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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进入“十五”时期以来，内蒙古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总量由全国的后列进入中列，在全国的位次明显提高。2000年，全区生产总值为1539.12亿元，位于全国第24位。西部第5位；人均生产总值仅为6502元，居于全国第16位，西部第2位。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为9725.78亿元，较2000年增长531.91％，位于全国第15位，西部第1位，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6％提高到2.58％。2000-2009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从2002年开始，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跃居全国第1位，此后8年，GDP增速蝉联全国之首。内蒙古以占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58％的经济总量和3.85％的经济增量，经济综合竞争力明显提高。《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7-2008)蓝皮书》显示，2007年内蒙古经济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第10位，西部第1位。其中产业经济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环境发展竞争力以及宏观经济竞争力等4项二级指标居全国前列。
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内蒙古的资源拉动型、投资带动型等特色经济的发展在拉动全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作用十分明显。
内蒙古抓住了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旺盛的机遇，以资源为基础，大力发展资源的延伸加工，能源、化工、冶金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到2009年，全区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4503.31亿元，较2002年增长685.5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4400.45亿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达1028.7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3.38％。目前，内蒙古已成为全国大型煤炭基地、电力基地、重化工基地和绿色农畜产品基地。产业集中度提高明显，能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与农畜产品加工这六大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内蒙古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90％以上。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9年实现利润653.17亿元，是2002年的17.52倍，年均增长76.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以上。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明显。内蒙古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投资增长率连续多年高于经济增长率。2002-2009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7297.83亿元。2002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15.0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41.2％。到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464.7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76.75％。从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看，近几年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稳定在70％以上。近年来内蒙古通过多元化的引资，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十一五”的前两年分别完成投资3300亿元、4400亿元，2008年完成了5600亿元，3年累计完成了投资13000亿元。2002-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41.2％上升至76.75％，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42.52％下降至29.36％。2009年，全区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7380.57亿元。同比增长3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55.31亿元，同比增长19.2％，增速低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14.6个百分点。
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内蒙古经济运行质量也明显提高。作为政府增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地方财政总收入2009年达到1378.12亿元，是2002年的10.37倍。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051元提高到2009年的15849元，增长161.9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1.9％，收入在全国的位次上升到第9位，在西部由第8位跃居到第1位。农村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央高度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充分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002年的2086元提高到2009年的4938元。增长136.7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3％。收入水平居全国第12位，连续6年居西部第1位。
总体看，内蒙古经济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上升期，其资源拉动型经济、投资带动型经济等特色经济的发展共同拉动了全区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二、内蒙古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内蒙古经济在发展中也存在结构性问题与不和谐因素，自治区党委书记同志指出，内蒙古经济增长是在低水平上的高速度，欠发达地位没有改变，成为经济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产业发展不协调
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产业“唱主角”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2009年，全区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929.02亿元，增长2.3％：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5101.39亿元，增长21.4％；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3695.37亿元，增长15％。2002-2009年，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6.9％下降至9.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2.1％下降至38％，而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1％上升至52.4％，第二产业不但增加值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也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从工业经济内部结构看，轻重工业发展不合理。多年来，内蒙古轻工业和重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一直在20：80左右。六大优势特色产业中只有能源、农畜产品加工和冶金中的钢铁“两个半产业”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三大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始终在70％-80％，特别是煤炭工业对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利润的贡献率在2009年更是分别达到25.1％和55.7％，而其他产业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产业多元化水平较低，不利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科学发展要求不协调
从经济增长方式看，资源型产业在自治区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依靠资源消耗和较为粗放的增长方
式没有根本性改变。在资源开发利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把配置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唯一条件，部分企业甚至利用资源转化政策，圈占资源，转手倒卖，资源利用率大大降低：二是资源配置过度集中于煤化工和电力行业，资源配置环节的扭曲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掠夺性开发，采富弃贫、采厚弃薄、采主弃辅等资源浪费严重；四是资源性产业对非资源性产业的挤出效应，致使非资源性产业发展缓慢；五是节能减排的压力增大。虽然2009年我区污染物减排12个盟市首次实现全部“双降”。二氧化硫排放量139.88万吨，下降2.25％，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7.85万吨，下降0.55％，首次超额完成了2009年全区确定的减排目标，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压力依然较大。节能减排是刚性任务，我区资源型和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从需求结构看，投资需求的增速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且呈拉大趋势。
(三)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发展不协调
从收入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速相对慢于经济增速，即使在收入主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性，社会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增量远远大于农牧民收人增量。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0.7％，是1990年的近10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个百分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1％，低于全国平均增速2.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明显滞后于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速，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已由2002年的2.52：1上升至2009年的3.21：l。目前。全区仍有80万城镇低保对象，113万农牧区贫困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左右。高经济增长与低收入增长并存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促进消费的增长。
三、内蒙古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与辖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同，近几年内蒙古金融业发展良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行平稳，存贷款高位运行，利润增幅不断扩大，不良贷款大幅“双降”；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机构各项指标连年创历史新高；保险市场保持较快发展，市场主体快速增加，保费规模不断扩大，行业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一)机构发展情况
1 银行业金融机构。2009年内蒙古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4549家。比2004年增加2066家，增长120.19％。从业人员74809人，比2004年增加35579人，增长90.69％。资产总额达到10609.15亿元。比2004年增加7418.15亿元，增长232.47％。
2 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2009年，内蒙古有境内上市公司19家，较2004年减少4家。全区共有法人证券公司2家，下辖营业部55家，期货公司1家，营业部4家。
3 保险业机构情况。2009年。全区共有25家省级分公司(财产险省级分公司13家，人身险省级分公司12家)；是2001年的6倍(2001年全区共有4家保险公司，其中财产险公司2家，人身险公司2家)，已开业保险分支机构1701家，是2001年的5倍；全区保险从业人员67704人，是2001年的4倍，竞争发展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
(二)金融机构运行特点
1 各项存款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09年，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373.70亿元，比上年增长32.06％，是2002年的4.83倍。增速超过全国增速4.3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6位。贷款余额629252亿元，比上年增长38.97％，是2002年的3.81倍。2009年，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利润(税后)151.66亿元，同比增长37A9％。不良贷款余额250.30亿元，比年初减少1892亿元。不良贷款率4％，比年初下降2.08个百分点。
2 证券业规范健康发展。2002-2009年，内蒙古证券市场稳定发展，证券机构经营稳健，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盈利能力较强，市场融资功能逐步增强，资本市场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上市公司服务地方经济的功能不断增强，一些行业龙头公司在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增加农牧民收人等方面成为推动自治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09年末，全区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总额427.16亿元，其中上市公司成立至2004年累计募集资金206亿元，2004年当年募集资金1.4亿元。全区证券机构经营取得良好业绩。辖区证券机构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末，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68.50亿元，较2004年末增加59.86亿元，增长692.82％：托管市值351.30亿元，较2004年增加315.1亿元，增长870.69％。目前，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上市公司、证券期货公司诚信意识不断增强，长期以来治理结构不完善、关联交易不透明、信息披露不主动等问题得到显著改善，加之证券监管部门分类监管等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改进了内蒙古资本市场的形象。
