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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医学；方证相关；运动神经元病；痿证
“方证相关”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是方剂学中一个重要的逻辑命题，已成为临床防治疾病的最基本技术规范。方药与病证一脉相承，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或针对性。运动神经元病(motor nerve disease，MND)是神经科的疑难病症，属于中医“痿证”范畴。我们基于中医学“方证相关”的内涵，即“方证相关”是在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基础上探求与患者疾病及其病变状态高度契合“最佳匹配方”，并趋向兼合具体定量、微观精确的临床思想体系来治疗运动神经元病。
1 中医学方证的相关内涵
“方证相关”学说是探讨临床处方药物应用规律的学说之一。“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方剂与证候是中医学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病证是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病势、邪盛正衰等病理要素的综合性表征；方剂是在一定的治则、治法指导下，针对所主病证的基本病机，根据药物的性味功能及其配伍关系，将多味药物合并在一起运用的形式，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固化；“方证相关”则是指一个方剂内的药味及其配伍关系与其针对的病证病机或病理环节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或针对性[1-2]，强调了方剂的功用是特定方药与其作用对象特定证之间相互作用的效应程度及其结果，即“方药-机体”密切的整体相关性。作为医疗实践过程中的基本要素，病、证、方、药在理论上存在必然的相关性[3]。《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其中“求之”、“责之”均与“病机”相应，是“方证相关”内涵的体现。笔者现将其学术内涵分述如下。
1.1 “方证相关”是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有机统一体
辨证论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学术精髓，而且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临床指导原则、最基本的技术规范，支撑与支配着中医临床实践的全过程[1-2]。“方证相关”理论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对辨证论治的具体应用，达到“有是证用是方，用是方而治是证”。方剂作为一复杂系统干预了复杂系统的人体，病证亦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多维界面”的复杂巨系统[4-5]，“方证相关”规律是一种复杂的对应关联性规律，反映了方证在多系统、多靶点、多环节、多层次、多时空效应的整体相关性。方药-机体密切关联性的整体观即“方证相关”是中医学临床辨证论治的核心，而以方证相关性为核心的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则是临床辨证、立法、选方、遣药的有机统一体，也是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有机统一体。
1.2 “方证相关”是探求与患者疾病及其病变状态高度契合“最佳匹配方”的有效途径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证以方名，方由证立”。孙思邈亦主张“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有是证用是方，方证相关，方证一体。“方证相关”包含着证与方之间相关性的程度，方证的高度相关性是临床所寻求的，从而在理、法、方、药、效的一体上反映了医者的水平。所谓“同证异治”、“异证同治”的法则，也取决于临床方证相关性。方剂的本质是关系学[6]，方药与证实质上都是关系学[7]，方与证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一首方剂总是有其适应的病证，而机体的一种病证在方证相关体系的指导下定会有与其最佳匹配的方药。故方证之间的关系具有类似锁-钥间的对应关系[8]。中医临床寻求最佳匹配方主要依靠经验摸索，丰富的临证经验与实现方证高度相关性之间成正比关系，名老中医在临床上治疗病证取得的较高疗效，表明了临床实践对正确发挥中医疗效的重要性。因而，方药与病证高度相关性及针对性的原则是指导临床从中医理、法、术上探求与患者疾病及其病变状态高度契合的“最佳匹配方”。
1.3 “方证相关”是中医临床指向兼合具体定量、微观精确特征的循证中医学趋势
纵观中医学的发展史，是一个继承-总结-创新-继承的过程[9]，是建立在实践上的以经验为主的医学科学。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遵循证据的医学，是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同时结合临床医生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权利价值和期望，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患者的治疗措施。可见，循证的特点是中医本身已具有的。然而，如何构筑中医学从抽象到具体、从定性到定量、从宏观到微观、从模糊到精确，以及兼而有之的循证辨证论治体系，“方证相关”体系显然成为其最好的指导原则。证的物质基础应是一组相关物质[10]，随着对“方证相关”疗效物质结构与功能的逐渐深入研究，方与证的相关性研究必然使中医临床导向具体、定量、精确、微观的趋势，以及兼合抽象、定性、宏观、模糊自身特点的更为完善的循证中医学体系。“方证相关”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思路取向的逻辑依据[1]，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医药与世界主流医学接轨的桥梁。由此可见，“方证相关”实质上是在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基础上探求与患者疾病及其病变状态高度契合“最佳匹配方”，并趋向兼合具体定量、微观精确的临床思想体系。
2 基于“方证相关”内涵治疗运动神经元病
MND是指一组病因未明，选择性地侵犯脊髓前角细胞、脑干颅神经运动核及大脑运动皮质锥体细胞及锥体束受损的上、下运动神经元的运动系统进行性变性病，包括运动神经元障碍和运动神经病，属于中医“痿证”范畴。方证相关体系在临床上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结合临床经验，基于“方证相关”内涵将MND分为以下7个证型。
2.1 血虚肝热，筋脉拘急
由于感受寒湿之邪，寒湿侵犯于下，血虚不养筋，故以筋急而挛为主。如《素问·痿论》云：“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以两上肢痉挛性瘫痪为主，肌肉拘急，或有大小便失禁，晚期可有强哭强笑，并有肝气郁滞、情志失常等症状，脉弦数，舌质红，苔薄黄。肌电图和肌活检提示神经源性损害。治宜养血清肝、柔筋通络，取大定风珠加减。若伴下肢抽搐、肌肉僵硬者加白僵蚕、全蝎、白花蛇舌草；大小便失禁者加覆盆子、菟丝子；强哭强笑甚至神志不宁、失眠者加茯苓、茯神、远志。
2.2 肝肾阴虚，筋肌枯萎
久病内伤精血，肝肾阴虚。肝主筋，肾主骨，精血亏损，精虚不能濡养筋骨，血虚失于灌溉肌肉，则筋骨失荣、肌肉萎缩消瘦。首先多见于两手肌肉，以大小鱼际肌肉、骨间肌、蚓状肌肌肉萎缩为主，严重则成爪形手、握固无力。肌肉萎缩从远端向上发展则有前臂、上臂及肩胛肌萎缩，前臂抬举困难，形体消瘦，情绪不稳，脉沉细，舌体萎缩，舌红，少苔。肌容积变小，肌电图提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异常。治宜滋补肝肾、养血柔筋，施地黄饮子加减。若伴四肢萎缩、肌肉挛急者加地龙、僵蚕；肌肤干涩、握力不固者加女贞子、白芍；阴虚有热、掌热颧红者加玄参、知母。
2.3 脾胃气虚，精血不足
久病气虚，脾胃不足，精微亏虚，肌肉失于水谷精微之溉养，上肢肌肉萎缩，下肢萎缩无力，此即《素问·太阳阳明论》“脾病而四肢不用……令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临床见上肢肌肉萎软，其后相隔数日，下肢也发生肌肉无力，或僵直，动作不协调，行走困难，疲乏无力，但无明显肌肉萎缩；由于肌肉拘挛，行路呈痉挛步态，肌张力增高，肌肉拘紧，运动不灵活，或肢体麻木、发凉，脉沉弱无力，舌体胖大，质淡，苔薄白。肌电图提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异常。治宜益气养血、生精润脉，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若伴食少腹胀者加砂仁、枳壳、焦三仙；四肢乏力者加枸杞子、冬虫夏草、刺五加；气虚心悸者加龙眼肉、远志、柏子仁。
