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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 煤炭矿区；DH模型；支付意愿（WTP）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3
煤炭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即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已成为影响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然而，矫正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改善方案，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需要对煤炭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进行评估。
1 研究背景
由于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公共性，无法通过其市场信息计算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学术界通常选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作为评估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的方法。CVM一般通过研究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WTP），估计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也就意味着，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WTP将直接影响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估算，因此，有必要对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WTP进行分析。
对于CVM中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国内多采用多元线形回归、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分析CVM的调查资料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对CVM调查中出现的零观察值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在CVM调查中出现的零观察值可分为两类：①真正的零观察值（real zero），即被调查者对受访问题呈支持态度，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没有能力支付；②抗议性零观察值（protest zero），即被调查者对受访问题呈负面的态度，不愿意答复其心中的WTP，而选择了零支付，并非该环境资源对其没有效益可言。对于含有抗议性零观察值的CVM调查资料，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先将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删除，再对剩余下的视为合理的非抗议性答复样本进行分析。但删除大量抗议性样本，不但将缩小原有样本规模，更有可能引起抽样偏差（sampling bias），导致最终的估计结果的偏误。也就是说，原来的样本虽然是随机选择的，但并不意味着删除抗议性样本仍符合随机抽样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术界采用了能够分析受限（censored）资料的Tobit模型［1-2］。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愿意参与支付，即将真正的零观察值与抗议性零观察值均视为角解（corner solution）［3］。
然而，Cragg认为零观察值的由来，除了可能是角解之外，也有可能是被调查者对该物品的需求为零，也就是被调查者选择不参与该支付行为［4］。于是，Cragg在Tobit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双槛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DH模型）。DH模型将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决策分为两个槛，即“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参与决策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的支付决策。根据Blackwell等［5］对消费行为的定义，消费行为是人们为获取并使用财货所直接参与的行为，包括在行为之前决定该行为的种种决策程序，可以判断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决策的分解，反映了被调查者做出参与决策和支出决策的先后顺序，符合被调查者在做出支付意愿决策时的心理变化。DH模型认为唯有在两个决策行为同时确立的情况下，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支付意愿决策。DH模型有两个优于Tobit模型的特点：一是Tobit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合并为一个支出决策，即Tobit模型忽略了被调查者的参与决策，而直接分析支出决策；DH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分为两个步骤分别进行研究，且可以比较影响“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因素的差异。二是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零观察值都是角解，而DH模型允许零观察值可以同时有角解与非参与的理由存在。而且相关的文献也已经论证了DH模型较Tobit模型对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决策更具解释能力，如Eulàlia［6］、吴佩瑛等［3］、Salvador和Pau［7］。
国内对于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国平等［2］对陕北煤炭、油气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该研究成果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得出了影响居民“决定支出多少金额”这一行为的因素，但没有考虑居民“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行为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此，分析结果难以对居民支付意愿决定的决策行为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事实上，对于矿区居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的分析，需要将居民“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种行为分别考虑。矿区居民作为资源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由于对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认识的误区以及对治理效果的疑虑的原因，在接受CVM调查时，有可能会对受访问题表现出负面的态度，导致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的出现。面对这种情况，DH模型为分析居民的支付意愿提供更为合理的方法，该模型能够对零观察值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更好的反映居民的支付意愿。
本文将DH模型应用于对矿区居民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并将DH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判断两种方法对矿区居民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解释能力的优劣性。所运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7月对榆林市的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的调研。其中神木县、府谷县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该煤田是我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也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阳区横跨榆横、榆神煤田。这三县（区）的资源都以煤炭为主，并都已进入煤炭开采的高峰期，因煤炭开采引起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充分显现，调研价值显著。调查历时15天；调查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硕士研究生；具体调研区域：神木县大柳塔镇、店塔镇，府谷县三道沟乡、庙沟门镇，榆阳区麻黄梁镇、牛家梁镇、小纪汗乡等；调查以户为单位，每户选取一名对家庭情况较为清楚，并长期居住在当地的成员作为被调查对象。
2 研究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简介
DH模型是Cragg对个体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时提出的，用于分析个体消费决策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4］。DH模型针对每一个消费决策阶段，设立了相应的方程式与之对应，即一个是用来“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参与方程式（participation function），另一个则用来“决定支出多少金额”的支出方程式（expenditure function）。
DH模型的形式如下：
Di=αZi+vi vi～N(0,1)（1）
Y*t=βXi+εi εi～N(0,δ2),i=1,...,n（2）
其中：式（1）为第一个槛，即参与方程式；式（2）为第二个槛，即支出方程式。两个槛的残差项彼此是独立。Di为“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虚拟变量，当Di等于1时，表示愿意参与支付；当Di等于0时，表示不愿意参与支付。Y*i为被调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额；α、β分别为待估计的解释变量系数；Zi、Xi分别为影响参与决策的解释变量；vi、εi分别为残差项。
只有当被调查者i的参与变量Di等于1时，且心中WTP的支出金额Y*i大于0时，该被调查者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额YDi将等于Y*i；而在其他情况下，无论被调查者i心中WTP的支出金额Y*i是正或是负值，被调查者所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额YDi均为0，即
YDi=Y*i 当Di=1,且Y*i＞00 其他情况
（3）
结合式（1）、式（2）、式（3），将可能产生的四种消费决策组合，见表1。
2.2 基本数据
本次调研采用的CVM问卷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矿区居民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二是为改善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当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调查；三是矿区居民的社会经济信息，如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等。其中，对当地居民支付意愿调查的引导方式选择了开放式：开放式引导技术避免了其他引导方式因投标值的设定而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调查者长期居住于矿区，对煤矿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具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开放式引导技术的使用前提。在设计问卷时，对开放式引导技术进行了改进：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每年为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而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被调查者回答“不愿意”，则询问拒绝的原因；如果被调查者回答“愿意”，则询问他的愿付金额，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
调查采用随机入户访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80份，问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问卷535份，问卷有效率为92.24%。
2.2.1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最小16岁，最大88岁，平均年龄39.78岁，被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21-60岁之间；文化水平以初中为最多，其次分别为高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和未上学最少；职业以农民最多，商人、工人、学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年收入主要分布于30 000元以下，占有效样本量的55.14%。
2.2.2 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本地区生态环境亟需治理，只有很少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治理不急迫，其中：认为本地区生态环境治理非常急迫的有123人、急迫的有287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22.99%和53.64%；而认为不急迫和不必改善的有4人和1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0.75%和0.19%。从调查结果的统计来看，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有待加强，其中：表示自己对环境保护政策很了解和了解的有32人和94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5.98%和17.57%；而表示自己对环境保护政策知道一点的有245人、不了解的有164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45.79%和30.65%。
2.2.3 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WTP）
在被调查的535份有效样本中，有353份表示“愿意”参与支付，而且支出金额大于0。可以计算出，有效样本中，正支付意愿所占的比重为65.98%，即有效样本的支付率为65.98%。支出金额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两个档次。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依次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保护生态环境是一种社会责任。34.02%的调查样本为零观察值样本，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依次是：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没有支付能力；认为污染企业和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生态环境改善没有信心，担心生态环境治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中后两种原因导致了抗议性零观察值的出现。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支出金额估算
3.1.1 支出金额估算
根据调查资料，本文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8］对平均支出金额进行估算，该模型对开放式问卷和二分式问卷均有效。
首先计算被调查者中正支出金额的平均值：
E(WTP)正=∑AiPi=347.92元
式中:Ai为支出金额，Pi为被调查者选择该数额的概率。
