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30 15: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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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环境；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非平衡面板数据
在调整速度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对调整速度的影响近年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Douglas0．Cook(2009)分别采用两阶段和综合两种动态部分调整模型，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发现在宏观经济繁荣时调整速度较快。原毅军，孙晓华(2006)的研究得到调整速度与上一年GDP增长率正相关，与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和财政支出增值率负相关的结论。黄辉(2009)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影响调整速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调整速度表现出顺经济周期现象。本文对前人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基于部分调整模型，用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进行调整速度对比研究。在目标资本结构的回归中不考虑宏观因素。这样改进可以避免双重考虑宏观经济因素造成研究结果不稳定性和不显著性。
一、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1．研究模型
接受Nerlove的部分调整模型(partialadjustmentmode1)的构建思路，构建下面的资本结构部分调整模型(1)
其中，和分别表示公司i在第t年末的最优资本结构和实际资本结构。为调整系数，表示在一个年度内公司的资本结构向目标水平调整的快慢，并间接反映调整成本的大小。
根据屈耀辉(2006)等人的研究，目标资本结构可表示为公司特征向量与行业特征向量的线性函数
其中是影响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一组相关变量，和分别为行业和时间虚拟变量。
将(2)式带入到(1)式整理得到本文的回归模型(3)式
2．变量设计
(1)资本结构变量。本文分别使用账面资产负债率和市场资产负债率两种资本结构进行研究。
表示账面资本结构，市场资本结构。表示长期负债，表示短期负债，表示账面总资产，表示流通股账面价值，表示流通股市场价值。
(2)目标资本结构拟合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对目标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选用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用主营业务的自然对数表示，目前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资产有形性(TANG)，用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表明有形资产的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非债务税盾(NDTS)，用固定资产折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研究发现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成长性(GROW)，用托宾Q值表示，公司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公司盈利能力(PROF)，用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税收因素(TAX)，用所得税除以利润总额表示。考虑行业特征因素，用行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HAB，HAM)表示。
(3)宏观经济变量。仿照Douglas0．Cook(2009)，本文选用GDP增长率来定义宏观经济环境。GDP增长率定义为本年GDP减去上年GDP再除以上年GDP。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的具体情况是，l3年的GDP增长率数据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中位数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按照GDP增长率的二分位数再进行划分，将样本分成四个部分。取GDP增长率最小的三年1998~2000定义为为宏观经济环境衰退；取GDP增长率最大的三年2005~2007定义为宏观经济环境繁荣。
二、样本选取与估计方法
选择沪深两市1996~2008一般上市公司的数据，不包括金融上市公司，剔除PT，ST公司。经过数据整理，获得分布于十二个行业的715家公司的9295个样本观测点。样本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由于模型(3)把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内化其中，模型右边包含因变量一阶滞后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删估计方法，把模型(3)右边所有变量的二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1
注：括号里的数据是T检验值，表中***、**、*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关键词】 宏观经济环境;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非平衡面板数据
在调整速度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对调整速度的影响近年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Douglas O. Cook(2009)分别采用两阶段和综合两种动态部分调整模型,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发现在宏观经济繁荣时调整速度较快。原毅军,孙晓华(2006)的研究得到调整速度与上一年GDP增长率正相关,与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和财政支出增值率负相关的结论。黄辉(2009)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影响调整速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调整速度表现出顺经济周期现象。本文对前人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基于部分调整模型,用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进行调整速度对比研究。在目标资本结构的回归中不考虑宏观因素。这样改进可以避免双重考虑宏观经济因素造成研究结果不稳定性和不显著性。
一、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1.研究模型
接受Nerlove的部分调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的构建思路,构建下面的资本结构部分调整模型(1)
Lit- Lit-1=?姿(L*it- Lit-1) (1)
其中,L*it和Lit分别表示公司i在第t年末的最优资本结构和实际资本结构。?姿为调整系数,表示在一个年度内公司的资本结构向目标水平调整的快慢,并间接反映调整成本的大小。
根据屈耀辉(2006)等人的研究,目标资本结构可表示为公司特征向量与行业特征向量的线性函数
L*it=?琢0+■?琢jYjit+■?琢sDs+■?琢tDt+?滓it (2)
其中Yit是影响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一组相关变量,Ds和Dt分别为行业和时间虚拟变量。
将(2)式带入到(1)式整理得到本文的回归模型(3)式
Lit=?姿(?琢0+■?琢jYjit+■?琢sDs+■?琢t)+(1-?姿)Lit-1+?滓it(3)
2.变量设计
(1)资本结构变量。本文分别使用账面资产负债率和市场资产负债率两种资本结构进行研究。
LEV Bit=(LDit+SDit)/TAit
LEV Mit=(LDit+SDit)/(TAit-LSVit+LSit*P)
LEV Bit表示账面资本结构,LEV Mit市场资本结构。LDit表示长期负债,SDit表示短期负债,TAit表示账面总资产,LSVit表示流通股账面价值,LSit*P表示流通股市场价值。
(2)目标资本结构拟合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对目标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选用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用主营业务的自然对数表示,目前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资产有形性(TANG),用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表明有形资产的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非债务税盾(NDTS),用固定资产折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研究发现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成长性(GROW),用托宾Q值表示,公司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公司盈利能力(PROF),用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税收因素(TAX),用所得税除以利润总额表示。考虑行业特征因素,用行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HAB,HAM)表示。
(3)宏观经济变量。仿照Douglas O. Cook(2009),本文选用GDP增长率来定义宏观经济环境。GDP增长率定义为本年GDP减去上年GDP再除以上年GDP。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的具体情况是,13年的GDP增长率数据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中位数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按照GDP增长率的二分位数再进行划分,将样本分成四个部分。取GDP增长率最小的三年1998～2000定义为为宏观经济环境衰退;取GDP增长率最大的三年2005～2007定义为宏观经济环境繁荣。
二、样本选取与估计方法
