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9 14:46:48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养老金融定义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国外通常将养老金融定义为将养老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存款、不动产、衍生资产和另类投资等资产，以获取长期稳定收益的投资行为。规避风险以获取稳定收益是养老金融投资行为的主要特点，如所投资的股票，主要配置为业绩优良、稳定、分红率高、成长性良好的白马股。
与国外对养老金融服务对象的界定不同，中国养老金融的内涵除包括养老金管理业务外，还包括与养老有关的储蓄和投资活动。因此，这里将养老金融定义为与居民终身理财和退休后收入保障相关的金融服务，具体包括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基金、养老储蓄、养老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和养老信托等。其中，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由政府主导，为社会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第二支柱；以个人税延养老金为代表的其他养老金融为第三支柱。
中国当前养老体系结构存在的问题
养老体系划分为三支柱其目的是由国家、雇主和个人合理分担养老责任。中国当前养老体系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养老制度过于倚重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与第三支柱个人税延养老金则发展缓慢。
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起步于2004年5月1日的企业年金实行办法正式实施，2015年出台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标志着我国养老金第二支柱制度建设的完成，但我国第二支柱目前发展现状与成熟经济体相比，差距明显，无法发挥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截止2015年底，我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有7.5万户，参与2320万人，企业年金积累基金1万亿元；职业年金刚刚起步，覆盖约4000万人，二者合计不到全国就业人口的8.2%，第二支柱的资产总额不到GDP的1.5%，这与OECD国家平均84%，非OECD国家平均36%的中值相比，差距明显。
养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
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包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以补充养老保险体系的不足，其中，企业年金近年来快速发展，有望成为养老保险体系结构优化的先锋。
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短板需要补上，必须加快发展。同时，作为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是养老金体系中的短板，为优化养老体系供给结构亦需加快补上。此外，由个人自愿建立的、市场主导的、作为基本养老保险补充的养老储蓄性保险，具体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基金、养老储蓄、养老信托、住房反向贷款等潜在养老保险一旦推出，在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创新
根据我国养老金融业发展趋势和人们对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需求的特点，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自身积累的客户资源，抓住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整合资源，设置养老金融服兆ㄖ安棵牛配备人员，理顺内部业务流程和分工，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养老事业为目的，开发和设计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并同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相结合，进行捆绑销售，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客户产品和服务体验的满意度，增强客户粘性，在稳住老客户的同时，以创新吸引新客户，促进养老金融业务对银行贡献度的提升。因此，商业银行需要进行经营战略调整，增设专职机构，配备专业力量，在产品研发、产品营销、一站式服务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创新，搭建养老金融互联网金融平台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
搭建养老金融互联网平台。利用互联网金融技术，将养老金融服务模块置入银行互联网平台，利用平台的聚集功能，将原柜台业务进行标准化、流程化改造，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查询、咨询和办理相关业务等。平台还留置了用户信息反馈窗口，以便优化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客户。
打造多渠道客户服务和营销体系。成立养老金融业务专职部门和服务团队，针对养老金融业务特点，构建对公和对私二个养老金融产品研发和销售服务体系。对公要紧紧抓住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以企业（职业）年金账户托管为抓手，稳步发展养老金受托管理和基金托管等，并针对机构客户，开展养老规划、退休计划咨询、薪酬管理等业务；对私以普适养老金融产品研发、投资理财、财务管理顾问和服务等为主要业务方向，充分发挥银行网点优势、人才优势和网上银行优势，以服务社区为基础，以产品和服务增加客户粘性，为拓展增值服务打下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对公业务的开展需要和对私业务相结合，以机构人员为营销对象，推动银行对私产品和服务的销售。
以服务养老为目的，开发养老金融产品。良好的销售建立在好产品的基础上。在养老金融产品的提供上，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商业银行各有竞争优势和特点。通常保险公司提供的养老保险产品具有免税、兼顾收益与保障的优点，但同时存在理赔流程、产品复杂等缺点；基金公司养老产品具有收益高、流动性强的特点，但同时存在风险较大、管理费较高等缺点；银行自身具有信誉好、网点多、老百姓认同度高，配有专业客户经理提供业务咨询服务等优点，但存在无税收优惠，专属个人养老产品少的缺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发的个人养老产品主要分为二类。一类是单一养老理财产品，具有普适性，多为短期理财，收益相对稳定、风险较低，符合老年人对资产保值增值要求，可通过自动展期与养老投资的长期性相匹配，同时取现灵活；另一类为综合性银行养老金融服务产品，主要针对高端客户开发，通常商业银行会在对客户信息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客户自身未来养老支出，综合资产、负债和现金流入，在客户风险评定基础上构造养老保险产品组合，向客户推出一对一个性化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并配有专门服务人员跟踪服务，实现精细管理。针对高端客户所展开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营销是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未来业务竞争的焦点。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组合促销，提供一站式服务。养老金融业务具有持续时间长、转移成本高、稳定性高和客户相对稳定的特点。银行针对机构客户不仅可以提供年金账户托管、投资咨询、薪酬福利管理、养老规划以及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等业务，还可以将养老金融业务和其他传统金融业务相结合，根据机构自身需求，提供综合性、一站式服务。针对个人客户，银行可以将养老理财、保险产品与储蓄账户、房地产贷款、企业年金交费、信用卡办理等产品捆绑，为个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增加客户满意度，拓展增值空间。需要指出的是，捆绑销售以实现客户就近享受养老金融及其他金融服务为前提，以便捷客户为目的，以增强客户服务满意度为中心，不是强迫客户购买，更不是过度金融消费。此外，需要注意老年客户的特点，增强服务便捷性，并结合老年客户非金融服务需求，提供特色便民增值服务。
加强创新储备，深化同业合作，积极探索养老金融新业务模式。关注政策变化，尤其是个人税延养老金政策的，提前研发和储备针对个人养老金融需求，平衡收益、保障和便利的养老储蓄、理财产品。根据客户服务反馈，结合社区调研，加强有区域特色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同时，深化与保险机构、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的合作，提前布局，迎接养老保险市场的大发展。在具体金融产品上，建议银行把握反向住房抵押贷款试点机遇，积极探索反向贷款业务模式，与银行原有房地产价值评估、抵押担保和风控环节相融合，优化产品流程，完善服务细节，丰富我国养老金融产品体系。同时可考虑将此模式与养老金融资产证券化相结合，对住房反向抵押信贷资产进行结构优化（或模拟）、信用增级以及资产证券化，以增强信贷资产流动性，化解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时间长、单体价值大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期限匹配风险和市场风险。
一、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这是党和政府对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走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时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适应新常态、应对新常态，并在新常态这一基本约束条件下深化改革，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稳固的保障基础。
养老保险体系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为实现老有所养而采用的一整套体系，包括养老保险机构、养老保险产品、养老资金投资与监管制度等。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世界银行（1994，2005）认为世界各国在构建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中应至少包含三大支柱：一是政府强制执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二是由政府或者雇主出资并带有福利色彩的养老金计划（即企业年金）；三是通过个人储蓄或投资而形成的个人养老金融资产。
国内外学者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企业内生增长能力、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等。研究结论概括为三个观点：（1）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很多国家通常以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年龄来加以应对[1-7]；（2）企业内生增长能力则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如果一个经济体中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就可以推动产业进步，同时促进劳动收入占比有效提升，对冲社会养老风险[8]；（3）养老保险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证明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本国居民提供有效的养老资产配置，反过来也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9-11]。
前两个观点的文献资料较多，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金融市场与养老保险相互促进的文献主要局限于国外研究，这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薄弱有关。为此，本文基于国家政策角度，重点研究人口老龄化、企业内生增长能力、金融市场改革三大因素对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情况下养老保险体系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世代交叠模型基本思路[1，2，3，12]进行建模。首先假设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有三大经济部门：为数众多的个人（或家庭）、为数众多的竞争性企业、一个政府。
