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0 15: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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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性教学；特征；理论依据；计量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C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7-0090-03
一、引言
美国、日本、韩国经济赶超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要超前发展。教育应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因此，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育难以适应当今知识经济的挑战，研究性教学的提出和发展就是顺应时展的现代教育模式。
研究性教学的内涵比较丰富，可以分别从教师、学生、课堂的形式、师生的关系等角度加以阐述。第一，教师把研究的思路、途径和研究的方法展示给学生，至少应该把本学科前沿的问题展示给学生，使学生产生问题，进而思考问题。传统的教学重视知识的传输，而研究性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性地获取知识的能力。第二，教师以研究的形式组织教学活动，打破原有的僵硬的学科逻辑和机械的顺序。传统的教学是按照知识的逻辑结构和教师的逻辑组织起来的，但是研究者对知识的发现和创新并不一定是完全按照知识的逻辑结构进行的，因此，研究性教学是以学生个性化的思维、认知逻辑而并非机械的知识逻辑组织的，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思维。第三，学生积极参与研究，这样既可以在研究中获取系统的知识，又能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至今不足百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研究和广泛应用飞速发展。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R.Klein)甚至说：“第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计量经济学作为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各专业的8门核心课程之一，在我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科、管理学科的相关专业中开设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它的重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经济管理学的很多非计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在学习不问层次的计量经济学，但是其中许多学习者对这门学科的学习感到难度较大，有的甚至一知半解，还有的对计量经济学的应用不得要领，这是现状，因此如何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培养本科生更好地掌握计量经济学这门工具性学科，是许多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工作者所思考的问题和实践的方向。
二、研究性教学的特征、理论及其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体现
(一)学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研究性教学非常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是教学环节的客体，是肯定式地被动地接受知识，传统的教学模式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阐释了关于人性的科学论述。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包含人的自主性、能动性、探究性、创造性等，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随着人类的进步，能动性的水平和程度越来越高，而受动的成分逐渐减少。根据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抹杀了学生的主体性。从而抹杀了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种状态下所学的知识是“死知识”。很多学生对一些原理记得滚瓜烂熟，但是不会应用已经学过的知识去解决新问题，形成了所谓的“书呆子”。关于人的能动性的理论为我们开展研究性教学，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能动性理论表明，在研究性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既是教学的主体，又是教学的客体，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和学习中，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由于计量经济学会大量应用许多数学和概率统计的知识。这些知识的逻辑性较强，对于这些知识的应用，应当采取启发式教学，教师只是起引导的作用，而不是把一个完整的问题从头至尾地讲解，而是提出几个主要问题，引发学生积极地思考。或者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只有学生认真思考了。学生才会对问题理解更加深刻。问题经过学生思考之后，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来分析问题的来龙去脉，让学生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思路。只有这样，才能在计量经济学的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教师把一个完整的问题从头讲到尾。没有给学生自己思考的机会，学生没有体验到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解决问题途径的成就感，长此以往，不但会使学生形成依赖心理。而且还会使学生对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或者说是一知半解，更甚至是对计量经济学没有任何兴趣，因此，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二)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的开放性
研究性教学形式的开放性是指教师不局限于讲台上，学生不局限于讲台下。教学活动不局限于教室中，学生可以走上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教师可以走下讲台与学生互动。研究性教学形式多样，比如学生可以在教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宿舍、工厂、生产车间、公司中寻求答案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研究性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是指围绕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不限于，书本，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学习对象和重点。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教师的备课、授课不限于教材，根据教学的需要适时调整内容和结构。与传统教学有规范的模式、有预期的答案相比，研究性教学中问题的答案是开放的，这主要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在研究性教学中，教师关注的是学生怎样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怎样查找资料，怎样进行论证，怎样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而不是要得到统一的答案。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为研究性教学的开放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对现实的纯粹客观的反映，任何一种传载知识的符号系统也不是绝对真实的表征。它只不过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假说，它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必将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而不断地变革、升华和改写，出现新的解释和假设。教学和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下展开，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体系的认知和建构。
一些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经常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做实证分析，但是大部分学生在运用计量模型时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对计量模型的运用无从下手，或者是不管实际经济问题如何就生搬硬套。二是在实际运用计量模型时，尽管模型选择恰当。但还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要克服这两个问题，最好是让学生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学习计量经济学，而不是封闭在课堂内。为此，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要求学生运用计量模型写一些小论文，教师可以指定一些热点经济问题，也可以是学生自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学生课下自己去查找相关资料，到社会相关部门
获取宝贵数据。这个过程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可以使学生开阔眼界，学到课堂内学不到的知识，而且还可以验证教材上的理论和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为了获取宝贵数据，学生除了查找资料之外，还必须到农户家，到城镇居民家走访，到企业调研，到政府部门获得他们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这样学生们不仅得到了宝贵的数据和资料，而且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学会与人们交往，积累了宝贵的社会经验，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一定的基础。除此之外，这种开放式的教学与学习，学生在平时就运用计量模型写一些论文。等到做毕业论文时学生就会感觉到很轻松。还有，学生通过锻炼。掌握了如何学习和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
(三)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性、体验性
实践性和体验性是研究性教学的又一显著特征。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性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的各项活动中，在“讨论”、“做”、“实验”、“创作”等活动中获取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体验在实践中学习的乐趣，体验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有不少的企事业单位反应，很多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动手能力差，包括以前在学校里成绩优秀的学生。这就说明了传统的教学模式缺乏实践性。实践是哲学的核心范畴。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指导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既是全部认识的最终来源，也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实践在教学和学习环节中的重要作用。其实，研究性教学的开放性和它的实践性是分不开的，在开放的环境下，能够更好地发挥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性。实践的过程又是教学开放的过程。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德纳(Gardner)于1983年出版了《智能的结构》。在这本研究人类潜能的著作中，加德纳针对传统的智能一元化理论，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强调智能发展的整体性、个体差异性、情景性及可塑性，给人们认识教学本质与教学过程以新的启示。传统教学强调教学的条件与控制，而多元智能理论视野中的教学则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以及真实学习环境的创设。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性恰恰是这些内在要求的外在表现。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环节的各个实践过程。包括课内与课外的延伸过程，使学生置身于积极、富有营养、充满刺激和交互作用的环境中，体验实践的乐趣，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多种智能，最重要的是可以发挥每个学生自己的优势智能，使学生乐于学习，对所学的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实践过程中发挥学生不同的智能，在做中学，不但能够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只在课堂上一起与同学们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无异于纸上谈兵，而且计量经济学对于绝大多数经济管理学的学生来说只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因此。如果只是讲解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必然会降低学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这时，要走出教室，进入实验室，对课堂上所讲的计量经济学理论进行应用性操作。如果只是精通于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而没有掌握一种计量经济学的操作软件(比如SPSS、EVIEWS、STATA、TSP等)，那么学习计量经济学就没有任何意义。要熟练掌握一种计量经济学软件，必须反复实践操作。学生如果先去通读一些专门介绍计量经济学软件的参考书，再去上机实践。或者是一边看参考书，一边上机实践，结果是事倍功半，最好是先找一个实际经济问题上机操作，遇到问题之后再去查阅参考书，这样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通过实践操作，学生不但会对课堂内所学习的计量理论理解更加深刻，还会对原来所学的一些经济学原理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
上文已经提到，学生在运用计量模型写经济管理方面的论文时需要大量的数据资料。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学生深入社会做一些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必然会与社会中不同的人群进行交流沟通，请他们支持和帮助，在这中间也许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学生会体验到数据资料的来之不易和最终取得成功的喜悦之情，这也体现了计量经济学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性和体验性。
(四)学生素质培养具有综合性
