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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值税转型政策；资本成本敏感性；市场化改革；成本
一、 制度分析
200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政策，其政策目标是减少盲目投资、抑制通货膨胀以及组织国家财政收入。生产型增值税的特点是只允许企业购入的生产性原材料及其费用可以作为进项税予以扣除，而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价值或已纳税款，由此产生重复征税。方震海认为生产型增值税政策增加了企业负担，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本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基于税收制度改革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双重制度背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9月颁布了《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财税[2004]156号），规定在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范围内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6个行业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允许购买生产动产类固定资产（生产用机器、设备等）所缴纳的进项税税额予以抵扣，由此启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序幕。
2009年1月，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制。相比于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这大大降低了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和生产成本，节约了企业投资生产设备的使用资金，增加了流入的现金流量。相当于企业享受到了购进固定资产原值17%的税收返还优惠政策，促使投资成本降低，因而能够增强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的敏感性。公司基本面所决定的投资机会、现金流、融资成本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的基本因素。
二、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根据资本成本理论，资本成本的差异同企业的融资手段和利润分配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企业能够通过调整资本结构和利润分配两种方式来减少税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但如果企业缺少有效的外部融资手段，将导致资本成本变得更高，进而税收对资本成本将产生扭曲作用。
徐明东和陈学彬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企业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值，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对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存在差异，其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最为敏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敏感，并认为国有产权的属性是导致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和融资约束较低的重要因素。实际上，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和融资两类决策的联结点，要判断企业投资是否符合市场理性，即投资不足或是投资过度，都离不开资本成本这个衡量标准。
李成等研究发现，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使得资本使用者成本大约降低14.5%，投资额大约提高12%。相比于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抵扣购进生产类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这相当于节约了投资到生产设备上的使用资金，增加了流入的现金流量，进而促使投资成本降低，所以能够提高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非试点地区增值税转型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地区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进而能够提高不同性质类型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
姜付秀和黄继承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进行企业行为研究必须重视的一项重要制度背景。为了检验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借鉴徐明东等、罗宏等、郑志刚等的做法，加入反映制度转型的市场化指数来度量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对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时间和空间上仍然存在非均衡状态，以至于市场化进程中不同试点地区的税制改革效果存在差异。通常认为，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小，市场机制发挥的效果越好，企业自身行为调节的自由度就越高，政策效应的时滞性就越短。因此，增值税转型政策发挥的效果也就越好。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提高。
国内外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支付税收的多少与税率及企业的经济效益成正相关关系。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使企业所购生产用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能够在本期或以后期间进行抵扣，这将使公司税收现金流的流出减少；而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会直接导致税收收入显著减少。由于地方政府每年都有财政收入预算和税收收入预算的制定，这将导致税务机关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而加强对企业税务申报审查和监管力度，从而能够抑制企业管理者无效率使用资源谋取利益的行为。因此，税务机关将加强税收征管的力度，促使公司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Dyck和Zingales认为税务实施的加强将有效遏制企业管理者收入的转移行为，能够减少企业成本并增加企业价值。曾亚敏和张俊生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成本越弱，会计收益也越高。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转型政策通过税务机关的税务实施将显著降低企业的成本，并且税务机关监管力度越大，成本下降越明显。
三、 估计方法和数据说明
1. 估计方法。刘璟等认为增值税试点改革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外生事件，使用差分再差分模型（DID）可有效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能够很好地解决公共政策作为自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聂辉华等认为企业不可能通过事先预知增值税转型政策而进行注册地的迁移。参照刘璟等、聂辉华等、万华林等研究方法，定义东北三省企业中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为处理组，其他省份同行业的企业定义为控制组。
2. 实证模型和变量选取。新古典投资理论认为，资本使用成本决定合意资本存量，资本使用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税收、折旧率和资本利得等。基于对新古典投资模型的分析和求导推演，并参考徐学明、聂辉华等、万华林等建立DID模型的方法，本文倍分法估计模型方程如下：
Invit=a+b1reform*year*Δl-nUCit+b2Controls+λt+ηi+μit（1）
根据理论，采用经营费用率（OETS）作为成本的衡量，经营费用率为公司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经营费用率估计模型如下：
OETSit=a+b1reform*year*VATit+b2Controls+λt+ηi+μit（2）
参考徐明东等、罗宏等的建模方法，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市场化指数Market，于是，得到下面的模型（3）
Invit=a+b1reform*year*ΔlnUCit*Market+b2Controls+λt+ηi+μit（3）
模型（1）、（2）和（3）中变量定义为：投资率（Inv），等于期末固定资产净值减去期初固定资产净值再加上当期折旧费用除以期初固定资产；资产利用率（STA），等于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经营费用率（OETS）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资本成本（UC）按照徐明东等计算方法得到；市场化指数（Market）是樊纲等市场化指数；经过调整应交增值税（VAT）是用经过同省份同行业同年份平减的应交增值税；净现金流量比率（CF），等于（利润总额-所得税+本年折旧费用）/期初固定资产总额；成长性（Grow），等于实际销售收入对数的一阶差分；资产负债率（Leverage），等于总负债/总资产；其他变量见实证部分。参考郑志刚等做法，用本企业当年应交增值税占该企业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本行业当年应交增值税的比重，反映税务机关对企业实施的监督水平，理论上，此比值越大，当地税务机关针对本企业实施的税务监督程度越强，作为公司治理的法律外制度的税务实施效果越显著。稳健性检验中，采用本企业相对资产规模作为经过同省份同行业同年份平减的应交增值税的替代变量，因为规模比较大的企业会更多地受到来自于政府与公众的监督，而本文样本数据是工业企业500万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据。
3. 数据说明与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9年～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原始数据处理如下：（1）仅保留营业状态企业；（2）剔除销售收入、债务融资成本、（资产总额-固定资产）、（资产总额-流动性资产）、（累积折旧-当期折旧）为负值的样本；（3）删除主要变量首尾各1%的观测值；（4）仅保留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企业；（5）剔除企业；剔除开业时间介于1949年～2007年以外的样本；剔除员工少于8人企业，最终共计20万多个样本观测值。样本期内平均雇员数低于2 000人的企业划分为中小型企业，2 000人以上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国债利率均来自CEIC 数据库，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等。
表1和表2列示，2001年～2007年期间内规模以上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4 000千元，平均投资资本成本为0.186，平均投资现金流比率为0.343，平均资产利用率为1.705，平均费用率为0.095。2004年后转型地区企业平均投资额为9 800万元比非转型地区企业的平均值5 400千元高出4 400千元，T检验的均值之差为44 138.03千元，显著为正值，说明增值税转型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增值税转型政策实施效果明显；试点地区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平均值为0.187小于非试点地区企业资本成本均值0.201，T检验均值之差为-0.013 9且显著为负值，说明转型后试点企业的投资资本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的均值水平。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转型政策对不同性质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融资约束（投资现金敏感性）、成本等的影响分析，交叉项Year*reform*lnUCit代表增值税转型政策的政策效应。全样本下Year*reform*lnUCit系数的回归结果为0.0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增值税转型政策增强不同性质类型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Year*reform* lnUCit的系数值分别为0.026和0.028，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相对于私营企业（Year*reform*lnUCit的系数值为0.0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和外商企业（Year*reform*lnUCit的系数值为0.02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言，其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政策显著降低了不同性质企业的资本成本，提高了其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资本成本敏感性得到显著提高，说明转型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起到促进作用，而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于私人企业和外商企业投资本成本敏感性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资本成本显著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提高。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1的成立。
表4报告了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对不同性质企业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分析，交乘项Reform*year*market*lnUCi表示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进程对对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在全样本下，Reform*year*market*lnUCit的系数为0.003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高了不同性质类型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其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企业的反应系数分别为0.003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0.003不显著为负（>10%的显著性水平）、0.00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和0.00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只有集体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地提高了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对增值税转型政策效果的发挥起到了促进作用。结果支持了假设2的成立。
交乘项Reform*year*VAT以及交乘项Reform*ye-ar*Size_firm_sum表示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成本的政策效应。在表4中，交乘项Reform*year*VAT系数为0.64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增值税转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的成本，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税务机关对企业起到了良好的外部监管和监督作用；作为稳健性检验，从表4中模型（7）可知，交乘项Reform*year*Size_firm_sum的系数为0.87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进一步验证了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税务机关的监督作用确实是促使企业的成本显著降低。这个结果支持了假设3。
五、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估计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显著提高了不同性质类型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得到明显提高；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提高；同时增值税转型政策也使企业的成本显著下降，使税务机关发挥了企业外部治理的作用。
结合2004年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政策及近些年来税收政策的变化，本文针对企业在税收改革中的行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企业应根据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合理和有效的投资，要注重投资效率、投资方向和投资质量。（2）深刻理解国家相关配套政策。国家在每次税收改革过程中都会根据经济形式的发展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和推进，将对企业的纳税行为产生政策性的影响，企业应充分关注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避免产生税收风险。（3）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税收改革为企业创造了税收筹划空间，企业应有效地实施税收筹划，最大限度地享受税收改革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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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项目号：2011GXQ4D040）。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s and uses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empirical support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and the ratio of CEO holding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state-owned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asset-liability ratio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the state-owned hav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apital cost，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CEO salarie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v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pital cos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board quality， supervisory board quality and the capital cost， asset-liability ratio. Overall，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will help improve corporate value， to a certain extent， help to improve the liability ratio， and dividend policy，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 have interactive effects.
