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8 11:09:50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博弈论方法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纳什均衡是现代博弈论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许多理论研究和应用都是围绕这一基本理论展开或与此相关的。随着博弈论的发展和博弈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意识到这种理论和日常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博弈论可以揭示众多经济问题内在规律和根源，帮助人们分析经济关系，认识经济现象，评判经济效率，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的经济决策，无论对企业等实际经济部门的经营活动，还是对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制度制定，博弈论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用博弈论解决现实经济中的决策问题，就必须解决博弈模型的理论抽象和架设与经济问题实际情况的差距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数模的思想抽象出问题中的得益矩阵。本文在博弈论的核心内容纳什均衡的基础上，介绍了纯战略纳什均衡和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的相关理论，针对日常生活中的污水排放问题进行了分析。
二、纳什均衡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污水排放问题
博弈的分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参与人的多少，可将博弈分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参与人是否合作，可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结果的不同，又可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与变和博弈。一般地，将不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称为“非合作博弈”，与此相对，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称为“合作博弈”。“纳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解概念。政府应该怎样治理污水排放是当今一个热点，也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运用经济学上的监督博弈来处理。
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企业，政府的战略选择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战略选择是排污或不排污。假设A1是企业治理污水（不排污）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如果排污的话，则可以将A1据为所有；A2是政府检查所需成本；W是政府对企业排污所收取的罚款金额；G是企业排污所造成的污染而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假设W>A1，且W>A2+G，即政府对排污企业采取重罚措施。下表即为一个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得益矩阵。
在得益矩阵中，用p代表检查排污的概率，β代表企业排污的概率。给定p，政府检查（p=1）和不检查（p=0）的期望分别为：
E（1，β）=（W-A2-G）γ+（-A2）（1-β）=（W-G）β+A2
E（0，β）=-Bβ+0（1-β）=-Bβ
由E（1，β）=E（0，β），得β*=A2/W。可以采取两种举措：
采取重罚措施；即降低检查成本A2。另外，给定政府检查的概率θ，企业选择排污（β=1）和不排污（β=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1（p，1）=（A1-W）p+C1（1-p）=A1-W・p
E1（p，0）=0
由E1（P，1）=E（P，0）得P*=A1/G，即在现实经济中有许多企业和企业排污所取得的罚款金额W有关，对排污的惩罚越重，企业因排污所获得的生产成本越少，企业的排污概率就越小。
实际上，政府在治理企业排污的时候，应设法考虑收益权的收益问题。由于国民待遇的要求，不可能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罚款数量。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采用行政手段。
同时也要注意地方政府在治理污水中的角色。首先，地方政府的行为要受制于中央政府既定的制度。其次，地方政府亦可亲自组织创新或担当起制度创新的重任。最后，地方政府是制度的推行维护者，对违法排污者实施重罚。
三、主要结论和后续工作展望
关键词：群体决策；信息集结；博弈论；信息获取；审议；透明性
一、引言
群体决策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不同学科对群体决策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和着重点不一样。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侧重于偏好的集结，较少考虑影响偏好形成的潜在背景信息。其中社会选择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利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和福利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研究如何“公平合理地”将群体成员的偏好集结为群体的偏好并据以作出群体的选择，这方面的研究源于Condorcet投票悖论的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Arrow、Sen、Gibbard和Satterthwaite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通过对理性社会选择本质的剖析，促进了人们对选举、立法以及政治机构运作等问题的理解。
在管理科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主要强调如何通过对群体成员以不同形式表达的偏好的集结，使得群体成员就最终决策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而一致性则意味着“正确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决策图式理论。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性方法，通过对群体成员之间交互过程的分析研究群体决策的信息集结有效性，一般假定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目标，很少考虑决策过程中的策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对群体思维和群体极化现象的分析。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不少用博弈论作为理论工具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发表于经济学、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期刊，通过对群体决策过程中群体成员的动机和理的分析，给出了一些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的结论。笔者将对此领域的研究进展从决策信息的获取、审议过程中信息的披 露、透明性的影响与最优决策规则四个方面进行评述。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方面紧密关联，特别是决策群体成员的信息披露动机直接受到决策过程对公众是否透明以及最终的投票表决规则的影响，而群体成员的信息获取动机则部分地取决于信息披露动机，但由于利用博弈论分析群体决策问题的复杂性，现有的文献主要还是相对集中于其中的一两个方面。
文［1］是注意到此领域较早的综述性文章，该文发表于1999年，讨论了当时出现不久的研究政治机构信息集结作用的文献，其中对最先考虑策略性投票表决行为的文［2-5］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同年9月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文评述了研究选举的信息集结作用及因投票者私有信息的不准确而导致的策略性投票表决行为的成果［6］，其中提及的部分研究工作尚处于未发表状态。文［7］对研究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过程中的动机问题的文献进行了系统讨论。文［8］总结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机制设计应该考虑的各种因素，对与群体决策相关的经济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实验分析文献进行了评述，其中讨论了信息集结问题。应该说文［9］是目前评述基于博弈论的群体决策信息集结研究文献较为全面和细致的文章，该文从策略性投票、信息获取、利益冲突和交流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评述，并讨论了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机制设计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与文［9］的差别在于：第一，文［9］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基于博弈论的群体决策信息集结研究本身，而笔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等方面将基于博弈论的群体决策信息集结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传统主流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博弈论作为理论工具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优缺点，并深入探讨了现有研究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即指出了此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因此，笔者的深度与广度有所超越。第二，文［9］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评述思路稍显混乱，文献分类较不合理。第三，笔者特别关注了研究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对群体成员信息获取与信息披露动机以及投票表决行为的影响的文献，而文［9］对此几乎没有涉及。第四，文［9］发表后此领域出现了不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笔者对这些最新的文献给予了较为详细的评述。
二、决策信息的获取
（一） Condorcet陪审团定理与搭便车问题
与决策问题相关的各类信息一般以分散的、局部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系统，群体决策的意义之一，是可能更充分地利用这些信息，因而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信息集结的角度看，让更多拥有信息的个体参与决策可以改善决策质量，这种观点符合人们的直觉，其形式化证明出自18世纪Condorcet给出的陪审团定理。该定理认为：群体决策可以有效集结信息，在多数决定规则下，增加群体成员数量可以增加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并且随着成员数量趋于无穷，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趋于1。
Condorcet陪审团定理及其后来的很多拓展往往都有个潜在的假设：群体决策者所掌握的与决策问题相关的信息是事前外部给定的，或是以零成本获得的［9］。但对于许多现实决策情形，信息并不是不需要投入成本和努力就能轻易得到的，如审稿专家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决定稿件是否符合录用标准，因此决策者必须决定是否付出以及付出多少代价以获取信息。而在群体决策中，与决策问题相关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因而存在典型的所谓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现象或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
文［10］对陪审团决策中的信息获取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陪审员的信息准确程度取决于陪审团的大小，更大的陪审团的陪审员具有更少的动机认真听取审判过程，所以更大的陪审团作出正确判决的概率可能更小，从而导致陪审团定理不再成立。文［11-17］进一步研究了群体决策中的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问题，对仍能有效集结信息时信息获取成本或成本函数需要满足的条件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献针对多数决定规则，假定所有群体成员具有完全相同的决策偏好。其中文［11,13-15］证明，当全体或部分群体成员的信息获取成本函数在获取零信息处的二阶导数为零，则Condorcet陪审团定理仍然有效。
另外，文［18］通过一个仅有两个成员的群体决策模型，指出群体成员间的交流可能会恶化信息获取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该文中，决策成员首先收集关于一项工程实施后果的信息，然后相互交流，再投票表决是否实施该项工程。文章指出，如果交流的作用仅限于信息集结，则交流可能会减少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特别是当高质量的信息很容易获得时，交流会减少决策成员收集信息的动机，加剧信息收集中的搭便车问题，但当信息收集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时，更多的交流通常会增加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
（二）搭便车问题避免措施
因为信息获取活动一般是不可观测的，搭便车者可以通过提供一个虚假的信息假装已经给予了足够的投入，所以无法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以阻止搭便车问题，只能够从决策群体的成员组成和决策规则等方面考虑避免该问题的发生。
文［19-20］的研究结论从决策群体人员组成方面为避免信息获取中的搭便车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指出具有极端偏好的成员相对来说更具有收集高成本信息的动机，但这两篇文献的研究内容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群体决策，因为其中的委员会成员仅负责收集与报告信息，自身并没有决策权。在文［19］中，委员会成员在信息收集之前相互间没有偏好差异，在投入不可观测的努力收集信息后形成各自不同的政策偏好，该文证明最优的委员会规模和总的社会剩余有时会随委员会成员偏好差异期望值的增大而增大，因为预期的偏好差异为成员提供了收集信息的动机。文［20］指出，如果信息收集的成本较低，委员会成员的偏好应该与决策者的偏好类似，这是因为一方面与决策者偏好类似的成员会收集决策者想要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偏好类似所以在报告时不会产生信息的扭曲问题；如果信息收集的成本较高，则委员会应该由具有极端偏好的成员组成，只有这些成员才具有足够强烈的动机付出代价收集信息，但因为信任问题，他们往往只会收集硬信息，即客观上可验证的信息。对于在投票表决前需要对决策选项进行审议的群体决策来说，文［20］的研究结论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从群体决策机制设计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信息获取问题，则机制设计者必须既要考虑如何提供充分的激励促使群体成员获取信息，又要考虑如何有效集结成员所获得的信息，以最大化群体决策的期望效用。
文［21］证明，采用适当保守的决策规则可以促进群体成员收集证据，从而改善决策质量。文［22-23］对存在信息获取时的群体决策最优规则与最优群体成员数量进行了研究。文［22］指出，尽管一致性规则使每个群体成员的投票选择对最终结果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但一致性规则并不能为获取信息提供适当的激励，而且一致性规则特别不适合于信息较不准确的情形，也即更需要群体决策的情形，在只考虑单调纯策略均衡的条件下，除非群体成员的信息足够准确，否则一致性规则或接近于一致性规则的规则不可能最优。文［23］认为，为了提供足够的信息获取激励，对于相当普遍的决策情形，事前最优的决策机制事后可能是非最优的，即不必然利用了所有群体成员获取的信息导致从统计学角度有最优的信息集结，该事前最优的决策机制是在激励成员获取信息与最大程度提取成员信息之间折中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文［21-23］均假定决策群体成员具有相同的偏好。
三、审议过程中信息的披露
决策群体，尤其是规模较小的群体，一般会在投票表决前对决策选项进行审议，交流各自的私有信息。信息的共享能引起成员信念的收敛。但群体成员通常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或偏好，因而具有操纵或隐藏私有信息的动机，从而限制了信息共享的可能性，成员间策略性的信息操纵与反操纵甚至导致比纯粹偏好冲突更大程度上的意见不一致。
绝大多数群体决策文献对审议（deliberation）、交流（communication）、辩论（debate）、廉价磋商（cheap talk）等类似表述用语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虽然这些用语在不同场合有一些微妙甚至较大的差异，如文［24］认为审议是辩论的子集。
研究审议对群体决策的影响的文献一般将决策过程建模为两阶段博弈：先审议后正式投票表决，通过对贝叶斯Nash均衡策略和均衡存在条件的分析，研究审议是否以及如何对群体决策发生作用。这类文献一般假定无论是以公共利益还是以私人利益作为评判标准，好的决策选择总是部分取决于世界的真实状态，而世界的真实状态对决策群体成员来说无法确切知道，他们仅不对称地掌握了有关世界真实状态的部分信息。在正式投票表决之前的审议过程可以使群体成员有机会告诉其他成员他们所掌握的私有信息，然后，根据各自已掌握的关于世界真实状态的部分信息，群体成员形成自己对世界真实状态的判断，进而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形成各自的决策选择偏好，如果他们的决策选择偏好不一致，就有可能在审议的过程中不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或提供虚假的信息以诱导其他成员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选择。因此，此类文献注重从信息集结角度对完全信息披露均衡和完全信息集结均衡的分析。