3 保险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09年，全年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71.31亿元。全国排名第23位，西部排名第5位，同比增长21.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增速全国排名第6位，西部排名第5位。是2001年度全区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7倍。累计赔付支出57.02亿元，同比增长31.03％，也是2001年度全区各保险公司赔付支出的7倍。保险功能不断发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逐步提高。保险业总资产293.22亿元。较年初增长20.54％，保险业整体实力稳步增强。保险密度710元，较2001年增加607元，保险深度1.77％，较2001年上升0.17个百分点，保险对国民经济的渗透能力进一步增强。
4 金融组织体系逐步健全。金融业不断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起飞，内蒙古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是金融组织体系日趋完善。近年来，全区累计引进金融机构30多家，地方性金融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包商银行在区内设立7家分行，区外宁波、深圳和成都设立分行，资产已达800亿元，正在向全国性商业银行发展。呼和浩特商业银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增资扩股后更名为内蒙古银行，增资扩股到8，6亿元，成为省区级区域性银行。目前，46家全国性和区外金融机构在设立了分支机构，全区共有地方金融机构110家。中国保监会批准我区组建地方性财产保险公司，目前正在筹建中。政府推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层次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已经形成，成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支撑。二是金融改革有序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2009年末，全区已经组建6家村镇银行、l家贷款公司和2家资金互助社，已批准设立249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达152.2
亿元，覆盖了全区90％以上的旗县区。
四、内蒙古金融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与金融互动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协调性短期内仍将存在
当前，我区支柱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重点行业经营状况尚未明显好转，产品产销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仍在低位徘徊，全区进出口贸易仍未走出低谷。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行业健康建设发展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对钢铁、水泥、煤化工等行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实施信贷禁入，因而使部分企业面l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据调查，2004年以来全区六大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同比增长较快，在企业经济效益未同步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存在不良贷款反弹的风险。近年来内蒙古煤炭、电力、交通等行业投资较大，基础设施明显改善，部分行业投资已接近饱和，下一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可能呈边际递减趋势，又可能造成重复和低水平建设。
(二)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化程度较低，服务地方经济功能不强
2009年，内蒙古有境内上市公司19家，总市值2366.90亿元，仅占全区GDP的24.40％，证券化率远低于72.36％的全国值。目前，上市公司总数已退居全国第27位，与自治区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不相适应。全区共有证券公司2家和期货公司1家，机构数量近5年没有变化。投资者开户数量不到59万户，其资产规模、业务收入、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在行业内不具有任何优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化加剧，创新能力不足。多年来，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仍然存在。新股发行上市进度缓慢。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不强。上市公司后备资源匮乏，发展后劲不足。辖区部分上市公司内控薄弱’连年亏损，风险因素正在逐步积聚。2家法人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少，主要利润来源于经纪业务，盈利模式单一，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天吃饭”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行业自律观念不强，违法证券交易的发现、处理机制还不完善，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等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一些地区非法证券活动时有发生。
(三)保险业发展中一些风险因素值得关注
2009年，区内财险公司应收保费率和人身险退保率风险因素依然存在。从市场整体看，保险结构不平衡，人身险业务发展在增长速度、规模、全国排名等方面长期慢于财产险业务，结构优化的动因单一。保险行业在行业自律、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方面长期存在一些问题。
(四)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信贷结构不尽合理
从金融体系人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研究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研究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三是研究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ing等从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中进行采样，并且系统地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选取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物质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Depth指标(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选取Bank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除以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与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和)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选取Private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国内信贷总量减去银行间贷款之差)和Privy指标(其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除以GDP)两个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测度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尝试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够用来预测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确实可以作为预测此后30年经济增长水平的有效预测因子。因此，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解释和预测能力(1993)。
Beck等运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其因果关系，首先将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以去除金融中介体发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对71个国家1960-1995年间的纯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使用差分动态面板估计量和系统动态面板估计量去校正纯横截面估计量所引致的误差。在此基础上，用广义矩方法对71个国家1961-1995年间的以5年为单位进行分段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工具变量法的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的外因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金融发展在经济学意义上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Benhabib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中介机构发展指数与经济增长、投资和总产出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总产出增长因素、人力与物质资本投入的累积因素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机构发展指数与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有关(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银行信贷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的重要指标(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股票上升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提高的时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场的指标单一，其他学者采用多指标研究，提出了六个较为全面的指标，在这基础上提出四个总体指标，运用这些指标并以44个发展中工业化国家1986-1993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跨部门分析得出：一般说来，在人均实际GDP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也较高(Demirga Kunt，1996)。
对于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莱文和泽沃斯(1996)使用41个国家1976-1993年的数据，把整个样本期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子时期，得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莱文(1996)细化了选取的指标，采用GDP增长、资本形成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股票市场规模、成交量、交易率、国际一体化水平和股票市场波动率等6个指标来衡量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用47个样本国1976-1993年的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股票市场成长与现在及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及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股票市场不只是反映经济增长的变化，而且股权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致力于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莱文和泽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对金融功能从不同侧面给予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银行指标和股票市场指标都与同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是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生产率增长率很好的预测指标。
虽然Levine和Zervos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遗憾的是这个研究并没有为我们指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法发展下，有学者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检验巴西1980-1997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通过Dicky-Fuller检验来判断经济增长率和金融发展指标这两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以避免出现由非平稳变量带来的伪回归，紧接着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断影响关系及其方向，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互为因果关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选用的金融发展指标无法刻画出各国金融体系的差异，因而无法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具有因果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回归结果不显著的现象。于是，有学者把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在金融部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相对发达时，市场主导型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主导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学者使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两种金融体系的经济绩效，结果发现一方面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远远小于银行部门发展的效应(Arestis等，2001)。这些研究正好解释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某些国家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显著的结论。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研究，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时期其他影响因素，可以提高数据的差异，较精确地证明因果关系。较著名的研究是通过对40个国家1975-1998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用广义矩方法消除差分统计量潜在的估计
有偏问题，同时为了从长期的角度来考察股票市场、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时间按每五年划分为一个阶段后再取平均数，实证的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场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Beck等，2004)。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是经济个体能否在市场上交易以及能否带来高生产率的生产技术所有权，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采用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Rousseau等，2000)。
从前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结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金融中介的促进效应大于股票市场的促进效应，同时，如果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也暗含股票市场如果发展好的话即波动不大的话将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二、西方学者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从金融体系角度综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样本的选取对实证结果存在影响，在此研究中，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可能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因此，有必要从样本国家选取角度进一步分析。