选择沪深两市1996～2008一般上市公司的数据,不包括金融上市公司,剔除PT,ST公司。经过数据整理,获得分布于十二个行业的715家公司的9295个样本观测点。样本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由于模型(3)把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内化其中,模型右边包含因变量一阶滞后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方法,把模型(3)右边所有变量的二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注:括号里的数据是T检验值,表中***、**、*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1中LEV(-1)的系数就是1-?姿。可以看到,在账面资本结构下,宏观经济衰退时的调整速度是0.575(1-0.425),在宏观经济繁荣时的调整速度为0.592(1-0.408);在市场资本结构下,宏观经济衰退时的调整速度是0.606(1-0.394),宏观经济繁荣时的调整速度是0.656(1-0.344)。
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表现出顺周期性,与Douglas O. Cook(2009),黄辉(2009)的结论一致。本文只用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没有把宏观经济变量作为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避免了实证结果的稳定性与显著性,使研究结果更可靠。
参考文献
[1]原毅军,孙晓华.宏观经济要素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39～42
关键词：环境 生态 监测 技术
目前，环境科学正在迅速发展，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入，环境问题已不再仅仅是排放污染物所引起的人类健康问题，而且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平衡，以及维持人类繁衍、发展的资源问题。
1.生态质量与生态监测
环境质量是指环境素质的优劣程度而言，优劣是质的概念，程度则是量的表征。具体地说，环境质量是指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内，环境的总体或环境的某些要素对人群的生存和繁衍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是反映人类的具体要求而形成的对环境的性质及数量进行评定的一种概念。生态质量是环境质量划分中的一种，目前，在关于“生态质量评价”、“生态质量分析”方面的文章中，都很少涉及生态质量的概念问题。有些文章也仅是以一些简单的理化统计指标、多样性指数和指示生物等指标来分析和判定生态质量，显然这是不够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增加了对其分析、评价的难度。所以，生态质量目前尚无统一的明确的定义。在实际运用中，有的将生物环境质量视为生态质量的同义语，将前者定义为“生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功能和质量”，这与生态质量的定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运用生态系统的弹性、适应性、物种多样性、栖息地容量、种群密度、食物网等生态指标来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而与之相反的情况也存在，如有的将污染物和农药在生物体内的残留量，某些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在农产品中的容许含量等方面的内容也称之为生态质量。
严格说来，生物环境质量与生态质量是有区别的，通常前者多指由于环境因素的改变（自然的或人为的）而使生物的诸多指标发生异常变化而言。就环境质量变化来说，生态要比生物环境具有更广泛的内涵。生态系统是由多种生物构成的，但生态系统与生物却有着质的差别。如同群落与种群、种群与个体的区别一样，层次的变化已使事物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质量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从生态系统的层次上，研究系统各组分，特别是有生命组分的质量变化规律和相互关系，以及人为作用下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情况，从而评价其环境质量的优劣。因此，生态质量及其评价的综合性很强。
生态监测是生态系统层次的生物监测。其观点是：生态监测就是观测与评价生态系统对自然变化及人为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是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包括生物监测和地球物理化学监测两方面的内容。
生态监测是比生物监测更复杂、更综合的一种监测技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从学科上看，生态监测属于生物监测的一部分，但它涉及的范围远比生物学广泛、综合，能够系统地收集大范围的生命支持能力的地球资源信息，因此可把生态监测独立于生物监测之外。
生物监测包括着生态监测。持这种观点者的理由是，生物监测就是系统地利用生物反应以评价环境的变化，并把它的信息应用于环境质量控制的程序中去。从生物学组建水平观点出发，各级水平上都可以有反应，但生态监测重点是放在生态系统的生物反应上。
实际上，无论是生物监测还是生态监测，都是利用生命系统各层次对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环境变化的反应来判定环境质量，都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这无疑又都属于生态学研究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说，凡是利用生命系统（无论哪一层次）为主进行环境监测的方法和手段都可称为生态监测。就是被视为生物监测开创者的科尔克威茨和马森也不主张简单地使用他们的生物表，强调不要根据某种生物，而应该根据其生物群落来评价环境。目前人们所说的生物监测，实际上大多都是生态监测。生态监测包含了上述两者。
根据上面的分析，生态监测概念较合理的描述是：运用各种技术测定和分析生命系统各层次对自然或人为作用的反应或反馈效应的综合表征来判断和评价这些干扰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危害及其规律，为环境质量的评估、调控和环境管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的科学活动过程。形象些说，生态监测就是利用生命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反应用仪器来监测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的科学活动过程。
换言之，生态监测是运用可比的方法，在时间或空间上对特定区域范围内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组合体的类型、结构和功能及其组成要素等进行系统地测定和观察的过程，监测的结果则用于评价和预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为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2.生态监测技术类型与空间尺度
生态监测的范围是很广的，但根据生态监测的对象和内容，可把生态监测概括地分为两类，即宏观监测和微观监测，这也是生态监测两个基本的空间尺度。
2.1宏观生态监测
宏观生态监测的对象是区域范围内各类生态系统的组合方式、镶嵌特征、动态变化和空间分布格局等及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变化。宏观生态监测以原有的自然本底图和专业图件为基础，主要依赖于遥感技术和生态图技术。监测所得的几何信息多以图件的方式输出。
主要内容是监测区域范围内具有特殊意义的生态系统的分布及面积的动态变化，例如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沙漠化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等，这类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宏观生态监测的地域等级至少应在区域生态范围之内，最大可扩展到全球一级。宏观生态监测最有效的方法是应用遥感技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当然区域生态调査与生态统计也是宏观生态监测的一种手段。
2.2微观生态监测
微观生态监测是指对一个或几个生态系统内各生态因子进行的物理和化学的监测。微观生态监测的对象是某一特定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聚合体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及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变化。微观生态监测以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对生态系统各个组分提取属性信息。因此，微观生态监测要以大量的生态监测站为工作基础，每个监测站的地域等级最大可包括由几个生态系统组成的景观生态区，最小也应代表单一的生态类型。生态监测站的建立与选择一定要有代表性，可按生态监测计划的大小，将不同的监测站分布于整个区域甚至全球系统。根据监测的具体内容，可将微观生态监测分为干扰性监测、污染性监测和治理性监测。
一个完整的生态监测计划必须把各个空间尺度的监测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而又清楚地了解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综合变化。宏观监测必须以微观监测为基础，微观监测也必须以宏观监测为主导，二者只能相互补充，不能相互代替。宏观监测和微观监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一个完整的生态监测计划必须包括宏观监测和微观监测两种尺度。由多个微观监测点再配合以宏观监测便可形成生态监测网。
参考文献
[1]吴邦灿、环境监测管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刚刚起步,现代政治传播理论肇始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是针对西方国家特有的政治背景与媒体环境而发展起来的学问,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无法照搬和模仿这些现有的西方理论资源,只能从自身的时空背景出发,吸取西方理论资源可以带来的启示,开创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研究。本文试图在宏观效果研究这一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上,评析梳理西方两大理论资源,并尝试指出其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的启示。
政治传播的宏观效果研究
任何涉及到政治传播的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政治传播的定义。由于身处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地带,“政治”与“传播”这两个词汇组合中的开放性,使政治传播的定义非常困难。③过往中外学者给出的政治传播定义通常也是出现“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两种倾向,以致一些学者强烈呼吁建立一种“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的政治传播定义。④比如,我国最早系统介绍政治传播之一的邵培仁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⑤这个隐约可以看到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5W模型”缩影的定义是比较典型的从传播学本位出发的政治传播定义。