Coughlan在文［25］中认为，当所有群体成员的决策偏好完全相同或足够接近，在审议过程中每个成员都具有真实披露私有信息的动机。文［26］则进一步证明，只要群体成员主观上认为多数成员与他拥有共同偏好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客观上的偏好差异不会影响信息的真实共享。然而，该文同时指出，审议并不总是能有效集结信息，特别是当群体成员没有较强的先验信念认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就是群体主流的价值取向时，可能出现有意的相互欺骗。需要说明的是，在文［26］给出的模型中，所有群体成员的偏好或者完全相同，或者完全相反，与此相符的现实群体决策情形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文［24,27-28］证明一致性规则在很多情况下为群体成员在审议过程中策略性地隐藏信息提供了动机，多数决定规则比一致性规则能引导出更多的信息共享。文［28］还证明，在相当一般的条件下，审议使得除一致性规则以外的所有其他规则具有相同的序贯均衡集合，也即审议使得所有的无否决权规则在序贯均衡方面等价，从而说明如果群体成员在投票表决前有向所有成员公开宣布各自私有信息的机会，那么采用除一致性规则以外的其他任何决策规则，都会产生相同的决策结果。文［29］对陪审团在审议阶段信息的披露进行了实验研究，以无约束力的意向性投票形式实现信息的交流，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近似。
另外，文［30］给出了一个两成员的交流与决策模型，两个成员投票表决是否组成具有不确定回报的合伙关系，他们的偏好不一致且为私有信息。文章分析了均衡的特征，发现在均衡时仅有部分信息被传递，交流对于双方的福利是有益的。
对于很多现实决策问题，决策者可能拥有客观上可验证的信息，即所谓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文［31］对硬信息在具有偏好冲突的委员会中的交流进行了研究，证明完全信息集结均衡在偏好为私有信息的情况下比在偏好为常识情况下更有可能存在，即允许更大程度上的偏好差异；另外该文证明，如果信息可验证，完全信息集结均衡的存在条件等同于完全信息披露均衡的存在条件。文［32］指出，在审议阶段群体成员共享私有信息的动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私有信息的可验证性，如果决策成员能够为自己的信息提供验证材料，则一致性规则比其他规则提供了更强的信息共享激励，更有可能实现完全信息共享。文章给出了在一致性规则下审议阶段存在完全信息披露均衡的充分必要条件。
文［33］指出，尽管偏好与信息的差异可能使得部分成员在审议过程中具有错误表达私有信息的动机，但给予群体成员适当的外部激励能消除此类动机，促进信息与偏好的完全集结，而且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外部激励的强度可以很小，外部激励的具体措施包括对成员决策能力的肯定等。
四、透明性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决策过程的透明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透明的决策过程意味着公众可以评价决策群体成员的偏好、能力与贡献，从而引起决策者对自身声誉的关注，而对声誉的关注既可能促进信息的获取和真实信息的披露，但也有可能导致信息传递与投票表决行为的扭曲。
在文［34］中，委员会成员在前一时期表现出的决策能力影响了他在后一时期能否获得连任，而作为委员会成员可为其带来一定的效用。该文证明公开个人投票记录可以促进委员会成员努力获取信息。文［35］认为，仅公布最终决策结果，不公开个人投票记录，会诱导委员会成员按照现有偏见作出投票选择，因此，委员会的决策倾向于保守化，向公众公开成员的投票记录则能够减少现有偏见对决策的影响。该文同时认为，群体决策机制的设计应该不仅考虑决策过程的透明性，也要考虑决策规则的适当性，如果决策规则选择合适，则不透明的决策过程可能比透明的决策过程得到更好的决策结果。在文［34-35］所给出的模型中，都没有考虑委员会成员在投票表决前可能会相互交流各自的私有信息。
在文［36］中，委员会代表公众对一项新工程的实施与否进行表决，委员会成员既关心工程的实际价值，又关心委员会在公众中的声誉，如果维持现状，不实施新工程，则暴露出委员会成员意见的不一致，从而给委员会的声誉带来负面影响，而公众仅能注意到委员会的决策结果，事后不能观测到工程的实际价值。该文证明，在审议阶段，部分成员对声誉的过分关注可能使他们不愿真实披露私有信息，而是夸大工程的价值，导致更容易采取实施新工程的决策。文［37］认为，公开委员会的具体审议记录可能会降低决策质量。由于委员会成员关心公众对其决策能力的判断，使得他们在正式会议交流过程中可能隐藏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公众对于决策过程透明性的要求，可能导致委员会在正式会议之前组织秘密的非正式预备会议，将真正实质性的讨论从公开的正式会议阶段转移到秘密的预备会议阶段，从而对公众消除委员会内部意见的不一致，而非正式的会议更具有不稳定性，因此，透明性要求并不一定能增加社会福利。
在文［38-40］中，外部利益关联者可以观察到公开委员会每个成员的具体投票记录和决策结果，但对于秘密委员会则只能看到最终决策结果，而委员会成员既关心决策结果又关心外部利益关联者所给予的回报。文［38］和［39］认为，不公布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投票记录可以减少外部利益关联者对决策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秘密委员会优于公开委员会。文［39］还特别指出，由于随着群体成员数量的增加，单个成员的投票对最终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概率减小，对单个成员而言不诚实投票的代价随之减小，所以对于公开委员会来说，其成员更容易因外部利益关联者承诺给予的回报而不诚实投票，因此Condorcet陪审团定理可能不再成立。在文［40］中，对于秘密委员会，外部利益关联者可以根据投票表决规则的阈值和最终决策结果对委员会成员的投票作出推断。文章分析了秘密委员会的最优决策规则，指出决策规则中增加选择某一选项需要的投票比例可能会导致该选项更容易成为最终决策结果，传统看法认为降低决策规则的阈值可以防止委员会过于保守的看法未必正确，但对于公开委员会则不存在此问题。文［41］虽然不是直接研究透明性，但其研究结论与此处内容相关，该文通过一个博弈模型，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外部利益集团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操纵委员会的决策。
另外，不少文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的影响。文［7,42］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文［42］区分了三种类型的透明性：决策目标透明性；知识透明性，这里的知识指决策所依据的经济数据或经济模型等；操作透明性，包括委员会会议记录与投票记录的透明性以及决策结果的透明性等。该文评述的文献有部分运用了博弈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文［7］专门讨论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过程中的动机问题，指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最优规模与透明性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类似于文［34］，研究透明性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信息集结有效性的影响的文献，一般认为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社会公众对其决策能力或决策偏好的正面评价，从而获得连任的机会，如文［43］假设委员会成员希望公众认为他是通货膨胀的强硬抵制者，而最近的文献如文［44-46］等，则假设委员会成员希望公众认为他是具有较强决策能力者。文［44］认为，公开审议过程的详细记录会使得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不愿意表达不同的意见，该文通过对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被要求公开会议记录之前和之后的会议记录的分析说明了理论结果的有效性。文［45-46］分析了投票记录的公开对委员会成员投票表决行为的影响，认为投票记录对公众的透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占主导地位，透明性不能增加社会福利。
五、最优决策规则
显而易见，不同的决策规则极大地影响了群体决策的信息集结效率，尤其是决策群体成员的偏好或能力不完全一致时，决策规则更是直接影响了群体成员的投票选择行为，进而影响了决策结果的正确性。前述文献大多不同程度地讨论了决策规则的比较和选择，除此以外，另有部分文献对各种情况下的最优决策规则进行了研究。
文［47-48］从最大化期望效用的角度对固定规模的委员会形式集体决策的最优决策规则进行了分析，文［49-50］研究了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规则。然而，这些早期的文献都有个潜在的假设：决策成员仅按照自身获得的信息作出投票选择。文［2,51］等指出，即使决策群体成员的偏好完全一致，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如Condorcet陪审团定理所预测的那样有效集结各成员的信息，因为群体成员仅根据自身信息作出非策略性的选择不符合理性要求，当且仅当所使用的决策规则为集结群体成员私有信息的最优规则时，所有群体成员仅按自身信息投票才是Nash均衡，而最优决策规则则取决于特定的决策情形。
文［52］证明，当采用文［48］所定义的最优决策规则时，所有成员仅按照自身获得的信息投票表决形成Nash均衡，但仅按自身信息投票可能不是有效的，因为部分成员联合决定策略性投票可以增加期望效用。文［53］讨论了投票者对不同决策选项具有可用基数表示的效用时的诚实投票问题，试图给出当决策机制允许多种消息类型时诚实投票的准确定义。为使投票者具有诚实投票的动机，文［54］提出了一种在随机选择的投票表决集合上运用多数决定规则得到最终决策的方法，在对所有投票者的表决结果运用多数决定规则和仅对投票表决结果的随机抽样子集运用多数决定规则之间进行随机选择，可以激励投票者诚实投票，从而得到Condorcet陪审团定理的有效性收敛结果。
文［55］基于陪审员的私有信息和策略性表决行为构建了一个陪审团决策模型，证明一致同意规则可能会导致无辜被告得到有罪判决和有罪被告得到无罪判决这两种错误的概率都增加。文［56］分析了决策群体所投票表决的决策选项不独立于投票表决规则的情形：给定决策群体的投票表决规则，提案者向决策群体提出一个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的议案，群体投票表决是接受还是拒绝该议案。该文证明由于一致同意规则能促使提案者提出更有吸引力的议案，所以增加了决策群体的期望效用，在某些情况下，一致同意规则甚至是Pareto最优的表决规则，因为它也增加了提案者的期望效用，即使提案者与决策群体的利益追求可能完全相反。总结考虑一致性规则的文献［22,24,27,28,32,55,56］，可见博弈分析得到的结论往往与人们直观上的认识截然相反，一致性规则是不是合适的决策规则完全取决于特定的决策情形。
既然投票表决规则直接影响了投票者的投票选择行为，那么，对于群体决策机制的设计者来说，他在选择投票表决规则时是否需要考虑投票者在各种表决规则下的投票行为，换言之，机制设计者关于投票者在各种规则下的博弈行为的信念是否会影响到最优决策规则的选择。文［57-58］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假设群体成员的决策偏好完全一致。文［57］分析了决策成员的能力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是常识的情况下的投票表决规则，指出最优的匿名单调投票规则并不取决于成员是否按照自身信息投票或策略性投票。类似于文［57］的结论，文［58］认为，决策机制设计者对最优投票表决规则的选择与机制设计者关于投票者在不同表决规则下的投票行为的信念无关，在该文中，机制设计者为决策群体选择投票表决规则，其目的是为了最大化决策群体的期望福利，文章证明，仅从信息集结的角度看，关于投票者在各种表决规则下的投票行为的不同假设对于最优决策规则的选择来说，结论是一样的，不同的行为假设导致相同的结论。对于具有相同偏好的决策群体来说，文［57-58］的研究结论大大简化了决策规则的选择。
现实中的决策群体往往存在具有极端偏好的成员，这些成员的存在为信息的有效集结带来较大的困难。文［59］对存在极端偏好者和中立者的群体面对二分决策问题时的最优决策规则进行了研究，考虑了决策成员之间存在转移支付的情况，指出最优投票表决规则相对于转移支付可能性的大小来说是非单调的。文［60］对由两类具有完全相反的偏好的成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决策进行了分析，对比了一致性规则与非一致性规则的信息集结效率。文［61］给出了一个现实中较难接受的非单调性决策规则――超多数惩罚（supermajority penalty）规则，当选择某一选项的投票过多时，将该选项作为群体决策最终结果的概率反而会下降，该文证明，当对于每个选项都存在极端偏好者时，超多数惩罚规则是最优匿名激励相容规则。
前述文献都假定群体成员的偏好相互独立，而文［62］对群体成员具有相互关联但不完全相同的偏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的决策选择空间是连续的，该文分别讨论了采用平均规则与中值规则时所对应博弈的对称贝叶斯Nash均衡的存在性问题，并比较了这两种规则在不同偏好关联程度下的性能。
由于从众心理，群体成员经常会根据对其他成员行为的观察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文［63-64］对从众心理对群体决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假定群体成员一方面希望选出好的决策选项，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成为胜出的一方。文［63］分析了群体规模较大时同时投票机制与顺序投票机制的均衡特征和信息集结质量，文［64］指出这种从众心理导致同时存在多个均衡，而且对于这些均衡中的多数，信息不能被有效集结。文［64］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最优决策规则设计的困难。
六、现有研究工作的不足之处
其一，社会选择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管理学领域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主要考虑偏好集结的有效性，而其中的偏好则是指对决策选项的偏好，这种偏好取决于决策者对最终结果的更根本意义上的偏好和对世界真实状态的信念。在现实社会中，纯粹以偏好的有效集结为终极目标的重要群体决策问题几乎不存在，例如社会选择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应用领域――选举，既是偏好集结（这里指更根本意义上的偏好），更是信息集结。仅考虑偏好的集结问题，不考虑偏好的形成过程以及信息在偏好形成过程中的潜在作用，无法分析群体内外部交流与互动等对决策的影响，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因而对相关决策机制设计的指导作用较为有限。
其二，社会心理学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群体决策，其结论出自于对实验和经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易于为人们接受。但由于从实验或经验数据中利用统计学方法推导出群体的偏好分布参数极为困难，所以无法深入研究群体决策过程中因偏好不一致而导致的隐藏与扭曲私有信息等策略。
其三，与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样，用博弈论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文献也是以理性选择假设作为判断与决策的微观基础。尽管所有群体成员严格按照贝叶斯规则更新自己的信念等完全理性假设对于心理学家和普通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但博弈论文献还是以其数学分析的简洁与严谨颠覆了很多直觉上的认识，通过对群体决策者动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决策机制的哪些方面可能会引起不利于决策目标实现的策略，进而有助于决策机制的改进。随着群体成员偏好差异程度和决策问题重要程度的增加，审议方式和决策规则趋向于书面化和正规化，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现象将很少出现，决策结果也将更接近于博弈分析的预测。
目前对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第一，可能是受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误导，本领域的很多理论与实验分析文献，包括一些奠基性的文献，混淆了信息与在信息基础上形成的判断。真实信息的披露不会引起其他群体成员以及公众对自己决策能力的负面评价，更不会如判断的披露那样引起认知上的从众，如果决策者掌握了确凿可靠的信息，则其不会因为其他人基于其他信息产生的不同看法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信念。
除个别文献外，现有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的文献几乎都是将审议完全等同于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廉价磋商，将交流限制为每个群体成员同时向所有其他成员发送一轮公开的消息。在现实群体决策过程中，审议至少包括对各方面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的审议，以及对信息与世界真实状态之间的逻辑关联（即潜在的决策模型）的审议。因此，将审议建模为完全的廉价磋商的现实意义极为有限，对于偏好差异较大的群体更是如此。
第二，客观上难以验证的信息的可接受性，取决于接收者对于信息发送者的偏好的信念，例如，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垄断企业单方面提供的企业运营成本数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信息的软硬程度（可验证程度）与信息获取者和信息接收者的成本投入相关。因此，群体成员获取可验证信息与不可验证信息的动机，以及群体成员对信息软硬程度的投入，既取决于是否有审议阶段以及审议方式和决策规则，也取决于群体成员的偏好和群体成员关于群体偏好差异程度的先验信念。诸如此类问题现有文献几乎没有涉及。
群体决策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如政府部门对重大战略性问题的决策、公司董事会对重要项目投资与实施问题的决策、审判委员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决、专家对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的评审等。从组织或社会的目标出发，针对特定的决策问题，为了尽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应该如何组成决策群体，选择何种决策规则？此类群体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很久以来一直是管理、政治、法律和经济等领域讨论的中心，其研究结果对于各类政治、社会、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学者对群体决策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方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群体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也较为重视，曾将其列为优先资助领域。但根据现有的各类文献和历年的基金项目研究摘要，总体感觉国内对决策群体成员的动机和理考虑较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国内其他学者利用博弈论研究群体决策信息集结问题。
笔者试图利用不完全信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研究决策群体成员的策略性信息获取、信息传递和投票表决行为，揭示决策群体人员组成、审议方式、决策规则、透明性等决策机制的各个方面对群体决策的信息集结有效性的具体影响。并试图从信息集结角度，为一些典型公共决策情形优化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 PIKETTY T. The informationaggregation approach to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4-6):791-800.