关键词： 公司治理；资本成本；资本结构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capital cost；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1-0018-04
1 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
1.1 理论研究 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中， 简森（Jensen）与梅克林（Meckling）（1976）把成本理论引入了财务学的分析框架里，提出了最优资本结构源于成本的收益与成本的平衡，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接下来Myers的“优序融资理论”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研究，提出了公司资本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把研究方向从原来的只注重外部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转移到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这无疑使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从原先的各种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问题，逐步变成了结构或制度设计的公司治理问题。
1.2 文献综述 国外实务界对公司治理与融资政策关系的研究比国内要早得多，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实务界与理论界已达成的共识是：不同的公司治理会导致不同的融资政策和资本成本。
1.2.1 有关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关系的文献
Kim和Sorensen（1986）采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较高内部人持股的公司其债务比率高于内部人持股低的公司。
Friend和Lang（1988）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债务水平随着管理者持有股份的增加而减少。
Jensen et al（1992）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内部人持股负面影响公司债务水平和股利水平的结论。
Bathala et al（1994）设立联立模型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管理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负相关；以及Firth（1995）应用多元回归也证明了管理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负相关，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Berger et al（1997）以434家公司的3085个观察值为样本通过经验研究得出CEO持股比例、外部董事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CEO任期、董事会规模、薪酬激励与债务比率负相关。
Short et al（2002）应用最小二乘法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负相关。
Brailsford et al（2002）应用最小二乘法检验研究发现：①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倒U型关系；②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③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之间的关系随着管理者持股水平的不同而变化。
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发现，每股股利与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债务比率均负相关。
陆正飞和高强（2003）采用问卷调查数据，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董事会中由控制股东推举或任职于控制股东的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越倾向于偏好股权融资。
冯根福和马亚军（2004）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人员出于自利具有调节债务水平的动机，法人股的存在对高管人员出于自利调节资本结构的能力具有制约作用，但在高管人员拥有公司股份程度较高时作用有限。
肖作平（2005）采用因子分析模型经验研究发现治理水平高的公司更倾向于使用高的债务。
1.2.2 有关公司治理和资本成本关系的文献 Sengupta（1998）应用多元回归检验得信息披露质量和债务成本负相关；Botosan（2002）应用多元回归检验得三种信息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年度报告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及时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投资者相关活动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不呈显著关系。
Himmelberg et al（2002）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内部人持股集中度正相关；内部持股集中度与资本成本正相关。
Ashbaughetal（2004）检验公司治理的四个方面：财务信息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与权益资本成本均负相关。
Anderson et al（2004）检验得出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董事任期与债务融资成本正相关。
国内的学者，汪炜和蒋高峰（2004）以临时公告和季度报告的数量作为替代变量衡量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沈艺峰等（2005）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
2 研究意义
资本结构理论的最新发展已经把学者们的目光从影响资本结构的“外部因素”转移到了“内部因素”，公司治理在融资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目前的文献，国外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之间关系的一些结论还没有达成共识，且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尚未有把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结合在一起研究的论文，因此本文就三者关系的问题展开研究。并努力克服已有文献在研究上的一些不足：①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关系时，目光基本集中在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角度比较单一，缺乏对公司治理系统性的研究；②基本都从单一方面研究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或公司治理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没有考虑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即没有考虑到系统内生性问题。
3 研究假设
本文主旨是研究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及资本成本关系，对于公司治理包含内容，出于六个方面①考虑：①控股股东行为；②董事会；③监事会；④经理层；⑤信息披露；⑥利益相关者。资本成本反映企业价值，本文的最终目的是想探讨公司治理的各方面及资本结构的选择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3.1 控股股东行为
①现金股利发放。如果公司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有助于树立公司形象，提高报表的可信度及披露信息质量，同时也增加了外部权益筹资机会，从而降低资本成本和负债比率。假设1：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与负债比率负相关。
②第一大股东持股及第一大股东性质。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出于我国的制度背景考虑，国家持股的特殊情况造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监督缺位的状况，因此国有股的存在降低了企业价值。当第一大股东是非国家时，第一大股东就更具有“经济人”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其对管理者的监督激励会增强，管理者的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股东与管理者的成本随之降低，资本成本也因此降低。且当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不会受到威胁时，其更偏好股权融资，而不愿承担负债的风险；反之当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少时，为使其控制权不受威胁，而更偏好于债权融资。假设2：非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与负债相关。
3.2 董事会 公司治理的最核心要素就是董事会治理问题，笔者认为把董事会规模作为目前环境下的治理要素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单从人数上去考虑一个主观上占主导的因素对客观因素的影响不科学（董事也有“懂事”的和“不懂事的”），所以文章选用了以下变量：①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监督力度越高，降低了成本。假设3：独立董事比例与资本成本负相关。②董事会整体素质。假设4：董事会整体素质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3 监事会 监事会胜任能力直接影响其监督力度，降低成本。
假设5：监事会胜任能力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4 经理层 对经理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薪酬和股份激励，特别是对于让CEO持股赋予了CEO“管理者”和“股东”双重身份，此时的CEO会有更强烈的愿望根据自己持股比例和获得利益的多少调节负债水平（调高或调低）。
假设6：CEO薪酬与负债正相关。
假设7：CEO持股与负债相关。
3.5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质量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本文采用深圳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中的“信息披露考评”来披露上市公司信息质量。若考评信息质量等级高则代表公司诚信度好，则有利于提升公司市价，降低资本成本。
假设8：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6 利益相关者 员工参与程度在一定范围内高的企业，其利益与企业利益越密切，既能起激励作用，又减少成本。
假设9：内部持股相对高的企业，资本成本低。
另外，股利政策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受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理论上还与资本结构、资本成本存在互动效应。如高现金股利会带来外部权益筹资机会，但负债融资会减少这种机会。
假设10：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三者间存在互动效应。
4 实验设计
4.1 变量与模型
①模型的设立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②
Debt=debt（Wacc，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Dividends=divi（Debt，Wacc，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②变量定义（见表1）