其次，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对平均支出金额进行修正，经过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出金额E(WTP)非负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
E(WTP)非负=E(WTP)正×65.98%=229.56元
由于选择零支出金额的被调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额并不一定为0，因此E(WTP)非负可被认为是其对支出金额的保守估计，E(WTP)正则认为是上限。综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
3.1.2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计算
根据张志强等［9］利用支付率对调查相关区域居民户数量的处理方法，结合矿区居民WTP支出金额的估计值，计算出榆林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平均支出金额×(居民户数×支付率)（4）
《陕西统计年鉴2010》的资料显示，榆林煤炭矿区共有居民912 568户，结合本次调研的支付率以及矿区居民WTP支出金额的估计，本文推断，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
3.2 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CVM研究通常选择一些常见的特征变量来研究影响WTP的因素，如收入、教育、职业等［11-12］。本文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国内外应用CVM的研究，选定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在行政区域作为解释变量（见表4）。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对影响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DH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表5列出了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估计结果。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其WTP的支出金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DH模型中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在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不显著。除此之外，其余的变量均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其中，Tobit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性别、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均对其WTP的支出金额没有显著性影响，但这些变量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Tobit模型中，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WTP的支出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中，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观察DH模型的参与方程，本文发现，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表明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这一行为的影响程度非常的微弱。考虑到Tobit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合并为一个支出方程进行研究，同时DH模型的支出方程在估计过程中对有效样本量进行了必要的选择，本文认为，这些现象属于一种可接受的结果。如同Jones对DH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比较后所做出的结论，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误导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变量的特征是在Tobit模型中所无法观测到的，或者说相同的变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13］。鉴于此，本文根据Teklewold等［14］提出的建议，采用似然比值法来检验DH模型是否比Tobit模型在分析支付决策影响因素上更具有效性。似然比值检验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Γ=-2×lnLt-(lnLp+lnLtr)～χ2k（5）
式（5）中，Lt、Lp、Ltr分别是分别估算Tobit模型、参与方程模型和支出方程的对数似然值，k是模型中独立变量的个数。假设：H0：采用Tobit模型估算。如果Γ＜χ2k，则接受原假设，采用Tobit模型估算；否则拒绝原假设，采用DH模型进行估算。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根据式（5）计算得：
Γ=148.58＞χ2k=18.31
因此，拒绝H0，证明，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所以，本文采用DH模型来解释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1）参与方程式的估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受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和所在行政区域的影响；但没有发现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这些因素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有显著性影响。其中，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越低，其更愿意参与支付，表明了被调查者渴望当地生态环境改善的愿望。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PLACE1和PLACE2都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且两个变量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榆阳区和府谷县的被调查者比神木县的被调查者具有更高的参与愿望。
（2）支出方程式的估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受其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的影响。其中，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与经验判断一致。
被调查者的年龄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年轻人，年纪大的被调查者更愿意留在当地继续生活，所以他们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一份力。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也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论似乎与经验判断不符，但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的原因是：煤田开采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地的破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从事者为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存，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资。
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也具有正向影响，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似乎也与经验判断不符，但结合参与方程式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作为唯一影响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共同因素，反映了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较低的被调查者的一种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被调查者渴望当地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被调查者又对当地生态环境治理缺乏信心，而在实际的支付中选择较低的金额。这一点也是Tobit模型的结果所不能反映的。
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越多，其支付金额就越少；被调查者的性别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男性的支付金额比女性的支付金额少。
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越了解，其支付金额越少。这可能与我国当前实行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有关，我国目前实行的煤炭行业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主要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这种原则使得被调查者倾向于认为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者应该是污染者、破坏者。因此，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挤出”了对环境保护政策较为熟悉的被调查者的愿付金额。
通过以上对DH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这与吴佩瑛等［3］的研究结论一致。
4 结 论
本文运用CVM对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调研，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
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Tobit模型与DH模型支出方程对被调查者支付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异同。
运用似然比值法对两种模型在分析支付决策影响因素上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得出，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
DH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的政策含义也十分明显。第一，政府部门应该通过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确保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让矿区居民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治理性，从而增强居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信心。
第二，进一步加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宣传的力度，增强居民对保护生态环境意义的认识和生态环境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才能调动他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切实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增强矿区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政策的理解力、对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认识力，进而提高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的积极性。
第四，本文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低也是导致居民选择零支付的一个原因。因此，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鼓励和引导居民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提高收入水平；同时鼓励非农生产从事者积极参与到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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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 Research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LI Guoping GUO Ji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Jian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willing to pay (WTP) investigation data which took from residents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mount of expense was between 229.56-347.92 Yuan(RMB) for each household in one year, the loss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of damage was between 138,220,900-209,486,900 Yuan(RMB). This paper used the DH model and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survey data, and found that the DH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The results of the DH model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eyor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was not the same as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 negative effects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was a positive effect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surveyors household income, educational status,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positive effect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family popula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were negative effects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ed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rveyors positive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11-11-02
关键词：矿业特色 环境生态学 改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237-02