2.4 阴虚内热，精亏肉陷
由于体弱，病久伤阴，精血不足，筋肌失养，肌肉陷下。主要症状为肌肉枯萎，手掌肌肉最为明显，肌肤干枯，肉消陷下，手指间肌肉萎枯，肌腱间呈现凹沟，握之无力，或见肌颤，伴有头晕耳鸣，两目昏花，或见两颧潮红，阴虚盗汗，口燥咽干，心烦口渴，声音嘶哑，脉沉细数，舌质红绛少津、有裂纹，少苔。患者的血清和脑脊液中可能存在免疫复合物增高，肌电图提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改变。治应益精填髓、育阴清热，取大补阴丸合左归丸加减。若伴腰背疼痛酸软、肌肉消瘦者加续断、狗脊、肉苁蓉、巴戟天；声音嘶哑、言语蹇涩明显者加木蝴蝶、锦灯笼；阴虚内热明显者加秦艽、鸡血藤、银柴胡。
2.5 脾肾两虚，津精匮乏
脾主津液，肾主藏精；脾主肌肉，肾主闭藏；脾主仓廪，肾主作强。脾气虚则津液匮乏，肌肉痿软无力；肾气不固，精关失守。临床表现为肢体痿软，活动乏力，肌肉瘦剥，皮肤松弛，举握无力，精神疲惫，面浮气短，面色不华，或伴肾虚阳痿，精关不固，遗精，脉沉细，舌体胖质淡，苔薄白。生化检查提示神经营养因子缺乏，肌电图提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改变。治以温肾健脾、固精生肌，方从右归丸加减。若伴阳气虚衰者加人参、黄芪；遗精者加金樱子、莲须、生龙骨、生牡蛎；阳痿者加巴戟天、肉苁蓉、羊藿。
2.6 气虚血滞，筋肌失煦
由于气虚不能运血，血滞肌肤，肌筋失于温煦，故肌肉枯萎，筋弛无力。主要症状为手指及手肌肉削陷萎软，双手痿软无力，运动功能障碍，抬举握固无力，神疲乏力，肌倦懈怠，易汗出肢冷，心慌气短，口不干，纳食可，二便调，舌质黯、有瘀斑，脉细涩。血清抗神经节苷脂抗体阳性，肌电图提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异常。治宜益气活血、壮筋起痿，方取人参归脾汤合虎潜丸加减。若伴气虚明显者加紫河车、冬虫夏草；肌肉萎枯明显者加川芎、白芍、丹参；肌束颤动者加白僵蚕、蜈蚣、钩藤。
2.7 邪中廉泉，喑痱失语
病久缠绵不愈，病邪侵入，内犯廉泉，发声障碍，而为喑痱失语症，多属于疾病的晚期。临床可见构音不清，声音嘶哑，鼻音重，饮水呛咳，吞咽困难，流涎，可兼见表情淡漠，呆板，强哭强笑，肢体痿软无力等症。电生理可能显示多灶性传导阻滞，肌电图提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改变。治从滋补肝肾、开关通窍，投以地黄饮子加减。若伴痰盛者加贝母、竹沥、胆南星、天竺黄；口流涎、吞咽困难者加旋覆花、法半夏。
3 结语
在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基础上，探求与患者疾病及其病变状态高度契合“最佳匹配方”并趋向兼合具体定量、微观精确的临床辨治体系即“方证相关”的指导下治疗MND取得较好疗效。《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丈夫八岁……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因此，肾之精气亏损应为MND之本。现代医学认为，MND主要损害脑与脊髓，即延脑及上下运动神经元。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肾精亏损必脑髓空虚，精气亏损无以化生气血，可见肌肉萎缩、肢体软弱无力之气血不足之虚象，临证分析应为阴血亏虚、内风扰动、筋骨失养、痰热内盛、经络阻滞之证，病位涉及脑髓、肾、脾、肝及三脏相应的经络。若三脏受损或邪气侵袭可生“筋痿”、“肉痿”、“骨痿”，即所谓“三痿”。本病的病机应概括为髓海不足、肾精亏损、肝血不足、脾虚失健、痰瘀阻络，临床表现为“三痿”并存。MND的现代医学检查包括肌电图、肌活检、血生化、免疫组化检查以及基因诊断等。早期阶段症状单一，仅涉及单一肢体、单侧肢体，或仅现吞咽、语言困难，以经络病变为主，脏腑之气未见大衰，治疗以调理脾胃、疏通经络、涤痰化瘀祛邪为主；中期病情加重，病损范围扩大；晚期易合并呼吸麻痹，以脏腑病变为主，病势由浅入深，脏腑之气衰败，病情较复杂，治疗以填精补髓、补益肝肾、化痰熄风、开窍补虚为主。总之，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最为重要，做到“方证相关”，有的放矢，可减轻症状，能稳定病情，或延缓病情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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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实现路径
作为世界著名的指导思想，在国内外的影响非常大。政治经济学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环境日趋复杂，过去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够完全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这就需要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完善。
一、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创新
1.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适应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揭示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学科，因此其必须要适应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才能够发挥良好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该时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社会的主要矛盾冲突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确立阶段，该制度在创造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同时，又在促进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在此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基本运行体制与内在本质的基础上，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弊端，科学地预见了新的社会制度必将取代该制度。政治经济学为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思想指导，并且与其他思想、学说一起构成了系统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百多年过去了，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社会制度，而资本主义经历多次经济危机后，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修复，与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2.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需求能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关系到的长久生命力，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开展。对于任何理论学说来说，只有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与完善，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才能够不被其他学说、理论所取代。科学的理论学说之说以能够被当今社会奉为经典，究其原因还是其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要求，并且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进行发展与更新，以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成熟的理论出自于实践，只有立足实际，不断进行自我创新的理论学说，才能够真正指导实践。
二、现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与方向
