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7 14:43:51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双减政策的本质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双减”政策出台后家长们喜忧参半，既有缓解压力之感，又有莫名的不安。家长的担忧聚焦于几个问题：减少学科类校外培训，会不会造成阶层固化？市场需求仍在，会不会造成“私教”盛行？“双减”会不会造成孩子“放羊”？“双减”后，什么样的孩子会脱颖而出......
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双减”政策的底层逻辑：针对学科教育，要把学科教育回归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减轻家庭负担。
由此可见，“双减”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回归各自的角色。“双减”政策出台前，家庭与学校出现同质化趋势。学校像考场，家里还是像考场。
受市场宣传的影响，家长们大都别无选择又极其负责地将孩子送进培训班或在家给孩子布置额外作业。当校外辅导被政策性叫停，家长们失去了方向。停下来，分析一下政策，找到家长可以尝试的角度。
家长要怎样
把时间还给孩子呢？
文件第二项第5条规定：“分类明确作业总量。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第三项第9条规定：“保证课后服务时间。学校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在校内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根据这两条可以推断：孩子的作业和在校完成作业的时间都会有所调整，那么回家后的自由时间肯定增多，取消校外培训会进一步增加空余时间。那么家长要怎么做，才把时间给孩子呢？
一是密切家校联系。积极参加家长会、家长学校，主动与教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学习和身心状况，制订有针对性的家校联动教育方案，构建和谐家校关系。
二是更新育儿观念。了解孩子的身心成长规律，提升自身育人素质和能力，理性规划孩子未来发展方向，不盲目送孩子参加校外培训。
三是融洽家庭氛围。细心关注孩子思想情绪变化，倾听孩子心声，做孩子的朋友，形成良好沟通互动模式，帮助孩子排忧解难。
四是要指导学生合理用好在家时间。督促孩子按时就寝，确保充足睡眠。适度安排家务劳动，加强体育锻炼，开展亲子阅读等。加强孩子网络行为监管，及时发现、制止。
五是不妨将重心转移到培养孩子习惯上来。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这个过程离不开外力的推动，经历从被动到主动、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阅读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思维的发展；运动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注意力和专注力的提高；劳动的习惯能帮助孩子确立正确价值观、责任感，提升独立能力；参与家庭生活的习惯有助于孩子公民意识的培养；兴趣爱好的习惯有助于塑造培养健全人格，全面发展，建立自信，积极健康。好习惯成就好未来，孩子就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内驱力也会更足。
哪些学习习惯很重要
这里列表供大家参考
没了校外辅导
怎么办？
文件第四项第14条规定：“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法。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家长对这条规定会本能的出现紧张。没了辅导，考试怎么办？
此时，家长不妨问自己三个问题：
1.孩子通过校外辅导获得了稳定而持久的分数增长吗？2.分数的提高等同于学业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吗？3.孩子在接受辅导后，学习习惯和方法有积极、长效的变化吗？
想清楚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客观地评估校外培训对自己孩子的价值。真正的教育，不在于校外培训机构，而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双结合。好的成绩，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教育肥沃的土壤，还包括家庭和睦、自我驱动等。
再看文件第五项第18条“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坚持以学定考，进一步提升中考命题质量，防止偏题、怪题、超过课程标准的难题。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
这里有两个重要信息：命题趋势和招生指标分配。
先看命题。防止偏题、怪题、超标题，那什么题最重要？当然是课堂上老师讲解的题。这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课堂--作业--考试--评价。再看招生。文件强调了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其本质是突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衡趋势。
家长还应对户籍所在区域的公办学校有所关注和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情况、校园文化、课程建设、学生活动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针对这一变化
家长可以怎么办呢
这里列表供家长参考
此外，教育部积极推进课后服务工作，不断健全完善课后服务有关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家长应予以积极配合。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可以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没地方去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还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随着教育均衡化、区域化的发展，学校间也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常和家长强调：孩子的身上有家长的影子。
家长改变，孩子改变。
“双减”政策后，家长角色回归。
一、能源革命由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
碳达峰、碳中和将引发以去碳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从而为全球科学家和社会各界提供广阔的创新平台和合作空间，催生基础研究领域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新手段，孕育一系列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带来新产业、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乃至新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纵观世界历史，每次能源革命都是由技术革命引发的，由发明某种动力机械带动对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甚至引发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出现引发以煤炭大规模开发为特征的第一次能源革命；内燃机的诞生促发以石油开发利用为代表的第二次能源革命。而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力，不仅要替代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电、氢及其载体(如氨)可能成为新的能源组成，构成全新的能源体系。无论是能源生产端低碳化，还是能源消费端提效，都离不开技术进步以及创新的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将成为世界各国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竞技场”。实现“双碳”目标，既要材料、制造工艺和能源等方面的技术更新迭代，也要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挖潜提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我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化石能源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现阶段，我国用得最多的能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与核能等化石能源。2020年，我国能源活动中，化石能源活动占56.8%，排放的碳占比很大。因此，为了减少化石能源碳排放，我国对相关技术进行了大量研发、创新和应用。例如，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能耗高排放大户中，碳排放量主要与生产技术工艺相关。实现工艺流程低碳再造是碳减排的关键和核心技术。我国为了推动化石能源向高值、高效和清洁转化发展，在碳基分子转变为化学品和新材料等方面进行了关键技术攻关。科技部依托重点研究计划，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术、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研究，未来还将启动“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中国科学院完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术与示范”等项目，启动了“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能源技术革命推进能源革命。
二、在“双碳”领域“领跑”成为新时代新使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撑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机制研究”（编号：10CJY076）；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支撑政策与技术研究”（编号：2012BAC20B08）；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战略、机制和政策体系研究”（编号：2012064）；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及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支持。
摘要 空间灵活性决定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水平和定价机制效率，但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先试点后推广”的自下而上的碳交易市场构建模式，这会导致市场的碎片化问题。如何将多个并行运转的区域碳交易市场进行连接，构建全国性市场，是中央计划者必须要提前考量的问题。市场连接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价格信号，这需要设计一系列宏观调控工具，在避免系统失灵的同时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本文从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机制出发，研究了惩罚水平与排放权短缺的概率预期对价格信号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讨论了最新的价格管理机制――价格上下限，安全阀机制，动态分配等，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渐进式宏观调控策略。该策略通过运用一系列宏观调控工具（惩罚水平以及动态分配、安全阀机制、产业政策、边界措施等），避免系统性失灵，同时不断评估各个系统的运行参数，寻找最优的市场连接机会，促进子系统之间的融合，逐步形成统一的价格信号，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顶层设计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 碳交易市场；连接；价格信号；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07-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2