《环境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渗透性很强的边缘学科，是顺应时展需要产生的，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运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环境与生物相互作用的科学，同时是一门学科渗透性很强的交叉科学课程。目前人类跨入了21世纪，面临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长远观点来说，发展环境生态教育是解决环境问题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环境生态学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对环境和生态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尤其在中国高等教育正在迈向大众化的进程中，通过高校来普及全民环境生态学知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黑龙江科技大学作为以“大矿业”为特色的高等院校，培养出的人才就应该突出“以矿业为特色”，因此对《环境生态学》的教学也应该进行改革，突出矿山环境的特色。
一、《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背景
黑龙江科技大学作为黑龙江省唯一一所以矿业工程为特色的多科性高校，在高教强省战略中，坚持把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成人成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作为重要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突出“大矿业”特色，努力在主动服务高教强省战略中实现大作为。要想突出“大矿业”特色，在实现高教强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中大有作为，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出一代具有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合理消费风尚以及掌握环境和生态学基本原理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应该是面向全校和全社会的，对于非环境（生态）专业的学生普及环境生态学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环境生态学》课程是黑龙江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但该专业课程起步较晚，课程体系尚不够完善，在教学内容上针对性不强，没有突出学校的“大矿业”特色。因此，为了符合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大矿业”特色，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使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特色”就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水平，有水平才能做到“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具有环境和生态学思想的人才才能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把环境生态学教育与学校“大矿业”特色相结合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二、具有矿业特色的《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内容优化
我校环境工程专业设置《环境生态学》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学生在研究、治理和评价环境问题时，特别是在对待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时能够遵循自然、从生态系统的内在变化机理和规律等方面进行展开研究，注重的是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矿山实际生态环境研究。而传统的《环境生态学》课程主要是偏重于生态学理论内容的讲授，对概念、内涵、原理、原则等内容介绍较多，而联系实际生态环境问题内容的讲授较少，尤其是涉及学校所在地的实际生态环境状况很少。
作为以“大矿业”为特色的高校，课程内容也应具有“大矿业”特色，而且矿区也是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因此，本研究针对学校特色对该课程内容进行了优化。根据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定位，结合大矿业特色背景下的环境工程专业的自身特点，选择卢升高主编的《环境生态学》作为主要参考教材，同时以李博主编的《生态学》、魏志刚等主编的《恢复生态学原理与应用》和任海等编著的《恢复生态学导论》等多个教材作为辅助参考资料来设计切实可行的教学内容。将煤炭在开发、利用和转化过程中对各种生态因子产生的影响，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融入到环境生态学的理论教学内容中，同时增加如何预防这些环境问题的产生，实现对煤炭的绿色开采、利用和转化，以及对矿区已有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和恢复等内容。例如某露天煤矿的开采，会对原有生态系统产生破坏，那么原有生态系统的组成是什么，开采过程中破坏了哪些生态因子并且带来哪些环境问题，如何减少这些破坏，破坏后如何尽快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等。删除“环境污染防治的生态对策”一章的内容，因为该部分内容在本专业所开设的水污染及其控制、大气污染及其控制、固体废物污染与控制等课程中均有所涉及;同时将“应用环境生态学”一章内容作为学生的自学内容，不做具体讲授。同时我们还把教师的科研成果适时地渗透到教学环节中，例如将各种采矿迹地生态修复的科研成果等融入到教学中，引导学生如何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手段去解决环境问题。
增加矿山生态环境实践教学内容。以前由于学科梯队师资力量少，学校实习经费有限等原因，本研究方向上缺少实践教学环节。目前随着师资力量的增加，学校教学投入力度的加大，本课程也增加了实践教学内容，尤其以矿山生态环境实践教学为主。该实践教学内容主要是以黑龙江省四大矿区为对象，让学生们走进矿区，亲身感受与众不同的生态环境。具体内容主要有矿区塌陷区的影响、矸石山的危害、露天采区对生态的破坏、矿井水的抽排对地下水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井工开采过程中主扇区等对声环境的影响等。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矿产资源开发、使用过程中对大气、土壤、动植物、水因子和生态环境等各种生态因子、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影响，同时掌握如何利用生态学原理对这些破坏和影响的地方和因素进行生态修复。这既完善了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增强了学生对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又弥补了“环境污染防治的生态对策”和“应用生态学”两章内容删除的缺失，同时增加了本课程和其它相关课程的联系，为后续课程打下基础，也体现了我校的矿业特色。
三、具有矿业特色的《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革新
《环境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学科渗透性很强的交叉科学课程，其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拓展，因此，就要求我们在教学方法上也应不断革新。
首先改变传统的课堂上“填鸭式”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和“案例式”教学方法。托尔（Towl，A.R.）认为：“一个出色的案例， 是教师与学生就某一具体事实相互作用的工具，一个出色的案例，是以实际生活情景中肯定会出现的事实为基础展开的课堂讨论。它是进行学术探讨的支撑点;它是关于某种复杂情景的记录;它一般在让学生理解这个情景之前，首先将其分解为若干成分，然后再将其整合在一起。”在教学过程中，打破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方式，对于某些内容老师采用提出问题和给出某些现象，让学生提出想法或解决办法，学生和老师展开讨论，最后教师给出正确的见解。其中案例和问题的提出以矿区为主，涉及矿区的污水的产生、气体的排放、噪声源所在地、固体废物的堆存、土壤的破坏、采煤沉陷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露天矿土地复垦、煤矸石山绿化、矿区重金属污染的修复等方面。这就要求教师要有广阔的视野，了解内容的前沿，及时给出恰当的点拨，提高学生的互动性、兴趣性和主动性，转变让我学为我要学的思想。
其次是采用多媒体网络教学。多媒体网络教学具有实时性、交互性和随意性，可使身处异地的教师进行实时视频插播和多媒体教学活动，变被动教学为主动，实现较好的个性化教与学，使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弥补了传统的面授教育的局限，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教学更具灵活性，有利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利用多媒体和网络，通过图片、动画和视频等形式来展现生态学的现象和过程，将实际生活中和教师科研成果适时的展现给学生。老师将现场拍的照片和录像进行整理，其中包括矿区开采前的原始状况、开采过程中对地形、土壤、植被等生态因子产生影响的过程、破坏后生态恢复的全程解读等，将其融入到教学中。在有机会或利用实习期间让学生亲临现场来消化理解课本理论知识。例如，利用矿区的图片和视频来展现矿区开采前后的变化，让同学们提出其存在什么样的环境问题，是哪些生态因子受到干扰和破坏所致，如何治理和恢复，最后老师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再次是通过鼓励学生走上讲台，自主讲授某个章节的内容。教师不是课堂的操纵者、控制者，而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推进者和辅导者，教师由知识的输出者逐渐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教师由独立的劳动者逐渐转变为合作者。为了促进和推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本课程在讲授过程中将班级同学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成员通过查阅资料、共同讨论，通过板书或PPT的形式以一人为主，其他成员配合进行讲授，并且进行小组间的比赛，老师和同学们可以提出问题，小组成员进行商议后回答，最后老师给出正确答案。这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
同时采用现代的交流手段来为学生随时解答问题。学生可以通过Email、QQ、微信等形式将问题呈现给老师，老师及时梳理并回复，将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课堂上进行渗透消化。
考核方式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本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平时成绩40%+期末成绩60%进行评定，加大了平时考核力度，平时包括作业、课堂回答问题和出勤三个方面，期末采用开卷考试。增加平时的考核力度，目的是督促学生积极进入课堂，及时和老师进行交流;期末考试主要是为了锻炼学生独立自主工作的能力，试题中加大了综合型问题的数量，让同学们学会查资料解决问题，同时以便于对整个课程进行复习和贯穿。随着师资、教学经费和实验条件的提高，准备增加实验考核方式，以便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存在问题
本课程目前还缺少实验教学内容，这也是下一步要进行教学改革的重点。现在正在设计实验大纲，编写实验内容、步骤和方法，逐步引进实验所需仪器设备，随着我校环境实验室的不断完善，可以对矿区土壤的养分、土壤结构等理化性质进行研究，同时也可以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进行分析。但由于受实验台套数的限制，目前有些实验只能是演示性的，达不到让每名同学都亲自动手的状态，这些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
五、结束语
如何能够高效地学习和掌握一门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每个学科针对不同的研究方向又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因此很难在有限的学时内让学生全面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这就要求传道授业的教学工作者们要不断探索，既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内容，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同时又要保证学生不把知识学死，能适应不同的研究领域。
[基金项目：黑龙江科技大学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Y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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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2）
2004年至2006年，省人大常委会连续三年在全省范围开展建设生态省决定和环境保护法执行情况的检查、跟踪督查。根据常委会的工作安排，今年省人大农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继续组织跟踪督查，重点是检查各地城乡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同时对历年来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审议中提出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对各地落实污染物减排工作进行调研。6月7日，我们听取了省建设厅和省环保局的专题汇报；6月25日至7月5日，由常委会及农资环委领导带队，组织了5个督查组，分赴全省11个市进行了跟踪督查。听取了11个市，23个县(市、区)政府的汇报、实地察看了65个企业、单位和污染治理现场。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生态省建设和环境污染整治取得新进展
从这次跟踪督查的情况看，省政府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全省执法检查中提出的意见，统一思想，深化认识，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搞好整改，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我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得到一定的控制，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局部地区明显改善。特别是过去的一年，各地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抓实干，狠抓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生态省建设有序推进。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政策措施的完善，形成了上下联动、部门配合、区域协调、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去年，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省里出台了《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和《市级换届考察实绩分析操作办法》，把“万元GDP能耗及降低率”、“万元GDP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有关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指标纳入实绩分析量化指标内容，从机制上、制度上引导各级各部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推动生态省建设。省政府在2005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去年又出台了《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省级财政专项补助暂行办法》，对钱塘江源头地区10个县(市、区)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责权利统一”、“突出重点，规范管理”和“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原则，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省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专项补助钱塘江源头地区的生态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强生态补偿的政策措施，我省生态补偿工作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生态示范创建工作健康发展。去年，安吉县成为国家首个生态县，湖州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衢州市、桐庐、镇海等9个市县(区)建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义乌市于今年5月通过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现场验收。全省已累计建成6个国家环保模范城市、39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86个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92个省级生态乡镇。