研究性教学主张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传统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社会充满了各种机遇，但是只有人们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因此，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学校教育的历史使命，而研究性教学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下开展学习，这不但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发散思维，还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因此，研究性教学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研究性教学区别于传统教学的一刀切模式，使学生的个性和优点得到充分发挥和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各种需要、素质、能力、活动和关系的整体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全面性，核心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个性实现的基本前提与核心内容。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在讲台上讲，学生只能跟着教师的思路学习，限制了学生的个性思维，学生的能力没有得到综合发展和全面发展。传统教学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只注重认知能力的培养，这是对学生“知”的发展，忽视“情”、“意”、“行”的发展，而研究性教学在开放的环境中使学生的“知”、“情”、“意”、“行”得到全面发展。
学生素质的培养具有综合性，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性教学中也有很好的体现。首先，计量经济学大量应用数学和概率统计的知识，因此其逻辑性较强，这就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数学建模能力。其次，计量经济学始终以经济学原理为背景和指导，这会使学生增加对经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学生为了运用计量模型，必须学会一种操作软件，这不但提高了动手能力，还增加了信息技术知识。还有，学生为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要深入社会做调研。这无形增强了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因此，研究性教学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五)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
研究性教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新型师生关系。传统模式的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与学生有等级之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略学生的兴趣和感受。研究性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则是平等的，师生之间是一种合作和共同探讨的关系，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探究的过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和教师共同去查阅资料和参与实践，向客观事实寻求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教师的一言堂就是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尊重学生的劳动成果，学生在和教师一起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全面发展。除此之外，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共同探究还会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升华，学生乐于与教师交流，培养了学生如何与师长交往的能力，并且学生自己的思维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展示，使学生更容易地实现自我。
人本主义为研究性教学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强调人的本性、尊严、理想和兴趣，它崇尚自我、实现自我选择、强调追求个人价值。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尊重学生的个人成果与合作地位，这不但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实现自我，同时也使师生感情更加融洽与和谐。
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新型的师生关系也有体现。学生在运用计量模型写作论文时，由于不同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选题。而且在同一个选题中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变量或者是选择不同的模型，学生在遇到困难时会求助于教师，因此教师会针对不同的学牛和不同的问题单独地给出建议和指导。除此之外，学生可以加入教师的研究课题中，做教师的助手、合作者和朋友，有助于师生感情的升华。
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
一、表演艺术产品的服务特性
(一)表演艺术属于“高接触度”服务产品作为文化产品的一个类别，表演艺术无疑属于非物质产品，表演艺术部门属于精神生产部门，是服务型行业的一种，服务的特点是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劳动的形式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它与有形产品的根本区别是服务的结果不导致任何所有权的产生,它可能与某种有形产品联系在一起，也可能毫无关联。
服务离不开过程，服务的过程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如果按照服务过程中与顾客接触的程度不同，可将服务过程分为“高接触度服务”和“低接触度服务”。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蔡斯(Chase)提出，在低接触服务中，因顾客在服务体系中的时间很短或者相互交往很少发生，因而顾客对服务体系不会产生直接影响，这类服务可以应用工厂运作模式。而在高接触服务中，顾客往往成为服务过程中的一种投人，顾客直接参与服务过程，会直接影响服务的时间、服务的性质和服务的质量。m(pm42)根据蔡斯教授的分析，高接触度服务有两项基本特征，一是顾客出现在服务活动中的时间较长，二是顾客与服务企业之间存在较多的相互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表演艺术属于“高接触度”产品。首先，消费者全程参与,生产的时间与消费的时间相同。此外，双方交往程度高，这种交往虽然不是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但是它要比直面接触更加深人，演员在用“心”表演，实实在在地融人到表演的场景中去，观众不但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受表演过程，而且也在用“心”与演员沟通与交流，观众的情绪情感与演员共起伏。在现场观看表演艺术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带动观众一同人戏并产生共鸣的现象，演员忘记了“自我”，而观众也忘记了自己作为观赏者的角色，双方共同完成艺术创作。当然，在现实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一些不协调的现象,演员聚精会神在表演，但是观众不专心、不投人、不人戏，不能进人演出者所欲呈现的世界，导致表演的效果大打折扣。这类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观众的文化素质、艺术素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节目的表演者有关，演员在表演中除了要演好角色，还要努力寻求观众的认可，让观众与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不被团体和心灵所需要的娱乐，不但无法提供心灵永恒的滋养，也无法提供全方位的愉悦。”[2](K18)因而在表演艺术的营销中，我们不能把消费者简单视为产品的接收方，而应当视为产品的共同制作者，如果没有优秀的观众体验，表演艺术的质量会大打折扣。
(二)服务质量的评价标准模糊且难以控制
服务牵涉的社会生产部门众多，服务产品的类型与特点各异,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服务即使是在顾客已经接受之后也无法公正评价其质量。有学者研究表明，不同的产品，消费者对其质量的评价特点是不同的。下图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按照对其评估的困难程度加以排列。
高度搜索质量(search quality)的产品,这一类产品大多是有形产品，产品的技术质量比较容易判断，因而消费者购前就能对其质量进行评价。中间是高度体验质量(experience quality)的产品，这一类产品消费者在购前无法判断质量，消费以后才能大致评价，即便是事后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右边是高度信用质量(credence quality)的产品,该类产品的消费者即便在消费以后通常也难以评价其质量。[3]服务产品通常更侧重于体验和信用程度，质量标准的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是由于服务过程的人员因素造成的。一般来说，服务活动的两端及整个递送过程均包含人员因素，服务过程中人员双方的观念、行为及其相互作用都会对服务产品的质量产生影响。由于人的行为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使得服务产品难以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加以量度。
表演艺术也是这样，有关服务营销的理论告诉我们,服务营销的核心是满足需求，追求顾客满意，而顾客满意取决于顾客在接受服务之后对感知服务和预期服务的比较。如果感知服务达不到预期的服务水平，顾客就会失去对提供者的兴趣，会感到不满意。如果感知服务得到满足或者超过他们的预期，他们就有可能再次光顾该提供者，顾客就会感到满意。而不同顾客的感知服务与预期服务差异性是比较大的，不同的消费者由于自身文化素养、艺术欣赏能力等不同，他们对同一表演艺术服务的消费预期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消费者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或者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他们对同一表演艺术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并会因此影响他们的消费预期。消费者的感知服务除了受到文化、艺术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外，还会受到观赏情绪、观赏环境以及其他消费者的直接影响，这就导致对同一产品,不同的消费者的感知服务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此外，表演艺术的供给方事先无法准确预知消费预期,表演艺术的服务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有些因素是可以控制的,如演员的选择、票价、演出场所、促销手段等，有些因素是不可控制的，包括政治、文化、法律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等，甚至包括表演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都可能对表演的效果产生影响。以上分析说明，由于服务产品质量标准的判断差异较大，无论是表演艺术的供给方还是需求方，他们对产品是否能满足需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需求没有充分的把握。有时尽管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分析，表演艺术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未必能让观众完全满意。
尽管如此,表演艺术服务供给方仍然必须高度重视质量控制,他们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把握好他们能控制的影响质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加强对内部员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如敬业意识、主动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服务提供者;在组织内部将服务实施过程标准化并严格按照标准执行，特别要加强细节管理，对容易出错的环节制定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重视观众的建议与投诉，通过多种形式对观众进行调查，追踪他们的满意情况，努力使他们成为忠诚顾客，有条件的演出公司可以开发客户信息数据库和系统以保证更加人性化、用户化的服务。
(三)表演艺术产品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性
一般来说，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这与有形商品不同，后者是被事先制造出来后,先投入存储，随后销售，最后消费。如果服务是由人提供的,那么个人就是服务的一部分。因为当服务正在生产时客户也在场，所以提供者和客户的相互作用是服务营销的一个特征。
表演艺术也是这样，表演艺术是以人员为基础的服务，观众欣赏表演艺术，专业演员提供表演服务，这两者是在同一个时空中完成的。演员与观众相互作用也是表演艺术服务营销的特征。就表演艺术而论，观众对演员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一场让观众翘首以盼的音乐晚会，突然有人宣布某位重要的明星演员不能前来或者有另一位不知名的演员来代替，这将会对观众的情感产生很大的冲击，观众对此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表演艺术的观众对一些演员或节目有强烈的偏好，但是这些资源的供给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表演艺术服务提供者要满足观众的需求，除了增加演出场次扩大观众数量以外，通过价格提升抑制需求也是一种选择，后一种选择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高水平的表演艺术的门票价格始终居高不下的原因。
由于服务过程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性,表演艺术的提供者要尽可能在规定的时间与空间内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尽量减少观众的不确定感，增加观众的愉悦感。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以及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让许多人可以借助于电视或网络的实况转播来观看表演艺术，还有一些人事后通过录像来消费，有人据此提出表演艺术产品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性发生了变化，甚至认为可分性也是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现场观看与通过其它媒介观看表演艺术是两类不同的服务类型，前者是以人为基础的服务，后者是以设备为基础的服务，两种服务产品的需求方可能是同一类群体，但是产品的供给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从事表演艺术的演员提供的表演服务，是人对人的面对面服务，后者是媒介提供的直播或转播服务，是人借助于设备提供的服务，这两种不同的服务其实在时空上都是不可分的，所不同的是，后者的不可分性是指电视台或其它媒体借助于媒介终端提供的直播与转播服务与媒体消费者的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不可分，而不是表演艺术产品的生产与观众的欣赏活动不可分。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把两类不同服务产品混淆了，把两种不同服务产品的供给主体混淆了。