气候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外部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将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交易市场”）是最基本的经济手段，并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方式之一。碳交易市场的目标是建立有效价格信号，寻找到成本效率最好的减排区域。有效的价格信号取决于两个因素：空间灵活性和时间灵活性。空间灵活性的本质是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即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易系统之间的连接，形成一体化的全球碳市场，提高市场流动性水平。Vrolijk和Grubb的研究证明柏林条约如果引入空间和时间灵活性的话，可以有效降低排放[1]。时间灵活性的本质是保证市场交易周期的连续性，避免由于减排目标阶段性调整导致市场预期发生变化。市场流动性水平和预期的稳定性决定了碳价格的有效性。本文主要研究碳市场的空间灵活性问题，即如何通过构建全国性市场，扩大市场的流动性水平。
在实际应用中有许多因素会限制碳交易市场的空间灵活性。例如政治制度的局限使得不同行政管理体系下的碳交易市场难以相互连接；减排目标和减排成本的极大差异所带来的碳泄漏风险，使得市场连接后出现成本转移的问题；不同的交易规则设置也是阻碍碳市场连接的关键障碍。由于碳市场当前的主要目标是为区域减排服务，因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流动性也受到很大限制。然而，从长期来看，随着各个碳交易市场金融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合约与规则的标准化，以及全球气候立法的完善，可能会逐步向统一的方向发展。
1 文献综述
不同于欧盟自上而下的跨成员国排放交易系统，目前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思路。在配额交易机制方面，中国政府从2011年开始推动区域碳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目前已在多个省市成立碳交易所，推动区域碳交易制度的建设。其中上海、广东走在最前列，已经颁布了部分交易规则，但仍有大量的细则有待研究和讨论。在项目减排量机制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2年6月印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简称《暂行办法》），制定了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CCER）的管理规则，并允许CCER进入国内配额交易市场中。
尽管中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启动时间较晚，但如果有效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获得后发优势。多个区域碳交易市场（或系统）并行运行有诸多的优点，例如能够适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差异化的减排目标和成本，提高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但七个省市各自独立开展区域碳交易市场的设计，必然会出现规则不统一的问题，导致未来的相互连接和扩展（即所谓“推广”）出现极大困难。
虽然一个全球统一的碳市场在短期内很难出现，但是各个市场之间通过配额和减排量互认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连接。两个系统的互联可以创造新的市场机会，促进资源的流动，降低总体减排成本，实现双赢的目标。排放权交易系统连接方面已经有一些零散的研究。Stavins认为共有三种连接方式[2]：国家排放交易系统与地方区域交易系统的连接，世界不同排放交易系统之间的连接以及广义上排放交易系统与其他国家气候政策的连接。Stavins指出将区域交易系统连接为国家交易系统可以避免重复计算，规则冲突等问题。Stavins提出了“事件连接”的方法，即当其他国家设定更加严格的气候政策时，美国的排放交易系统统一加强排放总量控制，这使得美国的交易系统与其他国家的气候政策产生了连接。此外，其他国家的高排放产品进口美国时，企业也需要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从而避免碳泄漏，促进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行动[3]。Jaffe和Stavins认为将美国排放交易系统与欧盟排放交易系统连接，可以大大降低全球减排的成本，但是由于短期之内如何确定连接水平非常困难，因此可行的方案是与CDM机制连接，从而显著降低美国的减排成本[4]。Jaffe和Stavins等将连接方式分为直接连接和间接连接：直接连接包括总量控制系统与碳抵消机制的连接以及总量控制系统之间的连接；间接连接包括多个总量控制系统通过共同的碳抵消机制连接以及多个总量控制系统之间的间接连接[5]。他们指出系统连接的优点除了降低成本之外，还可以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流动性，有助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实施，也可以降低碳泄漏的发生。同时，Jaffe和Stavins等也指出尽管可以降低总体成本，连接也会对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导致国家之间产生新的资本流动，并降低各国对本国交易系统的控制能力[5]。连接的程度和规模都会影响到政府对本国系统的控制力。在短期之内，各系统将以自下而上的间接连接为主，而从长期来看，各国交易系统可能会主动寻求连接的机会，以促进国际协议的形成。
但这些工作仅仅局限于两个交易系统的静态连接，并没有从中央计划者的角度研究在多个区域碳交易市场（或系统）同时运行的情况下，采用何种调控工具和路径，建立一个全国性市场。本文认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应该是一个多系统动态连接的过程，不应破坏已有的碳价格体系，也不应被动等待各个系统的自发连接，而是应该采取“以点看面”，“自上而下”的思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研究在现有的中国碳市场发展格局之下，即多个区域碳交易市场（或系统）并行运行的环境下，如何进行制度和路径安排，促进各个试点市场的协调发展，逐步推动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形成。因此，本文将从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机制出发，提出一种渐进的宏观调控策略，促进市场的连接和统一价格信号的形成。
2 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机制
2.1 基本定价原理
2.1.1 定价模型
Cronshaw，Kruse以及Rubin等人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在允许储蓄和借入规则的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存在减排成本最低的均衡最优解，而排放权的价格等于市场上最廉价的污染控制方案的边际成本[6-7]。Seifert对CO2排放权价格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进行量化分析，基于最优减排决策建立了单一人模型[8]。人在购买排放权和采取减排行动之间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排放的预期。Carmona等在假定生产成本，出售排放权和商品收入符合随机过程的情况下，证明排放权价格等于贴现的惩罚水平乘以排放权短缺的概率预期[9]。Chesney和Taschini假设企业排放符合几何布朗运动，进一步刻画了累积排放过程，并采用线性方法对累积排放函数进行了近似处理[10]。Chesney和Taschini建立了允许借入和储蓄的双公司多周期不对称信息价格动态模型，并将其推广到多公司的情形，证明排放权的价格路径依赖于未来排放权短缺的概率，惩罚水平以及贴现率[10]。
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中，企业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决策依据，下面基于单个代表性企业，建立碳排放权现货定价模型。
假设（Ω，F，P）为一个概率空间，F=（F0）为F0=σ（Q0）的测度，企业的排放符合布朗运动：
其中，Qt为企业在时间t的排放量；Q0为企业的初始排放量；μ为企业排放自然增长率；σ为随机因素。
假设X0为企业初始购买（X0>0）或者出售（X0
假设初始状态排放权的价格为S0，则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可以转化为成本最小化问题：
此最小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为了求得该问题的解析解，假设T为无限小量t，可得：
由此可见，排放权价格取决于惩罚水平以及对排放权短缺的概率预期。下面分别对这两个驱动力进行讨论。
2.1.2 惩罚水平
惩罚水平已被广泛地使用，作为排放实体无法交付相应排放权的处罚，也成为碳排放权定价机制的基本要素。该价格对市场价格具有参考作用，也是碳价格的最高上限，应当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要对企业产生成本上的压力，但又不能过高以致失去意义，如欧盟碳交易市场第三期的惩罚水平为100欧元/tCO2eq。
作为一个外生参数，惩罚水平通常在系统运行前规定。由于惩罚水平是市场设计者传递的第一个价格信号，在价格机制中起到重要的基准作用，因此可以作为中央计划者宏观调控的第一个参数。中央计划者应当尽早制定统一的惩罚水平，形成全国市场相同的价格基准。
目前中国碳交易市场上并没有明确的惩罚水平，只有深圳市规定惩罚水平为市场价格的3倍。但是由于跟排放权价格进行了挂钩，这一惩罚水平所传递出来的价格信号非常模糊和脆弱。正常情况下，市场价格的波动仅仅由排放权稀缺的概率决定，但在式（4）中，惩罚水平P不再是常量，而是排放权价格S0的函数，即惩罚水平也成为引起价格波动的决定因素，这会形成一个自反馈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失控。
2.1.3 排放权短缺的概率
对排放权短缺的概率预期决定了市场价格的波动规律。根据式（5），这一预期由两个因素决定：排放自然增长率μ，以及影响排放的随机因子σ。μ由经济增速，能源结构等因素决定，而σ则代表了外部扰动，如需求波动、天气变化以及排放数据本身的不确定性。当预期排放自然增长率μ增加时，排放权价格S0将上升，当随机因子σ增加时，排放权价格S0也将上升。
排放自然增长率μ和随机因子σ两个参数可以用来刻画交易市场的外部特性。这两个参数相近的交易市场价格驱动力相似，更容易进行连接。中央计划者应当不断评估每个交易系统的排放自然增长率以及随机因子，寻找最优的市场连接机会。
2.2 价格管理机制
如前所述，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碳排放权价格取决于惩罚水平以及对排放权短缺概率的预期。但由于碳市场是人为设计的市场，总是存在许多无法预知的设计缺陷、漏洞或不足，例如供给过度，初始分配不合理等。因此，实际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要复杂的多，价格管理作为一种价格调控机制已被引入碳交易市场设计之中。当前价格管理的主流方式包括价格上下限，安全阀机制，动态分配等。
价格上下限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价格管理手段，即直接规定碳价格允许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例如中国政府规定出售的CER价格不得低于8欧元/tCER。价格上下限的优点是能够非常严格地控制碳价格过高或者过低，缺点是破坏了市场正常的定价机制，当供给过度或过少时，市场价格可能会长期停留在上限或下限，使得碳市场失去定价功能。从本质上讲，惩罚水平可以看作价格上限的极端情形，即触发的概率不同，一般而言惩罚水平触发的概率接近于零，而价格上限触发的概率要高得多。
安全阀机制目前主要应用于美国的区域交易市场内，本质上是通过调整项目减排量的使用额度来间接调整供给，缓解价格波动过大的情况。例如，RGGI设定了两个安全阀值。第一个安全阀值用于应对初始分配不合理致使配额价格过高的问题，即在每个履约期的前14个月内，若市场价格的滚动平均值连续12个月高于安全阀值，则延长履约期长度。这个规则将使市场有足够的时间来吸收初始分配带来的价格过高风险，重新调整到均衡区间。第二个安全阀值也是为了解决供求关系过度失衡带来的市场风险。如果连续两次出现了第一个安全阀值机制生效的情况，则说明配额的供给严重不足，此时将允许项目减排量的来源从美国本土扩展到北美以及其他国家，并将其使用比例上限提高到5%，在某些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达到20%。
动态分配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价格管理机制，与安全阀有些类似，所不同的是动态分配是当价格出现异常时，政府修正配额供给曲线，调整供求结构，从而直接影响市场价格。政府修正配额供给曲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新增或者回收配额，第二种是不改变配额总量，修改供给曲线的斜率，例如将近期的配额推后发放，或者将未来发放的配额提前发放，前者称为后装载机制（Backloaded），后者称为前装载机制（Frontloading）。无论前装载机制还是后装载机制，都是为了平缓供给曲线，尽可能与经济周期平衡，但并没有改变供给总量（即供给曲线包围的面积）。这种措施“是在极特殊情况下解决严重不平衡的情况”，皆在改变中短期内的市场供求结构，而对供求关系的长期预期并没有变。