(二)环境污染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省政府高度重视省人大执法检查中提出问题的整改，开展了为期三年的“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年内如期完成。以编制实施流域污染整治规划为龙头，大力开展水系污染整治工作，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2007年上半年，钱塘江满足Ⅲ类水指标的比例从2004年的51.1％提高到64.4％，提高13.3个百分点。甬江流域余姚江水系经过整治，已经由原来的五类水恢复为三类水。以加快实施电厂脱硫工程为重点，着力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北仑发电厂投资11.5亿元，对现有发电机组进行脱硫改造，今年已全部投入运行，每年可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8万吨以上。加快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和准重点监管区的整治和“摘帽”工作，已有8个重点监管区达到了整治标准，经省政府同意“摘帽”，有3个已经省整治办组织的现场验收，剩下的5个在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成。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污染整治也有明显进展，全省味精行业已全面完成污染整治，率先实现省域范围内全行业COD和氨氮指标达标排放，削减氨氮排放量75.1％；水泥行业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全省关闭68条机立窑，提前一年完成机立窑淘汰任务。与此同时，各级人大以执法检查为契机，督促政府切实解决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目前，省人大挂牌督查的48个突出环境问题均得到了有效整治。特别是前几年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的几个进展不大的老大难问题，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衢州沈家化工园区污染问题。衢江区政府经过艰苦的工作，提出园区整体搬迁方案并制定了搬迁补偿办法，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促进区内企业转产、搬迁。目前，园区内的49家化工企业已关停36家，其余13家化工企业已签订了关停承诺书，整治工作将于今年9月底前完成。平阳水头制革基地污染整治，历经三年多，去年县委、县政府制定了鳌江流域污染综合整治规划，确定了“削减产能，以环境容量控制生产总量”的整治思路，并于11月起对制革基地实行全面停产整治。经过半年多的企业重组和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目前，已有38家企业完成内部改造并通过验收，恢复了生产。通过这次整治，生产企业由原来的169家重组为39家，减少76％；转鼓从原来的3300多只削减到469只，削减86％，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明显减少，鳌江水质开始有所好转。此外，富阳造纸行业污染整治、东阳市南江流域医化行业污染整治和青田黄蝉钼矿矿区生态环境的整治等也都取得积极的成效。
(三)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管理逐步规范。这次跟踪督查，我们把城乡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情况作为重点。从检查看，总的情况是好的。到2006年底，全省已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市级和县城城市污水处理厂有61座，处理能力达525.1万吨／日，其中去年新增50万吨；已建成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68座，处理能力29543.3吨／日，其中去年新增5000吨。同时还建成工业危险废弃物无害化集中处置设施10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7座。针对前两年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的各地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去年以来，省政府和各级政府进一步出台政策，加大投入，加快建设。省政府明确列入“811污染整治行动”计划的27个城市污水处理厂年内必须建成。有关县市政府筹措资金，创新机制，克服困难，全力抓好工程建设。省级有关部门落实责任，深人现场，加强具体指导。从我们实地检查的几家在建污水处理厂情况看，工程进展顺利。在纳污管网建设方面，温州市从去年开始连续两年把管网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纳入政府目标责任制进行考核，去年财政增加投入，市区新建管网30公里。市区杨府山中心污水处理厂一期污水处理率从2004年的40％提高到今年的80％。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厂，设计能力日处理污水30万吨，前几年由于纳污管网不配套等原因，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嘉兴市政府从去
年开始每年安排30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管网建设，污水入网率逐步提高。目前市区污水管网覆盖率已达70％以上，每天污水处理量达25万吨以上。在加快建设的同时，去年省政府还出台了《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的监督机制和收费政策，规范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制定行业标准，完善监控手段，切实加强对污水处理厂运行全过程的监管，全省污水处理厂水质达标率逐步提高。
(四)环保执法工作不断加强。近年来，我省加强了环境质量和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体系建设。“811污染整治行动”确定的65个水质自动监测站、100个空气自动监测站已在今年6月底前全面建成。到去年底，全省已建成污染源在线监测装置1200套。这为加强我省环保执法能力建设提供重要的保障。一年来，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强化执法工作，持续开展了整治违法排污保障群众健康的环保专项行动、“百厂千次飞行监测”行动，今年五月份还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以“促进污染物减排”为主题的“红五月”环保执法行动，重点检查火电、热电企业、污水处理厂和历年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环境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严肃查处，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了一批超标排污企业。去年，全省共办结环境处罚案件9829件，处罚金额2.8亿元。今年上半年办结环境处罚案件4590件，处罚金额1.55亿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这次跟踪督查和“回头看”，也清醒地看到.虽然近年来我省在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整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当前我省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增长与环境容量的矛盾日益突出，江河的水质不容乐观，生态环境还相当脆弱，生态建设和污染减排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一是一些地方领导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还不到位。从我们这次检查接触的情况看，各级领导对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整治的认识总的较以前有很大提高，但是各地进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在正确处理和把握经济发展与环境整治、污染减排关系上还存在差距。口号很响、行动迟缓；决心很大、措施不多；强调客观原因、回避主观努力等现象依然存在。如有的地方对挂牌的整治项目没有从治本上下功夫，这边整治完成，异地又冒出来；有的地方领导热衷于筹资去搞看得见的形象工程，而不愿意还欠帐，搞“地下工程”，以致于污水管网建设成为不少地方城市建设的瓶颈。还有的地方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展缓慢，不从主观上找原因，片面强调土地指标紧等等。这些都说明，对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还需要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并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二是污染减排任务相当艰巨。从我们调研情况看，省政府已将今年国家下达我省的污染减排两项约束性指标落实到各市。各地也都作了动员部署，层层分解，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但要真正落实。确保完成全年污染减排目标任务难度不小，主要是，在思想认识上，各地对污染减排工作重要性、紧迫性认识还有差距；在措施上，目前多数地方主要还是靠工程措施，仅仅在治理上做文章，还没有把工作重心切实转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上来。特别是我省产业结构中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占很大比重。今年以来这些行业快速增长，其中火力发电量同比增长24.4％，加大了节能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部份河段水质还没有根本性好转，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污染整治任务仍然艰巨，部分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相对滞后。国家环保总局规定污水处理项目建成后需试运行三个月才能计算削减量。我省在建的27个项目即使年内建成投入使用，仍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计人到今年的减排量。因此，减排工作形势十分严峻。
三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作为完成COD减排任务的关键环节，有关县市正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但我们也感到，在一些地方也存在重视工程建设、忽视管网配套，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如不注意解决，势必影响污水处理厂效益的发挥。特别在环保基础设施的运行管理上，还有不少污水处理厂投资和运营体制改革尚不到位，有的还未建立污水处理费征收机制，有的收费偏低，运行效率低下，甚至导致亏损经营。有不少污水处理厂同时处理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由于运营商对纳管的工业污水水质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和管理措施，时有大量工业污水未经处理或超标排放、偷排入网的情况，超过污水处理厂进水设计标准和处理能力，影响了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四是农业和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渐趋突出。近年来，我省一些江河湖库水质富营养化趋势加剧，个别地方情况严重。在加强工业污染源治理的同时，必须把治理面广量大的农业面漂污染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省里实施了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村镇环保基础设施薄弱，特别在山区，平原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的一些好的措施较难实行。不少农村基本上还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同时，对一家一户的畜禽养殖和化肥、农药的使用管理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农村河道水葫芦疯长，淤泥堵塞现象严重，因此，整治农村生态环境任重道远。
三、进一步推进生态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规的自觉性。各级领导必须牢固树立以资源节约中求发展，从环境优化中求发展的理念，调整思路，摆正位置，正确处理加快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继续总结经验，拓展生态补偿的渠道和途径，认真落实生态补偿政策，增强生态补偿的透明度，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目标责任制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要把污染减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否决性指标纳入生态省建设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执行力是否强，经济发展是否“好”的重要标准，加强检查考核，并将各地完成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全社会的监督。省政府要严格责任追究，对因工作不力，未能按期完成污染减排任务、环保重点监管区整治任务的市县，除了采取经济的手段督促其完成外，还必须严肃政纪，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真正把生态建设和污染减排工作落实到实处。
(二)下大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省“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到年底即将结束。三年来，通过兴建污染治理工程，开展环境整治，削减了排污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从整体上看，我省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继续单纯依靠工程措施，仅仅在污染治理上做文章，要完成“十一五”减排目标，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新发展理念，运用污染减排这个倒逼机制，切实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结
构。改变增长方式上来，从源头上实现污染减排。省里要抓紧制定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和主体功能区划，以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为基础，以环境容量、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质量现状为依据，对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优化城镇和产业布局。要按照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加强新建项目准入把关，实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总量削减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并做到“三同时”，切实防止边治理边污染，边还旧帐，边欠新帐。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淘汰小印染、小造纸、小制革、小化工等落后的生产能力，治小汰劣，促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出台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企业实行清洁生产，不断降低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按照农业产业化规划，搞好畜牧小区建设和污染治理，推进农业“减量增效”工程的开展，抓好“万里清水河道”工程的实施，以及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处理。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加强监督考核，确保全年污染减排目标任务的完成。