此外，由于两种服务产品的质量评价标准不一样，所以现场观看表演艺术与通过电视、网络等其它媒体观看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一场精彩的现场表演活动中，观众与演员共同入戏，一起共鸣，他们之间是高度互动的。而借助于其它媒介观看表演节目，观众的实际感受除了受到节目内容自身的质量影响之外，还要受到媒介因素的影响，节目的制作方不论是谁，不论采用何种高科技手段，都无法真实还原现场的演出，都不可能达到与观众现场观赏同样的效果。正是由于现场及其对人们带来的感染力，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倾向于到现场观赏，特别是一些髙水平的表演，一票难求，许多人为了一张门票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有的“戏迷”、“粉丝”的行为近乎“狂热”与“痴迷”，正是由于这些忠诚顾客的积极参与，表演艺术市场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为了适应表演艺术产品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性，创作者与管理者就应当在如何实现产品与接受的更紧密结合上下大的气力。
二、表演艺术产品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较小
表演艺术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是指表演艺术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以后，它与另外一种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变动率。表演艺术从参加人员的数量来分，可以分为个体表演艺术和群体表演艺术，前者如音乐舞蹈中的独唱、独奏、独舞等，后者如合唱、合奏、群舞等。个体表演艺术的生产要素替代弹性几乎为零，因为任何一个表演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的替换都意味着产品的改变,都有可能直接影响表演的效果，特别是一些知名艺术家的表演更是如此，他们往往有固定的欣赏和消费群体，不论他们的市场价格多高，都不能用其它的演员代替它们。群体表演艺术牵涉的生产要素更多，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搭配、组合的比例是高度固定的，不能轻易改变，否则便不能正常完成一次表演艺术品的生产过程，比如，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的演奏人员、乐器、时间是固定的，拿乐器来说，一般来说分为五个器乐组: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打击乐组和色彩乐器组。这五个乐器组的组合有其特有的规律,为了保持声部音响的平衡，各组乐器之间数量的比例必须合理,如木管乐器发生增减，弦乐器及其它乐器的数量也要随之变化，一场高水平的交响音乐会依赖各位演奏人员的高水平的演奏技艺，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演员的市场价格较高而替换成市场价格不高的演员，因为这样做可能减少了成本但是却损伤了艺术的质量，会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再比如，一场精彩的话剧演出，演员的构成、舞台的设计、道具的选择都是高度固定的，特别是一些关键要素，如某些著名演员，他们是舞台的核心与灵魂，无论他们的出场费多么昂贵，都不能以其他要素替代他们，他们具有唯一性。一些传统的表演艺术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表演程式,如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依据既有的审美习惯和共同的意趣，逐渐创立了一些需要共同恪守的表演规则，这些规则田川流先生在其论著中概括为中国戏曲的程式化特征，包括戏曲演员的角色行当、演员的表演动作、戏曲音乐等，这些程式化特征是中国戏曲的主要审美特征，也是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戏曲改革和更新不能改变这些特征，否则将会直接影响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从市场层面也很难获得观众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分析，表演艺术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较小。
表演艺术生产要素缺乏替代弹性给我们很多启示。一方面，它告诉我们，任何的艺术营销活动都必须首先将艺术家及其创造的艺术作品置于营销战略中的突出位置，艺术领域关注的是先创造产品，然后再去寻求其合适的消费者群体，艺术营销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艺术而非盈利性的，因而艺术营销工作者也必须了解、熟悉艺术规律。另一方面，表演艺术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较小甚至为零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创新?不是这样,艺术只有创新才有价值，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创造，但是这种创新和创造必须建立在遵循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艺术自身的特点的基础之上。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许多高科技的元素进人了表演艺术领域之中，给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的效果很好，增强了表演艺术的感染力，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而有的却起了相反的作用,有的表演艺术团体为了迎合市场，片面追求市场利益，哗众取宠、喧宾夺主，结果既伤害了艺术,也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效益。因而，任何的创新活动都不能以损害艺术的质量为基本前提。
三、表演艺术产品的劳动边际效益递减
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投人量资本一定和技术水平不变时，欲增加产量，应该用较多的劳动替代资本,此时劳动的边际效益呈递减的趋势。这一原理主要应用于分析有形物品的生产活动，但是也可以用来借鉴分析表演艺术服务产品的产出。表演艺术生产过程中有物质资本的投人，如表演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设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表演过程应用的高科技因素越来越多，如各种现代的声、光、电技术、舞台美术、设计的因素，他们的介人提高了表演艺术的效果，对艺术活动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决定表演艺术活动整体水平的主要因素仍是演员的表演技艺。在资本和技术水平维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提高表演艺术服务的质量，只能依靠演员的表演技艺，但是表演技艺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技艺水平的初级阶段,通过勤学苦练可以使表演能力迅速提高，但是随着表演技艺水平的提高,付出同样的努力而提高的速度会越来越慢，收益越来越小，增加的效果也会越来越不明显，这可以理解为边际收益呈递减的趋势。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有的演员的表演技艺达到一定的高度后会停滞不前，出现“高原现象”，甚至出现不继续努力表演技艺水平下降的现象。
这一原理反过来表明，在表演技艺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如果想取得突破，仅靠一般性的劳动或训练还不够，有时是收效甚微的。在这时，实施技术改良与创新，通过劳动资本以外诸多要素作用的显现，不仅可以改善演出条件与环境，还将有助于表演技艺的提高，实现艺术活动整体效果的提升，同时也会带来丰厚的市场收益。
四、表演艺术产品的供给弹性具有特殊性
供给规律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上升供给量增加。供给弹性也称为供给价格弹性，它用于衡量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如果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很大，可以说这种物品的供给是富有弹性的;如果供给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很小，可以说这种物品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
影响商品供给弹性的因素很多,就一般产品而言，主要有生产周期的长短、生产的技术状况、产品生产所需要的规模等。一般而言，生产周期较长的产品比生产周期较短的产品供给弹性要小,生产的技术状况是指产品生产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前者要比后者的供给弹性要小，生产所需要的规模越小，产品的供给弹性就越大。
表演艺术具有自身的生产特殊性，价格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有不同的特点。首先，表演艺术一般属于技术密集型生产,演员都是经受过长期专门训练的，并且水平越高，专业性就越强,可替代性就越弱，供给量的增加就越难，此时供给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不敏感，供给弹性较小。其次，表演艺术是复杂产品,表演艺术的生产是复杂劳动，产品的生产周期一般较长，无论是专业演员的成长过程,还是组织一场现场演出活动，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供给量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因为市场价格的上涨而大幅度增加，由此导致供给弹性较小。第三，表演艺术生产的规模表现出多重性，有些规模较大，而有些规模则较小，如固定的小规模巡回演出,他们可能对价格的变化比较敏感，因而供给有一定的弹性，而大多数演出，对演员、舞台的专业性要求较髙,演出的场次有较多的限制，因而这一类的演出，供给对价格的变动不够敏感。
综上所述，由于表演艺术的特殊性，表演艺术产品的供给总体上是缺乏弹性的。因此，在表演艺术的运作中，应当关注由于环境及大众接受心理的变化对艺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注重艺术质量的稳定与不断提高。
五、表演艺术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有特殊性
需求规律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会导致需求量增加。需求价格弹性用于衡量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如果一种物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很大，可以说这种物品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如果一种物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很小，可以说这种物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
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该商品替代品数目多寡以及相近的程度、该商品在消费者预算中的重要性等因素。
我们先来看表演艺术产品的替代品数目。表演艺术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性较强的产品，所谓的“阳春白雪”之类的演出，它们属于表演艺术的高端产品，包括经典的传统戏剧(戏曲)、歌剧、舞蹈、交响乐等等,该类产品的消费者对表演艺术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消费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欣赏能力，他们消费的目的除了愉悦生活以外还兼有研究与学习的需要，这一类产品的消费群体相对固定，细分市场比较稳定，消费者的产品忠诚度较高，欣赏高端演出已经成为他们休闲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并不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减少消费或转向别的休闲娱乐项目，因而替代品数量较少，需求缺乏弹性。还有一类产品，它们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老少皆宜，消费者并不需要具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获得休闲时间的娱乐与放松，这类产品的消费人群具有一定的漂移性，消费者是否消费、消费多少取决于一些即时的、偶然的因素。根据经验判断，价格可能会成为影响需求的一个因素，但是价格究竟在最终影响选择的因素中处于什么地位，其所占权重如何并没有确凿研究加以证明。因而并不能据此判断该类表演艺术产品的需求富有弹性。
英国曾经对1298名定期出席艺术活动的人群做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对于非出席者是否决定出席而言，价格并非是一项重要的理由，因为其他因素的考虑通常比基于价格因素的考虑来得更为重要。只有4%的受访者提到，价格是他们出席与否的一个障碍。研究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客观上确实有票价上涨的潜在空间存在。[4](?255)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表演艺术产品的价格始终居高不下而仍然有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
商品在消费者预算中的重要性是指总支出中该商品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说，占家庭预算比重较小的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反之则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用于表演艺术的消费支出比重在不同的家庭显然是不同的，这与家庭的收人整体水平有关，同时也与家庭的消费偏好直接关联，假定社会对表演艺术消费的总体偏好相近，显然，收人较低的家庭会更加关注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消费者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动不会敏感，而对表演艺术等非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动会比较敏感，因此需求往往富有弹性。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比例较低，家庭更多的支出用于发展性与享受性消费支出，价格不会成为影响该类商品消费的重要因素，因而表演艺术服务往往缺乏弹性。如果从社会家庭的平均水平来看，家庭对表演艺术的消费偏好则会成为影响需求弹性的重要因素，消费偏好强的家庭，表演艺术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消费偏好弱的家庭会比较关注价格的变化，对这部分家庭而言，表演艺术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
关键词：技术创新 行动 环境变量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结构功能连续统，乃是现代社会系统为满足其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技术创新不仅在微观上构成了企业为满足其生存发展所必须作出的主导性行动，而且在宏观上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创新“已经构成了一种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的基础发动机”（[1]，p.13）。
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 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 ]，p. 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 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 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 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1]G. Dosi， 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1984.