3 全国市场的构建与宏观调控
3.1 市场构建的基本原理
排放权的价值有两种：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环境价值体现了温室气体排放对于环境的单位外部性影响，采用tCO2当量作为计量单位；经济价值反映排放权的边际减排成本。理论上只有当两个不同交易市场的排放权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均相等时，才能够认为具有了同样的价值，具备了市场连接的基础。但由于边际减排成本和供求关系的设计有很大的差异化，每t排放权的经济价值在不同交易市场内是不同的。
由于套利交易的存在，相互连接的两个交易市场的碳价格会逐渐趋于一致。图1中欧洲交易市场与美国交易市场连接之后，欧洲可以通过购买美国的排放权降低减排成本，美国企业则可从中获利，同时系统的流动性得到极大提高，最终价格趋向一致。市场连接所带来的收益规模取决于经济剩余的多少。但是对于减排成本在不同区域的转移预期会阻碍两个交易市场之间的连接，而中央计划者主导的强制性连接又很可能带来结构性破坏，导致市场
机制失灵。因此，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构建需要寻找一种温和的方式，通过中央计划者适当的调控来激励市场之间的自发连接。
假设碳交易市场A的排放权价格为SA，碳交易市场B的排放权价格为SB=2SA。如果从环境公平性出发，A和B市场的排放权是等同的，但从经济公平性出发，B市场每t排放权价值是A市场的两倍。
一种简单的连接方式是将A市场排放权按照2∶1的比例进行折算，与B市场合并。但这种折算方式会对市场产生很大冲击，大量低价排放权的引入会导致B市场价格下跌。该种方式比较适合市场规模差异悬殊的合并，冲击可以忽略；而对于两个市场规模相近或者多个市场同时合并的情形，可能会导致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破坏价格体系。本文重点讨论一种温和的渐进式宏观调控策略，使得中央计划者逐步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
以中央计划者为出发点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核心目标是促进价格信号的融合。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达到两个要求：第一，在尽可能减少外部冲击和结构性破坏的情况下，循序渐进地推动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形成；第二，开发宏观调控工具，建立“系统的系统”，以应对单一碳交易系统的失灵问题。
从系统学的角度来看，全国碳交易市场是一个包含着多个子系统的控制体系，这一体系的目标是在各个子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反馈环实现多系统协同运行，并逐步调整系统结构，向单一的系统平稳转换。通常情况下，各个子系统应当有效且独立地运行，无需政府的干预。但由于各个子系统处于同一个经济体内，并非物理上独立，可能会出现普遍性的系统失灵，或扭曲本国产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构建需要加强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提升协同性，解决机制失灵的共性问题。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顶层设计见图2。
由中央计划者建立各个子系统的信息交换机制，并进行协调管理。由于碳交易市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带有产权属性的虚拟商品，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界定、记录和管理，其本质上是一种产权系统。产权系统的设计在技术层面体现为国家登记薄。国家登记薄与各个交易系统登记薄相互通讯，记录和管理每个账户中排放权和排放数据的情况，避免重复计算等问题。这些数据用来反映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排放控制工具的使用效率和性能，在结合经济数据进行系统性评估之后，通过宏观调控工具来对交易市场活动进行合理调整，确保碳交易市场总体目标的实现，同时寻找最优的连接机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3.2 渐进式宏观调控策略
实际的碳市场价格由两个层面的因素决定：首先，惩罚水平和对排放权短缺概率的预期是价格信号的基本驱动变量；其次，日益复杂的价格管理机制也会对市场价格的波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市场连接需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
价格管理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调控手段，因此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以建立统一价格信号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过程，即通过运用一系列宏观调控工具，避免系统性失灵，同时不断评估各个系统的运行参数，寻找最优的市场连接机会，促进子系统之间的融合，逐步形成统一的价格信号。典型的宏观调控工具包括惩罚水平以及动态分配、安全阀机制等。图3给出了中央计划者的渐进式宏观调控流程图。
该调控策略的特点是综合考虑了对价格失灵的调控以及市场连接的双重目标。具体实施策略如下：
（1）中央计划者首先设定全国统一的惩罚水平，作为价格信号的基准；
（2）不断估算各个子系统的排放自然增长率μ以及影响排放的随机因子σ，寻找这两个参数相近的系统，评估最优的连接机会。
（3）如果出现了连接机会，则对价格波动区域和价格管理机制进行分析，并作出是否连接的决策，制定连接方案；否则进入步骤（4）。
（4）如果各子系统市场价格普遍出现了异常，则启动安全阀机制或动态分配机制，以解决系统性失灵问题。
（5）对各交易市场的外部影响进行评估，如碳泄漏，竞争力，公平性等，修订产业政策，或使用其他辅助调控工具。
价格管理机制的连接较为复杂，那么中央计划者就必须从一开始协调各个交易市场的价格管理机制。价格上下限是较难处理的规则，因为上下限的存在约束了市场机制的定价功能。如果A市场的价格上下限区间为[PAL，PAH]与B市场的价格上下限区间[PBL，PBH]接近，那么这两个市场相互连接时，只需取其并集作为新市场的价格上下限区间，这相当于放松了价格上下限的约束。因为流动性的扩大提高了市场自身的运行效率，放松价格管制有助于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如果两个价格上下限区间距离较远，则说明两个市场处于不同的均衡区域，不适合进行连接。
安全阀机制通过调整项目减排量的使用比例来微调供给曲线。大多数碳交易市场均允许使用一定数量的项目减排量，中国政府也允许CCER进入国内配额交易市场内，这提供了一个新的宏观调控工具。各个交易市场可以自行设计安全阀机制，确定项目减排量的使用比例和触发条件，这不会成为市场连接的障碍。但中央计划者应当保留运用安全阀机制调控整个市场供求的最高权限。如果由于经济周期等外部因素导致交易市场出现了普遍的价格失灵问题，中央计划者可以统一提高或降低CCER的使用上限。
动态分配与安全阀机制的功能相似，不同之处是调节排放配额的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时，可能会出现价格失灵的现象，供求关系偏离均衡区域，而安全阀机制也失效。此时，可以考虑向各个交易系统回收或者增发少量配额，以改善供求关系。但国家储备不同于交易市场自身的储备，只有在交易市场储备已经无法有效解决供求失灵的情况下，才能启用国家储备。安全阀机制和动态分配机制使得中央计划者能够对交易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这相当于在各个交易市场之间形成了间接连接，将有助于全国性市场的构建。
3.3 其它要素设计
3.3.1 评估系统
评估系统的主要目标是评价碳交易市场的真实减排贡献以及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碳交易市场自身并不能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排放量的上升或下降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识别；此外，碳交易市场仅能覆盖部分行业和部分区域，碳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空间是有限的，可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复杂的影响，因此也需要进行评估。评估系统的设计如图4示。排放指标（包括单位GDP排放，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总排放等）是最重要的评估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能体现出真实的减排贡献，需要剔除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天气等外部因素对排放的影响，计算碳交易市场实际产生的减排量。然后在此基础上需要进行行业评估。对行业的评估侧重于碳泄漏和竞争力。碳泄漏主要通过分析投资在交易系统内外之间的流动情况进行判断。由于碳市场只是覆盖了部分行业和部分区域，因此可能会出现投资从碳市场向外部转移的问题，从而产生碳泄漏。竞争力评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与国外产业之间的竞争力评估，以及产业内竞争力评估。实际上，竞争力与碳泄漏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可以将这两者综合起来进行评价，例如通过分析进出口量、消费和投资与排放之间的计量关系，来综合评定一个产业的增长是否与碳价格产生了显著的相关性。通过进一步比较该产业在不同碳交易市场内的表现，可以识别不同的市场规则是否对该产业产生等同的影响，如果影响不均等，则说明碳交易市场可能扭曲了产业内的公平竞争，应当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3.3.2 辅助调控工具
辅助宏观调控工具包括产业政策、边界措施等，其功能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产业政策用来解决与公平竞争相关的问题，即保持本国产业内竞争的公平性，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由于碳交易市场只纳入了排放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而中小企业并不受到碳交易市场的直接约束，为了保持产业内竞争的公平性，需要对中小企业施加等同的约束政策。典型的产业政策有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即对中小企业施加节能减排的强制性指标，使其承受与大企业相同的减排压力。由于不同省市可能出现竞争保护的问题，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统一调控，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边界措施用来保护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在本国采取碳交易约束政策后，为了避免碳泄漏，损害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引入边界措施。常规的边界措施包括征收碳税，购买国际储备配额等，其根本目的是让国外产业支付等同的碳成本，以形成公平竞争。
在多个碳交易市场并行运转的环境下，中央计划者调控的目标是维护产业竞争的公平性，并解决普遍性的机制失灵问题。但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必须尽可能减少对各交易市场本身的干预。
4 结 论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实质上是将多个交易市场进行连接，建立统一的价格信号。在完全竞争的碳市场上，价格信号取决于惩罚水平和对排放权短缺的概率预期。惩罚水平是市场设计者传递的第一个价格信号，在价格机制中起到重要的基准作用；对排放权短缺的概率预期决定了市场价格的波动规律，取决于排放自然增长率以及影响排放的随机因子。因此，市场的连接应当首先从这些因素入手，寻找潜在的最优连接机会。
由于碳市场是人为设计的市场，总是存在许多无法预知的设计缺陷，因此价格上下限，安全阀机制，动态分配等价格管理手段作为一种价格调控机制已被引入碳交易市场设计之中。复杂的价格管理机制会对市场价格波动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增加了市场连接的困难。本文基于碳排放权定价机制，提出了一种渐进式宏观调控策略，为中央计划者提供了一种以构建全国碳交易市场为核心目标的宏观调控策略。这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顶层设计开辟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Grubb M， Vrolijk C， et al. The Kyoto Protocol： A Guide and Assessment[M].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1999.