［2］ AUSTENSMITH D, BANKS J.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rationality, and the Condorcet jury theorem［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6, 90(1):34-45.
［3］ FEDDERSEN T, PESENDORFER W. The swing voter’s curs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3):408-424.
［4］ FEDDERSEN T, PESENDORFER W. Voting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in elections with private information［J］. Econometrica, 1997, 65(9):1029-1058.
［5］ MYERSON R. Extended Poisson games and the Condorcet jury theorem［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98, 25(1):111-131.
［6］ FEDDERSEN T, PESENDORFER W. Elections,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and strategic voting［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9, 96:10572-10574.
［7］ FUJIKI H.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and the incentive problem: A selective survey［J］.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2005, 23(S1):37-82.
［8］ VANDENBUSSCHE J. Elements of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design［EB/OL］. IMF Working Paper No. 06/277, 2006. (2006-06-30) 省略/external/pubs/ft/wp/2006/wp06277.pdf.
［9］ GERLING K, GRNER H, KIEL A, SCHULTE 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ommittees: A survey［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21(3):563-597.
［10］ Mukhopadhaya K. Jury Size and the Free Rider Problem［J］.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003, 19:24-44.
［11］ MARTINELLI C. Would rational voters acquire costly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6, 129(1):225-251.
［12］ MARTINELLI C. Rational ignorance and voting behavi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2007, 35(3):315-335.
［13］ KITAHARA M, SEKIGUCHI Y. Condorcet’s jury theorem under costly information acquisition［EB/OL］.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Tokyo, 2004. (2004-04-25).e.utokyo.ac.jp/cemano/research/DP/documents/coef54.pdf.
［14］ KITAHARA M, SEKIGUCHI Y. Aggregate accuracy under majority rule with heterogeneous cost functions［J］. Economics Bulletin, 2006, 4(25):1-8.
［15］ KITAHARA M, SEKIGUCHI Y. Condorcet jury theorem or rational ignoranc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08, 10(2):281-300.
［16］ BAG P, LEVINE P, SPENCER C. A note on: Jury size and the free rider problem［J］. Economics Bulletin, 2006, 4(3):1-12.
［17］ TRIOSSI M. Costly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tter to toss a coin?［EB/OL］. Working Paper, Collegio Carlo Alberto, 2010.(2010-03-15).webmanager.cl/prontus_cea/cea_2010/site/asocfile/ASOCFILE120100127120554.pdf.
［18］ SWANK O, WRASAI P. Deliberation,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and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EB/OL］. Working Paper, Tinbergen Institute, 2003.(2003-06-20) .tinbergen.nl/discussionpapers/02006.pdf.
［19］ CAI H. Costly participation and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in informational committees［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40(1):173-189.
［20］ BENIERS K, SWANK O. On the composition of committees［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004, 20(2): 353-378.
［21］ LI H. A theory of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09(3):617-636.
［22］ NICOLA P. Committee design with endogenous inform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4, 71(1):165-191.
［23］ GERARDI D, YARIV L.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committees［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08, 62(2):436-459.
［24］ AUSTENSMITH D, FEDDERSEN T. Deliberation and voting rules［M］//AUSTENSMITH D, DUGGAN J. Social choice and strategic decisions. Berlin: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5:269-316.
［25］ COUGHLAN P. In defense of unanimous jury verdicts: Mistrials, communication, and strategic voting［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2): 375-393.
［26］ MEIROWITZ A. In defense of exclusionary delib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voting with private beliefs and values［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007, 19(3): 301-327.
［27］ AUSTENSMITH D, FEDDERSEN T. Deliberation, preference uncertainty, and voting rule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6, 100: 209-217.
［28］ GERARDI D, YARIV L. Deliberative vo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7, 134(1): 317-338.
［29］ GUARNASCHELLI S, MCKELVEY R, PALFREY 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jury decision rule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 407-423.
［30］ DORASZELSKI U, GERARDI D, SQUINTANI F. Communication and voting with doublesided information［J］. Contributions to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3, 3(1), Article 6.
［31］ SCHULTE E.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and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in committees［J］. Theory and Decision, 2010, 69(1):97118.
［32］ MATHIS J. Deliberation with partially verifiable information［EB/OL］. THEMA Working Papers No. 2006-03, (2006-08-20). ucergy.fr/IMG/2006-03.pdf.
［33］ MEIROWITZ A. Designing institutions to aggregate preferences and inform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6, 1(4): 373-392.
［34］ GERSBACH H, HAHN V.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transparency in committees［EB/OL］.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6677,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09-06-20). papers.省略/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084060.
［35］ LEVY G. Decision making in committees: Transparency, reputation and voting rul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1):150-168.
［36］ VISSER B, SWANK O. On committees of expert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1):337-372.
［37］ SWANK O, VISSER B. Is transparency to no avail? Committee decisionmaking, premeetings, and credible deals［EB/OL］. Working Paper, Tinbergen Institute, (2009-06-18). people.few.eur.nl/bvisser/articles/Transparency%20Dec%202009.pdf.
［38］ SEIDMANN D. A Theory of voting patterns and performance in private and public committees［EB/OL］. CeDEx Discussion Paper 2009-06, (2009-10-15). nottingham.ac.uk/economics/cedex/papers/2009-06.pdf.
［39］ FELGENHAUER M, GRUNER H. Committees and special interest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08, 10(2): 219-243.
［40］ SEIDMANN D. Optimal quotas in private committees［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8, 118(525):16-36.
［41］ DAL B E. Bribing voter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 51(4):789-803.
［42］ HAHN V. Transparency in monetary policy: A survey［J］. IFO Studien, 2002, 48(3):429-455.
［43］ SIBERT A.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eputation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3, 70(3):649-665.
［44］ MEADE E, STASAVAGE D. Publicity of debate and the incentive to dissent: Evidence from the US Federal Reserve［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8, 118(528):695-717.
［45］ HAHN V. Committees, sequential voting and transparency［J］.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2008, 56(3):366-385.
［46］ HANS G, HAHN V. Should the individual voting records of central bankers be published?［J］.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8, 30(4):655-683.
［47］ NITZAN S, PAROUSH J. Optimal decision rules in uncertain dichotomous choice situatio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2, 23:289-297.
［48］ BENYASHAR R, NITZAN S. The optimal decision rule for fixedsize committees in dichotomous choice situations: The general result［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7, 38:175-186.
［49］ BENYASHAR R, KHULLER S, KRAUS S. Optimal collective dichotomous choice under partial order constraints［J］.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 2001, 41:349-364.
［50］ KRAUS S. Optimal collective dichotomous choice under quota constraints［J］. Economic Theory, 2002, 19:839-852.
［51］ MCLENNAN A. Consequences of the Condorcet jury theorem for beneficial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by rational agent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92:413-418.
［52］ BENYASHAR R.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to Condorcet jurors［J］. Public Choice, 2006, 127(3):305-319.
［53］ BALLESTER M, REYBIEL P. Does uncertainty lead to sincerity? Simple and complex voting mechanisms［J］.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9, 33(3):477-494.
［54］ LASLIER J, WEIBULL J. Providing incentives for informative voting［EB/OL］. Working Paper, Ecole Polytechnique, (2006-10-10). hal.inria.fr/docs/00/24/30/42/PDF/2007-01-04-1531.pdf.
［55］ FEDDERSEN T, PESENDORFER W. Convicting the innocent: The inferiority of unanimous jury verdicts under strategic voting［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92(1):23-35.
［56］ BOND P, ERASLAN H. Strategic voting over strategic proposal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9, 77(2):459-490.
［57］ BENYASHAR R, MILCHTAICH I. First and second best voting rules in committees［J］.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7, 29(3):453486.
［58］ COSTINOT A, KARTIK N. On optimal voting rules with homogeneous preferences［EB/OL］. Working Pap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9-05-25). econmit.edu/files/3732.
［59］ MEHMET B, PARIMAL K B. Committee decisions with partisans and sidetransfers［J］. Theory and Decision, 2002, 52(3):267286.
［60］ JAEHOON K. A model of adversarial committees［EB/OL］.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2005-09-12).省略.rochester.edu/~jaek/Adversarial.pdf.
［61］ CHWE M. Anonymous procedures for Condorcet’s model: Robustness, nonmonotonicity, and optimali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0, 5(1):4570.
［62］ GRNER H, KIEL A. Collective decisions with interdependent valuation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4, 48(5):1147-1168.