(一)对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于发达国家跨国数据的分析，有的学者使用单位根检验、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弱外生性检验考察了德国、美国和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样本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国和美国检验结果相似即股市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韩国的金融发展用金融抑制指标来测度，样本为1956-1994年，检验结果显示韩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金融抑制指标是弱外生变量，这表明韩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Arestis等，1997)。
有的学者选取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个国家的三变量系统(GDP、货币基础和由金融部门资产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数据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和水平VA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两种方法检验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这五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反馈效应并不显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金融发展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加进了股票市场，并对1790-1850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方法进行分析，考察了银行、股票市场同投资、进口和建立公司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理论(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差异，有的学者选取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五个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型的。结果发现在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三个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中，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微弱的影响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国和英国股票价格多变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在德国不显著，只有在美国有正面影响(Arestis等，2001)。这说明股票价格多变性可能增加了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进而削弱了经济增长。
(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的学者使用71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的年度数据，选取实际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投资与GDP之比、对外出口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金融深化即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标。将样本数据分为三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进行了估计。首先，对所有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其次，将国家按地区分为不同的组分别进行回归，最后，单独对每一个国家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跨国和跨地区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二是85％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三是低收入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强于高收入国家；四是金融中介与出口扩张、资本形成率对经济增长所发挥作用比劳动力增长因素更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趣的是，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中介促进增长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研究结果间接的说明了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学者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考察了10个发展中国家1970-2000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短期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学者则对样本数据划分了层次，选择14个中、低收入国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和动态异构面板方法进行跨国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他们利用自举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样本国家存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异构性(Luintel等，2008)。
(三)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
从Atie和Jovanovic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实证研究已表明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41个国家1960-1993年金融发展对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效应。实证结果拒绝了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型假说，支持供给导向型假说(Xu，2000)。即拒绝了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的假设，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作用显著。
有的学者则运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术检验了109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0-199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通过分别回归得出：一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得出金融发展一般都能导致经济增长；二是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三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显著强于发达国家；四是样本区间越长，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越明显，这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五是金融发展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且该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强于发达国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学者对74个国家1966～1995年的数据选择不同的分位数作为高低两个分界点，把每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区域，采用广义距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在金融发展的低水平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在中级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比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阶段，作用虽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级阶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从以上分析看，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有力证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尽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明显大于股票市场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在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作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其结论也支持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但是，部分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国家(低收人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
三、中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的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不管从时间上还是技术方法上都比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在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其中金融发展用金融深化指标(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M2与当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来表述，经济发展指标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和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来表述，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谈儒勇，1999)。
考虑到谈儒勇没有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及选取的样本比较短，有的学者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其研究进行补充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曹啸，吴军，2002)。后来又有学者扩大了样本，利用中国1952～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一个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李广众等，2002)。
以上学者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地区差距方面的探讨比较少，有的学者利用中国1988~2002年期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性。另外，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周好文，钟永红，2004)。还有学者对中国大陆除和重庆29个省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单独对各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长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型的，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国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型的，即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孙力军，2007)。
(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得出在样本区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谈儒勇，1999)。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的分析运用一些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且以经验性的单方程为主，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时，在滞后期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鉴于此，有的学者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冲击响应方法对中国1995-2001年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季度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资本化率、交易价值、季度周转率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股票市场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扩张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十分微弱(冉茂盛，张宗益，陈梅，2003)。有的学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场规模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反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冀志斌，彭克强，2004)。有的学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序列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经济增长的GDP增长率指标和代表股市规模的资本化指标、代表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交易价值指标以及代表股市流动性的换手率指标之间都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长率到资本化和交易价值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和换手率指标之间不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李冻菊，2006)。
(三)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有的学者对指标做了改进，选取家庭部门所持有的直接证券数量和企业部门所发行的直接证券数量作为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选取银行对家庭部门的主要负债额一储蓄总额和对企业部门的资产一信贷总额作为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尽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战明华等，2002)。有的学者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运用中国1981～200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王志强等，2003)。