1.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经济制度以及发展历程，只有真正将这些“独特”的东西搞清楚，才能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在这一宏伟历史蓝图的背景下，只有积极投身于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视野建设，并且积极从中汲取营养元素，才能够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学指导理论与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应该过分遵从教条主义，而是在坚持将思想基本理论与中国基本国情联系起来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积极思考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与分析问题，将基本思想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是当做绝对的“金科玉律”。针对我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环境下，积极思考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理论立场，客观真实进行总结归纳，将中国已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与思想结合起来，立足于实际，不断进行政治经济学创新。在创新中要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深挖的思想精髓，扎扎实实分析基本思想、理论内涵，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对于这一理论学说进行创新。
2.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同时，积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其他文明成果。之所以成为当前全球研究的热点，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先进性，究其原因还是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文明成果进行自我完善与更新。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方法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实际创立出来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学等文明成果，最终形成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是在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远超过中国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并且借鉴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理论，这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西方经济学也存在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将资本主义当做人类发展的最理想社会制度，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时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1]马艳,李韵.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J].学术月刊,2011,7.
[2]王朝科,王中保.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中国首届“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国际研讨会综述[J].海派经济学,2007.10.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着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着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着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扞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技术；教学改革；课程教学
1前言
教育部教高[2005]1号文件要求：“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力度，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3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15%以上”[1]。为此，全国各高校都在过去推行多媒体教学的基础上，致力于采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并同时开展一些提升多媒体教学水平的相关研究，如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科学应用多媒体教学等[2-5]。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政治经济学》课程对于促进经济类专业学生的经济理论的知识掌握、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提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管理需求迅速增加的趋势,许多相关联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都需要《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6]。
2《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文献[7]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应该坚持相对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既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的新颖性，也需要教师能灵活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应从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入手，教师应该把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与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学生应该高度重视自学方法。文献[8]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教学过程从引入情境开始，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设计学生自主学习方案，结合学习过程实施过程性考核，对学习情况实时进行评价反思，提高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和创新实践能力。文献[9]从教师、学生的角度分析原因，进而探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活力、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为使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价值观，文献[10]对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文献[11]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应在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基础上，除了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外，还需要处理好基础性与先进性的关系，促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提倡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增强政治经济学的定性定量分析与数理分析。文献[12]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进行时空拓展教学模式探索，该模式融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学科研究于一体，教学空间由课内向课外拓展，教学时间由一年级向大学阶段延伸，学习主体能力由个体研学向协同探讨发展，着力提高课程教学效果。