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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焊接技术；焊接成套设备；中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1-0032-01
一、现代焊接技术的特点
（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人们在看到科技的日新月异时，也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与生活的各个领域，焊接领域亦不例外。各种新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焊接领域里，这不仅奠定了焊接技术发展的基础，还使得焊接技术的能力获得了显著的提高，技术应用的范围获得极大的推广。因此我国中职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方面或者领域，而需要扩大焊接教育的应用领域。
（二）焊接方法各具特色
目前具有特色的焊接方法有几十种，被广泛的应用在交通，能源，机械，化工，电子，特种设备，石油，航空航天等诸多的领域。随着新的科学技术日益改进和发展焊接技术的同时，焊接技术不仅获得了快速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焊接方法。为适应这种情形我国的中职焊接教育需要加快目前的教学方式，不能停留在曾经的缺乏特色的技术教学。
二、焊接技术与焊接设备的发展及趋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科技都以一种一往无前的态势向前快速飞奔，我国的焊接技术和焊接设备也紧随着科技发展的脚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国外的焊接设备相比，我国的焊接设备也在向高精度、高可靠性、高质量，智能化控制、数字化、集成化、大型化以及多功能化方面发展，虽然依旧以国外的焊接设备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这种距离正在以可见的速度缩短。然而我国的中职院校对焊接技术的教学并要跟上我国时代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我国的弧焊设备已经慢慢接近国际水平，我国一直在对产品的结构进行调整，对产品的档次要求也一直在提高，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于大力发展逆变式焊接电源和自动或者半自动的接焊机设备。我国对高效节能的二氧化碳焊接的发展更是不遗余力。电阻焊技术的研究发展方向则是走大、中功率为主的研究方向。对于电磁兼容技术也在焊接设备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获得了有效的推广应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对生产能力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与生产设备的配套性和专业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焊接领域里，对成套的专业的设备需求量也变得非常大，这不仅在应用范围方面，也是技术的性能要求提出了挑战，因此我国的企业在生产焊接设备的时候将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如何生成更加高效的，更加成熟的设备和工艺，并要在设备的成套和专业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才可以。而我国的中职教育也应当在培养焊接技术人才的时候，也应当具有前瞻性，以适应将来的新技术变化。
三、电焊技术材料发展趋势
对于焊接材料的发展，我国的焊接材料产量是第一位的，但是焊接材料的产品结构却令人不容乐观，和发达国家的材料产品结构相比，其差距实太过明显。为了赶上发达国家的材料产品的生产结构，我国需要不断的调整材料生产结构，努力向而且必须向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自动化方向发展，以期赶上由美、日等国引领的生产发展潮流。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焊接材料发展情况来看，手工材料的生产逐渐减少， 而自动化材料的生产则在不断的增加，我国生产的接焊材料多是普通的焊接材料，在整个焊接材料生产和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十分巨大，普通的材料由于对生产技术要求不高，我国面临着生产能力膨胀，供过于求的尴尬局面，而企业也在这种局面中竟是采取了“低成本，低品质、低售价”的恶性竞争手段，造成了我国的普通焊接材料生产几乎没有任何的技术进步，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我国焊接材料的国外市场由于企业的这些做法也给我国的“焊材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
现在我国的焊接材料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埋弧焊实心焊丝的品种和气体保护实心焊丝的品质和品种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当然这种不能满足也存在于各种不同强度级别的耐热钢焊丝，低温钢焊丝，高强钢焊丝等。在研制方面，我国对自保护和堆焊用药芯焊丝的研究迫切需要加快脚步，以便能够在生产和应用方面获得更好的效果。目前世界上推出的无镀铜焊丝其实就是特种涂层焊丝，只是因为每个厂家的涂层成分不同，表面的处理上也存在许多的差异，所以性能也存在许多的差异。对这种工艺，如果涂层性能优良，表面处理工艺先进，这种特种涂层焊丝不仅能够防生锈和起到作用，还能够在焊接过程中不产生铜烟尘，这不仅减少了焊接过程中的飞溅，还提升了焊丝的电弧稳定性。
四、结合我国焊接技术发展对我国中职教育的要求
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两国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这一层面说，具体了解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必然会为我国历史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现今社会，素质教育逐渐取代原来的应试教育被人们所重视，而“素养”一词成为教育过程中的关键词汇。历史教育作为培养人们的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很多教育学者都致力于研究有关历史教育的内容，并且热衷于介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育。
中韩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比较研究和学术交流不是很多，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韩国和中国都偏重于研究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育。在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国际化趋势的影响，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教育理论，只注重收集发达国家的教科书及教育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以此达到学习先进教育理论的目的，但是由于研究过于偏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结果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在我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及模式，学科教育比较研究多是同欧美、日本学科教育进行的比较。但是，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欧美国家在诸多方面都与中国有显著的差异，可资借鉴的意义不大。韩国与我国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两国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这一层面说，具体了解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对我国历史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无疑会有更大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一、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对于韩国教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自从1992年我国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有关韩国教育的研究逐渐得以开展。
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孙启林的《战后韩国教育研究》和池青山等的《韩国教育研究》(1995年)、田以麟的《今日韩国教育》(1996年)、索丰的《韩国基础教育》(2003年)、孙启林和安玉祥的《韩国科技与教育发展》(2004年)、蔡正默和李光华的《韩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新教育体制》(2009年)、艾宏歌的《当代韩国教育政策与改革动向》(2011年)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国学者对韩国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研究都是比较全面、概括地论述韩国教育的各个方面，并且在部分内容里涉及有关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的一些内容。
直接对韩国历史教育方面的相关研究有，许华和刘传德的《韩国的历史教学》(1998年)、赵亚夫的《韩国社会科课程中的国史教育》(2003年)、许斌的《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看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2006年)、沈海燕的《中韩历史教育的德育作用浅析》(2012年)、尹姬燕的《中韩初中世界史教科书比较研究》(2013年)等。这些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韩国的历史教育、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等方面的内容，并且根据介绍和比较总结出了一些有助于促进我国历史教育发展的启示及建议。
但是从总体看，我国学者对韩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研究不够深入，可参考的有价值的资料十分有限，使得已经形成的研究不完全是深入研究之后完成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简略。
韩国学者对本国教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孙峰浩的《韩国社会的前途和市民教育》(1997年)、车照日的《对社会科通合课程标准模型的研究》(1999年)、朴采亨的《课程标准地域化的性质和课题》(2003年)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韩国的学校教育进行较详尽的阐述，对了解韩国的学校课程及课程标准提供参考。但是，多数的研究集中在详细论述本国的具体情况上，相比较而言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不是很多。另外，金荣华教授著的《韩国社会与教育》、郑范谟的《教育与教学》、金钟哲的《韩国教育政策研究》等都阐述了韩国社会的现状和社会教育的开展。
韩国对本国历史教育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梨花女子大学赵瑞衍的《国民学校历史教育内容的相关研究》(1993年)、建国大学杨承德的《初等学校社会课第6次和7次教育课程历史部分的内容分析：以初等学校3～6年级为中心》(2002年)、全州大学崔南淑的《小学教师对历史教育的实况分析：以全州市小学教师为中心》(2009年)、庆仁教育大学崔润静的《2007年改正教育课程小学社会课历史领域的分析》(2012年)、汉阳大学申慧敏的《依据社会科统合论议与教育课程变迁的历史教育研究：以2007年改正与2009年改正教育课程为中心》(2012年)，这些研究具体的将韩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如中小学历史教育课程、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小学历史教育内容等，对了解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有很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韩两国的诸多学者们对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做了很多介绍和分析，形成了许多令人称赞的研究成果。但是总的来说，我国有关韩国历史教育的研究比较少。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上，而对韩国历史教育不够重视，使得可参考的有价值的资料有限;二是因为语言障碍，使得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较简略，因此对韩国历史教育的研究还存在许多制约性因素。
二、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的发展趋势
在21世纪人类发展过程中，教育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教育亦担负重要的责任。但是韩国历史教育的现状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的需求之间还存在距离，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在教育观念和课程体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理轻文”现象，这是人类发展进人新时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的一种表现。当今世界，人们对物质财富需求的重视程度与对精神财富需求的重视程度往往处于失衡的状态，表现在社会各领域中，当然也包括教育领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历史教育的问题不如科学教育那样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
调查表明，大、中学生和青年人的历史知识普遍缺乏，面对各种社会问题，他们常常束手无策，不会运用历史思维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这种状况极为令人担忧，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视。
2.在历史课程建设上，综合还是分科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在科学教育领域中，综合编订课程成了各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趋势。从历史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功能看，历史教育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在综合课程中，这种独特的功能是被削弱还是合理地得到加强，不仅是韩国而且是当前各国综合社会课程建设面临的共同问题。
这样说来，在科学或学科的层面上，要把历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内容综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其中有许多问题是教育发展到今天人们还无法解决的。这说明，在对待“文科”课程是采用分科还是综合这一问题上，还需要很长的探索之路。