有的学者则使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技术对1994―2002年的季度数据检验了中国信贷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效应是通过信贷比重的增长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赵振全等，2004)。有的学者在控制股市流动性和波动性的情况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对1991-2004年的季度数据对中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正，说明银行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股市发展和股市流动性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考虑银行发展的情况下，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的影响。考虑到系数的非显著性，认为股市发展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促进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动性与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关系为负(粱琪等，2005)。
最近这两年，有学者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说明银行业体系对中国经济增长占据重要地位，其作用大大高于股票市场(陈伟国等，2008)。
2010年初，世界经济总体继续企稳回升，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状况日益改善。但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隐患犹存，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导致的通胀忧虑和债务激增等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因此，当前各国宏观调控普遍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既要防备通胀预期“饿虎出笼”，蜕变为现实危害，又要避免“虎头蛇尾”式的匆忙退出，导致经济二次探底。综合分析，今后各经济体会根据本国复苏情况处理刺激政策问题，国际间的宏观经济合作意愿会有所减弱。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与刺激政策调整动向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主权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保护规则，依法实施贸易救济，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继续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积极发挥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驻外机构的作用，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通报、应诉指导等服务。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继续利用对外援助等各种有效方式，努力提升这些经济体在我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促进与之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国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与其它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妥善处理好汇率相关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关键词：公益型NGO；困境；对策
一、引言
在我国，NGO的发展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结社革命”的回应，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时至今日，大批的NGO随着社会的发展孕育而生，他们开始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提供服务，在发展和谐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价值逐渐被人们认可。但对于NGO的研究却起步于90年代中期，理论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此外，学者明确提出研究公益型NGO也只是近几年才开始的。本文将尝试对近几年我国公益型NGO可持续发展困境及其对策的研究进行综述。
二、公益型NGO可持续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现状
（一）公益型NGO可持续发展困境研究的现状
1、关于公益型NGO定义和分类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公益型NGO”这一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总结众多学者关于“公益型NGO”的概念，可以发现有以下三个共同点：第一，非营利性，即公益型NGO不以盈利为目的进行活动，这是NGO首要特征；第二，公益性，指的是公益型NGO是以实现或者保护社会大众的福祉和利益为目的。第三，促进社会公正，公益型NGO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
此外，不同的学者就公益型NGO概念作了自己的界定。赵月高和陈敏认为，公益型NGO即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以社团的名义，从事公益性社会活动，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非政府法人[1]。两位学者突出了公益型NGO在法律规制方面的内容，却忽视了区分公益型NGO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同。学者王薇从伦理学的角度定义公益型NGO，她认为公益型NGO是为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或社会全体提供公共福益和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其成员“是理性地、通过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追求全社会公共利益的“纯公益人”[2]。王文菲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王名和贾西津的理论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公益型NGO定义为是指维护和保障社会上不特定群体的利益为使命，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从事公益事业的非政府性组织[3]。田奕奕称那些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标，主要的服务对象时弱势群体的NGO组织称为公益型NGO[4]。史香玲指出公益型NGO来源于公益说，其是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标，面向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公益型NGO能充分体现NGO的公益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5]。对比田奕奕和史香玲的界定内容，史香玲的进步意义在于将公益型NGO的服务对象弱势群体进行补充，延伸到面向整个社会，此外还对其性质作了补充说明。
关于公益型NGO的分类，从王名的《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可知，“目前理论界将公益型NGO分为三种类型：体制内官方背景的组织，指的是在政府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具有合法性地位和浓厚的官方背景的组织；体制内的民间组织，指由政府外的力量自下而上建立起来，已获得合法性地位的组织；体制外组织，指的是由政府之外的力量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尚未获取合法性地位的组织”[6]。此类分类方法主要是依据NGO组织成立的法合法性和其制度性，对其服务对象和其能够提供的服务内容却未纳入分类定义中来。程玥和马庆钰在《关于非政府组织分类方法的分析》一文中对公益型NGO进行了分类，认为公益型NGO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会员制公益组织，包括团体会员组织和个人会员组织；另一类是非会员制公益组织，其中又分为实体型组织即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民办学校、养老医院、研究所、图书馆剧团、美术馆等，都归属于民政部门；非会员制公益组织的另一部分就是基金会组织包括运作型基金和资助型基金[7]。此类分类方法的进步意义在于借鉴科层制的分类方法，并且还结合了NGO组织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更能让人从多层次了解公益型NGO的分类状况。
2、关于公益型NGO发展困境的研究
我国NGO的发展虽是80年代“结社革命”的产物，但最主要的还是受了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此后，我国公益型NGO的发展进入活跃期，时至今日也有了一定的数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反映社会利益诉求、提供和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缓解就业压力和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8]。但就整体而言，我国公益型NGO的发展情况仍不乐观，其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赵月高和陈敏两位学者通过对我国公益型NGO法律规制的研究分析得出公益型NGO存在公益诉讼法主题困境、财政收入过分依赖政府的困境、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困境、公众缺乏对NGO的捐资捐赠热情的困境、外部监管部门权限区分不明确的困境以及内部监管缺失的困境[1]。王文菲分析我国公益型NGO主要困境在于传统的运营模式不适合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环境，这一困境导致一系列其他困境的出现，包括资源匮乏和资金困扰等。王文菲还通过SWOT分析工具分析公益型NGO组织外部环境得出其劣势即其面临的困难，包括三点，一是使命不清，二是产权界限模糊，三是营利性业务与公益型业务协调困难[3]。虽然公益型NGO的运营模式对其自身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王文菲忽视了外界环境对公益型NGO的影响，对公益型NGO困境认识存在片面性。王薇指出以人的理性情感需求为公益型NGO动机的局限性是导致公益行为影响范围小，而且这样的公益行为会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不稳定性[2]。王薇对公益型NGO的困境认识比较注重参与者的理性情感，更多的从伦理层面看待困境问题，夸大了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史香玲从NGO动力的视角来看当下我国公益型NGO面临的困境，她认为双重制约困境、社会信任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公益产权模糊化、志愿失灵、NGO自身造血能力差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是造成公益型NGO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5]。田奕奕总结概括了我国公益型NGO的困境主要分为内部困境和外部困境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困境包括权力困境、资源困境和收益困境，外部困境包括法律困境、监管困境、表达困境和文化困境[4]。田奕奕的困境分类视角比较好，困境总结的也比较全面。
目前学者对公益型NGO发展困境的研究，借鉴田奕奕的分类方法，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两大点，即内部困境和外部困境。其中，内部困境包括以下四点：第一，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困境；第二，管理运营模式固化困境；第三，内部监督机制缺失困境；第四，资金依赖于政府补贴困境；外部困境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双重监管，行政压力大困境；第二，缺乏明确有针对性的法律保护困境；第三，社会信任度低，公信力缺乏，缺乏公民支持和认可困境；第四，缺乏权威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困境。
3、关于应对公益型NGO发展困境对策的研究
赵月高和陈张从三个方面入手来解决目前公益型NGO所面临的困境。第一，在法律层面上需要增修目前的相关法律。其中需要增设公益诉讼的专门条款，还需要修订NGO法人登记相关法律等相关法律；第二，在经济层面上需要独立和自主最终达到管理体制的剥离。这要求公益型NGO拒绝政府财政投入，甚至要拒绝其他经营性社会团体的投入；第三，在监管层面需要按照现代管理模式对公益型NGO进行监管。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要求改变现有的NGO登记的相关法律，尤其废止业务主管单位，而代之以完善的监管方案；其次内部监管制度需要完善，包括设立内部监管委员会，现代财务制度的设立以及志愿者管理制度的完善等；最后是外部监管制度即社会监督要正确行使其监督权[1]。就中国的国情来讲，对策第二点实行的难度最大，此对策实行的必要性也有待考究。王文菲认为面对公益型NGO困难，首先要注入企业化的经营理念，并保证组织行为不偏离其使命，通过企业化的运营模式创造更多经济上和使命上的价值。
所以其主张为可持续的发展，公益型非政府组织可适当的收取低于市场价格的费用；主张公益型非政府组织实行市场化管理，摆脱政府的庇护，树立独立的组织使命；主张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创立社会性企业[3]。将企业化的经营理念、市场化的管理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引入公益型NGO这个理念正在指导许多公益型NGO实行转变，是目前比较认可的新理念。史香玲认为对公益型NGO建立有效的动力监控和反馈是解决公益型NGO发展困境的主要手段，而有效的评估是监控的前提。她认为通过评估等管理工具可以提升NGO自身的实力和推动NGO发展，能够诊断出NGO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评估才能考虑到主要相关利益群体的需求，使得动力监控具有针对性，发挥有效性从而帮助NGO达成使命[5]。田奕奕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三个国家关于公益型NGO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对公益型NGO的管理应该要从内部建设和外部建设两个方面同时着力。内部建设要求做到完善公益型NGO自身管理制度、探索多元化的资源筹集途径、树立良好的营销理念和拓展营销领域；外部建设要求做到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健全外部监督机制、优化资源认证体系、增强公众的公益文化意识和发挥第三方实体的作用[4]。
对公益型NGO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一目标，学者们普遍认为公益型NGO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包括政府、公众以及公益型NGO自身。政府要改变现有的管理和监督模式，为公益型NGO提供法律保障，为公益型NGO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有益的发展环境；公众要认识到参与公益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保持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增强对公益型NGO的公信度，正确、有效行使监督权；公益型NGO要做到明确自身使命并做到不偏移、不异化，要加强自身造血功能，要不断完善组织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为社会公益事业而努力。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综观近年来学者对于公益型NGO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及对策的研究，当前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对公益型NGO研究比较少，大都是将公益型NGO置身于NGO这一大的环境中，极少对公益型NGO与其他NGO做区分研究；其次，不同性质的公益型NGO发展形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当前的研究还缺乏对不同公益型NGO进行分类的专项研究。第三，对于公益型NGO的研究都是从小的切入点入手，缺乏比较完整的、体系化的研究，导致目前公益型NGO诸多问题界线不明确，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定论。对于研究的不足之处可作为日后深入研究公益型NGO的研究方向。（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赵高月，陈 敏.中国公益型NGO法律规制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7）：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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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奕奕.我国公益型NGO的困境及改进对策研究——以爱德基金会为例[D].江苏：苏州大学，2011.
