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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便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解释，他称其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者，更不会是民族主义者，吉尔平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全部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国际经济的阐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既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观点，又包括历史学、国家关系、国际经济等理论，可谓集大成者，不仅是后世，就连同行对吉尔平此书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誉其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观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无序意味着不存在高一级的政治权威，各个国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况下走向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生了危险便可以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这种无序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特点便会因此确立，相反当各个国家在同一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合作的时候，各种国家机构便会创建起来。
二是既??调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现实主义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要依据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认道德和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只是反对以道德追求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发展。
三是既强调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摆在第一位的，且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也理应摆在国家目标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吉尔平是在2001年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解读的，那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的多种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尔平结合各种变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三点：
首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对于国内事务来说，还是针对国际事务而言，民族国家都是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关于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力量，吉尔平也在此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对于二者的关系，吉尔平的立场一直较为坚定，其虽然承认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但却并不认为跨国公司具有脱离民族国家成为独立行为体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本国经济的联系过于密切，其稍有差异便会使得各国的制度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关注重点发生偏移；（2）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虽然经济区域主义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加强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这一说法，吉尔平却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经济区域主义代替国际体系，经济区域主义只能是扩大本国追求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经济具有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特点。吉尔平认为，自从冷战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带动了国家经济事务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发展，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系相连，许多国家都相继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明朗，国际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也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这种力量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使得全球经济明显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点：（1）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随之结束，政治纽带被削弱，国家经济越发脆弱；（2）不稳定因素重新出现，比如贸易保护、经济区域、反贸易自由化等；（3）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管理规则；（4）全球经济趋向高度一体化，资金流动扩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机反复出现。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必须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吉尔平在此书中对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进行了评价，吉尔平认为虽然此三种主义对全球经济管理皆有所帮助，但这三种主义却并不适应国家管理需求。吉尔平觉得当一个国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其想要获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绝不可能的，这既不符合国家发展，也不符合人们希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国家想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要重视自身利益，更要重视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更加稳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尔平看来，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方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秩序。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吉尔平在本书中对“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和严谨，但仍然存在着些许问题，具体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者的理论与观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作者将最新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评价，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为视角对新经济理论进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权稳定、国际机制、新古典理论等均可以继续使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作风。
其二，作者既忽视了全球性问题，又忽视了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作者的观点中，“国家中心”、“霸权稳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但书中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只字未提，吉尔平始终认为以国家为中心才是建立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实，吉尔平的想法并没有错，经济强国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视，将会与美国传统产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加，而对社会福利的增加却很少提及，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虽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却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热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只是将这一切都归过于国家政策的不健全。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对象；职业发展前景
【前言】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才具备极强的综合人文素养。经济学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新经济时代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生产生活方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国的建设大业中贡献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笔者针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职业发展前景”一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概述
（一）经济学概念
经济学（economics）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针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为谋求进步所从事种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本质，以及经济活动中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做出的学术研究。经济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得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实践，如：生产、交换、配置、消费等。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关系中进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长时间的经济活动实践中产生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的总和，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发挥最大功能的是生产关系[1]。
（二）经济学发展历程
经济学是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相生相伴的一门科学。人类文明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经济活动开始产生，这一时期古希腊开始出现经济学萌芽，以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针对经济学开始进行系统分析，如色诺芬的《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换理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等。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产生，这一时期经济学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进行经济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成熟；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19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学更加注重对经济现象的讨论和分析，经济学逐渐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知识理论体系，20世纪钟声敲响之际，经济学完全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独立学科。一路走来，经济学可谓凝结了无数智慧和汗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杰出力量。
二、经济学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广泛、涉及领域多元化的学科，伴随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呈现动态趋势，若想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笔者针对经济学产生根源和经济学形式划分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基于经济学根源
经济学是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人类在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应用相应的资源，经济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的欲望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指导，这种矛盾将是不可调和的。经济学的产生可谓为上述矛盾开出一剂良方。针对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将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生产机会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资源稀缺性为经济学带来了四大研究课题：第一，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劳动力、多少成本、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第三，生产出的产品将会去向何处？第四，在该项生产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根据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以上四大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2]。
（二）基于经济学标准
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时间标准可以将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按照应用的标准会出现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但是最为权威的划分方式是按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区分，按照这一标准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两部分。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变量的总量是怎么决定与变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观林而不观木”，即学科术语中的“bird's eye”。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是针对个体经济单位行为及经济变量的个量是怎么决定和变化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归纳为“观木而不观林”，即学科术语中的“worm's eye”[3]。
三、经济学职业发展前景