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定义是英国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的论述,他认为政治传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⑥这其中涵盖了政客、政治行动者、非政治行动者以及媒体等多个主体的所有的政治话语。⑦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则给出了政治传播是“对可能直接或非直接地产生鲜明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的定义。⑧和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一样,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也认为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是政治家、新闻记者、利益集团的成员或者是个体的、未经组织的一般公众,政治传播的关键在于“信息对于个人、团体、组织的想法、理念和行为,以及所处环境和整个社会都能产生显着的政治影响”,⑨无论政治传播的定义有多少种,几乎所有定义都要包含“政治影响”这一关键要素。
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进一步指出,政治传播学始终是建立在媒体具有重要政治效果的判断之上,即“信息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机制、以及所有这些存在的社会大环境有鲜明的政治效果”。⑩政治效果是政治学的核心,效果研究也是政治传播学的重点关注领域。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Lippmman)的《舆论学》被公认为是现代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起源,而李普曼的研究恰恰是关于无线电广播和印刷媒体的宣传效果的,(11)也就是说,李普曼从一开始就为政治传播定下了“效果研究”这一核心议题,传播可以带来政治效果以及怎样的传播可以带来更好的政治生活,这也成为更多学者投身于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麦克罗德等人(Mcleod et.al)所评价,自李普曼1922年发表《舆论学》以来,通过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进行主动和广泛的公民参与的价值,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动力。(12)
纵观自李普曼以来近百年现代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的政治传播学文献围绕着“效果”二字展开,或是直接研究“效果”,或是以“效果”为研究的前提与目的。然而,效果研究又恰恰是政治传播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研究中最为复杂和难以定量定性分析的课题之一。粗略地看,过去西方政治传播学中和效果有关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层面,围绕传播对于个体的政治效果而展开;一类是宏观层面,围绕媒体与其他社会构成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展开。
(一)微观层面——个体政治效果研究
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治传播的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活动对于个体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这里对于个体的政治影响又通常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家的影响,比如政治修辞研究,政治家在大众传媒舞台上的“戏剧化”表演研究等;二是对一般公众,特别是选民的影响研究,比如政治广告对选民态度的影响,新闻报道与选民投票行为的关系等。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政治传播学基本上局限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下媒体内容与个体选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上。(13)早期传播学中的“魔弹论”“有限效果论”“议程设置理论”等都是微观研究的重要成果。这种着力于微观层面效果研究的状况在20世纪70年生了很大变化,70年代之后,对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则逐渐占了上风,从横向和纵向上都对媒体个人效果研究进行了重大拓展。(14)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微观层面上的效果研究又呈现出重新繁荣的趋势,并且与社会心理学等心理学科相结合,从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媒体信息究竟会给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以怎样的信息处理方式带来影响。多丽丝·格雷伯及其助手曾对2000年初至2003年末四年间发表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领域的社会科学期刊进行检索,共有11本杂志刊登过137篇主要讨论政治传播的文章,而对这些文章的整理分析显示,除了竞选研究这一长期热门的政治传播话题外,信息处理研究和新媒体研究成为21世纪政治传播研究的两大新兴学术方向。所谓信息处理研究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个人对政治信息的处理过程,借用心理学中关于人类个体的认知、功能、理性行为、异见规避等理论的研究,探索总结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处理理论。(15)
(二)宏观层面——民主政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
如前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政治传播学研究逐渐将目光更多转向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媒体不再仅仅是某个主体传播政治信息的介质手段,而且本身就作为一种享有并行使权力的主体登上舞台,在干预政治的过程中,媒体与政府、商业巨头等力量之间,尤其是媒体与政府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的重要旨趣。所谓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化,其中以赫尔曼(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ksy)在1988年提出了“宣传模式”理论(Propaganda Model)最为典型,他们认为在阶级利益冲突和财富集中的社会中,媒体生产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系统性宣传”,大众传媒完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金钱和权力通过一系列的“过滤”使得大众传媒只向公众传播对它们有利的信息内容。(16)
除了这种关于媒体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外,政治传播宏观研究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媒体以及媒体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系统性影响,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这个角度下,研究者要回答媒体对于政治传播活动的参与(无论是作为介质手段还是作为主体),究竟是一件对民主政治有利还是有弊的事情?怎样的媒体才能够有利于民主政治这个终极目标?这样的研究旨趣同样可以回溯到李普曼的《舆论学》,当李普曼开始关注宣传效果的时候,“推进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在最初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关于民主社会、新闻自由与知情公众三者密切关系的研究旨趣”。(17)遗憾的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政治传播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微观层面,几乎很少有相关研究关注到制度分析。(18)
在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外政治传播学研究中,有关媒体、传播和民主政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已成为政治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尤其在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政治环境与媒体环境都在经历转型的当代中国,媒体如何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是政治传播学者正在关注和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关注的工作重点之一。本文也重在阐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中可以借鉴的西方理论资源以及这些理论资源的启示。
西方两大理论资源的政治传播研究影响
毋庸置疑,在进行政治传播的宏观效果研究时,如果要回答“媒体行为能否促进民主政治或民主化”、“怎样的媒体才是对民主政治是有利的”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对“什么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做出判断,即研究者需要首先对衡量评判政治传播的前提标准有所界定,然后才能对照这些标准来分析媒体行为,达到了这些标准则为民主之福、做不到则为民主之祸。
那么,标准又来自何方?这与政治学民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麦克罗德等学者所指出的,政治研究和关于社会应当怎样的基准假设密不可分。(19)就媒体和政治的课题而言,不同的民主理论对媒体的民主角色和民主责任提出了并非一致的要求。纵观现代政治传播学发展的近百年历史,盛行于18、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可谓最为深刻,而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成为近年来媒体研究的“圣语”(！~Godterm)。(20)
(一)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政治传播学影响
在大量关于媒体对于民主政治系统性影响的研究文献中,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征存在,那就是很多人认为媒体对于民主有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而自由的、不受干预和限制的媒体则是保证这种核心作用的关键,这似乎是无需证明的“公理”。(21)在中国媒体研究文献中,“看门狗(watchdog)”角色、舆论监督功能等也常常被视为衡量一家媒体于民主建设良劣的重要的、无需论证的标准。然而,有政治学者却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classical liberalism)为前提的,而发展于18、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只是诸多政治理论中的一种,并非无需证明的“公理”,甚至在20世纪遭到其他政治理论的广泛的批判与某种程度上的抛弃。
