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02 15: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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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农业；特色农业；销售模式；波特五力模型；竞争力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进步，有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低能耗、低污染的优点，是我国主要的营销方式，然而随着人口激增、土地短缺、生产力水平发展，传统农业已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进入现代注重市场分析、产品质量、营销手段的特色农业经营方式正掀起一场深远的产业变革。
一、维斯特集团现代特色农业简介
北川维斯特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座落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新县城对面，是5·12汶川大地震后，山东援建北川的国家重点农业项目，由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斥资1.2亿元精心打造，是国内首个集“高山果蔬种植、市场交易、新技术展示、研发、培训、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大型生态农业示范区。维斯特以科技融入生产加工销售，以农副产品基地产业化种植，农特产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出口一体化的特色农业模式。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为指导，利用多维销售方式，从网络营销、合作共赢与品牌建设、延长产业链三种方式来促进销售。利用“公司+基地+农户”与“公司+基地+合作社”的生产模式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维斯特作为北川地区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巨头，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供应商，并且维斯特通过嫁接山东寿光蔬菜集团的先进技术，充分挖掘北川特有的高山农业产业，对农业产品进行深精加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例如魔芋精粉与魔芋胶的价格都远远高于普通魔芋产品；而通过特殊技术繁殖的农产品的价格也高于市场同类产品。维斯特产品较普通农产品的价格大约高出10倍左右，维斯特出产的农产品品相一流，营养丰富，不含有害物质，产量少，属稀缺资源，加之本行业竞争者数量少，因此维斯特农业科技集团的商品议价能力很强。而普通大棚种植出的蔬菜发育差，品相一般，价格较低，议价能力弱.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根据行为经济学，购买者通过压价与要求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来影响行业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对于维斯特来说：首先，作为一个在北川以及四川都是很少见的大型集团企业。集团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特色农业领域具有定价权。其次，特色农产品供需情况处于卖方市场，消费者庞大并且消费层次明确由批发商，经销商，二级经销商，普通消费者。他们需求巨大，使维斯特出货量稳定，销售网络发达。 最后，高山特色农业是一个新新产业，产品不是同质化商品，只有少量企业可以提供。通过这三个优势维斯特的购买者议价能力很弱。
但是对比传统农业，农产品在市场上为一般化了的商品，各个农户的产品无显著差异，且中小型农户数量庞大，竞争激烈，消费者选择的余地很大，所以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很强。消费者面对维斯特与普通农产品时自然对比两项产品，如表1 。
在调查走访中发现，维斯特农产品在营养价值、产品价格、平均产量上都优于普通产品。以樱桃番茄为例，推算其每亩平均产业值，用M表示，维斯特的樱桃番茄的产业值M等于20*14000=280000元；而普通番茄的产业值M等于5*6000=30000元。由此可见，维斯特的樱桃番茄带来的经济产业值是普通番茄所带来经济产业值的9倍。
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
在高山农业领域，由于需要特殊的气候资源、环境资源及先进的培育技术，萃取技术等。我国高山农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北川凭借稀缺的资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是我国高山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基地。维斯特实力雄厚，技术先进，集约化生产，有效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一方面维斯特处于规模经济而农户处于规模不经济。另外在5·12地震之后，维斯特作为援建项目受到了国家的政策扶持，为灾后重建树立了示范性效果，在加强当地社会稳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搞活地区经济、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维斯特集团进行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缩短了北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农业产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了社会必要价值量，提高同类企业的竞争成本，潜在竞争者数量较少。
五，替代品的威胁
农产品是每个家庭每天必须的生活品，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追逐营养价值高的食品，这是普通农产品无法替代的优势。当然面对价格的威胁，维斯特农产品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特色农业产品带给消费者的效用要远远高于普通农产品，传统市场的产品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已经没有新鲜感，也就是带给人们的边际效用较小；反之，维斯特产品别具特色，且营养价值更好，所以人们得到的边际效用较大。此外，从图中可知，传统市场（S2）上的销量已经趋于饱和，而维斯特市场（S1）的销量在国内市场上相对较小，其边际效用更大，其销量的发展空间更大。
而传统农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够，加之消费者对营养价值要求越来越高。当今蔬菜品种多，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大，蔬菜的替代品多并且替代程度强，使得传统的蔬菜的竞争力并不显著。
六，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
维斯特通过精深加工及产品差异化处理，使产品在市场上有稀缺性，其他竞争者无法复制维斯特的特色农业产品，且维斯特在北川通过合资共赢成立了五家公司，建立起庞大的蔬菜加工销售产业链。另外，维斯特加强品牌建设，把爱国主义思想融入企业文化，使品牌深入人心，在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品牌忠诚度，吸引了一大部分客户的追随。
现代农产品市场类似于不完全竞争市场，而传统农业市场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市场上有大量供应商，传统农户的销售方式类似，销售产品类似，接近标准化产品，因此竞争程度激烈。而维斯特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占主动地位，竞争者数量少，竞争程度低。
波特五力分析模型确定了竞争的五种主要来源，即供应商和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和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其中，维斯特通过网络营销打开销路，招商引资与品牌建设做大做强企业提高企业知名度，又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多维销售模式综合利用五种竞争力，使其达到一个竞争力最大化的平衡点，实现规模经济进一步使其利润率最大化。然而，普通农贸市场以固定摊位、流动摊贩为主，销售方式上缺乏主动性，被动等待消费者选择的模式则是一种“缺少吸引力”的模式，意味着前述五种力量的组合会降低行业整体利润水平，规模不经济，缺乏活力，该行业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厂商利润率趋近于0。所以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在现代农业经营模式下无竞争力。而以维斯特为代表的现代特色农业经营方式在上述方面的创新都极大地提高了竞争能力，使得产品可以远销全国各地，实现地区之间的互通有无，为自身以及我国农业发展都树立了良好的模范。（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业化 去农业化化 再农业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表明事物自身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其中否定之否定是过程的核心，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的解决形式。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
一、农业历史发展过程
（一）古代传统农业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二）近代工业化农业
科技的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初期），以机械化和电动化为主要标志，不仅促进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三）现代生态化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农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基础产业。生态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改善传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生态化，就是以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二、农业发展辩证过程