伴随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学科。因此，经济学的职业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研究经济学能够掌握金融相关知识，未来可以在具有商业性质的银行系统进行发展，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亦可将职业生涯规划方向着眼于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所以就业范畴可以拓展为各类具有经济性质的行政单位，如财政、审计、海关等部门。第三，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经济学之后可以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方面工作。总而言之，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经济学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文章首先对经济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然后针对论点系统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根据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引发莘莘学子对经济学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经济学原理和知识，能够应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综合人文素养，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邱海平，张宇，郑吉伟，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3）：90-107.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重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治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假如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2.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4
罗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尔普珀-萨缪尔森模型,把国内政治抽象出来,提出了国际贸易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罗戈斯基认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国际化降低了消费者对进口商品支付的价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产者的价格,降低了进口竞争商品生产者的价格。前两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益,最后一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害。因此,这些群体必然结成联盟,支持或抵制国家进一步扩大国际化的政策。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假如多于其他国家,它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得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把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罗戈斯基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约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讨了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关系。这一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提出了理论依据。3.双层博弈理论15罗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较政治学者,他认为,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或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来理解国家政策选择,都是不够的。他以国际谈判的情况来说明,在一个国家对外进行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谈判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把国际协议的达成过程分为谈判过程和批准过程,后者是国际协议进入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
总的来说,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4.有关行为体作用的理论
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对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中介渠道——行为体的分析。国内行为体(agent),又被学者们称为沟通行为体(linkagea2gent),是国际力量得以在国内进行传递的作用主体。按照罗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义16,沟通行为体是指那些为特定政治目标而沟通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环境的群体,使得商品、服务、政策、价值规范等能在国际和国内之间流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群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府内部涉及治理跨国关系的部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政治联盟等。
有关行为体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见在不同学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鲁考太尔(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维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国内政治结构来分析美国如何抵制日本半导体产业进入国内17。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侵蚀美国国内市场。尽管与GATT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违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协会(SIA)还是成功地发起了301法案调查,最终于1986年签署了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达成了SIA预期的经济目标。考太尔和戴维斯认为,国内行为体有可能反对国际规则,其中的关键是既定的国内政治结构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弗里登认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释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的对抗与合作。
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研究路径的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上:(1)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和机制)不仅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国际背景,而且能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2)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无论是罗戈斯基的贸易联盟、普特曼的获胜集合或者是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的国内行为体,都充当了国际与国内之间的中介环节;(3)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国内结构、行为体力量分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没有出现系统理论。和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比,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无论从流派分类或是理论严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理论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没有出现有严密逻辑、论证过程的完整理论,也没有出现一个集大成者,各个理论之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共同点,变得难以区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基于经济学的背景,运用数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论解释过于艰涩而不轻易推广。
此外,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国内行为体受到国际力量影响作出政策选择后,没能进一步探讨国内政策选择的变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早期的由内而外研究路径,或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由外而内研究路径,其研究视角始终是单项的。其中仅有的双向视角是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局限于国际谈判领域,无法对国内政治进程作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IPE研究经历了从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学到国际-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18,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国内-国际这一环节的研究依旧相当薄弱,几乎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分析国内政策发生转变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部分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探讨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力量的“过滤”作用,以及国内行为体结盟与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结语:呼唤内外结合的IPE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跟随着国际关系现实发展的步伐,从现实主义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逐渐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义的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建立在“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着稳固的结构”、“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唯一决定者”、“国家是统一利益主体”这三个假设之下。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设。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经济体系出现巨大变动。其次,随着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国际化削弱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国内引起政治辩论,改变对外经济政策。第三,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同学者打破了国家这个“黑匣子”,通过对国内行为体的分析,分析国内政策选择得以改变的制度和社会因素。
理论总是因现实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假如说早期IPE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反映了民族国家和国际市场的紧张关系的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体现了民族国家与国际市场互动增强的现实。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国际市场的力量不断与民族国家国内力量产生互动与互相作用。面对这一现实,学者们有必要对国际与国内双向互动的IPE理论进行探索,建立国际-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理论模型。
双向互动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双向互动的途径和变量,在由外而内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从国内到国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变量,还是两套不同变量;(2)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关系,也就是说,面对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对着不同政治结构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的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偏重于由内而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和依附论都作为经典理论被介绍进入中国。而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介绍得还相对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研究环境,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以国家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论;另一方面也在于,尽管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存在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外来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这也就使得由外而内的IPE理论进入中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而事实上,随着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实。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国内规范体系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将推动中国内外政策和制度与国际机制发生一定程度的趋同。此外,作为国内行为体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观念变化
,直接起到了对中国改革和加入WTO决策的关键影响19。如何用IPE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国内学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因此,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的现状,中国的IPE学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论构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时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适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注释：
1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2相关观点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樊勇明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归纳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义(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民族主义(经济合作带来竞争)、的分类,后者用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的分类,来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此,本文沿用这两种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论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理论。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参见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4页。
8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5页。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2003),第255页。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比较教学;案例教学;数学;方法论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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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静.谈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昆明大学学报,2008(1).