(三)强化环保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运行管理，着力提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效率。到今年底，我省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厂将全部建成。下一步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网配套和运行管理上来。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投资和运营体制改革。积极推进项目代建制和特许经营制度，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专业公司参与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和经营，改变目前多数污水处理厂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市场主体不健全的状况。要进一步完善收费制度，抓紧研究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加大征收力度，保证污水处理厂能保本微利，维持正常运行。切实加强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监管。省级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督促污水处理厂建立各项安全保障制度，完善污水处理技术和工艺，努力做到达标排放。同时，要采取措施，加强对排污企业人网水质的监控，确保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水质达到入网标准。对超标排污的，必须严肃查处，不仅要限期治理，还要加倍征收排污费。不断提高城镇污水处理率和达标率。
[关键词]环境保护；问题；措施；概况；法律体系；执法力度；资金投入；环保意识
一、环境保护的概况
环境保护简称环保。环境保护涉及的范围广、综合性强，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还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环境保护方式包括：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民间自发环保组织等等，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求自然环境同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共同平衡可持续发展，扩大有用资源的再生产，保证社会的发展。
二、我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环保法律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我国针对保护生态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在逐步完善环保法律体系，但法律规定范围广泛，内容较笼统，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当前制定的资源法针对性较强，且注重污染企业职责，轻政府职责，相关的法律规范交叉、重叠，条款间互相矛盾，存在冲突，追究环境污染的诉讼制度存在缺陷等等，总之，我国统一、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还未形成，急需改进和完善。
2、环保投入不足
部分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存在质疑，多年来我国一直没有停止环保和治理污染的脚步，但为什么成效不大反而少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日益下降，专家称还是投入不足，不仅是投入的机制不健全，更重要的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基层政府投入不足，缺乏相应的资金保障，在研究相应的科学技术时缺乏经费，监察生态环境保护的人员力量薄弱，最终导致工作能力差，质量低，严重阻碍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3、执法力度不够
执法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体制不顺，导致环保部门的监管作用无法发挥，主要是生态环境涉及到水利、农业、土地等多个方面，加上环保部门协调机制和管理模式规定不完善，互相争取“五权”现象严重，分管部门自我感觉处于配角地位，工作积极性不高，使环境保护整体性被分块划分。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突出。部分地区执法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对群众反映的环境问题或敷衍了事或视若无睹、不管不问，严重脱离群众，致使群众越级上访事件只增不减，执法部门工作被动，应付上级检查的现象司空见惯。
4、环保意识低
从我国整体的生态环境问题来看，一方保护、多方破坏的现象依旧严重，尤其是基层农村，生态质量持续下降，面污染源发展快速，自然灾害和事故时有发生，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缺乏环保意识，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过度强调自身利益，滥用农药化肥，在生活中乱扔垃圾和废弃物，多数乡镇企业乱砍滥伐，占用耕地，加上设备落后，排放工业废水废气严重等，虽然城市人口环保意识有所改善，但付诸行动效果还不尽人意，总之提高我国我国人口环保意识十分迫切而实际。
三、提升我国环境保护水平的措施
1、完善环保立法
首先是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制定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使其有一个综合而统一的基本制度，并填补部分环保领域法律空白，严格审查环保条例，及时处理存在矛盾和冲突的规定，确保相关部门执法时有明确的实施细则；然后进一步强化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地位和承担方式，督促其有效落实环保工作，并加大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的处罚力度；最后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依靠公众力量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并保障其诉讼请求的法律效力。
2、环保资金来源的政策性措施
为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制定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关于工矿企业治理“三废”污染开展综合利用产品利润捉留办法的逼知》、《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保证了环境保护与治理经费有一个重要来源。一些省、市、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纲要》强调，要实行强有力的环保措施。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根据生态环境的要求，进行产品和工业区的设计与改造，制订和实施循环经济推进计划，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各级政府要将环境保护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内容并逐年增加，加大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环保试点示范及环保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
3、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环保法律的实现虽然不是必然地需要国家强制，但是如果没有强制作为后盾，也很难付诸实施。因此，我国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环保部门的强制执法力度。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例分析，面对严峻的空气质量形势，大气污染防治再出严厉措施，对重点污染区域、拆迁建设工地、重点污染企业将实行24小时工作制。对排污量较大的企业，实行环境监察人员驻场监督，24小时监控，一旦出现超标，立即查处，一律按日计罚。同时要联合电力、公安、司法、金融、工商、水利、铁路等部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对拒不执行环保处罚的企业要限水、限电、限贷、限运，形成一股强大的执法力量，彻底改变环保部门势单力薄、权力有限的现象，真正做到执法必严。
4、提高环保意识
生态环境保护是全民事业，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各地必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宣传，并普及相应的法律知识和环保知识，特别是乡镇政府要根据农村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制定相应的宣传措施，如派干部和相关技术人员下基层，将当前的环境问题和影响切实传达给农民，并指导其如何科学的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设立专门的环保宣传和咨询小组等，切实促进农民环保意识的增强。此外国家还应推行科学、合理的政策规定，督促人们将环保落实到日常行动中，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环境保护工作是造福人类的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只有提高环保意识、健全环保法律体系、增加环保投入、加大执法力度，才能促进环保事业顺利进行，使我们共同的家园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董爱霞，张红亮.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路探讨[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11（01）.
[论文关键词]生态补偿 自然资源 环境保护 完善 法律
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物质保证。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对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出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状况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以生态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日益确立，对生态环境进行补偿恢复和综合治理并对相关利益者进行补偿为主要目的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势在必行。
一、生态补偿机制立法概况
（一）国外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发展概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德国、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就通过立法采取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的一系列法律手段，但是目前各国都未制定专门的生态补偿法。长期以来，各国都是在国内的环境法律和其配套法规政策来体现的。
美国是最早开始出现生态补偿性质的国家之一。早在1956年的《美国农业法》中就规定了具有生态补偿性质的“土壤银行计划”。该法主要是用停耕一部分土地的办法来减少农产品产量和保持水土资源，银行给予其一定的补助，并对按计划退耕的农场主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在矿产资源领域，1977年美国国会就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矿区生态系统修复法规——《露天采矿管理与复垦法》，该法规定了复垦违约金制度和修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此外，为了提高矿山环境复垦和保护效率，美国的联邦和州都设立了矿山环境监督员。
不少发达国家也采取了生态补偿制度。例如，1980年德国的《联邦矿山法》对矿区生态补偿与恢复进行了规定。为保护森林资源，日本政府早在十九世纪便开始大力推动保安林制度，在保护过程中出现了早期的生态补偿形式，即对保安林区域范围内的居民予以相应补偿。
德国为了解决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德国在各类相关法典里都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规定，构成了较为完备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德国现行的民法典、环保法都对生态补偿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此外，《德国联邦采矿法》规定，只有在缴纳了复垦保证金后，审批机关才能对采矿许可证予以批准，并且采矿许可证的签发必须以一份具体矿山关闭报告为准。
在欧盟国家，通过将价格补贴与生态保护相挂钩，对将土地按照一定比例休耕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偿；对长期退耕还林的农民签署30年的协议书，国家补偿给农民所受的损失；鼓励从事畜牧业的农民进行粗放式畜牧，国家对这部分农民进行补贴并奖励等。此外，欧盟为了保护土地及其环境，对农民进行政策性引导以改变其耕种方式和运营方式，并对土地上绿化的农民也给予一定补偿。
（二）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政策和法律的发展概况
从20世纪末开始，生态补偿机制就在我国开始了初步探索，但至今为止，由于生态补偿机制的复杂性，生态补偿机制都未在我国形成系统规范的法律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平衡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调控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的管理机制，已经在我国各个省市都有了相关的实施办法。
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国家和地方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2007年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的建议。2008年，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改革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之后各地都出现了开展生态补偿试点的。
总的看来，我国有关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和法律较滞后，迄今还没有法律规定生态补偿机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一些地方法规己经规定了其行政区域或流域生态补偿办法。如2012年河南省颁布了《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贵州省人颁布了《红枫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办法（试行）》、长沙市颁布了《长沙市境内河流生态补偿办法（试行）》等。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目的和作用
（一）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
