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06 14: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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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说，谁要是搞清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谁就可以得诺贝尔奖。这无疑是一支让中国经济学家们激动不已的强心针。我不禁要反问：“中国真的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秘密吗？”其实，约瑟夫・熊彼特早在他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已明确指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的组织五个创新因素。这五个因素其实可以合并为一个因素，那就是具有丰厚利润或者说回报的商机出现以及低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也能得到提高。
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前，首先界定经济增长的含义是必要的。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更多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一种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净增长。经济增长必须是消费者获得同样的效用耗费更少的资源，或者耗费同样的资源消费者获得更高效用。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我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呢？我们对照熊彼特所说的五要素逐一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
第一，引进新产品。在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器时代已经来临。进入九十年代，汽车、电脑及住房又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而且这新三大件的市场在中国远远没有饱和。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供小于求，意味着高额的垄断利润率，同时也意味着新市场的出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高投资回报，从而意味着加速增加的投资。你说经济能不增长吗？
第二，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或者说采用新技术）。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先进技术可以引用。先进的技术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仍然意味着加速增长的投资。而且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的是大量具有高度产业关联性的新技术
第三，开辟新的市场。就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大市场，只不过是在改革开放前被平均分配制度压抑了而已。试想，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谁能消费那些更高档的产品，单一的、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就成为必然，而低层次的产业往往意味着低生产率。一旦“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水平有了差距，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必然出现，产业结构的复杂化和高度化就成为必然。产业结构的复杂化和高度化意味着高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第二，按照市场范围决定分工深度的观点，在大市场下，分工的深化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的增加，从而从另一个角度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市场大也有利于新产品的推出，因为新产品的前期投资往往很大，这意味着风险大，没有足够大的利润或预期利润是没有人愿意冒大风险来投资的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的。另外，交通运输费用的减少也能为市场的扩大创造条件。
第四，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这一点的实质是有更加廉价的生产要素可用。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现在仍然）有数亿的过剩劳动力，加之其生活水平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成本低，其工资水平也就被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过剩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零，也决定了其工资的水平低下。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廉价生产要素成本常常被忽略，就是使用公共资源的成本――税收。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偷漏税的事情太普遍了。这也为生产者事实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率，促进了投资。
第五，实现工业的新组织。这一个因素可以扩展为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的出现。这一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体现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的改革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无一不是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改进（独立经营的每一户农民也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基本解决了我国农民的粮食问题（当然还有种子、农药、栽培技术的功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把管理者和生产工人的积极性、能动性调动起来了，原本亏损的企业也变成了盈利的企业了，生产效率提高了。
除了企业组织在产权上的革新（私有化）外，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改进――如适度集中带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纵向一体化经营原本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在我国由于财政分割和政府考核机制的不科学造成地方经济大量的低层次重复性建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两个因素在我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也许更多的是消极作用）。
二、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源泉吗？