[2]Stavins 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ith A Comprehensive US Capandtrade System[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8， 24（2）： 298-321.
[3]Morris， Michael G ， Edwin D H. Trade Is the Key to Climate Change[J]. The Energy Daily， 2007， 2（20）：35.
[4]Stavins， Robert N， Judson J. Linking Tradable Permit Systems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pportunities， 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R]. Geneva： Report for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2007.
[5]Judson J， Robert S. Linkage of Tradable Permit System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Architecture[R].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8.
[6]Cronshaw M B， Kruse J B. Regulated Firms in Pollution Permit Markets with Banking[J].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1996， 9（2）：179-189.
[7]Rubin J D. A Model of Intertemporal Emission Trading， Banking， and Borrow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6， 31（44）： 269-286.
[8]Seifert J， UhrigHomburg M， Wagner M. Dynamic Behavior of CO2 Spot Pric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8，56（2）：180-194.
[9]Chesney M， Taschini L. The Endogenous Price Dynamics of Emission Allowances and An Application to CO2 Option Pricing[J]. Applied Mathematical Finance， 2012， 19（5）：447-475.
[10]Carmona R， Fehr M， Hinz J， et al. Market Design for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J]. SIAM Review， 2009， 52（3）： 403-452.
[11]Alan M. MERGE：A Model for Evaluating Regional and Global Effects of GHG Reduction Policies[J]. Energy Policy，1995，23（1）：17-34.
[12]Besembinder H，Coughenour J F，Seguin P J，et al.Mean Reversion in Equilibrium Asset Prices：Evidence from the Futures Term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5，50（1）：361-375.
[13]Benz E， Truck S. Modeling the Price Dynamics of CO2 Emission Allowances[J]. Energy Economics，2008，31（1）：4-15.
【关键词】东北传统二人转；表演形态；转型；政治改造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39-01
“自由自在”与“灵活随意性”是传统二人转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从留存下来的传统二人转文献资料来看，在传统二人转表演形式中，艺人演出并不像现在有导演，事先排好练好，严丝合缝才上台，而是在一起互相一道过：“刘老板，有这出戏吗？”“能对付唱。”“好，这出你的。”直接下去唱上了。当专职编剧、作曲、导演进入到二人转舞台后，就出现了说唱靠作家打本子，唱腔靠音乐家打谱子的趋势。熟识二人转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传统二人转台词很活，“二人转的唱词，都是师徒口授，如同鸟儿哺乳，一代传一代，不知从哪儿来的，也有能编词的”，没有死剧本。而且“变化大、艺人在唱它时有加有减”，[1]例如《小拜年》或者《小俩口回门》，是双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开始只有十三句唱词，以大秧歌套路舞蹈为脉络，以东北民歌为主调。这个节目双传给徒弟周兴，周兴又传给徒弟耿扣子，耿扣子又传给徒弟刘启红，刘启红最后传给徒弟赵青山，五代艺人传唱与经营，这个传统剧目不断丰富，唱词由最初13句发展到100多句，亦唱亦舞可演出达四十多分钟。二人转的唱词就这样随记随改，口口相传的，全凭艺人的肚囊宽窄，吞吐能量大小。传统剧目《洪月娥做梦》也是如此，由三十多句经过老江湖老相府们赶着唱赶着编，越编越好，越唱词句越多，最后超过二百多句。当然这种加减也不是随意加，传统二人转演出方式主要是流动性“卖唱”，走到任何地方的演出都是靠“赏钱”或“齐头”（联系演出的人）齐钱，这种市场运作方式决定了它必然是要靠表现民间情感而生存。所以，二人转有句艺谚叫“你要跑里（指东山里一带），就得吃大苞米，不吃大苞米，你的唱就没人理。”意思是要熟悉当地民风民情，以便唱时“入乡随俗”，这样加的词就都来自于当地生活，与观众贴心。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二人转演出能做到与观众“不隔音，不隔心”。
二人转老艺人多年积累下的表演经验“要和观众走一条道”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二人转艺人最讲“一上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取舍变化和灵活应变中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然而在当代，传统二人转无论在导演、舞台的设计，还是文人知识分子对二人转的改编介入，都使二人转的“传统”发生了改变，剧本的净化和设计显然在观众与演员之间拉开了心理距离，编导的出现使二人转舞台上本为主角的表演者的地位被弱化，编导在二转演出中成为演员与观众沟通链条上的中间环节，原本零距离的观演关系反而变的有了一层“隔”。导演在演出前将唱词固定，舞美、作曲将戏曲演出过程进行精细的设计并固定下来，且改编后的剧本均由国家正式出版机构出版，如《上北楼》，195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王二姐思夫》后经由白万程改编，剧本于195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对传统二人转的政治改造并不仅限于内容的净化，传统二人转中的人物性格、故事主题，甚至是表演形式都被进行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改变。通过印刷品的形式被定为固定本，同时也被扣上官方正统的帽子，确立了权威地位，这于传统二人转表演中艺人为适应演出需要随机应变临时变唱词内容有着本质的不同。“活”的艺术被捆死，二人转演出呈现出“三靠”的演出形态，即舞台行动靠导演摆位子，说唱靠作家打本子，唱腔靠音乐家打谱子。总之传统二人转在当代经历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二人转逐渐失去民间形态的过程，逐渐失去娱乐文化功能的过程，逐渐失去民间本质的过程。这种失去是通过对民间二人转的打压和改造实现的”，[3]传统二人转幽默率真的“民间意识”被严肃正统的“主流意识”所代替，而严肃的主题和正统的艺术形式推动着传统二人转从民间走向庙堂。
传统二人转“土、野、迷、狂、浪”的民间本质也必然被削弱，甚至成为严肃的歌舞，那是对二人转传统的破坏，而不是发展和延续。传统二人转在非遗保护日渐被关注的今日，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传统二人转如何在发展和传承中取得平衡，作为一朵民间的艺术奇葩长开不败？关键在于保持住它的“活”的原生态样貌和“民间性”。著名二人转演员韩子平谈到二人转的发展时也同样认为“二人转要发展下去，有两样东西不能丢，一是民间，二是传统”。[4]只有这样，二人转在改革与发展中才能不至于“兴于民间，死于庙堂”。
参考文献：
[1]王桔.二人转史料第4集[D].吉林：吉林省地方戏曲研究室，1982.256.