【关键词】俄罗斯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家风险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Senko Mikhail,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法】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4-0049-60
自北欧小国冰岛面临“全国性破产风险”开始，在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发酵的过程中，“国家破产”一词频频闪现于报端和电视。在“国家破产名册”上，除首当其冲的冰岛外，巴基斯坦和韩国等国陆续招致相同的“破产”可能。而通过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的评级警告来看，身处“国家风险”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俄罗斯也未能幸免。国家风险是指在对外投资、贷款和贸易活动中，外国资产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危险程度，是源于因国别政治或经济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外国暴露价值(Foreign expose)的变化。 2008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俄格冲突、国际油价下跌等多种因素影响，俄罗斯金融市场强烈震荡，卢布迅速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股市下跌、资本流出和投资减少，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偿债能力。 笔者将综合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具体分析俄罗斯的国家风险。
一、国家风险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指标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国际银行的跨境业务。当时，在某一国家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给另一个国家或本国的境外企业时，可能出现的海外信贷风险就称为国家风险，或称风险（Sovereign risk）。1978年，加拿大银行学家纳吉（P.Nagy）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国家风险定义：所谓国家风险是指“跨边界贷款中导致损失的风险，这种损失是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与企业或个人无关”。 此后，以邓肯?麦德姆（Duncan H. Meldrum）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国家风险的研究领域远远超出了国际债务问题，国家风险内涵得到扩展。在国际市场上，只要发生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国际资本流动时，都面临着因相关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合同而产生违约的风险，这种国家风险可能会导致外国资产价值的损失。
与国家有关的外币债务违约的案例在19世纪和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生很频繁，外币债务违约率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间下降，当时跨国债务发行非常少。20世纪70—80年代的对政府融资的主要工具——银行贷款的违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高峰。例如，1981年3月，波兰政府宣布无力偿付到期外债的本息，标志着债务危机的到来。1982年8月，墨西哥决定停止偿还一切外债，接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债务危机。中止偿债或正式重新安排偿债期限所涉及的资金数额几乎达到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二，到1982年底就有34个国家无法履行偿债义务。
传统的风险反映了一系列包括战争、革命、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外部经济危机因素。今天，财政纪律松弛、债务管理压力、生产的无效率、负债和脆弱的银行系统使许多国家面临经济政策方面的挑战。这些风险混合到一起，尽管在一段时间是可控的，但可能逐步恶化——过去的十年间发生在众多新兴市场的与风险有关的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国家风险由政策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构成。借贷者通常希望自己的本币借贷的信用声誉是最高的。如果它们有印发本币的权力，那么违约的问题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由此，风险就转化为一个国家会通过印发大量的货币来偿还债务，即通过通货膨胀腐蚀掉债务。当一个用外币借款，由于借款者没有印发外币的权力，则产生违约的风险。此类违约的风险在计量上是困难的，因为即便是用最复杂的计量方法都会很难给出确定性，因为缺少相应的例子和数据。因此，对风险的判断更多依赖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非计量方法，依靠对风险评估的一系列指标来对政策、对可贸易部门的状况以及对政治风险的评价来判断违约的可能性。
关键词：美元；人民币；经济失衡；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09SZYZJ21）；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硕士一级学位点（2011XWD-S0202）。
作者简介：周克（1974-），男，河南淅川人，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研究；许欣欣（1985-），女，回族，河南商丘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42-04收稿日期：2011-12-14
一、文献综述