(一) 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抑制或者促进投资的货币政策而言，只是调节经济增长的步伐或者节奏而已，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和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只是减少了资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或者增加了资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对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质量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作为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要区别看待。用于基础设施的积极财政，如果当时的经济基础设施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那么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这一点其实可以归结到有更廉价的生产要素出现一类。反之，是资源的浪费。因为很多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主要（或者说关键）因素并不是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而在经济较热的情况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往往较大，而这时紧缩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抑制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压抑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潜力。
（二）收入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分别而论，如果是顺应经济的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不是顺应经济的就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收入分配政策只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在经济增长的前期通过增税的方式来增加穷人的收入降低了利润率，不利于投资的增长，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该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是资源利用不充分；而在经济增长的后期，由该轮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导致的需求不足（相对过剩）已经转变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了，通过增加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就能起到扩大市场的作用。与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吻合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能够促进要素的利用效率，这只有在公有产权中才存在。对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其实可以归结到廉价生产要素和开辟新的市场两个经济增长因素。对于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可以归结到实现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
（三）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无疑是有影响的，但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一个私有制的经济系统中，资源会自动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当然，如果是在一个错误的产业政策下，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抑制，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结果会怎么样呢？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放慢，但其增长可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已有经济增长源泉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之前其增长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在公有产权占主体的经济体系中，产业政策又另当别论，其不过是一个经济主体的投资计划而已。其在竞争性产品领域的低效率是公认的事情，更不要说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了。
总结东鹏这三十年的发展，最重要的四个字：“激情”和“梦想”。何新明认为有梦想才有追求。“做人、做企业都是—样的，你必须有一个目标才有动力，有梦想才有动力，你才想办法去达到你想像的这种目标。企业，我们追求百年企业，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全体员工努力朝这个方面去冲。”何新明说。
全方位提升客户价值和塑造品牌
对于东鹏这样“反常规”的发展，东鹏董事长何新明先生说，面对如此低迷的陶瓷市场，正是促发“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的触点，东鹏坚持深耕市场、品牌，逆势中不仅没有受其影响，反而占领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实际上，成立40周年以来，东鹏就—直紧扣市场，紧随消费需求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卖产品到全方位提升客户价值和塑造品牌的发展过程。
在产品方面，东鹏除了不断升级产品质量，还积极塑造、传递“陶瓷文化”。在服务方面，不断提升服务水准，优化“阳光天使”服务内容，今年还创新性地建立了“鹏友汇俱乐部”。在品牌营销方面，东鹏也是不遗余力，如在全国范围巡演了多场“东鹏音乐之旅”演唱会，与天津卫视合作制作《幸福到家》节目等等。
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2012年市场形势严峻，但东鹏危中求机，实现了快速增长，为业界树立了_一个务实而进取、一个摆脱市场运势而有着内生增长的行业标杆，东鹏把握市场和塑造品牌的举措正为行业突围提供了范本。
国际化品牌目标
何新明从来都是有宏大目标的，“我的目标是把东鹏打造成国际化品牌。”何新明说道。
2012年7月4日，东鹏的意大利瓷砖高端品牌REx的首家专卖店在西安开业了，终端呈现出“综合宙+水晶宫+REX”的模式，市场由一裂变为三。作为国内陶瓷行业知名的大品牌，在产能充足的情况下，为何会选择同是走高端市场的国外品牌？何新明很坦诚地表示这是东鹏向国际化品牌迈进的重要一步。
他认为必须要承认，目前中国陶瓷产业的水平与意大利的顶尖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尤其是在设计，以及精致度方面。而与REx的合作，将有助于东鹏更多的了解意大利陶瓷产业及和国际陶瓷产业的发展，以及陶瓷生产、设计、营销等方面的理念。他认为，早先进入国际市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对国外的了解太少。
在国际化道路上，东鹏曾经历一个先进后退的过程。早在2006年，东鹏就第一次尝试了走国际化，东鹏选择了与意大利当地的公司进行合作，注册成立了欧洲东鹏公司，并在意大利等市场推出东鹏自主品牌展厅和专卖店，打算以意大利为中心，在欧洲每个国家乃至全球都建立展厅，最终实现品牌销售。2010年，东鹏再次迈出了国际化的脚步，将广告语从“缔造灵性空间”变为“世界之美”，为第二次进军国际市场做准备。而REX，则是东鹏在继广告语之后又—举措。
在品牌的国际化方面，何新明表现得很执着：“在品牌规划里，真正要做强做大，最终还是要实现国际化。”而国际化并不是关起门来可以完成的，而是首先得打开门去了解国际，要与国外的客户和同行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目前东鹏已经在美、英、德、意、法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国际商标，出口占整个销售额的15％。何新明认为这还不够，他的目标是内、外销比例8：2，所以接下来他将在出口上加大力度。