[关键词]绿色核算；双因素效率；能源环境
[DOI]10.13939/ki.zgsc.2016.03.034
1 引 言
“绿色经济”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发展趋势，已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能源环境效率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能源恢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当前的发展正面临国际减排和国内发展的双重压力，能源环境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将发生。在“十一五”规划中将能耗降低20%作为硬性节能指标，“十二五规划”中又指出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提出两个硬性指标，即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探讨能源环境效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重要的实践价值。
近年来，国外一些经济学家为了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WS Chung，S Tohno（2009）编制了韩国的能源投入产出表，并利用1985―2000年投入产出数据对韩国的能源环境政策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三期可比价绿色投入产出表系（雷明，赵欣娜，2011），首先从行业间关联度入手，然后从双因素效率层面，结合静态和动态角度，对双因素能源―经济―环境效率进行评估。并且通过各种消耗关系和消耗系数之间的变动分析资源环境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2 绿色核算下的双因素效率分析
能源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2001―2010年十年之间，我国能源消费量以只翻一倍的增速推动了不变价GDP增加了1.5倍（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2）。这说明近十年来，我国能源需求很大部分都是依靠能源效率提高的途径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8%，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和6.3%，平均占GDP 40.1%的工业产业消耗了67.9%的能源，排放出83.1%的二氧化碳（崔民选，2009）。许多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如何正确衡量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环境制约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已变得日益重要。
3 能源双因素效率评价
完全能源消耗系数是指每元产出所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能源量之和。在绿色投入产出核算中，对能源的消费，除了与相关行业有直接消费外，还与有关行业有间接消费。从而完全能源消耗系数是这种直接消费与间接消费的全面体现，这个指数比直接消耗系数更本质、更全面地反映了行业内部、之间的发生的经济数量关系。
绿色核算所涉及的能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因此其消耗是不可逆转的。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如果某行业能源消耗系数越大，该行业就应该考虑寻找相应的替代品，即有必要进行行业发展转移。基于上文编制方法，参照行业分类与投入产出部门对照表，本节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可比价绿色投入产出表系，将所有行业归并为42个行业，整理核算出三期各行业能源消耗系数。表1是2007年、2005年及2002年中国能源消耗系数前十位的行业。为了统一加和，各种能源统一为吨标准煤，能耗系数的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
从表1可以看出，一是能源消耗系数排名靠前的行业多年来比较稳定，排名前十位的行业基本没有改变，这也证明了能源消耗系数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二是 2002―2007年间，能源消耗系数有波动性的减小，这说明五年来，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能源利用效率虽有波动，但整体效率有所增加，响应了节能减排的号召。三是具体到居于前十位的各个行业，主要是包括能源产业行业及金属工业相关行业，尤其是五大能源行业。这说明能源行业无论是从直接能源消费角度，还是间接能源消费角度都是重点行业，能耗仍是产业转移的重点。
4 环境双因素效率评价
完全碳排放系数是指每元产出直接产生和间接产生的污染物（碳排放）总量，是通过绿色核算计算而来的。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是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的全面体现，直接碳排放是指行业直接产生的碳排放污染，而间接碳排放是指其存在的隐形污染。完全碳排放系数比直接消耗系数更本质、更全面地反映了行业内部、之间的发生的经济数量关系，能反映出行业碳排放任务的完全责任担当程度。具体计算方法类似于完全能源消耗系数，与能源消耗系数不同的是，能源消耗系数是根据能源总量计算而来，而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消耗量较大的一次能源为基准来测算。首先基于绿色核算，核算出三种一次能源的完全能耗消耗系数，进而计算出完全能耗量，根据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第二卷（能源）第六章提供的参考方法，结合中国能源消耗的实际情况，碳排放总量可以根据各种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估算量加和得到。具体公式（1）如下：
CO2=3i=1CO2i=3i=1Ei×nNCVi×CEFi×COFi×（44/12）（1）
其中，CO2代表估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i=1，2，3分别代表三种一次能源；E代表完全能耗量，在此折算成能源度量的统一热量单位标准煤；NCV为能源净发热值；CEF为碳排放系数；COF为碳氧化因子（取缺省值1）；44和12分别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
基于上文编制方法，参照行业分类与投入产出部门对照表，本节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可比价绿色投入产出表系，将所有行业归并为42个行业，整理核算出三期各行业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表2是2007年、2005年及2002年中国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前十位的行业。碳排放单位统一为吨，碳排放系数的单位为吨/万元。
从表2以看出，一是从行业整体来看，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行业间差异很大，尤其是系数最大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远高于其他各个行业。然而三期各行业排名相对稳定，尤其是排名前九位的行业完全一致。这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行业异质性是造成系数差别的主要原因，因此行业系数相对稳定。二是2002―2007年，64.29%的行业完全碳排放系数呈现出波动性减小趋势。这说明五年来，各个行业的碳排放责任担当向好的方向缓慢前进。三是具体到居于前十位的各行业，都隶属于工业相关行业，尤其是五大能源行业，全部包含其中。这说明这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行业无论是从实际排放效果，还是完全责任担当都是需要重视的重点控制行业。
5 结 论
整体看来，能耗问题任重道远，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没有改变，结构性能耗问题仍将持续存在。产业发展模式仍旧较为粗放，结构性能源效益较差，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传统农业、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依然很高，而能源结构不合理，如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仍占较大比例，且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不够。同时未来10年是中国完成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能源安全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各行业中环境责任担当的控制存在停滞状态，对环境的污染负荷依然严重。产业结构性污染依然严重，产业结构和污染结构没有突破性改变，产业发展模式粗放，结构性环境问题依然存在。与国际水平存在的差异引发了长期的结构性环境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农业、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依然很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不高，造成了排污超载，环境恶化，因此减排压力巨大。
随着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断提高，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生态承载力下降等环境问题凸显。经济的发展与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是以市场原则设计的，只考虑了经济系统，对于资源环境的认识都是“取之不竭”的“无价”资源。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投入产出核算不仅考虑了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密切联系，而且考虑了存量及其与流量间的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W.S.Chung，S.Tohno.A Time-Series Energy Input-Output Analysis for Building a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Policy in South Korea[J].Energy & Environment，2009（9）：875-899.
[2]雷明，赵欣娜.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投入产出核算应用分析[J].经济科学，2011（184）： 16-27.
[3]崔民选.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内涵。从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看，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可分为学术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技能岗位型大学，如“985”和“211”重点大学以培养学术型和工程型人才为主，一般本科院校则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应用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是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的新类型大学，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其办学理念和发展定位既有别于“学术性”的综合大学，也有别于我国“技能性”的高职高专学院，而是以教学主导型且大大增强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将人才目标定位于直接面向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较之于传统的学术性本科教育而言，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功能中体现出“应用型”特征，即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培养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与当地涉及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型研究，倡导科研与教学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社会服务方面，着力为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强调解决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因此，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为基础，以培养职业能力为核心，以全面提高职业素质为目标”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教育。
2.应用型人才的内涵及特点。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运用于所相关行业的、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或专业的一种专门型社会实践人才，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是以社会生产实践的实际需要量身定制，着重学习基础的、成熟的和实用的知识。
（2）应用型人才的能力需求，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其能力不仅是岗位能力、专业能力、就业能力，更应是职业岗位群能力、也是综合能力和创业能力。
（3）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注重课程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强调实践教学内容，由此使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训练融合、贯通的重要教学活动，对专业学位的研究性论文则要求较低，以毕业实训报告为主。
总之，应用型人才主要是掌握和应用知识，而非科学发现和创造新知，培养应用型人才重在使之拥有丰富的职业技能，拥有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拥有终身学习、不断提高的潜力。
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问题
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以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新型本科高校，是和传统普通本科平行发展的新型本科教育类型，没有层次的高低之分，只是办学思路不同而已。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政策导向和教育理念等原因，大部分普通本科高校仍然按照学术型大学的思维办学，在学校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发展、教学方式等方面认知差异，使得当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实践教学体系和理论教学体系不贯通。当前国内许多应用型本科高校仍然侧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较为薄弱，一般把实践教学作为于理论教学的额外补充；抑或对原有教学内容调整过大，只重视实践教学，对课堂教学减之又减，对实践教学的本质属性认识不足。以上两种教学改革都是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宗旨的误读，最终使得学生理论知识薄弱，专业实践能力也没有提高的尴尬局面，严重影响了学生未来的成才发展。
2.校企合作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虽然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已有一定规模，但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高校是实施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主体，但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尚未得到切实有力的推进和深化；政府在产学研合作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方面的法律政策不完善，制度性规范文件不完备，保障和奖励措施没有落实和跟进；行业组织因发展水平较低，权力和责任不明确，缺乏配套的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支持性政策，使得其在产学研合作教育中的专业指导地位缺失 [1]；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教育是为了获得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如果让其承担较多实践场所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当成本高于实际获得的价值和收益时，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积极性会大大降低。因此，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各主体应当通力合作，优势互补，才能够行之有效地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3.“双师型”教师队伍不成熟。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型大学，现有的学术型研究师资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完全胜任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实践等现实工作的需要，尤其在指导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实践环节更是如此 [2]。因为，当前我国许多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育理念还是停留在教师只需要具备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即可，缺乏鼓励中青年教师走到企业参加企业的日常生产和管理的有效措施，也缺乏把企业精英请入学校和课堂任教的双向交流机制。由此，应用型本科高校专兼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扩充和健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是建立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专门人才[3]。
