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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学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内的经济作用是大学城内部的连带需求,形成环“大学园区经济圈”;其对外的经济作用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连带需求,从而推动科技工业园的发展,形成园区经济。大学城通过产学研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提升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金量;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和可持续的,教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点的作用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显。
关键词:大学城 文化力 新经济
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学城的文化是指构成大学城的各要素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形成的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约定俗成的观念、风范、理想、规范等的认同感和对社会、国家、他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它具有沉淀积累性、潜移默化性、兼容并蓄性、时代进步性等特性。大学城通过文化产业及相关的服务业促进“环大学园区经济圈”的形成,即围绕在大学园区周围的旅游业、房地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产业、科技咨询、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这些与大学城这种高密度的大学集结的“硅地”发生各种相互促进作用,成为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马歇尔认为,比如建筑房屋是直接需求,而由直接需求引起对建筑劳动、砖、石料、木材等各种不同需求就称连带需求;牛肉与牛皮、小麦与燕麦等属于连带生产的叫做连带供给。同时考虑到连带需求、复合需求与连带供给、复合供给的存在引发的边际成本、价格、价值及其相互关系。本文依据马歇尔连带需求、复合需求与连带供给、复合供给的经济思想来考察大学园区建成后的需求关系。大学园区自身的建设是直接需求,但是由此又带来一系列连带需求:
促进了大规模就业,拉动了大学城内部的连带需求,促进园区经济与相关产业发展。1999年高校扩招促进了学校内部、相关产业、新建校舍和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等方面大规模就业机会的增加。一是大量增加教职工;二是由于对饮食业最终需求的增量所带来的增加相关行业就业人数为1.2674万人;三是因为扩招所导致的教育文化及广播电影电视业最终需求的增量带来的增加相关行业就业人数为23.8080万人;以上四项共增就业人数为25.5554万人。
另外,如果为满足扩招的需要,每年能投资供10万人使用的36. 185亿元用于高校新建校舍、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等,则可增加6.7889人就业。这一切体现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大学城的兴起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广州、珠海、东莞、深圳大学城的兴起就很好地推动该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斯坦福、清华、北大、南开等国内外一流大学落户大学城,共同推动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珠三角还积极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新技术产业,发展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电子业、医药业、制造业及一些中技术产业,加大用高新技术提升本地优势产业的力度。崛起了广州、珠海、深圳大学城,并在深圳建设虚拟科技园区,吸引斯坦福、清华、北大、南开等国内外一流大学落户深圳大学城,通过积极引智强化人力资本,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政策地缘优势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大学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内的经济作用是大学城内部的连带需求,形成“环大学园区经济圈”;其对外的经济作用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连带需求,从而推动科技工业园的发展,形成园区经济。此外大学城的建设能拉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对外开放。
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提升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金量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Lewis)认为,知识的积累与运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直接原因。刘易斯经济论的知识既包括关于事物与生物的技术知识,又包括关于人以及人与其同胞关系的知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人理查德的历史》中写道 “对知识的投资会获得最高的利息”。显然,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突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提高的贡献率也就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曾估算高等教育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他除了估算物质资本、劳动、收益递增和许多其它因素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外,其它却归功于知识进步,即归功于教育(高等教育)。根据这一原理,丹尼森估算从1929年到1957年,美国人均就业者国民收入年增长率1.6%中有0.85%可以用知识的增长来解释,有0.67%可以用教育的增长来解释。如果把知识的增加看作是教育增加的间接作用,那么归功于教育的份额几乎要增加一倍。通过知识的集中、密集与运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国内近几年创办大学城的主要动因。
大学城通过产学研,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大学城各高校所设学科专业具有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优势。这些理工类的学科设置结构与目前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结构具有很高的学科相关性和可用性。同时,各大学每年都有相当可观的经费投入科研,也有大量的专利和科研成果急需在当地转化并投入生产。
深圳大学城产学研运作模式促进了清华大学一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平均每年有超过15项成果实现产业化,直接由技术创新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5亿元。珠海大学城的北京理工大学近5年完成科技项目117项,平均每年的科研经费达1.0515亿。如此看来,高校的研究新成果被转化为促进区域城市工农业发展的动力,加速了区域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高校研究的新成果的输出也使高校的科研成果有了服务地方经济的平台,从而促进高校科研的发展,快出成果、出好成果。
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大学城、珠海大学城、东莞大学城、深圳大学城等四座大学城就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区域内兴办大学城既有市场需求、也有老百姓对教育消费的要求。“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人口230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0.8%,但GDP总量却占全省近80%,将成为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广州大学城和广州天河高新技术开发区、广州科学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高科技产业区的空间距离也很近,有利于与大学城形成密切的科研合作关系,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使大学城的创新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广州大学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广州市未来产业调整和发展方向,对广州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将日益凸显。
“目前的广州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是现代化国际城市,21世纪的广州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强化教育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地位,这表明广州已清楚地意识到21世纪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已集中到人才、知识、科技创新、信息、文化教育等方面上来,广州只有尽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教育产业和文化产业为特色的第三产业,才能巩固其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进而提升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两种形式,而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就称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等,而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和消费的投资就为人力资本投资。对此,经济学家贝克尔、舒尔茨、马歇尔、马克思等都作过专门论述,对我们研究国内大学园区构建大有裨益。贝克尔、舒尔茨、马歇尔等经济学家首先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和价值。贝克尔认为“这种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四种途径包括用于教育的支出(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用于国内劳动力流动的支出和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构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关于人力资本的价值,经济学家也作充分论述。贝尔克认为教育培训可以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不过一般培训在提高本企业边际生产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其它许多企业的边际生产力,因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市场。为此企业必须寻找一种提高企业本身生产率的培训即特殊培训,而且企业也乐于这种培训,因为它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经济收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贝尔克认为“如果它可以大幅度提高未来的收益,或者大幅度降低未来的支出,企业就乐于提高这种培训”。