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质是资源受益者或破坏者与保护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它以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为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益，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补偿机制在我国区域和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适用于行政区域之间的补偿，也可适用于流域之间。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其是以“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为基础，污染和破坏环境与资源者承担其治理和保护的义务及其责任，人类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资源系统造成污染或破坏后而对其进行恢复、补偿、综合治理等行为的总称，包括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受损者、保护者提供实物、资金或技术上的补偿或优惠政策， 增加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各项费用支出。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生态补偿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内容：①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②生态环境补偿费的概念——利用经济手段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控制，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③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环境或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相当于绩效奖励或赔偿；④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等，包括重要类型和重要区域的生态补偿等。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目的
在我国，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
1.为了遏制资源衰竭，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以云南省个旧市为例，历史上个旧是以锡矿为主的有色金属王国，其有两千多年的采矿历史。但是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长期大规模的开采，也面临着资源耗竭的危险。基于“公有地的悲剧”理论下，采矿者尽可能地将公有资源变成私有或是转化为经济利益，从而使自然资源消耗速度加快，导致很多资源现在都面临衰竭的现状。
2.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平衡。由于长期大规模的开发，土地植被、水、大气都遭受了严重的污染。矿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由于矿区的建设，很多土地由耕地变成了工厂的建设用地，并且由于矿区的施工，很多森林植被遭到了破坏，导致引发水土流失、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工厂在运作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气又给当地的生活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土地沙漠化和沙化速度加快，尤其是2012年以来，我国北方大部分省市雾霾气候严重，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治理这些问题，这将会威胁到人们的生活或是生存。生态补偿机制主要目的就是实现生态环境平衡，保护生态环境。
3.实现破坏者、保护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补偿机制就是为了追求环境公平与正义，调整破坏者、保护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向破坏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补偿保护者和受害者的环境保护行为，并为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实现生态责任和利益之间的平衡。
（三）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和意义
合理的设置和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是推动我国生态平衡、调控破坏者和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生态补偿是一种调控环境活动中不同主体间利益平衡的宏观经济手段，对我国的环境建设可以取得巨大成效。
生态补偿机制是采用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其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污染者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支付补偿性费用，以支付给保护者费用来补偿保护者的损失。
三、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分析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复杂，但主要原因仍然是人类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消耗，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也没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行恢复和补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环境形势愈加严峻。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调整相关利益各方生态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充分利用。因此，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申报单位及项目概况
1.项目申报单位概况。主要包括项目申报单位的重点经营范围、资产负债情况、股东构成及股权结构比例、以往投资类似项目的简要情况等内容。
2.项目概况。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及规模、产品及技术方案、主要设备选型、投资规模、资金筹措方案等。
产业政策及行业准入
1.拟建项目与相关规划的关系。
2.拟建项目与相关产业政策的关系。
3.拟建项目与相关行业准入标准的关系。
项目选址及土地利用
1.项目选址及用地方案。主要包括项目用地选址、场址土地权属类别及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及相关规划情况、占用耕地概况、土地获取方式等。
2.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主要分析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占地规模是否合理、耕地占用补充方案是否可行等。
3.地质灾害影响分析。对于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建设的项目和易诱发地质灾害的项目，应阐述项目选址所在地的地质灾害情况，分析拟建项目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4.其他不利影响。分析拟建项目是否压覆矿床和文物，是否会对防洪和通航等产生不利影响。
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
1.资源开发方案。对于资源开发类项目，阐述资源储量和品质勘探情况，分析拟开发资源的可开发量、自然品质、赋存条件、开发价值等，评价是否符合资源总体开发、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资源利用方案。主要包括项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资源品种、数量及来源情况，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方案，单位生产能力主要资源消耗量指标及与国内外相关资源利用效率的对比分析。
3.节能及节水措施评价。对项目建设方案的能耗及水耗指标进行分析，阐述工程建设方案是否符合节能及节水政策的有关要求，在提高能源及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和水耗等方面的对策。
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
1.城市居民搬迁方案。涉及城市征地拆迁的项目，应根据项目建设方案，进行征地拆迁影响的调查分析，提出拆迁补偿的原则、范围和方式，并以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要求进行评价。
2.农村移民安置方案。涉及农村征地及移民安置的项目，应根据项目建设方案，进行项目征地影响的相关调查分析，提出移民生产开发、生活安置、征地补偿、收入恢复等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
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
1.环境和生态现状。包括项目场址的自然环境条件、现有污染物情况、生态环境条件、特殊环境条件及环境容量状况等。
2.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污染物类型、排放量情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是否符合环保法规要求，对流域和区域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
3.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按照国家有关环保法规要求，对环境影响治理方案的工程可行性进行分析，对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出对策建议。
4.特殊环境影响。项目对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和自然景观等的影响及对策。
经济影响分析
1.国民经济评价。按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考察投资项目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和对社会的贡献，评价投资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2.区域经济影响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项目，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及结构调整、区域财政收支、收入分配及是否可能导致垄断等角度进行分析。
3.经济安全分析。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项目，从产业技术安全、资源供应安全、资本控制安全、产业成长安全、市场环境安全等角度进行分析。
社会影响分析
1.系统调查和预测拟建项目的建设、运营对项目所在地区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效益。
2.分析预测项目能否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以及当地居民支持项目存在与发展的程度，考察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
关键词：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辽宁彰武
彰武县地处辽宁省西北部,是全省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地区,全县总面积为3 640 km2,水土流失面积为1 047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28.8%。地形地貌为东低山、西丘陵、北沙荒、中南平洼,其中丘陵占30%、沙荒占3%、平洼占40%。全县水土流失类型为水蚀和风蚀,水蚀分布在东、西部低山丘陵地区,风蚀分布在北部风沙区和柳河流域,水土流失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为彰武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
1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措施
根据彰武县水土保持部门多年治理经验和地形地貌特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可以从2方面进行:一是东、西部低山丘陵区,可安排经济林为主的治理项目,结合坡耕地治理,通过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达到生态综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北部风沙区,可安排生态林为主的沙漠化治理项目[1]。自2008年以来,彰武县把农业综合开发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相结合,以项目整合、资金整合的形式进行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弥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资金不足,突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了明显成效。
1.1低山丘陵区生态综合治理
1.1.1区域概况。该区域包括彰武东部的大四家子乡、后新秋镇、苇子沟乡、东六镇和二道河子乡,及彰武西部的平安乡、哈尔套镇、满堂红乡和四堡子乡。区域总面积为1 342.21 km2,水土流失面积361.4 km2,水土流失类型以水蚀为主,兼有风蚀,主要分布在坡耕地、侵蚀沟及荒坡上。
1.1.2治理措施及规模。根据区域地形特点,治理措施以发展经济林为主,经济林应选适合当地的大扁杏。其次对坡耕地进行治理,措施为梯田。对坡度>15°、<25°,且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进行坡改梯。在植被覆盖较低的坡荒上,首先进行截水沟整地,之后栽植大扁杏。除了栽植大扁杏外,还可以做一些辅助措施,如打井、谷坊、作业路等。具体为:梯田2 153.3 hm2,截水沟整地3 166.7 hm2,栽植大扁杏3 166.7 hm2,其他辅助措施根据实际投资情况定。
1.1.3治理效益。丘陵区生态综合治理以发展经济林为主,措施实施后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栽植3 166.7 hm2的大扁杏,3年后达到盛果期,年增加经济效益3 206万元。对2 153.3 hm2的坡耕地进行梯田改造,年增加粮食产量5 814 t,增加经济效益697.68万元。在生态效益方面,增加3 166.7 hm2的林地面积,林地覆盖率提高2.4个百分点,年涵养水源380.68万m3,保土11.17万t。
1.2北部风沙区生态综合治理
1.2.1区域概况。北部风沙区包括四合城乡、冯家镇、章古台镇、阿尔乡镇、大冷乡、大德乡6个乡镇,区域总面积为1 115.55 km2,水土流失面积为390.4 km2,水土流失类型为风蚀。从2005年全省土壤侵蚀遥感普查结果可以看出,该区域是全省最严重的风蚀沙化地区,生态环境恶劣,需集中连续治理。
1.2.2治理措施及规模。风蚀沙化地区生态综合治理,应以植物措施为主,植物措施对防沙治沙有较好效果,是生态恢复的有效途径,因此综合治理应以生态林为主,辅以发展适量适合沙地生长的经济作物,以提高防沙治沙的经济效益。根据彰武县长期以来的防沙治沙经验,生态林栽植形式为乔灌混交,乔木选杨树、樟子松,灌木选柠条、紫穗槐,沙棘等。具体为:营造7 200 hm2生态林,其中乔木6 500 hm2,灌木700 hm2,发展林间隙地经济作物3 333.3 hm2。对植被覆盖率的疏林地、残次林实行生态修复,规划面积为2.82万hm2,依靠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恢复植被,进而改善生态环境[2-3]。
1.2.3治理效益。风蚀沙化区发展生态林,以生态效益为主,营造7 200 hm2生态林和实施生态修复2.82万hm2,植被覆盖率可提高6.5%,减少土壤风蚀量22.7万t,蓄水96.52万m3。营造生态林是防沙治沙的有效措施,生态效益显著,其经济效益表现为活立木效益,即树木材积量的增加和林间隙地种植的经济作物[4]。据测算,发展生态林7 200 hm2,年平均增加木材蓄积量1.944万m3,增加经济效益1 166.4万元,林间隙地种植经济作物3 333.3 hm2。以菊芋为例,年效益为22 500元/hm2,种植3 333.3 hm2菊芋,年可获利7 500万元。
2小结
彰武县经
过多年的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治理区域逐年扩大,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群众的生态意识逐步增强,在做好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的前提下发展生产,提高了经济收入,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参考文献
[1] 姚冬梅.淮南市秋菊沉陷区生态综合治理机制分析[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5):108-110.