但众所周知，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影响，尤其是欧洲，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危机仍在持续深化中；国内日益严峻的反倾销和宏观经济调控下，市场也是“哀鸿遍野，泣声犹在”，从目前的形势看，并非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好时机。然而何新明认为，企业不能因为外部环境而停止脚步，应该考虑的是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看到明天。“所以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就要部署好我们的广告和我们的店，随着形势的好转，我们就能够把握先机走出去。”
参与公益慈善联盟
何新明认为，企业与社会就像是一对好朋友，只索取不付出，关系肯定不能长久，所以，东鹏一直进行着慈善活动。
关键词：制度 技术 经济增长 媒介
传统观点认为, 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发展。经济之所以会增长是因为先进技术可以降低成本, 扩大市场, 增加利润和积累,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我认为，这个观点只是表面现象，技术发展使经济增长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默认了一个前提：技术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作用。但实际情况是，缺乏完善的制度便无法使技术的潜力得以发挥，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
一、东方落后与西方兴起的原因
我国近代时期所经历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时期提出" 中体西用"，也就是保持中国的传统体制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然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尽管船坚炮利却依然一败再败。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先进技术。诺斯指出" 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我国四大发明是撼动西方封建制度、引起近代西方经济革命的重要原因。所以, 只靠先进技术不能救中国。
道格诺斯和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全面解释了西方近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因素。那么, 制度是怎样决定经济的增长呢？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其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这种激励会刺激个人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消除"搭便车"现象。所以，18 世纪以后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局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并且经济增长最初出现在荷兰和英国并且较之西欧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优异，关键是荷兰和英国实施了完善的所有权，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
近代中国的落后, 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落后；而西方世界的兴起，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尽管西方国家已经敲开了制度革新的大门，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我们还是没有意识到制度重要性，不恰当地估计了技术本身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以为只要充分调动资源去开发或引进高新技术, 就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这不是一条多好多块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
吴敬琏先生在《制度重于技术》一文中指出，数十年来我国出现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等大问题是因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制定技术研究规划, 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开发新技术和试制新产品生产的问题上,而没有在创造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上下功夫。结果劳而无功,情况没有任何改善。
在走过重重弯路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建立在有利于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之上。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强大的动力。
二、制度决定经济增长
那么， 制度是怎样决定经济的增长呢？
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指出"资产其中有附加值，人们需确立一种制度，把资产的经济潜力固定成一种形式，使之可以产生剩余价值。"西方国家资本创造的过程正是隐藏在所有权体制中。因为如此，才可以转化为活跃的资本，并加以使用。所以，制度可以充当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媒介，打破布罗代尔钟罩，使斯密动力充分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在亚当・斯密看来，资产是静态的，资本是动态的，可以提高生产力，创造剩余价值。斯私密动力（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的一种经济增长的动态机制）存在于布罗代尔钟罩之中。钟罩内的国家，资产顺利转化为资本，斯密动力发挥作用，促使经济增长；钟罩外的国家，资产没有转化为资本，斯密动力受阻，致使经济落后。所以，斯密动力发挥所需的条件是建立一种制度，将资产顺利转化为资本，制度就是媒介。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当建造一座水电站时，可以将原来静止的湖泊的潜能加以转化：由原来的势能转化成可以利用的电能。这种能量以必要的形式固定下来，就可以产生电流，为新的生产提供电力。这座水电站使平静的湖泊转化为一种产生能量的产所，而制度就好比这座水电站，把资产蕴藏的静态的潜能转化为资本的可被利用的价值。
我认为，就想湖泊一样，它需要借助一座水电站才能够产生可利用的能量；就像技术一样，它需要借助完善的制度才能够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根据诺思所说，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 它遵循法律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度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所以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 而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活动。所以，我认为制度是技术有效发挥的媒介，只有通过健全、完善、合理的制度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道格科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2]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
