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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持续动力因素 转型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已面临“软着陆”拐点，怎样有效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型，逃离中等收入陷阱，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执的话题。研究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经济因素对总体GDP的贡献度变化及趋势，比较非动力因素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素，为经济转型的可能方向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
一、省际面板数据的条件收敛分析―寻求全国均衡发展的改进措施
（一）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所用的是年度数据，主要来自EPS中国地区经济数据库及《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3年），样本包含除港澳台及海南省以外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2--2013年的人均GDP、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等数据。
（2）变量说明。模型中使用的变量说明如下：lnyi，t表示年人均GDP初值（1992年不变价）的对数值，人均GDP初值是1992-2012年经过平减指数处理以后的相应数据，根据Solow收敛理论可预期在收敛方程中其系数为负；①ln（sk）中sk表示物质资本的投资率，即物质资本水平，是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GDP得到。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因而预期它在方程中的系数为正；②ln（sh）中s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由人均教育卫生事业支出经平减指数处理得到，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可预期系数为正；③ln（n+g+d）中（g+d）=0.05，n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根据Solow经济增长理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预期其系数为负。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基于Solow模型的收敛回归分析。对全国样本进行收敛回归，由于异常值过多且重庆1997年后划出四川，为了分析方便，不纳入重庆市、自治区数据。回归（1）、（2）、（3）是绝对收敛回归，（4）、（5）是控制了要素变量的条件收敛回归。
注：其中，回归系数下面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在回归（1）中，可以发现，从1993--2013年，我国地区之间经济趋于收敛但系数却并不显著，从回归（2）、（3）可以验证这一点：1992年以来，沿海发达地区获得更多的优惠和经济上行的空间，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速贡献低于发达地区，此时全国经济显著趋于发散；但经济危机后，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异质性浮出水面，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地区结构异质性做了较好的反应，使得全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态势走强，这并不违背“俱乐部收敛”的结果，这说明全国范围内地区间的收敛态势强于中、西、东部之间的发散态势。回归结果（4）中加入了物质资本积累率和人口增长率，回归结果（5）在（4）基础上加上了人力资本积累，结果都显示了全国地区间的经济条件收敛性。这说明条件β收敛的结果是稳健的（Robust）。
（三）小结
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条件收敛回归发现，当控制了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人口增长率时，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条件β收敛，这意味着要素积累的差异能够较大程度的解释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也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增加教育、公共健康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改进；鼓励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继续推进中部发展、西部大开发，促进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要素流动。
全国范围则存在较强的条件收敛性，说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收敛趋势强于中、西、东部之间的发散趋势，而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现象仍旧存在。因此，在加大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资本投入的同时，应加大改革的力度并努力改善经济结构，促进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避免在经济恢复周期中因地区经济结构差异引起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困境。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历史贡献分析
（一）实证模型
王小鲁等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进行研究，据此，本部分以卢卡斯（1998）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
Y=AKβ（uhL）1-βh■■（φ>0） b （15）
其中，Y为经济总产出，且规模收益递增，A代表初始状态技术水平，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u表示生产者的工作时间比例，h是劳动力的平均质量（以受教育水平衡量），h■■表征人力Y本正的溢出效应。
借鉴文学的建模理念，为了研究各经济特征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回归，扩展并对数化卢卡斯模型，引进政府财政支出、总消费、制度变迁、能源消耗等变量，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lny=β0+βilnXi+ε （16）
其中，尤其部分变量较难表征，本文采取常用的替代做法， 使用的变量如下：①表示年人均GDP总值（1994年不变价）的对数值，与第一小节相同，是1994--2014年经过平减指数处理以后的相应数据；②表示物质资本投资率的对数值，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当年GDP总值代表，反映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③则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④财政支出的对数值，表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与贡献度；⑤能源消耗总量的对数值，表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情况；⑥表示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的对数表示；⑦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中的居民消费的对数值，表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⑧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中的存货变动的对数值，表示库存变动情况，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和动力因素；⑨表示科技资本存量，根据逐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对数得到，以表征对经济增长的动力；⑩是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对数值，表征我国就业水平；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由人均教育卫生事业支出经平减指数处理得到；表示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比值的对数；表示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并对数化得到，反映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二）主成分分析法（PCA）总结经济因素贡献指标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是利用变量间的相关性，对原始经济成分进行适当的线性组合，得到新的，数量较少的替代指标，这样可以剔除经济成分之间的累赘信息，最大程度简化经济分析。通过PASWstatistics18.0的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表3的结果。