[2]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
[4]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T·帕森斯：《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摘 要 手枪射击是我国公安警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手枪技战术的正确运用，能够有效的遏制犯罪行为，减少警察人员伤亡事件的发生几率。因此，本文就针对警用手枪的技战特征和教学训练策略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从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现代警用手枪的技战术特征，然后又在此基础之上，根据现代警用手枪的技战特征分别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的教学训练策略，以期能够借此为我国公安警察院校警用手枪教学训练活动的科学、高效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警用手枪 技战特征 教学训练策略
手枪是我国人民警察在警务执法工作中近距离使用的重要武器，其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且便于携带。在警务执法工作中，手枪技战术的正确运用，能够有效的遏制犯罪行为，减少警察人员伤亡事件的发生几率。因此，手枪射击是我国公安警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鉴于此，本文就针对警用手枪的技战特征和教学训练策略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借此为我国公安警察院校警用手枪教学训练活动的科学、高效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警用手枪技战特征
全面了解和把握现代警用手枪的技战特征，是科学开展警用手枪教学训练活动的基本前提。概括而言，警用手枪的技战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发生时间短、距离近、危险性大。由于在警务执法工作中，枪战的发生多是突发性事件，是不受时间、地点以及空间的限制的，不但发生的比较突然，而且发生的时间也非常的短促，在很多案件中持续时间往往只有2-3秒钟，很多情况下都是在交火的一方或者是交火的双方都没有准备好甚至是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近距离发生的，因此，伤亡事件也是在瞬间产生的。再加上，交火时所使用的是致命性的武器，双方还有可能交火，所以，出现伤亡性事件的几率非常高，这就使得警用手枪具备了发生时间短、距离近，且危险性大的特征。
二是，临场所承受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警务执法过程中，枪战发生的突然性、瞬间性以及环境的复杂性和枪战结果的高危险性都会使得公安警察人员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如果心理素质水平和心理调控能力不够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射击技能的正常发挥。
三是，因为受法律法规等客观条件的约束，加大了临场使用的难度。由于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行为会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警用武器也只能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够使用。但是，枪战发生的实际情况却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犯罪嫌疑人武器的使用往往是毫无顾忌的，这在无形中就加大了警务执法人员武器使用的难度，如何根据临场执法的环境和现场的突发事件做出迅速的反映，并实现警用手枪技战术的正确运用，就相应的成为了现代警用手枪教学与训练中的重点内容之一。
二、警用手枪的教学训练策略
根据上文所分析的警用手枪技战特征，特提出了如下几点关于警用手枪的教学训练策略：
首先，要重点关注快速出枪和快速连续射击技能的学习与掌握。警务执法过程中，枪战发生的突然性和时间短、距离近、危险性大等特点，决定了出枪的快慢是枪战取胜的首要因素，多数情况下，谁出枪快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而快速连续射击技术指的则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据枪概略瞄准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连续射击的技术。在实战的过程中，由于警务执法人员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解的局限，很多情况下都是被动使用武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出枪如果不占优势，那么就必须要较近的距离和较短的时间内做出快速的反应，通过快速连续射击来避免自身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在开展警用手枪教学与训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重点关注学生快速出枪、快速连续射击技能的学习与掌握。
其次，要注意射击技能教学训练与射击战术教学与训练的有机结合。射击技术和射击战术是警用手枪基本功的两大核心内容，只有在日常教学训练的过程中，将射击技术与射击战术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够确保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遇到实战时，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迅速、正确的反映。因此，在警用手枪教学训练中一定要注意射击技术教学训练与射击战术教学训练的有机结合。例如：在教学与训练中有意识的强调射击技术动作与战术动作的结合，开展突况下枪支使用技术的训练、隐蔽和防御性射击技术训练等等，将技术与战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最后，要注意心理技能训练与射击技战术训练的有机结合。警用手枪的技战特征决定了心理因素对射击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开展警用手枪教学与训练活动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心理训练与技战术训练相配合，不但很难取得理想的教学训练成效，而且学生在实战中也很容易因为受到心理压力的影响难以发挥应有的水平。心理训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只有将心理训练与日常教学训练中的技战术训练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才能够实现学生心理素质和心理调控能力的稳步提升，才能够让学生在遇到实战时自如的应付各种突况和各种干扰因素。因此，在开展警用手枪教学训练活动时，一定要注意心理训练与射击技战术训练的有机结合。例如：可以将放松入静、内心表象和注意力的集中与分配训练有机的融入实弹射击训练之中；也可以采用模拟实战场景、制造紧张氛围等方式，加大学生技战术训练过程中的心理负荷，从而实现技战术训练与心理训练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特征;因素;优化途径
一、前言
现代社会要求大学生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而体育教学也要注重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高校体育教学作为在校学生接受正规体育教育的最后时期，作为高校体育教师，需结合大学生的心理及生理发展规律，全面提升其体育素质。近年来，高校体育教育得以蓬勃发展，然而仍存在诸多问题，新时期如何充分发挥体育的功能，进而培养出全面协调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作为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重要问题。本文笔者结合多年的体育教学经验，就如何进一步提升高校体育教学质量实施探究，并提出一系列有效策略，以期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进而推动高校体育教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特征分析
1、抽象性与具体性
就宏观方面而言，体育教学质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可直接反映出教育者的观念及意识，根本目标是增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就微观方面而言，体育教学质量作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概念。具体包括教学目标管理及实施教学手段等等，也就是大学生的技能、认知、态度及行为表现，同时还包括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教研水平等等。提高体育教学质量需要将抽象的目标具体化，即将“健康第一”思想贯穿于体育课程的各个环节。
2、统一性与层次性
体育教学质量有统一的规范，即有统一的标准及目标，同时体育又是以身体活动为内容的教育过程，即便是同一年龄段却身体运动能力存在差别，从而使得体育教学质量具有层次性。因此，高校体育教学质量需要在理论知识方面统一要求，在运动实践方面则应该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只有将统一要求与区别对待有机结合才可以客观地衡量体育教学质量。
3、延时性与动态性
教育作为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体育更是陪伴人一生的内容。衡量高校体育教学质量，首先要看在受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表现，其次要看大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实践状况，具体包括具有健康思想与意识、参与体育锻炼的主动性、体育活动的指导能力等等。只有把握这一点，才可以转变观念，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从而促使体育教学改革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
三、影响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因素分析
1、体育教学缺乏重视
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人认为体育仅是一种娱乐，无需把时间浪费在体育学习及锻炼上。作为校领导也是过于重视大学生文化课的学习与提高，并未真正将大学生的身体素质纳入教育体系中。
2、体育教学内容多而杂
高校体育教学提倡大学生全面发展，在此影响下，体育教学内容既多又杂，在实际的体育教学过程中，往往受到课时及教学条件等限制，很多设置的教学内容无法落实，并未发挥出培养大学生兴趣的价值，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3、传统的模式教不利于大学生兴趣发展
传统的体育课堂结构已很难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发展，体育教师大多采用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及结束部分等传统模式，该模式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方面均过于突出基本部分的作用，却忽视其它两个部分的教育价值，同时束缚体育教师的思维，不利于体育教学的创新，限制了大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不益于大学生的个性发展。