3.依据怎样的价值取向恰当地选择历史课程内容，是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韩国历史教育改革中，如何选择课程内容是一个普遍受到关注的问题。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怎样确定选择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
关键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40-0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契机的“全球化”就一直被学界视为一个核心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格局在初露端倪之时就与各种不平等挂钩。在21世纪的当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倘若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和谐的、互惠性的跨文化关系，弱势文化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人们面临的文化危机，并不仅仅是文化权力的博弈，更是交流的深刻无奈，是刻板印象的加剧。是对外来强势文化的追捧和对己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自主“走出去”。体现的不光是一种文化自信心，更是一种积极且理性的文化态度，是全球化时代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以人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关键
中国的文化版图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常态之时。文化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率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之精髓，也有现代社会和谐治理的主张。但倘若把握不好传播这种纯粹性文化主张的分寸和方法，便会遭遇他者的抵制――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他者对我们这种带有善良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却束手无策。
国内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多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和权力的博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征服世界的切入口从硬实力转向了以文化为武器的软实力。日本学者青木保先生虽然十分看重文化软实力理论，却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人类应该以“异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充分意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沿着“协调”和“友善的说服”的路线前行。让文化充分发挥“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均衡与协调。则需要以一种“摈弃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或必须达到”文化传播的“世界模式”。
虽然学界―致认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来完成，而非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的“三单式”自我宣传。可问题是，这种“双向”的传播模式到底该如何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呢？互联网时代造就了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关系建构的方式。学界对大众传播渠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却逐渐忽视了恰是不容被忽视的人类传播活动之核心的人际传播。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其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视为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在这股国际潮流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然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远非向他者描述异域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之物或是讲述异域文化的一个新奇故事那么简单，除了意义的“给予”之外，还强调意义的“获得”，更强调意义“表征”的方式。如果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总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汉语国际推广就担负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应该是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人之代表，并在这个传播活动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以人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良好地构筑个人的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需要以一种基于个人跨文化认知的多元视角以及基于个人跨文化能力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关系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里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既包括局内人也包括局外人。既包括既有的传播者也包括潜在的传播者，比如传播内容的受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受众往往兼具兴趣导向和理性导向，特别对于那些将汉语作为一种理性学习的外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母文化根基，但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的兴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且，其日渐增多的文化认知和交流体验很有可能使他们在今后成为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因此，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充分考虑和正视我们和他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才是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而国际汉语教师。作为承担和实施这一重要使命的核心主体。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人。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与交流活动中去感染他者、对他者实施影响。双方主体在此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具有融合视角的文化意义。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传播内容；而当这些文化的他者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构建和谐关系、达成互惠性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之时，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模式即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二、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观对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来说，学生的文化背景越丰富、差异越大，该课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任教国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学生个体的文化和次文化认同。另外，教师的多元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国完成跨文化适应的情况。也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分成了四种类型：“内部-局内人”、“内部-局外人”、“外部-局内人”和“外部-局外人”。具体到本研究，由中国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均来自任教国社会的“外部”（即中国），这种以地理和法定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局内”和“局外”则是基于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的划分，“局内人”持有本土（任教国）文化视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国）文化视野。据此，从中国远赴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部-局内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国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后者则基本上和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语言和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因素除了教师自身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视野、态度和能力。具体来说，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来自于该地区的“内部”还是“外部”（地理上的划分），持有“本土文化观”还是“外部文化观”（文化观念上的划分），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观是“缺陷观”还是“差异观”。持有“文化缺陷观”的教师往往认为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受学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而教师或学校对其影响则比较有限；持有“文化差异观”的教师往往将学生的文化多元性视为课堂资源，而教师需要做的则是帮助学生们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将这些丰富资源运用到教学和交流活动中去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缺陷观”和“文化差异观”在这里指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态度，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视野的中国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内人”）或本土汉语教师（“内部-局内人”），都有可能以“文化缺陷观”去对待学生；而一个具有外部文化视野的中同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外人”）。却有可能在教学过程和交际过程中持有“文化差异观”。那么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意义在哪里呢？班克斯的研究告诉我们，“局外人”往往对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倘若教师本人又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敏觉力，那么他在对教学内容的选取（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教学方法的设计以及行为方式的决断上，就很难结合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视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文化冲突和丈化偏见，从而大大影响跨文化语言教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教师到底被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局内人”。事实上，那些轻易被一种外来文化同化了的教师也很难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陷入“边缘人”（the marginalman）的认同困境。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出国门，更是要真正地走进他者的心灵。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同化他者。我们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观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达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所提倡的也决然不会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观。而是动态的、交融的、具有间性视角的观点和态渡。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熟谙中国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师，无论他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文化同化，一旦他身处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传播环境，其全球化心态、跨文化敏觉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认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内”和“局外”出入自由，国际汉语教师才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触。并将这种纯粹性的、带有良善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解读。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价值观、个人经历等会对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持续地、动态地影响主体双方的认知框架。因而，探讨如何“以人为核心”来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结合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来审视这种跨文化能力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首先，从国际汉语教师的任务和目标来看，他们兼具了“汉语言教学者”和“中华文化传播者”这两个重要角色。