关于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10万人的劳动那样多” 。所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各国尽最大力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把它作为发展经济与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科教兴国战略,恢复高考制度、异地办学、扩大招生规模,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1999年,全国高等学校总数为194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071所,成人高等学校871所。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的本专科在校生分别为413.4万人和305.5万人,合计达到718.9万人,加上在校研究生23.4万人,研究生和本专科在校生总数达到742.3万人,比上年增加15.44%,比1995年增长32%,与1990年相比接近翻一番。
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同年9月,全国高校共计招生156万,比上一年增加47.7%。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学城也就是在扩招政策下创办起来的,按照设计规划,广州大学城的招生是35万人、珠海大学城10万人、深圳大学城3万人,三所大学城的招生规划数就是48万人。高校扩招后,学校的教学、行政、生活、实验、学习用房以及体育运动场地需要建设,图书、教学仪器、教学设备需要添置,这样大学城的建设带来巨大经济潜能。
一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分析,存在巨大经济功能。我国开始实行高校扩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三所大学城就比1998年多招48万。如果按照经济学家贝克尔研究的成果:1949年美国白人男大学毕业生与中学毕业生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百分比和绝对量从23-24岁的-16%和-372美元,到45-54岁时,其百分比和绝对量则分别为100%和4759美元。我们计算三年扩招48万人直接带来的经济量为228432万美元,如果按一个大学毕业生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则是无法估量的。
二是从“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来分析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可以得出高等教育需求增加1亿元,国民经济规模将扩大2. 26亿元。如果从较长的社会阶段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和较直接的,教育产业成为经济的增长点的根本作用是任何产业无法取代的。但是产出乘数、影响力系数对经济增长的描述还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确定特定产业部门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产出乘数的大小不是唯一标准,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标准不是永恒的。从社会需求对各类产业的需求来看,如果把各类产业放到一个较长的社会阶段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和可持续的,教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点的根本作用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显。
参考文献:
1.田建国.用三个代表统领高等教育工作――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体会.中国高教研究,2003(3)
2.丁小浩等.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影响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0(2)
3.周成名.经济学卷[M].花城出版社,2003
4.肖玲,暖.广州大学城选址布局的区位条件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
新新闻主义与精确新闻学都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应该说，它们诞生的社会背景是相似的，但这两种新闻报道思潮却表现出迥异的特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但对以后的新闻业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闻活动更加开放、活跃的今天，新新闻主义和精确新闻学的影响是明显的，本文试图对二者进行一定的比较，揭示二者的异同，以期对当今的新闻活动有所裨益。
一、新新闻主义和精确新闻学的发展态势及原因探究
新新闻主义在突破传统时，采取的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叛方式，过于偏激、极端，许多观念及方法严重违背了新闻学基本规律。比如它允许在作品中进行内心独白和“合理想象”，违背了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人们阅读新闻报道，所需的是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这是新闻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新新闻主义追求全面反映客观世界，在写作上重视对人物行为和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进行详尽的阐述，这并不适合日常新闻的报道。因为新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播事物变动最新状态的信息，了解最新信息是受众对媒体的期望。而新新闻主义在采访、写作上，一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卡波特撰写《冷血》就花去了六年时间调查。因此，它不可能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流。新新闻主义的作品还被称为“非虚构小说”或“真实生活的故事”，新新闻主义的记者希望突破传统新闻写作的局限，追求新闻与文学的最佳结合，并力图通过这种结合，让新闻报道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刻画典型人物，这本应属文学的职责范畴。新新闻主义作为一门特定独立的社会学科，它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但不可能替代其他学科全面承担起认识外部世界的任务。它在许多地方严重超出了新闻学社会功能的基本范围，因而无法在新闻实践中如愿以偿，反而加速了自身的衰落、消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一批作家型记者，如西方的法拉奇、海明威、杰克・伦敦等的盛名再起，我国的魏巍、刘白羽等为代表的报告文学的风行，有人说新新闻主义在复活。不可否认这些作家型记者在采访写作中大量运用了新新闻主义的创作手法，但也只能说是对新新闻主义积极方面的借鉴。因为作为一种新闻思潮，新新闻主义由于在许多方面严重违背了新闻学基本规律，因而不可能在淡出了新闻的历史舞台后再次重现于前台。
而精确新闻学的发展则大不一样。民意调查研究是精确新闻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随着民意调查在强调民主的美国日益发展与多样化、细化，以及新闻教育变革和新闻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话的普及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促成了精确新闻报道的相应成熟。精确新闻学之所以有风起云涌的发展，源自于它独特的品格。精确新闻报道使记者在采访时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系统观察，这就使这种观察具有代表性，而且在内容上它是以严肃的数据为依据的，可以使新闻报道更显客观、公正。传统的新闻报道，是记者被动地报道或解释新闻事件，使新闻报道被狭隘地限制在“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与解释”上。精确新闻报道的出现，使记者能采用系统的科学方法，主动采集、加工资料，挖掘隐藏的真实。
精确新闻学改变了传统的新闻运作方式，要求记者有更大的主动性与科学精神，这种更强的挑战性使记者的报道由被动变为主动，也使“新闻”不再只是对“新闻事件”的被动报道与解读，更包括了对“新闻问题”的主动采访及分析。在现代的新闻报道中，精确新闻学正在日益受到重视，这也是它在遵循新闻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的必然发展趋势。
二、新新闻主义与精确新闻学对现代新闻活动的影响与启示
新新闻主义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它的迅速淡出，也是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新新闻主义在实践上的有益探索及对新闻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上，新新闻主义突破了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新思路。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形成了基本稳定、成熟的体系。另一方面，这种成熟与稳定也使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僵化，缺乏新意，不但束缚了新闻工作者的创新意识，一成不变的报道形式也使读者反感。新新闻主义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进行大胆的创新与尝试，强调新闻报道中的主体性，打破以往新闻理论的思维定式，在新闻报道观念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实践上，它突破了新闻报道的固有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精确新闻学在今天的发展应该说是方兴未艾的。它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传统新闻报道技巧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可以产生出新的、精致的、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报道方式。精确新闻学的诞生，是新闻学者大胆尝试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思想上开拓了新闻观念的视野，为新闻报道方式的革新打开了一个广阔天空。精确新闻学与新新闻主义的不同发展历程也表明：新闻事业无论怎样改革与发展，都必须遵循新闻学基本规律，只有符合规律的改革与创新，才是有发展可能性的。
新新闻主义与精确新闻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新闻发展史上出现的两个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它们的出现与发展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也经受着新闻学基本规律及社会变迁的考验。在今天看来，重要的不是它们所取得的历史地位与业绩，而是它们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来的务实的精神、创新的勇气、执著追求的热情和科学、严肃的治学态度。这是今天新闻事业发展中所急需的。
注释：
①王春泉：《现代新闻报道形式及其写作》，西安出版社，2001年10月。
参考资料：
【关键词】新闻；创伤；创伤报道；达特中心
“7·23”动车事故、龙卷风袭美、“9·11”恐怖袭击、汶川地震、日本海啸、矿难……电视上的悲惨画面，报刊上的沉痛描写，这些是新闻媒体日常报道的重要部分；花季少女拒绝求爱被毁容、深圳联防队员老板娘、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个体的悲惨经历被放大，全国舆论哗然，这些同样是新闻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在我国，前者被称为灾难性报道，后者被称为社会新闻，二者有所分野。然而在美国，新闻从业者和研究人员则将这些事件都归为一类——创伤报道，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学术领域。
发展历程
创伤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既指身体上的创伤，也指心理上的创伤。身体创伤一般指相当严重的、威胁生命的身体损伤；心理创伤可能伴随着身体创伤，也可能单独存在，它对心理的伤害往往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损害个人恰当处理压力的能力。创伤性事件是指“与某人相关，出乎其意料，超出其日常经验范围，包含一定形式的失去、伤害、暴力威胁的，或真实存在或感知到的事件”[1]，它既可能是突发的短暂经历，也可能是长期或反复发生的事件，或是目击创伤性事件的经历。长期处于诸如极端贫困、语言暴力等境况也可能造成心理创伤。[2]