4、理论与实践缺乏有机结合
高校体育教学过于注重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而大学生对于体育知识与技能仅能达到模仿程度，尚不能灵活应用，大学生无法为自己制定运动处方，进而影响了锻炼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5、体育场馆器材等硬件条件较差
高校陈旧的体育设备无法满足打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实际需求，这在无形中压抑着大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减少大学生对体育教学的热情，致使高校体育教学难以达到满意效果。
四、优化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途径
1、树立高校体育教学新理念
首先，高校体育教学需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理念，将大学生摆在教学主置，着重培养大学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作为体育教师应该认识到大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不可用学对待不同水平学生，即要实现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个性，以此培养其创新精神;第三，高校体育老师需降低竞技体育在体育教学中的比重，着重培养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最后，学校主管部门应该从大学生的角度出发，以培养大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及能力为目标，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改善体育教学场地与器材
首先，作为体育老师应该充分了解学校现有的体育场馆及设施，结合学校及自身教学资源实施合理规划，切实提高大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其次，作为学校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重视学校体育教学，切实增加体育经费投入，多添置体育教学器材供大学生体育锻炼使用，同时注重体育场馆设施的高效利用与日常维护，延长使用寿命，促进学校体育教学不断进步，切实提升高校体育教学质量。
3、丰富体育教学内容
就高校体育教学而言，选择教学内容就是选择体育项目，在选择体育项目时，需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及教学目标，尽可能丰富教学内容，从而调动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提升体育教学效果，最终实现体育教学目标。
4、增强学校的体育运动氛围
高校相关部门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及海报等渠道宣传体育锻炼的价值，促使大学生初步形成体育锻炼意识，此外，学校鼓励大学生组建体育社团，并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从而帮助大学生养成体育锻炼意识。不仅可以提升大学生的终身体育锻炼意识，而且通过浓郁的体育运动氛围，有效促进阳光体育运动的顺利开展。
5、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对体育教学的顺利进行及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均可产生直接影响。这就要求体育教师需善于调控大学生的情绪变化，促使他们保持愉快的心情，同时要与学生倾心交谈，只有多接触学生、多关心学生，以诚相待，大学生才会信任教师，师生之间才可以建立起信任，最终在感情融洽、团结友爱的氛围中学习与进步。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体育教学只有充分发挥生活教育、道德教育及个性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功能，才可以跟上素质教育发展步伐，作为高校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立足学生，紧扣教材，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断探索创新，运用现代教学方法与手段实施体育教学，才可以适应当前教育发展需要，切实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与效果。
【参考文献】
[1] 于雅光.高校体育教学质量有效性提高途径研究[J].素质教育，2013.
[2] 徐健.阳光体育文化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J].课程教育研究，2015.
[3] 李小军.浅析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
[4] 张蕾.对如何提高高校体育教学质量问题的探讨[J].科教文汇，2013.
[5] 查方圆.高校体育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研讨[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5）.
[6] 张永斌，余省威.提高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思考[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5）.
[7] 范国谦.影响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教学质量因素及对策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9（3）.
象外之象、韵味之韵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注重言外之意，这不仅是中国诗歌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学观念是相通的，都要求虚中见实”。京派文学的画面中流溢着朦胧悠远的韵味。杨刚说师陀的作品仿佛是一幅意境画，情节和人物都笼罩在茫茫的雾里面。废名惜墨如金，他的语言极简而意味极丰，颇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能。我们单单从有些作品的题目就可以感受到融贯全篇的韵味，比如《桥》中“金银花”“落日”“棕榈”“花红山”“梨花白”“桃林”“洲”“箫”“诗”“灯”等颇具诗情画意的题目就流溢出浓浓诗情，悠悠古韵。凌叔华仅仅《再见》一文中就有“西湖”“落叶”“西溪”“云楼”“水榭”“盛开的秋芙”……湖、叶、云、榭等事物本身就有着浩远的意境和浓深的古典美，组合在一起更显出古典意境的隽永有致。凌叔华常常这样构图：“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屋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弯静谧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她的画作颇得倪云林绘景之精要，于半露半掩、或浓或疏中，古意全出，古韵悠长。废名淡墨写意，在“一簇簇竹林中露出一重茅屋”，只一个“露”字，就将竹林的茂盛绿意、茅屋的小巧别致巧妙地点染出来。
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一种阅读、视觉享受。他常常将“古典诗歌的善于创造意象，宋元山水画的精于结构布局”和湘西秀美的自然，浓郁的民风相融，使用记忆中水上的语言，“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刻”小说，勾画着故乡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讲述着柔和淡远、宛若牧歌情调的边城故事。“溪边有座白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作者以宁静和谐的内心，用飘逸流动的文字饱蘸温爱之墨，以温柔灵动的线条绘出淡远优美的茶峒景致。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条黄狗，物象极其简单，但又不失于单调，每一个简单的物象以及物象之间的关联都隐藏在画面中。作者将这两个人物、一个动物置于故事的开头，是有其用意的。他们是生活在湘西边城的精灵，更是这个美丽故事的主角，他们悠然自在、潇洒随心的和谐心境也为边城故事定下了基调。
唐代张彦远提出“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京派作家善用含有丰富意蕴的物象，带领读者感悟物象背后深藏的蕴意，带领他们从繁杂琐碎的日常生活进入有意味的艺术世界中，收获审美的。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白塔”不单单是湘西边地的一处建筑，它贯穿故事发展的始终，在每个转折关键处，它都会如神灵般出现，潜在地推动故事的发展。废名《竹林中的故事》中“竹”是从中国传统文学中“竹”的隐含意义开掘而来的，它还象征着女性的纯洁和善良，乖巧的三姑娘就融进了这片苍山翠竹之中。废名笔下的“桃园”“桥”，沈从文笔下的“橘园”“水”“”“碾坊”，师陀笔下的“果园城”“古塔”等物象都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画内画外都洋溢着纯朴优雅的意趣。
单纯的物象摹写远远不能构成丰盈的艺术整体，京派文学绘画美的无穷韵味还体现在作者将其主观情感大量地注入画面之中，移注在景物之上，由我及物、由物及我，主客融合，物我同一。人物的感情与自然的风景仿佛发生着某种神秘的感应，而自然景物又是人物情绪的延长与扩散。这样的创作技法使得文字富有极为生动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达到绘画的自然有情化。高山、流水、翠竹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物象，还注满了作者无限的情感，或悲伤或喜悦，情、景浑然一体。《边城》中，闷热无聊的夏夜，翠翠独自守着空船，听身边竹篁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看四周蜻蜓惊飞，心思也随之飘摇不定，无法安宁……闷热的夏夜、呼啸的大风令翠翠心生烦闷，难以平静，而翠翠的不安又使周围的景物镀上了飘摇无际的色彩，渲染出了迷乱的韵味。景深一层，情浓一步，在摇曳的画面中，我们听到了生命的律动。
京派文学于漫卷雅气的字里行间、飘逸的画幅之中蕴满诗情画意，溢出无边的韵味。二、 空灵超旷，气逸神全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在灾难深重、硝烟弥漫的时代。强调力量的强大成为时代的主潮，时代的特殊性使得文学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温柔典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处充满黑暗，现代文学其沉郁的色调、阴暗的氛围中演绎着多少悲苦寂寥穷人的哀伤，光怪陆离的都市交际场所里一片混乱：“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刺激而混乱的色调、炫人眼目的灯光令人心神烦躁，无数颗迷乱的、醉生梦死的灵魂在污杂的世界里沉沦堕落。然而，京派文学既没有痛哭流涕、苦难唉唉的灰暗图景，也超越了纷繁复杂、刺眼炫目的杂乱之色，它超脱任何非审美因素，以一幅幅空灵超旷的画面讲述着一个个远离现世、超脱尘世纷争、高蹈于现实之上的悠远故事。它在纷繁的现实中，追求一种梦境般的、似水晶般晶莹纯净的世界。