外国人走进孔子学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化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契机；其二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持有前一种动机的学生在今后可能会以汉语为工具走向与之相关的工作岗位。掌握基本的汉语技能、储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对于持有后一种动机的学生而言，其关注点和兴奋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上面，而走进孔子学院，很有可能是他们通过交往实践去了解和探索中国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因为如此，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学界和教学界对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孔子学院的建设任务将会主要集中在内涵建设上”，语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Iiberal education）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单纯的语言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发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师和学生、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必然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跨文化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师都理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一个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个优秀的示范者之外，他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倾听他者的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基础，否则无论课上课下，对中华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将变成独语式的广播。总的来说，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将“成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者”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在跨文化教学、交往及对话的过程中兼顾“文化示范者”、“文化倾听者”和“文化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此外，旅居他乡的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处理在课堂上和学生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还需要面对旅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跨文化挑战。课堂上和生活中的双重文化冲击往往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担负的跨文化教学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重任，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其每天都会遇到的跨文化适应的难题。“旅居者”的身份给国际汉语教师带来了严峻的跨文化挑战。但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协商和对话。却又给他们带来了跨文化关系建构的希望――只有将注意力从消除差异（同化）转向尊重差异，从单纯的适应转向和谐共存，从文化分离转向共同协商，才能在高效完成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重任的同时。感受到跨文化交流与交往过程中的乐趣，这就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自身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问题。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在西方学界被视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在国内被使用较多的是后者，它在外语教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传播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究其原因，此概念涉及到诸多学科，而不同的学科对“communication”的关注有着不同的焦点。从其动词形式communicate的词根构成来看，“com-”即“共同”、“一起”。“mumi-”即“人”、“大众”，加上具有使动功能的动词后缀“-ate”。合起来便是“使人们在一起”――而使人们在一起的方法，即对话和交流。汉语中并没有与communication对应的词，它在人际传播层面被译为“交际”或“沟通”。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面被译为“传播”。前者局限于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后者则缺乏双向互动的涵义。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仅包括人际交流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等等，这种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其目标既指向一种终极的交流和沟通，也指向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和谐的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构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具体到以国际汉语教师为流动载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运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任务，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标：“恰当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规则体系。在符合跨文化伦理的前提下。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及任教国其他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需求和交流需求。这是一个直接的、双向的、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人际传播路径。为了使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非常必要。具体来说，要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同时满足“有效性”和“恰当性”的需求，国际汉语教师应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去全面发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包括认识自身的文化构成、情感态度、交际风格、对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对他人的认识是移情发生的基础，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广义文化知识，也要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因而需要在认知层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习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知识。并通过对特定文化图景的描绘来呈现自己对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认知层面的最大阻力，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对之加以纠偏和修正。否则，一旦让刻板印象发展为偏见，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易消除了。
在情感层面，持有正确且积极的态度是打开他者心灵的钥匙。礼貌、热情、友好、乐观、耐心、宽容、持久。都是在跨文化教学、交际和传播过程中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态度因素。其它重要的跨文化态度，还包括非我族主义态度，尊重他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量做到无偏见的判断等。尽管大多数国际汉语教师都是具有一定跨文化敏觉力的教学者和交际者，但在教学和交际实践中，他们的情绪却时刻处于起伏和变化之中。只有当教师清楚地意识到提高自身跨文化敏觉力的重要性，将成为“多重文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尝试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进行整合，才能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有效完成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另外，文化移情能力是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跨文化素质和技能之一。“移情”意味着感情的移入，是能够对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观念进行分享的一种品质，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去体会对方的情感和情绪。传播主体文化移情能力的缺失往往会成为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绊脚石。因为这样的教师无法摆脱固有文化习俗的约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也无法纠正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即便他们努力地去传授知识、讲解文化，但以这种单向的阐释方式和传播方式却无法触及他者的心灵。
最后，教师跨文化能力要想得到全面的提高，仅仅停留在知识储备和态度转变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教师还应该掌握足够的行为技巧，比如培养跨文化倾听能力，把握行为弹性，采取描述性立场，正确选择退避、和解、折中，合作等处理冲突的技巧等。在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除了发展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教师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身份认同策略上面，前者指向人际交流层面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合作意识，后者则要求教师全面发展自身多样的社会文化身份，并参与到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实践中去。另外，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维护对方的认同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维护并不代表妥协，而是辩证地去认识和尊重他者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它甚至比维护自己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维护对方的认同有利于拉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也更有助于建立和谐跨文化关系。
总的来说，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全面整合自己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没有认知，就谈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谈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篱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认知层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号的储存和积累过程。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在教师的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修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脉络。跨文化认知同然重要，但各种文化因素都在我们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会主宰我们的交际行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为无论是异质文化的“病毒”还是多尤文化的“神灵”。都无法阻止生动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 mind）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情感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仅仅依赖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与心智，还不足以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师还需要正确、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用自由的心智去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过“内化”于人的过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何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发现一种特定文化“可利用的价值并真诚地加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则无沦这种文化多么伟大，对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趋势，但相比两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而言，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非常有限。孔子学院数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了优秀师资的缺乏。倘若不加强对每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孔子学院将难以收获理想的跨文化教学效果，也难以有效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经验性。决定了这种综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得以提高。那么，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究竟该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呢？