由表2可知，主成分1包含了经济贡献中的大部分信息，占比86.31%，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经济动力因素的共线性，其中除S（存货变动），FTD（外贸依赖程度）系数较少，其他经济要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与贾文学经济波动成果相近。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的结果，可以Solow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扩展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注：其中，回归系数下面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残差无自相关且满足正态性，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是可接受的，但科技资本存量回归为负且不显著，结合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说明尽管科学技术水平为经济增长做了主要贡献，但主要活跃在基础科学技术，没有创新和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技术贡献微弱，无法在经济增长中做出明确的阐释，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并未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反而其中存在的浪费贪污现象滞后了经济增长；而外贸依赖度、城市化进程、物质资本水平显著为负但值较小，可能说明这三大做主要贡献的经济因素已过分饱和，效率较低，对经济增长逐渐呈现负向拉动，而能源消耗依靠我国充分的能源储备，贡献仍为正，居民消费、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消费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呈现明显的上升拉动特性。
（三）小结
结合两次分析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做主要贡献的仍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动力因素，其中以能源消耗的贡献性与相关性最为显著，然而物质资本、进出口贸易、城市化三个曾做主要贡献的经济动力因素已开始转变为负向拉动，其中我国物质资本存量一直持续上涨，进出口贸易也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之后增长缓慢的影响，迫切需要新动力的替换，而城市化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较低，且呈负相关。而居民消费和人力资本对经济贡献较小，但呈现正相关性，说明居民消费和人力资本在“新常态”下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效应，应重视服务业金融业发展与消费，重视微观个人行为，大力发展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也应重视教育和科技的有效投入，提高资金的收益率，适当鼓励社会资本对教育和科技的投资，减少政府直接支出。
参考文献：
关键词：湖北省产业集群经济增长战略
历史上，湖北省在我国地理和经济上一直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千湖之省”的湖北尽管经济有所增长，但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差距却越来越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全国普遍实行外向型经济的情况下，湖北省交通地理的优势不复存在，招商引资政策也不如沿海发达省份有吸引力，而招商引资政策引导下的外资流入正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湖北省必须要选择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战略，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力争赶超国内发达省份。
我国经济增长战略由政策优惠向产业集群的转移
经济增长应该依靠两方面的合力，一方面是外来资本的流入，包括国外资本的流入以及本地区外的资本流入；另一方面是本地自身产业升级，不断挖掘内部潜力、形成规模经济。但二十多年来，招商引资政策作为湖北省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展战略，成效并不显著。对比1995年和2001年我国各省市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来看，湖北在1995年的业绩指数为0.404，在全国居于第14位；2001年业绩指数为0.522，在全国居于第11位。
一般来说，企业在进行投资时主要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成本因素。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劳动力成本主要是指支付给每个劳动力的工资的绝对数量。交易成本则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一般来说，企业总是倾向于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生产。
市场因素。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能够体现市场的容量和市场的发展趋势，而较大的市场容量有助于企业形成规模经济，降低边际成本。市场化程度则是指市场机制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程度，而且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对外开放水平是指一国与国际市场的关联程度，有助于生产的国际化发展。所以，企业倾向投资的地区往往都临近于原材料市场或者消费市场。
制度因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对外开放时序，并制定了循序渐进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这直接决定了不同省份、不同地区所享有的政策优惠是有很大区别的，也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实行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金的流动方向。
产业集群因素。产业集群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密集的厂商及专业化的生产、劳动力市场和知识技术创新与外溢等。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密集的厂商及专业化的生产主要是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来加强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来提供更便利的专业化服务，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吸引新的资本流入。劳动力市场对集群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素质较高的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的汇聚。而知识技术创新和外溢更加有助于集群内部企业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使得研发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效率。总的来说，产业集群通过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所产生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构成资金流入的主要吸引力。
湖北省经济增长战略的现实选择