朱光潜先生认为美术可以用来宣泄情感，超脱现实：“美术何以使人超脱现实呢？一，就创作美术的人说，美术虽借现实做资料，但是对于资料的应用支配，美术家能够本自己的创造理想，伸缩自由。在现实范围里说话，空中决计不能起楼阁。美术便没有这种限制。所以现实世界不能实现的理想，在美术中可以有机会实现。二，就欣赏美术的人说，美术能引起，而同时又不会激动进一步的欲望；一方面给心灵以自由活动的机会，一方面又不为实用目的所扰。”
京派文学气韵神全。徐志摩曾这样评论凌叔华的作品：“一般的小说只是小说，她的小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她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数知音者的赞赏。”陈源则说：“因为完全的真实是她的目的，‘水晶似的清莹’是她的标准，所以她作品中的人物才能洞见肺腑，而‘清纯’一词，诚如麦雷所说，成为她的特质。”汪曾祺用除尽火气、诗意贵气的文字编织着远离现世的幻梦，他的《复仇》《受戒》《大淖记事》《天鹅之死》《昙花·鹤和鬼火》……横吹出一支支遥远的牧歌。其《珠子灯》中，女主人公就这么安静地躺着，百无聊赖地听着屋前屋后各种各样的声音，还不时听到珠子落地时清脆而悠远的响声。也许这些珠子里藏着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回忆吧，它坠落的声响带她离开纷杂的现实，飘到悠远纯美的另一境界中。作者将各种声音堆叠在一起，于出神入化的境界中勾画出一幅女子听音、玉珠落地、恍惚隔世、忆及似水年华的图景。这种超脱空灵之美很贴近梁宗岱欣赏的境界：“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的音韵和色彩的密切混合便是它固有的存在理由。”京派文学完美地体现出这种自由、纯粹、超越现实的空灵之感。
京派文学画面中唯美的写意与中国艺术中重虚静、空灵美是一致的。京派文学超脱空灵的绘画美暗含着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离。自古以来，每每遇到不和谐的社会境况，多数文人总是选择隐逸，在隔世的环境中摆脱并远离过去，重新寄寓自己美好的理想。超脱空灵之美还与京派作家崇尚“冲虚自然”的佛道思想密不可分。沈从文萧萧画笔营造出“带有化外之风的‘湘西世界’”。废名受禅宗思想影响极深，他的作品极力表现的是“禅境”，在风情秀美的陶家村、翠竹林、史家庄，在“拈花微笑”中顿悟出深深的禅意。凌叔华在其画作中有这样的补题：“1954年10月独游渥兹华兹故里，秋山秋树，晓烟暮云，都在传达诗人诗句，湖上放船棹，尤有参禅之味。”汪曾祺作品中的超脱之美尤其体现在主人公身上：《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有一手炕鸡绝活，然而他最大的乐趣是提着一把紫砂壶到处闲逛，开怀饮酒；赶鸭能手陆长庚也爱喝酒，常赌博。《徙》中的旧式文人高先生，品德高尚，洁身自好，远离世俗纷争。《故乡人》中的王淡人尤其喜欢“一庭春雨，满架秋风”的淡泊宁静……
有的作家为了表达这份超脱世俗的空灵美，还将画境移入天马行空的梦幻中，使读者在脱离了世俗羁绊的梦境中收获精神的满足。“是梦，所以与当初的现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说：艺术须得常是保持‘a continual slight novelty’。西蒙士（A. Symons）解释这话道：‘Art should never astonish’。”废名《桥·窗》中，小林看着细竹安睡，突发灵感，很想画一幅画，这幅画是一个梦，“画得这个梦之美，又是一个梦之空白。他又想到夜，夜亦可画，正是他所最爱的颜色。此梦何从着笔，那里头的光线首先就不可捉摸”。无邪的童真、飞扬的诗思如唯美的光影胶片叠合在一起，汇聚在恍惚的梦境中……灌婴（余冠英）精准地论及了废名作品的这一特色：“作者对现实闭起眼睛，而在幻想里构造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飘渺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翠翠听完爷爷讲述自己父母的事情后，“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采摘虎耳草”。翠翠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向人倾诉的，是被压抑的。只有在空灵的梦境中，她才能真正进入美丽的爱情世界，在轻轻飘着的歌声中初尝爱情的甜酒。梦境是超脱于现实世界的，京派作家借虚幻的、悠远的梦境表露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的情感和思想，寄寓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京派作家以虚灵的心境，在一帘风雨、一片迷离的烟水里营造出空明澄澈之境。京派文学的绘画美远离现实的浪浪天风，如镜中月，似水中花。陶渊明只有“心远地自偏”，才能“悠然见南山”，而且深刻领悟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深刻哲理。同样，京派文学绘画艺术境界中的空灵也是由“心远”而获得充实。在空灵的境界中，我们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无言之美，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的高尚情怀。作者静观自然，寻找能安顿灵魂的生命方式，抒发对生命、人生、宇宙的理解和感悟。废名借小林面对星空寂然凝思——“如果真要画它，沙，树，尚得算作黄昏里的东西。山——对面是有山的，做了这个horizon的极限，有意地望远些，说看山……”（《桥·黄昏》）——抒发无边的宇宙豪情。沈从文常常面对壮美的自然，心生感慨，在如画的湘西，他动情地说：“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面对积翠凝蓝的山脉、绿浪翻银的豆田、黄白相间的菜地，他被这庄严华丽的景象打动了，凝思时空、自然和生命的深邃意义。他非常厌恶在城市庸俗污泥里混乱生活的人生状态，认为这种生命已经被“时间”和“人事”剥削殆尽了，他回想着梦中极静的百合花，深入探寻着生命的厚重意义……
总之，空灵之美就是间隔之美，作者在远离现实的画意中探寻着生命与人生的真谛，读者在超脱空灵的意境中感悟着生命与人生的丰富内涵。三、 和谐醇正，芳华落尽
“五四”以来，在鲁迅倡导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涤荡，瞻前顾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战斗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现代文学高扬着反抗传统的大旗，在要振动、要咆哮、要热烈的时代激情感染下，展示着战火纷飞中的抗争与战斗。与当时左翼文学、海派文学相异，京派文学远离对苦难情境的反复渲染，而以清丽的画面、和谐醇正的意境，在纷乱的时代里显出一丝明亮温暖的光芒，于哭声泪光中见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和谐是东西方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它代表着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追求节制、稳定、均衡之美。京派文学的审美意识非常强烈，即使有关复杂社会矛盾的题材，一经他们的生花妙笔过滤、淡化，也就顿然充盈着温婉平和之美。废名的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用淡淡的文字，画一切风物姿态……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菱荡》中语言含蓄，随着视点由远而近的变化，作者笔尽意连，依次点染出了屋瓦、树林、小河、池塘，最后将落脚点定格在人物身上，人物的气韵与优美的大自然相和谐，别有一番境界。《桥》中小林放学回家，替姐姐取水，平静的水面映出姐弟俩欢喜兴奋的面庞，调皮的弟弟故意撞击吊桶，突然打破了水面的平静，也惊扰了静谧的画面，宁静的倒影随着涟漪迅速散开，清脆的笑声也顿然银铃般响起，静静的画面也有了动感，其和谐美具有音乐的节奏。废名先生在青翠的竹林中，与可爱的三姑娘嬉笑，让她多给我们称些菜，好带她一起吃饭，谁料她却笑着回敬：“吃先生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说着就从篮子里抓出一把菜……逗笑的情景别有情趣而其乐融融，仿佛在浓绿的主色调上涂抹了无限温柔的光亮，顿觉温暖而动人。那翠绿的竹林、其间回荡的笑语欢声，灵动聪颖的三姑娘都被圈进了和谐的画面中。
沈从文“始终把和谐作为美的境界来追求，尽量节制自己的情绪和冲动”，他极其重视以柔情温爱之笔，带领读者回到馨香纯真的“婴儿状态”。李健吾很欣赏他的《边城》：“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在《三三》中，三三在磨场边望着青青的溪流，陷入久久的思索中，母亲远远地喊着她的名字，她叫嚷着：“娘，我在看虾米呢！”三三与母亲亲柔的问答中更见出她的天真可爱、母女间的无限亲情，纯朴的亲情与青山绿水融汇在一起，声色相契，颇具诗情画意。在艺术的表达方式上，沈从文极其推崇“匀称”“趣味”“节制”等审美范畴并将其放在重要的位置，他构思运笔求妥帖、求恰当，下笔作文时发乎情而止乎礼，给读者展示出意境悠远、人景相融的图景。
汪曾祺先生非常强调和谐的重要性，他反复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作品“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友爱，邻里乡亲间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人们终年生活于一种和乐安宁之中，即使偶尔生出的怨恨，也带着几分无奈与和缓”。他的《大淖记事》把自然的和谐与精神的和谐相交融而融贮在恬淡的画意中。紫红色、绿色、枯黄、雪白几种鲜亮的色彩一经作者巧妙调和，就将自然的纯美、四季的轮回交替描绘得有声有色。
和谐是一种境界，它带给读者视觉上和心灵上的美好感受。同时，这种意境的营造和作家本人写作时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京派作家强调以柔和温爱替代苦痛的悲伤，他们重视美好事物和情感对读者产生的巨大作用。沈从文先生认为“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曾经有人询问汪曾祺先生为什么要写作，他回答说因为活到这世界上有所爱，美丽、清洁以及智慧等美好的情感促使他写作。京派作家正是将暖暖的爱意融贮在竹林、桃园、吊脚楼、白塔中，轻柔地讲述着心中的故事，才拥有了冲淡和谐、如诗如歌的画面。
和谐是京派作家共同的审美追求，是京派文学绘画美独有的内涵和典型特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为中国纷乱时代里现代文学的审美缺失做了必要、及时而完美的补充，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独立而自觉的审美意识觉醒。
然而，三三心中小小的、纯纯的心事如泡影般破灭了，只留下悠悠的怅惘；机灵聪颖的翠翠心里有了薄薄的凄凉，孤身一人承受着人去楼空的突变，痴痴地等待渺茫的未来；三姑娘稚嫩的笑颜和银铃般的笑声消失在无声的竹林中。《柚子》的结尾：“吃过早饭，我眼看着十年久别，一夕重逢的柚子妹妹，跟着她的骷髅似的母亲，在泥泞街上并不回顾我的母亲的泣别，走远不见了。”曾经相亲相爱的亲人如今渐行渐远，灼伤着作者敏感的内心，所有的疼痛只能随着远行人的背影如薄烟般散开……一切和谐美好都寂然了，如幻影般消失了。京派作家没有猛烈地将美好撕碎了给人看，而是在飘然的牧歌声中流露出淡淡的惆怅，从中更见出美好事物消逝的凄然和痛苦忧伤的绵长。
一、地理情境体验教学的内涵分析
“情境”和“体验”是地理情境体验教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所谓“情境”是指个体实施特定行为时所处的外在环境，是支撑人进行社会行为的环境要素。一般而言，它主要包括真实情境、想象情境和隐含情景这三种类型。真实情景指存在于主体行为过程中的他人和群体；想象情境指行动主体意识中的他人和群体；隐含情境指他人和群体行为中包含的象征性意义。在当代中学地理教学中，随着电脑信息技术的兴起，情境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因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情境，即“虚拟情境”也开始出现在地理教学之中。所谓的虚拟情境是指利用当代信息技术，在电脑上模拟构建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境，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应用到教学中去。所谓体验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行动主体通过亲身经历而产生的感悟，二是通过参与实践而获得的知识经验。