（一）基本发展过程的辩证启示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世界范围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即传统农业是简单的农业化，对原始社会的农业进行了扬弃，使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代表的农业从原始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方式，即第一产业――农业。而近代农业，则是以工业化的理念和手段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升级，其积极方面是使粮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还能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和工业原料。但由于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对传统的“天人合一”农耕理念进行了扬弃，提出了“向自然进军”理性的狂妄，并尽情地享受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一次次。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每次征服，都将得到自然对人类加倍的惩罚。于是近代工业化农业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建立在生物、信息技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现代农业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以生态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业、近代农业的现代扬弃。
（二）再农业化对农业化和工业化的本质跃升
现代农业从本质上对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并实现农业本质的跃升。生态农业的目的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特点：（1）综合性。即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持，相得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2）多样性。即针对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3）高效性。即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4）持续性。即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现代生态农业在借鉴传统农业优秀思想理念有：（1）天人合一理念；（2）精耕细作思想；（3）有机农业思想；（4）农业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近代农业的科学思想和工业化手段。但现代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只注重粮食产量的提高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粮食产量高和质量好相统一；（2）种植业与林、牧业协调发展，共同发达；（3）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4）机械化、电气化水平高与劳动者的直接参与相结合。
总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即“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其中，工业化阶段是去农业化，即对传统农业的异化，而再农业化，则是对传统农业的现代扬弃，同时也对工业化（去农业化）进行了扬弃，即继承了传统农业的积极理念和近代农业的正确思想，真正意义地实现天地人现代生态理念的统一。
作者简介]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农业不能说不尽力，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缓慢，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较大提高，但中国农业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中国发展农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大田农业，提高农产品产量，通过机械化解决劳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发展特种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差别化，也就没有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过去最大的失误是，在强调产量的同时没有将过剩劳动力从大田农业中分离出来。实现大田农业和特种农业的齐头并进，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精细化，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再农业化 必然性 发展理念
一、再农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古代东方传统农业长足发展和局限
古代传统农业发展中，东方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农业发展成就突出，因此率先进入古代文明。它们传统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开垦了大量农田，形成了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较高的粮食生产养活了庞大的人口，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且使之延续和发展。传统农业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是传统农业带有极强的保守性；生产单位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墨守成现，而且脆弱的小农经济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保护它们，小农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其次，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口流动，加之中央集权制和户籍制度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农民安土重迁。这样，新的阶级很难产生。再次，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来取得较高的收获量，这使得许多未成年人过早地投入农业劳动而失去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刺激强化了农民早婚早育多育的观念，造成古代人口的阶段性高速增长。
（二）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化及局限
十八世纪以来，由于工业上的巨大成就，大大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典型标志就是农业工业化。十九世纪，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二十世纪，化学生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农业长足发展。恰恰由于农业的良种化、化学化、机械化的应用，使农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以投入大量物质和能量为标志，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将四千年的传统农业推进到近代农业，带来了20世纪农业的高速发展。但由于高能耗和化学品的污染也带来了能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调等严重问题，困扰着社会社会发展，于是人们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现代科技革命与新型现代农业
21世纪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生命科学和其它最新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使世界农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生物基因库的建成，遗传工程的崛起，克隆技术和生物固氮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的面貌将为之一新。在新科学技术革命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技术群，如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微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等。这些科学技术成果正不同程度地在农业中得到应用，为解决工业化农业带来的环境、能源和生态问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
正是由于传统农业局限和近代农业工业化导致农业的异化，现代新型农业则要求在深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对“再农业化”进行深刻的思考。立足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需求、以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进行“再农业化”，将近代农业工业化推进到现代农业生态化。
二、再农业化发展理念及特点