个人层面：为简便起见，本文不特意区分个人和家庭，个人提供劳动，获得工资，安排消费和储蓄，作为理性人实现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消费最优化（也可以将储蓄理解为推后的消费）。
企业层面：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融资，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动，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组织生产。同时企业按照资本边际租金水平支付利息，按劳动边际成本支付工资，按企业家获得超额利润。为了模型简便且由于企业数量众多，故假设企业整体上不存在超额利润。
政府层面：假设该经济体中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基础性社会制度给定，政府坚持利他，以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最大化为目标实施经济政策。假设政府创建了养老保险体制，除了养老保险之外政府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
（一）劳动人口
在人口代际结构中本文仍然采用OLG假设，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不考虑个人寿命的不确定性，假设个人寿命分为两个阶段：成年期和老年期（每个阶段大概为20～30年）。
（三）社会养老与家庭决策
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统账结合”的养老制度，其中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都来自于工资，假设社会养老保险费率为q；除去社会养老费用后，个人自主选择消费储蓄方式，并通过金融市场转化为有效投资。同时政府制订了社会养老保险计发工资水平，为当期社会工资水平的一定比例，设为w。
以第t代典型个人为例，假设成年期个人收入为工资，支出为消费、社会养老保费，显然收入与支出之差为储蓄。在老年期，个人收入为成年期积累的储蓄、基本社会养老金给付，支出为消费。结合上面的相关假设，特作如下定义：
令（t，1）为第t代人的成年期，（t，2）为第t代人的老年期，则Ct，1为第t代在成年期的消费，Ct，2为第t代在老年期的消费；St为第t代在成年期的储蓄；β代表个体的时间偏好程度，参数值越大表示个体越倾向于当期消费，反之则倾向于延迟消费。因此，家庭决策模型描述如下（效用函数定义为对数效用函数）：
四、政策效应模拟分析
（一）参数设定
对式（23）所涉及的经济参数进行校准（每期设定为20年），具体参数设定及其理论依据如表1所示。将表1中的参数值代入式（23），解得年均利率水平为10.60%，这与当前中小企业实际贷款利率基本相当，表明模型构建具备较强的应用价值。
（二）政策情景设定
1. 延迟退休。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延迟退休。按照现有材料，预计我国将延迟退休5年，即第（t-1）代人口在第t期还要多工作0.25个单位时间（每期为20年，延迟退休5年即增加0.25个单位时间）。在第t期劳动人口共有：
Nt+0.25Nt-1=Nt+0.25Nt/（1+n）=1.18Nt
因此实施延迟退休后，劳动人口增长率将从原有的0.38变动为最高的0.63，即0.38≤n≤0.63。但是如果没有实施延迟退休，我国老龄化情况将持续严重，为简便起见，设定n=0.3，情景设置中n分别取值0.3、0.4、0.5和0.6。
2. 社会保险费率。
社会保险费率沿用表1中的取值为28%。未来国家有三种选择：一是维持现有水平保持不变；二是降低费率（减轻企业负担）；三是提高费率（人口老龄化压力）。相应地，设置三个政策情景：28%保持不变，下降为20%，提高到40%。
3. 劳动收入占比。
增加劳动者收入水平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因此也设置两个政策情景：劳动收入占比保持在0.5不动（α=0.5），劳动收入占比提高至美国当前水平（α=0.25），即0.25≤α≤0.50，情景设置中α分别取值0.5、0.4和0.3。
4. 金融改革。
随着我国出现新常态，金融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储蓄转化为投资将更为顺畅。基于此，设定0.8≤b≤1，情景设置中b分别取值0.8、0.9和1.0。
（三）数值模拟分析
在上述政策情景下，按照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数值模拟，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养老保险盈亏情况，定义Dt为第t期的社会养老保险盈亏，即第t代成年人社会养老保费支出减去第（t-1）代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则：
显然，只需要计算q-w1+n就可以得到养老金盈亏占人均工资水平的比重，因此，将该比例定义为养老金盈亏比例。
从表2中养老金盈亏比例来看，不管是否实施延迟退休，只要人口老龄化问题仍然较为严重，为了维持社会养老基金的正常运转，提高社会保费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也需要付出市场利率显著上升的代价；另一方面，在老龄化较为严重的条件下，如果确保市场利率维持较低水平，也不得不面对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窘境。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421”人口供养结构使家庭财富积累和代际转移难以满足养老需求，新常态背景下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又决定了短期内不能完全实现社会化养老，因此，推行养老保险市场改革势在必行。本文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效应模拟分析结果说明：
1.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延迟退休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
与校准值相比，组合C～G都表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可以适当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如果单纯实施延退而缺少配套的金融市场改革措施，那么，延迟退休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并不必然使养老金扭亏为盈，例如组合E市场利率由校准值10.6%上升到10.69%，养老金亏损由15.47%上升到17.5%。延迟退休可以延长缴费年限，相应缩短领取养老金年限，主要目的是解决养老金可持续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不可避免，现阶段延迟退休更多的是个人自主选择，学术界关于强制延迟退休和弹性延迟退休对于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明确结论，因此，可以考虑实施放宽人口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放开二胎”就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保持劳动力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导向性政策。
2. 国家应保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对稳定。从数值模拟结果来看，如果将养老保险缴费率从0.28提高到0.4，养老金盈亏状况有所好转，表现为养老金盈亏从校准值的亏损15.47%变更为组合C的亏损2.86%，或者组合G的盈利2.50%。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个人养老保险总缴费率已经处于高位，企业也承担较重的经营压力，因此，不宜继续调高总缴费比率。同时，短期内也不宜较大幅度地调低社会养老保险费率，这样可能会引起社会保险基金的更大幅度亏空，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国家在保持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稳定的前提下，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率，降低企业缴费比率，逐步降低总缴费率是未来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可行方案。
英国的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国家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构成。作为第一支柱的国家基本养老金覆盖到所有公营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不论收入高低，所有公私雇员缴纳的养老保险金费用标准比例全部一致，收入高者缴费额也高，但所有人退休后所获养老金数额全部一致，实现了养老金二次分配的平等。随着英国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家养老金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由于国家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较低，2002年6月，布莱尔政府提出了针对无职业年金者的“国家第二养老金”计划，也被称为附加国家养老金。中低收入的非常规就业者、长期患病或身体残疾的从业人员，任何已缴纳了国家基本养老金保费同时又没有职业养老金或私人养老金的雇员将自动具有享受“国家第二养老金”的资格。此外还有针对贫困老人和高龄人士的低保养老金。
德国：退休年龄逐渐提高
德国的退休制度提供的退休金相当于平均税后工资的58%。养老金是通过工资税筹集的。目前1964年之后出生的人可能要到67岁才能退休。不过，由于目前退休人员相对于在职人员的比率在上升，所以养老金的水平有所下降。但德国许多为大企业工作的人还能领取企业养老金。
新加坡：推行强制储蓄计划
新加坡的养老主要依靠其中央公积金制度来实现，政府建立公积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防老而储蓄，这部分养老储蓄只有在退休时方能使用。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强制性储蓄计划是由雇主和雇员按法定比例共同缴纳的，政府目前的规定是，55岁以下雇员的公积金上缴率是雇员工资的40%，雇主和雇员各一半。上缴的公积金按比例分别存入普通账户、医疗账户和特别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可在退休以后动用，特别账户平时不得动用，只作年老及应急之用。同时，新加坡的公务员工资只有私营公司员工的88%，碰到金融危机，还随企业平均工资同步下降。
智利：建立养老基金公司
智利早在1981年就开始实施基金制，通过准确定义原有养老制度下的养老金的价格，为每个职工建立可投资的个人养老基金储蓄账户，成立相应的基金管理机构，专项管理经营该基金，提供投资方案和渠道，鼓励和刺激投资，使得养老金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秘鲁、阿根廷等7个拉美国家和波兰先后仿效智利建立了养老金制度。
关键词：资金流量账户；金融业综合统计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36-04
日本资金流量账户（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J-FFA）是日本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基础。J-FFA是一个显示经济实体金融资产和负债变动的数据矩阵，涵盖政府、住户、企业和金融机构，包括每个金融工具或交易事项，比如存款、贷款和有价证券等。日本央行负责按季度编制及J-FFA，作为全面反映日本金融活动的统计。考虑到金融和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为提高J-FFA的实用性，日本央行在过去几年间采取了大量措施以强化和扩展J-FFA。2016年3月25日，日本央行了新版的J-FFA，这次修订遵循了“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1（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的指导性原则。
一、对J-FFA修订主要考虑的因素
（一）维持和强化J-FFA与其他国家相应账户的兼容性
依据“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推荐的标准，美国和欧盟相继于2013年7月和2014年9月了更新版的资金流量账户（Flow of Funds Accounts，FFA）。“G20消除数据差距倡议（The G20 Data Gaps Initiative）”也推荐了基于“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编制的FFA，凸显了该账户在识别金融部门风险和监控经济与金融脆弱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保持J-FFA与“日本国民账户”的一致性