【关键词】 博弈论 电力项目 管理方法 创新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电力市场逐渐繁荣和发展起来，电力建设项目增多。电力项目管理需要实现对电力工程成本、质量以及工期的管理，传统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很难实现对三大控制目标的有效平衡，很多情况下，电力企业为了保障电力项目质量，就要加大成本的投入，或是为了赶工期而忽视质量，这样不利于电力项目的建设。博弈论在电力项目管理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难题，还会实现电力项目管理方法的创新。
1 国内外电力项目管理方法概述
（1）我国传统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受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我国电力项目管理大致上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建国初期的统包统管和外商包建模式，电力项目管理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建设单位往往投入较大的成本，项目管理的专业化太低，电力项目管理的整体水平不高。其次是三方体制和指挥部模式，这一模式还是具有协调难度较大和管理水平较低的问题。自1988年以来我国开始学习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对电力建设市场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资本金制、法人责任制、工程监理制、招标投标制以及经济合同制逐渐应用到电力项目的建设过程中，电力项目的管理方式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创新。
（2）国外电力项目管理方法。国外比较传统的电力项目管理模式是业主方进行项目管理。近年来，快速轨道方式以及阶段发包模式得到了快速的应用，该种管理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缩短工期，节省工程项目成本。BOT建造、运营以及移交管理模式是一种依靠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管理方式，代建制模式是依靠政府招标来选择合适的项目管理单位。电力项目管理模式不一而足，建设单位要根据工期、成本以及质量的问题，综合各种因素进行选择。
2 我国传统电力项目管理方法中存在的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电力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工程项目监理制度和招标承包制度逐渐引入了电力项目的建设市场，电力建设可以优先选择信誉较好的施工单位，这对提高电力项目工程的施工质量、提高投资效益以及进行科学决策都是有利的。但是，该种电力项目管理方式中，电力项目承包商和业主之间是对抗关系，承包商中标的价格较低，承包商以及业主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索赔问题。
（1）合同订立的问题。由于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对抗关系，只有规范化和精细化电力项目承包合同，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才能有效的避免。由于电力项目的建设涉及到气候、地质和水文等很多不可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电力项目承包建设合同的条款越来越细，但是在电力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业主和承包商均将合同作为争夺利益的方式，在一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问题甚至是诉讼。
（2）项目转包现象普遍。电力项目建设涉及的地区范围较广，很多电力项目建设的工期较长，电力项目建设过程中分包和转包的现象普遍。这也直接导致了不重视合同、体制和观念落后、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管理角色定位错误的问题，电力项目的施工质量、施工进度以及成本都很难控制。电力项目建设的损失较大。目前，我国虽然引进了工程招标投标制度，但是工程承包模式以及工程建设监理的模式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电力项目管理还存在众多的问题，现有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不能满足电力项目建设国家化的要求。
3 基于博弈论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新模式的提出
（1）博弈论概述。对于博弈论的研究始于19世纪，经济学家对金融寡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44年《博弈论与经济学》一书系统的阐述了博弈论理论体系，博弈论不仅在数学领域、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还在经济、政治、生物进化等领域得到了重要的应用。博弈论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则是指通过承诺、协议和制裁而具有约束力。博弈是利益的分配，博弈论在电力项目管理中应用可以创新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近年来，相关专家都对博弈论在电力项目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质量、成本和工期项目管理对象进行了分析，并对施工行为和监理行为进行了分析。目前，博弈论在电力项目管理中的应用虽然是还没有系统的论证体系，但是博弈论可以改变电力项目管理中业主和承包商的对抗关系，促进双方之间信息的充分交流，实现双方利益的共赢。博弈论在电力项目管理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改善项目管理参与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可以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实现利益的共赢。
（2）基于博弈论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的提出。电力工程项目的建设也需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参与方利益的共赢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电力项目施工人员如果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拿到当天的工资，那么施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会大大的提升，项目管理人员还需要对项目进行定期的评价，针对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法，实现项目动态的管理与参与方信息的共享，进而实现项目参与各方利益的共赢。目前，基于博弈论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已经在一些电力工程项目建设中得到应用，项目管理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和进步。
4 基于博弈论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创新与实践
（1）团队的建设。随着社会用电量的增大，电力项目的建设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电力工程建设市场逐渐繁荣。但是，目前无论是电力项目管理人员还是施工人员都存在稳定性差、施工人员素质差以及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的问题，这不利于电力项目管理方法的创新和进步。因此，电力工程建设单位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只有提高了电力建设项目的效益，电力项目参与各方才能都获得收益。电力建设项目管理人员还要深入学习博弈论的内涵和意义，对质量、成本以及工期进行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提高管理的水平，提高管理的能力，减少成本的支出，拓展管理信息与专业技术的共享范围。
（2）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参与方只有加强信息交流，缩短信息交流的时间，电力项目的建设和发展才能得到新的进步。基于博弈论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更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和传递，避免施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基于博弈论的电力项目管理新方法已经逐渐应用到电力项目的建设和管理中，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速度，项目参与方可以实现方便和灵活的信息交流，降低信息传递成本，有利于参与方针对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协商，降低成本支出。
（3）合作机制的构建。基于博弈论的电力项目管理方法需要利益各方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合作的水平和程度取决于电力项目合作机制的运行状况。博弈论在电力项目管理中的应用需要管理人员对质量、成本以及工期进行综合的考量，对传统的项目管理方式进行创新和优化，实现更加主动性、组织性、计划性以及结构性的合作机制的建设，强化项目建设各方的协作和合作，对项目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发挥项目管理人员在资源效用、技能以及经验方面的能力。此外，参与各方还要进行协商机制的建设，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实现信息一体化、透明化以及讨论的实时化，实现电力项目管理人员在职业经验和技术技能经验的共享。
（4）激励机制的构建。项目管理的目的就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施工人员是电力项目管理中的重要因素。电力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可以引入激励机制，逐步创建内部激励和外部激励机制，可以对施工人员进行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在充分考虑电力项目管理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实现各种激励机制的结合，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5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总体用电量呈连年上升趋势，电力建设项目逐渐增多。质量、工期和成本一直是工程项目管理的三大控制目标之一，电力项目的质量、成本和工期也是各方利益综合博弈的结果。很多情况下，电力企业为了保障电力项目质量，就要加大成本的投入，或是为了赶工期而忽视质量，这样不利于电力项目的建设。博弈论在电力项目管理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难题，还会实现电力项目管理方法的创新。
参考文献：
[1]索迹，祁春清.博弈论在电力市场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11（11）.
关键词：博弈论图书馆数字资源资源共享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29-0017-03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互联互通成为提高信息服务能力的重要前提，任何一个图书馆都难以同时满足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层次用户的信息需求，也不可能实现对所有资源的收集和管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就是为了解决个体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有限性和信息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而采取的图书馆间合作建设与发展的策略。现阶段，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源的布局和配比方面，因此多将信息资源共享效率低下的症结归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技术手段的落后和宏观调控的缺乏。信息资源共享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是一种分析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的博弈过程，通过借鉴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从图书馆个体利益和共享集体利益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阻碍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因素，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措施。
1博弈论概述
1.1博弈论的涵义
博弈论，也称对策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根据信息分析及能力判断，研究多个决策主体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取得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对策理论。其中的“博弈”是指个人、队伍或组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及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根据环境和竞争对手的情况变化，从各自允许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加以实施，并从中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中国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存在博弈思想，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较好的博弈论案例。自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2博弈论“囚徒困境”经典模型分析
博弈论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甲、乙两人被怀疑是合伙的偷盗犯，警方虽逮捕了他们但没有掌握充分证明两人犯罪行为的证据，警方将其分开单独审问，双方不能进行信息的交流。警方对这两个嫌疑犯的量刑原则是：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不坦白，则坦白者从宽处理，判刑1年；不坦白者从重处理，判刑7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每人判5年刑。如果两人都不坦白，则警方由Tile据不足，只能对每个人各判刑2年。表格1中的框图体现了这个博弈的分析过程，左方是甲的可选择策略，上方是乙的可选择，双方均可做出坦白和不坦白两种选择。其中包含数字的格对应甲乙的一个策略组合，每格第一个数字代表甲的报酬，第二个数代表乙的报酬。比如第二个数字格是指当甲坦白，乙采取不坦白的策略时，甲的报酬为-1，乙的报酬也是-7。图中的报酬均为负数，以表示判刑的年数。
在警方交待了量刑原则以后，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分析，选择坦白或不坦白的策略，此时双方展开了博弈的过程。首先分析甲的思考过程，当甲进行决策选择的时候一定会先考虑乙的想法。根据图表1的矩阵图可见，当囚犯乙选择了坦白的策略时，囚犯甲坦白则获刑5年，不坦白获刑7年。由此，当乙选择坦白时，甲必然选择坦白（因为5
如果仔细分析囚徒困境报酬矩阵，甲乙双方若都作出不坦白的决定，会得到更好地结果，即各判刑2年。可是因为没办法进行信息沟通，每一方都会担心对方坦白但自己不坦白时会受到重判（即对方坦白获刑1年，自己不坦白则被判7年）。因此，每个囚犯都从个人利益出发考，最终的结果都会选择坦白坦白，（坦白，坦白）便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必然的均衡结果。
囚徒困境的结论折射出的道理发人深省，从个体的视角思考做出的占优策略决定（-5，-5），显然劣于做出合作策略的选择（-2，-2）。换句话说，从单个个体的角度出发得出的占优策略，从整体而言得出的却是最不理想的结局。囚徒困境最终达到的策略均衡，体现出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目前，图书馆在数字信息资源共享问题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我们将“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方法运用到资源共享问题上，也可以解释合作的不稳定性及相关问题。
2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
2.1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静态博弈
数字信息资源共享一直是图书情报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每个图书馆都有资源共享的愿望，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可以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参与共享合作博弈的图书馆为A、B两个，分析图2矩阵可以发现，如果A、B馆都选择合作策略，每个参与者均可获得收益为10，总报酬最大为20；如果A、B两者中有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参与者报酬分另4为6、12，总报酬为18；倘若A、B两馆都做出不合作的选择，那么各馆报酬都是8，总报酬16是最小值。可见（合作，合作）策略是团体利益最大的策略选择（20>16）。
事实上，一些图书馆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从个人理性角度出发，最终与团体利益冲突，陷入“囚徒困境”。类似于囚徒甲、乙的决策过程，A馆会根据B馆的决策选择策略，当B选择合作策略时，A若选择合作可得10，A若选择不合作，既省去了共享资源需付出的成本，又无偿享受了B馆提供的信息资源，报酬是12。因此，A必然不会合作（显然12>10）。同理可推得，B做出了不合作的选择时，A仍然会选择不合作策略（因为8>6）。显而易见，无论B做出合作或者不合作的选择，A都会采取不合作策略。同样的分析结果对B馆也是适用的，最后的博弈结果为（不合作，不合作），这时总报酬16，小于最优策略的总报酬20。
这一博弈矩阵可以看出，大家最初都希望达到（合作，合作）总报酬为20的结果，但是通过报酬矩阵分析可见，即便已经签订合作协议，各自馆也会抱有“搭便车”的心理，就是如果你合作我不合作，我就可以占到便宜（12>10），于是各自违背共享约定，形成了图书馆资源共享博弈的（不合作，不合作）结果。
上述两种博弈均为一次性博弈，参与博弈者都只能进行一次选择决定，另外博弈参加者在做出自己决定的时候并不清楚对方的决定，大家都是同时决定自己的一次性策略选择。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参与者都做出了自己的策略选择时便已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博弈过程，并得出了最终结论，这种博弈称为静态博弈。在静态博弈中，出于个人理性的策略选择往往导致了从整体而言的最坏结果。一方面，在达成合作协议以后，参与者都会有投机的心理，并从自身利益出发暗地选择了不合作的做法。另一方面，对于一次性的博弈，只要参与者做出了最终决定便完成了博弈过程，对于违反约定的行为没有补救和惩罚的有效措施，无法通过后续的博弈进行调整和制约。
2.2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动态博弈
实际上，博弈通常为一系列重复进行的运动，即相对静态博弈而言的动态博弈，在连续进行的动态博弈中，上面结果会有所不同。
2.2.1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无限次重复博弈
无限次重复博弈是指相同结构的博弈可以无限次地重复进行下去。如果设定在数字资源共享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不管哪一方图书馆在其中的一轮合作博弈中采取了不合作的行动，在以后的博弈中便会遭到其他馆“不合作”的报复策略，而且这一不合作策略会在未来的所有博弈中重复下去，长此以往，首先违约的一方便永远失去了与另一方合作的机会。因为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存在着对欺骗和违约行为报复的机会，因此参与合作的各方会担心采取不合作策略给自己带来的长期损失，不会主动选择不合作的策略，使得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合作得以维持。
继续用图2加以说明，对于图书馆A，各馆如果一直处于合作的状态，便可以长期获得报酬10，累积起来10+10+10+…，但如果抱有机会主义的想法，打破约定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他的确获得了一次性的利益，得到报酬为12，但在以后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均会受到对方不合作的报复行动，收益只能为8。为了一次性的好处，使得日后的收益从原来合作策略时的10+10+10+…下降为不合作策略时的8+8+8+…。显然，任何一个图书馆在数字信息资源的无限重复博弈中，为防止被报复而丧失长期的经济效益，都会遵守协议，采取合作的策略。
2.2.2数字信息资源共享的有限次重复博弈
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假设事先约定只合作5次，用逆推法进行分析，各方均知道第5轮博弈是最后一轮博弈，因此这一轮博弈便同静态博弈无异。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一轮的违约不可能在以后受到惩罚和损失，那么，每个图书馆出于个人理性出发选择的占优策略就是不合作的结果。逆推到第4轮，因为大家都可以推算出第5轮不合作的结果，因此第4轮博弈也会采取不合作的策略。由此类推直到第1轮，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显然，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的共建合作是不稳定的，博弈的最终均衡策略为（不合作，不合作）。
3用博弈论的思想解决数字信息资源共享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博弈的各方合伙的机会必然是有期限的，信息组织间的合作共享是否根本无法实现呢？显然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长期合作的共同体。事实上，无限次重复博弈的主要界定标准在于参加者均不清楚哪一轮博弈会是最后一轮，合作各方担心违约会遭到日后的“报复”便会把合作策略坚持下去。在有限次的重复博弈中，如果合作双方不确定哪一轮是最后一轮，参与者会认为日后还要继续打交道、博弈状态会继续维持，这便同无限次重复博弈无异。所以，在不能确定终止期的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博弈中，合作解是可以存在的。当然，为了维护合作模型的稳定性，更好的实现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必须配合以必要的措施。
3.1建立信任机制
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成功建立，取决于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对于联盟内部规则的遵守程度，能够取得收益同时实现持续的发展，其中成员馆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成员间除了应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和立场，尊重对方的观点，还应加强组织内的交流，达成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另外，信任评审机制的建立也十分必要，通过建立完备的综合性、长期性评估测试标准系统，对成员的联盟策略及行动影响因素进行持续地跟踪测评，通过完善细致公平的执行制度，形成稳定可靠的运行机制。
3.2建立监督机制
对于合作中的各馆，都希望采取最优于自己的策略，以期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为了达到合作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对各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维护合作协议的顺利执行。要在建立领导协调组织和健全监督机制上下工夫，在明确各成员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监督各成员的行为。对于损人利己的倾向和行为，及时采取措施，必要时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进行制裁，甚至终止合作。
3.3建立保障机制
因为各图书馆之间的规模与发展水平不均等，建设规模大、信息丰富的图书馆往往很难与信息量相对较少的图书馆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另外数字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经常发生“搭便车”的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建立保障机制加以制约。在内部评估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对贡献大的图书馆要采用奖励的办法进行收益补偿，同时针对慵懒的图书馆，通过采取惩罚的方式实现督促作用。
在具体的实施上，以惩罚措施为例，在成员馆签订共享协议时，规定不合作的一方会受到经济制裁，报酬减3，在矩阵图2的基础上可以得到新的报酬矩阵（见图3）。按“囚徒困境”的分析思路，如果A馆选择共享，B馆选择了不共享，B得报酬为9而不是原来的12，因为B馆不共享受到了事后的经济制裁（12-3=9），小于（共享，共享）中的报酬10，可见，B怕受到惩罚得不偿失必然选择共享。对于A的分析也是如此，最后的博弈均衡状态一定是（共享，共享），克服了欺骗或违约行为，达到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
图1 Rembrandt, Four Orientals beneatb a tree, adapted from an lndian miniature, c.1654, brown ink and wash on Japanese paper, 19.4×12.5cm.