关键词：技术进步；时间序列；IPAT方程；索洛余值法；能源回弹效应；经济增长；能源使用效率；能源消费量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92-04
一、引言
2011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能源消费总量为34.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了7.0%。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9.7%；原油消费量增长2.7%；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2%；电力消费量增长11.7%。一次能源生产总量4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1%。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保持持续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技术不断进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也逐步提高，但同时能源需求也在增加，没有减少能耗，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34.8万吨标准煤。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重化工业、交通业和运输业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量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能源压力和环境压力将不断增大。所以，从定量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术进步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路径。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将节能技术开发、技术标准制定等措施加入能源政策中，目的是以此控制能源的消费，从而实现减排并节约能源的目标。因为技术进步能够使能源效率上升，同时，效率的提高可以使用更少的能源生产相同的产品，从而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节约（Von Weizsackeretal，1997），也就是说每当技术进步使能源效率提高1个单位，能源消耗就同比减少1个单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技术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使能源消耗量降低，这就是能源经济学中著名的命题“能源回弹效应（Rebound Effects）”。能源回弹效应是指能源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引起能源消耗的减少，反而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1980年Khazzoom和Brookes第一次研究提出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耗不一定成反向正比关系，也就是说能源效率的提高并不会引起能源消耗同比例的减少。Henry Saunders研究得出了能源效率的提高表示减少能源投入也可以获得相同的产品，这也预示着其他要素的投入能够被能源所代替。因为能源效率有所提高，所以导致能源价格的下降，产品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市场对产品和能源的需求便会增加，也就导致基于技术进步的能源节约量被抵消了。
不同研究者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定义存在争论。Harry D.Saunders（2000），Terry Barker、Tim Foxon（2007），Taoyuan Wei（2006）将能源效率提高所引起的能源节约量减少定义为能源使用量对能源效率的弹性。Steve sorrell，John Dimitropoulos（2009）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各种定义进行了详细解析，将能源回弹效应分别定义为：能源消耗对能源效率的弹性；能源消费的价格弹性；能源效率与其他投入成本间的相关系数。
中国关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回弹效应估计相对较多。目前，国内仅有的关于能源回弹效应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周勇、林源源（2007）利用新古典三要素生产函数，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回弹效应进行估计，得出1978―2004年中国回弹效应为30%～80%。王群伟、周德群（2008）同样利用新古典三要素生产函数得出中国回弹效应平均值为62.8%。刘源远、刘凤朝（2008）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相同的方法，结果显示地区之间的回弹效应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反弹效应最大，但中国平均回弹效应为53.68%。另外，几个研究范围缩小的结论与上述研究相差较大。陈燕（2011）利用湖北省1980―2007年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于湖北省能源效率的影响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湖北省的回弹效应值为123.7%。陈凯（2011）认为中国钢铁行业平均回弹效应高达130.47%，阳攀登等（2010）也对浙江省能源消费回弹效应进行了研究。
回弹效应的文献回顾表明：技术进步不一定能够减少能源消耗；能源回弹效应的程度可以作为检验技术进步与其他能效调控方法和相关法律法规配合效果的指标。
本文基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环境负荷分解模型，运用IPAT方程，把能源消费的变化量分解成由经济增长引起的能源消费增加量与由单位GDP能源消费降低引起的能源节约量，充分考虑到来自资本、劳动要素的提高，并利用中国2001―2011年宏观时间序列数据，测算出能源回弹效应系数，分析中国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
二、中国能源回弹效应测算
（一）中国能源消费增加量分解
采用IPAT方程，方程表达式为：I=P×A×T。I为环境影响，P为人口数量（主要是人口规模的变化），A为富裕程度（一般用人均GDP表示），T为技术进步（一般用单位GDP能源消耗表示）。其中，G=P×A，即为GDP。
提起财务报表分析，多数财务人员首先会想到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一大堆比率的计算。没错，比率计算是财务报表分析的一种工具。但是，比率的背后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企业资产负债率看起来很高但仍经营正常而有些资产负债率看起来很低的企业反而濒临破产？为什么在不同的会计准则环境下同一企业的报表收益会相距遥远等等。显然，这些问题是比率无法回答的，需要进行财务报表分析来诊断企业的战略、具体运营活动是否成功，最终预测企业未来的价值。
一、财务报表是什么
财务报表到底是什么，它到底蕴涵着什么信息？在进行财务报表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以有效地进行财务报表分析。
首先来看有关法规对财务报表的定义。《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以财务会计报告为基础，对财务报表进行了定义：“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文件”。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定义也是以财务会计报告为基础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财务会计报告的定义为：“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基本准则还对主要财务报表进行了定义，“资产负债表是指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利润表是指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现金流量表是指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的会计报表”；“附注是指对在会计报表中列示项目所作的进一步说明以及对未能在这些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
从以上有关法规对财务报表（或者更广泛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定义来看，财务报表实质上是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信息的格式化反映，它提供的是企业某一特定时点或期间的经营信息。这些定式的信息是依赖于会计准则及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所产生的，而且主要反映过去。
大家知道，分析财务报表主要是立足企业过去的信息预测未来，由此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单纯从这些定式的信息本身看，它没有经济意义。或者说，如果脱离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以及企业特有经营工作实际，单纯看财务报表信息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进行财务报表分析时必须跳出财务报表本身去看待它所反映的信息。
那么，在财务报表分析中该如何看待财务报表呢？笔者认为，财务报表是将企业内外部资源在企业既定战略及既定运营模式下的配置成果依据会计准则确认、计量、报告后的数字化表现形式。影响财务报表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企业战略、会计准则和管理者的动机等。
为什么这样理解财务报表呢？首先来看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的左边是企业所拥有或者可以支配的可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资源，右边是这些货币化资源的来源。可以理解为这些资源是企业执行总体战略及开展内部运营活动后的结果，这些结果由会计人员依据会计准则进行确认、计量后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如，企业的融资方案，最终反映在企业的负债与权益金额上；企业采取的营运资金政策（如应付供应商货款等），最终反映在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构成上。同样，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数字，也是企业执行总体战略及开展内部运营活动后的结果。从这一理解出发，就很容易明白，财务报表本身存在很多局限，如无法用货币（数量化）形式反映的资源将不可能体现在财务报表上，虽然这些无法量化的资源同样是企业执行总体战略及开展内部运营活动后的结果。因此，进行财务报表分析时除了要看表内信息外，还应看表外披露的其他信息。