从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角度分析来看，再农业化具有明显的时代内涵，主要概括为：1、现代农业是高效益多功能的产业。再农业化突破了传统农业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供给和原料生产的局限性，而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不断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生产，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都比传统农业大幅度提高。2、现代农业是高度科技依存型的产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的贡献度超过了资源依存度，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贡献度一般在70%以上。现代农业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为引领，以常规技术升级的效率革命为支撑，用现代科技及装备改造传统农业，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3、现代农业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现代农业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现代农业建立在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现代农业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应用，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了化学（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避免或减少了生态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4、现代农业是高投入、高保护的产业。现代农业注重集约投入生产要素，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应用现代科技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改变了农业粗放经营状况，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现代农业是国家高度保护的产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证明了农业教育科研投入、农业科技推广、补贴、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高保护政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关键词：现代农业 特征 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242-02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大任务。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强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产业支撑的重要举措。
一、现代农业的内涵和特征
农业是人类社会中最早出现的产业，从农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农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农业、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四个阶段。
（一）现代农业的内涵
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形态，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农业。现代农业就是运用现展理念，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物质条件，现代经营形式和管理方式，实现农业的贸工农紧密衔接、产加销一体化的多功能、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
（二）现代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特征：
1.科学化。传统农业主要依赖资源的投入，而现代农业则主要依赖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创新。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先导和原动力，不断推进现代农业向更高的层次迈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在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过程，是用现代科技知识培养造就新型农民的过程。
2.市场化。传统农业主要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现代农业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为市场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农产品的商品率很高。现代农业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动力源泉。
3.产业化。传统农业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元的小生产，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生产环节。现代农业则打破了传统农业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产业脱节的局限性，走出了生产、加工、销售和社会服务一体的产业化经营道路，实现了一二三产业互动，形成了一个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在现代农业中，分散经营的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
4.集约化。传统农业主要依赖资源和劳动的粗放投入，现代农业注重各类生产要素的集约投入，生产要素得到有效合理配置。主要是通过运用现代科技和装备、有效整合资源、适度集中土地和实施科学管理等，以资金与技术的集约投入来取代以资源和劳动的粗放投入，改变农业粗放经营的状况，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率、资源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5.生态化。传统农业以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换取农业的发展，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现代农业则以高度重视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来优化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和谐、持续发展。现代农业注重资源的节约使用、循环利用、综合开发，积极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6.多样化。传统农业仅局限于食品和原料的供给功能，现代农业则将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拓展为生产、生态、生活和科教等多功能，除具有食品保障和原料供给功能外，现代农业还具有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承担着创造和传承文化以及保护环境的功能，发挥着科技示范、科普教育以及满足人们领略自然情趣、享受田园生活的需求。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多样化，现代农业不但是效益农业和市场农业，而且还是绿色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同时又是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
二、发展现代农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统筹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其它产业现代化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基础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关系。要注重三次产业之间的渗透、融合，统筹产业协调融合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保障，构建起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延伸和拓展，实现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优化升级农业结构。