③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4.2 样本与数据 文章选取了深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并做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业；②剔除st、pt公司；③上市不满3年的公司；④数据不全的公司；⑤同时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⑥资产负债率大于1及财务指标异常的公司。共得到362个公司样本，1086个样本数据。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资本成本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3）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1是不加入资产负债率平方项的线性回归结果，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国有（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本成本正相关；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接受假设1、2、8）；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素质、监事会素质以及CEO持股、内部人持股与资本成本相关性均不显著（否定假设3、4、5、9）；当加入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后（为验证最佳资本结构的存在），OLS方程2显示资产负债率平方项与资本成本不相关，与此同时还影响了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同样的，笔者在联立方程中也加入了资产负债率平方项，结果显示影响了绝大多数变量的相关关系，因此认为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不成正U型关系（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不成倒U关系）。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得出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假设10成立）。其它因素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变化不大。
5.2 资本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4）
Debt=debt（Wacc，Dividends， 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得出，资本成本、发放现金股利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否定部分假设1），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接受假设2），CEO薪酬、CEO持股（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接受假设6、7）；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素质、监事会素质以及内部人持股、信息披露与资产负债率相关性均不显著。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得出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其它因素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变化均不大。
5.3 股利政策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5）
Dividends=divi（Debt，Wacc， 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由表5中OLS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得出，资本成本与发放现金股利显性负相关，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性质（10%的显著水平下）与发放的现金股利正相关；其它因素均没通过检验。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再次得出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且监事会素质（10%的显著水平下）、第一大股东持股（5%的显著水平下）、CEO薪酬（1%的显著水平下）及持股（10%的显著水平下）与发放现金股利的关系都变为显著。
5.4 结论 通过单方程检验，以及考虑了变量内生性因素的联立方程检验得出：①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三者间存在互动效应。企业负债率既影响企业价值，又受企业价值影响，且它们之间是负相关，与最佳资本结构理论不符。在描述性统计中，资产负债率的均值是49.43%，负债率23%以上的占样本总体的90%，按其他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这个数值已经超出了最佳资本结构的范围，因此可以解释此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的关系。②董事会的两个要素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素质，以及监事会成员素质与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相关性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治理水平普遍偏低，独立董事呈现“花瓶”现象，上市公司内部监管效力较弱，因此加强董事会及监事会的治理是提高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的重要任务。③内部人持股及CEO持股与资本成本及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内部人及CEO持股普遍偏低，多为零，这一点从样本统计上可以看出，因此影响较小，其回归结果不理想。④公司治理的其它因素（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质量）普遍与资本成本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国家与资本成本正相关，说明提高公司治理确确实实可以提高企业价值。⑤发放现金股利、CEO薪酬、CEO持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我国的CEO持股比例大多很少，CEO往往会通过提高负债来增大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且由统计描述可解读我国股权形式较为集中，市场偏好股权融资。其它因素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均不显著。一般来讲提高公司治理有助于增加公司负债。
注释：
①借鉴“南开指数”对公司治理维度的考虑.
②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关系待以下逐个类型模型试验确定，其他因素与资本成本按线性模型检验.
③Kd用人民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平均贷款利率，Kc=现金股利/净利润.
④在做模型时，也尝试把监事会规模（即监事人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但结果未通过检验，因此将该变量去掉，相关回归模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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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计划制定的准确性,保证物资的合理供应,减少资金和库存压力施工企业在开始制定采购计划的时候需要依靠各个部门的计算数据测算采购的物资品种、数量和时间。因此,在这个环节上,施工企业要在项目开始阶段,依靠技术人员的力量做好物资需求量的计算,在计算的时候要认真研究施工的技术、计划的预算、施工蓝图、混凝土配比、损耗系数等,结合以往类似项目的经验和同行业的数据,根据对施工计划的安排和工期的合理分解,将施工任务进行拆分,确定不同时间的物资需求量等,物资的部门也要根据该计划编制不同时间的物资供应计划。本预算和计划要由参与人员签字,明确各自的责任意识,提升计划的准确性。(二)根据已有的物资使用计划,结合市场价格,灵活使用物资采购方式制定好以上的物资采购预算和计划,施工企业和相关的人员需要结合市场的时机,确定好价格,并根据市场的情况合理确定采购的方式。国家的调控政策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财务人员和数据分析部门要对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对材料价格的变化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对涨跌幅不一的物资使用不同的采购时间点,保证资金的最大运用。例如对于预计未来将持续上涨的材料可以提前进行购买,对于未来将会逐步降价的材料,则根据工期安排逐步进料。另外,对于不同的物资施工企业也要合理选择采购的方式。对于重要度较高、采购量较大的材料,可以选择公开招标的方式,内部建立起由项目技术、预算、财务、监察等部门的专业人员参与的评标小组,对供应方的质量、商务资格进行审查,选择达标企业的最低报价中标方式,降低采购的成本。对于一些小型物资的采购,则可以选择询价方式采购,货比三家,保证价廉质优。同时,在内部使用后剩余的边角料、周转材料等也可以进行出售。一般而言,施工企业在做采购的时候尽量进行集中采购,以量大的优势提升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降低物资的采购成本。(三)加强供应商管理,及时优化企业内部的合格供应商名录施工企业要建立起内部的合格供应商名录,减少每次采购环节上不必要的重复工作。施工企业要对供应商的产能、产品质量、内部管理等进行合理的评价,并将其和项目的物资品种、需求量等进行匹配,建立起相应的数据库,同时加强对实时数据的更新,提升对供应商已有情况的了解,对有资源的供应商进行调查和评价,并加强对其已提供的产品进行检验和试验。施工企业可以采取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实行动态管理,对于严重失信的供应商则进行除名。另外,施工企业内部也要保证这些供应商的实时数据可以得到通报,保证其他的项目组不会购买不合格供应商的产品。
强化发料管理,加强物资的发放、运输成本控制
(一)使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加强对施工人员发料管理的控制施工队的材料控制也是施工项目物资成本控制的核心,由于施工项目点多面广且不同项目差异较大,一旦没有控制好,则可能会出现物资的大量浪费,提升施工的成本。施工企业要根据工期安排和工程量的测算对施工队进行定额发料,对施工人员自行购买的材料实行最高限价管理,对于一些没有控制好物资使用的施工队,需要对其浪费和超耗行为进行惩罚,例如由其成员承担超耗材料的费用。为了更好地对发料进行实时控制,施工单位需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对发料、收料、盘存等进行记录,并将一些工程量和测算的材料需求录入系统,由系统定期检查作业队和项目的使用核算,提升控制的效果和动态化。(二)加强同专业物流企业的合作,减少运输成本和库存压力施工项目由于不同地方的情况差异比较大,包括交通、地质条件差异都比较大,有些项目地处偏远地方,有些地方如果没有足够的场地堆积库存则需要使用大量的资金租赁场地堆放库存。为了降低成本,施工企业可以和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充分利用第三方物流企业所拥有的专业工具和设施减少运输的半径和成本,减少租赁场地费用等,避免造成资金的浪费。当然在具体的发料配送过程中,施工企业也仍然需要根据限额发料的原则,加强对物资发料的过程控制。
优化内部管理,提升人员素质和部门协作水平,推行激励机制
【关键词】 审计质量； 权益资本成本； 所有权性质； 市场化程度
一、引言
权益资本成本乃是现代财务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既关系到公司治理、项目效益评估和企业理财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投资者保护、资本市场有效性等重大研究课题。Sharp等（1990）所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明确指出，决定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大小的乃是风险。