从2005年7月到2011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了30%。但是，升值压力依然未减。如果将视线拉长，就会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的汇率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世界。换言之，当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美国总是在寻找外部原因，认为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的货币存在低估。例如，日元的长期持续升值就与日美贸易摩擦密切相关。近年来，人民币则感受到了巨大的升值压力。
日元和人民币为什么会对美元出现持续的升值？是因为汇率存在低估吗？关于均衡汇率的决定，理论和实证都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进入21世纪，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加之2001年美国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陷入衰退，人民币由此开始面临升值压力。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文献也随之大量涌现。Dunaway等（2006）发现，模型规范性、解释变量、时间选择等因素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实际均衡汇率预测的大幅变化。尽管如此，Frankel（2006）的估计结果仍然影响深远。他使用佩恩世界表6.1版本估算出人民币兑美元在2000年低估了36.1%，并据此推算2006年人民币低估程度依旧。
2010年以来，相似一幕再次上演。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在2007年12月到2009年6月经历了二战以来最长时间的衰退。走出衰退的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疲软。人民币再次面临升值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者对人民币低估幅度开始了新一轮的估算。目前，有影响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已经多达18种（Driver et al，2004）。但是计算方法的增多只是增加了分歧。周克（2011）回顾了近年来估计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一些文献，并使用世界上三大公开的数据集估计了基于Balassa——Samuelson效应扩展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结果发现，对于相同的样本，不仅不同数据集的估计结果差异巨大，甚至是同一数据集的不同版本也产生不同结果。当使用佩恩世界表的6.3版本和Frankel（2006）的方法重新估算时，人民币低估幅度在2000年只有23.4%，2009年不足9%。基于BEER模型，唐亚晖等（2010）也没有发现近年来人民币存在严重低估的证据。
总之，现存的汇率理论仍然不能摆脱Meese等（1983）所作的尴尬论断：在对汇率预测时，传统的汇率理论甚至不能超越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在解释日元持续升值的原因时，McKinnon等（1997）指出，传统汇率理论失效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理论将国际金融研究与贸易变动、商业政策以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他们的研究为解释汇率变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循着这个新的视角，并基于Grossman等（1994）的贸易保护游说模型（PFS），Aminian等（2006）构建了日元的汇率政治经济学模型，说明了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是如何对日元汇率产生影响的。他们的模型仍然局限于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笔者认为，美国经济内部失衡也会对美元和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产生影响。因此，笔者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美国经济内部和外部失衡对美元汇率的影响，以弥补现存文献在研究经济内部失衡对汇率影响方面的不足。
笔者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提供了一个研究经济失衡对汇率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第二，提供了一个经济失衡影响汇率的实证模型，并使用该模型研究了美国经济失衡对美元汇率的影响。
二、美元汇率政治经济学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干预外汇市场呢？会在什么时候干预外汇市场呢？这需要弄清楚美元汇率的影响因素。
现存文献并不能对汇率的变动进行良好的解释，因为有时候政治因素对汇率变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汇率。在解释自由贸易在实践中难以实现的原因时，Grossman等（1994）认为，在代议制民主的社会中，政府不仅根据普通选民，而且根据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来制定贸易政策。他们根据这种政治过程构建了著名的贸易保护游说模型（PFS），解释了贸易保护的均衡结构。
基于该模型的思路，本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美元汇率变动的原因，构建一个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分析前，首先需要对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进行定义。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缓慢或陷入衰退，外部失衡一般是指贸易项目出现赤字。本文的外部失衡强调动态变化，即贸易项目盈余减少或者赤字增加。更准确地说，是外部失衡加剧。