我们知道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却是永恒的。如果文化仅仅被当作一种既定知识或事实来进行传播，那么我们所传播的仅仅只是文化的某个稳定的瞬间，从而忽略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教师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动、建构关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仅要同时顾及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和动态性。更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和学习者自身文化之间的间性问题。
文化间性的视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国际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持续习得中外文化知识并进行基本的异同比较，这种途径习得的文化是静态的；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将知识置于交往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对比。从动态的角度去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此外，通过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讨论与协商去积极寻找文化间的关联。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至关重要。它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成和意义的创新，是单向宣传模式朝双向交流模式转变的关键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持续地了解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习俗和跨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知框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模式，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五、结语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国别化 基础理论
目前，伴随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全球语言文化呈现多样性需求，特别是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最大消费品市场，以及近几年举办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综合国力逐渐上升，国民海外消费水平逐年增高，国外人民来中国旅游的需要、华侨等海外侨胞等各个方面需要，对汉语国际教育的需求正逐年上升。
汉语国际教育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国别化，所谓国别化就是指汉语在各个国家的表达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授课时间、授课方式、授课内容、授课过程等根据国家不同，表现也会不同。解决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问题，不仅要从语言学方面研究，还要分析当地的语言特色、文化特色、思维特色等多个方面。要将汉语融入国别化教育新理念中，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授课过程中。
一、汉语国际教育与汉语国际教学的区别
在对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教育”的内涵与“教学”的内涵加以区别。两者相比较，教育的内涵更加丰富，主要是指从德智体美方面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能力。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要以国际教育的惯例依据，对德智体美进行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教育。也正是因为这样，汉语国际教育的任务不单单是传授一门语言，还包含教育原理、教育规律、教育文化本经、教育思维等多个方面。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现状
汉语国际教育在近十年得到长足的发展，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教学规模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但是，在大部分国家，汉语仍然属于“非普遍教授语言”。其语言覆盖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推广机构是孔子学院，其截止至2015年底，在世界范围内数量近500所，遍布世界134个国家。其成功推广表明了汉语的“引进来、走出去”政策，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转折点。通过2004年至今十几年的发展，孔子学院的工作重点将想教学方式方法创新上专业，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问题，以服务汉语教学向更好更规范化发展。
汉语国际教育的重点由原来单纯的语言教学向中小学以及文化传播方向发展，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转型期。
三、汉语国际教育在国别化方面的表现
（一）教材影响教学效果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工具，是教师授课和学生自学的纽带，在进行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的编制时，要充分考虑国别化方面的问题。如在美国使用的教材，在对课程设置时如果忽视对平等、人权等方面的安排，会让学生产生文化差异，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影响汉语教学的学习成果。可见，教材对汉语国际教育在国别化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
我国现代汉语国际教育品类多样、内容繁杂，在进行汉语国际教育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区分进行课程设置，遵循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的特点，设置具有当地特色的教学方式。
四、改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的思路
对于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现象，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内容包含：教材的编写、授课方式、信息化资源利用情况、融合当地文化情况等几个方面。
（一）国别化教材方面
当前使用的一些优秀教材还需要加以完善，比如注重“学简识繁”、会话的扩展与缩略、课文内容的配套补充与注释、多笔画难字的应对等。现在尤其缺少的是汉语阅读教材，也可编一些顺口溜等。阅读教材的编写应该体现现代生活的内容，可以是通俗的，还要分等级。
（二）课程安排方面
针对于不同的需求，汉语国际教育可以安排长短期等班次，其配套的，需要对使用的教材进行单独设计；另外，针对不同学习背景的同学，课程安排上也要更加机动灵活一些，如可以按照学生的兴趣开设书法、音乐、朗诵等多个班次。汉语国际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要多多关注参与学习的国家特色、学习习惯、文化习惯等。
（三）授课方式方面
要区分与国内的授课方式，引用当地授课方式，用当地授课思维进行课程设置。通过拓展教学与延伸练习，将字组成词语，通过对词语的组合运用，可以衍生出无数的句子，积极调动学生的兴趣，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四）充分利用信息化资源
网络学习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的社会性。有效的网络语言学习应当包含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和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在网络课程中，教师要掌握所有网络教学中互动工具的使用，并指导学生使用这些工具。在教学中要与学生进行良好交流，协助学生相互合作，共同进步。
提倡完善汉语语料库，字是常用的，要分级的，有注释，形式立体化的，字表和词表可以放进网络。字库可以包括字形、字音、字义；词库包括单双音节和骈语；句库包括不同的句型。
（五）融合当地社会文化开展汉语国际教育
以区域为视角，让汉语国际教育融合某一区域的语言与文化背景，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不是剥夺学生本身的社会文化特色，而是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特色，与各国人民进行社会文化上的对话，是积极的、健康的文化交流方式。
（六）改善国别化教师问题思路
教师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其专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汉语推广学习的效果。“教什么”、“怎么教”、“如何学”密切连结，构成第二语言教学的三角体系，该体系的运作基础主要立基于课程规划与教材编制。教师应该平常严格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教育心理学、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水平，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相信这也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现代汉语 教学
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教学的现状
（一）现代汉语教改的重要性
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一直很受重视。陈黎明、温欣荣在《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研究综述》中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以教材编写为重点阶段，以教学内容调整为重点阶段，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阶段，以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阶段。[1]
为了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现代汉语教学需要宏观的指导，也需要教学手段的改进。现代汉语课程包括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能力的培养两个方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要求本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更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语言研究（包括教学）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缺乏相应的学科独立性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对传统学科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较为依赖，包括现代汉语在内的许多课程在教师、教材和教学方法等多方面的学科独立性都需要逐步建立。
现代汉语课程之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是语言分析应用的基础学科，是培养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传统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是对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和理论的传授，侧重的是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可以理解为语言应用类学科，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应该创建全新的教学模式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要立足于现代汉语作为理论课程的现实，探讨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只有这样，该课程才能更好地实现知识的学以致用，更加契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思考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培养实践性人才目标，实践与应用在教和学两个方面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加强学生学科知识理论的宽度和深度
现代汉语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是系统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2]，为学生从事对外汉语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奠定基础。这一教学目标适应的是汉语言文学类专业对现代汉语课程的要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从事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培养具有较扎实的汉语基础，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应用型语言学高级人才。由此可见，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更加突出了实践性，同时提出了对学生语言研究能力的培养。[3]
在知识讲授过程中，引入多家观点进行对比，促使学生对现代汉语理论深入思考；在延伸阅读中将其他版本教材作为参考资料，全面了解现代汉语的知识系统；利用现代汉语相关的公开课等网络资源，拓宽专业学生的学术视野，并引导学生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思考。
（二）引入语言现实“活水”来丰富课堂
对外汉语教学人才走上工作岗位后会随时面临并需要解决种种动态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在现代汉语或者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找到答案。在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模式中，我们既要注重知识的传授，也要注重帮助学生更好地消化已吸收的营养不断地消化，提高学生对语言的观察、分析及研究能力。