这样理解财务报表后，可以将企业的战略及实际开展的具体运营活动状况与财务报表反映的信息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找到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框架打开了切入点。
二、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
前面已经讲到，在财务报表分析中，将财务报表理解为企业内外部资源在企业既定战略及既定运营模式下的配置成果依据会计准则确认、计量、报告后的数字化表现形式。因此，财务报表是企业总体战略、内部运营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它最终反映了企业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
财务报表的主要使用者有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不同的使用者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投资者分析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债权人（含供应商、借款人等）分析财务报表的目的是评价、判断企业目前以及未来的偿债能力、潜在的信用风险。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分析财务报表的目的是评价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否合规、是否有违法行为以及企业的社会效用等。
社会公众分析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了解企业目前及未来的发展情况，为公众个人发生与企业相关的行为提供决策依据。
企业管理层分析财务报表的目的是通过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评价企业的战略执行情况与运营情况，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改善目前及未来的管理行为。
尽管财务报表不同的使用主体分析财务报表的目的不一样，但是企业本身可以看成是由利益相关者按照契约构成的主体。企业相关者利益的最优化程度构成了企业的价值目标。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价值，那么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可以统一为评价企业价值，盈利分析、风险分析等最终评价的是企业价值。这一评价是基于未来的。
为了评价企业价值，财务报表分析的核心任务就是透过数字，寻找数字背后企业价值的真正驱动因素，分析这些动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判断这些动因未来的发展，最终预测企业未来的价值。
如分析企业的负债水平是高还是低，首先应分析企业所处的特定环境，同时分析企业的总体战略与其运营活动，判断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再去衡量这一负债水平的合理与否。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未来的趋势，预测企业未来的负债水平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样，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应分析企业所处的特定经济、行业环境，分析企业的总体战略与运营活动，判断逻辑联系，再去预测未来。
三、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框架
为了寻找财务报表数字背后企业价值的真正驱动因素，第一步，必须理清以数字形式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中的资源是如何取得的、其影响因素是什么？第二步，理解这些数字化资源配置结果的战略动因。第三步，分析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必要时调整重构财务报表。第四步，分析这些数字背后所反映的企业具体经营行为。第五步，通过盈利能力和风险的综合分析评价，预测企业价值。上述过程构成了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分析：企业资源取得的主要影响因素
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先取得相应的资源，必要的资源是企业能够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企业如何取得资源、能够取得什么样的资源，主要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这些资源与财务报表的关系是：能够用货币形式计量的资源构成财务报表。因此，进行财务报表分析，首先必须分析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包括企业所处社会环境下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市场特征、经济政策和金融资本市场特征等。比如，财务报表中反映的股权融资金额，背后所隐藏的往往是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影响。
行业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行业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状况。行业发展状况对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否影响尤其重大。比如，若企业所处的行业是新兴行业，在财务报表中往往会反映出较高的业绩增长水平。
在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分析中，一般可以采用竞争五力分析模型、价值链分析模型以及运用经济特征框架分析（从需求、供给、生产、市场营销、融资等方面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
通过分析，至少应该得出以下结论：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特征是什么样的？它为企业提供了什么资源以及它对企业取得资源的限制？行业平均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是什么样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对企业的影响如何？企业应对相关环境限制的对策是否可行等等。
（二）企业战略分析：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结果的决定因素
战略是企业实现价值目标的资源配置路径选择，企业的战略决定了企业内外部资源的配置结果。因此，在对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分析后，必须重点对企业战略进行分析。
企业战略分析的基本框架为：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即企业在产品和服务上是采取差异化战略、低成本战略，还是兼备低成本与差异化的集中战略；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一体化程度，即企业提品或服务的主要价值创造环节全部是由自身完成的还是有部分环节是外包的；地区分散化程度，即企业的业务范围区域，是否走国际化战略等；行业分散化程度，即企业是否实行多元化战略，如果采取多元化战略，是相关多元化还是无关多元化。
通过企业战略分析，可以理清企业价值的真正来源，将这些来源与财务报表进行比较，可以基本判断财务报表反映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同样，通过分析企业未来可能采取的战略，可以基本预计企业未来的价值。
企业战略分析至少应解答以下问题：企业的战略是什么？具体到财务战略是什么？战略与财务报表反映的信息是否基本吻合？如不吻合其原因是什么？企业未来的战略是什么？它对企业的价值有什么影响等等。
（三）会计准则分析：企业资源及其配置结果在财务报表中反映的准则依据
企业可以货币化计量的资源及企业资源配置结果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反映是由会计准则决定的。因此，进行财务报表分析，必须分析企业所采用的会计准则，并理解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对会计准则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采用不同会计准则的企业提供相同的比较基础。因此，分析会计准则，可以按照会计要素进行，即分析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的确认、计量、报告标准差异并进行调整。
由于会计准则与企业实际运营状况存在差异，因此，必须理清标准与实际运营状况的差异。进行分析时，一般要对财务报表的构成要素进行调整，必要时重新编制财务报表。如为了将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进行配称分析，可以将资产负债表组合为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等，将利润表组合为经营性利润等，从而分析不同资产对企业收益产生的贡献。
会计准则分析至少要能够解答以下问题：进行横向比较、纵向比较时，不同企业、企业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会计准则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差异在哪里？会计准则变化的影响是什么？为了分析企业的盈利性与风险应对财务报表进行哪些调整等等。
在对会计准则进行分析时，必须关注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影响。会计准则允许会计人员采取大量的职业判断，如折旧年限、减值准备计提等。因此，分析准则的同时必须分析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是否合理。
（四）企业具体运营行为：企业既定战略下资源运营成果的决定因素
完成前面阐述的分析后，企业财务报表分析进入了微观的具体运营行为分析阶段。这一分析过程中，必须详细分析企业各类资产情况、负债情况、权益情况、持续经营活动盈利能力情况、非持续盈利能力情况等。
大量的比率计算应当在会计准则影响调整后进行。而计算出来比率后，必须分析其背后的具体运营活动，运营活动是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具体来源。
这一分析过程主要应回答以下问题：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和风险的比率、因素是什么？通过行业横向比较、企业历史数据纵向比较，这些比率、因素合理吗？企业具体运营活动对这些比率、因素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具体运营活动可以改善吗？
（五）盈利性和风险的综合分析、预测：评估企业价值
完成前面的分析后，就可以综合判断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了。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对企业盈利能力和风险的影响、企业战略对盈利能力和风险的影响、企业具体运营行为对盈利能力和风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综合评价企业目前的盈利能力和风险。而最为关键的是要判断上述因素的未来趋势，从而预测企业的价值。