文献[13]认为,提升课堂教学学术含量是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需要，是不断更新知识丰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需要，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以上文献综述结果表明，把多媒体课件、课堂教学、教学管理等直接对接起来的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而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则恰恰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因为多媒体课件与课堂教学实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制作再精美的课件，如果没有具有精湛教学艺术的教师在课堂上展现，课件也会黯然失色；同样，没有现代的教学手段相配合，教师的满腹经纶也难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教师和学生就很难体验到教学上那种特有的酣畅之美感。因此，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对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3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内容
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实施框图如图1所示。
3.1恰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实施，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可有机融合价值规律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等《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增加《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信息量。考虑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是让经济管理类学生认识各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体现其地位和作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因此，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而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往往呈现整屏展示“答案—结果”的教学模式，当然不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多信息量传播功能和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是指引《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方法提高的方向。此外，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主体是开设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的本科院校，针对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对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需要，充分考虑到学时、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合理优化课程内容。
3.2增加《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应的实践环节
（1）举行《政治经济学》课外研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小型比赛，认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增强利用经济规律的自觉性，减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2）组织《政治经济学》的科技创新活动，重点把握运用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路和技巧，提高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3.3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由于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广泛使用，可使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具体化和生动化，有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学习。考虑到目前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演示图像仅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简单演绎，图像背景音乐也仅为动听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已，并不能真正有效训练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思维能力和领悟能力，当然更谈不上提升他们应用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具体社会经济现象能力。显然，形象地表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对于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语言文字表达《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例如，教师可在播放剩余价值规律短片的同时采用富有情感色彩的语言对剩余价值产生、资本增值的规律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启发经济管理类学生带着剩余价值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进行思考地学习，这样才能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率，真正实现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形象思维能力。
3.4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软件质量
在制作的《政治经济学》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时，教师可根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有效设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并在每章课程教学内容结束后，对该章所讲授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给经济管理类学生提供一些判断题、选择题、辨析题和材料分析题，进一步强化他们对该章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也必须不断提高Word2007、Powerpoint2007和Flash等计算机软件的操作能力和应用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多媒体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辅助教学的目的。
3.5有机融合现代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应该将多媒体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如黑板、图片、画片、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电影等）相结合，并重新构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的热情。3.6建立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根据当前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特点，利用灰色模糊多层次评价理论构建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加强多媒体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4结论