语言相关的理论是静态的，动态的语言现实则是语言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源头活水。社会生活语言异彩纷呈，新词新语往往成为年轻一代的标签；留学生的洋腔洋调和语用偏误往往出人意料，也是学生以后要面对的现实。把这些语言现象引入课堂，可以使课堂教学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
（三）设置语言实践环节
前面两个方面是从教的角度来对现代汉语课程进行的改革，而从学的角度，学生要对身边的语言现象进行调查，培养独立的语言分析和研究能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要提高自身对语言生活的敏感度，对现实中出现的语言现象能够进行正确的解读、解释和教学。要达到这一目标，现代汉语课程设置中的语言实践环节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
明确而独立的学科意识是规范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的前提。在该专业的教学大纲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是对该学科的性质界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也是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基础的。我们认为，该模式应具有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内外结合的特点。
（一）点面结合，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尝试范例性教学
现代汉语教学中，应不断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增加知识与理论的深度与广度。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是对外汉语教学内容的重要来源，胡裕树、张斌等人主编的教材以及其他的前沿学术成果也应当加以关注。我们把教材和课堂教学要点作为该专业学生获得知识提高能力的“中介”，用这一“中介”引导学生去认识、分析、理解事物，然后进行反思、评判和建构。
“范例性”指的是把教材当作一种范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知识建构的过程中作为引玉之砖，不强迫学生完全同意教材的内容，而是用案例或范例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教师可以把教材和补充材料作为分析语料和思考问题的范例，着重体会其如何归纳、总结、批判、辨析等。
（二）动静结合，围绕语言现实，展开形象化教学
现代汉语理论属于静态的描写，而我们培养的学生要做到对汉语知识的动态应用。理论来源于对语言现实的整理和归纳分析，而语言现实又是变动不居的。对语言现实的关注，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重要方法。这里的语言现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语言；第二，对外汉语教学中有代表性的语言实例。
现代汉语知识和理论源于生活，理论教学却容易与生活语言脱节，导致教学改革的效果不够明显。生活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活水，形象化教学是用具体、生动、形象、易解的语言事实、生活现象去解释现代汉语的抽象理论，[4]化虚为实，化深为浅，从而做到理论来之于实践，回归于实践，达到理论和实践的至臻结合。现实语言正是现代汉语课程直接面对的研究对象。语言现实的引入，可以加强现代汉语课程与语言生活、与留学生汉语学习现实的联系，提高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
（三）课堂教学与课外生活相结合，实践贯穿于教学中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必须具有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学生语言分析与研究能力的获得，要吸收众多知识、众多理论的营养，同时需要不断地消化所吸收的营养。教师应重视实践性教学，指导学生参与生活语料调查，进行语言资料收集与研究，加强对比分析，并加大实践环节在平时考核中的分量。
语言实践与现代汉语教学相结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该科目的兴趣，逐步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意识和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更加契合专业应用型实践性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四、结语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教学模式应与时俱进，反映现实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内外结合”不只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迫切需求，也是所有专业学科教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陈黎明，温欣荣.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研究综述[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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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莉琳.发挥地方方言优势，提高《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质量的
探索[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2）：83-84.
[3]郭智辉.谈对外汉语专业的现代汉语教材建设[J].现代语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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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华莉.浅谈现代汉语课程的形象化教学[J].高等函授学报（哲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交往；茶文化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逐渐走向世界。一方面，以孔子学院、中外文化年等形式为基础的沟通渠道进一步完善，中国文化交往进入空前发展时期。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知道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为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文化等各项生活要素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愿意了解中国文化。
2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背景与方向分析
教育是育人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与知识掌握的重要阶段。以往在接触世界教育时，更多的了解到的是以英语文化为核心欧美发达地区文化，中国的汉语文化事实上缺乏一定的影响力，属于东亚地区的区域性语言。在以往，对汉语这门语言来说，无论是其传播地区，还是掌握人群，实际上都较为有限。教育是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意识影响，了解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是语言，无论是听，还是看，都需要用语言做保障。同时随着语言交往范围的逐渐扩大和语言体系化的不断成熟，文化的魅力和认同感也进一步明显。事实上，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语言是保障，但经济沟通才是重点。只有国家强大了，发展了，才会有地区和国家愿意去了解你的文化。如果你自身经济发展落后，基本没有对外沟通和交往，那么文化交往基本上就没有开展的土壤和先天要素。正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社会发展不断成熟，使得中国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在这一背景下，汉语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我国文化建设不断完善，如今对外沟通、文化交往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考量。我国逐渐完善对外文化交往的渠道和途径，无论是文化年建设，还是向全球多个国家开设孔子学院，加大留学生选派及交往人数，完善留学服务政策，丰富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等等，都是国家针对汉语教育发展趋势所作出的重要举措。从其发展方向来看，在未来，汉语教育的国际化、复合化程度将进一步明显。而这一过程也将是让世界各地区了解和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过程。同样正是汉语国际教育日益成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更有保障和基础。这就为我们丰富普及中国茶文化的相关知识内容、完善茶文化研究体系提供了重要帮助。
3以茶文化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行性———基于二者融合点分析
茶文化并不是一种独立于传统文化的文化元素，其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中对做人、处事的相关要求和规范，对人们掌握道德、礼仪规范的客观约束等等，实际上都在茶文化中有所涉及。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其落脚点只能是文化内容的宣贯与传播，通过充分发挥汉语的工具性指导作用，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而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时，选择以茶文化为切入点，实际上是可行。
3.1文化缩影———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集中反映，也是一个地区几千年传承发展的宝贵继承。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也是唯一一个文化传承未出现断层的国家和地区。在今天，随着文化传播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要想将我国传统文化有效、体系化的成功推出，需要我们选择有效的切入点进行推广和宣传。而在这一背景下，茶文化就可以充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被有效传播。究其实质，则是因为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茶文化是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了解的内容。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成熟发展，如今通过茶文化，就能从客观上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整体内容。
3.2核心涵盖———茶文化有效融入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之所以说茶文化可以代表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要点都在茶文化中得到一一体现。我国是礼仪大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是礼仪典范，无论是客人，还是亲属，以及各种事物的处理规范都做了相应的要求。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谦让、静心，也在茶文化中被良好继承和成熟应用。同时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对个人的要求与约束，包括个人性格、喜好、正确的处事方式，如何做人与做事等等，这些都在茶文化中有具体的体现。茶文化所倡导的生活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理念，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正是茶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核心涵盖，恰恰说明了因为茶文化融入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因此通过推广茶文化，可以很好阐述中国传统文化。
3.3实质一致———两者都是中国文明的集中反映
实质一致，是评判两个内容是否一样的重要标准。对于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茶文化能否代替传统文化，其依据和前提就是两者的实质与根本是否一致。在文化交往高度开放的今天，想要向全世界推广传统文化，就必须选择能够集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之反映，也是能够代表中国精髓的重要元素。而茶文化也是如此，茶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文明的重要集合，是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化的见证。正是二者都是中国文明的集中反映，才使得在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可以以茶文化为传播的接入点。通过充分融入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和背景，在传播茶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发展。
4结合汉语国际教育背景有效实施茶文化研究的思路分析
文化是其他地区和人们了解该地区风俗、风情面貌的基础，也是展示一个地区形象的窗口。通过文化展现，能让人们对该地区形成相应的直观了解。如今，随着汉语国际教育发展不断成熟，传播茶文化，推广传统文化的机遇日趋完善，这也使得我们需要充分结合时展的客观变化，调整传播形式，丰富茶文化研究思路。通过变革茶文化的认知方式、认知思维，从而实现对茶文化的深度研究。
4.1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构建茶文化传播的新高度
所谓开放的思维，实质上讲的就是任何文化都是可以相互融合、互相贯通的。要打破传统的旧观念和封闭思维。我们必须清楚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文化之间的隔阂与界限逐渐模糊，文化的融合与互通可能逐渐明显。所谓开放的思维，实际上是一种理论认知基础和前提，也是处理茶文化传播的基本思维。随着汉语国际教育日益成熟，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核心，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也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这是时展的必然要求。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实质，想要达到茶文化传播的新高度，就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思维来看待这一文化传播与沟通过程，实现文化的融合发展，通过汉语国际教育这一渠道，为茶文化的“国际化”打下坚定基础。