这一分析过程是一个综合过程，它至少要回答以下问题：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的因素具体有哪些、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程度如何？在未来，这些影响因素的发展趋势如何？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经济利润模型等，预测企业的价值是多少？
以上五个阶段的分析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同时，还存在反复的过程。比如，在分析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后，应再次分析企业战略与财务报表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今天，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个概念的这种界定，显然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是将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混为一谈，使得人们不能正确使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有关对外贸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践。因此，正确认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重新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基本概念以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在合理界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个概念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如果能够使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同时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其所需要的商品，则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经济效率就越低。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经济利润越多而总成本越低，则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主要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建立在企业讲究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的，这是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根本联系。如果企业是理性的，即企业以利润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其根本目标，则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为了实现利润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企业就会不断提高生产与经营技术水平以及加强企业管理，从而使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进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反，如果一个经济社会并不讲究经济效益，那么企业就会缺乏改进生产与经营技术的动力，也不会加强企业管理，从而不会追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进而也就谈不上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就是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过程。企业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会不断实现技术创新，同时在技术外溢的作用下，就会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促进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又会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从而又迫使企业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往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会在市场竞争的均衡中不断变化；市场竞争的结果会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波动变化，而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则总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总的来说，对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使得所有企业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而是要使得企业在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形成并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主要区别表现为：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是整个经济社会的根本目标，而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这是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一个根本区别。对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如果能够使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同时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消费支出获得最大的效用，则经济社会的生产就能够节约经济资源，减少资源耗费和浪费，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其产品的销售价格越高而成本支出越少，则其经济效益就会越好。现代微观经济学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假设为基础来研究如何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影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多的差别：(1)从市场结构来看，在市场的长期均衡中，相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完全竞争市场具有最高的经济效率，但完全竞争厂商的利润或经济效益是最低的；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会下降，但企业的经济效益会越来越好。(2)从同一个时点的单个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来看，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产或经营技术水平较高或管理能力较强的企业，显然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3)产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未必能给企业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以中国彩电行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水平明显低于当前的水平，那时彩电行业的经济效率明显低于当前的经济效率，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多数彩’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好于当前的经济效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较为简单，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比较落后，但那时市场供小于求，因此，那时彩电企业普遍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而当前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比较先进，但市场供大于求，因此，当前的彩电企业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由这一点来看，产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市场供求关系则是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重新合理界定
本文认为，应该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作重新界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经济利润越高而总成本越低则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次来说，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又可以分外三个层次，(1)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这是对外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益；(2)单个行业的对外贸易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单个行业(如纺织服装或机械电子或化工等等行业)内所有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总和与所投入的成本总和之比，这是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3)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所有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总和与所投入的成本总和之比。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影响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是影响三个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本文同时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概念：对外贸易经济效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产出越多而投入越少则对外贸易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对外贸易经济效率就越低。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论类似，对外贸易经济效率也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1)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