大部分创伤性事件往往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因此，在新闻学研究和教育早期对此就有相关论述。在美国1924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面对如何报道诸如儿童意外死亡、自杀、酒精中毒等创伤性事件，作者已经给出了相应的指导：尊重和保护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情、报道手法避免庸俗和煽情、应对社会风气产生正面作用。“新闻扣压虽有邪恶的一面，但也有它合理的一面。”[3]但是，囿于新闻实务与学术的发展局限，对于此类事件的报道认识远不够全面系统，虽有宏观上的零星指导，但并无可供实际操作的具体指南。
20世纪80年代，随着应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1980年，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判定标志着人们真正开始直面创伤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创伤。1985年，创伤压力研究学会在华盛顿特区创办，旨在促进对创伤压力的研究和知识交流，其成员包括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研究人员、管理人员、新闻工作者、牧师和其他对创伤压力研究和治疗感兴趣的人。80年代末，该学会的成员之一、华盛顿大学新闻学教授罗杰·辛普森在西雅图参加谋杀案受害者家人及相关新闻工作者会议时，发现几乎没有人谈论创伤。会议结束后，他强烈要求华盛顿大学新闻系在新闻报道课程中永久地增加若干创伤性报道课时。1994年以后，华盛顿大学新闻系的几乎每个学生都听说了情绪创伤，并接受了采访幸存者的训练。这是美国最早的新闻与创伤课程，辛普森也成为这一领域的创始人之一。[4]
这一领域另一位重要创始人是治疗创伤性压力的先驱、医学博士弗兰克·奥克伯格。1991年，他和州立密歇根大学的新闻学教师在达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和密歇根受害者联合会共同创办了一个小型项目，帮助新闻专业学生以敏感、庄重和尊敬的方式报道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1994年，达特基金会创办了每年一度的暴力事件中受害者优秀报道奖，颁发给北美有影响的暴力、犯罪、灾难和其他发生在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创伤性事件报道，影响力逐步增强。
90年代中期以后，全美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教育者和心理学临床医生开始探索新闻报道和暴力的交集。达特基金会逐渐开始在其他州帮助更多具有创新性的项目，尤其关注辛普森在华盛顿大学开设的创伤性事件报道课程。1999年，这一领域的先驱辛普森、奥克伯格和达特基金会终于会合，在华盛顿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的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同年，达特中心与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学会共同出资建立了奥克伯格学术奖金，奖励在任何媒体中报道创伤性事件的在职新闻工作者。
新的达特中心承担了每年颁奖的任务，并迅速扩大了项目的规模——成员、训练项目、研究，囊括了在职新闻工作者、精神健康从业人员、研究者和新闻学教师。
2009年，达特中心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将总部设于该处。除了在美国的3个基地——纽约总部、西雅图西部中心和图尔沙研究中心外，达特中心还向全球扩散，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全日制的网点，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组织提供具有开创性的训练项目，并提供多语言服务。迄今，达特中心已经在25个国家召开过会议、教育项目和开展活动。[5]
经过近20年的推动，创伤报道已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其研究、实践成果对新闻工作者报道创伤性事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发。面对旷世巨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各大媒体迅速启动灾难应急机制，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重灾区进行深入报道，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公布抗震救灾情况，正确引导了舆论导向，有效安抚了社会恐慌情绪。一直以来，由于灾难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极强新闻价值与传播意义，灾难报道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课题，“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面对如何构建完善的灾难报道传播机制，如何从传播学角度完善灾难新闻传播的理论学科体系构建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志立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们开始了对于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同时编写了《灾难传播学》一书，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第一部研究灾难传播学的专著。
该书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基本原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本世纪以来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灾难事件报道的方法、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见解，深化和拓展了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该书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灾难一灾难管理一灾难传播一灾难报道”的逻辑结构，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以灾难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围绕灾难、灾难事件、灾难管理和灾难传播等基本内容进行阐释，对于灾难管理与灾难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灾难传播机理、传播方式、传播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对新闻传媒在灾难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下篇主要针对灾难报道研究，从新闻传播工作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出发，研究灾难报道对象、方式、流程，分析灾难报道应掌握的基本原则、方法、策略和艺术，结合案例对灾难新闻的传播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灾难新闻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自身独有的学科特点。首先，研究灾难事件报道机制中危机应急管理与信息公开机制相结合。从人类灾难史的发展历程对灾难传播机制进行研究，用学科专业的角度、整个人类的视野，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更拓展了传播学的学科范围。其次，研究各类灾难传播案例探寻新学科基本规律与原则。从地震灾难事件的报道引申到各类灾难事件的报道，介绍了国内外灾难新闻传播案例，总结各种灾难报道形式，既遵循一般新闻报道传播的规律，又集合应急机制的原则与要求，形成了灾难新闻报道独有的特点和原则要求。最后，突出强调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研究。在灾难事件发生后，新闻工作者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将灾情及时、全面、准确、真实的报道给公众，起到引导舆论安抚民心的作用？如何将抗震救灾中，国家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效展现，以树立公众战胜灾难的信心与勇气。
当然，作为我国灾难传播学第一部专著，本书对于学科的构建和理论的深度虽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和挖掘，但它的问世无疑对丰富和拓展传播学范围，深化传播学实践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为原杭州大学新闻系，是浙江省最早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部门。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新闻人才的培养、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媒体人才。就此，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请他来谈谈浙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对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界的一些看法。
人才培养――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
记者：我们知道浙江大学新增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新闻传播院校之一。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历史与发展？
吴飞：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系1958年创办的杭州大学新闻系，是国内较早建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在管理体制上采取系所并行，目前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一系三所一中心：新闻与传播学系、传播研究所、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以及视观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其中系下辖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广告学三个专业，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各研究所负责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培养。
记者：据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专业，与其他学校相比，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吴飞：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新闻学教育重在为新闻单位培养新闻职业人才，但我们近几年已经将这一培养目标转向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方面。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追求的是“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的方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要求学生具有相应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基本技能；自2000年起，我们本科生一二年级就需要学量的其他学科的课程，如物理、高等数学、生物学、化学与人类文明、军事基础、法学概论、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等等都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其二，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提高科研水准，充分体现研究型特征；其三，追踪学科前沿，把专业学习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根据以上发展思路，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对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正是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趋势的要求。