一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即进出口竞争部门通过把预期捐助与现任政府所选的汇率水平相联系的方法提出利益诉求。政府则通过选择汇率水平来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总社会福利和政治捐助的加权和。相对于普通选民，获得了政治捐助的政府会赋予特殊利益集团以更高的权重。在均衡时，游说团体选择自己的捐助计划使其成员的福利最大化。当经济失衡对进出口竞争部门产生不利影响时，他们会游说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以减少自己的损失。但是，汇率未必一定会贬值。因为政府还需要考虑普通选民，即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主要指非特殊利益集团的消费者）。贬值会提高进口竞争品的国内价格水平，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因此，政府会权衡各方的损失情况，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或升值，让自己的处境最优。那么，经济衰退时汇率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呢？这取决于各方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强弱。如果经济内部失衡使特殊利益集团的损失更为严重，政府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因为，对政府来说，这时从利益集团所获得的收益大于货币贬值所导致的不利后果。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了更强的影响。反之，如果消费者的损失更为严重，政府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升值。这就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经济内部失衡对汇率影响的基本思路。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如何判断经济失衡给各个利益群体造成的不同影响，从而获知经济失衡对汇率的影响呢？这可以从生产和消费的不同性质上寻找答案。经济衰退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造成了不利影响。生产者产出和利润下降，消费者收入和需求减少。如果经济衰退的同时贸易项目恶化，这意味着进出口竞争厂商产出的下降超过了消费者需求（对进口品和进口竞争品的需求）的减少，那么，就可以认为经济衰退使生产者受到了更大的损失。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知道政府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反之，如果经济衰退的同时贸易项目改善，就可以认为消费者在经济衰退中损失更大。因为，消费者需求的减少量大于进出口竞争厂商产出的减少量。这时，政府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升值。但是，考虑到政府赋予特殊利益集团以更高的权重，贸易项目必须有较为显著的改善才会使政府选择货币升值的政策。
笔者将经济内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简单总结如下：在经济内部失衡的同时，如果外部经济恶化，政府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如果外部经济显著改善，政府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升值。总体上，内部经济失衡对汇率的影响不确定。
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外部失衡意味着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进出口竞争厂商会受到影响。他们是否一定会受到不利影响或者存在净损失呢？不一定。如果外部失衡是由于经济增长引起消费快速上升所导致的，那么，生产者的收益实际上在增加。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不会要求货币贬值。但是，如果在外部失衡的同时，经济内部也存在失衡。生产者肯定受到了不利影响，他们会向政府提出贬值要求。因此，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内部经济的运行状况。在传统的汇率理论里，贸易赤字意味着需要贬值，盈余则意味着需要升值。本文的分析完善了传统汇率理论。
综上分析，笔者发现，经济内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当经济内外部失衡同时存在时，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使汇率贬值的可能性最大。
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美国经济失衡对美元汇率影响的可能性，笔者选择了二值因变量模型。根据前文的分析过程，构造模型
P（EIt=1Yt，NXt，ItXt）
=F（β0+β1Yt+β2NXt+β3ItXt）
式中，EIt是表示第t期（季度）美元贸易加权汇率指数变化的二值因变量。如果美元贬值EIt取值为1，升值或不变取值为0。由于笔者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美元汇率的变动，因此还需要考虑美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干预并不一定导致汇率发生变化，即干预和汇率的变化方向可能会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外汇市场干预的方向为主，即如果卖出美元，EIt取值为1，买入则取值为0。在观测期内，有7个季度的数据进行了这种调整。因此，EIt不仅表示美元汇率变化，也表示了美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Yt是第t期美国实际GDP季度增长率的均值与各季度增长率之差。在样本期内，美国的季度经济增长率的均值为0.7%。如果该数值为正，表示经济增长率低于均值。经济增长率越低，该数值就越大。该数值为负则表示经济增长率高于均值。这样处理的好处为：第一，可以直观地观察经济衰退对美元贬值概率的影响方向。如果该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为正，就表示经济衰退会提高美元贬值的概率，为负则降低美元贬值的概率。第二，系数（在二值因变量模型中是边际效应）的经济意义也十分明显，即经济增长率每低于均值一个百分点，美元汇率贬值概率的变化是多少个百分点。
NXt是第t期美国贸易余额占实际GDP百分比的负数。如果该项前面的系数为正，表示贸易项目恶化提高了美元贬值的概率，如果其为负则降低了美元贬值的概率。
It是内部失衡指数。定义为反映第t期美国内部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虚拟变量。低于平均经济增长率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Xt是外部失衡指数。定义为反映第t期美国外部经济变化状况的一个虚拟变量。如果第t期美国的贸易项目恶化，取值为1，否则为0。
ItXt是一个交互项，用来反映经济内外部同时失衡对汇率贬值概率的影响。
β0、β1、β2和β3是参数。其中，β0是截距，β1和β2分别表示经济外部和内部失衡对汇率贬值概率的影响，β3表示经济内外部同时失衡对汇率贬值概率的影响。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β1和β2的符号以及显著性都不能确定，β3为正且显著。