图2 Rembrandt, Abraham entertaining the Lord and two angels, Inscribed Rembrandt f. 1656, ctching and drypoint, 15.9×13.1 cm
图3 Anonymous Indian miniaturist, Sbaykb Husayn Jam, Sbaykb Husayn Admiri, Darvisb MuhaMmad Mazanderani and Sbaykb Miyan Mir the four Sufis, c. second quarter of the 17th century, body color, 17.7×10.2cm
依据伦勃朗留给世人的大量作品，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到他对西方各门类绘画技法的推进和对东方绘画技法包括基底材料的采用和接纳。以他在油画技法方面的贡献为例。大约在1624年，伦勃朗到当时最发达的艺术市场和商贸中心阿姆斯特丹，向当地的著名画家皮特·拉斯特曼学艺六个月；这一经历对于伦勃朗在艺术题材的选择及技巧训练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拉斯特曼曾在1603至1607的四年里待在意大利，受到当时最有影响的画家卡拉瓦乔画风的浓烈熏陶。而卡拉瓦乔又是使“明暗对照法”这一由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最早尝试的技法在油画中得以成熟的第一人。“明暗对照法”到了伦勃朗之手，他不仅在油画中将之推向极致，而且还将其作为新技法运用于版画和素描(图4、5)。
另一个事实则是，早在油画兴起之初，尤其是在油画兴起之地的尼德兰地区，画家们大多沿用传统的蛋彩画技法，亦即“线性”的造型惯例。也是由于莱奥纳尔多的绘画实验，他有意将母题的轮廓线模糊化处理，从而使得对象与背景融合在一起，这便是他称作的“渐隐法”。因此，“渐隐法”是对线性造型的反拨，正如乔尔乔·瓦萨里所以为的：能够将具有15世纪早期绘画特征的轮廓线柔和化处理，这是“现代”绘画的显著标志之一。事实上，该法不仅给西方绘画朝向再现对象的三维感，尤其是再现对象的体量感指明了技术路线，更是给一百年后的伦勃朗最擅长的“厚涂法”提供了表现的场地。由于“厚涂法”的运用，才使油画从“模拟肌理”的层面进入到“实际肌理”的技术高度；油画通过所用颜料本身具有的物理特性表现出来的实际肌理，保证了这一媒介在再现各种母题方面除了图像学的传统约定之外没有任何技术性障碍，从而使之优越于其他画种(至少在1950年代末艺用丙烯颜料出现之前)而成为视觉艺术的皇冠。因此，就西方油画的技术而言，伦勃朗对之由传统线性造型完全转换为块面造型贡献卓著(图6)。
图4 Rembrandt,Young woman Rembrandt's sister, inscribed RHL van Rijn,1632, panel, 59×44cm
图5 Rembrandt, old man Rembrandt's fatber, unsigned. Inscribed probably not by Rembrandt, c.1630, red and black chalk, 18.9×24cm
作为线性造型的平面媒介，版画虽然要到了19世纪才成为西方“美的艺术”中一个独立的画种，但伦勃朗对于这一媒介的实验性探索，其成就也令人叹为观止。
属于凸版印刷系列的木板木刻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在再现人物方面基本上固守线性造型的技术原则，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西方版画的输入。但在明代末期的书画谱中，我们见到其他题材如花卉便有了相当成熟的块面造型表现(图7)。
15世纪初期，由于中国制的“布头纸”，即西方学者称作来自亚洲的rag paper引进欧洲，导致在奥地利和法国首先出现了非版刻书籍插图的单张木刻。不过，如果将西方最早的木刻与古希腊的瓶画相比较，会看出早期木刻借用瓶画从黑像式演变为红像式的过 程中对物—底关系相对性的理解，将之用于处理木刻版画中黑白块面的相对关系。但西方木刻版画艺术家对线条品质的关注，却大大地逊于同时代的中国同行(图8、9)。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由金属首饰加工工艺发展出的、属于凹版系列的铜版雕版，到了那个世纪下半叶便由画家如马丁·舍恩高尔用之替代了先前更为实用的木刻；这一改变标志着版画从凸版木刻的“粗线条”向凹刻铜版的“细线条”拓展，由此使铜版脱离了木版所固有的印刷目的而向着纯艺术的媒介靠近了一步。又由于铜版能精微地处理线条从而在黑与白之间可以获得灰的块面，亦即铜版可以从素描关系上模拟油画的明暗块面布局，由此使艺术家用铜版雕版复制油画并用于图像传播和艺术教学成为可能；例如没有去过意大利的伦勃朗，便是借助铜版线刻的复制品而学习文艺复兴盛期大师的艺术传统。不过，铜版雕版的基本技术目标是通过线条而获得块面。
图6 Rembrandt, The feast of Belsbazzar, inscribed Rembrandt fecit 163. c. 1635.
图7 明刻《十竹斋书画谱》，楷杷，天启七年(1627)年，胡正言十竹斋刊彩色套印本，纵20厘米、横23.6厘米。
图8 German-Bohemian, Agony in the Garden, c. 1410-20. Woodcut, 1014×714 in.
图9 The warrior's leav-taking, c.510-500BC,
Vase in the “red-figured” style, signed by Euthymeded; height 60 cm.
15世纪末，铜版雕版到了舍恩高尔的同辈、被人们称作“阿姆斯特丹版画馆大师”的一位荷兰画家手里，便出现了“干刻法”，又译“直接刻线法”或“针刻法”。这一技术导致两种结果：可以直接将素描转换成铜版画或直接在铜版上作画；以及刻线留下的毛边在印张上使得线条的品质柔和，从而使版画制作能通过更精微的线条组合而达到再现光影的画面效果。另一方面，1513年，瑞士版画家厄斯·格拉夫首先将中世纪的酸蚀铠甲饰法用于腐蚀线刻；随之，舍恩高尔的追随者和同乡、对木版木刻和铜版雕版作出重要贡献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也用蚀刻法在1515至1518年间制作了五幅版画作品；不过，他们都是使用当时广泛采用、但纹理粗糙的铁版，只有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艺术家使用铜版，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7世纪(图10)。
伦勃朗从1627年开始对腐蚀线刻法产生浓厚的兴趣；作为版画初学者，起初，他的铜版雕版技法主要用于修整经腐蚀线刻之后的铜版线条。大约10年后，他开始实验干刻法，这种方法对刻针(主要是钢针，偶尔也用金刚钻头)的运用与腐蚀线刻法几乎一样，差别仅在于直接刻线的效果要比经过酸蚀更易控制；由此，伦勃朗将“腐蚀线刻”与“干刻法”并置为铜版画制作的技法。另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欧洲从原来适用于水性墨的木刻版改为使用油性墨的铜版之后，艺术家便主要用欧洲生产的白纸作为基底材料；但这一情形到了1647年的伦勃朗那里出现了变化，因为自那年开始，他在铜版印制中尝试使用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日本纸。有色而光滑的日本纸较强的吸水性使线条的品质更为柔和，这种效果所获得的块面感令伦勃朗兴奋不已。加之他长期有兴趣于通过“腐蚀线刻法”和“干刻法”将油画中的“明暗对照法”引进到铜版画创作中，因此对他而言，版画通过线条构成块面来再现对象的明暗关系就不再是一个艺术问题(图11)。
但从另一幅1645年他还未用日本纸作基底材料的蚀刻风景里，我们发现其中极似中国水墨画中运用线条的方式。正是由于这种迥异于传统腐蚀线刻的手法，使得西方学者为伦勃朗是否直接携带备好的铜版出外写生而争执不休。也是由于他在铜版制作方面这种被西方学者认作颇为速写式的变化，使得我们转而关注伦勃朗在素描领域对线条表现力的探索(图12)。
就如中国先哲对“书画同源”的理解一样，西方文明也一直将素描看做是艺术家一种类似书写的行为：文人写字，画家写形；此外，二者的物质媒介和基底材料大致相同。对于伦勃朗来说，素描作为个人的和不受赞助人意志左右、更具实验性且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平面媒介，其中存在着更多令人兴奋的艺术问题。正如我们所知，由于他将油画中的明暗对照法也引进到素描写生中，从而完成了所涉及的媒介由传统线性造型规范向新兴的块面造型再现的转换。但在1900余幅的素描实验中，伦勃朗的兴趣更多地表现在探索线条对对象的概括能力以及线条的不同品质。
图10 Martin Schongauer, Madonna and Child with the Parrot, c.1470-74. Engraving, 614×414 in
图11 Rembrandt, Christ healing to the sick, c.1648-50, drypoint and burin etching, 28×40cm
图17 Rembrandt, Six's bridge, Inscribed Rembrandtf 1645, etching,12.9×22.4cm
伦勃朗时代已有的素描媒介主要是称作“干性媒介”的银针、粉笔和炭笔以及属于“液体媒介”的吸水笔，包括鹅毛笔和芦苇笔，还有毛笔、色料褐和墨水。欧洲用于书写和素描的墨水，早期有古罗马人用的乌贼墨，中世纪早期开始又主要使用灯黑或者是用葡萄藤炭条磨碎制成的墨；同时还有一种被称作“铁—瘿墨”的黑墨水，铁来自复合铁硫酸盐，瘿来自栎属树。而欧洲人在淡彩素描中喜用的所谓印度墨实际上是中国墨，它进入欧洲的时间大概在17世纪后期。所以在印度墨输入欧洲之前，淡彩主要使用自制某些木材烟灰的色料褐和用于书写的铁—瘿墨。伦勃朗的大部分淡彩素描便主要是敷染经稀释的铁—瘿墨，偶尔也用色料褐。基底材料除了之前的羊皮纸和仿犊皮纸之外，用于素描的欧洲纸从1495年开始在英格兰生产。 上述媒材，包括他从1647年开始尝试的日本纸，都是可供伦勃朗选择的、能够影响风格的物理元素。
从伦勃朗早期的粉笔素描我们可以见到，即便是干性媒介，他也表现出欧洲素描传统中前所未见的、罗森堡称作的“简略法”。这一手法表明，西方的素描传统到伦勃朗手中发展出了一种新方式。然而，这种新的图式究竟源于何处呢?正如我们所知，伦勃朗十分善于借用不同来源的图式；所以我以为，中国当时向欧洲尤其是荷兰输出的青花瓷，对于伦勃朗的简略法而言，应该是一个不应忽略的来源(图13)。
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前一年在马来亚附近抢走的葡萄牙商船“圣卡特里娜”号上逾十万件中国瓷器于阿姆斯特丹销售，这次销售活动在彼时彼地所引起的轰动意味着中国瓷器进入了荷兰中产阶层的家居。其中后来被欧洲人称作“克拉克瓷”的中国外销青花瓷，大概出现于万历年间，经天启到1644年明亡；而在此以前出口的瓷器都是明代的内销瓷器。至迟到崇祯时期，克拉克瓷便有了多种形制和装饰样式供外商选择。当时流行的内销瓷器的装饰母题主要有牡丹纹、莲花纹、梅花纹、纹，还有源自西方的缠枝花纹；这些纹样都曾出现在克拉克瓷器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宋代开始出现一种新趣味，那就是瓷器图案逐渐转向直接以写实的国画花鸟和人物，以及渐次兴起的山水画为装饰母题；这一变化到明代便发展为仿当时的名人手笔。不过，“克拉克瓷”的写实(图14)母题以花鸟和人物为多；但无论如何，当时的明代瓷器以及“克拉克瓷”，都成为了向伦勃朗展示中国明代水墨写意人物和山水画(西方人将之视为素描)技法最高成就的载体。如果将明代人物画的一般面貌，例如吴伟的写意人物与其在明代瓷器包括克拉克瓷上的反映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绘画的图式传统如何直接转换为瓷器的装饰母题(图15、16)。
图13 Rembrandt, Two Women teaching a chilb to walk, unsigned,undated, c.1635-37, red chalk on rough gray paper, 10.3×12.8cm
图14 porcelain bowl. 16th17th Century
伦勃朗从1640年代开始特别喜欢采用水性媒介，于是我们从这类素描中更容易发现中国水墨画的笔意。即使是素描人物，他的简略法也相当接近中国画的水墨人物。至于他的素描风景(图17)，由于他热衷于淡彩法而使得其画面极似中国的水墨山水。虽然出口欧洲的瓷器以山水画为装饰母题要到了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2)才规模化出现，但在此之前以山水为母题的明代瓷器早已随着克拉克瓷而落户欧洲，更何况中国山水画也一直作为装饰元素在克拉克瓷上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出现(图18)。
从他这三幅风景素描的技法来看，尽管也运用了西方传统素描中成熟的淡彩画法，例如水彩画的先驱者丢勒对相似题材所采用的淡彩技术，但从画面效果来看，伦勃朗的作品更加接近青花瓷的山水画纹样而不是他更熟悉的传统淡彩。
我们可以回头考察一下当时向荷兰输送的青花瓷以及克拉克瓷上山水母题的一般面貌(图19)。从这些克拉克瓷和青花瓷器的山水纹样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明代瓷器的山水母题直接来自模仿北宋山水画的表现手法，那就是洒脱、率真而简略的笔法。正如我们所见，由于向荷兰出口的青花瓷的器形大多是碗、盘、碟等，因此工匠们从横幅、手卷而不是立轴上截取画面便成了应有之理。此处以北宋活跃于约1068—1098年的赵令穰一幅水墨手卷为例(图20)，我们可以看出可能被青花瓷工匠们截取的画面，以及肯定被借用的水墨技法。而从立轴上借用山水母题于青花瓷装饰的艺术实践，我们可以在那个时期内销瓷的瓶、罐、壶、尊上见到。最后一个问题便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4年在阿姆斯特丹销售的十万余件中国瓷器开始，以及整个17世纪该公司都主要经营中国瓷器并以阿姆斯特丹为分销中心的贸易活动，对伦勃朗的艺术会产生影响吗?由于伦勃朗基本不画静物和室内题材，我们无法从他的作品中见到中国瓷器，但从他的前辈以及同辈甚至晚辈画家的作品里，可以见到中国青花瓷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以及青花瓷在欧洲、尤其是荷兰富有人家中的财产性地位(图21、22)。
图15 Probably the Longqing(1567-72) to (Wanli1573-1620) period. It is 4 inch(10 cm) in diameter
图16 吴伟《东方朔偷桃图》绢本水墨淡设色纵134.6厘米横87.6厘米
图17 Rembrandt A Girlsleeping unsigned undated,c. 1655 brown wash on Asian paper24.5×20.3cm
图18 Rembrandt, The former copper mill on the Weesperzijde, unsigned, undated, c. 1654-55. reed pen and wash in bistre, 11×24.2 cm
图19 明成化年间(1465-1487)的青花碗
作为油画技巧的早期大师，威尼斯的乔凡尼·贝里尼无论是否读过他的同乡马可·波罗有关中国见闻的游记，他大概是最早在作品里将中国瓷器用作道具的画家。法国画家雅克·利纳尔虽被称为法国最早的静物画家，却因为画面中经常出现中国瓷器而显露出荷兰静物画的印记。我们再看看伦勃朗同代的荷兰静物画家，如活跃于乌德勒支和安特卫普的J.D.德·西姆，以及J.J.特里克，他们都将克拉克瓷器作为静物画的母题。而伦勃朗的同乡和晚辈，如伦勃朗油画技法的追随者、1653年定居于阿姆斯特丹的著名静物画家威廉·卡尔夫，安特卫普的肖像画家贡扎勒斯·科古尔斯，以及卡尔夫的学生、阿姆斯特丹的静物画家J.凡·斯特里克，都是将克拉克瓷器视为令人羡慕的财产在不同门类的作品中展示出来。在这样一种上下文里，伦勃朗没有接触到青花瓷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他的最大嗜好艺术收藏给我们透露了重要的消息。
1635年2月，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艺术拍卖会上购得一批版画、素描和人 体模型，这是他有记录的收藏行为中最早的一次。伦勃朗1639年贷款购买了房屋后，他在整个40年代都花费巨资购买各类艺术品，从不讨价还价，一掷千金，被视为艺术收藏的购物狂。到1656年伦勃朗申请破产时，他用来抵债的财产只有三大类：房屋、家具和艺术藏品。正是在破产后的伦勃朗财产拍卖清单(1660年)上我们见到，他不仅曾收藏有不止一件中国瓷碗，而且还有不止一件中国瓷塑像。由此证明，伦勃朗不仅熟悉中国青花瓷的平面装饰，而且还了解中国瓷器的三维造型。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贸行为，使得伦勃朗直接接触到了日本纸、印度细密画和中国青花瓷。前二者已具体地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近年以来，西方的伦勃朗研究者已明确地将从前笼统称作亚洲纸的基底材料改为日本纸。但对于伦勃朗特有的线条表现，罗森堡只是提及远东的影响，却未有追溯它的源头。牛津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迈克尔·苏利文曾试图推测：伦勃朗应该见过中国画或日本画；但那个年代的日本绘画只是以漆器和屏风的形式，而这两种器物的装饰画与伦勃朗的简略法毫无关系。那么，将中国水墨画作为装饰母题的青花瓷，因其与伦勃朗所有的关系，便使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作罗森堡所谓伦勃朗式简略法的图式来源。
【关键词】英尼斯;制度主义;制度;演化;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英尼斯被称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学者”和“加拿大经济史之父”。他还是经济史协会第二任主席(1942-1944)、美国经济学协会第54任主席(1952)。在英尼斯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克莱顿看来,他的学术生涯可以以10年为一阶段进行划分。1919年,当英尼斯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炉时,巴黎和约签定实施;1920年,他通过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研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来到多伦多大学任教;20年代,英尼斯以一个独立学者的姿态开始了加拿大经济史研究之旅的第一站――皮货研究,1930年,《加拿大皮毛贸易》正式出版,此前一年,全球股市狂泻引发经济大萧条;30年代伊始,鳕鱼业成为英尼斯的第二个研究主题,他在加拿大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日益确立,与此相伴,30年代那段萧条和苦涩的时期让他开始投身加拿大的公共事务;当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英尼斯正全力对《鳕鱼业:国际经济史》进行最后的修订,次年,该书问世。从1940年开始,英尼斯的生命步入了最后12年,这一阶段的开始在硝烟弥漫的“二战”,结束于铁幕森然的冷战,英尼斯将学术目光投向更广泛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政治和文明危机――一种从传播角度剖析人类文明史的路径悄然展开。(Donald Creighton,1957:p96)
如前所述,每十年,英尼斯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主题都出现转变,《加拿大皮毛贸易》着眼的是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研究北大西洋沿岸的国际经济竞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涉足更广大的领域,通过传播更替的历史来探究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似乎越来越远离加拿大,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逼近了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核心。