二是与业界的联系方面，我们起步比较早。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1997年就与浙江日报、新华社浙江分社以及浙江省广播电视厅等单位一起，确立了社会联合办学模式，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从历年就业情况来看，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除了传统新闻专业仍旧以去各大媒体就业为主之外，其他专业尤其是具有市场化特色的专业则已经完全摆脱了单一媒体去向，而即便是在传统媒介就业的学生，也超越了以往单纯的采编写工作职岗，介入到了媒介经营管理、媒体策划等工作领域。研究生毕业则主要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少数著名企业和跨国公司。
三是从传播学这一学科讲，我们在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文化产业、动漫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整合营销传播方面都有显著的特色。在这几个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说处于国内前沿水平。近几年，我们学院的老师，每年都有一到两项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质和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记者：教育部把传播学同新闻学一样列入博士和硕士专业目录，这会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您如何看待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
吴飞：这对于提升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培养相关的研究人才，当然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与大多数学者的观念相同，即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律的学科。不过相比较而言，传播学的范围似乎更宽更广一些，因此诸如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都是其研究对象。但新闻学侧重研究的是大众传播活动中的新闻与宣传传播活动。
新闻涉及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
记者： 您曾经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据我了解，您之前并不是新闻系出身，是后来才转向对新闻业务的研究，现在在传播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成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专业方面有这样的转变？
吴飞：从事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既偶然又必然。必然是我从小就喜欢新闻职业，希望自己也能从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工作。偶然的是我当年报考杭州大学的研究生时，新闻专业正式从中文系中独立出来，这使我有机会成为杭州大学新闻学方向第一批研究生。
应该说，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虽然有一些成绩，但远非我自己的期望，也远不如许多同行们的成绩。我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传播与社会变迁”以及“传播法”。之所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自己喜欢，另外也觉得是社会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我谈不上什么成就，只不过学校刚好需要人上这方面的课而已，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了，因为我们学院有比我更合适的老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反之有很多搞经济、学政治的到最后更能在新闻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新闻无学、新闻博学，您对此怎么看？
吴飞：在我看来，要做好新闻工作一要有新闻敏感力、二要能吃苦、三要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四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无论你是学新闻的，还是学经济、政治或者理工科方面的什么专业，只要你具有这些能力，你就有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潜力。“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就像学经济的不一定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学管理的不一定是管理企业的能手、甚至学法学的不一定是能干好律师或者法官工作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新闻敏感、没有悟性，而且甚至可能根本不喜欢他自己的专业，那做不好新闻工作是很正常的。
我从来不认为新闻无学，因为新闻涉及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这一现象至今还有许多规律未被发现。如果我们读几本新闻学方面的教科书或者文章，但感觉从中没有多少“学”的感觉，那是现有的研究氛围、研究能力和研究积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早年我们不能因为炼金术没有什么“学”的感觉，而不承认有“化学”和“物理学”一样。
关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
记者：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或趋势，现今的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这是否是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种误区？对于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学术化倾向，您是怎么看待的？
吴飞：我不认为“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应该说，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在学界还是有不少人在追寻，反倒是业界因为屈从于意识形态与商业利润的双重压力，而表现得多少有点无所适从。虽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因为各种的利益之诱而显得目光短浅、迷失方向甚至忘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但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清醒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畅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罢了。
记者：国内高校的新闻院系，对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重视似乎有所欠缺，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开展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高校并不多。而浙江大学的新闻学科在这个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对新闻学子职业理想教育向来是非常重视的。
《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王怡红、胡翼青主骗)第三篇即学者自述部分颇有特色，为以往同类著作所少见。通过部分学者对个人学术道路的回顾，从一个比较细微的层面生动具体地呈现了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科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揭示了知识生产与学术群体之问的互动关系。而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黄旦和潘忠党两位教授的自述。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些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世界的学科藩篱，并对此有所反思。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对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及相关学科和社会发展都很有启发价值。
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最早接触传播学是在1983年。十多年后，他于1995年出版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书《新闻传播学》，跳出了当时不少人为之苦恼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界限，并尝试将两者有所糅合。博士毕业后赴美访学，在此期间他旁听了一次NCA年会，会议日程让他吃惊不小：“场次之多，论题之杂，学科来源之广，超出想象”。这让他逐渐明白，所谓学科无非是资源竞争的借口，或者个人谋生的编制所在。由此也认识到：就研究而言，不该受限制；“只要提出的问题是传播领域的，用什么理论知识去解决，完全看需要”。特别是后来读到Peters的Speaking into the ar，更让他“对传播及学科问题豁然开朗”，好比打通了任督二脉。2005年，他出版了新作《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其中压根看不到所谓传播学和新闻学的人为痕迹和界限。没想到后来研究结项，关于该书的评审意见竟然称新闻专业主义属于新闻学，而非传播学。“言下之意，我的书还不能算是传播学研究，当即被‘雷’倒”。
类似的尴尬，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也遇到过。早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他就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并逐渐认识到：“学科之间的分野，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划分，而非认识论层面的逻辑划分，因此，学术探讨不必也不应圃于一个被标签固化了的学科”。他后来的研究也正是这样：既不很“人文”，也不够“社科”。基本上是出于兴趣的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诚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既倒腾统计数据，也解读质化观察；既操持“行政研究”的课题，也搬弄“批判理论”的语言。很多因感兴趣而考察的题目，不太容易进行学科归类。其中有哪些可以正经八百地属于“传播学”?他自己也搞不清，有时半开玩笑地调侃说：“我不是个传播学者，也没搞清楚‘传播学’是什么，只是个碰巧有传播学博士学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但是这么概括依旧无助于将他自己归类，或者帮助别人将他定位。在复旦，曾经有位哥儿们很“愤愤然”地对他说：“原来以为你是做文化研究的，现在看来你很可疑!”