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将会给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带来不可分散的投资风险。审计是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缓解问题的一种机制（Jensen and Meckling，1976）。审计作用发挥的大小，赖以其质量的高低。高质量的审计，可以明显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降低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信息风险。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资本市场逐步建立并且完善，股份制企业的数目不断增长，审计行业也随之逐渐复苏。时至今日，在我国沪深两市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共计2 307家，总市值达到了208 936.60亿元，但是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上依然受到政府的严重干预，各地区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化进程也存在巨大差异。处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外部审计师能否影响以及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这无论是对于审计工作的从业者、监管者，还是对于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而言，都是一个极其感兴趣且意义非常的问题。本文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二、理论分析，文献评述和假设提出
现代风险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将会对信息劣势方造成不可分散的信息风险（Easley等，2004）。企业的内部人对企业状况更为了解，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不具备的信息优势，他们可以根据自身所持有的私人信息及时变换投资组合，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这对于处于信息劣势方的外部投资者而言无疑非常不利，为缓解这种局面，投资者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加大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财务报表是外部投资者认识企业、判断企业价值的重要依据。许多研究表明，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披露，可以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明显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Botosan，1997；Richardson等，2001；Ashbaugh等，2004）。
审计可以对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提供合理保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明显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增加其可靠性和相关性。Teoh等（1993）和Subramanyam（1996）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增加企业的盈余反应系数和盈余的持续性。Basu等（2002）则找到了外部审计的审计质量与企业财务信息的稳健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证据。而Becker等（1998）以及蔡春等（2005）的研究都证明了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明显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逻辑关系：决定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乃是投资者所面对的信息风险，而外部审计通过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可以起到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投资者的信息风险，从而减小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所聘用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越高，其权益资本成本越低。
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为数巨大的国有上市企业乃是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一大特点，虽然经历了国企私有化和股权分置等一系列改革，但是在我国今日的资本市场中，由政府控股的上市企业依然占到了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与行为逐渐自主化的民营上市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严重干预，往往作为当地政府实施政策的载体，其理财目标也出现异化，雎国余等（2004）和陈信元等（2009）都认为国有企业的理财目标更多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维持社会平稳等，而不是单纯的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因此，对国有企业而言，外部投资者对于其重要性显然不及对于非国有企业，故国企管理者操纵财务信息，欺骗投资者的动机也比较微弱。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审计对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及对非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大。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减小非国有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程度大于国有企业。
作为转型经济体，由于受到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省市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化程度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各项制度的建设更加完善，企业行为更加自主和理性，外部审计师为应对较大的执业风险也会不断提高审计质量。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受政府的干预严重，审计师所面临的执业风险也较小。故而本文预计，相对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外部审计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更大。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中，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减小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程度更大。
三、研究设计和样本说明
（一）权益资本成本的衡量
本文选取剩余利润模型中Easton（2004）所提出的PEG模型来估计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陆正飞等（2004）认为剩余价值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成本的预期能力要优于其他模型。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具体计算如下：
Abstract：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educational cost， the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ts analysi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ccounting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education cost and human resources cost constitution，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source cost and educational cos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ounds the situation of the human resource and education cos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finds the problems of human resource cost management existing in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such as， the singleness of human resource cost， the diversity educational cost， more common costs in educational cost， no direct compensation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and so on.
关键词：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分析
Key words：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education cost；cost of human resource；analysis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9-0228-02
0 引言
二十一世纪已经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源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已上升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源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接受教育或者投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促进经济的增长，可见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教育。而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多个因素共同推动和作用下获得的；其中人力资源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现实条件下，人力资源的投资作用要大于物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源投资中的核心，投资教育比单纯的物质投资显然更为有利。
从我国教育发展现状来看，当前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大力发展高等的职业教育，其目的是要培养高职人才。高职教育能够培养出适应不同岗位技术要求的各种技能型人才，从而促进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获得应用与转化。投资高职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教育投资收益率是一个衡量教育促进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指标。要想获得更好的高职教育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对高职教育的成本、收益开展经济分析，并要对它们进行管理，从而找到投资的最佳值。