作为经济类大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应积极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模式，让学生置身于一定的实践环境中,“在环境”中扮演角色，实现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将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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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法；思考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作为经济分析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在高校的思政、经济学专业作为主要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教学方法亟待改革。笔者针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特点，结合教学实践，探讨其教学方法。
一、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特点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经济学科，在我国保持其主流经济学地位，其学科特点主要有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性。
1.理论性
《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的，其中的许多在抽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定性后，对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导作用。如：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理论、流通费用理论、信用经济理论、地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
2.实践性
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坚持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前提下，不断研究新的实践问题，丰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实践，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实践的新的理论概括。
3.应用性
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政治经济学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科。这就使政治经济学具有应用性特点。政治经济学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材的选择不能体现其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的特点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教材与全国其他高等院校趋同，其民族地方特征未能体现。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生知识准备相对欠缺，一些涉及政治经济学相关方法，如：数学分析法、模型分析方法等未能学习和掌握，学生学习到政治经济学中相关知识时，只能是一知半解，教师难以开展系统的教学活动。
民族地区高校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一般都选择全国统编教材，目前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内容庞杂，采用的数据陈旧，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涉及地方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难点和具体问题的内容案例很少。
2.政治经济学教学师资薄弱
教师的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问题，师资问题是决定教学环节的关键因素。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师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少，结构不合理，知识老化。教授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教师数量少，教师年龄普遍偏大，青年教师比例少，教学能力不高，难以完成教学任务。师资培训的经费欠缺，教师参与学术交流的机会很少，教学和科研水平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不能满足培养人才的需求。
3.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教法与测试方法亟待改革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老师仍采用传统的板书方式授课，上大课，老师台上教，学生台下听，“满堂灌”致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未能调动起来。民族地区地方高校的办学条件在不断改善，大多数学校已建有多媒体教室，但其设备现代化程度不高，同时由于教师年龄偏大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收集材料、PPT制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不熟练、收集材料困难、PPT制作难度大、备课量大等因素，致使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抽象的理论、数据分析、模型等，需要用课件影像资料来形象深动地阐明，而得不到运用，使其问题更加复杂化和抽象化，传统的教学方法既单一，教学效果又不佳。
政治经济学很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运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由于受传统考试方法的影响，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基本是通过期末闭卷考试，既简单又单一，造成学生只关注书本知识、死记硬背、脱离实际，很难体现对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实际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发挥。
4.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环节缺失
政治经济学既有较高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应用性很强，但民族地区高校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教学实践，加之高校扩招，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很难抽出时间组织学生深入到基层、企业、经济开发区等去调研，一些涉及本民族地区的重大经济现象、重大经济问题、热点、焦点、民生的问题，无法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找到答案，从而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价值，削弱了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的服务功能，极大地挫伤了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进的建议
1.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着力充实教材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政治经济学在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同时，应结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教学大纲和补充教材编写工作中，以政治经济原理为指导，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成熟的案例来突破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引导学生讨论，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创造性，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培养目标。