二是要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要求，我国分散的农户经营方式对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所要求的大规模生产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制约条件。要在坚持和巩固的基础上，不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为代价，引导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积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适度的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三是要把科技进步作为首要推动力。农业科技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只有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农业要求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目标，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增强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发展现代农业，要以节约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农业生产要素为核心，通过劳动力集约和技术集约，走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四是要注重示范引导。纵观世界不同国家建设现代农业的实践，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劳动力节约型模式，以欧洲为代表的节老节地复合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土地节约型模式。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并没有固定模式，要因地制宜。我国地区间的资源环境条件、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技术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在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要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强试点示范工作，探索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现代农业建设的模式和道路。
五是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现代农业的建设不能以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植被破坏、水源污染、土壤侵蚀为代价，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充分释放和凸显农业在维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功能。
三、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和途径
一是要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坚持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用工业化产品提升农业。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引导企业向产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拉长产业链条，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提高附加值，培育和壮大一批产业关联度大、竞争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加强农业开放工作，拓宽眼界，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进资金、配置要素，利用好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升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积极推进农业基地建设，充分发挥资源、市场和技术优势，逐步实现农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积极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围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产业链条，努力引进上下游关联项目，发展关联产品，主动引进同类企业集聚发展，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要培育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建设现代农业，最关键就在于人才队伍的培养，要培养一批踏实能干，具有创新意识、具备现代管理知识的农业企业家队伍，培养一批具有工业化要求的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协作意识以及现代眼光甚至世界眼光的干部队伍，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推动农业工业化经营管理、产业化链条延伸。加快现代农业人才队伍的建设，要加大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大力发展面向农业的职业教育和新型技能培训；要整合培训资源，采取订单、定向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要推进农科教有效结合与科技服务，鼓励农业科研院所深入基层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服务。
三是要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坚持把循环经济理念贯穿于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促进农业良性循环发展，农业资源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要根据“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原则，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加快建设专用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要以资源节约为目标，抓好农业节水、节地、节肥、节药、节能，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要加快农业生物质产业的开发，推广沼气，推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综合利用。要抓好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发展，形成种植、养殖、加工系统化，提高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各种废弃物的有效利用。
四是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强化政策扶持，完善运行机制，引导其提升服务质量，拓展服务领域，积极支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市场销售、信息服务、技术培训、农资配送和统防统治等农业生产；要完善农业技术支撑体系。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理顺农业科研管理体制，建立新型农业科技新体系，实现农科教、产学研统筹，加强农业科技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要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整合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资源，提升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平台建设，提高农民接受和运用农业科技的能力；要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培育农村经纪人、运销专业户和流通中介组织等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流通主体。加强农产品质量检测和市场服务，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五是要深化农村改革。要推进土地流转体制改革。在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不变、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流转市场，采取股份合作、出租、转让等形式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引导农业生产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提高农业规模化程度。要完善支农体制改革，整合各类财政支农资金，综合运用税收、贴息、担保等经济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建设。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和信用担保机制，拓宽农村担保品范围，推广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加快培育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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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总之，增长与停滞、发展与衰退都不过是认识农业经济变化的视角，不要说这样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区域差异广泛存在的中国农业，即使就某一个区域而论，农业经济变迁也往往是增长与停滞交错、发展与衰退互见的过程。历史研究似应注重还原农业经济变迁的真实面目，充分展示农业变迁诸内因以及外部关系，予纷繁错杂的历史图像以合理的解释。