英尼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术为线索、对社会演化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路子,作为一个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英尼斯从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把社会的演进视作多因素复合而成的制度的演进,他的抱负就是如同自己的楷模――经济学家凡勃伦那样真实而系统地描述不断演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认为信息、知识、思想的传播对社会组织关系、制度习惯、文化变迁的影响更甚于经济。与其说英尼斯从经济研究转向了传播研究,不如说传播研究是他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延续着对制度演进和社会价值的探索,延续着对权力关系、技术文化的历史分析,也延续着对垄断、集中化控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
从英尼斯逝世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所受到的学术影响和思想冲击主要来自于经济系学者的言传身教和研究著作,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学界盛极一时的大师、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索尔斯坦•凡勃伦。当英尼斯1918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时,凡勃伦虽然已经离开,经济系仍旧浸染在他的影响力之下。因此,英尼斯一边遥想缅怀当年凡勃伦曾开设的“社会理论史”、“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文明中的经济因素”等课程,一边通过全面地阅读凡勃伦的著作吸取他的思想精髓。1929年,英尼斯在《西南政治与社会科学季刊》上撰《凡勃伦的著作》(《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一文捍卫凡勃伦的价值,甚至盛赞凡勃伦为“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Harold Innis,1956:p2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学最主流的理论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反正统经济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当其他经济学家在象牙塔内研究真空条件假设下的人类行为时,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凡勃伦颠覆了之前正统经济学仅仅着眼于微观人和企业的理论范式,引入人类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拓展经济学。正如英尼斯1929年对他的高度评价,“如果现代经济学者是分类学家,那么凡勃伦则力图进行经济学的胚胎学、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和病源学的研究。”(Harold Innis,1956:p24)。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在如下方面受到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决定性影响。
一、文化和整体观
以19世纪70年代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但到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它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二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科学,这种以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对现状的解释力也日益丧失。以凡勃伦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之进行批判,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制度主义理论,这一事件在经济思想史上称为“制度主义运动”。凡勃伦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学研究对象转向制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在正统经济学内部,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作用普遍被远远地推入背景之中以致完全得不到考察,从此也就有了作为颗粒脱离社会的单一经济人概念。然而,如果承认‘文化适应规定个人的约束和偏好’,那么经济学家就回避不了有关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跟理性、评判过程的运作相关联等严肃问题。”(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63)。基于这一弊端,凡勃伦提出,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经济学应该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其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活动借以开展的制度及其变迁,因此,制度经济学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着重考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规则、惯例、习俗等各种制度安排,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对策。
英尼斯给予凡勃伦“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的崇高赞誉,说明他同时从凡勃伦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了社会整体论的研究理念。其实,斯密创立的经济学最开始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注重制度和人的作用,运用系统的方法,来剖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总体的发展,第一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然而经济学在马歇尔那里引入脱胎于牛顿力学的“均衡”概念后,越来越数学化和抽象化,越来越脱离现实,这恰恰是英尼斯在其研究中所反对的,他认为应当复兴斯密和凡勃伦所开创的分析复杂系统关系的路数。在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体现的这种整体的、联系的视野,他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的伟大概念,“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加尔布雷斯,1999:p63)技术通过与法律、政治、经济、宗教、结构、思维等各个系统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社会内部循环交流,各种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是在众多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中产生的副产品,整个文化的前进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因此,英尼斯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社会与技术。
社会整体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凡勃伦强调要对社会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作分析,这一解答具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具理论色彩。他把制度归结为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累积的思想和习惯,制度本身“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是人所共有的现存的思维习惯”。(凡勃伦,2004:p149)如果记起凡勃伦曾经在霍普金斯大学与杜威一起追随皮尔斯攻读哲学,对他的这种实用主义心理学倾向将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同样说明了为何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想要考察“传播媒介的效用……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英尼斯,2003:p7),看它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结构和组织方式。在英尼斯看来,社会系统中的个人和行动者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自我动机共同支配,应当从人的主观动机以及所存在的环境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不同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环境内容,也决定了行动者与他人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时间和空间就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它们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共存。正是复杂的传播过程和传播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和习俗、法律规章、官僚体制、政治政策、社会阶层等制度形式都是人类本能与外界环境、其他行动者的互相制约所形成的,是广泛存在的既定习惯和关系契约。因此传播就是社会内所有行动者的思想关系和组织活动,传播研究的内容则如英尼斯所说,“生活永不停息的外在形态展现出各种特性和偏向,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生活可能的方向及局限提供可能。个体的习惯与偏向在制度层面进一步累积并得到增强,这种习惯与偏向形成了社会科学学者研究的主要兴趣点。”(Donald Creighton,1957:p91)这使得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展现出浓厚的社会学风貌。
二、演化的观念
受达尔文进化论、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因而制度学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凡勃伦认为,在人的本能所支配的社会行动中思想和习惯逐渐形成,因而制度也是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通过技术革新的成果克服过去环境下产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延续和改善生命过程……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工业的和商业的两个职业各自构成的集团的对抗过程。但这种对抗不会表现为激烈的形式,因为思想和行为习惯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通过革命式的变革迅速转变。”(张林,2004:p3)制度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是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变化过程,制度又对人类进一步的行动产生约束力。所以经济研究应该抓住制度的演化这个核心主题,把演化看作是理解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
那么,是什么引起制度环境的变革呢?凡勃伦认为,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发展将引发制度变迁。凡勃伦理论体系的哲学来源十分复杂,但实用主义哲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在杜威手里定型的实用主义哲学明确地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将“制度特征”与“技术特征”视为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两个主要方面,前者关注如何保留历史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身份认同、文化仪式;而后者与技术、科学、工具相关,是改变世界的动因,并解构着制度特征的内容。制度特征的视角是向后看的,而技术特征则是向前看,正是二者的不断冲突形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演变过程。深受这一项影响的凡勃伦提出,社会由两个体系构成,“一个是由金钱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仪式体系,一个是由工业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技术体系。”(张林,2004:p2)这两个体系长期持续的冲突、互动形成了制度的演变和社会的进化,而“制度调整的主力就是劳作本能表现得最明显、受现存制度的约束最大的那个从事工业的、工具性的职业的集团。”(张林,2004:p3)也就是技术集团。在他看来,“物质和技术环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转而变成了常规。生活习惯同样包括某些成为常规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包括共同体的技术知识及普遍持有的价值和信念。”(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2)长期来看,技术的后果难以控制,也许会有违初衷,“这种后果可能牵涉到甚至是最根本的制度原则的改变。凡勃伦认为,这种根本性改变可能发生在新技术改变某个重要人群的基本生活模式、生活及思维习惯的地方。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失去作用并被其他更符合新的生活环境的方式所取代。”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7)总之,制度演化思想的要义在于外界环境(包括技术)的改变赋予人们心理、思维、习惯等改变的要求。
如同凡勃伦,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也强调动态演化和技术的作用,提出了相似的演进结构。英尼斯“坚持认为制度的兴衰存在规律,他毕生致力于这种兴衰过程的探索与研究。” (Harold Innis,1956:p24)他对人类文明历史兴衰起伏规律的探索诉诸于考察由传播媒介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形态(制度)的整体性变革。英尼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传播与社会,认为传播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媒介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任何社会活动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传播技术的更新,人类的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其特征是稳定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一方面,技术起源于文化,羊皮纸、纸张、印刷术、广播等媒介本身是制度文明的产物,它们体现了某一制度类型下社会的关系原型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媒介对制度产生影响,它是理解某种文明如何演化的关键;同时,制度影响技术变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某些技术的发展,阻碍另一些技术的发展。二者之间构成了相抗衡的矛盾并彼此竞争和决定,社会文化过程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在平衡和失衡的交替中循环演进,历史也就是传播技术所引发的新制度对旧制度的修改和替代。
同样,英尼斯所谓“媒介的偏向”就是媒介同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类型及其演化。媒介带来了新的信息,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和过程,人们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一些与旧环境难以相容的思维习惯和组织行为被改造或淘汰,去酿造新的制度。传播决定了行动者的思想习惯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总是不断变化,因此社会制度总是处于无止境的演进之中,它形成的终点也就是调整的起点,“媒介―行动者―社会制度”模式所组成的体系在英尼斯那里分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类,一旦这个系统完全稳定下来,此时社会或者说文明就被锁定于某种偏向,英尼斯认为它达到了一个知识垄断的终点。