2.通过引进和培养人才，建立一支结构合理而又稳定的师资队伍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大多数建校时间短，师资力量还比较弱，高学历、高职称教师达不到要求，而且教师队伍不稳定，为此应集中力量重点解决教学骨干教师的问题，一是要实施人才引进计划，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搭建科研平台，创建能引得进、留得住、出成果的人才引进机制，通过人才的引进，优化师资结构；二是要通过“西部计划”、“教授工程”等措施将优秀教师送到重点院校进修学习，提高专业知识水平，通过培养改善师资结构；三是要大力支持和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活动与合作，要求教师深砧教材，掌握学科发展前沿，发现学科新问题，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能力；通过以上措施从而形成一支结构合理较为稳定的师资队伍，确保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稳定发展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3.与时俱进，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
政治经济学理论性较强，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抽象思维在黑板上一步步演绎出一般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原理引用一些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因受课堂时间的制约而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学生学习时感觉抽象难理解乏味，难以激发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运用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文字、图形、影像、语音等方式来演示教学内容，将政治经济学中许多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论、复杂的逻辑关系直观、清晰地表达出来，其教学效果，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为此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面对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提出的更高要求，教师要熟练和掌握多媒体的运用，要求教师要制作自己的课件，通过课前大量的准备、课件的制作，在课堂教学时节省传统板书时间，传授大量信息，既改变了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使教师的教法更具灵活性和创造空间，又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民族地区地方高校要克服办学经费困难的矛盾，积极争取多方支持，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设施的构建完善，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力所能及的硬件设施，为实施现代化教学手段提供前提基础。
改革传统考核的方式，注重对学生的全面考核。课程考核既是对学生学习过程掌握知识程度的检测，又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检验，主要是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基本原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特点，考核可采取口试、作业、讨论、案例分析、笔试等形式，考试和口试主要是考核学生基础理论和相关实践问题分析的能力；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作业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意识。
4.重视实践教学，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人才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首先，民族地区高校要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中要安排实践教学课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实习基地，要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如脱贫、环境保护、后发赶超、同步实现小康等，适时更新教学实践的内容，要求学生参与调研、参与课题研究，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次，民族地区高校更要重视毕业生的实习，要建立和完善校内外实习基地，要尽力组织毕业生到相对应的单位去实习，要在校内外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完成实习工作，在实习中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运用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的能力，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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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社会上对于应用型人才需求的上升，中职院校教育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中职院校的政治经济学课在教学中应该基于生活，以生活中存在的一些x现象等为实例，培养学生实际的实践能力。中职院校中政治经济教学应该按照实际生活中的就业形式为准，对学生进行培养。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很难理解老师所讲的政治经济知识点，结合生活实际可以使学生更加生动形象的了解所学知识内容。
一、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顾名思义就是指以生活为基础，贴近生活，将教学活动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为学生创造一个形象，生动的课堂授课环境。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适用于中职院校的教育活动，中职院校的教育理念就是以社会所需为教育培养目标，面向市场，服务于生活，以就业方向为导向，根据社会和市场所需设置课程，培养人才。而这一点与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院校的教育中应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让学生可以学以致用。知识来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中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使得学生了解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与操作，最终再将所学的知识内容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
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对于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很抽象，难以理解的学科，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应用于中职政治经济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1.促进中职院校教育模式的创新与改革。长时期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很多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比较老旧，显得有些呆板，课堂气氛也很沉闷，再加上政治经济学本身艰涩深奥，难以理解的特点，导致很多学生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出现了负面的情绪。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促进了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为学生带来了新的、实用的一种教育模式，加深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提升了教学效率。