日本内阁办公厅计划于2017年底基于“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升级版“日本国民账户（Japan’s National Accounts，JNA）”，而J-FFA是JNA在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数据来源。
（三）提高J-FFA的实用性
在此方面的主要努力是，改善精度并升级与非银行部门相关的统计，比如企业养老金和信托投资基金等，这对于迅速老龄化的日本人口以及政府和产业推动的“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趋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项。
二、修订后的J-FFA主要改进之处
（一）J-FFA的精度提高
修订后的J-FFA版本通过改善记录金融交易的一整套方法提高了其精度。特别是，改善后的企业养老金及信托投资基金记录方法，能够提供更加精准地有关住户和私人非金融企业未偿付金额的金融资产/负债和金融盈余/赤字情况。
（二）对金融交易事项（金融工具）提供更加详细的说明
修订后的J-FFA版本覆盖了57个项目，这比之前的版本增加了6个项目。除了对养老金和保险项目详细分类之外，日本央行正在追踪之前J-FFA版本未曾覆盖的金融交易，包括标准担保品和员工股票期权的赎回条款等。
（三）对金融部门（经济实体）提供更加详细的描述
修订后的J-FFA版本对金融部门（经济实体）的覆盖量从45家提高到50家。日本央行通过如下改进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要：一是企业养老金中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和“固定缴款计划”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每个记录都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二是增加了一个名为“标准担保机构”的分类；三是之前分散在各个部门的金融持股公司被放在一起，记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四是政府金融机构被拆分为具有较弱金融中介功能的“公共专属金融机构”，以及除此之外的“政府金融机构”。
三、J-FFA修订产生的主要影响
（一）对企业养老金的影响
1、J-FFA的覆盖与分类。在J-FFA中，私人养老金，比如企业养老金、其他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保险，是被包含在住户的金融资产之中的。以累积企业养老金和其他养老金为目的的基金，被归类为一个叫做“养老金基金”的独立部门。
2、修订要点。从未偿付金额看，企业养老金占私人养老金的约60%，是日本央行修订J-FFA时关注的重点。涉及企业养老金的修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养老金中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和“固定缴款计划”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每个记录都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这是因为住户作为养老金权利的债权人与企业作为养老金负债的债务人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与“固定缴款计划”所包含的资产存在极大的不同（见表1）。二是住户与“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相关的请求权（即领取养老金和一次性退休津贴）按照权责发生制进行记录，其金额是经计算的企业向住户提供的未来养老金数额，而不是养老金基金所拥有的资产。该金额一方面被记录为住户的资产，另一方面被记录为养老金基金的负债。三是养老金基金经理的权利主张（养老金基金管理的资产扣减未来企业向住户提供的养老金）被记录为养老金基金的资产，同时记录为私人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分别被记录为独立的部门。
3、“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记录的新方法。在新版J-FFA中，未偿付养老金权益的数额是未来支付的基于精算养老金贴现后的现值。此外，计算养老金权益的交易流程是基于精算的养老金权益收入额扣减养老金权益的支付额。日本央行在编制基于个别企业财务报表披露的退休福利的会计数据并合计所有上市公司的数量之后，估计所有企I养老金的存量和流量，包括那些未上市的公司。在估计过程中，包括未上市公司的所有企业养老金存量，以养老金基金管理的资产为基础，通过增加上市公司的总基数推理得出（见图1）。
4、养老金基金经理权利主张的变化。在新版J-FFA中，由于实行权责发生制，养老金权益可能超过养老金基金所拥有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为养老金经理的权利主张记录在养老金的资产方。这些都是养老基金对雇主（公司）的权利主张，并且在公司方面，它们是承诺在未来以养老基金形式支付的负债。这被称为“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负债（underfunded pension obligations）”。该负债从1993财年的26万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02财年的102万亿日元。2000年初，随着退休金会计系统的引入，企业养老金不足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新版的J-FFA则首次披露了养老金不足的规模。其后，这种“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负债”规模总体下降，至2014财年下降为25万亿日元。
（二）对信托投资基金的影响
1、修订要点。在之前版本的J-FFA中，对投资信托交易流量的记录方法在精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新版本的J-FFA中，为改善在使用新的估计方法时记录交易流量的精度，对本金和资本收益的分配已被记录为信托投资基金的流出量。
2、信托投资基金记录的新方法。日本央行对前150位甚至更多的信托投资基金进行采样，这些基金的净资产占5000多家公开发行股票信托投资基金净资产的70%，利用单个基金报告中包括分配和收益在内的数据，对所有信托投资基金的本金和资本收益的分配情况进行估计。在估计过程中，以分配的总数为基础，通过推理估算出所有信托投资基金的本金和资本收益的分配情况。
3、本金和资本收益分配的变化。在新版的J-FFA中，有关本金和资本收益分配指出：一是随着美国、欧洲及新兴国家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大幅下降，以及日元的快速升值，为弥补基金损失导致利息及股息收入显著减少，而来自本金和资本收益的分配自2007财年开始大幅增加，至2011财年达到年度3.7万亿日元的高峰。二是2007至2011财年期间，信托投资基金超过70%的分配源于本金。自2012财年以来，有赖于基金业绩的改善，源自利息和股息收入的分配逐步增加，但直到今天源自本金和资本收益的分配仍然占信托投资基金分配的一半左右（约3万亿日元）。
（三）对金融盈余/赤字的影响
关于主要部门金融盈余/赤字，观察J-FFA新旧版本所显示的趋势，住户和私人非金融企业仍然保持金融盈余，而一般政府部门和海外部门则是金融赤字。然而，由于上述提到的记录“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和信托投资基金交易流量方法的改变，使得新版J-FFA对于住户和私人非金融企业盈余的影响更为显著。数据显示，2005-2014财年住户金融盈余从19万亿日元下调至15万亿日元。与此同时，2005-2014财年私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盈余整体上调了1.5万亿日元。
四、当前中国资金流量账户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资金流量核算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准备和五年试编，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实施计划，于1996年核算体系全面转轨之际，开始正式编制中国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部分）。当前，我国的资金流量表在数据来源、编制技术、统计与计值规则、核算范围的选择以及资料搜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见表2），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资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和技术有待完善
当前我国资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仍采用宏观资料分解法，这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多数国家采用账户方式编制资金流量表存在较大的不同。一是我国的资金流量表整个编制过程依赖于宏观统计数据与统计分解技术，然而宏观资料综合性较高，数据分解的工作量大、分解难度较高，导致实际操作中资金流量的核算难度较大。二是我国的资金流量表还比较简单，部门和工具双维度的划分无法全面反映实体经济资金流动状况，也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分析的需要。三是与日本、美国、欧盟等其他国家同类账户的兼容性和可比性较差。
（二）相关数据存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双重缺陷
主要表现在：一是数据来源缺口较大。特别是在非经济普查年度，较多项目必须通过替代指标进行估算。另外，部分金融部门账户仅有总量指标，缺乏进一步的明细指标。二是缺乏统一的统计标准。目前我国各部门金融统计之间、会计核算之间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定义，不能形成协调一致的统计数据系统。三是数据统计未覆盖一些新型机构和新型金融产品。比如对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担保公司等新型机构的统计监测有限；对金融机构代客理财、信托投资计划、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业务或金融产品的统计缺失。四是数据机制与频度问题。日本相关的金融统计数据是按季度或月度时间序列的，我国只有年度数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和使用。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一）借鉴“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对我国的资金流量表进行修订
一是资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应逐步从宏观资料分解法过渡到通过金融账户简表，建立三维的资金流量表。比如，可以运用一对一的准则编制金融流量和头寸汇总表，获取部门之间关联性数据的综合性框架，按照金融部门分类和金融工具分类进行加总处理，并最终汇总成实体经济资金流量表。二是计值规则应逐步与国际接轨。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及权责发生制确认金融交易的统计方法，比如对“按揭贷款”、“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等多期或延期支付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记录。
（二）弥补数据缺口，提高数据质量
一是推动金融统计标准化工作，夯实金融业综合统计基础。建议推动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基于数据仓库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实现统一、高效、方便、快捷的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二是扩大资金流量表对金融部门的覆盖。重点覆盖证券、保险、基金等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强化对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担保公司等新型机构的统计。三是进一步细化金融交易项目。增加金融机构代客理财、信托投资计划、衍生产品、资产C券化等跨行业、跨市场、跨机构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和影子银行业务。四是开展季度核算工作，把数据频度改为季度或者月度，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可用性。
（三）提高资金流量表的准确度和实用性
一是强化资金流量表核算与其他四大核算的联系，使其形成相互参考和比照的系统。二是建立以流量、存量和调整表为主体的账户体系，同时开发一些附表或说明表，共同构成我国资金流量核算体系。三是加强对资金流量的深入分析，进一步关注跨机构、跨市场、跨境资金流动，充分考虑金融交易数据背后所反映的实体经济信息。
参考文献
[1]Financial Statistics Group ， Economic Statistics Divisi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ighlights of Enhanced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Based on 2008SNA，Bank of Japan Review， 2016-E-3，May 2016.