可见,在英尼斯那里,文化的变迁“来自于技术的变迁……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现存制度框架的影响,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维的习惯方式及决策者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技术通过改变物质条件,通过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习惯而产生制度后果。”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47)占支配地位的媒介“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他把注意力指向……技术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麦克卢汉,2003:p5)早期的学者认为英尼斯把媒介技术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引擎,强调技术的内部特性塑造了使用者的世界观,人的作用被搁置,于是给他戴上“技术决定论者”的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英尼斯思想的复杂性,也违背了他一再坚持的行动者的作用在文明和帝国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英尼斯的传播学不是单因单果式的,也不是以受限的人类命运为基础,他用演化的视角来看待技术与文化的历史变迁,文化的变化依赖于行动者与制度环境的交流互动,这种互动涵盖了媒介的技术特性、社会结构、地理分布、经济方式、思想生活等一切事物,并赋予了整个传播研究动态的历史发展观。
三、集体主义视角
凡勃伦和与他同时代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学者一样,并非采用微观的个体行为作为考察主体,他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他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根本不存在,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惟有“社会”才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选择来源于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学习和竞争过程等,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
因此,制度主义始终秉持着凸显社会因素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在周围的制度环境中处理人类行为的重要性,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认为“个人的‘气质状况是在给定的一组传统、惯例以及物质环境下累积而成的。’”在凡勃伦的著作中,集体单位中的各种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和权力组织成为技术演化和制度变迁的参与者和承受人。
英尼斯继承这一视角,我们在他的指引下看到各种帝国中政治、经济、宗教、知识的阶层和利益组织如何驰骋于历史的征战场角力争斗。在演化过程中,英尼斯突出了行动者对制度环境的主动适应和创造性,强调团体理性向社会整体理性转化以及在社会竞争、制度扩散中的作用。通过多个文明帝国的历史进程,英尼斯剖析,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制度的保守和它造成的知识垄断,总有相对抗的新的媒介出来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
四、对权力、所有权的关注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得出结论,人类社会中有闲阶级及有闲阶级制度的形成,与所有权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制度主义的另一位大师康芒斯同样指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拥有、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力,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力相联系。因此,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制度主义者更多地偏向了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不是市场价格;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是机会集合如何形成。
在英尼斯对媒介的历史分析中,权力阶级的涌现与知识的私有制同时发生。英尼斯并不是割裂的看待传播技术,而是把技术本身当作一个复合体,或者更明确地说,他眼中的技术是深度资本化的技术,新技术兴起的同时掌握此种新技术的组织权力增强、地位上升,旧的团体力量衰退,于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必须做出变革,形成新的权力模式和制度体系。例如,在《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一文中,他分析了美联社凭借电报技术获得垄断地位,并如何与报业争斗、政党角逐相互咬合;向广播的转轨也不会例外,广播这个作为空间偏向的印刷业对立物而出现的媒介,原本是倚重连续性和时间,结果却“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 (英尼斯,2003:p156)为欧美政治、商业权力所操纵,沦为舆论轰炸的机器。他看到政治力量对新闻、出版的操纵,而且,随着新的的可视性媒介――照相机、摄像机、相片、电影等等的诞生,这种操纵和破坏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摄像机诞生于一个崇拜视觉的印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很容易接受下列观念――新的视觉资源是真实性的客观替代。于是现代思想中所谓的“照相真实主义”(Judith Stamps ,1995:)信念随之形成――照相机和摄像机不会说谎。这种信念的严重后果从电影媒介的操纵性中可见一斑。英尼斯注意到,在“二战”中电影被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运用,被用来说服民众关于本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概言之,着眼于权力,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张力:平衡与失衡,时间与空间,帝国与风俗(帝国可以没有边界,而风俗却是本地化的),集中化与非集中化,依附与自治,世俗与宗教……英尼斯通过寻求这些问题答案,建立起了现在称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传播研究。对于英尼斯来说,对媒介的兴趣更多的在于了解政治经济历史中的传播技术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他关心媒介生产背后的权力运动,以及特定媒介在管理社会劳动分工、权力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他借助媒介“引导我们去考虑结构成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权力形态和程序。他的研究思路是,弄清每一种权力机构的形态对其他形态起了什么作用。” (麦克卢汉,2003:p6)在他的研究中,无处不体现着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在权力与垄断问题上的警觉和深度。
学界一般认为,凡勃伦理论“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很好的界定技术变化,技术变化所产生的生活模式的变化以及被凡勃伦看作结果的目标、意识形态及有效性标准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9)与其方法论上的累积因果分析一致的是,他常常宽泛的断言技术对制度的决定力,却对于“到底制度变迁如何改变个人的处境和目标,或者改变之后的个人理想实际上到底如何引发社会惯例和法则变迁的”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37),鲜有辨析,这当然和他将组织、团体作为分析主体直接相关。比凡勃伦成熟的是,英尼斯辨析了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形态整体模式上的调整甚至重组;然而,他依然没有解释技术变化和传播行为本身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没有明晰的描绘观念如何在社会内部进行传播和共享,未能体察个体与社会如何通过媒介共生互动,无法对作为人类行为的传播活动过程作出更多的分析,他关注的是传播技术的偏向如何被塑造、利用以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类型。
繁人都重评价道,“凡勃伦是世上少有的有所谓超前意识的人……因为他所思考和陈诉的观点往往都是被后来的成功人士所接受、认可,但却遭到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像个外星人一样孤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繁人都重,2004:p54)对照凡勃伦,英尼斯所开创的传播技术研究模式在当时无人理解并长期受到冷遇也就不足为奇――这对精神上的师徒堪称同病相怜。除了研究领域上的超前,二者另一个备受冷落的原因在于他们较早采取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而这种方法基本与数字和量化技术无关。熊彼特曾评价凡勃伦是社会学家,我们在英尼斯的研究中也看到浓郁的社会学风貌。但新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说:“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经济学家最怕变成社会学家。” (繁人都重,2004:)他这话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经济学依循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模式强大的辐射力。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北美社会科学界普遍转向,努力成为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倡导引入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凡勃伦会在数理经济学家占优势的美国日益边缘化。英尼斯深深地为凡勃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遭到冷遇而鸣不平,他反对单纯和机械的量化研究和数学模型,批评实证主义者把研究工具当做研究内容,这种极度抽象的研究放弃在整个外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所进行的不过是检测“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强调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纠结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活动,面临重重危机,学术研究需要建立在这些现实之上,全面诊断西方社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Donald Creighton.Harold Adam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7:96.
[2]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3.
[3]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4.
[4]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3.
[5]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
[6]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9.
[7]英尼斯.帝国与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8]Donald Creighton.Harold Adam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7:91.
[9]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
[10]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2.
[11]张林.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文献综述[A].In: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三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
[12]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2.
[13]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7.
[14]Harold Innis.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A].In:Harold Innis.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6:24.
[15]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7.
[16]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A].见: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17]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6.
[18]Judith Stamps.Unthinking Mordernity,Harold Innis and Marshall Mcluhan in dialogue with Theodor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M].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5:.
[19]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A].见: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
[20]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9.
[21]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7.
>> 论房地产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工程咨询视角的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盘锦市房地产市场调研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城市化背景下盐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住房供应协调性视角下我国三、四线城市住宅房地产调整发展研究 以经济法为视角看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浅析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的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模型探讨 河南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探讨 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要点分析 探究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形势下我国房地产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研究 论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论土地集约化使用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论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论如何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fr=aladdin
[3] 杨建荣，孙斌艺.政策因素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路径――政府、开发商、消费者三方博弈分析[J].财经研究，2004（4）
[4] 王BB.基于博弈论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分析[J].开发研究，2009（4）
[5] 高炳华.住宅市场博弈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作者单位：郑晓云，王雨，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贾超，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关键词： 异步电动机； 小波分析； 故障诊断； 降噪效果
中图分类号： TN911.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3X（2014）21?0066?02
Method of asynchronous motor′s fault signal denoising realized
on the basis of wavelet transform
YAO Nian?chu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Jiangsu Polytechnic of Finance & Economics， Huai’an 223003， China）
Abstract： The signal denoising method based on the wavelet transform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early fault diagnosis of asynchronous motor. The signal is sprea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 The wavelet transform modulus is quantified through the float threshold value. The result shows this method can eliminate the most noises and keep the curve profile of the original signal in acumination transform. It can accurately diagnose the asynchronous motor′s emergency fault signal and achieve the preferable denoising effect.