1 教育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构成
1.1 教育成本的构成 教育成本的构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教育成本主要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它是为了完成某一阶段的教育学校和学生所产生的各种消费之和，一般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是各类学校为了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学生所支付的所有开支与费用，第二是各类学校在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学生时所产生的不相关的开支与费用，第三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支付的所有生活费用，第四是学生由于学习而不能进行工作而造成的机会损失或者说是教育机会成本。而狭义上的教育成本则是指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学校消耗的各种物化劳动以及活劳动的价值之和，它既是在实施教育活动过程中学校为了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人才所要消耗的人力资源以及物力资源。高职院校教育成本从经济用途角度来看通常是由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用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以及科研支出等五个部分组成。
高职教育成本是高职院校为了完成其特定的教育使命，在办学过程中所要投入的物资以及师资。而对于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而言，其投入的成本主要是学习费用、机会成本以及时间代价、劳动代价、心理代价等。
高职教育成本作为衡量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所有付出的一个尺度，它是计量高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一个前提条件，更是一个计量未来劳动者所获得报酬的重要依据。显然，通过剖析高职教育成本，并比较于其它各种类型的教育成本，从而使得政府可以对教育进行宏观的调控，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由此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1.2 人力资源成本的构成 人力资源成本的本意是在构建与实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过程中企业全部资源的投入，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人力资源成本显然是学校全部资源的投入。人力资源管理显然是把“人”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通过学习、培训等多种途径使“人”的经验得到增加，因而其价值也获得了增值，由此给学校带来了预期的收益。按照管理过程，人力资源成本主要由六个部分构成，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成本、人力资源引进的成本、人力资源培训的成本、人力资源评价的成本、人力资源服务的成本以及人力资源谴散的成本。
2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的重要性
2.1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要求高职院校从传统的办学方式转变为现代型的办学方式，高职院校也已作为产业而被推向市场，同时高职院校的教育资金来源也已经从单一的财政拨款转变为多渠道筹措资金。可见，高职院校需要改变办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在注重和提高办学质量的过程重还要建立起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的理念，争取少投资而多产出，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的价值。因此，分析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2.2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的分析有利于加强内部管理，从而提高办学的效益 当前，虽然教育部门作为非盈利性的机构，不过教育投资却要讲究经济效益，由于校园建设等原因许多高职院校都依赖于银行贷款而开展长期的投资。假如学校内部控制不严格，导致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后可能就没有可靠的更多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上，势必会给国家产生重大的损失。可见，正确管理好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对不合理的支出进行控制，显然是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效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2.3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是高职院校一项重大的会计管理改革 在人才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下，在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范围已经越来越广了，人力资源成本是一个主要的教育成本管理的内容，高职院校针对人力资源与教育成本的管理传统会计无法满足管理的需要，这就要求高职院校一定要改革传统会计。开展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的研究以及在会计实务中人力资源会计的运用都将使得传统会计产生重大变革。
3 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
3.1 人力资源成本是教育成本的主体 人力资源成本主要由人力资源的引进成本、开发成本以及人力资源的使用、管理及其维护的成本等构成。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理论，通常而言，人力资源成本主要包括在教育、国内迁移（为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以及保健中人类所付出的开支，接受培训的工人和教育的成年人所放弃的收入与其它各种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所有投入之和。
3.2 人力资源成本是教育成本主要内容 从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内容及其构成来看，人力资源成本是高职院校为了更好地满足现在与未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需要，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成本之中人工费除了发放教师工资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奖学金，把这两类费用加起来占据整个教育成本中较大的比重，更是高职院校主要的经费开支，一般都占到学校经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显然，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一个主要的教育成本管理的内容。
3.3 人力资源成本的单一性和教育成本的多元性 人力资源成本只反映高职院校内部人力资源成本及其价值的计量，然而高职院校具有多层次办学、多专业设置的特点，除了人力资源成本之外其教育成本还包括其它各种的成本费用，这样就决定了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及其对象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它可以是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也可以是学生所学专业的不同，而且还能够根据不同的办学方式去组织教育成本的管理。
3.4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存在较多的共性费用 人力资源成本及其管理是在招收、选拔以及雇佣高职院校教职员工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开支，其全部的费用都可以作为直接的费用进行处理。然而高职院校开展的教育活动是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一个活动，它需要学校内各个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协调，各个专业之间紧密协作，由此决定了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的支出具有较少的直接费用，而间接费用却较多，例如固定资产折旧费、报刊资料费、大修费、贷款利息等等，同时大多数的教育经费通常采用分摊计算来分配并计入到各种对象的成本中。
3.5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在教育过程中无法获得直接补偿 高等职业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其它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具有不同性，高等职业教育是直接的一种消耗，更是间接生产的一种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产品”无法直接用市场价格进行计量，因为它只是潜在的一种生产力因素。可见，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在教育过程中无法获得直接的补偿。不过，高等职业教育所消耗及其补偿在教育过程中主要由政府与学生一起承担，并把培养学生的成本作为这种补偿标准进行计算的依据，更是衡量高职院校办学效益的一种重要标准。显然，为了保证教学活动持续开展下去，就需要高职院校管理消耗的物化劳动以及活劳动的价值，从而计算出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并把它们作为价值补偿的根据。
随着不断深化的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改革以及不断完善的高职院校财务管理，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教育成本管理一定会成为高职院校会计管理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强化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从而降低教育成本，由此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效益都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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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很喜欢玩拼图，家里有两种拼图，一种是木制的中国地图，另一种是硬纸板的图案拼图，这些都是市面上常见的拼图，融融很喜欢，不过他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失去新鲜感了。
有天晚上，融融拿了一张广告纸，对我说：“妈妈，我们来玩拼图吧！”
我很纳闷，这普通不过的广告纸怎么玩拼图呢？
融融笑了，也不回答我，开始撕起广告纸来。把纸撕成若干不规则的小纸片后，他说：“妈妈，我们今天玩的拼图就是把这些小纸片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我非常惊讶，真的是“拼图”！没有比这个更恰当的词语了！真佩服这个小孩用词的精准。
于是，我和融融开始在碎纸片堆中寻找能拼在一起的两张，顺着纸的边缘和形状寻找第三张、第四张……直到把这张广告纸恢复原状。
我们合力把自制“拼图”重新拼好后，看得出融融很得意，内心的成就感溢于言表，这种成就感又带给他满满的快乐和自信。
独一无二的自制“拼图”游戏简单易行，而且绝对零成本，又能带给孩子这么多动手动脑的体验，真的好处多多：
自制“拼图”游戏可以训练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能力