[3]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4]亚当・斯密：《国富论》
[5]杨格：《规模报酬递增与经济增长》
[6]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2014年年底的一天上午，我乘火车从南京去上海。火车开出南京站不一会，我就看到路边有两个广阔的停车场，场内停满了水泥车和工程车。我当时就感觉所谓“新常态”的秘密就在眼前：30年前，整个江苏省的水泥车和工程车加起来可能也不及这两个停车场里的数量。10年前，那些工程车辆清晨早早就离开停车场开始工作了。而今天，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那么多工程车依然停在那里。
这个情景至少说明了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事实：
一是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底子已经变厚。以包括水泥车在内的工程车这样的机械为例，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足够的机械设备。
二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机械设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这两个事实我们很容易得出推论，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毫无疑问，投资尤其大规模的投资依然能够拉动中国经济，但拉动的程度已经大大缩小。
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投资乘数，指的就是一笔投资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例如，如果投资乘数等于5，则4万亿元投资在一定时间内将能带动20万亿元GDP的增加；如果等于1，则4万亿元投资只能为GDP增加4万亿元。所以，投资乘数的大小决定了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我对中国的投资乘数没有研究亦不敢随便猜想。不过，我在沪宁铁路上看到的景象告诉我，即使当下的投资乘数还很大，它和10年前甚至5年前相比肯定也大大降低了。例如，10年前，当我们需要建设一条新铁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水泥不够用，即使以国家计划的行政手段获得水泥，也很难把它运到铁路工地。因此，为了落实铁路建设投资，我们必须建设新的水泥厂才能保证水泥供应，必须制造新的水泥车才能把水泥输送到工地。但同时，我们又发现钢材不够用，发现铁矿不够用，更发现铺轨机不够用。于是，只要我们有钱，一笔铁路投资就可以带动水泥厂和水泥生产设备的建设投资，带动各类工程车辆制造业的投资，带动钢铁投资，带动矿产投资（或进口）。而钱似乎并不困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能找到钱，外资也希望参与盈利。这样，投资就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就是我们在过去10年看到的增长奇迹。
如今，为了拉动经济，我们当然也可以并且需要投资，大兴土木，只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当清楚的是，投资能够带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很少。
当然，投资本身就属于GDP的一部分，因为投资本身就是经济增长。但是，仅仅依靠投资，依靠投资把现有生产能力利用起来，经济是不会快速增长的。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是唯一一驾可以由强权政府直接驾驭的马车，其他马车都远非政府单独所能控制。比如出口要视外国的需求而定，消费要视公众的需求而定，而这些需求都不是政府一两个措施就能改变的。因此，一旦投资乘数变得很小，即使政府有“三头六臂”，政府直接推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到达了极限，中国经济增长也就进入到慢速的“新常态”。
不过，中国经济拥有了大量机械设备和生产能力，中国经济由此而进入慢速增长阶段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经济多年增长的一个好的结果。虽然中国经济进入慢速增长会造成新的问题，但我们毕竟解决了许多严重的旧问题才到达今天的境地。
[关键词]通货膨胀；工业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0-0018-07
一、引 言
经济运行效率的测度与研究在学术界被称为“探索增长之谜”。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1957年索洛（Solow）创立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劳动要素增长率后的“剩余”——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开启了揭示“增长之谜”的伟大探索。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对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经济运行效率的认识日益深刻，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测算特别是有关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1972年～1995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明显放慢。不仅美国，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其它发达国家也都纷纷出现了经济效率的下降。为此，许多西方学者试图解释这一不利的变动，并认为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的高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下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低且稳定的通胀水平使得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1倍。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但遗憾的是，关于通货膨胀冲击究竟是否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是促进还是阻碍抑或中性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出普遍认可的一致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数轮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近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纷纷进入快速上升期，导致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与日俱增，“防通胀”与“保增长”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通货膨胀已经超越农产品领域，正在朝制造业等工业领域扩散。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不断加大。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其运行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其他产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运行效率的高低，关乎当前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机制是当前工业经济管理的迫切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1957年～2010年的经济数据，采用VAR计量模型来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冲击影响关系。之所以采用VAR计量方法是因为，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的相互关系，但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密的解释，因此，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一不足，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由于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明了，而且迄今为止亦未有人建立过直接的经济理论基础，因此，为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VAR模型来进行分析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二、文献综述