[2]Sayako Konno， "Enhancement and Expansion of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Bank of Japan Review， No. 2015-E-1， January 2015.
[3]Shuji Kobayakawa and Ryoichi Okuma，"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Measures for
En-hancement，" Bank of Japan Review， No. 2012-E-4， April 2012.
[4]幸闪郑国外资金流量统计方法研究与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5，（11）：35-38。
[5]占云生，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日本为例[J].西部金融，2014，（8）：44-47。
Highlights and Inspirations of Revised Japan’s Fund Flow Accounts
WANG Shouzhen
（Haikou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Haikou Hainan 570105）
关键词:养老基金 保值增值 会计核算
一、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必要性
养老金即社会保险基金，也称退休金，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金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组成，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企业缴费进入社会统筹，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而个人账户则是基金积累制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养老金覆盖人数快速上升。数据显示，1998年养老金水平人均是410多元，覆盖职工人数1.1亿人。截至2009年底，我国养老金总规模为2.25万亿人民币，仅占当年GDP的6.6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家全部推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以及农村逐步实行养老保险，养老金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据《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8年末，13个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省份，共积累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1100多亿元，有业内人士预计，仅个人账户做实一项就可能使得未来20年养老金的规模达到30多万亿元。与此同时，各种数据显示，作为百姓的“养命钱”，养老金存在巨大的缺口，部分地区个人账户甚至是空账运行，当期征缴的保费基本用于当期退休金的发放，一些地方甚至收不抵支。而目前养老保险的实际情况是，截止2010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将近2万亿，虽然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5万亿，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对应的个人账户。
“目前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手段明显滞后，使其未来远远不能提供预期的保障水平，尤其是在高通胀时期，眼睁睁看着账户上的资金贬值。”陈良表示。据介绍，基本养老保险管理制度规定目前结余的养老金主要是购买国债和银行存款，不能用于投资。“由于很多年没有发行特别国债，因此，养老金也买不到收益率合适的国债。此外，在银行存款中，有近80%到90%的养老金都是短期存款，不仅存款利率比较低，增值幅度很小，而且如果和物价相比还是在贬值，这个损失也不小。”陈良进一步分析指出。显然，如何使“养命钱”保值增值已经变得日益紧迫。
有业内专家表示，国际经验和企业年金的管理实践，为整个社保基金投资探索了一条道路。华夏基金公司总经理范勇宏表示，养老金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如何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是养老金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养老基金委托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实行市场化运作，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保值增值。最近三年来我国企业年金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市场化的运作管理模式是成功的。
显然,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实现保值增值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但同时如何控制好养老金的投资风险也不容忽视。
二、对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的发展建议
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会推动我国的企业养老金会计继续向前发展。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尽管企业养老金会计会不断向国际标准趋同，但始终只能立足于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上，企业对养老金的会计核算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前面所作分析，对我国未来企业养老金会计核算的框架有如下建议。
(一)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企业只负责缴纳社会统筹部分。这实质上简化了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因为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保险从经济实质上来说属于既定受益型的养老金计划，而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制的，属于既定缴费计划，当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时，企业缴纳的部分只能按照既定缴费计划进行会计核算。因为取消了个人账户中的企业缴费，基本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将采取既定受益计划型的养老金计划。既定受益计划下的养老金成本构成比较复杂，包括服务成本、利息费用、前期服务成本等等，它的核算需要一系列的精算假设。基于相同的精算假设，可以计算出企业承担的养老金给付义务，也就是企业的养老金负债。由于我国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保机构统一治理，因此养老金资产计量的数据可由社保机构提供。
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由企业缴纳给社保机构统一治理，从而该部分的既定受益养老金计划有别于国际标准中的定义，未来定额给付养老金的风险并不是由企业单独承担，而是由企业和社保机构共同承担。因此，在处理这部分养老金资产和负债时，采取非资本化的观点。企业将社会保障机构视为一个外在的独立经济实体，社保机构的资产和企业的养老金负债并不在企业会计表中反映。企业的义务在于向社保机构提存与当期养老金成本相等数额的资金，只有当提存资金与养老金成本不一致时，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为一项资产或负债。并在表附注中揭示企业养老金给付义务和养老金资产价值的信息。企业还应该在会计表附注中对既定受益养老金计划的有关信息做出必要的披露。具体说明企业的养老金计划，说明养老金成本的具体构成项目及其金额，养老基金提存的状况以及主要的精算假设等等。
(二)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为既定缴费计划，实行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为基本形式的基金积累制，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保值增值。因此，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养老金会计核算相对较为简单，企业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年金，并确认为养老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新准则中关于养老保险费用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已经体现了上述养老金会计核算方法，但没有对企业年金的信息披露做出相应要求。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在编制财务会计告时，还需要在财务会计告附注中披露：企业年金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该计划涉及的职工和期间、资金筹集的方式等；当期企业年金费用数，企业年金计划的基金投资收益和基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为企业高级治理人员提取的企业年金费用总额。
我国目前的企业养老金会计核算与这种新框架下的核算方式还有一定距离，除了需要克服前面提到的障碍因素以外，还要注重这种养老金计划的转变不能是一蹴而就的，而应该分阶段进行。首先只是在极少数有条件的企业中试行；再根据专业人员素质提高和企业年金发展的状况，逐步扩大采用新的养老金计划及其会计核算方法的企业范围；最后达到条件成熟，大多数企业都能够将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和补充养老保险费用分别核算，且采取不同类型养老金计划下的核算方法，从而完善我国的企业养老金会计。
(三)建设高素质的会计师和精算师队伍
必须首先清除欧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中小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要依靠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合适的企业年金计划，而要使中小企业年金市场能够吸引基金治理机构的注重力则需要政府监管机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还需要依托国家现有的教育资源，加强相关专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丰富其知识储备，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导致形成高素质的会计师和精算师队伍。
参考文献：
[1]候新霞.企业养老金会计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学位论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季晓东.职业养老金计划相关会计问题探讨.四川会计,2001;8
[3]金旭光.养老金会计的中外比较研究.学位论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关键词】投资组合 养老金 风险
一、引言
养老金是各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养老金研究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养老金经济学既是一个成熟又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众所周知，希腊债务危机及其导致的欧洲债务危机中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养老金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养老金研究十分重要，它既涉及国计民生，又关乎到发展后劲，尤其对中国来讲，选择一个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养老金发展模式非常重要。
二、适合我国的养老金投资组合模型
无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如何安排，都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实现收益最大化。马可维茨模型过于细化，而单指数模型又过于笼统，因此，运用这两种模型进行分析难免都会出现偏差。此外，在实际运用中，由于上述投资组合模型所需数据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其对现实问题的操作性和指导性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包含了投资者主观能动性的收益最大化投资组合模型。
在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可以得出
是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是组合中第i种资产所占的比重；