2.提高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最大优点便是结合生活实例，阐述知识观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紧贴社会现实生活，通过对实际生活现象的举例说明，将学生所需要了解的知识，简单明了的呈现在学生面前，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认识。
3.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政治经济人才。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为我国中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剂良方。通过以实际生活中发生的现象为例，贴近生活，以生动方式讲解抽象、枯燥的政治经济学，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课本的内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以生活和社会为政治经济学习的广阔资源，开拓学生的视野，将学生从纯书本理论知识中解脱出来，为我国社会培养优秀的实用性政治经济人才，促进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说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适用于中职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但是由于具体实施中的各种因素，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学生厌学情绪严重。学生能否喜欢政治经济学与学习兴趣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中职院校学生属于初中文化水平，与普通学校的学生相比基础薄弱，理解能力与知识水平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所以在正常的授课中难以集中精力，很容易出现厌学情绪，没有学习的兴趣。虽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被应用在了中职政治经济学中，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难点重点比较繁杂且多，而学生又听不懂，从而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教学的实施受到了阻碍。
2.老师的执行力不够。虽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被应用到中职教育政治经济学中有着很多实际的作用，也为中职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现在很多中职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堂上的执行力不够，没有真正的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而是依旧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理论知识讲解为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求老师将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老师所讲内容，如果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价值就无法体现，导致新的教学理念没有办法顺利的实施。
3.老师的专业水平不够。受到学生基础差、政府重视度不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职院校教师招聘录用的标准较低，没有达到国家录用教师的标准，使得很多政治经济学教师的专业水平不过关，有些老师甚至不是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只是进行了短期的学习与培训便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课。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实施。
四、基于生活而教教学理念在中职院校实施的有效对策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是适合于现代中职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新教学方法，为了让其更好的在教学活动中发挥作用，中职院校应该合理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
1.合理运用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面对学生基础差的问题，中职院校在政治经济学中运用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时，应该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进行教育活动，尽可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生活中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将理论知识以简单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比如，剩余价值的讲解。假如一个蛋糕店的糕点师一个小时能制作出8个蛋糕，可以卖120元，而糕点师一个小时的工资是15元，那么120-15=105就是一个小时之内的剩余价值。通过这种贴近生活并且简单的例子可以使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老师应该加强课堂上的执行力。老师是课堂教学中的执行者，想要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真正的结合到课堂教学中，需要老师严格的执行力。只有老师将知识结合于生活，才能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所学知识。比如，生产过程三要素：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伐木工伐木为例：人的劳动是指伐木工在伐木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劳动对象是在伐木过程中被砍伐的树木。劳动资料是指在伐木过程中伐木工所使用的工具，如电锯等。教师加强课堂执行力有助于引发学生的思考，从而提高学生自主思考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3.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针对教师专业水平不过关的问题，中职院校应该加强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可以准确的应用到政治经济教学中。中职院校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招聘的要求，如专业必须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学历必须是大专以上等。除此之外中职院校还应该对政治经济学教师进行定期培训，提供进修与学习的机会。例如，到其他高等学府进行学习，与其他中职院校开展研讨会，就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学实践进行交流沟通等。
中职院校应该贯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提高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层次了解，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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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