“上帝的容颜/是否曾在阴云密布的门厅中显现？/而耶路撒冷/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来？”
这首诗，曾被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在《资本主义黑皮书》一书中，引用来形容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工厂噩梦”，以及当初“野蛮资本主义”成功的秘诀：工人普遍陷入权利和物质贫困，任由资本家宰割，甚至孩子、残疾人也被驱动进“血汗工厂”。
这一成功，用中国独立评论人袁剑在新书《大拐点》里的语言说，就是，资本家做到了把成本“社会化”，自己摘果子，但烂摊子砸给别人。
袁剑并不是对几百年前的欧洲发言。那已经是一件历史往事。在今天，有赖于民主制度的驯化，以及权利王牌的确立，当初折磨欧洲的那些噩梦早已消失。
但另一个大麻烦正在纠缠今天的中国，并日益显得像个噩梦。《大拐点》正是要揭示这个大麻烦的形成和实质。和那些肤浅地赞美中国经济的经济学读物相比，这是一本指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个模式有如厝火积薪的政治-经济惊险读物。
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令世界惊叹。2010年，GDP为58786亿美元，超越日本，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这种“崛起”，使它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有江湖地位。这是过去百年来从未有过的。
但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两个看似明显矛盾的现象。一个现象是，富人越来越富，官企利润丰厚，政府财政收入大涨；另一个现象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普通人的被剥夺感越来越严重。
如何解释中国经济为何能持续高增长那么多年，以及高增长下这两个明显矛盾的现象呢？
袁剑的解释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并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给了沉默和匿名的社会。
而这样，这两个明显矛盾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强势利益集团的得利，其实是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剥夺。
所以，从逻辑上说，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利益分配格局，是一个逻辑上不可持续的游戏：“社会”总有不能承受这种成本的时候，弱势群体也总有无法再容忍被剥夺的那一天。
根据自己的观察，袁剑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大拐点”，玩不下去了，2008年后，即已是一个明显的“断裂”。这一点，倒是和高层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调，以及社会冲突越来越多暗合。
然而这只是一个规律、趋势。就像大家都知道，玩得这么疯狂，房地产市场迟早得死，而且会死得很难看，可我们实际上永远不知道，以权力来支撑的既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潜能到底有多大，而社会能够承受成本的底线是什么。
所以，如果非要给经济的“崩盘”划一条时间线，作出预言，并不排除会有落空的可能性。袁剑在2010年说房地产崩溃进入倒计时，而且10年房地产牛市即将结束，事实证明，他这样说只是在趋势的意义上才成立，还是太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到2012年的7月，房地产仍然这么坚挺。
关键词：经济增长自主创新技术标准化
一、导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快速积累，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发展压力，可以预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得以转变，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势在必行。而技术标准具有的技术与制度双重属性，不仅自身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积累，也必将对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许多经济理论与经济流派。赫尔普曼教授集中研究了经济增长理论过去20多年的进展，并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影响经济的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经济、制度、创新能力等，综合国内外可知，其决定性因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的积累（x1）、全要素生产率（x2）、国际贸易（x3），经济收入的人均差异（x4）以及制度和政治（x5），这5个自变量的正向积累都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应的促进作用，即：
ΔQ=f（x1， x2， x3， x4， x5） （1）
本文将以“技术标准化”为自变量t，探讨t与x1，x2，x3，x4，x5的关系。如果t与这5个变量正相关，那么以x1，x2，x3，x4，x5为中间变量，可证明技术标准化t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即：
Q+=f(x1(t+)， x2(t+)， x3(t+)， x4(t+)， x5(t+)) （2）
三、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各要素的关系
（一）技术标准化与生产要素积累
生产要素的积累是经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索洛（R. Solow）将经济的增长归结为生产要素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把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在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知识为承载的专业性生产要素体现的更为突出，这类生产要素具有外部性，能够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先决条件。美国战略管理专家波特也认为，若要通过生产要素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
作为实践中科技成果的积累，技术标准本身就是知识的集合。知识所产生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使得技术标准成为“活”的更高级生产要素。此外，技术标准化作为“获得的最佳秩序”，深化了知识资本，使其更加专业化，而专业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尤为的明显。因此，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和专业化过程成为经济非线性增长的源泉，也就是说，无论作为高级生产要素本身还是在促进生产要素高级化方面，技术标准化都与生产要素正相关，即x1+=(t+)。