4.2以中外结合的方法———构建茶文化研究的新渠道
事实上，中国的茶叶很早以前就已经先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地区，曾经一度，茶叶是我国重要的出口产品，为我国贸易顺差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随着茶叶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事实上，在国外，也形成了相应的茶文化，而这也应该属于茶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如今孔子学院这一汉语教学渠道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可以在本国家、本地区了解中国文化。而人们在接触中国茶文化的同时，也必然会形成相应的理论认知和体系化感受。而这些认知也属于研究茶文化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在研究茶文化时，必须融入这一新渠道，通过将中外研究思路相结合，实现对茶文化研究渠道的有效延展。
4.3以互动、沟通的形式———构建茶文化研究交往的新思维
任何文化都不是单纯的讲解，却不接受反馈的过程。讲解与反馈，互动、沟通才是文化交往、沟通发展的重要桥梁。一直以来，我们在进行文化传播时，由于语言沟通存在一定障碍和困难，使得整个交往过程并不彻底，但随着文化沟通进程不断加快，想要发展自身文化，加深文化研究理解，就必须重视其他人和地区对该文化的理解和认知，通过文化沟通的不断深化，实现茶文化研究的升华与发展。
4.4以长远、前瞻的战略思维———构建茶文化推广的新格局
茶文化的研究与推广要充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和特点，通过充分融合，实现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而想要做好茶文化的推广与发展，就需要我们树立长远发展思维，超前布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使得我们在进行文化继承和推广发展过程中，必须以“超前量”的思维来对外自身发展。只有超前布局、提前谋划，才能为茶文化成功推广奠定坚实基础。而梳理长远前瞻的战略思维，也是在文化沟通交往程度不断提升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客观要求。而这正是时展的必然所在。
5结语
随着文化沟通与交往形式的不断发展与变化，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当前已经进入国际化文化沟通、交流时代，而汉语的国际教育也成为趋势和方向。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如何进行茶文化的传播，就需要我们在对茶文化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结合汉语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潮流，实现其传播与推广。而深度研究茶文化，也需要对国外茶文化的内容进行了解。正是语言沟通障碍的有效解决，实现了茶文化交往的创新与发展，成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与推广。
参考文献
[1]李林海.汉语国际教育与茶文化传播[J].传播科学,2012,8（15）:36-39
[2]范存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思路[J].文化论坛,2013,4（7）：44-49
[关键词]开放教育；课程设置；数字化教学平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1-0104-03
一、开放教育模式下培养汉语国际专业人才的背景
伴随“汉语热”的全球升温，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持续增加。2004年，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不到4000万，十年之后已经超过1亿。汉语学习者的迅速增加，使汉语师资的培养问题日益突出：2014年，中国向海外派遣各类汉语教师、志愿者1.55万人，仍满足不了教学需求。
目前，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员想要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工作，如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体系之外的社会人群，有本科学历而并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的人群，因知识结构老化急需更新专业知识、提升专业素养的汉语国际教育一线教师等。如何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有效的学习途径对上述人群进行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培训？
当今时代，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正改变着传统的师资培养方式，多媒体移动终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互联网海量的信息资源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新的学习渠道。
基于对上述汉语师资培养新问题的深刻认识，云南开放大学积极探索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汉语师资的新途径，于2012年开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首创以开放教育形式培养汉语教育专业人才。
该专业属国民教育系列，但学习方式与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完全不同：首先，依托计算机网络学习平台和多媒体技术进行实时非实时学习，学习方式灵活便捷，有效的解决了工学矛盾；其次，实行“宽进严出、学分制管理、开放式教学、弹性学制”的学习制度，一次注册，学籍8年有效，最短学习年限2.5年；再次，按学分缴费，学费较低，与同类全日制本科院校相比学习费用更为节省。该专业的开设打破了传统全日制“封闭式”教育模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开放式”人人才培养途径。
二、开放教育体系下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设置可以说是人才培养的核心，云南开放大学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之始，就将专业课程的设置定位在“突出操作性、倾向职业化”的层面上。但由于全国5所开放大学中仅有云南开放大学开设该专业；在国内开设该专业的各类高校中，仅有云南开放大学探索“开放教育”模式的培养，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在该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上，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在云南省内较早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院校开展调研，详细了解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内容，同时，积极参考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借鉴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保证该专业课程设置符合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其次本专业课程设置以汉语教师的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突出实际运用为导向，围绕汉语教学能力、文化传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几个方面形成以预备课程为基础，核心课程为主导，拓展课程为补充，素质教育为拓展的课程体系。
（一）预备课程。不同于全日制本科院校，开放教育模式下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面向社会各界，只要有志于从事汉语教学与推广的人都可注册报名，学生来源的广泛性也决定了该专业学生学习基础薄弱和参差不齐状况的存在，为弥补其知识结构的欠缺，我们设置了一些预备课程以打牢基础。目前，设置《英语读写》、《英语听说》、《开放教育学习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等预备课程5门共14学分。
（二）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为该专业必修课程，系统培养学生的语言本体知识、汉语教学能力、文化传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目前共开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语音、汉字教学》、《对外汉语词汇、语法教学》、《课堂案例分析与实践》等课程10门，共34学分。
（三）拓展课程。拓展课程拓展学生学术视野，初步建立学生对语言的研究能力，重点培养学生针对特定对象国开展汉语教学的能力。目前共开设《留学生汉语偏误分析》、《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理论与方法》、《汉外对比》、《南亚东南亚国家概况》等课程10门，共2分。
（四）素质课程。素质课程主要用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提高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知水平，培养学生进行文化传播的能力。目前共开《中华才艺与展示》等课程7门，共14学分。
通过预备课程、核心课程、拓展课程、素质课程的设置，该专业课程体系形成4大模块，各模块对学生要求各不相同，预备课程、核心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拓展课程、素质课程为专业选修课程。修完预备、核心课程考试合格取得相应学分后，学生根据兴趣和专长可在拓展、实训课程中自由学院相应课程并获得学分，总学分至少达到72学分即可获得毕业证书，通过学位外语考试可获得学位证书。四大模块的设立，既坚持职业能力培养的共性又兼顾个人素养的个性化发展；既不忽视理论基础课程的学习又最大限度丰富操作性和素质提升性课程的内容，让学生不被束缚、大胆选择。
三、开放教育模式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优势
（一）课程设置类型的优势
1.操作性和探索性的课程设置
在专业核心课程中不仅有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理论基础课，还设置了汉语语音汉字教学、词汇语法教学、案例分析教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在基础理论课的指导下针对汉语本体要素展开教学，汉语的语音、汉字、词汇、语法针对不同地区外国学习者应该怎么教、可以怎么教、怎么创新教。除了前人所总结的固有理论，教学参与双方可以在专题语言要素教学中运用开放教学所提供的平台展开沟通、交流和探索。
2.多样丰富的课程设置
在专业拓展和素质课程的设置上，开放教育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丰富和多样化的课程。在普通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中，由于受到教师人数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制约，一般只会选定某几门课程强制作为学生知识拓展和素质提升的内容，学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一位教师也不会同时准备多门知识拓展和素质提升类课程的备课和授课。
开放教育模式解决了教师备课教学和学生选择定向的尴尬，由于课程资源的可共享性，各种类型的优质课程资源可以被广泛收集而不必由个人全权负责组织建设，学习者也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自己希望补充的课程知识，大可不必局限在特定的一两门课程上。
（二）课程组织形式的优势
传统的课堂基本基于教师的讲和学生的学，可能会有多媒体投影设备，可能有作业展示仪器，可能还有先进的翻转桌椅式的现代化教室，但无论教室内的设备如何的先进，它们都是为面对面的师生互动做辅助。
开放教育模式下课程的组织形式得到了极大地解放，非同时、异地、远距离都不会成为学习的阻碍，只要学习者有一种移动学习的终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学习，老师的讲解可以直播可以录播，讲解的内容可以是微课、探讨式等立体型的组织，课程的作业可以是零散的碎片，学生的学习的疑问和学习体验可以在任何时候向老师和同学传递与分享。
（三）课程设置可塑且灵活
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课程设置一经确定，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固定使用，调整和更改程序较为复杂。专业的发展却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社会需求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专业课程滞后于社会需求的调整和变化似乎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随着职业教育理念的被重视，专业教育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的变化。
汉语国际教育所培养的对象是多角度的，中国人、外国语言学习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群体、外国从事汉语教学的本土教师、从事特殊行业（导游、空乘、中医）的外国人都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对象，对不同的培养对象、对持有不同学习目的的学习者课程体系在设置时都应该有更改和商量的余地。开放教育模式下的学习对象更为复杂和多元，可以摒弃传统全日制教学课程体系设置的原则性和严肃性，以学习者为导向设置灵活、可塑甚至个性化的课程体系也是开放教育课程建设探索的重要目标。
（四）特殊的课程教学实习
教学实习是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的重要一环，也是检验专业学生基础知识与理论是否扎实的重要途径。全日制本科院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其教学实习主要有国内和国外两种形式，国内形式即在国内的实习基地、汉语培训机构担任汉语教师，国外形式即前往孔子学院（课堂）担任汉语志愿者，在国外中小学担任汉语教师等。
开放教育模式下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学实习既有与全日制本科院校的共同之处，又有自己鲜明的“开放”特色。该专业的教学实习实行“封闭实习”和“开放实习”两大形式。
1.封闭实习
所谓“封闭实习”，即学生在云南开放大学的教学实习基地内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汉语教学。云南开放大学自1999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目前已招收来自法国、美国、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留学生400余人，目前，负责留学生汉语教学的云南开放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实习基地之一。此外，云南开放大学还与云南省几家著名的汉语培训机构积极站来合作，建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校外实习基地。上述基地的建立为该专业学生的教学实习提供了广阔空间。
2.开放实习