是组合中第i中资产的预期收益率。
当然，第i中资产也可以是由许多种资产构成的，如果第i种资产是由m种资产构成的话，那么
那么这个组合的总的预期收益率就把带入上式即可。为了简化，只是简单写成上式。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更不能如理想中那样实现，那么我们可以赋予每种资产一个概率，这个概率即表示实现资产预期收益率的可能性。因此得出：
一般我们认为与风险成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风险越大的时候，实现预期收益率的概率就会越小，相反，投资的资产风险越小，实现预期收益率的概率也就越大。同时资产的收益与风险是成正比的，就像投资于风险大的股票的收益要比投资于银行存款的收益要大，这也就是所谓的风险补偿。投资资产的比例与风险也成一定的反比例关系，当某种资产的风险越大的时候，人们会相对投资较少的比例。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两个函数r 、p、a是风险的函数。
且有下面的关系：
，即预期资产的收益率与风险b成正比例关系，风险
越大，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越高。
，即实现预期收益率的概率和风险b成反比例关系，
风险越大，实现预期收益率的概率也就越低。
，即某种资产的投资比例与风险b成反比例关系，风
险越大，投资这种资产的比例也就越小。
则收益最大化的预期收益函数就变成：
预期收益函数就变成风险的一元一次函数，现在我们开始求最大的预期收益率，即满足对风险的一阶导数等于0，得出：
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每种资产，即可求出最大的预期收益率。
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保部规定的，社保基金用于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其中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得低于10%，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国债和银行存款的风险是0，因此把投资的资产分为三类，无风险的国债和银行存款、风险较小的债券、风险较大的证券（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因此利益最大化的预期资产收益率的模型就可以变成如下：
其中，是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比例，；
是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收益，即利息收入；
是投资于企业债券、银行债券的比例，；
是投资于基金和股票的比例，。
三、养老金投资组合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上文建立的的模型中引入风险，更好地用在预测预期收益率。现在，在对养老金投资组合的实证分析中，使用的都是实现的收益率，所以在对投资组合进行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可以把模型简化如下：
r1、r2 、r3收益率分别是银行存款、债券、股票的收益率。
（一）数据的选取
1.在考虑风险因素的前提下，这是养老基金能追求的最高收益率，不应为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冒更高的风险。所以，最高目标收益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银行存款选择的是一年期银行存款的利率。
3.债券的数据选取的是5年期的国债利率。养老金是为以后的提供生活保障的，并不是当期缴纳当期支付，所以养老金可以投资中长期的国债，来获取更高的收益。
4.股票的收益率，以上证综指的指数的变化率来衡量股票的收益。在我国上证综指基本上能很好地反映我国股票的收益情况。本文选取94年到11年上证综合指数，并进行计算，得出了不同年份的收益（二）用eviews做模型分析
如图1所示，计算的结果显示，拟合优度0.198682，F 统计量为2.405013，方程整体线性状况不好。因此，各变量的统计意义不显著。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
1.上证指数变化过于激烈，可能出于保值的原因，养老保险基金在股市的投资主要是以获取买卖股票的价差为主要来源，并没有长期的持有股票，养老基金可能在股票市场中扮演了投机者的角色。
2.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境外有效需求减少、出口贸易大幅下挫、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大面积破产、失业状况加剧，实体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境内外资本市场，使得各国股市、各种矿产资源价格暴跌，严重影响了其投资收益。并且我国养老金投资银行存款和债券的比重较大，而随着降息提准等一系列的政策影响，利率比较低，收益比较少，要使得养老金的收益率赶上GDP增长，使人们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还得一段时间的发展。
3.采用数据都是增长率的数据，在实际计算中波动性过大也影响了结果，造成了较大的偏差。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是很完善发达，没办法和发达国家相比，并且由于一系列原因的影响，增长率出现了大幅波动，造成模型模拟的不好。
四、适合我国的养老金投资组合
我国养老金很大比例投资在银行存款、国债、企业债这些有利息保证，且风险较低的资产上。由于近几年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影响，养老金的收益较低，满足不了以后人们的日常生活。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发展不成熟，并不能盲目地去入市。因此，适合我国的养老金组合是：
（一）在长期，以投资国债和银行存款、企业或金融债券为主，适当提高股票的持有，选择一些比较稳定有潜力的股票，长期持有，这样在获得稳定收益的基础上，可以获取一些高额的收益。
（二）在短期，以投资波动性较强的股票和基金为主，并保留一部分资金以应对流动性的需求。这样在保证安全性、流动性和市场稳定性的前提下，赚取股票或基金的价格差，从而获利。但是，这就具有很强的投机性，需要高水平的管理人员去管理分析投资。
（三）可以发展投资实业。当经济快速发展出现通货膨胀时，投资于债券和存款会产生贬值的风险，而产业投资却在这种时期尤具增值潜力。养老金基金进行产业投资需注意投资方向，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主导，主要投资发展后劲足、市场潜力大、经济效益好、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项目，如通讯、计算机、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企业，期限上应侧重中长期投资。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2]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3]万解秋，贝政新，黄晓平.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耿志民.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5]刘敬伟.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模式与投资组合分析[D].重庆大学， 2006.
[6]刘渝琳，陈媛.基于风险规避下的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组合模式的构造[J].中国软科学，2005（12）.
[7]李晓青.关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2.
【关键词】纵向不平等 养老金 收入不平等
一、纵向不平等的测度
纵向不平等（vertical inequality）一般认为包括个人之间和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与此相对应，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被定义为不同群组间的不平等，通常的分组是按照不同的文化来定义的，如按照种族、宗教或者人种来分组。
纵向不平等的度量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Sen（1973）、Foster（1985）和Shorrock（1988）都讨论过纵向不平等的测算。D.Jayaraj and S.Subramanian[1]（2004）通过不同分组间指标的累加得到全社会的不平等指标，进而得到横向不平等的指标体系。同时，在分组细化到以人为单位的情况下，横向不平等的度量也可以推出相应的纵向不平等的度量方法。Reeve Vanneman and AmareshDubey[2]（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往使用支出数据来考察不平等程度不同，使用收入的数据后，印度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且整体收入不平等中大部分来源于各邦内部的不平等，即横向不平等虽然已经较为明显，但和纵向不平等相比仍然较小。
二、纵向不平等的应用：税收和养老金的视角
（一）税收再配置效应中的纵向不平等
Kakwani（1984）、Plotnic（1985）and Jenkins（1988）讨论了转移支付过程和征税过程中，收入重新变化的重要性。Kakwani（1980、1984）认为税收的再配置效应可以分解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组成部分。Lambert（1985）在Kakwani的研究框架下提出通过支出效应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结果表明累退税实际上可能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放大了正向的配置效果。Jenkins（1988）进一步拓展了Lamber的分析，使得利用一些适当排序的微观数据度量纵向不平等成为可能。Frances Stewart，Graham Brown and Alex Cobham（2009）认为提高直接税或者间接税会提高横向不平等和纵向不平等。
Jeff Ankrom[3]（1993）的研究结果显示压缩收入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横向不平等，伴随着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调节作用的消失，大量的纵向不平等出现。Adam Wagstaff[4]（2005）分解了税收的再配置效应，并据此分析了收入随时间变化所引起的横向再分配效应和重新配置究竟是抵消还是增强了纵向再分配效应。
Rafael Salas and Isabel Rabadan[5]（1998）在一个社会福利的框架内分析了跨期的收入不平等，公共部门的重新配置以及收入的平滑。此外，文章认为传统观点下通过用一系列截面数据的纵向不平等缩减指数来观察纵向再分配效应可能是有偏差的。
（二）养老金分析中的纵向不平等
Amsberg et al.（2000）、Barros and Fouguel（2000）指出如果仅仅把退休养老金和其他养老金的支出认为是以对抗贫困为目标的社会支出，那就是没有很好的关注这些养老金。Barros et al（1999、2000）、Delgado and Cardoso Jr.（2000）度量了养老金、老龄化以及贫困之间的关系。许多截面研究发现由于老年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公共养老金福利，老年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当低（Brown and Prus，2004；Weller，2004；Fukawa，2006）。Smeeding and Williamson（2001）认为高水平的公共社会支出会带来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
Caminada and Goudswaard（2005，2010）比较了社会公共保障和私人保障的再分配效应。他们认为私人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小于公共社会保障。Rodolfo Hoffmann[6]（2002）按照收入来源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考察了巴西人均家庭收入的组成部分对收入分布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的集中度高于总收入的集中度；此外，来自于养老金的收入对总体人均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贡献度增加，尤其是在大城市。
Steven G.Prus（2000）分析加拿大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对同一群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降低。Hancock and Weir（1994）运用英国综合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1979年到1989年间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尤其是在后五年中，由于是否拥有职业养老金的分化程度增加并且在拥有职业养老金的人群中不平等程度也增加了，后五年的不平等程度增加的更为明显。