这样的情形，大概还有不少人碰到过。比如我自己，就常被人追问：“你到底研究什么呀?”或者说，“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呢?”还真不好回答。因为从本科到研究生，我的专业先是从政治学变成了历史学；后来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又转到新闻传播学。表面看来好像很奇怪，完全不搭界嘛；其实种种变迁，无不与自己关注的问题有关。也因此，我非常赞成黄旦和潘忠党的观点，即无须执着于学科本位，或者毋宁说是学科的本质主义。诚如回顾与潘教授等合作完成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特别是其在新闻传播及相关学界的影响时，黄教授所说：好的成果是没有边界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不是学科的不同，“而是学术水平。理念和理解的差异”。
我相信潘、黄两位教授也会非常乐意赞成如下看法，即问题本身比学科归属更重要。这里不妨重温人称“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他多次强调自己看着像是做学问，其实志不在此。他说：“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学界固应如此，业界又何尝不然?
关键词：新闻教育，模式探讨
一．引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闻事业得到全方位的发展，除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外，还出现了卫星电视和网络；不仅有中文媒体，还有外文媒体；有对内报道，也有对外报道。与此同时，媒体新闻报道也日趋专业化，有经济类、科技类、教育类、体育类、文艺类等，有关著述亦越来越多（单承芳，1995，p57）。
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和新闻报道的专业化促进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专业化趋势。有些院校侧重经济类新闻（如上海财经大学），有些则侧重体育类新闻（如上海体育学院）；有些侧重广播电视，有些则注重报纸，甚至网络技术。还有些院校依靠外语的优势，创办国际新闻教育，即英语教学+新闻学的模式（郭可，1998）。
本文首先将对我国在1983年出现的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一总结回顾。在这之后将探讨国际新闻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并以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探讨该模式的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将根据上述结果就目前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提出个人的建议。
二．我国国际新闻教育为何可称为一种模式
我国国际新闻教育创立于1983年，它是在我国新闻教育专业化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之所以称它为一种模式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新闻教育不是以媒体种类（如报纸、广电、网络）或媒体专业内容（如体育、财经、科教等）来进行分类，而是以新闻学与英语的应用相结合为前提的。
第二，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学生决不仅仅是为某一媒体作国际新闻编辑。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实践表明：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既可以胜任报社工作，也可以到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工作；既可以为中文媒体工作（对内报道），也可以为英文媒体工作（国际报道）；不仅可以从事驻外记者工作，也可以从事编辑、摄影、摄像、公关、广告等工作。既可从事财经报道，也可从事体育、文艺、科技、教育新闻的报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国际新闻所培养的人才是全方位的。
第三．从国际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看，尽管是英语教学+新闻学，但它决不是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简单混合，而是两者的一种有机结合：即在适当开设有关的英语课程和新闻课程的同时，还聘请外籍教授用英文直接开设新闻学课程；有时还与中国教师一起开课，使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郭可，1998）。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国际新闻教育已经形成了独有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已实行学分制（尽管还不太完善）。因此，国际新闻教育确已具备了不同于其他专业教育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模式。
三．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及发展历程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十七个年头。它的诞生与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重视国际报道工作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国际新闻教育旨在培养更多能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有人曾把国际新闻教育当时的主要任务概括为：变“六条腿”为“两条腿”，即把原先国外采访时需要记者、翻译和司机三人的局面，变成一名既懂外语，又熟悉新闻业务，还掌握开车等技能的复合型记者。国际新闻教育的模式因此又被称为复合型新闻教育模式（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诞生表明：首先，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正逐步把中国从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变为信息开放的社会，希望中国能了解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其次，为了能使信息的交流更加畅通，达成了一种共识：首先要克服英语语言的障碍。
事实证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后来的发展轨迹与我国英文媒体（如中国日报）和从事国际报道的媒体的发展是基本吻合的（郭可，1998）。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创时期（1983-86年）：由于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各大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部、新华社）的合作以及北京、上海等一些著名高校领导的重视，国际新闻教育在师资的组合、资金筹措、设备和资料方面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因而很快便在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厦门大学建立起来（郭可，1998）。
最早的二批学员不是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收，而是在全国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当中招收的。学员在取得一定的英语水平之后，再到上述各高校进行系统的新闻理论和业务方面的学习。毕业后，取得双学位。这些学员还得到了新闻单位的资助，在这些单位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实习。通过实习，大批学员都被留在这些媒体，成为媒体的骨干力量，有些则被派往国外，作驻外记者。
第二阶段为维持时期（1990-93年）：在这一时期，各大新闻媒体停止了对国际新闻教育在资金方面的投入，加上师资匮乏（多数教师出国未归），国际新闻教育教学的规模大幅度减小。有些高校甚至停办了国际新闻教育。招生方式也由原来的从高校英语专业招生改为从高中毕业生当中招生（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招生人数不断减少，学制由原来的六年改为五年或四年（郭可，1998）。
这一时期国际新闻教育可以说是处于自生自灭、摸索前进的时期。
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9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国际新闻教育开始走向有序化、正规化。主要表现为：
(1)教学体制开始理顺，并逐步实行学分制。既强调了学生的外语能力，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出了“培养知识基础厚，专业口径宽，外语特色强的新闻人才”的目标（郭可，1998）。
(2)国际新闻教育正式被确立为新闻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三级学科，并建立起固定的教学计划。
(3)招生人数逐步扩大，如上外国际新闻系的招生人数由93年的30人已扩大到2000年70人（郭可，1998）。
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点
在过去的17年中，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其特点是明显的。首先，它强调通才教育，融合了英语教学和新闻学教学。学员在打好英语基础的同时，又能学到新闻理论和实践知识。这就使得国际新闻教育毕业生的就业适应性强，且多样化。他们可以选择到电台、电视台、报纸、通讯社和网站工作，也可以到政府部门、公关、广告公司、外资企业、驻外机构工作。以上外新闻系为例，在毕业的近500名学生中，有70%至80%进入了京、沪的各大英文媒体，有的毕业生还成为驻美、西欧、非洲、澳洲的驻外记者。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加强英语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的关系。英语学习是基础，这个基础和能力需要在学校教育中打下坚实的基础。许多毕业生都在毕业后需要使用这种能力，而且在使用中提高。如果基础不牢固，则无从使用，更谈不上提高了。专业学习是学生日后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基石。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在学校学到的这个框架上添砖加瓦，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国际新闻教育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于其通才教育。打好英语专业技能的基础，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适当的方法论之后，学员的总体素质和知识水平均得到了提高，同时，择业竞争能力增强了，在新闻界甚至非新闻界选择职业时，都有较大的余地。一位学员在毕业之后进入一家证券交易所作证券分析员。他深有体会地说：“一定要首先学好英语然后再进入证券行业。决不能颠倒过来。证券知识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可以自学，而英语则不行”（张斌，1999/0710）。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符合了我国人才需求的国际化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不仅懂得英语，还要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要求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如上文所述，国际新闻教育不以内容为限，广泛涉及经济、金融、财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方面，因而使得学员有机会接触各个知识领域，这就为他们从事这些领域的报道，甚至转入这些领域工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再加上他们的英语优势，便很快能与国际惯例接轨。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教育对充实我国国际报道的新闻队伍起到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主要英文媒体，如新华社的国际报道部门、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CCTV-9和国际台以及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英文媒体中，多数记者（包括驻外记者）、编辑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全面主持工作。例如刚创刊一年的《上海日报》，其70%以上的记者都是国际新闻专业的学员（张慈云，2000/07/20）。