（二）实证结果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3月12日正式解体，但是美元汇率从1970年就开始剧烈变化了（Bordo et al，2010）。因此，本文的样本期从1970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1年第一季度结束。这样得到了164个季度的观测值。分别使用对数单位模型和概率单位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总结在表1中。
表11970 Q2～2011Q1美国经济对美元汇率影响的估计值
因变量：EI（87个汇率指数的观测值为1，77个数值为0）自变量164次观测LOGIT系数边际效应PROBIT 系数边际效应
Y-0.364 -0.091 -0.224 -0.089 （0.215）**（0.053）** （0.132）** （0.052）** NX0.103 0.026 0.060 0.024 （0.094）* （0.023）*（0.057）* （0.023）* IX1.148 0.272 0.706 0.270 （0.412）***（0.090）*** （0.251）*** （0.090）*** 伪R20.046 0.045 对数似然值-108.30 -108.34 正确预测百分比64.02 63.41 注释：*表示p值大于10%，**表示p值大于5%小于10%，***表示p值小于1%。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作者的计算。
表1中的边际效应反映了自变量变化对因变量变动概率的影响。对于连续变量Y和NX来说，边际效应是指它们每变化1个百分点，汇率贬值概率变化的百分比。对于虚拟变量IX，边际效应度量了经济内外部同时失衡相对于经济正常时对汇率贬值概率的影响。小括号中的数字是对应估计值的标准误差。
2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都证实了前文的结论。经济内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都不显著，而交互项十分显著。估计结果表明，当经济同时陷入内外部失衡时，汇率贬值的概率将会提高27%。另外，有意思的是Y的系数和边际效应为负。这意味着经济衰退可能会降低美元贬值的概率。前文的理论分析指出，在经济内部失衡时，如果外部失衡显著改善，汇率可能会升值。
四、结论
自21世纪初期以来，人民币就面临着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在大幅升值后，这种压力依然未减。原因到底何在？由于传统的汇率理论不能对此做出合理解释，笔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经济失衡对美元汇率产生的影响，并使用二值因变量模型对此进行了检验。
基于PFS模型的分析表明，汇率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还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对政治力量。通过对经济失衡时不同利益集团所受到的影响和可能采取的行为的分析，笔者发现：经济内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当经济内外部失衡同时存在时，汇率贬值的可能性最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运行状况和美元汇率变动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当美国经济同时陷入内外部失衡时，美元贬值的概率将提高27%。这个发现意味着，当美国经济遇到问题时，美国就可能会要求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升值。也就是说，美元汇率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它已经成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一种工具。这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是否低估无关。理解了美元汇率变动的原因实际上也就理解了21世纪初期以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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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平）
Influences of U.S. Economic Imbalances on the U.S. Dollar Exchange Rate
ZHOU Ke1， XU Xinxin2
（1.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48 h时相的APACHEⅡ评分。结果：患者经治疗后淋巴细胞CD4+、CD8+、CD4+/CD8+比值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区域动脉灌注； 连续性血液净化； 急性重症胰腺炎；炎症因子； 免疫功能
doi：10.14033/ki.cfmr.2017.1.006 文I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01-0012-02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Ulinastin regional artery perfusion combined of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on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mmune function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Method：48 cases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author’s hospital intensive medicine were selected，all were given Ulinastin regional artery perfusion and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within 6 hours，at the time of 0，12，24，48 h
during the treatment，got blood specimen，FCM employed to detect CD4+，CD8+，calculating the ratio of CD4+/CD8+； ELISA method to detect IL-1，TNF-a，