[2] 郭海荣.谈石羊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j].农业科技与信息,2009(24):9.
[3] 王增亮.龙口市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研究[j].中国水利,2008(13):35-36.
摘 要：城市化是步入现代化的必然发展历程，它在给社会带来发展的同时，当然也会难以避免地造成对资源及环境的压力。如何让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相一致，寻求一条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的优化协调之路，为越来越多人所注意。利用综合化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福安市城市化同城市生态环境现实状态予以评价，并利用其耦合协调度对该地区城市化和城市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情况予以分析。其结果可以显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该地区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呈现不断变化的，以2000年为界，2000年之前协调度不够，2000年之后，协调度有所好转。另外，看2013年该地区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可以发现其同经济发达程度有较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福安 城市化发展 生态环境 耦合度
城市化属于人口、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发展的综合产物，是一种难以逆转的必然趋势[1]。从20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普遍加速，在1800年时，城市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2．5%，而到2010年时，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预计到2030年时，这一比例更是会高达65%。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同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较为密切的关注，在1949年时，城市人口和全国总人口的比值大约为1：9，而到2008年时，这一比值则改变为1：1.7。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城市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的转变，再比如资源结构、资源形态等方面的变革，这些都将造成最终的资源分配利用方面的问题[2]。这些问题已经为国内外学者所广泛关注，分析研究城市化同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关系，寻求出一条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的优化协调之路，是目前我们所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研究区域基本情况
（一）城市概况
福安市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位于闽东中心地带，该市东邻柘荣县、西接周宁县，南与宁德市相接，北和寿宁县毗邻，东西距离37千米，南北距离80千米，是闽东北地区的活力城市。福安市是中国绿竹笋之乡、民间船舶修造基地，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工作重点市、体育先进市，沈海高速、福泰高速等越境而过，使该地区形成了半小时交通圈。福安市目前辖有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分别是福安经济开发区与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共有5乡、13镇、4街道，全市人口总数近70万人，其中有十分之一左右为畲族。
从地形地貌上来看，福安市位于鹫峰山脉、洞宫山脉及太姥山脉之间，山体走向大致是东北至西南，中部交溪河畔为平原与丘陵，地势由北到南方向倾斜，东西高，中间低，是南北走向谷地。从气候上看，福安市气候湿润温暖，是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因为处在低纬度地带，又加之濒临东海，受到季风环流影响所致，四季明显而夏季稍长，雨量集中，台风频繁；又因为境内山地地貌的影响，气候还具有垂直分布特点。
（二）城市化发展概况
从改革开放以后，福安市各项经济与社会事业即取得了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渐渐增速。2013年，全市共完成生产总值136.02亿元，依可比价格来说，较2012年增加了12.9%，连续5年呈现出两位数高增长态势。城镇人口比重为41.2%，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07元人民币，较2012年增长8.7%。福安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93至2013的20年里，增长规模翻了15倍[3]。
（三）生态环境概况
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福安市第二产业所占的国民经济比重有所降低，可是依然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其中船舶制造业、轻化工业等给环境造成的压力不可小视。在1993至2013年里，福安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在1998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之后开始逐步降低，可是固体废物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却未见降低，而是有所增加，到二十一世纪后进一步提升。直到最近三年，废气与废物的排放量才有所缓解，但是却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特别是行业结构的相似性特点让重复建设问题与过度竞争问题显现，均造成了环境治理的高难度状态，环境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二、耦合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理论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有其独立特征。
比如城市化的特征在于，首先，某一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集中地区，城市持续扩张，农村用地量降低；其次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农业活动的主导经济状态发生根本性改变；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出现蓬勃发展；第三，出生率与死亡率一类的人口结构指标出现显著变化；第四，新兴城区规模较小，一般处在城乡交界地带。
再比如生态环境的特征在于，首先，生态环境内的各要素互相联结为一个整体；其次各要素的表现多样化[4]；第三，生态环境不断循环，只要合理利用，便能够持续应用，而肆意破坏则会显现出恶性循环的后果。
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自的特征研究基础上才能谈及二者的耦合。所谓耦合，原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意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体系、运动形式利用相互作用关系而出现彼此影响的情况。因此城市化同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关系，实际上就是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变动、空间结构调整及生活水平状态几方面同生态环境各要素及特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总和。
发达国家污染以后再治理的教训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就是说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定要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及环境保护两方面内容，二者的耦合度研究恰可以为两者兼顾的研究提供帮助。
（二）构建指标体系
一是城市化方面的指标体系，对于某一地区来说，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口变迁、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与空间范围扩张的过程，因此城市化方面的指标体系便可以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及空间范围城市化几个方面进行选择，并且全面考虑到各项数据的准确程度（具体如表1所示）。
二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体系，生态环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如水质、土地、大气、生物、资源等皆不能忽略。从宏观上讲，生态环境能够被划分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类别，本文侧重于探讨城市化同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协调，因此偏重于社会环境、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具体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讨论
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法，例如可以采取spss软件里面的因子分析法进行城市化水平及生态环境情况的综合评价分析。因子分析法能够按照变量间的有关程度予以原始数据的再度组合，并将其综合为几个有限变量，也就是公共因子。一个公共因子表示一组有关程度较高的最初变量。因为公共因子里面含有了最初变量中的很多信息，故而利用对公因子的再命名和解释，能够从中挖掘到变量间结构及特征，让分析结果更为科学与准确。具体的实施方法是：借助spss软件，对已经标准化完成之后的数据给予因子分析，得到每一个指标的贡献率，还有它们的累计贡献率，按照累计贡献率提取出前n个因子，当作它们的公因子，接下来按照公因子得分及标准数据，予以综合得分计算[5]。
其次应用耦合协调度方法，耦合度即为对系统及要素相互之间影响程度的准确描述，而协调度则意为系统里面耦合协调情况的定量模型。因此这种方法能够对城市化水平同环境承载能力间的协调程度予以描述。
按照上述方法分析可以知道，2013年福安市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特点。其具体表现是：穆阳镇、穆云乡、康厝乡等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较好。而其部分则相对偏弱，这些耦合协调程度较好的地区，一方面依赖于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优势，另一方面也依靠先进的环境保护经验。这些区域需要保持这样的良好发展态势，其发展经验亦值得其他地区加以借鉴。白马港城区的耦合协调度不高，该地区下辖一个市级开发区、一个市级工业集中区，还有两个镇，工业发展水平较高，而耦合协调度状态不良，则直接说明该地区近些来的快速发展，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滞后，难以同城市化发展相协调，该地区需要注意环境保护工作的研究。对比而言，福安市中心城区虽然此前出现过一些环境问题，但是近些年的治理工作做得较好，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三、结论和讨论
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间存在的矛盾，已经是本世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问题。本文利用对福建省福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变化予以分析，得出下述研究结论。
一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该地区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呈现不断变化的，以2000年为界，2000年之前协调度不够，耦合状态数据为负，说明这一时期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环境情况也不够理想，社会发展速度较慢。2000年之后，协调度有所好转，耦合状态数据为正，这个阶段福安市城市化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都处在优化发展的状态，二者协调情况很好。
二是2012年福安市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有一定的地区差异性情况出现，除了穆阳镇、穆云乡、康厝乡等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表现较为理想以为，其余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待提升，特别是像白云山景区、溪塔葡萄沟、清泉洞以及瓜溪刺桫椤保护区等地，环境保护工作尤其应当做好，以便用环境带动经济发展。
三是当前福安市城市化发展进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得以持续优化，同时百姓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另外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注意，比如资源与能源的粗放型应用，工业污染还在各区、乡镇普遍存在[6]，城市生活污染也迟迟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等等，这些环境问题反过来又会对城市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直接导致福安市近几年经济增长减速，发展速度明显不如邻近的宁德市与寿宁县。为了满足福安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建议从整体大局出发，合理规划城市化同生态环境两者间的协调关系，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同时，要保证节能减排工作落到实处。要对目前已经创立实施的环保制度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建立形成科学化监督管理体系，并利用各种宣传工作增强全市百姓的环境保护意识。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思维高度，对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等进行协调，让可持续发展进入到更合理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肖建峰.我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D].暨南大学：统计学，2014.
[2] 严姗.北疆地区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灰色关联性分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1），42.