[page_break]五．面临的问题
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经过17年的发展，在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临的问题也相当多。
上文提到，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英语学习+新闻学。但这一特色是把双刃剑。国际新闻新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亦源于此。国际新闻教育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该模式可能导致学生学习方法论上的矛盾。英语学习和新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或者说，各有侧重。英语学习需要死记硬背，要大量的时间去记忆；而新闻学需要有敏捷的思维方式和广泛的兴趣，要培养较强的动手能力。
第二，课程内容安排不尽合理。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要求学员既要学好英语，又要学好新闻。这在初期的六年制双学位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目前我国有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都实行了四年制。在与别的专业同样的四年中，既要使英语达到英语专业的水平，同时新闻知识还要达到普通的新闻系学生的水准。这就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整天疲于修课，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在学生的实际学习中，往往只顾得上一头。常常是加强了英语语言的学习（因为需要花较多的时间）而忽视了新闻专业，甚至是中文母语的学习。即便学生很努力，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英语与新闻学之争不仅反映在学生总体的方法论和学习内容上，也反映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中。由于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特殊性。国际新闻教育一般由三种类型的教师组成：一类是只教授中文新闻课程（包括技能课，如摄影、摄像等）；一类只教英文基础课；还有一类就是用英文教授新闻类课程。
在我国，由于新闻与英语分属两个学科，教师在职称评定时便遇到了矛盾：到底是评新闻学还是评英语职称？尽管原则上新闻系的教师应评新闻系职称，但如果学术成果与学科系列不相符合，实际操作就非常困难。事实上，这一矛盾已成为上面前两类教师的学术障碍，也因此成为影响国际新闻教育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郭可，1998）。
第四．尽管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既要懂英文，又要懂新闻学，教师待遇却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教师队伍流失严重。高质量的教师匮乏，教学投入不够，且教师在外面兼职较普遍，再加上学生不断扩招，教学效果逐年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着国际教育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由于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教师忙于在外兼职维持生计，极大地减弱了其理论研究能力。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体也因此还未建立起来。所以国际新闻教育要进一步发展还缺乏一种原动力和基石。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际新闻教育的教学效果，具体表现为：
（1）学员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较差，书生气十足，或者是心雄手拙：“大事干不来，小事不肯做”。（此话由毕业生说是：“大事不让干，小事不想干”。）（慕滔，1988，p21）。
（2）学员（包括有些教师）在学习中只重视内容的完整性，忽视方法的掌握及在实际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另外，使用的教材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教师上课满堂灌等，在客观上都使得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个政府应急措施而出现，缺乏长远规划。
（2）国际新闻教育作为培养国际报道记者的模式，较多重视实践操作而轻视理论建设。同时，由于思路落后和体制问题，与新闻媒体的实践没有紧密联系。再者，从事国际报道的新闻媒体往往广告收入较少，甚至没有，他们也难以与国际新闻的教学单位联合，进行合作教育。这就造成了国际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3）由于缺乏理论基石，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始终未能在教学设计、管理和人事体制上理顺新闻与英语两个学科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反，两者的互通性和兼容性均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六．几点建议
尽管作为三级学科，“国际新闻教育”已归入“新闻学”，国际新闻教育的特色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教学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认为，国际新闻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改革（增加投入和理顺体制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首先，应明确把国际新闻教育作为一种模式提出来。国际新闻教育的总体思路还是相当可取的，问题在于实际操作。首先明确英语学习与新闻学的关系，确定二者在国际新闻教育中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英语是工具性的，不是最终的目标，新闻学是国际新闻教育的重点，也是学员和教师应该注重的方向。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相比的确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英语要扎实学习，专业不仅要跟上，而且还是今后继续学习的方向。
其次，国际新闻教育的改革重点应是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充分认识到，一名优秀的国际新闻工作者绝非是教育殿堂所能够造就的。新闻教育的重点就在于让教育对象明确地知道自身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而不是无视或惧怕这种距离（慕滔，1988，p22），换言之，国际新闻教育应该启发学生去掌握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满足于传授一般的知识。教师欲教好，学生欲学好，功夫当在新闻和英语之外，或者应在如何使新闻和英语有机地结合起来。国际新闻教育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它所确定的只是一个框架，内容则是多维的，与其他学科有紧密联系的（慕滔，1988，p52）。
再者，国际新闻教育应分设相应的专业。可开设新闻学、广告学、广电学、公关学和网络等专业，使得课程体系更趋合理化，减轻学生负担，使它们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学习相应专业，以利于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单承芳（1995冬）我国新闻教育专门化的强劲趋势，新闻大学。
2．慕滔（1988春）我国新闻教育模式面临挑战，新闻大学。
3．李晓樱（1998）中国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态势与走向，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4．张慈云，《上海日报》总编，2000年7月20日采访。
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新闻媒体呈现更加明显的集团化趋势。采用文献资料法、观察对比法和归纳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以美国媒体集团化现状为切入点，通过对美国媒体发展历程回顾、发展现状、集团化运作成功典范和中国体育媒体发展整体环境与特点、发展现状、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媒体发展新变化、国内体育媒体报道的整体不足分别进行初步分析，分析了美国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 美国新闻传媒 影响力 体育媒体
近年来，在我们的一些报刊上，挂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等诸多西方媒体电头的消息越来越多，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也会很快成为我们不少媒体的要闻。美国人炒作什么，我们的一些媒体也会跟着炒作。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媒体无论是在对信息源的竞争方面，还是在新闻的选择和解释方面，实力都比较弱。而互联网的出现又给中国媒体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对一些中国媒体来说，最容易、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通过网络编译人家的新闻，可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会越来越忽视新闻源的重要性，我们选择和解释新闻的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可见美国新闻媒体对国内媒体起到很大的影响。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文章依托新闻学专业期刊、传媒著作，利用文献资料法、归纳分析法将中美媒体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美国媒体发展历程和现状、集团化运作成功典范和中国体育媒体发展现状、新变化和弊端为主要研究对象，初步探析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中，及美国媒体的影响下中国体育媒体的发展趋势。
二、美国媒体发展历程回顾
美国是现代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发源地，新闻业的发展与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源远流长，其“新闻自由”被写进宪法，一直受到法律的保护。事实上，在美国新闻媒体呈现明显的集团化倾向之前，美国的报业就先于广播电视而向集团化发展，19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了产业化进程，而产业化则意味着资产重组，可以说产业化为集团化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美国报业开始了集团化，分别出现了最早的集团报业主斯克利普斯。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西方报团急剧发展和竞争极为激烈的时候，这个时期美国新闻传媒的集团化主要是以报团经营的形式出现的。20世纪40年代，美国报业中，十大报业垄断集团控制着60％的报纸、80％的发行量。从60年代美国媒介发展的高峰开始，媒体集中程度远远大于其扩张的程度。越来越少的公司拥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并且越来越少的媒体控制着复合型的媒体，这个趋势与美国新闻媒体的集中趋势是一致的。各垄断集团为攫取更大份额的新闻市场，凭借其雄厚实力，纷纷采用最新的技术和设备，从而造成支出大幅度上升，由此引起创办和维持新的新闻媒体机构的费用呈几何级数增长。
三、美国媒体发展现状
“美国正以每分钟100亿字的速度在增长”――这是《华尔街日报》上形容美国媒体迅速扩张的广告词。意味着美国的影响也随着媒体扩张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膨胀。美国政府对此很清楚，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有一句名言：“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讨论美国媒体发展的现状可以以美国报纸的现有格局为代表。美国的报纸是建立在城市和社区的基础上的，没有类似于中国省报那样的州报，在1982年《今日美国》创刊之前也没有形式上的全国性报纸。美国社会城乡差别不大，凡有城镇的地方，必有自己的报纸，且这些报纸独自拥有各自的市场，很少互相重叠，自己覆盖的区域和读者层次十分清晰。