1.搭建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育人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应用型本科高校“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需要国家法律法规作为保障，有相关具体政策作为引导和支持，全面鼓励各方积极参与，搭建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的“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由于行业组织、企业和高校各自不同的需求和诉求，欠缺合作热情，缺少合作平台，要想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并加强政策支持的作用[4]，比如，政府可以推动出台支持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完整法律文件和配套措施[5]，建立?a学研合作的融资创新机制、激励创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协调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
2.构建学业、产业、就业、创业相互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地方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宗旨是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然而，当前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存在着以下问题：学校所设专业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学生所学课程与当地产业相脱节、课堂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践实训相脱节、教书育人与就业创业脱节等现象。因此，各个地方本科高等院校需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努力构建学业、产业、就业、创业相互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依据各院校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坚持适应社会需要设专业；开设适应行业需要的课程，注重理论应用抓教学，注重就业创业育人才；学业是关键，产业是平台，就业是导向，创业是目标，通过学业与产业、学业与就业、学业与创业的紧密联系，使学业、产业、就业、创业相互贯通，提高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3.“双师型”教师队伍保障体系。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具有行业、企业背景的学有专长、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为保障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应用型本科高校应拥有一支不仅具备宽厚的理论知识和较高学术水平，而且还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的专兼职“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在“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可以着重加强以下几点的建设：大力引进人才：聘请业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中高级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引进既有理论教学素养，又有业界实践经验的“双师”素质教师。教师培养：建立企业师资培训基地，有计划地派遣教师到企业一线参加生产实践，学习专业技能；建立“访问工程师”制度，安排教师到企业去挂职顶岗、合作研发，强化实践技能；建立“教师专业工作室”，让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教师负责一个实验或实训室，指导年轻教师成长发展和开展学生实践教学工作；采取“走出去、引进来”和“国际化、开放式”的办学思路，以不同层次、多种形式、跨学科领域的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建立应用型教师评价标准：应用型教师评价标准应当改变传统的学术研究型评价导向，重点放在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双师、双能型”的具体评价标准上，引导教师向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方面发展。
四、福建江夏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视角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福建江夏学院是2015年福建省确立的5所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试点学院，学院的物业管理专业是福建省唯一一个物业管理的本科专业，是福建现代生活服务业专业群的核心专业，也是2016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本科项目。学校物业管理专业根据现代物业的特点和未来发展需要，按照应用型物流人才培养的要求，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要路径，以“产业引导专业，专业服务行业，行业促进就业”为特色，主动对接当地龙头行业，实施校企共建，毕业实习的一体化培养措施，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1.物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学校物业管理专业以社会需求、企业需要、学生就业为导向，由学校、行业、企业三方合作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着力把理论知识、专业实践、企业实训与实习等环节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具体教学行动上，充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促进学生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专业素质全方位地协调发展。学校、行业、企业三方合作对物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路径如图1所示 。
2.学校、行业、企业三方共同制定物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校物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采用模块化课程体系，主要分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两大类。理论教学体系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方向课构成；实践教学体系由基本职业素质模块和职业定位顶岗实习模块构成。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物业管理系积极对接当地物业的龙头企业，针对物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素质要求和培养规格，选择合作企业（如万科物业、三盛伯恩物业等）共同制定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这些合作企业的参与为学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搭建和完善创造了多方便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校企共建物流管理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学院与万科物业、三盛伯恩物业、建发物业等多家合作企业积极共建物业管理实践平台，使得物业管理专业实现了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一体化、全程化、情境化，教学实训基地化、仿真实训基地化、生产实习基地化，形成了具有全省新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和体系，这些较为完善的实训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校企共建物业管理专业实习和实训基地示意图，如图2所示。
4.校企合作一体化培养。建立校企合作双向培训基地，构建一体化培养体系，打造一支物业管理专业双师、双能型结构教师团队。具体措施有：基于互惠互利、相互提升的原则，每年选派几名教师到合作单位挂职锻炼，参与企业工作实践，学习实践经验；鼓励教师参加物业师等相关职业资格培训，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等。
关键词：混合寡头；国企私有化；污染物排放；环境税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1-0059-06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1YJC790217）；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ZR2011GQ005）；中国人民大学新教师启动金项目“中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特点、成因及应对”（10XNF062）
作者简介：谢申祥（1978-），男，湖北荆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商龙燕（1976-），女，山东齐河人，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会计师，研究方向：贸易与会计关系。
①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②凤凰网，“江西地税官员称正向国务院申请环境税开征试点”， finance.省略/news/20100810/2493614.shtml。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1995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约为12万亿标立方米，而到了2008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总量超过40万亿标立方米①。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显得尤为迫切。正因为如此，开征环境税的呼声日益高涨，根据媒体报道，江西省正向国家申请开征环境税，而湖北、湖南、江西、甘肃四省则有望成为首批开征环境税的试点地区②。可以预见，我国开征环境税指日可待。
由于国有企业承载着部分政府的职能，许多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较差，常被大众所诟病。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目标转换改革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希望借助股份制改造，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而提高经营效益。不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似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讨论在一国开征环境税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程对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就我国而言，本文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会排出废水，排放废气，同时还会产生固体污染物，生产的产品越多，排出的污染物也会越多。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当国有企业从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取向转向以企业自身利润为目标的取向时，国有企业的产量将会下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将降低，因而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Beladi和Chao［1］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只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经济里，如果社会的需求函数很凸（需求曲线十分凹向原点），尽管开征的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是较低的环境税导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量超过国有企业由产量降低而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最终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文献［1］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提升。
而Wang L和Wang J［2］则在一个混合双寡头模型下，引入产品差异因素，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竞争的两种极端情况，即国有企业百分之百为国有时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百分之百私有化为私营企业时与私营企业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当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时的环境污染会超出国有企业完全为国有时的环境污染。因此，文献［2］的研究侧重的是产品质量差异，同时也发现产品质量差异这一因素会导致国有企业私有化时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国内学者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徐有俊等［3］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工业企业在部分私有化后，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产量、劳动力就业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当政府能够决定环境税税率和国有控股比例的情况下，部分私有化和环境税将通过资本租金和工资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产出量。工业企业产量的变化会进一步引起城市就业水平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农业企业中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化产生影响。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谢申祥，王孝松，商龙燕：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本文沿袭文献［2］的混合双寡头竞争框架，在相对更加现实的设定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发现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水平确定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向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的利润，同时也关注社会中其它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程度影响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时的产量，进而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政府为平衡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污染物排放量，致使其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中降低环境税。这样环境税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产生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不是单调的，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不是单调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论证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并不一定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二、理论模型与分析结果
假定本国市场有两个企业1和2，其中，企业1为国有企业（public firm），企业2为私营企业（private firm）。两个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q1,q2)=(q1+q2)-12(q1+q2)2（1）
qi为企业i的产量。因而，消费者剩余可以表示为：CS=U-∑2i=1pqi，其中p表示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得到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p=1-q1-q2（2）
两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相同，均设定为：
C(qi)=F+cq2i