动的产出与所投入主比，这是对外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率。例如，出口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可以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降低产品的废品率，在不需要增加较多投入的情况下便可能获得较多的产出，于是，出口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就提高了经济效率。(2)单个行业的对外贸易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单个行业内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这是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率。(3)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开放经济中，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重要内容；提高外贸企业经济效率是提高单个行业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基础，而这两者又是提高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基础。当然，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影响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因素也是不同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率，就是要以较少的经济资源投入通过国际交换来获得较多的产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以促进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的问题。
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经济社会所关注的是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通过市场竞争影响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外贸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反复，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外贸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理性动机就会推动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公平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外贸企业就缺乏通过实现技术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或者通过“寻租”之类的非公平竞争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就不可能推动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和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环境，并促使外贸企业具有追求较好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三、当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对该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重要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有关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实际上混淆了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概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人们对于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认识出现一定的偏差，也难以根据当前的概念来分析如何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率。笔者认为，当前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概念基本上就是本文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概念：然而，根据本文的概念界定，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文通过重新合理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至少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能够从理论上分清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对外贸易经济效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运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能够分别明确政府部门与外贸企业在当前不断深化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不同目标与作用。政府部门的目标与作用并非一定要取得较高的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以及实施合理的宏观调控来促使企业通过实现技术创新追求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外贸企业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追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作用就是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如果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概念混为一谈，就无法区分清楚政府部门与外贸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不同目标与作用。
论文关键词:话语分析 听力教学
论文摘 要:话语分析不是单纯的从词汇、语法等这些微观方面分析，重要的是从语境，背景知识等宏观方面分析。本文在总结话语的概念、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听力理解的特殊性质提出了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听力理解分析方法。
一、引言
国际上普遍认同以Zelling Harris于1952年发表的Discourse Analysis论文为话语分析的开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话语分析引进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使研究者们可以从多角度研究话语，出现了功能语法、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分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话语分析理论被引进国内，并得到不断地吸收和创新。国内的研究较多的集中于其定义、理论基础以及其在文学中的应用。当然，也出现了不少对话语分析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的研究。他们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话语分析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体现了话语分析对外语教学的深刻影响。但是，话语分析在国内的发展还比较年轻，所以研究者们对话语的定义、特征及其在教学中应用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且，目前对于话语分析在教学中的应用，涉及到了听力理解、写作、阅读理解以及关注教师话语的质量和数量等各个方面。鉴于此，本文将总结概括话语的定义及特征，结合听力理解的特性，形成一种新的全面系统的话语分析方法，并应用到外语听力理解教学中。
二、话语及话语分析
话语一些研究者叫做语篇或篇章，许多研究者给出了话语的定义。话语通常是指一系列的语段或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黄国文，1988;朱元枚，2004)。Halliday and Hasan把语篇定义为和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语义单位。一段文章，不管长度如何，不管是以口语还是以笔头表现形式出现，只要形成了一个整体，就是一个语篇。话语分析通常指的是对比句子/话段更大的语言单位所作的语言分析，目的在于解释人们如何构造和理解各种连贯(coherent)的语篇(万晓卉，2006)。还有诸如廖益清(1999，2001)等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定义话语分析。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不同的话语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理论对话语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分析。笔者认为应从微观语篇特征(词素、单词、短语、句子等)和宏观语篇特征(背景知识、语篇知识)方面进行话语分析。
三、听力理解的本质