[5]史香玲. 转型期公益型NGO的动力机制研究——公益型NGO与弱势群体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D]陕西：西北大学，2007.
[6]王 名.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M].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出版，2000.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生态环境；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云南省作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板块，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进程中取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高速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得到了显著提高；通过对外贸易的增长实现了出口创汇；促进了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增加；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云南省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当下的新常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过度利用、资源浪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的现象也与日俱增。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存在的，文章分析了云南省经济发展现状和生态环境现状，选取近年的云南省相关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检验近年来云南省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本文选取了自2005年至2014年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反映生态环境的四个指标，分别是：废水、工业废气、烟尘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年排放量。根据数据显示，近年来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在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也处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废水、废气、烟尘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都出现了大幅度增加。如果长期下去势必会阻碍云南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实证分析
通过使用SPSS对五个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废水、废气、烟尘以及工业固体废物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国内生产总值与这四个指标的相关性分别是：0.948、0.935、0.768、0.897，并且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如表一所示。显然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国内生产总值与这四个指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我们还可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定量研究。具体方法是：1、将国内生产总值设为因变量Y，分别将废水、废气、烟尘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用自变量X1、X2、X3、X4来表示。2、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3、建立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检验。如下表二（系数表）所示。
根据数据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Y=-3093.167+1261.809X1+0.722X2+126.881X3+0.782X4从系数表可知模型中各变量经过t检验，均显著成立；另外可决系数R2=0.966，表明该回归方程拟合的好，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就会使得废水、废气、烟尘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增加，由此可见云南省经济的增长带来环境的破坏。
三、结论
当前很多地方将自身的发展局限在经济发展的范畴，而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支持，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又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二者能否兼顾？从长期来看，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环境的改善可能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能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1、不应该对GDP过度强调，这个指标并不能涵盖社会、经济的全部内容，我们应该更加关注GDP的质量和效益，即发展绿色GDP。2、增加技术投入，转变发展方式；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降低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3、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应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其次，通过不断宣传和法制建设，形成全社会自觉保护环境的强大理论，依法打击破坏资源与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通过以上措施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兼顾环境生态的保护，这样就能促使云南省经济、社会以及各方面呈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臧天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内容及政策调控[J].商业经济研究，2016（11）.
[关键词] 玛曲草原 生态保护 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6-0245-01
1 玛曲草原环境概况
1.1 自然环境概况
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县，自古以来，就以其丰富的物产而得名。而处于玛曲县上的玛曲草原因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属于典型的高寒大陆气候，夏季高温少雨，冬季寒冷干燥的极端恶劣气候本该使玛曲草原环境恶劣，但因为千百年来地少人稀导致了该地形成了大面积的完整的湿地，使得玛曲草原成为黄河上游有力的生态保护屏障，为黄河上游水质的净化，以及改变黄河下游泥沙淤积的情况提供有力支撑。玛曲草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无数物种，草原内物种丰富，因为湿地供给充足的水源，形成了肥沃的土壤和繁盛的草场。草原内拥有众多稀缺动植物，例如雪豹、野盘羊、黑颈鹤、冬虫夏草、红景天、甘青乌头等。
1.2 人文社会概况
玛曲草原处于甘南少数名族自治区内，下属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在这里，牧民群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无处不在的自然崇拜，使得藏族的传统宗教活动也由此得以蓬勃发展。玛曲草原也是甘南地区少数名族一个重要的聚集区，发达的游牧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牧民在草原内能获得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地域文化的悠久使得玛曲草原的旅游业近年来空前发达，旅游业带动草原内人们的经济增长，每年举行的藏族风情的特色旅游项目，导致近年来玛曲草原内人口急剧增加，这也是玛曲草原近年来生态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2 玛曲草原生态问题概况
2.1 草地鼠虫害问题
玛曲草原近年来急剧增加的鼠虫害问题，对玛曲草原的生态建设提出了一个难题。自1983年至2001的调查资料显示，玛曲县遭受鼠虫害影响的地区就上升到全县的19.40%，玛曲草原的虫鼠害问题影响面积广，遭受灾害的人民群众人数多，造成的影响危害大，并且还有逐渐满眼的风险。因此要十分重视玛曲草原的虫鼠害问题，从源头抓起，为玛曲草原的生态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过度放牧导致近年来玛曲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虫鼠害问题只是表象之一，要认识到玛曲草原对黄河的重要影响，从源头开始防控虫鼠害，减少生态破环对当地牧民带来的经济损失。
2.2 草场退化问题
据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玛曲县90%的天然草场都出现了土地沙化严重、牧草质量下降等一系列的草场退化现象，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中度以上的草场退化，其次是重度草场退化，沙化面积逐年增加，并且沙化扩张速度也是明显加快。这直接改变了玛曲草原的植被结构，使得优良牧草的数量大大减少，加剧当地的荒漠化，破坏了完整全面的天然湿地，使得草场的水资源供应短缺，使得玛曲草原的草场退化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草场退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的增加，旅游业的发展有利有弊，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密集也在加剧着玛曲草原的生态环境破坏，草场退化因此使得玛曲草原的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当地牧民陷入生态失衡的怪圈。
2.3 草畜矛盾突出问题
近30年来，占玛曲县89.50%的天然草场面积急剧退化，使得玛曲草原近年来的草畜矛盾激化，优质牧草的减少导致草原载畜量也随之减少，游牧业是玛曲草原的重要支柱性产业，玛曲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间接影响了当地牧民的经济收入。玛曲草原生态问题频发，导致该地区内部的生态调节系统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牲畜与草场关系不协调，多年来形成的粗放型游牧业模式，对草场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阻碍。优良牧草的减少，土地再生能力的减弱，使得草原的自我生态调节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3 玛曲草原可持续发展对策
3.1 加快推进畜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要改变玛曲草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明确认识到加强草原保护的紧迫性。面对每年依旧在上升的草场沙化现象，要从源头上改变玛曲草原内过度放牧的局面，使牧民认识到转变畜牧业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保护优先、加强建设的可持续利用方针，更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玛曲县享有生态保护补助的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玛曲草场生态失衡的局面，也对转变牧民粗放型放牧方式起着重要作用。
3.2 完善健全的监督制度
建立健全完善的草场监管制度，要因地制宜的划分草场区域，起到指导示范的先例作用，相关部门应抓紧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推动玛曲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建设。县级部门应切实落实具体管理工作，进行玛曲草原每年的载畜量的检查核定，推行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的制度，推动玛曲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建设。
3.3 建立完善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应该按时对玛曲草原进行生态环境的测评检查，从源头抓起，从身边预防，为玛曲草原的生态安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管理监督体系，为玛曲草原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保护。建立完善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建立完善的玛曲草原生态分布图，为因地制宜，合理开发提供一个科学的保障。
4 小结
近年来，玛曲草原的生态失衡，不仅对玛曲县内的自然社会环境产生了影响，更是导致了黄河水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端正治理玛曲草原生态问题的态度，明确治理玛曲草原生态问题的严峻性。本文从玛曲县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数据分析，对玛曲草原出现生态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刻探讨，就预防和建立监管制度进行了条理化分析，得出了只有推动玛曲草原内粗放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建立健全完善的草场监督制度，并且要建立完善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才能从源头上控制玛曲草原生态失衡的问题，促进玛曲草原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庆辉. 高寒牧区草原保护制度研究[D].甘肃农业大学，2012.