（二）技术标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中剔除劳动和资本贡献后的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R. Solow）对1909—1949年间美国工业生产进行研究，证明其人均产量的增长中88%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此后，丹尼森（E. Denison）和乔根森（D. Jorgeason）也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这一结论。我国技术经济学创始人李京文院士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科技富国论”，将科学技术水平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技术标准是技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它的成功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技术标准的制定可从源头上提高后发国家高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追赶型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提供跨越发展的技术，同时为国际高科技市场的竞争秩序提供更好的选择。由于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创新是过程的创新、相关产业的创新，是具有整体拉动效应的共谋型创新，因此，为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需选择那些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具有“共谋型”分配方式的产业，即x2+=(t+)。 转贴于
（三）技术标准化与国际贸易
对于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的国家，国际贸易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已经超越了本来的经济与技术属性，成为国与国之间设置贸易壁垒的隐形工具。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贸易结构与国内的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进一步优化其产业结构，这就要求必须提升出口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整个出口贸易中的份额。
技术标准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制高点。谁能在国际贸易中制定标准，谁就能构建以知识产权为外衣的贸易壁垒，充分攫取国际贸易活动带来的报酬递增。当然，在国家贸易中制定标准的前提条件是该国拥有知识密集度更高，模仿更加困难的核心产品。因此，如果中国能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以高新技术为先导附加技术标准的产品，才能真正享受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惠及整个社会的高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引擎。因此，x3+=(t+)。
（四）技术标准化与收入分配
巴罗（2000）认为，收入的不平等似乎依据一国的发展水平，不同程度地影响它的增长速度，即收入越不平等，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快。而赫尔普曼认为，收入的不平等将减缓增长。因为，资产分布的不公平将减低总的投资额，所以，社会越公平，经济增长越快。
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仍占绝大多数，急需外部的新技术标准的注入实现产品创新，发展以技术标准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中国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途径。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而“创新”租金的获取为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以技术标准化为特征的产品创新可以迂回性地和动态性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见，技术标准化战略在中国的实施和普及将能够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有利于推进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x4+=(t+)。
（五）技术标准化与制度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和德姆塞茨都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制度决定了组织的成败，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有时候更是充分条件。而制度需要不断的调整、优化，特别是需要随着技术进步进行调整；同样，技术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动态发展的。建立适合于推广技术标准化的产业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而根据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关系，技术标准化又在不断地促进制度的创新。
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技术标准正在建立，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组织结构与交易成本。发达国家迅速建立低碳认证标志制度，占领核心专利技术，构建新的技术性措施，推行自己的低碳标准，创造低碳经济技术规则，从而建立新的赢利模式。低碳经济已成为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新的战略制高点，新的技术范式必将展现。因此，有必要积极进行碳税及各行业部门减排方法研究，迅速采用相关国际标准，建立自己的核心标准和各标准体系，推动相应的制度创新。可见，技术标准化能够改善社会调配和组织资源，促进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实现绿色经济时代的制度创新体系的构建。因此，x5+=(t+)。
四、结论
综上所述，技术标准化不仅能够深化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贸易结构而改善产业结构，还可以消除一定的贫富差距和促进社会制度的改善。可见，技术标准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正面影响，即式（2）成立。
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本国科学技术水平，并以科技水平提高带来的强大正外部性来实现引领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最终目的。技术标准化已与经济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构建自主创新体系的框架，也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完备的动力来源。因此，技术标准化作为自主创新的最高形态，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将带动生产要素、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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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见，从我国预算资金管理制度看，是不应该出现年末突击花钱问题的，但从财政活动情况看还真存在年末有大量的资金被从财政拨付出去。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本文以为，“空转”应该是财政年末突击花钱的主因。从操作过程看，“空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把资金以各种名义入到国库，二是把资金以各种名义弄出国库。对于财政工作人员来说，把钱入到国库容易，弄出国库则就难了。在现行的制度下，有支出名义、预算指标、用款计划、接收单位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空转”是一个假戏真做的事情，既费周折又可拖延，往往平日里一拖再拖，到年末不得不完成“空转”这个下半场规定动作的时候再集中精力弄虚作假，以免年终结余过大，同时也须“迎接”新的“空转”收入，及时消化“空转”进来的资金，故而出现年末收支两旺的“财政繁荣”景象。