为分析和计算的简便，不失一般性，我们限定F=0，c=1。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成本函数通常设定为关于产量的线性或二次函数形式。尽管更为常见的是采用递增的线性形式［4-7］，然而为了与文献［2］进行比较，我们将成本函数同样设定为二次形式。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排出污染物，假定其污染物的排放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为ei=qi-ai，其中ai为企业自身的减排量，ei为企业的最终排放量。企业的减排成本为a2i/2。污染排放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其排放量有关，按照通常的设定方式为：D(ei)=m•(∑iei)2/2，m为损害的技术参数，同样为便于计算，我们设定m=1。另外，政府为保护环境，限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收环境税，其标准为每排放单位污染物征收t元税。
因此，两个企业的利润表达式为：
πi=pqi-q2i-tei-a2i2, i=1,2（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已具有高度自，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已和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仍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毕竟作为企业，它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同时对一些负的外部性问题不会像计划经济时试图去内部化，典型的如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2010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限期完成上市环保核查整改承诺的通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厂因“周边富浩小区居民对宝钢薄板厂的异味问题仍投诉不断，新的酸洗机组工程尚未建设完成，无组织排放扰民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再次被要求限期整改。与此同时，还有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诸如青岛啤酒、中国石油、和江西铜业等业内知名企业腾讯网，“宝钢陷排放门 环保部发通牒”，finance.省略/a/20100601/000631.htm。。正因为如此，我们参考文献［1］，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
V=kπ1+(1-k)Wp（4）
其中：Wp=p1+p2+CS，表示国家所关注的微观经济主体利益，Beladi、Chao称之为私人经济部门利益（private welfare），k（0≤k≤1）表示国有企业被私人持有的份额。当k=0时，企业1为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而当k=1时，企业1则为百分之百的私营企业，因而此时称企业1仍为国有企业似乎不合适，不过，为了表述方便，我们仍然称企业1为国有企业，只不过此时的份额全部为私人所用。
本国的社会福利表达式为：
W=π1+π2+CS+t(e1+e2)-(e1+e2)22（5）
本文的博弈时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为控制污染物排放，特制定征收标准为t的环境税率；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产量竞争，同时确定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根据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规做法，我们采取倒推法进行求解。
首先，我们分析产量竞争阶段的情况。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1和私营企业2共同决定各自的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由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Vq1=1-2q1-kq2-t=0, Va1=t-a1=0（6）
由私营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π2q2=1-q1-3q2-t=0, π2a1=t-a2=0（7）
联立（6）、（7），我们求得：
a1=a2=t, q1=2(1-t)5+3k, q2=(1+k)(1-t)5+3k（8）
由（8）可知，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正好等于政府征收的环境税率。
回到政府制定环境税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环境税。将（8）代入（5），我们得到：
W=7+76t-233t2+k(14+56t-250t2)+k2(3+12t-69t2)2(5+3k)2（9）
由（9）的一阶条件，容易求得：
t=38+28k+6k2233+250k+69k2（10）
进一步由（10），得到：
tk=-48(62+51k+9k2)(233+250k+69k2)2
命题1：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环境税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减少。
命题1的直观经济学解释是：因为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国有企业关注企业的利润程度增加，其产量相应降低，企业的减排量下降，边际减排成本下降，因而环境税率也相应降低。
将（10）代入（8）、（9），我们求得：
q1=78+42k233+250k+69k2， q2=3(1+k)(13+7k)233+250k+69k2（11）
进一步，可以求出：
π1=2(1882+5212k+4027k2+966k3+9k4)(233+250k+69k2)2
π2=6007+16168k+16954k+7896k3+1359k42(233+250k+69k2)2（12）
CS=9(39+34k+7k2)22(233+250k+69k2)2
两个企业最终污染物的排放总量E：
E=e1+e2=41+46k+9k2233+250k+69k2（13）
对（13）求一阶导数，有：
dEdk=-12(77k2+122k-39)(233+250k+69k2)2，也就是说当k0；当k>k*时，dEdk
命题2：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呈倒U形关系。
直觉上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越高，其产量越低，因而污染物的排放量越少，从而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也将越少。然而命题2显示，仅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方才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相反，当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程度很低时，整个社会污染物的排放量反而会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增加。
图1E和k的关系图
事实上，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尽管国有企业会随其私有化程度的上升，产量会降低，因而自身的污染物排放量会下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间的替代关系，在国有企业产量下降的同时，私营企业的产量会上升①，因而私营企业的排放量会增加。当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很低时，国有企业的
①因为：dq2dk=6(705+734k+185k2)(233+250k+69k2)2>0
产量降低较小，而私营企业产量增加较多，因此，所引致的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反而增加，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将降低的较多，污染物排放量也将减少的较多，而私营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幅度将低于国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幅度，因而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将下降。
尽管Beladi和Chao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发现较凸的市场的需求函数会导致私有化的提高反而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结论，不过，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由于国有企业初始的私有化程度较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也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增加的情形。
我们可以进一步求得本国的社会福利为：
W=3(41+46k+8k2)466+500k+138k2（14）
将（14）对k求一阶导数，我们得到：
dWdk=-18(77k2+122k-39)(233+250k+69k2)2，同样，我们发现当k0；当k>k*时，dWdk
于是，我们得到下述命题：
命题3：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也呈倒U形关系。
本国的社会福利由五部分构成，即国有企业的利润、私营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税收入以及环境损害，前四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正，最后一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负。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降低，引致产品的价格增加，不过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产量较高，市场对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因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反而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上升，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的产量较低，此时，市场上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高，因而国有企业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利润反而下降。这样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的利润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呈现倒U形。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由于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私营企业的利润增加。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在私有化进程中下降的幅度要超过私有企业产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消费者剩余是逐步下降的。而就征收环境税而形成的税收而言，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尽管污染物排放量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的幅度要远远低于环境税率的下降幅度，因此，从整体看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是下降的。对于环境损害来说，因为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先增加而后下降，因此环境损害也是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先增高后降低。上述五部分对社会福利的综合影响就是随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倒U形。
从命题3我们很容易推知，一味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并不会提升一国的整体社会福利。
三、结论性评述
在文献［2］的研究中，他们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国有企业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的加权函数，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作为代表政府的经济行为主体，除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利益以外，还会关注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将其他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排除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之外，显然并不能反应国有企业的本质。因此，尽管本文和文献［2］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们基于国有企业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所承载的作用，采取了更接近现实的设定，进而我们发现了私有化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巨变后，一些转型经济体纷纷掀起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我们更加清醒的意识到，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的产量，从而可能达到降低国有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经济体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致使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增加，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上升，恶化环境。因此，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达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可能并不可行。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一定条件下会恶化一国的社会福利，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审慎的对待期望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BELADI H, CHAO C C.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s Letters, 2006,93:343-347.
［2］WANG L,WANG J.Environmental taxes in a differentiated mixed duopoly［J］.Economic Systems,2009,33:389-396.
［3］徐有俊，江旭，沈悦．发展中经济部分私有化、环境税及其影响［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7）：36-41.
［4］谢申祥，黄保亮．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J］．统计与决策，2009（1）：131-132.
［5］李长英，谢申祥，王孝松．异质产品、中间品贸易与最优研发政策［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4）：191-202.
［6］谢申祥，王孝松．技术外溢、国有企业并购与FDI［J］．世界经济研究，2009（4）：63-69.
［7］KATO K.Can allowing to trade permits enhance welfare in mixed oligopoly?［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88:263-283
.
Mixed Duopoly Competitio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vironmental Taxes
XIE Shenxiang1，2, WANG Xiaosong3, SHANG Longyan4
（1.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Institute of Design and Research,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Corp. Ltd, Jinan 250100, China
）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学企业；管理创新
作者简介：刘毕贝（1977-），男，江西瑞昌人，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学企业研究、知识产权；赵莉（1980-），女，江苏镇江人，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与社会创业，知识产权管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社会创业组织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论模式研究”（编号：09YJA2H016）;广东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创业组织绩效评价体系研究及其在广东的实证分析”（编号：S2011010000193），主持人：严中华。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4-0023-04
一、高职院校管理创新的内涵
何谓管理创新？国外学者朱利安·伯金肖（Julian Birkinshaw）定义管理创新为实施能明显改变管理工作开展方式的、新的管理方法、过程或结构，旨在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1]。