“情境”和“体验”在当代中学地理的教学中是难以分离的，即情境体验是情境与体验两个概念的有机整合。情境体验教学这一新兴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从教学情境的学生体验过程出发，重新审视当代地理教学中的主体结构问题，即破除教师单一主体论，提倡“学生”和“教师”的双主体平衡论。另外，从教学的内涵上来看，地理情境体验教学是把户外实践教学、课题研究、生活中有地理教育意义的师生交往活动等都视为教学的范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教室里的教学活动。总的来说，地理情境体验教学是一个双主体同时参与的教育过程，以尊重学生对地理知识美感的体验为基础，通过各种情境体验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实现地理隐性知识的接收和内化。
二、地理情境体验教学的特征分析
1.地理情境体验教学是完善学生人格的过程
在教学中，通过设置美的情境可以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并将情感内化为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动力，从而实现人格的升华和完善。地理情境体验教学的一大特征，就是利用各种地理情境，使学生把情感投入到地理空间想象中去，并以此来获取地理美的感悟体验。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学生拥有一定的地理知识思维基础。例如，即使很多人看到高山上的贝壳化石，但如果没有地理知识思维的参与，就难以展开想象性思考，更想不到亿万年前这里一片的壮阔场景。正如在地理野外教学中，我们一般会有三种学习的境界。第一种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视觉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地理知识的学习仅仅处于一种“经历过”的阶段。第二种境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即在野外地理教学中如果有了“心”和“思”的参与，我们就会对经历过的情境进行认知上的个体化，从而达到情感上的丰富化，更多地触及地理隐性知识的层面。第三种境界是“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境界。由于知识本身是客观的元素，即山是山，水是水，所以要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上升到这一最高的境界，还需要结合理性与感性的相互沟通，并反思情感上的个体化色彩，去幻存真。即此时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但是这山这水经过了情感的淬炼与理性的拷问，从而更为真切。
2.地理情境体验教学是生活中培养情感的过程
我国中学地理课程标准要求通过教学提供给学生与其生活和周围世界密切相关的地理知识，即“倡导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学生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这充分凸显了生活元素对地理教学的重要价值。因此在当代，“面向生活”已经成为地理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导向。所谓生活，不仅仅是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和经验，其内涵极其丰富。正如杜威所说，生活包括习惯、制度、信仰、胜利和失败、休闲和工作，而教育的一大责任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寻找生活的意义所在。地理情境体验教学就是帮助学生把地理知识与其生活紧密联结起来，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也帮助他们寻求地理学习的意义。从教学实施的过程来看，地理情境体验教学与其他课程相比，有着更丰富的生活教学资源，如水资源、大气、土地资源、动植物等等。这些生活中可以信手拈来的生动素材，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通过与地理知识的接触而获得情感上的升华。所以，在地理情境体验教学中，生活是地理情境体验教学的源泉，同时也是教学的归属。
3.地理情境体验教学是培养探究科学素养的过程
在当代的教育理念中，探究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合理性变得愈来愈重要。当代教学的一个重要导向就是在富有开放性的问题情境中进行实验探究。因此，我们可以说地理情境体验教学的一个和谐精神就是教会学生乐于探索、善于探索，在探索中不断获取地理知识并内化为自己的感性体悟。探究性教学作为一种多层次的、主动的教学过程，需要教会学生通过主动收集信息以发现真理，即要学会制定调查研究计划，能够根据实验证据对既存的知识和概念进行反思，并进而提出解答、评价、预测和推广。地理学科作为一门实践性导向很强的学科，很多地理现象和规律仅仅依靠教师的讲解和灌输，往往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而借助学生的探究参与和体验感悟则可以起到较好的效果。正所谓只有“把你的手弄脏”，才能获得第一手的感性体验，进而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地理现象的本真。比如对“月相变化和历法的对应关系”、“海陆风的形成”等教学内容的传授，就必须依靠学生的亲身观察、体验和探索，才能真正理解这些知识的内涵。
三、地理情境体验教学的策略
1.创设地理知识与生活的联结:寻求意义
联结是大脑的主要功能之一，通过教学可以帮助大脑创造突触联结，而这种突触联结的发生则会有效促进神经通道的形成，进而快速提升大脑的反应效能。因此，地理情境体验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教学过程里帮助学生在大脑中实现知识与生活的联结，即地理情境体验教学是脑兼容性教学。地理情境教学通过设置一个脑兼容的情境，能够刺激产生突触联结，从而使教育对象可以在脑兼容的情境中进行知识的获取和内化。因此，地理情境体验教学要努力营造教育对象能够发现意义的情境，而如何让进入大脑的信息有意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地理新知与地理旧知进行关联和比较，将陌生的信息与熟悉的信息连接起来。换句话说，地理情境体验教学要把所有显性地理新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如地理野外考察、地理科研活动、地理实验和专题调查等）与教学对象的生活经验相关联，从而营造一种知识与生活元素紧密关联的地理体验情境体系。
2.倡导地理学习的自组织:学生为主角
教育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教育对象对知识的获取也是一个逐渐吸收和内化的过程。对于地理课程标准中情境领域目标的形成，由于其学习结果的内隐性非常强，因此这种内化就显得更为缓慢。例如，地理教学内容中的“对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的态度与价值观”，对于什么是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标志，又如何断定学生形成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意识等，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达到的目标。所以，地理情境体验教学中不能仅仅依据教育对象的表层行为就判定其是否形成了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也就是说，教育对象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一个慢慢养成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完全依靠教育者的道德说教。因此，在地理情境体验教学中，要重视教育对象自组织的重要功能。在自组织的过程中，学生对地理知识的汲取完全依靠个体的自觉，同伴的鼓励、协同和各尽其责，而无需外界环境的推动，既没有惩罚和奖励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也没有父母期待的眼光给予的压力。所以，地理情境教学中必须要坚持学生的主角位置，让他们在自组织学习过程中主动寻找问题，主动承担任务，主动寻求地理知识和生活联结中的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人际环境校园文化文化特征文化现象
论文摘要：大学德育人际环境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交往与人际心理氛围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德育人际环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人际环境的文化特征，这就是大学德育人际环境的文化本质特征、文化形式特征、文化结构特征和文化功能特征。
大学德育人际环境是指围绕在大学生周围，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发生作用的一切人际关系因素的总和，它是大学德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德育人际环境在表现形式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际交往与人际心理氛围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德育人际环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人际环境的文化特征。
一、德育人际环境的文化本质特征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处于共同体之外的无论什么人都不是一个人。费希特曾说过：“只有在人群中人才成为一个人。如果人要存在，必须是几个人。”回把人放到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研究，即需要研究他所处的社会以及该社会的文化。人只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同他人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人创造的特定形态的文化才能决定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因此只有“文化”才能准确地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揽括在内。鉴于人与文化的互动构成人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有学者甚至认为“我们可以说，人、社会、文化一开始就是三位一体地出现的。人虽然有先天道德本性，但也表现为社会文化的本质”。