2010年以来我国CPI持续走高，其中食品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所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出现了价格上涨最多现象，是现代流通体系尚未对我国传统农业实施服务与改造的结果。工业品流通有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所以工业品没有出现产品价格“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想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扭转农产品缺乏现代流通体系的不利局面，也到了理论界认真研究现代服务业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问题的时候了。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著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业作为高级生产业或现代生产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 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将眼光聚焦在为先进制造业或者工业的服务上，而对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与改造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实践领域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伴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实践效果最明显。同时，现代服务业要想获得新的增长领域也需要拓展其发展空间[20]，将利益触角从城市、工业延伸到农村和农业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会形成现代服务业多层次、多领域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会由于产业耦合而给三次产业带来蝴蝶效应、规模效应和由技术变革带来效率效应。
3.改造传统农业有产业耦合的功能需要
现代产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是产业冲突走向产业耦合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耦合一般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导致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界限日益淡化。现代产业耦合在形式上表现为体系内产业要素彼此影响、联系和联合，在本质上形成了更强的新型产业发展要素或者业态。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三次产业耦合的结果，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不仅拓展和延伸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价值链，而且在客观上也促进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有了农业现代服务业就让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了互动的桥梁。因此，运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三次产业间耦合的功能需要。
4.重塑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创新需要
造成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绩效较差的原因，有中国工业化水平偏低和产业结构畸形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传统。中国农业现代化过多依赖于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传统路径依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成功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也应随之改变或创新。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就变成了旧路径依赖，根据马兰·阿瑟的路径依赖理论，旧路径依赖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即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路径依赖都会依照已形成的技术路线实现规模模仿效应，而对新的技术形成排斥并固化制度实现的已有方式。要克服旧路径依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形成锁定效应，应确立现代服务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改造作用。唯有如此，中国农业现代化才能获得通过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新路径依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
四、实证分析
上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机制与原理，本节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进行验证。我们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代表中国农业现代化或者现代农业发展的指标和因变量②，以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为相关维度，即以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现代农业信息等农业现代服务业为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为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总产值；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FC为氮、磷、钾和复合肥等农用化肥施用量，EIA为能够实现有效灌溉面积，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AI为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机构获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MAI为现代农业信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本文用18岁以上农民网名数量来衡量。
（二）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5.0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level）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2.770571，均大于1％（－2.6453）、5％（－1.9530）和10％（－1.6218）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level）水平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6.291557均小于1％（－2.6522）、5％（－1.9540）和10％（－1.6223）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发现了TAV、AFC、EIA、AL、AI、MAI等自变量都在无法通过level和1st differential下的无单位根的检验，即都是非平稳的。本文依次对这些变量进行了2st differential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其中TAV、EIA和AL的ADF值均大于1％、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而AFC、AI和MAI的ADF值均大于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
虽然每个变量都不能在水平（level）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条件下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的，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不同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2.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在回归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我们使用OLS方法对我们建立的多元方程做整体回归分析，虽然F值＝340.3280＞（6，24）＝2.43，即通过了F检验即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强，但我们发现，只有FAC和AL两个变量通过T检验，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而且出现了TAV和MAI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情形，这与实际的经济因果关系是相背离的。因此，在模型（1.1）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
其次，我们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值和方差。结果是一些解释变量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尽管＝0.9884，整体上线性回归拟合度非常好，但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值基本上都不显著，也表明模型中解释变量确实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外，做辅助回归模型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等，都得到了类似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3.逐步回归分析及结果
首先，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减少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另外，本文有32个观察值的样本，符合怀特检验为大样本检验的要求。
其次，运用上述OLS法逐一求GAP对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简单回归方程，并在综合考虑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6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农业总产值（GAP）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结果见表1。