关键词：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系统协同理论可知，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到地方经济发展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及各子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续的、多维的交互作用。因此，对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进行评价需要构建一套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系统演进过程的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考虑
本部分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指标体系的重要性
指标体系是多个单项指标的有机组合。一般而言，建立评价系统协同发展的指标体系需要满足以下基本要求：一是指标体系能够对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反映，从而为系统的调控者提供决策依据。二是指标体系能够较为准确地揭示某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以便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三是指标体系能够较好地引导政府部门完成其自身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四是指标体系能够进行区域间、部门间协同发展水平的比较，进而从比较中发现差距和薄弱环节，并分析原因。五是指标体系能够对某一区域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从而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提供相关依据。
2.指标体系的作用和功能
评价系统协同发展的指标体系需要具备三个主要功能，一是描述和反映特定时点或某个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现实状况；二是描述和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变化趋势与速率；三是综合测度区域经济发展各方面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在整体上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状况和变化趋势。
3.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思路
指标体系建立包括单项指标选择及指标体系内部结构关系确定两个过程。单项指标选择考虑了指标的重要程度、数据可获得性及与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指标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本文按照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结构”表现和“功能”体现两方面要求，分为总体层、功能层、结构层⑴、结构层⑵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其中，总体层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总体情况；功能层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外在功能体现；结构层和指标层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方式内部的各种结构关系。
（二）指标体系建立
按照本文对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我们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个方面，根据指标的可量化性和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一个包括46个单项指标在内的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本文在社会发展方面选择了较多的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二、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确定
数据标准化和无量纲化以及指标权重的确定对于综合评价指数计算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意义重大。这里，介绍了本文数据标准化和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和相关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相关指标计算说明
本文将1990-2012年作为评价区间，各单项指标数据来自历年《内蒙古统计年鉴》和相关国家统计年鉴，有些单项指标需要通过相关数据计算而得，缺失的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得到相应的估测值。其中，相关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一般指物价平均水平的上升幅度。实际生活中，我们一般通过消费指数折算法、GDP折算法或生产指数折算法来间接地加以表示。相比而言，消费者价格指数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通货膨胀率的价格指数。因此，本文采用CPI来替代通货膨胀率。
2.经济波动系数
目前，经济波动系数据计算方法较多，比如李永友（2008）和刘志刚（2005）采用的方法。根据本文研究的现实需要，在综合上述方法基础上，我们选择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思》一书中的计算方法。首先，利用公式
计算各指标的标准差，其中
其次，利用公式
计算各年份的经济波动系数。
3.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
二元对比系数为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数为非农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
4.地区不平衡指数
衡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指标。可以通过下面公式计算得到：地区不平衡指数=各地区人均GDP标准差/各地区人均GDP平均值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全面性，本文以内蒙古的12个盟市①为基本空间单元计算1990-2012年间的地区不平衡指数。
5.能源产出率
能源主要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核电、水电 、风电等一次能源。能源产出率是资源产出效率指标之一，是一定范围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反映单位能源的产出情况。因此，该指标值越大，表明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产出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6.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从劳动要素投入角度反映产出效率的一种指标。一般用平均每个从业人员实现的增加值来表示，可由以下公式计算而得：
7.资本产出率
资本产出率是从资本要素投入角度反映产出效率的一种指标，本文用下列公式计算评价区间内各年份的资本产出率：
8.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的程度，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由于《内蒙古统计年鉴》中无法全面获取相关数据进行计算，为此本文采用田卫民（2012）1995-2010年的估算结果，缺失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得到估测值。
9.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一个能较好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不仅考虑城乡居民绝对收入的变化，而且考虑相对应的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基于内蒙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牧民人口比重较大的实际，泰尔指数更适用于度量内蒙古的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采用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
其中，j=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牧区， Zjt表示 t时期城镇或农牧区的人口数量， Z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 Pjt表示城镇或农牧区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 P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10.城镇相对贫困程度
相对贫困是指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所维持的一种社会生活状况，能够反映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相对贫困组别或者人群与相对富裕组别或人群的收入差距状况来表示相对贫困程度。本文采用下列计算公式：
11.环保投入强度
反映环境保护投入力度的指标。本文采用以下计算公式：
（二）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之间的属性、量纲、量级不同，所以属性、量纲、量级方面选择“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当xi为“正”指标时，
当xi为“逆”指标时，
（三）各级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选择先计算各评价维度指标间相关系数，再计算复相关系数，最后确定指标权重的思路。
1.相关系数矩阵
根据公式⑶利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各评价维度指标间的相关系数，KMO检验均在0.5-1的合理区间。
2.复相关系数
在相关系数矩阵基础上，根据公式⑷借助MATLAB软件计算各评价维度指标间的复相关系数。
3.指标权重确定
根据公式（5）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如表2所示。
三、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评价指数计算与评价
在计算权重基础上，这里根据公式计算出了1990-2012年间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综合评价指数、各效应指数以及经济结构指数，在此基础上，对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价。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总体评价
这里，我们根据公式 可以计算出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综合评价指数和各个维度的评价指数（见图1、表3、图2、图3和图4）。
从图1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评价指数虽然波动较大，但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这表明近年来内蒙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一定进展。从图2中看到，功能层面的各效应指数中，环境效应指数贡献最大，权重达到0.283621；经济效应指数排第2位，权重达到0.255576；社会效应和资源效应指数的权重分别为 0.243382和0.217421。从功能层内部结构关系变化看，1990-2012年间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效应指数、资源效应指数和环境效应指数总体呈缓慢上升态势，但环境效应指数波动幅度很大，而经济效应指数2005年以来总体呈缓慢下降态势，这从侧面说明内蒙古经济领域的发展方式转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反还有可能出现了某种“倒退”。图3显示，近年来经济效应指数下降主要是由经济增长指数和经济结构指数下降造成的。一方面，经济增长指数下降主要出现在2005年以后，从内部结构看主要受通胀率提高、经济波动幅度增大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降低造成了2005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指数的下降（图4）。