Buck(2001)认为听力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听力理解是一个充分利用来自各个方面信息的互动的过程，这些信息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方面。Wipf(1984)指出听者必须能够辨别声音、理解词汇和语法结构、解释重音和音调、理解意图以及在就近或是比较大的社会文化上下文中解释这种意图。Rost(2005)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听力理解过程，听力是一个接受说话者真正所说的过程;一个加工和重新呈现的过程;一个与说话者协商回答的过程(合作目的);通过参与、想象、情感创造意义的过程。总之，听力是一个复杂的、积极的解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听者把所听到的和他们已知的联系起来。这些理论可以归结为三类: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两者相互作用。所谓自下而上是指听力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许多连续阶段的过程，每阶段的输出又成为下一更高阶段的输入(Buck，2001)，又被称为微观信息处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听者将听到的内容出入到大脑，大脑对这些材料分成基本的语言单位，如语素、单词等。接着把这些小的语言单位合并成较大的语言单位，如短语、句子、段落等，从而完成听力理解。这种方法能够正确地分析句子的成分，但是也很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所谓自上而下是指听力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语言时应用各种知识(Buck，2001)，又被称为宏观信息处理过程。进入听觉系统的信息，可以激活大脑中已存在的图式，听者利用这些图式假设、推测及推断，预测话语的发展，从而比较快而准确地理解话语所传达的信息。经过创造性的思维和语言重新组合，重新构建与听着原有知识结构相吻合的新信息，也就理解了说话者的意思(Anderson and Lynch，1988)。但是听力理解过程不是简单的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的过程， 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信息处理过程。在这过程中，是没有固定的顺序的，任意顺序都可以使用，甚至可以同时使用、互相作用和影响。语言不是孤立的声音、词素、词汇和句子的结合，而是一个表达意义为目的的有机系统。因此，在理解话语时，不仅要用语言知识，同时还要运用非语言知识，即要运用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达到听力理解的目的。
四、话语分析在听力理解教学中的应用
根据话语的定义、特点及听力理解的特性，对听力理解的分析应该微观和宏观兼顾。既要分析听力理解话语的词、句等微观成分，也应从语言运用的环境和语篇整体去理解。这要求在听力理解的教学中，主要加强对词汇、语法知识，背景知识，语篇知识的练习。 转贴于
(一)微观分析词汇、句子和语法知识
词汇、句子和语法知识是理解任何语篇的基础。听力理解中，足够的词汇量和准确的语法知识能快速而正确的达到理解的目的。笔者在实验中，把听者分为两组，提前把即将听到的语篇中的词汇和语法告诉第一组;另一组直接收听听力部分。结果证实，第一组的成绩比第二组的高。可见，词汇和语法对听力理解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听力教学中，要多补充类似场景的词汇和关键句型。
(二)了解背景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
心理语言学家、认知和信息处理研究者心理学将人们在理解和学习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进行分类，分为两种:自上而下认识和自下而上认识。前者是指利用先前已有的知识来分析处理所接受的信息，后者是指理解事物主要利用刚得到的信息中的单词、句子等材料(Brown and Yule，2000)。先前已有的知识可以统称为背景知识(包括社会文化知识)，是一个人所有经历、知识和教育等。在听到类似场景的信息时，头脑中会激活已存的这些信息。一旦听着头脑中已有这种对话场景，听力理解过程就可以推测和假设来完成，即使遇到难懂的单词，也不影响理解。
(三)宏观把握语篇知识
对话语的理解涉及很多因素，在听力理解过程中，随着话语的展开，听话者需要根据话语的上下语境分析，虽然话语是由一系列句子构成的，但句子意义要受到话语宏观结构的制约，对单个句子的理解并不能说明说话者已经理解了整个话语。这就需要在听整个语篇前预读所给出的信息，整体把握谈话内容。
(四)掌握话语的衔接和连贯
话语的衔接和连贯手段是语义的传接纽带，起到暗示的作用。如一些表示增补或递减的连接词moreover，furthermore，besides等;表示转折的词but，anyhow，actually，however;表示因果关系的词，therefore，so，hence等，听者根据这些词语确定听的重点。在听力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话语的衔接和连贯，从而达到理解听力材料的目的。
五、结语
听力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是微观分析又是宏观分析的过程。话语分析理论为听力理解教学提供了新的观点。在教学实践中，既要从微观方面的词汇、句子、语法知识方面，又要从宏观把握语篇的知识和语篇的连贯、衔接。笔者相信，通过把话语分析知识引进听力理解教，可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成果。
参考文献
[1] Anderson，A.and T.Lynch.Liste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8.
[2] Brown，G.&G.Yule.Discourse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关键词：生态监测；环境监测；监测技术
中图分类号：X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6-0138-2
近年来，由于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洪水泛滥等各种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日益严重，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环境监测问题。人们意识到，对环境监测，常规情况下一般采用理化指标和生物指标监测，这种着眼局部的监测方法只单纯的测定了环境中的有害因子，不能对整个环境综合评价。而生态环境监测则可以对整个环境生态进行综合评价，对其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进行监测和评估[1]。
1 生态监测的概念
所谓生态系统是指生物群落与其生存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例如农田、森林、草原、荒漠、湖泊、海洋、动植物等生态系统，其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系统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生态系统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一旦破坏，其恢复或形成新的平衡系统，同样需要漫长的时间。我们所指的生态监测对象指的就是上述生态系统。
生态监测，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有观点认为生态监测就是生物监测，认为生态监测包括生物监测和地球物理化学监测，是对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所做的观察和监测。但生态监测涉及的范围远比生物学科更广泛，且不能以固定的生物物种来进行评价，因此科尔克威茨和马森（Kolkwiz and Marsson）认为生态监测就是利用生物群落的变化来评价环境，重点是评测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反应。2011年，我国环境保护部的《环境生态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 19-2011）对生态监测的定义是：运用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对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的测定、观察。这一定义从方法、对象、目的方面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阐述。
2 生态监测的类型
按照对象及其空间范围来分，生态监测可分为宏观生态监测和微观生态监测。
2.1 宏观生态监测
宏观监测的空间范围比较宽泛，至少应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最大可扩展到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甚至全球，主要监测区域范围内具有特殊意义的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及生态功能的动态变化。宏观生态监测主要采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生态制图技术，辅以区域生态调查和生态统计手段。监测的信息多以图件的方式输出，将其与自然本底图和专业图件比较，评价生态系统质量的变化[2,3]。
2.2 微观生态监测
微观生态监测范围较窄，是对一个或几个生态系统内部的各生态因子进行的物理和化学的监测，其对象是具体的生态因子在人类活动下的变化。这项工作以大量的野外生态监测站为基础，辅以流动监测或空中监测。每个监测站点的地域面积并不确定，最大可包括由几个生态系统组成的景观生态区，最小也应代表单一的生态类型，只是监测的对象是生态系统内部的具体生态因子。微观生态监测按照内容，可分为：
2.2.1 干扰性生态监测 指对人类特定生产活动干扰生态系统的情况进行监测，如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水文过程和物质迁移规律的改变；草场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场退化，生产力降低；湿地的开发引起的生态改变；污染物排放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等。
2.2.2 污染性生态监测 主要指对农药及重金属等污染物在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传递及富集进行监测。
2.2.3 治理性生态监测 指已破坏的生态系统经过人类治理后，对其生态平衡恢复过程中的监测，如对沙漠化土地治理过程的监测。
以微观生态监测为基础，以宏观生态监测为导向，把两种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态监测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了解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影响发生的变化。
3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3.1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主要是指能够代表生态系统基本特征的具体项目。设置指标体系时，首先要考虑生态系统类型及系统的完整性，并且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功能以及不同生态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一般说来，陆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等）指标体系包括气象、水文、土壤、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六个要素，水文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指标体系包括水文、水质、底质、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游泳动物、底栖生物和微生物八个要素，不同生态系统的要素的基本指标有所不同。
3.2 生态监测指标确定原则
进行生态监测首先要选择生态监测指标。其选择的原则是：具有代表性，能反映生态系统的层次及主要生态环境问题；选取敏感性高、受外界条件影响大、改变快的指标作为优先监测指标；综合反映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多种指标；可操作性及实际监测能力。除设置常规性指标外，每种类型的生态系统还应该根据自身特点设置反映各自特点的选择性指标，二者共同构成生态监测站的指标体系。
4 生态监测技术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