在优胜劣汰的长期竞争中，消亡最多的报纸正是那些在各城市中排行第二的报纸。如今在美国1500多个大小城市中，只有132个城市有两家和两家以上的主流报纸，一城一报的格局在美国已稳定多年。这些报纸中，排行第一的《华尔街日报》以财经为主，特色明显，它共有3个不同版本：亚洲版的总部设在香港、欧洲版的设在布鲁塞尔、美国版的设在纽约，每个版块都有独立的编辑班子和记者队伍，也仅仅分别在各自特定的区域市场上发行；而在美国人心目中始终居第一位的《纽约时报》，其在纽约市的发行份额甚至还不如居全国第六位的纽约《每日新闻》，如今《纽约时报》已经成为北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并成为全美最大的媒体集团之一，年收入达30多亿美元。在新闻报道方面《纽约时报》将自己看作是一份“报纸记录”，除纽约当地的新闻外，《纽约时报》很少率先报道一个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报道的可靠性极高，只要最先报道一个事件则将成为世界上其它报纸和新闻社直接的新闻来源。美国报业的这一格局，当然是报业集团化扩张和兼并以及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长期作用的结果，而非来自行政或法律干预。
媒体与其说是一种宣传工具，倒不如说是一种能获取利润的产业。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的合并则是西方新闻媒体集团化道路上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大事。全球最大的因特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与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媒体巨人时代华纳的合并在全球投入了巨石，惊起了滔天巨浪，它不仅将对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并将刺激相关产业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还将深刻地影响全球媒体产业的发展趋势，影响全球媒体的布局及资产重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知识产业集团越发主导世界市场，新闻传播业作为知识经济的一类，也开始了这一过程，其集团化特征更为明显，其代表人物是80年代走向世界的澳大利亚传播业主默多克（R.Murdoch）、90年代走向世界的加拿大传播业主布莱克（C．Black）。对这些跨国的媒介集团老板来说，经营新闻传播业，仅是碰巧遇到了一个赚钱的操作对象。除了他们自身的经营有方外，知识经济的来临、经济全球化这个大的背景则为他们在新闻传播领域谋求最大利润提供了前提。
四、中国体育媒体发展整体环境与特点。
（一）中国体育媒体发展的现状
体育新闻是我国新闻事业中发展很快的一个分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体育事业深化改革、运动水平持续提高，新闻媒体对体育事业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报纸在市场竞争中，不约而同地把强化体育新闻作为与读者加强联系、争取发行量的重要阵地。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报纸，基本都有相对固定的体育版面；近年蓬勃兴起的各地都市报，更是不遗余力把体育新闻板块作为争取读者的一个重要阵地；不少报业集团旗下，还拥有体育类子报刊；体育记者队伍也迅速膨胀。
体育新闻报道的竞争空前激烈，报纸尤其明显。报纸采编人员，为争取第一时间新闻或获取独家新闻信息，已不满足于以往传统的采集途径，纷纷借助新的信息渠道，有的报纸根据自己的读者对象和发行区域特点，相互协作。版面上的改革更是百花齐放：或以大图片构成冲击力，或策划专题以强化新闻热点，或独具匠心制作有冲击力的标题以渲染气氛。在这种竞争态势下，又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迹象：非主流报纸的体育报道往往更为活跃，几乎是无孔不入，很多最新的、可读性强的消息，经常先从他们的记者笔下披露出来。这些报纸的体育新闻不仅版面篇幅更大，内容更丰富，形式也更活跃。相比之下，一批大型综合类报纸的体育新闻版，报道内容显得单薄、平缓，报道形式显得老化、沉闷，改革的步伐显得迟缓。
在这种挤压环境下，主流大报必须迅速探索出一条符合体育新闻报道规律，贴近时代、贴近读者、主动参与竞争的途径。主流大报体育报道目前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两大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来自新科技的挑战，即互联网在新闻报道运作中的广泛运用，网络媒体在新闻来源和信息量上严重冲击报纸媒体，体育报道更甚。另一方面是办报新理念的挑战，各种报纸空前重视体育新闻板块，各类媒体体育报道百花齐放。迎接挑战，必须审时度势，扬长避短，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国际环境下的国内媒体发展新变化
近几十年，我国报业五个新变化尤为显著：一是报业集团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二是“都市报”热潮势头不减；三是逐步形成的四种文化风格（以成都《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小报炒作”风格、以广东报纸为代表的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商业化风格、以上海报纸为代表的区域文化风格、以北京为代表的多层次办报风格）；四是重视发行但管理混乱；五是地方特色削减，全国报纸呈趋同化态势。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国经济运行步入了一个有着崭新游戏规则的环境。一直有着“最后一个暴利行业”之称的中国传媒产业，早就成为国外一些媒介集团觊觎已久的“大蛋糕”。虽然境外传媒与国内新闻媒体的正面交锋短期内还不会上演，但是长期的竞争已是在所难免。中国新闻媒体在竞争中能否获胜，从经济意义上说，关系到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进而能否获得一定的收益，从政治意义上说，关系到能否坚守住我们的舆论阵地，防止西方不良思潮的入侵。因此，中国新闻媒体必须在这场战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国际媒体大鳄的汹汹来势，散、弱是我们主要的竞争“软肋”。中国新闻媒体必须做大、做强，才有资格参与激烈的国际新闻竞争。新闻媒体集团化、规模化是必要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媒体都是完全按照企业模式运作的公司。企业的目标是创造利润；为了获取利润，企业必须具有效率；而企业的效率又来自于它的制度效率和经营效率两个方面。而制度效率往往比经营效率更为基本。国际媒体相对于我们更本质的优势不在于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资本，而在于它们的现代企业制度模式的优势。我国媒体如果不能扭转企业制度的劣势，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成功是没有丝毫希望的。成立了集团的媒体仍然要锐意改革，尤其要在体制上创新，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为只有体制创新是传媒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中国传媒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说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保持自己的方位感，保持自己对于发展格局、发展趋势的一种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我们解决所有的技术性操作都起到一个根本性的支撑作用。
（三）国内体育媒体报道的整体不足
言及国内的已经相当市场化的体育新闻媒体，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虚假新闻。如果说十余年的中国足球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失败还有人存疑的话，那么中国体育平面媒体的言论开放程度倒是一个意外的改革成果。从近年来每次中国足球出大事后平面媒体对足协连篇累牍的讨伐，到两大体育媒体《体坛》《足球》周期性的口水仗，再到球员和俱乐部动辄要跟某体育媒体对簿公堂，如何构建一个良性的中国体育新闻媒体生态对相关各当事方来说都是个相当迫切的议题。
翻开《体坛周报》，赫然登着库尔尼科娃的恋爱史；登陆新浪的网页，屏幕的一半都是体育明星的绯闻与性感照片；而曾经热卖后来消亡的一份《南方体育》，更是几乎所有的版面都是体育花边新闻。人们不禁感叹，纯粹的体育新闻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娱乐消息与小道新闻。如果把体育新闻的娱乐性比作拉近媒体与受众距离的一条“捷径”的话，体育媒体无疑是在钢丝上跳舞。
作为新闻媒体，其服务的对象自然是受众，因此，考虑受众的需要而编排、采写新闻是必不可少的一条原则。随着体育媒体的增多及多元化发展，竞争更加激烈，受众的欣赏角度越来越多，对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他们已不再满足普通而略显单调的新闻报道。所以，多数体育媒体希望用边缘性新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不可否认，这种手段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作用，报纸销售量增大，网站点击量增高，但一味追求新闻的新异性与轰动性反而可能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娱乐性占主流的结果是以牺牲新闻性为代价。任何新闻报道都应该有个分寸，体育报道仍应该以新闻性为主，并附以新闻背后的趣味故事，软、硬新闻平衡报道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五、美国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影响
（一）为中国媒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验和借鉴
美国的媒体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绝对垄断地位；美国媒体产业的发展具有集团化的特征；美国媒体产业集团化发展的驱动力，一是市场经济的导向，一是政府调控的导向。联合整合已经成了新闻界的一项共识，集团化是一个大趋势，我国也出现了一批传媒集团，但是总体而言，我国传媒的集团化尚处于摸索阶段，由于各方面现实的问题，我国媒体的集团化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美国传媒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将为我国传媒提供相对完善的理论和经验支持。同时，随着美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我国传媒生存的软环境有可能会得到改变。重要的是，经营者要转变观念、坚定改革立场，认识到要占有国内市场甚至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就必须在经营理念、体制上有所突破，不能再寄希望于过去的生存模式。此外，政府行为将明显减少，这也有利于传媒自谋生路，在压力之下组建自己的传媒集团，同美国等西方传媒集团争夺市场。
（二）实力上的不对称将导致国内市场份额的逐步丧失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传媒市场将日益同国际接轨。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之下，原有体制上的政策庇护将被更加成熟的市场机制所取代，这对国内传媒而言可谓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国内传媒可以通过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与严峻的挑战也有可能使得他们早夭。而美国庞大的媒体资本成为其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经济强国，其经济动态牵动着全球经济变化。同样，美国的媒体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媒体、最舍得花钱的媒体，而且通常是大型的传媒集团控制着众多媒体机构，控制着惊人的社会财富和资源。所谓“长袖善舞，大富善贾”，大资本运作下的媒体能够有效避免短期行为，战略上放眼长远，同时运用资本力量创造竞争优势，挤压对手――实在难以取胜还有“并购”这一招。这使得资本能够良性循环，进一步对媒体进行投入。毋庸置疑，正是美国经济的强大，使得美国人对于传媒的期望和为传媒付费的能力都首屈一指，造就了资本对于传媒业的空前投入。可以说，美国经济实力的强大，是我们一切讨论的前提。