（二）经济结构指数变化分析
1990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经济结构指数一直处于下降态势，特别是2003年以来开始呈现较快下降趋势。从图5中可以看出，除工业化率指数、城镇化率指数、二元反差指数外，反映经济结构状况的其他指数都呈较快下降趋势，这表明2003年以来内蒙古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十分较慢。
1.产业结构演进
近年来，内蒙古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化率由2003年的32.40%上升到2012年的48.7%，但服务业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由2003年的41.9%下降到2012年的35.5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9.15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已经成为内蒙古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之一。从工业经济内部结构看，产业重型化、资源化、产品初级化、产业链低端化特征十分明显，工业结构单一化和刚性化问题十分突出，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大、抗风险能力十分低下。
2.总需求结构演进
从内蒙古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情况看，近年来呈现“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和外贸依存度过低”的特点，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十分明显。投资率由2003年的56.7%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84.60%，9年间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我国大多数其他省区市。与此同时，内蒙古的消费率和外贸依存度出现快速下降的态势，消费率由2003年的52.74%下降到2012年的39.4%；外贸依存度也由2003年的10.79%下降到2012年的4.24%，这与内蒙古是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地位极不相称。
3.空间结构演进
近年来，内蒙古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人口城镇化率较快提高，二元反差系数有一定改善，但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仍然在0.4以上，地区不平衡指数也由2003年的0.58上升到2012年的1.06，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十分突出。2012年，内蒙古人均GDP最高的阿拉善盟是人均GDP最低的兴安盟的7.5倍。
四、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虽然内蒙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相对较为缓慢。在内蒙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程中，环境效应指数贡献最大，社会效应指数和资源效应指数贡献度在不断增强，经济效应指数虽然贡献率排在第2位，但2006年以来有下降趋势，这成为影响内蒙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关键性因素。从经济子系统内部结构关系分析，经济效应指数下降主要是由经济增长指数和经济结构指数下降造成的。经济增长指数下降主要受通胀率提高、经济波动幅度增大等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结构指数中除工业化率指数、城镇化率指数、二元反差指数外，反映经济结构重要状况的其他指数都呈较快下降趋势，这表明内蒙古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十分较慢。
总之，“八五”以来，虽然内蒙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部结构关系和经济效应指数变化趋势看，经济结构变迁十分缓慢、结构失衡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当前和今后内蒙古必须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注释：
① 内蒙古的12个盟市分别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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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债规模；适度规模；偿还问题。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起飞，大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的经济，这就形成了借用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模式。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吸引外资，引进设备和技术，利用我国的原料和生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使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冲向世界，使我国成为利用外资的成功经验，多年来是我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同时，促进了我国经济产值的持续增长。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外债并不只是显示它有利的一面，同时外债也有极大的风险性，所以说外债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外债的潜在威胁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风险。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的外债开始由于规模小还没有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 1994 年开始，由于引进项目的增多，使外债规模呈现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债务国。2012 年 6 月末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3 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 7512.61 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其中，登记外债余额为 4801.61 亿美元，企业间贸易信贷余额为 2711 亿美元。从债务类型看，登记外债余额中，国际商业贷款余额为 4128.80 亿美元，占 85.99%；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余额为 672.81 亿美元，占 14.01%。因此，有计划有步骤的利用企业利润进行偿还债务，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一、我国外债现状与外债扩大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近年来的外债规模现状。
从我国外汇管理局网站的信息得知，2012 年我国的债务期限结构来看，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 1935.59亿美元，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 5577.02 亿美元，其中，企业间贸易信贷占 48.61%，银行贸易融资占 26.50%，二者合计占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的 75.11%，主要与我国近年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从债务人类型看，登记外债余额中，中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 2448.37 亿美元，占 50.99%；外商投资企业债务余额为 1371.58亿美元，占 28.57%；外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 545.91 亿美元，占 11.37%；国务院部委借入的主权债务余额、中资企业债务余额以及其他机构债务余额分别占 7.81%、1.23%和 0.03%。上述数据是我国债务的现状，这些数据的掌握有利于掌握我国外债的存、流量，同时有利于适度的分析和掌握，这对于我国的外债的借贷和偿还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对于一个国家的外债存量是某一时段的国家外债净流量的累积数额，也反映出该国对债务的负担能力。
（二）对我国近年来外债规模扩大的原因分析。
在 2007 年－2009 年暴发了世界的金融危机，这是影响到全球的一场金融风暴。它源于美国房屋信贷的危机，使美国的广大投资者对按揭失去了信心，这才引发了美国的流动性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巨额的资金，但最终也没能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世界经济发展的动荡。到了 2008 年 9 月9 日，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开始失控，开始波及到整个世界，并导致许多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为了不引起广大投资者的混乱只好由政府接管，稳定市场经济的动乱。由于我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这场世界级的金融风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影响较小，虽然是好事，但也有值得深思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大环境下，经济形势得到较好的发展。在我国出现了外债来源充足和国内经济发展对外债需求两旺的局面，这也成为提高我国外债规模扩大的根源。近年来，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快速的增长期，是我国 GDP 的年均增长量高于同期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这是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得到深化和提高，使我国市场经济的投资取向和市场环境更加稳定、透明，增强了海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赖。为国际资本流入到中国创造了较大空间。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需求旺盛，但由于我国的储蓄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难以吸引广大投资者的热情，因此，许多中小企业只能寻求境外贷款来解决建设资金缺口。
二、关于对我国外债规模的适度性的研究。
适度外债规模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需要的，对于外债确切地说是指一个国家在它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度的外债规模是可以被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并具有偿还能力，同时不会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时的利用外债的规模。对于一个国家外债应该是多少才是适度的外债规模，这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对资本的客观需求、国内资本的积累能力、国际资本的供给状况和国内经济对外债的承受能力。其中衡量外债适度规模最重要的原则是本国经济对外债的吸收消化能力和偿还能力，即外国资本流入能否保持国内财政、信贷、物资和国际收支的综合平衡能力。
（一）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