and observe in 0， 12， 24 and 48 h phase of APACHE Ⅱ scores.Results：SAP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lymphocyte CD4+， CD8+， CD4+/CD8+ rati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P
【Key words】 Regional arterial perfusion；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nflammation factor； Immune func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Second hospitai of Jingmen City，Jingmen 448000，China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是临床常见的危重急症，起病急骤凶险，可在短时间内导致患者出现脏器功能障碍，危及生命，尽管重症监护病房器官功能支持治疗不断进步，但死亡率仍然高达20%～30%[1]；目前SAP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近年来，多项基础研究提示各种炎症介质、细胞因子、补体等与SAP关系密切；国内外临床实践均已证实，区域动脉灌注治疗时胰腺组织局部药物浓度可达静脉途径给药的5倍以上[2]，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在SAP早期有助于患者度过全身炎症反应和器官功能不全期，减少死亡率[3]。本试验将区域动脉灌注与连续性血液净化相结合，积极探索SAP早期抑制“白细胞过度激活”和炎症介症的“瀑布样级联反应”、调节免疫失衡的临床治疗方法，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重症医学科自2013年1月-2014年12月收治的行区域动脉灌注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SAP患者共48例，其中男31例，女17例，平均年龄（52.06±9.72）岁，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2000年制订的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断标准[4]，所选患者均常规行CT检查，从发病至治疗未超过24 h。
1.2 方法
1.2.1 对症治疗 所选患者均给予禁食，胃肠减压，抑制胰腺外分泌，解痉止痛，抗感染，脏器功能支持，积极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治疗。
1.2.2 区域动脉灌注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 区域动脉灌注：在血管介入科X线机监控下采用Seldinger技术（经股动脉穿刺或肱动脉穿刺置管技术），将5FRII导管或cobraЧ馨CT所示病变部位，将导管分别留置在腹腔动脉或脾动脉，固定导管。常规肝素封管，返回ICU后，乌司他丁10万单位+0.9%氯化钠注射液50 ml，4 ml/h微泵持续24 h泵入，连用1周。连续性血液净化：选取颈静脉或股静脉置双腔管，采用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模式，使用伟力血液净化-人工肝支持系统，滤器为珠海健帆330型，置换液配方（生理盐水2000 ml，平衡液500 ml，灭菌注射用水或5%葡萄糖液500 ml，5%碳酸氢钠125 ml，置换液电解质浓度根据血气分析结果临时加入），抗凝剂采用普通肝素，监测APTT指标以调节肝素用量。CVVH治疗时间为24 h，后根据病情决定是否需继续行CVVH治疗。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0、12、24、48 h留取血标本，用于血气分析、血液生化及凝血功能检查，测定淋巴细胞CD4+、CD8+水平，测定炎症因子IL-1、TNF-α水平，同时对患者进行APACHEⅡ评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T淋巴细胞亚群及炎症因子的变化
治疗后较治疗前淋巴细胞CD4+、CD8+水平及CD4+/CD8+比值明显升高，并于24 h达高峰，IL-1、TNF-a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 APACHEⅡ评分变化
治疗后患者APACHEⅡ评分较治疗前逐渐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SAP的发病机制虽未完全阐明，但其发病与体内各种促炎、抗炎细胞因子失衡有关，细胞因子的“瀑布样级联反应”可能是加剧SAP的根本原因[5]；T细胞是参与人体细胞免疫的重要的淋巴细胞，CD4+细胞为辅助T淋巴细胞，CD8+细胞则主要介导细胞毒作用，两者的动态平衡维持着机体的正常免疫应答，CD4+/ CD8+比值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状态，其比值降低与机体的免疫调节功能受损有关[6]。本试验发现SAP患者在行区域动脉灌注及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前CD4+、CD8+T细胞及CD4+/CD8+比值明显降低，IL-1、TNF-α明显升高，提示SAP患者存在免疫功能缺陷及过度的免疫炎症反应，因此，早期抑制并及时清除炎性因子，促进促炎、抗炎细胞因子平衡，调节免疫功能，应该在SAP的治疗中占有重要作用。
国外学者报道SAP区域动脉灌注给药时，胰腺内药物浓度是静脉给药的5倍，并且患者体征改善迅速，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均降低[7]；乌司他丁为广谱抑制炎症反应药物，可有效改善全身炎症反应，在脓毒血症等炎症疾病中显示极高疗效[8]。近年来连续性血液净化应用于SAP患者的救治，患者的预后改善明显[9]。本试验将乌司他丁区域动脉灌注与连续性血液净化相结合，治疗后淋巴细胞CD4+、CD8+水平及CD4+/CD8+比值明显升高，并于24 h达高峰，IL-1、TNF-α明显下降，APACHEⅡ评分较治疗前逐渐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本试验证实乌司他丁区域动脉灌注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早期疗效显著，可有效延缓或阻止病情进展，有助于患者度过全身炎症反应和器官功能不全期，提高SAP抢救的成功率，减少死亡率，因此，笔者认为该疗法可早期打断或中止细胞因子的“瀑布样级联反应”，调节机体免疫平衡，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但本试验两因素均采用血管有创操作，是否会增加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及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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