同美国传媒集团相比，由于是本土作战，国内媒体更了解市场、了解受众心理，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一旦美国传媒集团适应了中国市场的需求，中美媒体在实力上的差距将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大，中国国内媒体也将失去更多的国内市场份额，如ESPN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导致了许多体育类频道和网站人气的下降。目前，我国对国内传媒的保护还有一定的保留，但对中国传媒而言，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不断发展，自我完善，实现规模化经营才能使他们占有未来的市场份额。
（三）声音是中美媒体争夺的焦点
媒体要存在就必须有自己的声音，一旦声音消失也就意味着媒体在传媒的竞争游戏中出局。每个媒体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声音以及达到的效果。 美国传媒集团的大肆进入会不会淹没中国国内媒体的声音？这个问题在目前不可以轻易地下结论，但是中国国内传媒面临的环境是，美国传媒通过集团化建立了超级传媒航母，并且依靠自身强大实力正逐步蚕食中国传媒市场，其受众数量也在增加。而国内传媒对一些事件的处理使受众对其真实性发生了怀疑，导致国内媒体信誉下降，比如说03年非典报道就使得受众对国内媒体的信任大打折扣。美国传媒的先进技术也是其优势之一。对国内传媒而言，保卫“声音”是关系存亡的大事。
六、结论
（一）我国文化产业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市场游戏规则，营造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以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在美国媒体的冲击下，加上中国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迅速变革，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正走向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体育媒体也针对场内场外的游戏规则做出探索，例如对黑哨事件的调查报道。中国球迷不能再忍受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中国的运动场也成为中国媒体改革的突破口，对于媒体改革带来新的冲击。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在体育传媒领域争得一席之地，美国媒体的迅速稳步发展范例对我国的体育媒体报道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对美国媒体发展历程回顾、发展现状、集团化运作成功典范和中国体育媒体发展整体环境与特点、发展现状、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媒体发展新变化、国内体育媒体报道的整体不足进行横纵向比较，得出争夺“声音”即主动报道权是中美竞争的焦点，我国体育媒体应根据媒体本身的定位和具体地域的读者需求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更好地打造体育报道，应对来自国内外体育专业类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兴媒体的竞争。
（三）展望未来，我国体育新闻媒体发展趋势有三个特点：一是新闻媒介集团化和都市报小报化趋势仍将是发展主体，敢与世界叫板的巨型报团将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出现，而且这种巨型报团绝非现实一元化的报团，而是多元化的报团；二是历经08北京奥运会与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的新闻媒体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场面，同时作为其中很重要的分支之一的体育新闻媒体也将在接受全新的挑战和发展；三是经济效益好的知名企业可能介入新闻媒介市场特别是报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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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
[3] 尹鸿,李彬.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
[4] [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
这次研讨会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语与媒介研究系主办，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研究中心协办。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社长赵凯会见了与会的英方代表，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丁法章、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黄芝晓到会并致辞，英国文化委员会代表杨幼玲女士也应邀出席。
研讨会采用大会宣讲和圆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就全球化与文化、媒介与扶贫、新传媒技术、传媒与民族化以及媒介法规等问题作了富有成果的探讨，对促进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研究、推进跨地区文化传播和中国媒体迎接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的多重解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成为所有学者关心的主题。中方学者在发言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研究课题都无一例外地引入全球化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参照系和新的研究起点。
英方学者汤林森作了这次研讨会的第一场主题报告《全球化与文化》，从文化重构的角度阐述全球化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凡响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并不是统一化，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产品的扩张以及其中所蕴涵的西方文化符号的散布并不会取消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各民族文化应该以辩正的方式吸收西方文化经验，并着眼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重构。复旦大学教授张国良所作的《大众传媒与“知沟”现象初探――以上海和兰州为例》的主题报告，主要是验证美国传播学者蒂挈纳所提出的“知沟”理论假设在中国是否适用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城市而言，中国东、西部在媒介设施方面的差异明显缩小，知沟现象几乎不存在于东西部的大城市之间，但是却广泛地存在于各区域以“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媒介接触”等因素所划分出来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这一研究成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了全球化将改变原来以地域划分人群的模式，社会群体之间将以更为客观、更具有涵盖性的指标为基础。
复旦大学教授陆晔从媒介产业化的角度，作了《WTO背景下中国广电业的市场重组：特征与矛盾》的报告，阐释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广电业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并探索了国家政策和市场推动对于广电业市场重组的双向建构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郭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文媒体的发展状况作了富有见解的评述，并乐观地展望了WTO背景下中国英文媒体的发展趋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社会危机这一论题时，英方学者有一个共同观点：9・11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媒介没有很好地担负起社会监视功能所造成的，以至于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与沟通。
媒介技术与政府管制的双重逻辑
互联网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使媒介技术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次研讨会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运行所需的社会环境成为中英双方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英方学者安德烈亚斯・威特耳（Andreas Wittel）作了《新媒体的形式与实务》的主题报告，从理论上对新媒体进行了界定，严格区分了多媒体与新媒体，认为多媒体是多种媒介形式的整合，而新媒体则强调媒介资讯与媒介沟通的两个层面相互整合，并进一步指出，“新媒体将带动新的文化、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实践”。中方代表则着重讨论了由新技术、新媒体带来的中国传媒业的变化与发展。复旦大学副教授张海鹰从媒介新技术应用和实践的角度指出，发展传媒新技术是中国信息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策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咏华回顾了我国新闻网站的发展历程、基本特色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借鉴了西方国家发展网站的经验。
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使世界信息秩序的重要性更为凸现。英方学者吉尔・穆尔（Gill Moore）作了《在世界信息技术中的媒体法规》的主题报告，把世界信息规则作为传媒法规研究的背景，以对犯罪案件的相关报道和英国具体的司法实践为例，说明“网络对世界信息快速流通的影响，给自由公正的审判增添了附加的压力”。她进一步指出，“新传媒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政治、经济和传媒法制之间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应全新评估和规范新旧传播制度。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黄瑚有针对性地指出，“在发展互联网问题上，政府作用极其重要，应采取鼓励发展与有效管制并重的策略。”他所作的主题报告《试探中国新闻法制管理之特点》，不仅从法律层面阐释了公民自由与国家参与相统一、禁止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并重、重义轻利的新闻侵权诉讼等我国新闻法制管理的主要特点，而且还对日益增多的新闻侵权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作了探讨，引起英方学者的关注。
不约而同的共识
当全球化以祸福难料的姿态席卷了世界的时候，某些群体、某些民族被排除在这场全球化运动之外，他们正在被边缘化或者在寻找新的社会认同的过程中焦虑地跋涉着。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表现出对这些群体和民族的深切关注，展示了中西方学者共同的人文关怀。
英方学者尤斯特・范隆（Joost van Loon）在其所作的主题报告《社会弱势群体、大众传媒和危机》中，从媒介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一现象，阐述了大众传媒在应对这些弱势群体中隐藏的危机时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英方学者埃玛・巴尼特（Emma Barnett）则探讨了民族差异与大众传媒问题。她以俄罗斯媒体发展为例，作了《看东方与西方――转型中的新闻文化》的主题报告，指出：“俄罗斯媒体的发展态势完全不是西方模式的旧梦重温”，虽然“俄罗斯表面上引进了市场经济，但是由于俄罗斯民族没有致力于文化转型，一个客观公正的新闻界并没有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