借助朱利安·伯金肖对管理创新内涵的分析并结合我国高职院校管理创新的背景，我们认为高职院校管理创新就是高职院校在由传统的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的转型过程中，为了实现高职院校的造血功能和教育功能，保障其内部各个层次目标的实现而实施的一系列的管理实践（做法）、过程、结构[2]。
高职院校的管理创新涉及高职院校这一系统的多个方面，但是根据朱利安·伯金肖的管理创新分类理论，对高职院校管理创新按其广度和深度也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图1）：
一是指仅影响单一功能区的管理实践。例如兼职教师的薪酬管理创新（人事管理领域），分学段灵活式管理制度（教学管理领域）多渠道筹资策略（财务管理领域）。
二是指影响在某个单一的职能领域根深蒂固原则的管理创新。例如人事管理领域，实施“校企互聘共培”教师队伍建设机制。所谓“校企互聘共培”是指，在聘用行业企业（特别是“教学企业”合作单位）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为学校兼职教师的同时，鼓励专任教师到企业实践，改造和提高专任专业教师的高职教育执教能力，打造双师结构专业教学优秀团队[3]。这种机制打破了传统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单纯以学校为主体，以专业理论、教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模式，突破了传统的高职院校人事与分配管理制度的原则与实践。
三是指影响管理实践，并跨越许多职能领域管理创新。例如设立教学企业管委会、校企合作办公室等机构，这种管理创新的行为跨越了学校人事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行政管理等不同的职能领域，通过机构设立协调与解决校企合作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管理创新没有影响到高职院校的核心价值与内在原则。
四是指影响深层次管理原则，跨越许多职能领域的管理创新。例如教学企业的构建与管理,突破了传统高职院校完全非营利的原则，强调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双重底线的平衡原则。同时，这一创新必然跨越学校人事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等多个职能领域，需要这些职能领域配套改革的支撑。
通过对于高职院校管理创新类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处于第四象限的微观教学组织的创新，即教学企业的构建与管理将成为高职院校管理创新的核心。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在由传统的非营利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核心目标，并将深刻影响高职院校各职能领域相应的管理创新。
二、基于“教学企业”构建与管理的高职院校管理创新背景
（一）我国高职院校本质属性正由非营利性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直接资助经费逐年减少，政府对福利事业的资助也大为削减，而“市场失灵”导致人们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于是非营利性组织急剧膨胀。但是，非营利组织用以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资源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非营利组织开始转移方向，尝试运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来解决自身发展上的财务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将实现社会价值和企业化运营结合在一起的新组织形式，它力图以企业的方式为立足点，实现市场资源和非市场资源、货币资源和非货币资源之间的优化整合，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将其定义社会企业[4]。
虽然欧美对社会企业的定义有很大的区别，但究其本质，一言蔽之就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第一，社会企业具有显著的社会目的与使命；第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第三，通过市场机制开展生产或经营活动；第四，保持双重底线，即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平衡，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
出口贸易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活动，随着我国出口贸易份额的增大，国内工业经济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活动也更加激烈，阻挠手段更加严厉苛刻，为此，本文通过描述出口贸易摩擦的变化特点，反思出口贸易会计信息管理的常规做法在“双反”情况下的局限性，进而探寻外贸会计信息管理的改进途径，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出口贸易风险，争取最大权益。
一、我国出口贸易概况
(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趋势
1.工业产品出口旺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工业经济迅猛发展，本世纪，我国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被誉为“世界的工厂”，2011 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国，这使中国产品走进国际市场的品目和数量日益增多。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的出口额达2.21 万亿美元，是全球比重的11.8%，连续五年居全球首位。外贸依存度(外贸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逐年大幅上升，由 1978 年的 9.7% 增达2013年的 48.8% 左右。2013年的进出口总额为41 600亿美元，超越美国的39 104.1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家。
2.出口产品的结构更加优化
据2013年统计数据，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2年的4.9%，工业制成品的比重由49.7%上升到 95.1%，2013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1.26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7.3%，出口排名前十类机电产品中，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达到了50.5%。
(二)国际市场的贸易摩擦形势
1.诸多产业面临“贸易救济壁垒”的阻挠
(1)反倾销诉讼持续增长
1979年欧盟对我国出口的糖精和机械闹钟首次启动反倾销贸易救济措施以来，我国成为了国际反倾销的重灾区。上个世纪70年代2起，80年代 10余起，90年代以后急剧增加，平均每年突破30起，增幅接近80%，入世以后到2012年，平均每年60起[1]。2013年，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了92起贸易救济调查，外贸摩擦事件的数量有增无减。调查涉及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矿业、化工、轻纺、机电、医保、以及高科技新兴产品。
(2)“双反”调查事件不断蔓延
“双反”是指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合并调查，2004年4月，加拿大对中国烧烤架“双反”首例调查以来，中国在极短时间里骤然成为世界头号反补贴调查目标国，截止到2012年底，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数量已经达到62起[2]，2013年遭遇14起。至此，中国是连续18年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是连续8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全球将近50%的贸易救济调查和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着中国。
2.“贸易救济壁垒”造成的经济损害
外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税率普遍较高，致使我国许多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产品被排挤出国际市场，如：2009年欧盟对中国紧固件征收 26.5%-85%的反倾销税，导致该行业失业人数不少于50万人;2011年美国对中国石油钻杆征收69%-430%反倾销关税，导致有些工厂刚刚建成就被迫停工。
“双反”调查的产品，则面临着“双重征税”，如：2012年10月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设定18.32%-249.96%的反倾销税率和 14.78%-15.96%的反补贴税率，两个税率最高合计达265.92%。2013年6月，欧盟又发起对华光伏组件、关键零部件的反倾销调查，产品范围超过美国“双反案”，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欧盟对华发起的最大规模贸易诉讼，并实施11.8%的临时反倾销税率，之后再度上升至47.6% 的永久性关税税率。这一系列的“双反”贸易持续战，致使第一个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成功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制造企业、全球最大太阳能面板制造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破产。
二、我国规避外贸摩擦的主要会计策略及局限
(一)规避外贸摩擦的主要会计策略
1.会计准则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至入世前，我国遭遇的贸易壁垒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价竞争出口，由于不少的出口企业产品成本资料混乱无序，给予了贸易保护主义者较多的可乘之机，使其借助于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获取了较多的意外收益。针对上述情况，我国加强了会计建设，高度重视会计国际化，于1998年5月正式加入IASC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国际公允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入世以来，加快了会计国际化步伐，于2006年颁布会计新准则，使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更加趋同、等效，促使中国企业的会计信息能够与国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为中国外向型经济能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加强企业会计管理
新准则于2008年首先在上市公司全面实施，并逐步向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推进，对小微企业也不放松会计工作指导，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各行业的会计工作更加规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进一步加强，会计信息的公允性进一步体现，这为应对外贸摩擦对会计资料的取证需求奠定了基础，使我国外贸企业逐步摆脱了贸易摩擦发生时不应诉或消极应诉的状况。
3.重视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的计价方法对比
针对贸易摩擦中“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待遇，起诉方往往采取第三国产品定价方法替代的问题，我国外贸企业更加关注国际市场相同或同类产品的会计计价方法对比，逐步能够对起诉方的替代国选取不合理的情形提出抗辩，为争取企业权益做出了努力。
(二)外贸会计策略应对“双反”调查的局限
“两反一保”是WTO规定的三大贸易救济措施，属于合规性贸易壁垒。“反补贴”作为新型贸易壁垒，比“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对被调查国的外贸出口和经济发展更具影响力。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其调查范围涉及接受政府补贴对象的下游企业甚至整个产业链，且连锁效应极强，在一成员方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反补贴调查中援引。一国政府为应对反补贴调查，须对贸易和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甚至于主体经济战略进行调整，这将使一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受到重大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而中国出口产品却日益增长，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引起了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行更加密集的贸易壁垒，为此，中国尽量避开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初级产品出口，以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采取以制成品或高新产品为主要出口货源。在国内生产环节，我国现阶段鼓励节能型、高新技术型的产业发展，给予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对其产品出口免税并退税，这也是各国鼓励出口贸易的常见方法，以使此类产品的出口价格更具竞争优势。然而，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所发起的“双反”十分猛烈，如：美国第二次对中国晶体硅光伏产品发动“双反”调查，把加工贸易和中国大陆企业在境外投资生产的产品，都纳入“双反”范畴，将调查范围扩大至台湾地区。这种做法显然超越了一般贸易救济措施，其用意不限于阻挡中国产品流入其国内市场，而在于刻意攻击中国高新产品具备的优越地位可能构成的国际市场竞争威胁，这样一来，外贸摩擦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纠纷，其中夹杂了诸多的政治因素。
我国外贸会计策略从本质来看，属于经济活动范畴，从操作手段来看，属于会计技术应用，从信息管理角度看，属于市场风险控制系统。但“双反”并不局限于经济活动调查，其重心不在于会计资料的获取，也不在于市场竞争损害程度的取证，而是更加在乎政治因素，是以影响被调查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为目标的贸易救济活动。
三、外贸会计信息管理的有效路径
(一)提高外贸企业内部会计信息管理质量水平
1.加强成本会计原始资料的管理
价格是外贸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贸易救济调查的重点所在，价格以会计成本资料为基础，因此，外贸企业应做好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加工成本、销售成本、管理成本等原始资料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做好产品销售利润管理，规范会计核算工作程序，提高会计成本信息质量。这是力争出口产品定价具备合理性的最基本抗辩资料，也是贸易救济裁定低价倾销幅度的重要依据。
2.以贸易仲裁成本计价方法审视出口产品成本
由于反倾销的目的是防止出口商低价倾销货物，其成本计价势必要高于我国会计计价成本，因此，出口产品成本核算应细化，外贸企业会计应以贸易仲裁成本计价方法审视出口产品成本，充分考虑贸易救济成本计价的习惯做法，如：研发成本、弃置成本、包装物成本等要计入产品成本，人工成本核算要具备一系列基础资料，包括职工名册、考勤记录和工资表等[3]。要在出口环节做好产品的定价管理，以此规避出口商品贸易摩擦的发生。
(二)不断增强外贸会计对市场信息的管理效能
1.深入调研国际市场价格信息
国际市场的各类产品价格千差万别，不同国别相同产品的出口定价并不一致，外贸企业会计应广泛收集各国同类产品的定价信息，重点研究目标市场的进口价格信息，并须特别关注目标市场的贸易摩擦事件，要对外国常用替代国价格信息进行研究，理性分析竞价出口的优劣势，从出口战略管理的高度来促使外贸企业会计增强对市场信息的管理效能。
2.联合同业定价
国际市场是以国别为区别特征的，因此，外贸企业会计应关注国内同业信息，尽量避免同业低价竞争出口，应采取行业定价联合制，但行业内最低协议价格应控制在合理价格范围之内，避免发生维生素C生产巨头——维尔康、维生药业、江山制药、东北制药四家企业的联合定价，因其所达成的最低协议价格接近于成本而招致了更为严厉的反垄断处罚。
(三)积极做好应对“双反”的会计信息准备
1.加强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
政府补贴各类产业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方式，反补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长期使用的贸易歧视政策，反补贴调查内容广，涉及部门多，不仅调查企业，而且调查各级政府的政策措施，为此，外贸企业应加强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提高反补贴应诉水平。
2.做好实施反制措施的会计信息搜集
外贸企业会计应关注“双反”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各类业务，对其出口业务大、价格低、利润多的产品进行重点筛选，妥善运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以此赢得良好的贸易环境。如对欧洲葡萄酒进行反制，促使欧盟终裁接受了中国的价格承诺，并将承诺企业增至121家(新加入27 家)，占我国调查期内对欧盟出口总额的80%左右，除参与价格承诺的企业外，对未参与价格承诺的企业出口光伏组件与电池则征收47.7%～64.9%不等的“双反“税，但将硅片排除在涉案产品之外。
四、结束语
出口贸易环境具有开放性、复杂性、多变性，这决定了出口贸易会计信息管理不能停留于企业内部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上，而必须放眼于国际大市场，搜集筛选和锁定目标市场，理性分析竞价优势，运用恰当的竞价方式才能促成交易。国际市场成本计价方法具有千差万别，在自由贸易理念弱化的条件下，交易价格差异极易诱导贸易摩擦发生，这决定了出口贸易会计信息管理要高度关注市场风险动态，谨慎对待价格竞争。当前“双反”现实更加苛刻严厉，出口贸易会计信息管理应转变战略，不局限于会计成本计价资料、市场风险信息等经济活动领域的信息管理，而是要更加密切关注国际政治形势，积极应对贸易保护壁垒的挑战，为实施反制措施做好充分必要的会计信息准备，这也正是会计信息管理职能社会属性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