Jay Ginn and Sara Arber[7]（1999）考察了1985年到1994年老年人来自国家和私人养老金收入的变化。结果表明：尽管来自国家的养老金收入仍然是收入的主要来源，私人养老金对总收入的相对贡献在这八年时间里增加了很多；并且，私人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异加大。
Hancock and Weir（1994）、Johnson et al.（1996）认为1980年后国家对女性养老金提供的变化极大的限制了养老金的再配置角色，这也是养老金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原因。Davies and Ward（1992）认为1980年金融激励从公共的养老金计划到私人养老金的转变可能会给予女性和低收入群体更少的养老金。Legal and General（1998）认为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在同样的价格下，女性养老金的购买力比男性低17%。Johnson et al.（1996）用英国家庭支出调查的数据发现，1960年到1970年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下降，但是随后开始上升，到1990年上升到了1965年的程度。作者认为8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私人养老金的增加和处于收入分布上层的人群投资收益所引起的。
养老金是否加剧了不同人群组间的不平等状况？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各组间领取养老金的几率可能不是随机的，Lazear（1979）的文章中退休历史调查的数据显示，调查样本中49%的工人有养老金计划的覆盖，但是黑人员工的覆盖面比白人员工低6.6%，类似地，女性员工的覆盖面比男性员工低8.6%。第二是养老金规模怎样随着领取人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变动。
Edward P.Lazear and Sherwin Rosen（1987）分析的结果表明养老金计划的存在似乎对黑人和白人员工的不平等有正向影响，但是在白人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改变。在黑人群体中，养老金加剧了性别差异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黑人女性领取养老金的可能性只是黑人男性的75%。
Leibbrant and Woolard（2001）运用一个多元变量模型衡量了南非家庭收入不平等中要素的贡献度，结果表明老年人养老金所占的份额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他们发现在黑人家庭中，养老金对收入不平等有一个很小的负的贡献度；当仅仅把农村黑人家庭包含在分析中时，养老金和收入的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一个较小的正值。
Martin Feldstein（1976）考虑了社会保障体系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效应，利用1962年消费者财务特征调查（SFCC）的数据，他发现当把社会保障的财富――远期社会保障收益的折现值包含进家庭的投资组合时，家庭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大约30%（基尼系数从0.72变成了0.51）。David Domeij and Paul Klein（2002）用一个校准的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瑞典公共养老金的再分配效应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之间的巨大差距。结果表明，财富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大部分拥有零或负的净财富的家庭引起的。
Olaf van Vliet et.al（2011）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欧洲15个国家1995～2007年间从公共养老金到私人养老金提供转变过程中的分配效应。2007年老年人的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12个国家）比1995年下降了将近18%。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低收入的老年人被私人养老金计划所覆盖，和那些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的所领取的养老金更大一些。
ErlingHolmoy and KyrreStensnes（2008）用动态微观模拟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精确地考察了挪威的养老金改革，结果表明养老金改革显著地提高了财政的可持续性，但是这是以养老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为代价的。
Javier Olivera（2009）认为秘鲁的养老金改革显示了三方面的积极成效，首先是养老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原因是打破了从劳动收入不平等到养老金不平等的传播渠道；其次，改革也提高了社会福利，尽管这依赖于为个人账户所选择的贡献率的值；再次养老金债务也大幅度减少了。
GijsDekkers（2010）通过把指数化的养老金、退休年龄和养老金不平等程度的发展三者结合起来分析了养老金不平等背后的推动因素。结果表明：第一，不论何时，养老金越滞后于工资水平的发展，养老金的不平等程度就越高；第二，退休年龄越大，养老金的不平等程度越低；第三，退休年龄越大，养老金的不平等程度就越容易快速地对养老金滞后于工资的发展做出反应。模型还认为制度是影响养老金不平等发展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人口老龄化，尤其是预期寿命的持续增加会导致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Nadia Karamcheva and Geoffrey Sanzenbacher（2010）运用美国劳动统计局当代人口调查1980年到2008年的数据发现，对于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30%的人群而言，养老金的参与率显著下降，造成了老年人之间养老金收入差距扩大。
和以上多数的结论相反，Esping-Andersen（1990）发现有更多私人养老金，以市场为导向的老年人福利体系的国家，倾向于保持甚至增强那些退休前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的位置。Schirle（2009）发现在加拿大，随着私人养老金提供的比例的加大，老年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在加大。
三、结论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国外对纵向不平等的实际应用有丰富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养老金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影响。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属于同一时期的跨国比较或者一个国家的时间序列的比较，采用的数据为宏观层面的数据，对养老金纵向不平等的研究停留在一个整体的层面上；对于使用微观层面的数据，并且详细讨论养老金纵向不平等特征的文献较少，这无疑对完整的审视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不平等问题带来了障碍。
参考文献
[1]D.Jayaraj and S.Subramanian.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equality：some intercomnections and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6） 75：123-139.
[2]Reeve Vanneman and Amaresh Dubey.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equalities in India，India Human Development Survey Working Paper No.16.
[3]Jeff Ankrom.An Analysis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quity in Sweden，the U.S.and the U.K.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5，No.1 pp.119-124，1993.
[4]Rodolfo Hoffmann，Inequality in Brazil： The Contribution of Pensions 2003.
[5]Jay Ginn and Sara Arber. Changing patterns of pension inequality：the shift from state to private sources，Ageing and Society，19，1999，319-342.
【关键词】反向抵押贷款 以房养老 遗产税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同时呈现出了“未富先老”的态势。如何更好地解决养老问题成了普遍关注的话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种叫做“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养老模式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根据Robert J.Shiller和Allan N.Weiss在“Moral Hazard in Home Equity Conversion”一文中给出的反向抵押贷款（Reverse mortgages）的定义，反向抵押贷款是一种以住房为抵押的借贷，并以此为核心，拉动养老、保险、房地产等多项活动。其基本含义是指老年人（抵押人）将自有住房的产权抵押给贷款人，将房屋价值全部或部分转换成现金，作为房屋的维修、日常生活、长期护理和其它费用等。所有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及费用）将在住房出售、房主永久搬离或死亡时支付，借款人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自愿偿还所有款项。本文提出将反向抵押贷款看成是金融机构经营的一种金融产品，并考虑对于这种金融产品存在着一个以金融机构为供给方、以老年人为需求方的市场。通过构建“反向抵押贷款年金定价模型”和“反向抵押贷款需求模型”，本文重点对反向抵押贷款的市场需求进行了理论研究。这里所说的“需求”，是指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如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等）内，有条件（即有自有房产）且有意愿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的老年人占该范围内有条件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的老年人总数的比例。
二、反向抵押贷款年金定价模型
在该模型中，我们假设在老年人向金融机构提出申请之后，金融机构每年一次性向老年人支付当年的养老年金，且每年支付的金额相等。当老年人去世时，金融机构停止向老年人支付年金，并将老年人拥有自有产权的房产收回拍卖，用于偿还本金和利息。为了计算的简便，我们不妨假定老年人领取养老年金以及死亡的时间都是在年初。另外，我们也不考虑交易时间的影响，认为在老年人死亡后，其住房随即以当时的市价出售，二者之间不存在时间差。用P表示老年人房产的现价，d为房屋价值的年折旧额（假设用直线折旧法），C为房屋产权转移时发生的交易费用（费、印花税等），则年龄为T岁的老年人通过反向抵押贷款可以获得的养老年总额H可以用下式计算：
H=（1+?兹）ADFt/q
其中，i为反向抵押贷款年利率，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无风险利率（?兹），反映资金的使用成本，本文用央行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二是由反向抵押贷款业务面临的风险带来的风险升水成本和金融机构必要的利润率。
ADF，称为年金现值系数，用于对反向抵押贷款年金进行贴现。
t/qT表示年龄为T岁的老年人在反向抵押贷款合同开始后第t年内死亡的概率。根据寿险精算的有关理论，有：t/q=（1-q）（1-q）（1-q）…（1-q）q。其中的qx是指年龄为x岁的老年人的死亡率。中国各年龄男女死亡率数据可以从《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中直接获得。
由于上式形式复杂，不易通过传统数学方法进行处理，因此我们考虑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对模型进行模拟。图1展示了在无风险利率θ取不同值的时候年龄为65岁的男性老年人进行反向抵押贷款所能获得的养老金总额的变化情况。其中我们取房产现价P=1000000元，年折旧额d=10000元，交易费用C=70000元。由于从1997年第四季度2004年第四季度，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年均增长3.66%，因此在计算中取房价年均波动率r=3.66%。同时将风险升水和利润率之和定为3.5%。
图1 养老金总额随无风险利率变化趋势
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无风险利率的增大，老年人获得的养老金总额降低。实际上，无风险利率上升一方面使得反向抵押贷款年利率增加，导致老年人的房产预期价值中用于偿还利息的金额所占的比例上升，另一方面也使资金使用成本上升，导致老年人获得的年金现值降低。