一、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是人类群体活动的一种,相对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等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以精神需求上的需求为旨归,内涵丰富、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很难从内涵和种类上进行限定。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我们可以如下定义:文化活动是配合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形式,可以分为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和以文化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前者在汉语教学界早已有之,国内外的汉语教学都有这种配合课堂教学内容、以相关文化内容为主题、以学生为主要参与对象、活动语言以汉语为主的活动。活动的规模一般不大,目的也是增加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对中国文化的某项内容有所了解。参与者有时会扩大到教师或家长,但不妨碍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而后者,即以文化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则淡化了学校和课堂的概念,面向设定的对象群体,不一定而且常常不以汉语为活动语言。这类活动的原则是注重活动的传播效果和持续影响力,这是活动设计的出发点,也是活动实施过程中的关注点,当然也是判定活动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两类文化活动目前都是汉语国际教育海外主要机构孔子学院/课堂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一个志愿者或外派教师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但是鉴于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相对单纯,对其研究也较为充分,因此本文只对以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文化活动进行讨论。既然是重要内容,又是日常工作内容之一,孔院/课堂的志愿者或外派教师就应该对此有较深的理解和较强的计划组织实施能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笔者曾参加过志愿者、外派教师的选拔工作,也曾担任过赴任前的文化传播类课程的培训教师,平时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接触过很多归国志愿者或教师,谈到文化活动这个话题时,得到的答案往往不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活动主题琐细、零散。组织者往往认为文化活动就是配合教学的文化活动,脱不开教学,因此也走不出校园话题。这就很难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
二是活动规模不够大。参与人员都是自己的学生、朋友、同事,每个活动都这些人,文化传播成了小圈子的活动。三是随意性大,缺少计划性。组织者往往是临时起意,或是按照自己的好恶和专长安排活动,完全不考虑对象的兴趣点和活动开展的时地因素。于是就会出现诸如组织者们兴奋、辛苦地准备了好几周的时间,可是活动开幕时只有三四位参加者前来的窘况。四是效果不理想,影响不大。完成程序、顺利进行、周围人满意就算大功告成,而不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考虑活动的效果。针对以上4种情况,很多活动的组织者也认为这不是理想的文化活动形式,但又一时找不到如何改进的方法,因此,这些问题在孔院/课堂的文化活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里面当然有我们活动组织者———主要是孔院的教师和管理者身上的原因。其一与志愿者教师的培养过程有关。作为志愿者主体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课程中缺少这类课程,培养方案中的课程都是针对课堂上的语言文化教学和生活中的交际技能的,对如何设计、组织、评价文化传播活动缺少关注。所以即使是完成了课程学习的专业硕士生也很难在头脑中形成对这类活动的正确认识和活动框架。其二是行前培训中也缺少这方面的实战训练。行前培训的课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环节,但往往在设计课程时就忽略了文化传播活动的内容,大多以文化教学和才艺教学替代了文化活动。即便有相关内容,也往往局限于课内、校内,而不是从传播的角度给学生以指导和模拟实践的机会。其三是不论学生、学员,以往经验中的“活动暠大都是校园内的活动,已形成定式,如果在学习和行前培训中没有明确、具体的学习要求,没有鲜活事例的刺激和模拟实践的练习,很难轻易改变原来的认识与方法。最后就是担任培养、培训课程的教师和专家也存在不足。很多老师也缺少在孔院/课堂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开展文化传播活动的成功经验,大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课堂和校园中的汉语与中华文化的教学和活动。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造成这种文化传播活动现状不令人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原因的背后似乎正是我们对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认识的不足和研究的缺乏。长此下去,必定会影响孔子学院/课堂的声誉与发展,特别是在汉语国际教育进入新阶段后,文化传播的新目标和高标准就无法实现。
二、维也纳孔子学院文化活动的开展
如何开展孔院/课堂的文化传播活动是一个新课题,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我们只能从实践入手,在成功的个别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相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来。在此我们以2010年“年度最佳孔子学院暠之一奥地利维也纳孔子学院为例,对他们的文化活动进行分析、讨论,从中发现有益的经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始建于2006年,至今不仅开设出一系列汉语课程,而且文化活动的开展也是丰富多彩,影响很大。“孔院2013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余场(同比增长20%),参加人数7000余人(同比增长7.69%)。活动类型丰富多样:招待会、汉语日、文化节、展览、文化演出、高端文化讲座、研讨会,大部分活动由孔院单独承办,部分活动同奥地利各界人士和机构以及国内单位合作举办,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做出独特的贡献。暠[3]一年内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次、参加的人数、活动的种类、参与的机构应该说都是孔院/课堂中的佼佼者,而且不少活动都得到了双方政府的支持,新华社、光明日报、维也纳电台等新闻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从传播效果上看也是广泛而深入的。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近年来举办的较为成功的文化传播活动大致有如下几类:从文化活动的形式上看,除了政治论坛一项外,都是较为普通的形式,但是从活动主题上看,则有独具匠心之处,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等因素。首先,寻找并充分利用天时,即找出日历中蕴藏的有利于开展文化活动的时机,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举办一个恰当的活动。比如“中美大使论坛暠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正是赶在了《中美联合公报》发表4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开展的时间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点举办驻奥的中美大使论坛,不仅时机恰当,而且内容合适,同时使以民间交流为主的孔院的文化活动走入政治层面,凸显出影响力。“全聚德暠美食活动也同样是充分利用了恰当的时机。在孔院建立5周年、中奥建交40周年之际,在政府、社会机构的支持帮助下邀请了十几位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师傅前往维也纳,现场制作北京烤鸭,引爆当地中国美食热。
其次,有明确的“本土意识暠,即充分考虑到了参与活动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兴趣在哪。比如《阿Q正传》朗诵会,邀请了当地著名的朗诵家,用当地语言朗诵《阿Q正传》的翻译本,而完全没有考虑用中文进行。这种人员和语言的当地化选择充分利用了朗诵家的声望和号召力,参与的人更多,对内容的理解更精确,从而保证了《阿Q正传》的传播效果。而环保主题的电影活动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环保状况和改进趋势,同时也唤起了重视环保的当地人对中国目前状况的关心和责任感。这种本土、本地意识至少杜绝了组织者热心准备、参与者寥寥的窘况。再次,强调人和,即通过合作的形式形成合力,促进活动的圆满完成。比如“我家与世界大家庭暠书画征文展览活动,如果只是凭借维也纳孔院一家的力量,很难保证活动参与者的广泛性,影响传播效果。所以他们借助联合国新闻处的号召力,联合举办这一书画展览活动,引起广泛响应,达到了传播效果。而“丝绸之路暠音乐会,则是调动起“丝绸之路暠沿途13个国家参与的积极性,每个国家贡献一两个特色节目,既很好地介绍了中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时也呈现出新旧丝绸之路的样貌与风情。而且,13国办一个活动,总要比孔院一家机构办更精彩、更有特色,影响面之广也不可同日而语。
三、启示与建议
以上讨论的只是孔院文化活动中的部分成功事例,前面提到,维也纳孔子学院2013年一年即举办了60多场文化活动,不可能场场都如此精彩,都如上表中所列活动那样充分发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表中这些成功的文化活动的确都达成了文化传播的目的,影响既深且广,可以作为样板加以解剖分析,提供借鉴。对于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来说,如果想成功举办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文化活动,维也纳孔院给我们的启示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一是要寻找并利用一个好的时机,使活动的意义凸显,成为一个社会事件,由此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二是入乡问俗,深入了解、研究当地的文化与社会,这样才能保证活动的选题、开展方式得到认可和接受,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而且得到满意的收获,这是活动规模的保障。三是发掘、借助可以提供帮助的合作力量,合力出手,事半功倍。四是对活动的传播效果给予重视,既要重视人际传播,也要发挥媒体的作用,探讨具有持续性媒体关注度的项目创意,使活动的传播效果最大化。五是加强计划性。前面4条其实都要求提前周全地计划,然后一一准备,临时起意是无法完成规模较大的文化活动的。除此以外,结合上文提到的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传播活动开展的困境及其原因,我们认为各级主管机构、教师、专家学者也都应该在以下3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转变观念。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人员都要认识到汉语过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不是教学活动,而是传播活动,要符合文化传播的规律。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校园、课堂的苑囿,重视社会传播手段和效果的深广度。这必将带来培养培训课程的相应变化。其次,加强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活动的研究。这里说的文化活动虽然具有传播活动的性质,但是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毕竟是海外汉语教学、文化教学、文化活动三位一体框架中的一部分。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使之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形成自己的特色,这都是研究薄弱的环节。再次,借鉴已有经验再实践、再总结。除了维也纳孔院外,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孔子学院开展过成功的文化传播活动,也积累了各自的经验和教训,但对此的整合不够,研究不够,也很少用于再实践的指导,使宝贵的经验得不到整理和推广。为此,我们需要对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循环提升的过程进行顶层设计。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数字化 教材 建设
中图分类号：H1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9-0079-04
作者简介：马春燕（1981―），女，浙江浦江人，浙江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等。
近年来，“汉语热”在全球持续升温，每年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以13%左右的增速发展，这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2年共计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28，330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①。
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虽快，但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始终制约着该项事业的发展。[1]许嘉璐先生在2012年第四届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论坛暨专业硕士培养工作研讨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一定要提高汉语国际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否则，三年后将掀起关闭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有赖于三个方面：一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二是要有一系列高质量的汉语教材；三是要有行之有效的好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2] 其中教材是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和教学资源是教学的主要依据，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
一、国际化背景下对教材的要求
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发和研究，我国汉语国际教育方面教材的研究和编写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学习者和学习方式的转变，现有的教材已不能很好地满足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因地制宜”能力差