最后，将其他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逐一代入（1.2）方程，根据新增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见表2），经比较后剔除一些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的变量，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通过比较值（见表2），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也有了较明显地增加。
五、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结论
1.控制变量TAV（农业机械总动力）、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但TAV正相关性最为显著。三个控制变量两两组合和共同带入回归方程，其结果是AFC和EIA均未通过T检验，可见，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中，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对传统农业现代化影响有限，更多地体现在农业机械化上。所以，本文最后只选择了TAV作为唯一的控制变量。
2.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AI（农业保险）和MAI（现代农业信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相关性强弱依次为AL、MAI和AI等变量。
3.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发现回归的系数显著，显著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现代化有较强的显著影响，即有较强地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的作用。但将AL、AI、MAI带入后，发现回归方程中MAI（现代农业信息）的T值为－2.403036，即未能通过T检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农业信息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或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作用并不显著，当前中国还未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这与农民上网实际数量、目的和需求相吻合，同时，农业保险虽然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很小，可见，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通过对控制变量（传统 的农业现代化要素）和解释变量（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要素）对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及其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控制变量TAV对因变量的影响最显著，依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虽然，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检验，但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还需大力推荐与引植。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初展其锋芒，但理论界对其研究较少，仅有少量的文献资料可阅，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应该说，本文是比较早的系统地研究了此问题，或许能为理论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做点前期推进研究工作。但本文认为，在以下两方面研究还是不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一是需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差异性等问题。本文用的是全国数据来做计量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分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做实证研究，也许会得到更有益的计量结论。二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如何从制度设计与政策激励上，大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形成新型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注释：
2、生产技术科学化：科技，是农业向现代化进化的动力源泉。农业生产技术科学化，其涵义是指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从而收到提高产品产量、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保证食用安全的效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先进科技不断注入农业的过程，不断完善农业的基础科研、应用科研及推广体系，不断提高科技对增产贡献率的过程。21世纪，是科技的世纪。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农业现状发生巨大的变化，科技将在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离开科技的注入，农业的现代化就会停滞不前。
3、增长方式集约化：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传统农业是落后的，集约经营与粗放经营相比，粗放经营是落后的。粗放经营与传统农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集约经营与现代农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方向进化，一个基本的同步条件是农业增长方式要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摒弃传统的粗耕简作，推广现代的精耕细作，在化肥、农药、灌溉等方面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外延扩大生产余地变小的情况下，把增产的基点转到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档次，提高综合效益，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4、经营循环市场化：现代农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市场成为农业经济运行的载体。面向市场来组织生产，投入一产出一消费的经营循环都要在市场上得以实现。这是农村经济由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走上现代的、商品的市场形态的必由之路。在资源的配置上，行政手段的退出与市场功能的发挥，是现代农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生产的目的上，产品自给自足的消亡与纯粹用于商品交换的转换，是现代农业的又一基本特征。这个“发挥”和“转换”的量变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趋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品的商品率如果达不到一个较高的程度，农业的现代化就“化”不起来。
5、生产组织社会化：所谓生产组织，就是对微观经济单元的组合布局进行引导、对社会分工进行协调，对专业化生产进行管理的实施过程。立足于整个社会来设计这种过程、实施这种过程，就是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它意味着农业生产与流通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必须和社会上的有关部门、市场主体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要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提高这种依赖程度，以达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现代化的生产，应该是社会化大生产。它排斥生产的小而全和封闭型经营状态；青睐按专业化分工组织生产，要求走开放式经营的道路。生产的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合理化、流通范畴的洲际化，构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三要素”，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刻意追求的发展方向。
6、生产绩效高优化：我们所要的农业现代化，是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能否做到高产优质高效，这是我们检验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生产经营的最终成果是产品产量低、质量次、经济效益低，那么，就应该问一问装备配置是否科学，生产工艺和技术是否落后，增长方式是否还停留在粗放的形态上，经营理念是否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上，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理想。结论可能会不尽人意。也就是说，生产的绩效如何，对是否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生产经营的绩效，应该是个实实在在的指标考核体系，比如：单位产量、优质品率、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真功夫，应该下在提高绩效成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