当孩子面对凌乱无序的纸片，要把它恢复原状，首先需要寻找一个参照物（一般是角：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侧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颜色：颜色的统一连贯）。参照物的确定需要孩子积极调动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能力。
自制“拼图”游戏充分挖掘孩子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
参照物确定好后，比如左上角确定好之后，需要循着线索（颜色线索、文字线索、形状线索、图片连贯线索）观察、寻找与之匹配的其他纸片。眼睛在努力寻找的同时，双手还要通过试拼以检验是否正确。这对孩子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是很有好处的。
自助餐以其形式多样，菜品丰富、营养全面、价格适中、用餐简便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自助餐的形式由餐前冷食、早餐逐渐发展成为午餐、正餐，由便餐发展到各种主题自助餐。
进一步繁荣了中国的餐饮业市场。但是自助餐在制作销售时，受人数预测、人群差异、菜品设计、消费规格等因素的影响，给自助餐的成本管理带来了难度。
一、自助餐成本控制的难点
1. 就餐人数与菜点出品量的矛盾 自助餐的经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自助餐举行之前已确定了用餐人数、用餐标准、服务方式、用餐时间和地点，如某单位举行的庆典自助餐。这类用餐因事先安排，再经过有效筹划和精确核算，从而减少了浪费，成本比较容易控制。而另一种专营的自助餐厅，在没有确定人数量的情况下，开餐前将大量产品展示出来，等候客人来就餐，形成了就餐人数与出品量之间不一致的难点，很容易造成食品的浪费，成本失去控制。
2. 客人不文明就餐造成的浪费 自助餐菜点品种繁多，由于是客人自己随意取食，许多顾客总想多尝一点，不管好吃不好吃，把餐盘盛得满满的，堆积如山，但尝过后因不合口味弃之重取。对某些高质量的价贵食品，大家则争先恐后。这种由于不熟悉菜点风味、错误的消费观念以及不文明的就餐行为，导致了不应有的浪费，也是造成成本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引导客人正确用餐，是值得经营者研究的课题。
3. 不同人群用餐的差异 用餐的客人来自不同人群，由于年龄、职业、修养、性别、内宾和外宾的差别等原因，必然形成各不相等的用餐量。特别是在接待团队客人用餐的时候，考虑客人用餐量尤为重要。老年人组成的团队与年轻人组成的团队，文艺团队与体育团队，男性客人与女性客人，成年人与儿章，白领阶层与工薪族，他们在用餐数量上会有明显差别，这些因素会形成食品供应量的变化，接待时应估计恰当。如果估量过大，会造成食品过剩和浪费；估量过小，食品供不应求，给经营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影响以后生意。
4. 厨房管理上的漏洞 厨房承担着所有菜点的生产加工任务，每天加工的原料很多，如果我们在原料的采购、储存、加工、销售的每个环节忽视了严格管理，势必会造成大量的原料浪费。如原料保管不当，储藏不及时，不能定期检查，极易造成较大的直接的经济损失。厨师的加工技能不高，会造成原料的净料率和利用率下降。不能合理综合利用原料，厨师随心所欲，专挑好的、顺手的原料加工，而差些的和下脚料则弃之不用，不根据客情和不听前台的指挥，盲目添加食品，也是造成浪费的因素。凡此种种都是造成成本增高的漏洞。
二、实际工作中的成本控制方法
1. 根据用餐标准和人数规范菜单 菜单是餐饮经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文本，它是厨房生产和餐厅服务的依据，也就是成本核算的重要依据。自助餐菜单中菜点应明确制定质量和数量标准，菜单中菜品的标准应根据用餐的价格标准和人数来确定。用餐标准高则要多选用一些高档产品，用餐人数多则菜点的品种和分量就多一些，这样才能达到利润目标，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有些自助餐的人数事先不好确定，但可以根据一段时间的营业状况和市场行情做出估计，而用餐标准是预先确定的。自助餐菜单上菜点品种的数量则可预先确定标准。假如一个200人左右的自助餐，菜点品种为40种，预计每位客人的平均最大食用量为400 g，则每种菜点的平均总份额应是400 g×200人/40种=2000 g。假设每道菜的装盆规格标准500 g/盆则每道菜可装4盆（2000 g/500 g=4盆）。当然，在实际操场作中，不一定每道菜都装4盆，为每道菜都做均衡的数量准备是不适宜的。因为实际上每道菜的特点不同，销售肯定不会一样，这就需要根据长期经营的经验做适当的调整。有的可8盆，有的可4盆，保持绝对值变化不大即可。事先明智精确的计划可有效防止由于食品过剩造成的浪费，同时又能让客人吃得好、吃得足。因此，经营者可通过平时对用餐对象、用餐人数和菜品食用情况的统计记录，积累经验，以利于在以后工作中做出准确估算，避免盲目从事。
2. 利用热情周到的服务 在自助餐举行的过程中，在服务员不紧缺的情况下，服务员或前台厨师应在自助餐餐台旁为客人主动提供分菜服务，这样客人就不好意思一次取太多的菜品，只好吃完了再取，防止了浪费，同时，主动为顾客提供服务，会使客人感到一种亲切感。另外，在客人取食时，服务员或厨师可向客人做一些介绍和提示，可以说一些诸如“这菜你可先品尝一下，如果喜欢可再来取”，“盘子装的太满，您会不好拿，也不便于食用”等。至于客人对菜点的一些询问，应给客人满意的回答，给人以热情周到之感。这种主动热情的服务能够保证自助餐的菜品不因客人的随意取食而搞得杂乱不堪，影响美观，防止了后来取食者对菜点产生的不良印象。
3. 利用菜肴的装盘及添增的技巧 自助餐出菜时，餐具的形状、大小选择很重要，冷菜盆、热菜保温锅的选择应宁小勿大。因为装盆的基本要求是饱满，饱满能给人一种丰盛的美感。若餐盆太大，即使不装满，也需要较多的出品量，同时又给中途加菜带来困难，因为加满了嫌多，加少了又难看。
除了人数很多的大型自助餐宴会需要一次性出品较大数量的食品外，一般性的自助餐出品量应以少量勤出为原则。即使是大型自助餐宴会，在菜肴数量不够的情况下也可采用少量出品、多次添加的方法。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可以防止食品剩余，还可以保证菜肴的质量。对热菜来讲，这一点就显得更重要。虽然自助餐的热菜有保温措施，但刚出品的菜肴与保温中的热菜相比，无论是在口味、嫩度和温度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煎炸类食品有其酥脆芳香的诱人特色，但若放置时间过长，其特色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烧烤、焖煮类食品放置时间过长，也会产生表面干枯萎缩，色泽变深现象。色泽艳丽的蔬菜逐步出菜是保证菜肴色香味形质的重要措施，也是防止剩余浪费的有效途径。
4. 加强厨房管理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厨房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食品原料消耗与利用率，直接关系到出品质量，因此，餐饮经营者对厨房的科学管理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厨房管理首先是人的管理，因为物品的管理与食品加工生产是靠人来实现的。管理员工的首要一条是提高其责任心，增强责任管理意识，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度，并与经济奖励挂钩。
（1）在制定自助餐菜单时，以就地取材、物尽其用为原则，少用高档原料，着眼于菜肴花色品种和口味的变化。如动物类的原料，在取其净肉用于炸、煎、炒等烹饪方法的菜肴时，其骨架、头颈、下脚料等可用来熬汤。
目前，全球竞争日益加剧，企业必须能够及时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快速高质量地生产多品种小批量产品。随着直接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制造费用的发生与直接人工成本渐失相关性，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以直接人工作为分配间接费用的基础，必然扭曲产品成本信息，进而导致成本控制失控、决策失败(汪方军，万威武，王平心，2004)。
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现了卡普兰卡提倡的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简称ABC)成为成本会计的一项革命性的变革，ABC是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反映成本发生原因的成本动因分配经营成本，提供相对准确真实的产品经营成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成本信息在决策中的相关性、有用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作业成本法以“成本驱动因素”理论为基本依据，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能源耗费、作业和最终产出的关系，对成本发生的动因进行分析，以作业为基础计算和控制成本(李延喜，马琳，2004)。“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是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思路。它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视为满足顾客需要的一系列作业集合，按照产品形成顺序组建企业作业链，以作业中心为成本库汇集费用，然后按引起费用发生的多种成本动因将其分配到产品中去。作业成本法与目前成本计算法的主要区别是制造费用的分配，作业成本以作业法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对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和分配来计算产品成本。
目前，ABC在欧美国家中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应用与发展。然而，ABC计算的成本信息只包含了利润表中的经营成本，不包括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这些资产负债表体现的信息，在利润表上结束于息税前利润。企业的目的在于为企业创造财富，产品创造的价值应当能够弥补资本成本。因此，忽视资本成本这一无形成本的ABC成本信息无法直接支持企业的长期决策，甚至可能误导企业决策。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是在1991年由斯特沃德(Stern Steward)公司提出，是一种评价公司业绩的新指标，它在考虑了投资的资本成本的前提下，衡量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成为传统业绩衡量指标体系的重要补充(胡玉明，2002)。
经济增加值的本质是企业财务利润超出资本风险机会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资本的风险成本)的剩余部分，资本的投资回报即企业的净利润大于资本的风险机会成本，即为企业创造价值;否则即为毁灭价值(王汝芳，杜勇宏，2005)。因此要求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管理者必须能够使公司产生足够的价值来弥补其资金成本，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资金成本，将会毁损股东财富。可口可乐公司是较早在管理上应用EVA业绩评价方法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典范。目前许多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宝洁、通用电气、联邦速递等大公司都先后采用该方法评价企业及内部各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财富》杂志更是将其作为“当今最热门的财务观念，并将越来越热”(胡玉明，2002)。
Hubbell(1996)首次提出将ABC与EVA指标进行集成，以改进企业成本信息质量，Cooper(1999)认为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对企业的长期决策是必要的，并注重分析了企业内资本的特征。Roztocki(1999)在Hubbell的研究基础上首次提出集成ABC与EVA的模型。集成成本系统是在运用经济增加值(EVA)原理对作业成本法(ABC)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会计方法，是现代企业开展价值管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有效管理工具。
因此，将资本成本纳入作业成本法，用来核算经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使公司的成本核算和业绩考核与为股东创造财富的目标一致。在改进后的作业成本法中，除了保持传统作业成本法的精髓外，还将资本成本作为一个特殊的指标纳入业绩评价体系中，它所揭示的成本目标不仅包含经营成本，而且包含股东期望的合理资本回报率(李延喜，马琳，2004)。