近年来，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在第四季度开始好转、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的报道常见于报端，不论在之前是以“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还是“中国经济不比任何一年轻松”来开端，到了第四季度都会好起来，财政开始增收，尤其是12月份的财政收入占比很高，远远超出了正常经济规律。这种经济年年都会在第四季度反弹、财政收入在第四季度大幅增收、财政年末突击花钱的热烈场面，与普通百姓的感受差距很大，一定程度地证实了“空转”问题的存在。
三、“空转”的成因及其社会风险
（一）“空转”的成因
财政收入“空转”，表面上看是财政收入不实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的行为。深层次分析则不难发现，财政收入“空转”是财政收入最大化冲动和财源不足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对地方政府行为约束不力的必然结果，也是由现行的官员考核、任免、升迁等功利化标准造成的。
1.“空转”与地方官员升职冲动高度相关，成为一些地方官员虚增政绩的秘密武器
“空税”盛行的利益驱动有二：一是官员政绩。官员政绩越大，晋升机会越多。二是眼前利益。凭借“空税”增加财政收入，比实实在在地发展经济见效快，省事省力，至于财政欠账则是后任的事情，况且为后任留下包袱还可以突显本届官员的行政能力，“空转”便成为官员制造政绩的秘密武器。官员的升职冲动会引起多级财政收入不实：一是用“空税”虚增本级财政收入，二是推虚上级财政收入基数，三是通过对下级下达指令的方法，拉虚下级财政。如要求下级达到某一指标，在真实财力无法满足时，下级只能以“空转”交差。
“空税”制造的财政收入政绩对地方官员的重要程度，从其对财政收入政绩宣传的重视程度上可见一斑。图4是以2012年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依据对财政收入政绩宣传的突出程度，我们将其分为极不显著、不显著、一般、显著和极显著五个等级。结果显示，在31个省份中， 58%的省份为极显著，29%的省份为显著，一般和不显著的省份各有3%，有7%的省份为极不显著，即有87%的地区以极显著或显著的方式宣传其财政收入政绩，反映出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态度。
展示财政收入增长政绩的位置，并不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序言部分；我们将展示位置分为极显著、显著、一般、不显著和极不显著五个等级。
2.官员的保职冲动也是“空转”的重要推动力量
受政绩基数的影响，虚假财政收入有很强的自我繁殖性，只要出现了就很难自行消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规模只能越来越大。因此，即使是没有升职冲动的官员，一旦他承继了一个有“空转”前科的位置，为保证达到或略超前任的政绩基数，也会“沉默而努力”地继续推动“空转”，把财政泡沫越做越大。
3.“空转”与多年来的税收指标化管理高度相关
政府向财政税务机关下达收入指标、上级向下级下达收入指标的管理方式，往往是出于官员的政绩考量而并不考虑地方的经济承受能力，导致地方的税务任务繁重，最后只能以“空转”来应付差事。尤其是历史上财政上缴基数一直较高的东北地区，其“空转”的历史长，累积的问题也多。
4.对地方政府约束不力是“空转”问题的本因
“空转”是一项私密性很强的地方政府行为，我们目前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方式都没有把抑制财政收入泡沫纳入监督和约束的范围，在对官员的经济责任审计中，也没有把财政收入的真实性列入审计范围，没有把官员行为对地方经济的长远影响纳入考核。即，地方官员在制造财政收入泡沫时便捷又安全，收益可观成本却为零，致使“空转”不断地漫延盛行。从深层原因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非程序化安排，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官员利益最大化的过度追求和对政府行为没有约束的结构性缺陷而导致的非理，是“空转”问题的本因，也是我国经济运行中诸多问题的本因。
（二）财政泡沫的社会风险
与同期GDP、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增长，极不利于社会稳定，易引起社会风险。
1.刺激民众的“税痛”感
“税收和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两件大事”的名言，说明税收之于纳税人有切肤之痛；“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是西方国家所致力的减轻“税痛”的目标；而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恰好相反，竟用虚假财政收入来刺激民众的“税痛”，并诱发纳税人与政府间的矛盾，需要高度关注。生活中我们常用“打肿脸充胖子”来批讽那些为炫耀而暗自忍痛受苦的人，但是，“打肿脸充胖子”痛的是炫耀者自己，为虚假财政收入而痛的却是观者——纳税人，他们以为自己真的缴了那么多的税而痛苦，无端地增加了国民对政府的抱怨。连吃财政饭的人也认为政府有那么多的财政收入还不肯提高工资是很不对的，因为固定的薪水正在因物价上涨而缩水；面对各地财政在突击花钱的报道，百姓也在抱怨何不解决一下实际的民生问题。
2.基层组织机构濒于瘫痪
如果“空转”仅限于能够全部留归本级政府的收入项目，是不会造成额外经济负担的，后果也比较可控。但越是基层政府，不参与分成的收入越少，因此，乡（镇）政府是最早因“空转”而出现巨额亏空的政府。随着“空税”规模的扩大，和中央与地方、省以下政府分成的收入项目增多，如中央与地方的所得税共享等，“空转”的可选项目也越来越小。一旦选择了与上级共享或分成的项目，本级把实实在在的资金交给上级，上级把虚假收入当作实际收入而安排了支出，致使该级政府无法弥补“空税”缺口而债台高筑、经费紧张、拖欠工资，最终影响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我们的调研显示，许多乡（镇）政府在依靠上级对农村的各级专项转移支付维持运转，诸如水利补贴、农产品加工与促销补贴等，都被挪用于干部工资和政府机构运转经费，无法真正全部用于发展农业。一些乡（镇）政府为避免被问到“何时才能发工资”之类的问题，长期不肯召开干部会议，遇有事项则由党委书记向负责干部单独传达，严重制约了基层政权作用的正常发挥。
3.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
如果从地方政府自身承受能力出发，“空转”项目以非税收入和不参与上级分成的税收项目为主，但日积月累下去，财政收入结构会变得比较畸形。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财政收入“好看”，越来越多的县、市级政府卷入了以与上级分成的财政收入为“空转”项目的浪潮中，因“空转”而“失血”的政府级次越来越高，财政收支的实际缺口规模越来越大，地方实际可支配财力越来越少，越来越依赖通过政府公司借款等方式举借债务的融资路径，累积了更多的地方财政风险，值得关注。据透露，某知名城市政府贷款的利息支出每天约1亿元，虽然许多利息是可以资本化到公共工程的成本中去，但与其仅600多亿元的年财政收入相比，风险依然很大，需要警惕。
四、对策建议
“空税”带来的财政收入规模扩大并不能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而高额的奖励和依据收入虚假增长幅度提拔使用干部的做法，令此风气愈演愈烈，有百害而无一益，必须尽快刹住。因此，治理目标应是还原地方财政收入业绩，消除财政收入泡沫，并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使其回归理性。