Keywords： asynchronous motor； wavelet analysis； fault diagnosis； noise attenuation effect
0 引 言
众所周知，常用的信号去噪方法主要有平均值法、傅里叶变换法以及曲线拟合法。而傅里叶变换法是先对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在频域里找到噪声的傅里叶系数并置零，再进行傅里叶逆变换[1]，因为傅里叶变换是一种纯频域的变换，去噪方法受傅里叶算法影响较大，用傅里叶变换处理非平稳信号，不是很理想。
小波分析是近年来发展的一个新分支，处理非平稳信号比傅里叶变换优越性更大，小波理论信号的分辨能力强，应用广泛，对异步电机的故障信号诊断中，小波理论的运用也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1 基于小波变换的信号消噪方法[2?8]
小波消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强制消噪处理、默认阈值消噪处理及给定软或硬阈值消噪处理。小波消噪的原理就是通过小波分析将原始信号进行分解，得出一系列的近似分量和细节分量，其中噪音部分包含在高频系数中，经小波重构得到平滑信号，从而达到降噪目的。
小波变换对信号具有自适应性，可通过平移和伸缩等方法对信号进行细化分析，尤其对不稳定信号处理占有更多优势，但对于长期处于稳定变化的信号，则没有必要运用小波变换进行分析。因此，在异步电动机的控制系统中，运用小波信号奇异性分析，可取得明显效果。
小波函数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 时域内具有紧支集；
（2） 小波函数的叠加构成了信号，其直流分量为零，即具有正负交替的“波动性”。
基于上述特点，噪声信号一般基于以下模型[2]：
[s（n）=f（n）+σe（n）] （1）
式中：[n]是采样时间；[σ]为噪声强度（水平）；[e（n）]为噪声信号；[f（n）]为有用信号；[s（n）]为污染噪声信号。
信号消噪的目的表现为压缩信号[s（n）]和恢复信号[f（n）。]其中低频的或平稳的信号为有用信号[f（n），]噪声信号[e（n）]表现形式为高斯白噪声。在电机控制系统中，噪音与有用信号的频谱在位置或幅度上相差较大，应用小波变换时，为达到对信号进行分离的目的，对变换系数进行切削、缩小阈值幅度，此为一种非线性滤波方法，体现出了小波变换的优越性，在小波变换域中去除低幅度的噪声和不想要的信号，并进行反变换，便可得到所需信号。
通过对模型分析，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
（1） 如果[e（n）]信号是一个平稳、零均值的白噪声信号，则小波分解系数是不相关的；
（2） 如果[e（n）]信号是一个高斯噪声，则其小波分解系数成高斯分布；
（3） 如果[e（n）]信号是一个有色、平稳、零均值的高斯噪声序列，则其小波分解系数为高斯序列，且对于每一个分解尺度，其相应的系数也是一个平稳、有色的序列；
（4） 如果[e（n）]信号是一个含噪信号，则噪声信号表现为各个尺度的信号中高频信号部分。
2 异步电动机故障信号消噪的应用
假设一迭加了噪声的有限长信号可以用下式表示：
[yi=xi+εni， i=1，2，…，N] （2）
本文采用的是幅值为0.2的随机噪声。
为了从噪声污染信号[y]中恢复原始信号[x，]用矢量[x，][y]表示，则为[xi]和[yi。]假设[W]为离散小波变换算子，[X，][Y]表示[xi]和[yi]的离散正交小波变换，即：
[X=Wx，Y=Wy] （3）
令[X]表示[Y]中对[X]的估计，消噪如下所示：
（1） 计算离散小波变换[Y=Wy；]
（2） 对系数进行阈值处理；
（3） 计算离散小波逆变换[x=W-1X]（[x]为恢复的原始信号）。
实验中选用DSP芯片来进行采样，对频率为50 Hz的电动机电流信号[ia]采样400个点。有8个周期信号，将其送到计算机中，得到如图1和图2所示的信号波，为进一步分析带来很大的方便。
图1（a）是采样400个点，信号波形为纯净信号与噪声信号进行叠加的结果。图1（b）是用db5小波对图（a）进行消噪后的波形。电机的电流信号经小波软阈值去噪之后，抑制了噪声的干扰，信号变得更平滑，更加接近真实的电流信号。由此可见，应用小波变换进行消噪可获得较好的消噪效果。
从图2（b）中可以看出，小波消噪对非平稳信号的噪声消除有很大的优点。它保留了原有信号的突变特征，并能消除大部分噪声，在信号处理时，先做预先的处理，消除噪声，提取有用信号，从而实现对电机的故障特征进行检测盒判断。
实际上小波变换在时、频域同时具有局部化能力，对有突变特征的信号或暂态信号的消噪能力更强。因信号突变处的频带宽，而基于Fourier分析或其他传统滤波方法处理后的信号，容易将突变部分的信号平滑掉，达不到应用的目的，从而损失掉突变处所包含的丰富的故障特征信号，不利于故障信号的检测。
图1 基于小波变换的平稳信号消噪过程
图2 基于小波变换的非平稳信号消噪过程
3 结 论
本文运用小波理论，实现了对异步电动机故障信号的消噪方法。研究表明小波变换理论适合于突变信号及非平稳信号的消噪，这种消噪方法的优点表现为可保留原有的突变信号，且这一突变信号很可能预示了故障的早期特性，这样可及早地预防并诊断故障，可更好地对电机的安全性起到保护作用。
参考文献
[1] 于丽霞，王福明.微弱信号检测技术综述[J].信息技术，2007（2）：115?116.
[2] WICKERHAUSER M V. Adapted wavelet analysis from theory to software [M]. [S.l.]： A K Peters Ltd， 1994.
[3] DAUBECHIES I. The wavelet transform， time?frequency loca?lization and signal analysis [M].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1990，36： 961?10053.
[4] DAUBECHIES I. Ten lectures on wavelets [M]. Philadelphia： SIAM Press， 1992.
[5] MALLAT S G. A theory for multiresolution signal decomposition： the wavelet representation [M].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998， 11（7）： 674?693.
[6] 刘贵中，邸双亮.小波分析及其应用[M].西安：西安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地下空间；规模论证；万博中心
Scale demonstration of the method of underground space
- A Case Study of Underground Space Guangzhou Huambo Center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of underground space Guangzhou Huambo Center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in the actual space requirements for each function segmentation studies， comprehensive judgment overall development scale. For similar problem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Underground space， Scale demonstration， Huambo Center
1、引言
国内外城市中心区地下空间需求量预测工作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 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系统的需求预测方法。
本文以实施工程广州万博中心地下空间为例，通过对地下空间实际开发建设的各功能进行空间需求细分研究，综合判断总体开发规模。由于，地下交通、市政设施属于公共设施范畴，且不需计容，规模论证集中分析商业规模的论证。期望通过本次研究对于同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规模论证是控规层面地下空间规划的主要内容
地下空间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编制。详细规划阶段地下空间由分为控规层面地下空间规划及修详层面地下空间规划。
控规层面地下空间规划内容为：根据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的要求，确定规划范围内各专项地下空间设施的总体规模、平面布局和竖向分层等关系；针对各专项设施对规划范围内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求，提出公共性地下空间以及开发地块内必须向公众开放的公共性地下空间设施的控制要求。对开发地块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控制以指导性为主，仅对开发地块地下空间与公共性地下空间之间的连接进行详细控制；结合各专项地下空间设施的开发建设特点，对地下空间的综合开发建设模式、运营管理提出建议。
因此，规模论证为控规层面地下空间规划的主要工作内容。
3、万博中心地下空间规模论证的方法
3.1方法一：地面与地下规模对比法
万博地下空间的开发建筑面积约为179.87万O（约为地面总量的48%）。综合国内外相关案例，如蒙特利尔、北京中关村西区、杭州钱江新城等地下空间开发多与地铁站相结合，功能上以商业和停车为主，开发量一般为地上建筑量的30%―50%。
表1：新建城市中心区地下空间开发量一览表：
3.2方法二：详细功能累计法
万博中心地下空间主要功能包括：道路交通设施、市政管线、地下商业设施三大部分内容。
图1：万博中心地下空间三大功能构成图
3.2.1地下交通设施包括：地下停车库、地下道路、地下通道及公共出入口/等设施，面积共137.58万平方米。
a、地下停车规模：根据《广州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指标》，本区属于B区范围，机动车停车位约3.23万个，地下停车建筑面积（含设备用房）面积约117.36万O。
b、地下道路规模：根据地下道路系统设计（市政隧道双向共2车道、主环路单向3车道、次环单向2车道，6组出入口隧道）建筑面积共约13.88万O。
c、公共通道规模：万博二路、汉溪大道地下负一层、负二层人行道作为公共通道，负一层通道宽度不少于15M，局部扩大为18M；负二层公共通道不少于8M，建筑面积约3.78万O。
d、公共出入口/下沉广场/垂直交通/逃生口/风井等设施规模：主要沿汉溪大道东、万博二路布局，建筑面积约1.17万O。
e、地下轨道规模：根据地铁方案设计，分别在负一层、负二层设有地铁风井、地铁设备房及收费处，负四层设有轨道及地铁站台，建筑面积约1.87万O。
3.2.2地下市政设施包括：地下战场、地下综合管沟两部分内容共3.05万平方米。
市政设施的地下化发展为城市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将成为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趋势和潮流。鼓励万博项目采用创新型可持续市政基础设施系统。
规划原则：遵循合理性、持续性、可行性原则，以地下市政管线综合化为重点，以高效低耗为目标，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使城市向生态化迈进。
在区域内共有12种工程管线：分别为冷冻水管、冷冻回用水管、真空垃圾管、给水管、10KV电力电缆、电信电缆。在管沟局部段有DN1200压力补水管、11万伏电缆及DN200热水管、热水回用管、蒸汽管道、凝结管道。
a、地下市政站场规模：共设置雨水沉淀池、中水处理站、2处隧道雨水提升泵房、真空垃圾处理站共5个地下市政站场，建筑面积约0.33万O。
b、地下综合管沟规模：减少道路开挖的次数、有效缩短管线施工的工期、提高地下空间利用率和提高工程的综合质量和投资效率，解决整个万博片区的电力供应、通信支持、中央空调系统、真空垃圾收集系统、自来水供应等问题。沿万博核心区围绕主环路敷设综合管沟，核心区设有综合管沟，考虑管沟外在敷设条件，综合确定管沟尺寸为：B×H=8.9m×6.0m。管沟建筑面积约2.24万O 。
地下商业设施：通过研究国内外城市地下空间，采取地上地下平衡法、类比法综合确定万博地下3.2.3商业设施规模
a、地上地下平衡法
日本是世界上地下商业最发达的国家，最早的地下空间开发已商业开发为目的（1955年上野火车站项目），商业开发规模结合地上建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根据研究日本中心区地下商业开发面积与地上面积存在1：10至2：10的关系（根据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课题研究，编号04dx12009），具体规模与地铁站点、地质及服务人口也有关。
由于万博地区地下商业主要集中在地铁站点附近，即核心区内，因此，若以核心区地上面积为计算基础，则地下商业面积宜为20.7万平方米至41.4万平方米。
b、类比法
根据“广州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2010”万博地区定位为城市副中心，目前我国城市副中心地下商业均在40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左右，建议万博地下空间控制在45万平方米以内。
因此，综合以上三大地下设施规模，万博中心地下空间总规模为181.25万平方米，其中交通设施约占76.57%，市政设施约占1.42%，商业设施约占22.01%。
结语
由于地下空间的建设具有设计专业类别多、建设不可逆、工程难度大等特征，控规阶段的地下空间规模研究涉及内容较多，如对于商业设施规模这部分内容，由于其开发是否成功与详细的商业策划及后期运营密切相关，地下商业策划的内容未来也会成为决定其规模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随着地下空间未来开发建设的成熟，相信对于规模论证会提出更多科学手法。
图2：万博地下空间效果图：
参考文献
[1] 汪波宁. 城市高密集区地下空间规划与实施初探―以武汉王家墩商务区核心区地下空间规划为例.中华建设.20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