二、集成成本系统的应用原理
根据EVA的基本理论，当一个成本对象(产品、工作、客户或服务)能够以高于其全部成本的价格出售时，那么从经济上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换言之，一个成本对象在经济上要有利可图，就必须能够弥补其全部成本：直接经营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间接经营成本(如管理费用、租金)和资本成本(使用资本的成本)(陈华亭，2004)。
1、 经营成本的计算。
直接经营成本由于具有明确的归属对象，因此，可以直接追溯至特定的成本对象。
间接经营成本的处理程序如下：
(1)确认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确定主要作业首先需要进行作业分析，作业分析可借助作业流程图进行，应跨越组织结构的界限和部门的束缚，一个部门可有多个作业，一个作业又可跨部门进行。完成作业分析之后就可以进行作业合并与分解，从而确定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
(2)将消耗的资源分配到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库中。这一步的关键是确定资源动因，即决定作业中心资源消耗量的因素。明确了资源动因，即可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资源动因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
(3) 将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分配到各个成本对象。这一步分配的依据是作业动因，即决定成本对象消耗作业量的因素。确定作业动因之后，即可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作业动因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
(4)计算各个成本对象的经营成本将各个成本对象的直接经营成本加上间接经营成本，即可得出其总的经营成本。
2、资本成本的计算。
成本对象资本成本的计算程序如下：
(1)确定企业资本总额。企业资本总额是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额的基础上调整得来的。一般的调整方法是从资产总额中减去无息债务(如应付账款、应计费用、应付税款等)，即资本总额由股东投入的股本总额、所有的计息负债(包括长期和短期负债)及其他长期负债构成。
(2)计算企业资本成本率。企业的资本成本率等于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成本率的加权平均值。
计算公式为：企业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 ×权益资本成本率
(3)计算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等于资本总额乘以企业资本成本率。
(4)将资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对象。关于资本成本向成本对象的追溯分配，最初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将资本成本先分配到每个作业，然后按照ABC的成本计算程序，将作业成本分配计入各成本对象。后来，有学者提出了产品—资本相关性分析方法,直接将资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对象。例如，我们假定一个公司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品是在交货时付款，另一种产品是先交货，然后开出一张票据。在此例中，公司因为第二种产品的应收账款而发生了费用。假定公司有10000元的应收账款，资本成本为8%，那么800元的资本成本就要被追溯分配至第二种产品。
3、集成成本的计算。
计算出成本对象的经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之后，将二者相加即可得出该成本对象的集成成本即完全成本。
三、集成成本系统的应用条件
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是针对作业成本法对资金成本的忽视而进行的，所以主要适用于资本密集型的公司，尤其是资金成本很高的公司，在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应用条件：
首先，公司必须是已经实行作业成本法的公司，公司的生产流程已经按照作业成本管理的要求进行了改进，可以适应作业成本法的要求。
其次，集成成本系统是否具有提高成本信息质量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资本成本与经营成本的比较情况。如果资本成本相对于经营成本比重很低，则在计算产品成本时即使纳入了资本成本，对提高成本信息质量的作用也不大，当成本对象的资本成本不能忽视时就应该考虑采用集成成本系统。我们通常用资本成本占经营成本的比率来判断，国外的经验性标准0.1，即当资本成本与经营成本的比率大于0.1时，就应该考虑采用ABC与EVA集成成本系统(陈华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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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成成本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案例
作业成本分析与经济增加值分析的结合是自然的，它们都是用来解决公司财务报告被曲解的问题。作业成本分析法修正了将公司间接费用主观分配进产品的倾向，也修正了没有将其他间接费用分配进产品及客户的问题。经济增加值分析法修正了以往在财务报表上的问题，即在得出获利数字之前，辨明资本成本，并将它作为经济费用。当将这两种方法一同使用的时候，管理者能得到一个清晰的获利能力与经济损失的概念，并将他们的注意力与专业化的作业集中到发生经济损失的地方，并且他们能够维护、保护、扩展能获利的经济业务。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案例解释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以下是某单位的利润表，如图表1所示：
单位利润表 (单位：元)
利润表 %
销售收入 300000 100
产品销售成本 144000 48
毛利润 156000 52
销售费用 63000 21
财务费用 34800 12
管理费用 32400 11
营业利润 25800 9
资本占用 252000 84
资本成本(12%) 30240 10
经济增加值 -4440 -1%
上图表反映了一个获利能力达到边缘的业务部门，其营业利润占销售额的9%，在分配了12%的资本成本后，出现了负的经济增加值。
当主管经理面对企业负的经济增加值时，他首先的反映是寻找途径来增加边际利润。他们会要求业务单位负责人削减销售费用或管理费用，全面调整价格，削减辅助费用，降低存货及应收账款水平，以增加他们报告的经济增加值水平。但是，这些削减“浮肿”的全面调整活动可能最终会导致企业严重的生产及销售混乱，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假设一个拥有两条不同的生产线的部门，第一条生产线已经建成有效运作、生产过程集成化以及有长期合作关系的顾客企业;另一条生产线则是为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而制造的，这是一个顾客化程度较高的业务，产品品种多样，生产期短，具有较高的销售费用及促销费用，作业成本分析将按生产线编制利润表，如图表2所示：
将作业成本法应用于经济增加值分析 (单位：元)
传统的 生产线1 生产线2
收益表 % 收益表 % 收益表 %
销售收入 300000 100 180000 100 120000 100
产品销售成本 144000 48 72000 40 72000 60
毛利润 156000 52 108000 60 48000 60
销售费用 63000 21 27000 15 36000 30
财务费用 34800 12 10800 6 24000 20
管理费用 32400 11 14400 8 18000 15
营业利润 25800 9 55800 31 -30000 -25
资本占用 252000 84 126000 70 126000 105
资本成本(12%) 30240 10 15120 8 15120 13
经济增加值 -4440 -1% 40680 23% -45120 -38%
图表2中的用作业成本法编制的财务报告说明了对于所有成本“一刀切”的危险。生产线1没有任何问题，有效的生产过程，忠实的客户使之能够取得较高的毛利润和边际贡献。任何尝试进一步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的活动都会对这个有吸引力的部门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部门的获利能力和经济增加值问题都源于生产线2，部门管理者不应致力于全部支出的削减，而应针对生产线2的获利能力开展特定的行动(Robert S. Kaplan，1998)。
由于将经济附加值分析从企业或部门水平发展到作业水平和计算单独产品或客户的经济增加值，使得管理者有更大的力量改进总体经济增加值水平。管理者站在战略的高度出发对EVA起破坏作用的业务部门和业务环节的相关业务予以关闭，出售或外包。企业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减少对资金的需求，降低资金的成本，带来了经济利润的提升(穆林娟，2003)。
五、集成成本系统的评价
以作业成本法为评价方法，单独考虑营业利润而忽视资本成本容易引起业绩考核结果不实，从而做出错误决策。将经济增加值的思想引入作业成本法后，一方面通过增加资本成本信息弥补了传统作业成本法信息反映不全的缺陷，提供真正的“完全成本”，有利于引起管理者对资本成本的足够重视，督促管理当局加强控制、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本，杜绝或减少资本的浪费;另一方面将经济增加值融入作业链和产品成本中，赋予了经济增加值新的使命，使资本成本与整个生产过程相连，有利于企业领导层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出发，依靠精确、全面的成本信息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帮助管理者提高公司业绩，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Robert S. Kaplan, Anthony A. Atkinson.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Third Edition) [M]. Prentice Hall, 1998:520-523.
[2]Hubbell,W.W. Combining Economic Value Added and Activity-Based Management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1996, 10(1):18-29.
[3]Cooper R, Slagmulder R. Integrated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Economic Value Added [J] Engineering Management Journal,1999,80(17):16-17.
[4]Narcyz Roztocki & Kim Lascola Needy. Integrated activity-based and economic 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 [J]. Engineering Management Journal, 1999,11(2): 17-22.
[5] 李延喜,马琳.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作业成本法的框架与应用[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21-22.
[6] 汪方军,万威武,王平心.集成成本计算(ICC)模型——作业成本计算与经济加值的集成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3):33-34.
[7] 陈华亭.论作业成本法与经济增加值的结合应用[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90.
[8] 胡玉明.高级成本管理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41.
[9] 穆林娟.作业成本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69-75.
[10] 王汝芳,杜勇宏.经济增加值与优化经济增加值.[J].当代财经,2005,(5):21.