[3] 高增芹.基于城市化质量的武汉市城乡一体化及其时空变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2014.
[4] 安贵鑫.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比分析研究——以青岛、深圳市为例[J].河南科学，2014，（09），19-20.
作者简介：
关键词：经济结构调控 生态环境保护 洞庭湖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运转的物质基础和载体，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是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动力，又有利于经济结构和环境保护达到共赢，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1，2]。如何加快我国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促进转型发展[3]，已成为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
一、洞庭湖区概况
1.自然概况
洞庭湖地处北纬28°30′-29°31′，东经111°40′-113°10′，跨湘鄂两省，目前湖泊总面积约2625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洞庭湖区涵盖湘鄂两省环洞庭湖区域，为长江和湘、资、沅、澧四水尾闾冲积平原，北与江汉平原相连，中部地势平坦，东、南、西三面为环湖丘陵，地势稍高，地形起伏较大，且分别向湖区倾斜。区域气候温和，年均气温在16.3-17.1℃之间，冬季盛吹偏北风，夏季盛吹偏南风，年均降水值为1235毫米。
2.产业结构概况
洞庭湖区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也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基地。2011年，区域三产比例为17.0：50.9：32.1。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是区域传统产业，第二产业主导行业以石油化工、造纸、纺织、食品加工、机械制造、能源等为主，同时近年来大力发展了节能环保、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旅游业占据第三产业五分之一份额。
目前区域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不利影响：1）传统农业化肥农药用量大，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加重了湖区水体富营养化状况；2）主导产业类型多为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如石化、造纸、纺织、食品加工等，产业结构对区域以河流湖泊为重点环境保护目标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极大威胁；3）湖区工业企业规模小，数量多，污染控制难度大，主要工业行业科技含量不高，竞争力不强，单位产值环境成本高、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大，工业水资源消耗量大。
3.洞庭湖生态环境概况
3.1生物多样性现状
区域属中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带，水热资源丰富，森林植被类型多样，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兰科、杜英科、冬青科、竹亚科的植物分布占优势。2005～2011年对洞庭湖鸟类迁徙研究调查记录到洞庭湖湿地珍稀濒危保护鸟类共218种，隶属于16目46科。2003～2011年共检出浮游植物种类8门93属，以绿藻和硅藻种类为主体，其次为蓝藻；共发现洞庭湖湿地共335种水生植物，隶属于81科232属，主要以禾本科、菊科、莎草科、蓼科、豆科和唇形科以及杨柳科等为主；共见到底栖动物188种，出现率较高的有钩虾、河蚬、齿斑摇蚊。统计1997～2011年的数据结果显示，洞庭湖鱼类种类数量变化不大，现有鱼类117种，隶属12目23科。
3.2湖体水环境现状
据1995～2011年洞庭湖监测资料，洞庭湖I-III类水质比例逐年降低，表现为总磷、总氮超标，整体水质呈下降趋势，2002年以后，一直未达到Ⅲ类以上水平，特别是2004～2006年、2008年、2009年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根据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评价洞庭湖水体营养化程度，2006～2011年，洞庭湖全湖TLI在45.8～50.0之间， 2007年最低，2010年最高，整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洞庭湖水体中高浓度的叶绿素a和总氮致使洞庭湖整体处于轻度富营养水平，其它时间稳定在中营养水平。
二、区域内排污概况与分析
1.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环境统计数据，2011年区域化学需氧量排放56.5万吨，氨氮排放6.89万吨，废气二氧化硫排放25.95万吨，氮氧化物排放23.27万吨。水型污染物中，农业源、城镇生活源、工业源、集中式治理设施化学需氧量排放分别占比49.7%，33.3%，16.1%，0.9%；氨氮排放分别占比35.9%，35.4%，28.2%，0.5%；农业源是水型污染物最大贡献源。气型污染物中，工业源、城镇生活源二氧化硫排放分别占比91.2%、8.8%；工业源、机动车废气、城镇生活源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占比81.5%、1.3%、17.1%。工业源是气型污染物的首要来源并集中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其分别占工业二氧化硫、工业氮氧化物排放的53.6%、78.9%。。
2.总磷总氮排放量、入湖量估算
经初步估算，区域总磷、总氮排放总量分别为1.98万吨、12.89万吨；其中排入洞庭湖量分别为1.13万吨、8.56万吨，农业源（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田径流、农村生活）对总磷、总氮的入湖量贡献分别达到89%、72.6%。
三、主要生态环境问题识别与分析
1.水资源量与水环境质量呈下降趋势
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受气候变化、长江干道下切、江湖连通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洞庭湖出现径流量减少，水位降低，枯水期延长等现象，洞庭湖水环境容量减少。同时，受农业面源污染、水型工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等因素影响，洞庭湖水质总体呈下降趋势，总磷、总氮持续超标。另外，洞庭湖及长江四口入湖水量减少，造成局部过去的“水窝子”出现了饮用水的“水荒”，城乡饮用水保障和安全风险加大。
2.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整体呈现退化趋势
首先是湖泊水域面积减小，湿地日益萎缩。枯水期湖泊水域面积已不足500平方公里，湿地破碎化、陆域化演替加快，抗干扰能力减弱，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其次是物种多样性降低，动植物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洞庭湖生态环境整体退化，人工造林、大量引入外来物种、乱捕乱猎等破坏行为及水工建筑、围湖造田等经济活动，使得湿地植被规模锐减、种类单一化。其三是生态系统失衡，典型生物灾害长期存在。
3.土壤污染影响区域粮食安全
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分农田土壤受六六六、DDT等有机污染。农药化肥选择不当、施用过多等不合理使用，导致有毒成分残留并富集于农田土壤，给粮食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四、经济调控与环保举措
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严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首先是开展种植业产污排污控制。扩大生态农业覆盖面积，调整优化用肥结构，集中在控制开发区推广农田测土配方；大力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生物防治和精准施药技术，引导和鼓励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秸秆还田综合利用模式。其次是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优化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控养区和适养区布局，提倡“猪-沼-果”等种养结合模式，合理确定养殖规模。提倡生态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现代养殖模式，提高养殖业清洁生产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再次是加强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对水产养殖区域全面规划，禁止直接向洞庭湖区养殖水域“投肥养殖”及投毒饵钓鱼。推广科学饲养技术，推广生态营养饲料的使用，加强水产养殖废水净化处理和循环利用。
2.优化工业结构，实施工业水污染防治
一是加大水型污染工业结构调整力度。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淘汰落后产能，努力改变造纸、化工、纺织、食品加工等高水型污染企业占比大的现状。鼓励企业实行清洁生产和工业用水循环利用。二是突出工业园区水污染集中治理。园区污水排放量达到集中处理经济规模时，必须建设废水集中处理设施。三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和区域限批制度。严格审批区域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食品加工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建设项目。切实加强“三同时”验收，做到增产不增污。四是强化污染源监控与管理。对区域所有污水处理厂、95%以上的重点工业污染源实现污染物浓度和排污总量监控，统一安排在线监控装置，统一数据传输，实现实时监控，动态管理。
3.扶持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积极推进环保型旅游
控制船舶流动源污染。调整水上运输结构，淘汰落后运输方式，逐步使船舶污染防治工作做到“标本兼治”。分批给予淘汰现有不合环保要求的船舶，对所有新增运力严格审批，坚持“先批后购，先批后入”原则。同时，加强湖区旅游污染防治。取缔水上餐饮，配备水上漂浮物收集船、收集物转运车，控制水上垃圾及餐饮等内源污染。对湖区内主要集中式旅游区域开展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建设， 对湖区内所有宾馆、餐饮服务产生的污水进行达标排入，完善旅游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实现旅游垃圾分类回收。
五、结论与建议
洞庭湖湖区由于工农业的粗放式发展，给洞庭湖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洞庭湖区环境质量现状和污染源解析结果，建议湖区环境保护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控制面源污染。重点控制湖区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加强对畜禽水产养殖业的规划和监管。二是继续深入工业经济结构调整，通过环评“三同时”、排污许可证等制度，控制高污染行业进入，改变湖区水污染企业比例较高的现状。三是积极推进环保型旅游业，逐步取缔直接向湖区水体排污的流动污染源。
参考文献
[1]钱雪亚，汪维薇.浙江经济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性及其边际效应分析[J].浙江统计，2004（1）：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