现在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已变“招进来”为“招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变“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与国际汉语教学并举”。目前的汉语教学不再局限于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教学，全球孔子学院的建立，各国教育机构开设的汉语课，都使汉语教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到2015年，全球孔子学院将达到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达到1000个，学员达到150万人，其中孔子学院（课堂）面授学员100万人，网络孔子学院注册学员50万人。汉语学习场所由中国扩展到世界，这就要求教师、教材能够迅速地适应不同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环境。虽然目前有不少出版社推出了不同语言版本的教材，但是因地制宜除了语言要求外，更深远的是对文化和习惯习俗的需求。
（二）“因材施教”能力差
教材开发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教学和学生的需求。教学对象和教学场所的多样化必定引起教学需求的多样化。一方面，学习者从单纯的汉语学习转变为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并重；另一方面，本土学习者缺乏汉语环境，而目前传统的教材仅适合课堂使用，无法提供语言环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迅猛发展，使得汉语学习者的年龄层跨度越来越大，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也对教材和学习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材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内容和方案。
另外，随着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短期学习者的数量在近几年也增长迅猛，但短期教材却极度贫乏。
（三）“与时俱进”能力差
传统的教材更新慢，雷同现象严重，重复建设现象突出。这些严重阻碍了国际汉语传播的进程，牵制了由此衍生的其他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思考。[3]随着信息化加速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数字图书因其便携性、互动性、立体性得到了人们的青睐。西方国家已经提出了“无书包”“无校园”和“无教师”的教学模式。我们首先要建立大规模数字化汉语教学资料库，给各国汉语教师提供选择、拼接教材的方便，可解决某些国家和地区教材不足的困难，也可帮助教师合理应用教学法，提高教学能力，部分缓解教师不合格的矛盾，并为培训教师提供更多资源。[1]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指出，到2015年派往孔子学院的专兼职合格教师达到5万人，其中，中方派出2万人，各国本土聘用3万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缺口和差异将会进一步扩大，无校园、无教师的教学方式也为解决我国汉语国际教育师资缺口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二、数字化汉语教材出版的可行性分析
（一）政策的扶持和推动
我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和《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报告的若干意见》都明确指出要大力加快我国数字化出版步伐。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明确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国际汉语教材多语种、广覆盖。基本建成功能较全、覆盖广泛的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与国内外出版社密切合作，打造编写、出版和发行一体化的教材供应体系。建立国际汉语教材资源库，为教学法研究和教材编写提供信息服务。建立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数字平台，帮助世界各国汉语学习者用母语上网学习，鼓励和支持各国孔子学院开展远程教学。”
（二）科技的发展为教材的出版提供了技术支
持
数字化教材研发要与电子技术相结合，与网络平台相结合。如积件系统、E-Learning、云计算等技术的开发运用，都为数字化教材的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信息化浪潮下，西方教材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不管在广度、深度还是力度方面都领先于世界水平。早在2007年年底，美国的白宫科技办公室与国防部共同推动了高级分布式学习先导计划（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Initiative，ADL），希望通过“教材再用与共享机制”的建立，来减少教材开发时间和成本，平台的建立能让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装置（如计算机、手机、网络电视等）获取所需的学习资源。2012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下简称“FCC”）和教育部召集苹果、英特尔、微软、谷歌等公司举行会议，讨论制定具体措施，计划未来5年在全美K-12公立学校普及数字化课本。[4]CK-12基金会开发的Flex Book平台为高中教学提供数学和科学模块，大大满足了个性化学习和自我学习的要求。
（三）我国出版界的有益尝试
据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数字出版领域已启航，2011年成立了数字出版部，2012年成立了数字出版公司[5]，还制定了“十二五”数字出版发展规划。
2012年，外教社两项数字出版项目获得了专项基金资助，其中“交互式外语数字教材编纂系统的研发”获得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40万元，另一项“基于电子书包平台的外语电子教材平台”获得了2012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扶持资金150万元。
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也积极推进数字教材体验平台的建设，另外还推出了针对中文教师编写教材和日常备课的实际需要的工具软件。该软件除了帮助教师编写教材外，还能评估教材的难度和质量。这为实现汉语国际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四）汉语教材和教辅材料的研究和出版
近几年出现的教材大多配有较为齐全的辅助材料，除了有主要课本之外，还有教师用书、练习册、家长用书等，另外课件、音频、视频等方面的配套资料也在增多，还有不少出版商提供了可供下载的网络拓展知识。
在教授汉语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本土化的教材也层出不穷，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Cheng & Tsui出版公司都出版了一些汉语教材，这些教材结合当地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本土化的知识，能使学生在学习时有亲切感。但是这些教材往往使用面比较窄，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网站的建立。美国教育部门主办的“阅读中文网”“学写汉字网”“中国语言文字网”“汉语国际教育辅助教学网”都帮助学生提高阅读、书写汉字的能力。这些网站图文并茂，配有大量音频、视频、动画素材，生动灵活，深受学习者喜爱。我国汉办网站http：//专门开设了在线孔子学院http：//，该网站可使用10种语言，并按照使用者的不同开发了学汉语、教汉语和汉语考试板块，按照年龄开发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相应汉语课程，按照汉语水平设置了初级汉语、中级汉语和高级汉语的相应课程。汉语学习者既可以在这里在线互动学习汉语，也可以浏览中国文化（文化集锦）和查阅相关书籍（数字图书馆），还可以了解中国的新闻（新闻汉语）。在线孔子学院为汉语国际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和示范。
工具类汉语学习网站。这类网站主要提供对汉语学习起支持作用的软件服务，如词典、拼音输入、翻译等。如“在线新华字典”。值得一提的是“线上中文工具”与全球最大搜索引擎google联网，不仅提供词典功能，更提供语言、文化常识，如中国人的姓氏、中国的数字文化等。
另外，教辅资料的研究和开发也为立体化数字教材提供了援助。文化类的如《中国的世界遗产》（英文、日文两个版本）、《中国文化欣赏》《中国国情课件》《中国文化课件》《博览中国》等，都是很好的现成视频资料；语言类工具书如《汉字演变五百例》《汉语近义词典》《对外汉语常用词对比例释》《HSK汉语8000词》等。
（五）阅读工具和阅读方式的改变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年轻人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这些人恰好又是汉语国际推广的主要对象。美国学生拥有平板电脑的比例已经高达76%，拥有笔记本电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6]智能手机、iPad、Kindle阅读器、电纸书、iBook等数字终端产品的热销和普及，使得纸质出版物逐渐失去了市场主宰的地位。
网络覆盖的进一步扩大，使得这些功能强大、携带方便的数字产品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加上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大部分人对携带、储存方便，互动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的产品的需求更为急迫。
（六）数字化教材突显的优势
数字化教材有别于传统教材，它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传统纸质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转化为适用于各类电子终端的互动性教材，其优势在信息化时代日益得到凸显。
从出版商的角度看，数字化教材比纸质教材更具经济性、便捷性和环保性。而且对于出版社，数字化的教材格式让教材定制、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数字化也有利于教材的拓展，如进一步开发出医学汉语、科技汉语等专业汉语教材。目前专业汉语教学的困境是汉语教师不懂专业术语，专业教师不懂汉语教学，数字化教材的立体性和互动性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有时候学生们需要的仅仅是一本书中的某几章，或者是几本书中的某几章来辅助学习，借助定制教材，读者可以不用为对自己无用的内容买单。[5]FCC的研究显示，如果使用数字课本取代传统的纸质课本，每年每名学生可以节约至多250美元成本。[5]
数字化课本还能带来更具针对性、趣味性的互动学习体验。美国教育部全国训练和仿真协会最近进行的研究显示，数字化学习环境能够将学生学习一个主题的时间减少80%。另外一项研究显示，93%的教师认为，电子白板是一种积极的学习工具，81%的教师对平板电脑也持这个态度。[6]
数字化教材的这些优势也进一步推动其实现全球化。
三、汉语国际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设想
教材数字化并非简单地将纸质教材转化为数字图书。数字化教材要十分注重内容和制作方法，因此，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专业和数字技术的双重知识和能力，在制作中要时刻体现并突出以下几点。
（一）针对性
数字化教材要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开发本地化教材，体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因材施教，改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教材编写观念，特别要注意学习者的年龄、文化、喜好，及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结合。
从操作层面上来讲，可以首先建立一个庞大而细致的资料库。前文已述全球已经有大量的汉语教材在使用，我们可以挑选在全球有一定影响的教材，并对这些教材的适用范围进行合理标注，如学习者情况（母语、国家、民族、地区、年龄、使用效果等）、内容（语言内容、文化内容、使用要求等）、配套（练习册、教师用书、视频音频资料等），针对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做出判断，主动为学习者配置适宜的学习资源和相应的交流渠道。
（二）立体化
数字化教材能够克服传统教材形式单一的缺陷，满足现代学习者多种学习方式的要求，促进优秀教学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建设中应该充分利用图书、多媒体和网络等不同介质的优势立体化开发教材，另外还要注意跟语言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热点相结合，跟语料库相结合，跟教材使用地、使用人的个性相结合，还要体现出对学习者学习知识的拓展，在掌握了相应的语言文化知识后，给出相关的拓展知识导航供学习者选择。
（三）互动性
数字化教材的互动性不能单纯地体现在以往远程教育的可点读，有授课视频，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上，还要体现在教学相长上。通过对师生问题的积累，建立有利于学习的语料库（如文化冲突库、语言偏误库等），这些问题可供全体教学、研究者研究，实现研究成果共享，再反过来给学生提供更好的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促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发展。
另外还可以通过对教学资源进行系统评估和整合，及时反馈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改进互动工具，甚至还可以建立一个更为庞大的社区体系，让世界的语言和文化在这里得到碰撞和融合。
四、结论
未来学习必然经历“无书包―无校园―无教师”的发展，教材的发展也必定要走一条“传统出版─局限于内容电子化的主流数字出版─为电子教材提供在线学习工具和在线教学服务的延伸数字出版─提供内容深度挖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的深入数字出版”的道路。[7]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学科，有能力、也必须走在数字出版的前沿。
注释：
①以上数据均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参考文献：
[1]周小兵.建设数字化国际教学资源库[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1）.
[2]陆俭明.再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建设问题[J].长江学术，2007，（2）.
[3]吴志山.定制式数字化汉语教材辅助分析与重组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9.
[4]竹子.美教育部拟5年普及数字化课本 苹果三星等参与[DB/OL].http：///20120331/n339524560.shtml，2012-03-31.
[5]刘霄.中国教材出版如何应对教育资源数字化？[N].中华读书报，2012-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