地带，它就变得狭长，而经过一个开阔的地带，它就变得开阔。一泓清水，用一个圆形的容器去盛它，它就是圆形的，用一个方形的容器去装它，它又变成方形。因此，管理行为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陈规，只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管理策略，最终完成管理的目标就是成功。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来改变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在现代管理经济学中，这种变化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称之为动态博弈。
4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4.1“效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道”即规律，而规律又是来源于自然的。管理者要想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以完成管理目标。而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涉，于是老子又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的方法，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的最终目标。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求管理者不要过多地干涉被管理者的行为，只给被管理者营造一种规范，使被管理者在规范之中自由行事，这样才能发挥管理的最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并辅之以税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市场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生产力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4.2创造清静安定的管理环境。
老子主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为管理工作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满了嘈杂的噪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必将影响决策；另外，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斥着个人的主观欲望，而缺少清静的理性思考，那也必将使管理策略的制定失去方向。因此，管理者要想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必须要减少外界事物的干扰。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弱其志，强其骨；虚其心，实其腹。”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来净化管理环境。
4.3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辩证管理策略。
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老子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说明物极必反，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是水滴石穿，能够不动声色，击穿顽石的东西又非水莫属。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必然要向对立面转化，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要不断地变换管理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发制胜。
4.4管理者谦恭、温和的修养。
老子对管理者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时时处下、事事居后，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5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5.1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韩非之前商鞅强调“以法治国”；申不害强调“以术统臣”；慎到强调“以势驭民”。所谓“法”就是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谓“术”
就是权术，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所谓“势”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韩非子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管理者要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背后的权力，规章制度就不会真正生效。在规章制度颁布以后，还要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去引导被管理者遵照规章制度办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迅捷高效的管理。
5.2重利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人民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
5.3“法治”优于“人治”。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三项错误。韩非认为此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也就是说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现实中的错误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纠正错误中去，就不可能使天下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得到纠正。
作为一名有效率的管理者则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违者依法纠正，管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5.4法规应当公开、平等。
韩非子还主张管理法规应当公开、平等。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整个管理范围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各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不能游离于法规之外。
6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灿若群星，不经过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无法一一摘取。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面前，任何一名学者都不得不肃然起敬，研究起来也应本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从而继承先贤绝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为现代社会管理服务。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中的某些侧面以管窥豹，以期抛砖引玉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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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思想 当代经济管理 家国同构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087-01