Study on Integrated Cost System Based On ABC and EV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ssigning Assets
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企业对外披露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质量对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投资者通过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的未来收益进行预测，同时预测自身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果不能获取足够的有效信息，对未来风险就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此时，投资者会要求企业增加对其的回报率，从而使企业面临较高的权益资本成本。所以，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课题。
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
（一）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会计信息披露是指公司以公开报告的形式，将可能对信息使用者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重要信息提供给使用者。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含义，狭义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只包涵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广义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仅包含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而且还反映企业披露行为质量的高低。综上，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有关，同时受披露对象之间公正性和公平性的影响。
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第一，根据披露信息的性质可分为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强制性信息披露，这种分类方式是信息披露的主要分类方式；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指公司主动将信息披露给相关公众媒体或其他主体的行为；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指公司在相关法规政策的约束下，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行为，主要包括公司财务信息、重要交易记录等与投资者决策相关联的重要内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信息披露相比，对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具有更加显著的作用，因此更加有益于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第二，根据信息披露的阶段可分为初次信息披露和持续信息披露。初次信息披露是指公司第一次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持续信息披露是指公司定期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或者进行临时性的信息报告。公司进行初次信息披露时，由于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能会提高权益资本成本，但当公司由初次信息披露过渡到持续信息披露时，会大幅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
（二）权益资本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通过股票交易和融资过程需要支付的成本或代价，它等值于当前股权收益率加上投资者股权融资收益率。其具体内涵包括以下内容：
张瑶，郭雪萌（2015）指出对于投资者来说，股权融资收益率是投资者必要的回报率，即公司必须向投资者支付的最低投资回报率。所以，权益资本成本的高低是由投资者决定的，公司没有控制权和决定权。
王艺霖（2014）指出权益资本成本虽是投资者的一种回报率，但并不是投资时立即可以获得的，必须在未来才能得到，因此，权益资本成本是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计算。
王玲（2013）指出投资者向公司投入资金，公司对资金的运作和管理存在一定风险，而风险的承担者则是投资者，因此，权益资本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进行投资是存在的风险。
李伟，徐翼（2015）指出对于公司而言，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在未来所要承担的经济责任，因此更加关注股权收益；对投资者而言，权益资本成本不仅仅是实际得到利益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公司的投资机会成本。
（三）会计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制
权益资本成本的高低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依据公司价值评估的股权现金流量模型，股权价值是依据权益资本成本为折现率对公司未来权益现金流量折现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当股权现金流不变，权益资本成本与股权价值成反比关系，即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股权价值越大，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具体体现为股票价格较高。因此，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着公司的股票价格，而公司股票价格与权益资本成本具有密切关系，那么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同样对着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一定影响。
1.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
倘若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会降低公司与投资者间信息不匹配的程度，促使投资者提高股票投资意愿，公司股票的需求量得到提高。同时也降低了投资者间信息不匹配程度，股票的买卖双方在同一时刻对股票价格的估计值相差较小，从而买卖交易更容易完成，股票的流动性随之增高。有些投资者进行短线投资，股票流动性对其投资判断起着重要作用，股票流动性越高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越低，进而提高了股票的需求量，需求量的提高又进一步提高了股票流动性，最终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因此，公司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提高其股票流动性，从而增加自身股票需求量，股票价格随之上涨，进而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
2.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预测风险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会根据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程度推测其投资的股票在未来收益的函数分布情况。权益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期望的回报率，是其预测的一种报酬，影响因素很多，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投资者预测收益时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预测风险。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可靠性、真实性和及时性都影响着预测风险的高低，信息披露越全面、越可靠、越及时，投资者进行投资收益预测的不确定性越小，預测风险也就越小。因此，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预测风险，决定了投资者的回报率，即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投资者预测风险越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也就越低。
3.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披露成本的影响
披露成本是指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包括加工成本、信息获取成本、竞争成本、管理成本等。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但是，在给投资者提供有力帮助的同时，也会给公司带来一些潜在的披露成本。首先，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及时，竞争公司对其财务信息的了解和分析越全面，同时作出的对策就越准确，公司可能面临的竞争越激烈。其次，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供应商对公司的财务状态、还款能力和材料需求情况等等了解更全面，使得公司在商业谈判中没有优势地位，削弱了公司对成交价格的发言权。因此，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可能使其股票价格下跌，导致公司承担较高的权益资本成本。
三、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实证关系
（一）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呈U型关系
根据研究资料显示（李宏泰2014），当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较高时，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股票流动性得到提高，增加了股票需求量，进而降低了资者的未来风险，最终使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得到降低。然而，如果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提高到某一界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评价标准，的确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可是公司的信息披露成本却在增加，特别是潜在成本，导致公司内在价值降低，而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也将提高。因此，两种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制约着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倘若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过低，投资者无法全面了解公司信息，投资意愿较低；倘若提高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了解信息更加全面，对公司印象良好，有助于投资者降低投资预测风险，投资欲望增强，增加了公司股票流动性，公司的获利将有所上升；但公司会计披露质量超出某一界限时，投资者对信息的关注度没有明显上升，进而对股票流动性没有太大影响，公司反而承担较高的披露成本，增加了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因此，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呈U型关系。
（二）盈余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
盈余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及结果的重要指标，盈余信息披露质量是指公司将会计收益与其盈利的现金流量进行公开披露的趋同程度。许多研究学者认为盈余信息披露质量是十分重要的，对投资者的各项投资决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盈余信息不仅体现公司的营业情况，而且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预测作用。第一，盈余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可以大幅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公司具有较高的股票流动性和信息公开性，公司承担的成本较低。第二，较高的盈余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有效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其原因是投资者根据公司的历史信息对投资风险进行预测，所以盈余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越低。第三，提高盈余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有效减少信息溢价，进而使公司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综上，盈余信息披露质量高，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强其投资意愿，对权益回报率较低，进而降低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四、如何权衡会计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
（一）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是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途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决策起着推动作用。首先，应该逐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对必须披露的项目作出明确规定，这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方式。比如一些重要的表内数据，要求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表外详细披露。并且，根据公司涉及行业的不同，《企业会计准则》应该制定差异化的行业信息披露标准。同时应该引入一些有效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一步提高未来信息预测的确定性。其次，应尽可能减少公司会计信息的数字性规定，可以引导公司多做长远性分析和潜力性分析等，而不再是单凭公司净利润和会计盈余指标来评价公司发展情况，从而使公司重视自身潜在价值，为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最后，进一步改进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考评制度，逐渐实行评分制度，对公司各项指标分项评分，按总得分的高低排名，有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加强对信息披露不合格或未进行信息披露的公司的惩罚力度。
（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应该增强信息披露自觉意识，这是提高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途径，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保障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投资意愿随之增加，促使公司收益增加。首先，公司应该提高内部治理水平，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公司应该逐步改善内部一股独大的现象，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公司对独立董事的选择应该注重个人能力和社会声誉，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有利于营造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环境，间接提高公司自觉信息披露意识。其次，公司应该建立健全、系统的内部控制措施，有利于公司实现资源优化以及实现公司更高的发展目标。通过健全的规章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人员的舞弊行为，同时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确保公司内部会计工作可以独立开展，具有公平性和公正性，从而间接提高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三）优化资本结构
公司的内部资本结构情况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率反映，而资产负债率越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因此公司可以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企业负债率越高，投资风险越高，对投资者的保障越小；但是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不利于公司开展各项生产活动，提高资产负债率，投资者投资意愿会降低，公司将面临筹资困难的局面。因此，公司要合理优化资本结构，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财务情况、现有资本结构以及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等多项因素，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资产负债率，建立合理的资本结构。公司进行资本结构优化，合理调整债务与权益的比率，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效益进而降低财务风险。
（四）加大社会审计监督力度
社会审计监督工作质量的高低与注册会计师的工作质量密不可分，注册会计师的监督力度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注册会计师需要恪尽职守，防止公司进行错误信息披露进而误导投资者。因此，需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工作质量。首先，需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技能水平。审计工作质量的高低与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技能水平有着很大关系，目前，资本市场发展日益激烈，交易项目不断更新，会计准则不断完善，这些都要求注册会计师必须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同时积极参加技能培训，才能保证审计工作有较高的质量。其次，应该不断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对审计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注册会计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其鉴定的结果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注册会计师应该重视自身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加大社会审计监督力度，真正提高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