（一）加强监管，夯实财政收入
夯实财政收入，还原政绩的办法有三：第一，可以比照GDP增长率由国家统计局核实的办法，实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由中央核定。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牵头，国家统计局和审计署配合，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查实核定。我国实行地方GDP由国家统计局核定以来，地方自行报告的GDP增长数字越来越“靠谱”，泡沫越来越少。第二，把财政收入的真实性纳入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让上级更客观地评价干部。各级审计机关在预算执行审计中，要在报告中客观地反映本地的财政收入，指出“空税”等收入不实问题，使上级领导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便于领导正确决策。第三，在干部任用上，要对干部有一个全面的考察，不能只看财政收入这一项指标。既要看官员的当前政绩，又要看潜在政绩，要引导干部树立通过发展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观念，而不是弄虚作假。
（二）劝阻地方高调宣传财政收入政绩的行为，降低民众的“税痛”感
近年来大多数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把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等数字排列公布，财政收入指标明显地高于其他收入指标，并在报告的显著位置做高调宣传，极易刺痛纳税人的“税痛”神经。我们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其定位是政府即是服务员又是保姆，“两会”就是服务型政府在向主人、向纳税人汇报其工作的一种仪式，因此，应遵循保姆向主人汇报工作以做了哪些事情为主而不是强调自己挣了多少钱的一般规则，建议淡化财政收入政绩宣传，劝阻地方的高调宣传行为，尽量减少对民众“税痛”神经的刺激。
（三）改变财政收入的指标化管理的做法，适当降低税收增长指标
税收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是纳税人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收入、发生纳税行为后缴纳的税收款额。但我国却存在把结果当目标的问题，许多地方把税收计划当作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以至于到了需要用“空税”充数的程度，这需要我们反思和校正。西方财税理论认为，税收是纳税人向政府支付的特别“费用”，亦即保姆费，在达到相同社会管理效果的前提下，当然是费用越低越好。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税的社会，但绝不是多多益善、税收越多越好，而是要有一个适当的水平。因此，要改变一些地方将财政收入作为指令性指标管理的做法，控制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将其税收收入增长目标与GDP增长速度结合起来考察，不能严重脱离GDP增长而独自增长。
（四）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除了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控效力外，还须深化体制改革，依赖法治手段和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控制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手段、程序及责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在一个合理的、法制化的框架内充分、积极地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地方人大、政协机构的监督作用，建立高效敏感的非理预警机制，及时觉察在萌芽阶段的非理并予以制止，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的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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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危机爆发前十年3.6％的增长趋势相比，过去18个季度实际消费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仅有0.7％。美国消费还从未有过如此长时间的疲软记录。
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秘密：消费者在住房和信贷这两个泡沫上下了大注。不计后果的货币和监管政策把原本简陋的居所变成了“自动提款机”，让有房一族从泡沫中提取美元，享受着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生活。
这两大泡沫其实早已破裂，美国家庭正被迫面对泡沫破灭所带来的金融后果——资产缩水、创纪录的负债和储蓄极度匮乏。同时，失业率飙升和收入增长欠佳，也收紧了消费者脖子上的绞索。于是，美国家庭勒紧裤腰带，把赚取的微薄收入用来还债和重建储蓄。此举确为理性之举，绝非美联储靠超乎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就可以抵消的。
美国消费者前所未有的紧缩态度已经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公式。消费通常占GDP的70％，但这70％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强劲增长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导致推动经济复苏的巨大压力落到其余30％的美国经济身上。
其实，这其余30％的表现可圈可点，尤其考虑到70％消费所产生的严重阻力。其余这30％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公司资本支出、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住宅建设、政府采购。
鉴于过去四年半，实际消费区区0.7％的增长率，美国经济能在大萧条后以2.2％的速度缓慢复苏不失为一个奇迹。这主要归功于除消费以外的其余30％，归功于强劲的出口和企业资本支出的反弹。
反之，政府部门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后危机时代的赤字爆炸令国家和地方政府紧缩开支，联邦采购封顶。房地产部门过去五个季度已经开始复苏，但因为之前的状况过于严重，其目前增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鉴于消费今后几年持续疲软的可能性极大，美国经济增长议程需要重点挖掘其余30％的潜力。在构成这其余30％的四大门类中，资本支出和出口最有可能有所作为。
这两大增长源头的前景不仅会影响到复苏的前景，还很可能成为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重大转变的决定因素。7∶3的分割进一步凸显了挑战：美国必须直面一次根本性的调整——逐渐摆脱对国内需求的过度依赖，并向外部需求争取更多支持。
共同占GDP约24％的资本支出和出口构成了此次转型的关键因素。其中，资本支出的比例占GDP的10％多一点，远低于2000年近13％的峰值。但如果美国企业要配备先进的产能、技术和私有基础设施，夺回国内外市场份额，资本支出就必须超过2000年的峰值。只有这样从2009年中以来表现抢眼的出口增长才能更进一步，美国也才能遏制外国生产企业进口渗透的增长势头。
其余这30％象征美国所面临的更深层次的战略问题。向外部需求转型必须依靠勤奋、毅力和姗姗来迟的竞争力复苏来赢得。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显示，美国从前一年第四位下滑至2011年－2012年的第五位，延续2005年以来明显的持续下滑势头。
全方位的改善对美国竞争力的复苏至关重要。但迎接上述挑战需要美国其余30％——尤其是私人资本开支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由于美国消费可能会持续低迷，同样这30％还必须继续担负起引领经济缓慢复苏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