我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时代，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它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的开展。就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来看，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将其划分为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和当代经济管理思想，由于思想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致使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且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对当代经济管理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由此看来，加强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后续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开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概述
1.儒墨两家论理思想影响着经济思想
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同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存在密切的联系，想要更加充分、全面的了解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就需要充分考量到社会政治因素，追根溯源，可以发现文化内核直接决定着当时的社会体制，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儒家论理。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论理强调三纲五常，对于家族内部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能够更好的稳定社会，促进农耕经济发展，对当时的政治管理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起到了思想指导的作用[1]。此外，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曾提出平均原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要平等，即小农思想，直到清朝后期仍然成为了运动的核心思想，它间接导致了运动的失败。
2.重农抑商的传统管理思想
重农抑商思想最初诞生于春秋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经济和政治管理的具体表现。在当时学术百家争鸣的时期，尽管儒家和法家有很多地方存在着差异，但是在重农抑商方面却达成了共识，诸如，孟子强调为富不仁的思想，而荀子即便是强调富强的重要性，却仍然无法放下重农抑商的理念。两者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现实的影响，加之儒家思想在当时不可撼动的地位，深深影响到了当时的经济政策之制定。总的说来，就当时大力推广的重农抑商理念来看，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严重制约了当时的商业发展，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手工业同样未能逃过发展的限制[2]。
3.家国同构思想
农业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基础，强调自给自足。政治基础则是等级制度，并且这种等级制度从上至下依靠着家族制来维系，从分封制到君主制，经过不断变革逐渐演化成家国同构的帝制社会，并且延续了数千年。家作为国家兴旺之本，将血缘作为核心，逐渐形成了大家族的载体。
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
1.传统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的影响
传统经济思想由于受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权威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当时的社会生活稳定，社会发展进程缓慢。尤其是从我国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其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和不足，为了改善这一局面，我们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朝着小康社会发展。但同时，由于传统经济思想依托于小农经济，所以导致大多数人的进取意识不强，长时间存在于空想的境界中，并且成为人们思想中的劣性，造成思想和社会发展的脱节[3]。
在自然经济环境下，人均生活平等的思想能够有效缓解对人民的剥削，调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基于此，在建国初期，提出团结就是力量，设想在当时全国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能够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建设事业，尽管此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衍生出一种不敢冒险的思想，为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枷锁。在这样背景下，人们过于追求公平，自私自利的念头疯狂扎根在人们心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竞争。
2.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对于商业，即便是在当代社会，同样存在着无商不奸的思想，这种思想同孔子抵制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同样是轻视商业对于社会进步所起到的作用。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过分强调农业的稳定发展，抑制商业的冒险发展，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人们逐渐丧失了竞争和创新的勇气，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莫大的可悲[4]。在现代社会中，创业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并且衍生出一个新的群体，在这部分创业群体中，大学生创业群体最为典型，而社会对于大学生自主创业同样给予了相应的支持和肯定，在这样的思想下，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增长。
3.家国同构思想的影响
家国同构思想能够在封建社会存达上千年之久，自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对于封建时期的国家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即便如此，家国同构思想对于当代经济管理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弊大于利，导致很多企业部门采取森严的金字塔等级模式，在思想上层级管理。故此，我们应该吸收家国同构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结合时展需要，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结论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能够流传至今，对于当代经济管理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即便其中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不应该全盘否定，应该吸收其中的精华为我们所用。基于此，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今时展的需要，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进行创新，引进更加先进的管理思想，提升当代经济管理水平。在当代经济管理中，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积极倡导竞争意识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传递正能量。同时我们要结合时展的需要，引入当代元素，丰富经济管理思想内容，带有现代化气息，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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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阿青.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J].中华民居，2012，24（22）：193-194.
【关键词】 自我管理 外部管理 身国同治 《淮南子》
一、《淮南子》身国同源思想概述