对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应处于何种水平为适度和合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经验来看，难以进行确切的定量分析，只能寻求一个适度性的规模。国际上流行的评价指标及国际警戒线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这些指标较多，在这些指标中，偿债率和债务率是两项最重要的指标。一般而言，国家的债务率突破 100%和偿债率突破 20%，就有可能发生偿债困难。但是偿债率和债务率等项指标作为考察国家对外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其适用和有效范围是有限的。因为一个指标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债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而不能反映问题的所有方面。其他经济因素甚至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国家的偿债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情况下，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的急剧变化，金融创新手段的飞速发展，对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对国家的外债形势造成更多的不可予测的因素。
（二）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外债加速经济的发展。
在国家利用外债加速经济发展中的实践证明，如果有效的利用外债，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否则，将会加重国家的债务负担，影响国际收支平衡，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危及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建立适度外债规模指标体系，研制早期预警系统，对于防范债务危机的发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切实把握影响外债规模的因素，必须形成外债适度规模的评价体系。第一，是国家对外债承受能力的指标。这类指标是外债的总量指标，它反映出外债余额和国民经济实力的关系，具体可分为负债率和债务率两个指标；负债率是指国家对外债务余额占 GNP的比重。债务率是指国家外偿余额占当年商品与劳务出口创汇的比重，反映国家创汇能力对外债的承受能力。第二，是国家对外债偿还能力的衡量指标。反映每一年还本付息总额和经济实力的关系。主要有偿债率、还本付息和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和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率。外汇储备是衡量国家对外经济实力的标志，外汇储备量可以标志国家对外偿债能力的强弱。第三，是国家对外债结构的衡量指标。这类指标是在外债规模既定的衡量指标。
通过债务内部的各种对比关系反映举债成本，并预示偿还时间和偿还能力。
三、结语。
一个国家的债务结构和外债规模之间是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的。因此，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都可以采取适度的外债规模，保持合理的债务结构，这对于快速的发展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讨我国外债的适度规模及偿还问题分析时，应对比分析我国的外债现状，提高对债务危机的预警能力。尤其是我国加入 WTO 后，由于受到 WTO 组织的制约，资本流速加快和汇兑限制已经放开，未来影响我国偿债能力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如贸易收支、资本收支、外汇储备、利率、汇率等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债务规模过大就可能出现较大风险。
因而，在今后的外债规模管理方面，更应该合理控制外债余额及外债规模，并对已有的外债制定适宜的还债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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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雪军，邢自霞。我国外债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J].财贸经济。2008-05-15.
临清是富裕秀美的现代化城市。近年来，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临清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围绕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文化旅游大市的奋斗目标，按照“一三五四”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实施突破、整体工作实现跨越”的总体要求，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95．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04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2．7亿元。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三个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近年来，临清先后获得“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市)”、“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县(市)”、“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市)”、“山东省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县(市)”、“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县(市)”、“山东省级卫生城市”等数十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临清地处冀鲁豫交界地区，西依晋冀能源基地，是西部煤碳外运的交通要道；东靠沿海开放之滨，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黄金地带；北连京津都市圈，是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南望中原腹地，是周边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以400公里为半径划圆，可涵盖京津、石家庄、济南、青岛等大中城市及2．6亿人口，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京九铁路、六条省级干线公路将临清与周边大中城市紧密连接起来，京福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济聊馆高速公路毗邻临清，即将建设的德商高速公路和已经开工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均从临清通过，交通十分便利，2小时可到济南，4小时可达天津、青岛港口。
作为山东的西大门，近年来，临清市始终把城市建设作为改善投资环境、振兴临清经济、重塑临清形象的突破口，按照“运河名城、加工基地、商贸中心”的城市定位，“绿脉、秀水、古城、商埠”的城市风貌和“古城、老城、新城”的城市布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品位，全力打造“运河名城”品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已经省政府批复，旧城改造和综合开发稳步推进，御临苑、颐消园、阳光丽景等一批设施完备、品位较高的商住小区相继建成投入使用，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新城建设和开发区建设同步实施，“九纵九横”的路网格局基本形成。新建成的运河文化广场、临清剧院相继投入使用，为城市增添了靓点。全市城区绿化覆盖率已达到35％，人均公共绿地达到6．2平方米，城市化水平达到34％。目前，临清正在向省级园林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的目标迈进。
临清资源丰富，物产丰饶。地下储藏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已列入国家后备资源区，具有良好的开采价值。淡水资源丰富，总量达到1．3亿立方米，可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求。临清还是“地热之乡”，全市地热资源分布面积广，含热储层达20多层以上，水温达70度以上，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临清农副产品种类繁多，是国家优质棉、出口棉和商品粮基地，也是山东省主要的蔬菜瓜果生产基地。近年来，通过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逐步建立起了东部蔬菜、中西林果的产业格局，形成了以棉花、蔬菜、林果、畜牧、良种为主的五大特色产业，建成了一批大型蔬菜瓜果基地。
临清工业基础较为雄厚，历史上曾是著名的手工业城市。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工业立市”战略，现已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造纸及纸制品、电铜、棉纺织、机械、轴承、农机件六大产业集群，拥有一批名牌和拳头产品。奥博特有限公司的“奥牌”铜管被命名为“中国名牌”产品，实现了建国以来临清“中国名牌”产品零的突破。全市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252家，以银河纸业、彩虹热电、三和纺织、迅力机械等为代表的一批骨干企业迅速膨胀，发挥着重要的龙头带动作用。以轴承、农机件、棉纺织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的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05年轴承加工业被评为“山东省十大(工业)产业集群”，临清市被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授予“中国轴承之乡”荣誉称号。2005年，全市市属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77亿元、利税19亿元、利润1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44％和51％。
临清经商传统悠久，商业氛围浓厚。近年来，通过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兴办专业批发市场，大力招商引资，临清已经成为周边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全市现有各类市场72处，其中轴承、小商品、蔬菜、汽车农机配件、建材、废旧钢铁、车辆交易、木材、纺织品等专业批发市场17处，年成交额在3亿元以上的专业批发市场3处，其中烟店轴承市场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轴承专业批发市场，占地1000亩，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现有经销业户12000余家。2005年底实现交易额32亿元，税收6207j元，同比增长40％。200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5亿元，同比增长16％。
近年来，临清始终坚持把招商引资、扩大开放作为统领经济发展全局的总抓手、总动力，以大开放、大招商促进大调整、带动大发展。依托优势产业、骨干企业、拳头产品招商和以商招商的路子进一步走开，定向招商、蹲点招商、境外招商取得较大进展。2005年，临清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18．6亿元，同比增长24％。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目前已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关系。全市外商资企业已达24家，享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发展到18家，直接或间接从事对外经贸的企业已达100余家。以机电、纺织、轻工产品为主导，出口产品有七大门类二十几个品种，贸易区域涉及亚、欧、美、非四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鑫润印染、银河纸业、东方内燃机、三和纺织等一批出口大户和新的出口增长点发展势头强劲，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档次不断提高。2005年，全市实际利用境外资金达到826万美元，实现出口创汇1．45亿美元，同比增长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