从个体社会化的角度看，德育就是要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即个体如何形成适应社会的人格，掌握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社会所公认的行为方式，它是一个学习社会角色与道德规范的过程，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使自然人变为社会人。圈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因素很多，其中人际环境是重要因素之一。人际环境对于个体的影响，是通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途径进行的。一方面，离不开个体的自主的、积极的学习，另一方面，通过与之有关系的其他个体及团体的相互作用而实现。个体接受社会道德规范与个体社会角色的教育或者学习，实际上就是掌握并遵循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实现社会生活环境的秩序与和谐。从社会(主要指政府)对德育目的设定来看，德育就是要培养适合一定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特点的公民，其前提是事先已经设定了公民的素质与道德品质的标准。德育就是培养受教育者这些素质与道德品质。两者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指向。
这个指向就是实现国家的秩序与和谐和实现社会生活环境的秩序与和谐。不管从个体社会化还是国家设定德育目的来看，两者都不能脱离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道德与思想政治规范。道德规范与思想政治规范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而这恰恰是德育人际环境的本质所在。
二、德育人际环境的文化形式特征
德育人际环境的文化形式特征可以归结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谐的心理氛围与道德行为规范。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指在大学校园中，由无数大学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理念与价值特征。这些价值观念的外延比较广泛，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如教师的教育教学观、人才观、知识观等，学生的学习观、生活观、消费观、荣辱观、纪律观等，还有师生关系的理念。虽然在大学校园中，具体到个别的教师和学生的身上，这些是有一定差异的，但是形成这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对于大学的德育活动开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在大学德育活动中，大学生也容易接受大学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与道德品质。
和谐的心理氛围是指在德育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非学校内的个体与群体的交往实践中的心理状态与态度等。心理氛围往往与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具有紧密的联系。首先，在师生关系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对立状态，这本就是一种心理氛围的表现。而在我国古代，孟子就强调，“亲其师，而信其道”，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在现实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却出现相反的情况，由于目的差异、经验差异与知识水平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教师与学生之间很少形成融洽的、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导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疏远，因此教师的教学、个人的人格魅力与学术水平等对学生影响很小。另外心理氛围与情绪一样，还具有弥漫性。某一个大学生生活在不良心理环境中，就自然会产生心理保护机制，甚至形成个人的心理封闭与对外的敌对心理。这样的心理氛围还能影响到周围的其他学生的心理状态，甚至是教师心理状态，导致在整个教育情景中，产生不良的人际关系。而在良好的人际心理氛围中，就会产生良好的人际关系，保证德育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来源于/
道德规范本来就是人类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约束作用的文化遗产。道德规范首先是一种约束机制，它的作用是对大学生形成制约，指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道德规范还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的追求。由于有比较多的关于道德规范的性质与作用的研究，这里我们不再作过多的讨论。
三、德育人际环境的文化结构特征
德育人际环境系统的文化结构主要表现为德育模式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简单说，德育人际环境的文化结构是由教师、学生与非校园内的社会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的系统。德育环境系统中的文化环境是有特定意义的，它指大学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的财富的总和。德育环境中的文化环境是一种纯粹客体性文化，其存在方式与内容是由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的。而德育人际环境却是由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与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其结构最大特征在于自主性。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往往会根据环境的变化选择人际交往的对象与人际交往的方式，这就是说德育人际环境是不断在变动的过程之中。我们说德育人际环境具有文化属性，并不是把它归类到德育环境中的文化环境这一类别中。
大学德育的人际环境的文化结构还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这种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内部的要素不断吸收外界的信息，不断地完善德育活动场域内涵，使德育活动更具有实效性；二是德育主体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变化，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学生个体完成学业后离开大学校园，则对于该个体来说，大学德育活动结束，而且人际环境系统在吸收外界信息后，处于主导地位的教师也会适当地引导整个系统内涵发生变化。另外作为德育对象的大学生个体所朝夕相伴的大学生个体、正式群体乃至非正式群体都会通过不断地改变自身进而完善组织的功能，而且交往对象的变化也会导致人际环境系统各要素的关系状态发生变化。
四、德育人际环境的文化功能特征
德育人际环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于大学德育来说，就是校园文化。西方研究者认为校园文化是“学校群体成员处理周围事情的方式”，它包括群体的标准、价值、信仰、礼仪和传统，它是学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的，是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一种团体意识和精神氛围。校园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潜在的规范作用。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校园环境和全校师生员工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它是在学校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就学校来说，各个学校，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学校，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已的特点和传统，这些特点和传统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被历史地承袭下去，形成一种环境气氛和集体舆论。逐步形成以学校群体的荣誉感、自豪感和集体的意志作风为主的环境氛围和集体舆论，从而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对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产生教育作用，以潜在的规范性影响着每个成员的行为，使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成员不断调节自已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这种环境熏陶；使一些不能适应这种环境要求的人和事，受到群体的批评甚至谴责，而改变原来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培育出各类优秀人才来。
其次是非强制性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是非强制性的。校园文化对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习惯具有潜在的规范性，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它通过特定文化心理氛围的熏陶和有目的地传播信息及文化知识内容，以主动地选择代替简单地全盘接受或盲目斥责，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校园文化虽然对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习惯具有潜在的规范性，但除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外，一般来说，它并不具有强制性，而只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再次是个性发展的塑造作用。在良好的校园氛围和校园环境中形成的群体需要、目标对受教育者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激励总是由尚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引起的，对大学生来说，大学时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制约其人格及“三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会给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打上深刻的烙印，具有持久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伟强．高校德育人际环境刍议[J]．职业与教育，2006，(35)．
[2]转引自[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I．张乐．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20．
[3]冯青来．文化与教育——教育理念的文化哲学沉思[D]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4]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