“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天地运行相通，万物归属总汇于天道。能懂得道的人，也就能无所不懂；不懂得道的人，也就什么都不懂。譬如我们处在天地之间，实际上也是万物中的一物种。
从这部分引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因为万物归属总汇于天道，人也是万物一种，虽然这里并没有直接提到国家天下，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国家天下当然也是万物的一种，所以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得出身国同源于天道，即身国同源。
又“万物玄同也。无非无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吾所谓有天下者，非此谓也，自得而已。……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淮南子》很明确提出，国家天下为我所有，我也为天下所有，我与天下之间没有什么界限。我和天下融为一体：天下为我拥有，我为天下拥有。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淮南子》明确提出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身国同源的观念。
二、身治是国治的必要前提
其实，早在《淮南子》成书之前的黄老道家也已经明确提出了身治与国治的关系。如“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这里已经明确了身与国同治，身治是国治的重要前提。而《淮南子》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明确提出了身治则国治，身乱则国乱，即身治是国治的必要前提。
1、身治则国治
（1）身治则国治的理论表述
“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自己身体都治理修养不好，又怎能把天下治理好？所以将自身的修养掌握好了，那么教化民众就可以得民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管理者要管理好外部对象，即要把天下治理好，就必须要把自身修养做好，即身治是国治的必要前提。
又“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由此可以看出管理主体欲对管理对象实施成功管理，也就是国治，即“成霸王之业”，从其内在逻辑上就要求以身治作为前提和基础：唯有“得己”即“自得”才能“得人心”，从而“用人力”，从而“强”，从而“得胜”，从而最终“成霸王之业”。
“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淮南子》在这里逆向运用如前述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四章里的以近及远、由此及彼的类推方法，即以远及近，从天下到国、由国到家、由家到身，通过这样一种层层递推关系，明确指出了，管理者要对管理对象实施成功管理，即“能有天下”，必须“必不遗其身”，即治身是治国之基础和前提。
（2）例证
《淮南子》中还多次运用例证来说明身治则国治。
“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风。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舜在历山修养自身德行，而天下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自身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在这里《淮南子》举出舜帝和周文王身治从而国治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治身是治国之基础和前提。
又“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纷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神农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藏匿而不显露于身外，只怀着一颗仁爱真诚之心……怀着公心养育民众的神农氏，使得他的民众朴素稳重、正直诚实，不用互相争夺就能财物富足，不用过分劳累身体而天下大治。《淮南子》借助神农氏怀着公心治身从而使得天下大治的历史事实，印证了身治乃国治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身治则国治。
2、身乱则国乱
（1）身乱导致国乱的理论表述
“夫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统治者自身难治，即“而失性”之时，即是其国家衰败之际。在此，《淮南子》明确提出了身乱导致国乱。
又“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璧犹扬果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末世的政治腐败黑暗。君主热衷于索取而没有休止，官吏贪婪得不懂得半点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夺，费尽辛劳而不得报酬。因此，在上的君主多智巧，在下的臣民就多奸诈；在上的君主多事情，在下的臣民易生事；在上的君主好烦扰，在下的臣民必受干扰而不安定；在上的君主多贪欲，在下的臣民好争斗。不立足根本而去追求末节，就好像扬起尘土去制止飞尘、抱着薪柴去救火一样。
从以上论述的可以看出，《淮南子》详尽地描述了由于统治的君主身治败坏，即身乱，导致天下治理的大乱，即身乱导致国乱。
（2）例证
“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在这里，《淮南子》先指出君主其身不正，喜欢表现自我，有个人偏好贪欲，就会导致国家上层社会谗佞、阿谀的乱象，导致天下管理的混乱。然后列举了齐桓公因贪爱美食被易牙算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被晋献公算计，西戎国王爱好音乐被秦穆公算计，最终导致天下管理混乱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身乱导致国乱的道理。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竞载骄主而像其意，乱人以成其事”。夏桀无道其身不正，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这再一次印证了身乱则国乱的道理。
三、身治通往国治的内在逻辑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到《淮南子》提出并较为详细地阐释了身国同治的原理，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才能由身治通往国治？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又是怎样的呢？因此，本文将结合《淮南子》原典作一初步的探析。
“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则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中之得则五藏宁，思虑平，筋力劲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贵，无所大过而无所不逮。处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其魂不躁，其神不娆，湫x寂寞，为天下枭。”圣人保持内心无忧乐，是“德”的最高境界；通达而不多变，是“静”的最高意境；无嗜好欲念，是“虚”的最高意境；没有爱憎，是“平和”的最高境界；精神不因物累，是“纯”的最高境界。能做到上述五点，就能与“神明”相通。能和“神明”相通的人，是有内性修养的人。所以用心性制外形，百事不废败；心性修养成功，就能保养外形。心性得到修养，人体五脏便安宁，思绪便平和，筋骨强劲，耳聪目明；通达而不乖乱，坚强而不折断；没有什么太过分的，也没有什么还没达到的，处在狭窄的地方不觉得逼迫，处宽敞的地方不觉得空旷；心神不急躁，精神不烦扰；清静恬淡可成天下之英豪。
由此可以看出，《淮南子》先破后立。《淮南子》先对管理主体列举了喜怒无常、忧伤悲痛、喜好憎恶、嗜好欲念等对治身不利的常见的身心情绪、欲望的表现。这几个对管理主体自我管理。然后，与之相对照，《淮南子》作者提出了圣人常见的德、静、虚、平和、纯的五个治身的境界，及其分别对应的五个具体表现形式，即内心无忧乐、通达而不多变、无嗜好欲念、没有爱憎、精神不因物累。最后一点最为重要，《淮南子》提出了圣人注重心性修养即身治、最后带来国治的内在逻辑过程。
这个内在逻辑过程就是：首先，注重心性修养。这会导致人体身体上的健康状态，即五脏便安宁，思绪便平和，筋骨强劲，耳聪目明。其次，由于人体身体上的健康状态，必然导致人精神意识状态上的健康，即通达而不乖乱，坚强而不折断，为人处事没有什么太过分也没身为管理主体的管理者有什么不及，处窄处不觉得逼迫，处宽处不觉得空旷，心神不急躁，精神不烦扰。最后，由于圣人身体上和精神意识状态上皆具备健康状态，最终使得圣人“返性于初”，即回归清静恬淡的人类本来的天性。身为管理主体的管理者能够做到这几点，就能成天下之英豪，即可成功管理天下，这也就使管理主体成功地由身治通向了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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