同理，我们可以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养老金总额随老年人年龄的变化趋势，程序模拟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无风险利率?兹=2.25%。
图2 预期养老金收入随年龄变化趋势
在图2中可以看出，养老金总额随年龄变化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老年人的年龄越大，其平均余命将越少，房产升值的时间将越短，在老年人死亡时房产的预期价值将越小，从而使得养老金总额减小，我们称这种效应为“增值效应”；然而，老年人的年龄越大，其所需偿付的利息就越少，这便增加了养老金总额，我们称之为“利息效应”。这两种效应方向相反，其相对大小决定了养老金总额H随年龄T的变化趋势。而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既与年利率i和房价年均波动率r有关，还与老年人申请反向抵押贷款时的年龄有关。
三、反向抵押贷款需求模型
老年人通过反向抵押贷款可以获得一定的额外养老金收入，从而使得老年人用于养老的可支配资金总额增加（增加量为H），这些资金通过消费活动转化为老年人的福利，使其福利水平提升。但是，由于老年人将房产提前变现，在他去世后，其子女将不能继承这笔房产。与不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的情况相比，这就相当于老年人的子女遭受了经济损失（设减少量为S）。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子女的经济损失必然会削减老年人由自有可支配资金增加引起的福利增加。当这种削减效应超过了老年人福利水平增加量时，老年人感受到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他们将不会选择进行反向抵押贷款。而不同的老年人受到这两方面影响的相对大小不同，因此将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根据这一想法，我们假设老年人的偏好是有利他性的，其效用不仅与自己拥有的可支配资金（设为Wp）有关，还与子女拥有的资产价值量（设为Wc）有关，因此我们定义老年人的效用函数为U=U（Wp，Wc）。该效用函数的无差异曲线满足边际替代率（MRS）递减的假设。当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状况较差而子女经济状况较好时，减少一单位的老年人可支配资金带来的效用减少需要通过增加较多的子女资产价值量来弥补；相反，在老年人经济状况较好而子女经济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老年人将不会太在乎自己可支配资金的变化，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变化将更能够引起老年人的关注，减少一单位的老年人可支配资金带来的效用减少只需要通过增加较少的子女资产价值量就可以弥补。因此我们假设边际替代率递减是合理的。
当老年人不进行反向抵押贷款时，老年人的可支配资金和子女的资产价值的组合可以用平面上的一点A来表示，对应的老年人的效用为UA；而在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可支配资金和子女的资产价值的组合点沿着向量（H，-S）移动到了B点，对应的效用为UB。设二者只差为ΔU，见图3：
图3 反向抵押贷款需求模型图示
当ΔU＜0时，反向抵押贷款使得老年人的实际效用水平降低，老年人将会选择传统方式进行养老；当ΔU＞0时，老年人通过反向抵押贷款提高了自己的效用水平，他们将选择进行反向抵押贷款。而这两种情况的边界正是ΔU=0。我们将满足ΔU=0的A点连接起来，得到一条曲线，我们称之为“临界线”。曲线上方的部分满足ΔU＞0，我们称为“需求区域”。而“需求区域”的大小反映了老年人对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参见图3）。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结论，当无风险利率增大时，反向抵押贷款养老金总额H减少。相应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临界线将会向上移动（如图4所示）。从而导致“需求区域”减小，需求降低。因此，无风险利率与老年人反向抵押贷款需求反方向变化。而对房产继承征收的遗产税增加，实际上相当于老年人进行反向抵押贷款给子女带来的经济损失降低（参见注释5）。在图5中可以看到，当S减小时，临界线向下移动，使得“需求区域”增大，需求增加。因此，遗产税与老年人反向抵押贷款需求同向变化。
图4 无风险利率对需求的影响 图5 遗产税对需求的影响
用该模型也可以研究传统观念对需求的影响。所谓传统观念，实际上表现为老年人心目中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子女的经济状况的相对重要程度，反映在模型中便是老年人的效用函数不同。当一个老年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大时，他将更加关心子女的经济状况，无差异曲线就会越平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区域”就会越小，需求就会越低。而那些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小的老年人将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养老生活是否能够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对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也就越高。
四、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得出的结论，笔者对中国开展反向抵押贷款业务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反向抵押贷款的社会影响力，减轻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程度。第二，灵活应用利率杠杆，通过调节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实现对反向抵押贷款市场的有效调控。第三，适时开征遗产税，提高反向抵押贷款需求，并综合考虑调控效果和社会接受程度，合理制定税率。
【参考文献】
[1] 柴效武：一种以房养老的贷款方式：住房反向抵押贷款[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4（3）.
[2] 范子文：以房养老――住房反响抵押贷款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现实选择[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 孟晓苏：应建立房产“反向抵押贷款”寿险服务[J].发展，2002（9）.
[4] 浦舍予：以房养老对个人理财规划的完善与提升[D].浙江大学，2007.
[5] 石卉：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定价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08.
[6] 奚俊芳：反向抵押贷款定价模型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7.
【摘要】本文运用交叉替代率对第一支柱下的社会基础养老金的差异量化进行分析，通过OECD 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的历史研究，发现通过企业年金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不但可以缓解第一支柱的财政压力，而且带动了第三支柱商业养老的发展，与我国现行的养老体系有很好的契合，可以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成熟，再通过资本市场来反哺养老保险，实现保值增值，这对于解决现有的空账问题和消除双轨制的过渡，使养老保险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发展和完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交叉替代率；OECD；企业年金；双轨制
【作者简介】劳佳奇，浙江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养老保险。
一、我国养老人群待遇交叉替代率分析
替代率在养老保险中可以定义为养老金收入与工资收入的比率，它的作用是评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的高低。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哪怕是来源于相同的数据源，但他们测算出的替代率是不一样的，这与研究人员选取的替代率范畴和统计口径有着密切的关系。
常见的替代率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目标替代率，它是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指的是单个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与退休前一年工资收入的比率；二是平均替代率，以退休者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指的是全体退休者的人均养老金与同期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三是交叉替代率，指个人退休养老金与同期在职人员的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三种替代率代表的意义不同，选取不同的指标进行建模，再加上需要剔除很多敏感因子，研究结果自然不同。
本文研究对象是国内养老保险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险待遇，基于他们的替代率的模型计算，再进行三者的同级的比较，因为交叉替代率比目标替代率和平均替代率更能相对准确地反映和评价个人收入在不同社会层次中的水平差异。
（一） 城镇企业职工的交叉替代率测算假设一名普通的城镇职工A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计划的年龄为a岁，退休年龄为b岁；他的实际缴费年数为(b-a)年，b-a≥15；退休前一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为W ˉb - 1 ；职工指数化平均工资为w；职工个人工资在缴费期间工资的增长率为g（假设个人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是同步增长的）；职工退休时候能够拿到的基础养老金为S，则有
5%、个人账户缴费率按照规定的ε=8%、选取缴费年限为35年代入，在上述公式推导中忽略CPI指数和通货膨胀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在收入系数α=0.6和α=1.5之间变化。
通过计算得出，对于收入系数0.6～1.5的城镇退休职工，在退休10年后，基本的养老金替代率在27.24%～75.68%之间，收入较低的城镇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比中等收入退休者的养老金替代率低，而且随着退休年限的增长，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逐年下降。改革后我国对于基本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为59.2%，大多数低收入城镇职工完全没有达到目标替代率，甚至会使得低收入城镇职工在退休之后陷入贫困的生活中。而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在退休后前6年能基本满足养老金的收入替代。
（二） 机关事业单位的交叉替代率测算笔者随机选取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人员B。他参加养老金计划年龄是a岁，退休年龄是b岁，b－a≥15，根据2006年《办法》的规定，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计发标准为
当缴费年限N超过35年f＝90％
当缴费年限N在30≦N<35年f＝85％
当缴费年限N在20≦N<30年f＝80％
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金交叉替代率R机关为
将具体数据代入交叉替代率公式，计算出即使是β=0.6的较低工资公务员，他们的养老保险金替代率都是维持在46.15%以上，而中等收入的β=1.5的公务员，他们的养老保险金更是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将近30%。选取缴费年限35年档，他们的养老金均高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养老保险替代率相对企业职工高。
（三）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交叉替代率测算新农保由两部分构成。60岁以后能够达到55元，这部分无需缴费，另一部分需要缴费，也是以15年计算，每年有100～500元五档缴费。同时政府每年还有30~50元的不等补贴，以这两项合计，15年的总额除以139，就是你每月能领到的养老金。两部分的总和就是你每月可以拿到的养老金。
按照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档来选择性进行缴费，假设政府补贴部分按照30元、35元、40元、45元、50元分别补贴（各地补贴还没有达成统一），那么存入农民个人账户的实际金额就为130元、235元、340元、445元、550元。
假设以上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企业职工的工资不变，现在有一个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C，假设他自己的缴费率为εp ；政府补贴缴费率为εg ，同样计发系数为x，那么此时农民的R农为
得出在β=0.6时，对于全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7917元而言，农民的养老保险替代率为14.2%，而在β=1.5时，其替代率为21.7%。与目前农村的生活费开支水平相比，这个替代率可谓杯水车薪，完全无法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
（四） 对现行制度设计替代率的综合评价1.多层次养老保险金制度差异明显。在对机关事业单位、城镇企业职工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三者的替代率进行比较的时候，在同一收入系数β=1.5的水平下，如选取缴费年限为35年做比较，且假设养老金领取不随退休年龄的延长而变化，城镇企业职工的替代率为75.68%，机关事业单位比城镇企业职工的替代率居然高出了近55个百分点，而对于农民而言，农民如果仅仅靠新农保的保障生活，简直是天方夜谭，其替代率仅为14.2%，甚至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公约》中40%的最低标准。
2.现行的制度保障水平不高，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分析可知，城镇职工的退休年金替代率随着退休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在城镇中的低收入者本身无法达到59.2%的国家预期标准替代率，而且逐年下降，甚至收入系数β=1.5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在退休6年之后逐渐落后广于59.2%的标准水平，如果CPI指数和通货膨胀率逐年上涨，对于城镇企业退休员工更是雪上加霜。而对于农民，更加承受不起这一经济因素的突变。
3.过高估计个人账户中计发系数，会直接降低退休者生活质量。现在的计发系数里面，普通女职工50 岁退休，计发系数为195 个月，差不多16年，到66岁，个人账户余额透支；普通男职工60岁退休，计发系数为139个月，约11年多，到71岁个人账户余额用完。而面对现在的老龄化问题，中国人平均寿命约是73岁，退休金个人账户提早领完，极大降低了职工晚年生活质量。
4.用企业年金制度调整现行制度。提出企业年金来调整现行制度，其本质就是发挥企业年金对养老保险金的第二支柱功能，提高不同层次的养老金个体替代率水平。数据表明，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中，“三大支柱”的养老保险替代率最佳比例为4：3：2 （发改委，2006），如今的第二支柱对于养老金的贡献率非常低。徐颖等（2009） 认为，我国企业年金前途非常乐观，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企业年金在2030年有望突破1.8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年金市场。而提高年金基金替代率则是提高养老层次的最重要目的。在利用SV-T模型，在MCMC方法和Win-Vugs软件的协助下，对我国股票和国债的投资收益率进行模拟，得出提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必须使各类资产达到最优配置比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日益成熟，在资产最优配置取得较高收益的前提下，甚至能够使男性退休员工企业年金的替代率提高20％。
二、OECD国家的年金制度分析
（一）OECD国家的养老金运营状况
1.选择最优的资产组合配置。OECD国家在养老基金刚入市时，也是选择固定投资回报率低的金融产品作为投资，如银行存款、国债等流动风险小的资产，而随着利率市场化，投资机构的完善，资本市场的成熟，监管部门的规范，这些OECD国家逐步将养老基金投资范围增大，包括贷款、股票、不动产、政府和企业债券甚至国外资产。即使投资多元化会存在风险，但OECD国家的养老金资产却实现了保值增值。
2.长期的选择性基金投资。对于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伴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长期合理的投资运营取得的收益率超过通货膨胀率，抵销了通货膨胀的风险。
3.加快企业年金基金的积累。中国企业年金基金资产规模与GDP比值非常低，所以加快企业年金基金的积累，将企业年金交给有投资资格的人投资，才能使基金获得有效的长期良性的发展。
（二） OECD国家的企业年金投资监管
1.企业年金投资的合理监管。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很重要，合理的监管模式有利于企业年金制度的合理长期发展。目前，国际上有两类投资风险管理模式，一是PPR模式（Prudent Person Rule，也称“审慎人”模式），还有一种是QPR模式（Quantita?tive Portfolio Regulations），也就是定量监管模式。大部分国家都用了PPR监管模式。相关研究结果如表1。
2.OECD国家的投资风险补偿机制。OECD国家投资风险补偿机制明确表示在企业年金不足或者破产时，企业年金受益人不能取得相应的年金待遇,由预先建立的风险准备金对受益人进行补偿。
3.OECD 国家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现在OECD国家中比较流行的就是EET、ETE、TEE三种纳税模式，无论实施哪种税收优惠政策，必然会影响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合理的财税政策对于企业年金的培育和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城镇企业职工和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有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三、缩小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待遇差异的对策
我国在1991年提出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三者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但在改革中三支柱的权衡失点和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差异化对待，导致现有三支柱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一起构成了我国现有的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在制度层面上虽然做到了广覆盖，但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碎片化”问题、统筹层次偏低、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差异化的养老导致的不公平，造成了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入不敷支。国家在“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对于养老保险四方面的改进，一是推进养老保险体系的一体化发展；二是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三是做实个人账户；四是发展企业年金。
（一） 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工、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改革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是“碎片化”的，城市农村分割、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分离，表现为多层养老保险制度的并存，这其实是一种养老保险的乱象。旱涝保收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制度、替代率苦苦挣扎在社会平均水平的城镇职工、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各种新旧农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老年津贴制度、农村五保户制度等。如此混乱且不同地区不同对待的“补丁式”养老方式，增加了老百姓获取服务的手续，阻碍了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加大了浪费，而且待遇悬殊的体系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所以，在未来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应清晰制度整合的目标，让不同层次的国民不分职位、身份、户籍，年老退休后都能享受到同等标准的养老保险服务，这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工、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改革目标。
根据“十二五”规划和《社会保险法》，借鉴OECD国家的做法，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目标应分为三个支柱，第一支柱以政府为主体，提供公共养老服务，保证不同层次的人群享受到公平合理的养老金待遇；第二支柱以企业为主体，企业为职工提供另一部分能够提高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的养老服务，是公共养老金不可或缺的补充；第三支柱以个人为主体，自愿选择能为自己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的商业养老保险。
（二） 企业年金的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养老金的替代率稳步下降。企业年金的目的是通过差异化分配来弥补公共养老金的再分配不足，通过企业年金的发放，不仅能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员工，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今后年金的发展应通过企业年金的历年覆盖人数和基金结余两个要素来进行预测。
预测结果表明，近些年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发展势头，这与国家坚持发展第二支柱养老保险是分不开的。2006~2009年参保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2.3%，2010~2011年参保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年增加18.12%，参保人数从2006年964万增加到2013年的2002万，更是翻了一番。如果国家保持这个增速的覆盖面扩展率，根据指数化预测，到2020年企业年金的参保人数将会达到4500万。
四、结论
随着我国人口增速的放慢和“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必须以第一支柱政府为主体，提供公共养老服务，保证不同层次的人群享受到公平合理的养老金待遇，早日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的并轨，实现养老保险缴费和支付待遇的公平；第二支柱以企业为主体必须跟上，做到职业年金的普及化，提供另一部分能够提高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的养老服务，真正成为公共养老金不可或缺的补充；而以个人为主体的第三支柱，自愿选择能为自己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的商业养老保险。
参考文献
[1]叶愚.公务员待遇的评判标准及公共言论规则[J].财政监督,2013,(9):74.
[2]薛君.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变迁机制研究[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3,(9):12-15.
[3]高建伟,高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及其应用[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6,(5):18-23.
[4]邓大松,李琳.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敏感性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8,(08):34-38.
[5]邓大松,李琳.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及其敏感性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97-105.
[6]徐颖,李晓林.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水平研究述评[J].求索,2009,(9):5-8.
[7]李社环.我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高估问题及其解决途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0,(2):137-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