通过对以上影响投资流向的区位因素分析来看，湖北省相对于东部沿海省份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不过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首先，目前兴盛的“打工经济”大大削弱了我国省市之间的劳动力成本的差距，较强的劳动力流动性使得湖北省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大打折扣，经济差距导致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加。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直接导致了东部发达省份的消费能力、市场规模、发展潜力都超过湖北省。湖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我国仅居于中游，因此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政府购买能力，湖北省的市场吸引力都还不够强劲。
再次，长期以来的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倾斜，使得东部沿海省份比湖北省享有更多的政策优惠。按照我国渐次的对外开放战略，东部沿海省份能够享受比中西部省份更多的税收优惠，直接影响了资本流向。就湖北省而言，享受政策优惠的区域包括：武汉（省会城市及沿江开放城市）、黄石（沿江开放城市）、宜昌（沿江开放城市）、四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包括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出口加工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襄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66个省级开发区。
最后，产业集群是我国工业化的必然阶段，而且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集中使得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大批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湖北省与经济发达省份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不过结合湖北省自身的部分产业优势来看，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税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资和外资企业的税率将会拉平，政策优惠差距的减小将会给产业集群的未来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已经落在了经济发达省份的后面，因此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发展契机，利用后发优势，才是湖北省经济增长战略的可行之路。通过积极学习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成功的发展经验，大力挖掘湖北省潜在优秀的产业集群，创建产业集群品牌优势，培育市场竞争力。通过竞争力强，产业分布合理的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来带动湖北省经济的持续增长。
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所谓产业集群，迈克尔?波特是这样定义的：“产业集群是相关企业和机构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地理集中现象，由一系列相关联的企业和其他对竞争有重要影响的实体组成。”结合国内的集群发展现状来看，谢贞发认为我国目前主要的产业集群分为四类，分别为：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原生型”产业集群）、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嵌入型”产业集群）、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及国有企业衍生形成的产业集群（“衍生型”产业集群）。
但是，湖北省与我国已有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中关村型的产业集群并不完全相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湖北省在继续发挥传统农业经济优势，大力培育农渔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逐渐培育出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业，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纺织服装业以及船舶制造业等，同时还有一些拥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工业激光业、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业等。这些产业通过逐渐的数量积聚和质量提高，已经形成了大量拥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湖北省的主要产业集群可以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而构成的跨区域产业集群；二是以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地方各个省级开发区为核心的开发区产业集群；三是围绕各个县镇的产业优势而形成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一）跨区域产业集群
跨区域产业集群在我国已经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以长三角地区的IT产业集群和珠三角地区的电子电器产业集群为代表，通过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以及相关联产业的横向和纵向分布为特点。而湖北省跨区域产业集群以支柱性产业为主，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纺织服装业等。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湖北省是全国三大零部件生产基地之一，围绕着神龙富康、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三江雷诺等中外合资公司而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全方位的零部件配套企业。截止到2005年底，全省汽车行业拥有各类零部件企业共700多家，其中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企业共433家，其中整车企业9家，改装车企业63家，汽车零部件企业361家。其中有4个年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企业（东风有限、神龙富康、东风本田、三环），4个过50亿元的企业（东风德纳车桥、东风实业、中誉汽车），3个过30亿元的企业（东风车轮、东风客车底盘、东风创普）。湖北省主要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都主要分布在两条汽车及零部件工业地带，即十堰到武汉沿线和荆州到黄冈沿线。通过两条汽车工业地带的建立，带动湖北省整个汽车行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能够对钢铁、纺织等相关行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纺织服装业。湖北省一直就是我国纺织品行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这些企业分布在武汉、襄樊、仙桃等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湖北的纺织服装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从原产品生产（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等）、中间产品生产（丝绸、化纤等）、到制成品生产（服装、鞋帽等）以及制造机械生产（纺织机械）完整的产业结构。而且随着“十五”期间的产业技术改造的实施、高技术纺织设备的引进和产业生产流程的改造，纺织服务业正在逐步扩大高档纺织品的生产，如汽车高档内饰、医疗纺织用品等，加强对高档纺织品领域的开发。
（二）开发区产业集群
1988年以来，湖北省为了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经济开发区（全省最多时曾达到266个）。在2003年国家对各省经济开发区进行了集中清查之后，湖北省目前共有经济开发区70个，其中国家级开发区4个，省级开发区66个。这些经济开发区借助于经济开发区内的政策优惠，吸引相关行业的企业集中，通过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共拥有近20家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工业激光产业和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产业是其中主要的两个产业集群。其中，工业激光产业集群以楚天激光、华工激光、团结激光和金石凯激光为主体，共有激光制造企业近30家，其市场占有率接近50%，是我国规模最大、产品最全的激光产品生产基地。而以上市公司烽火科技为主，普天北电、虹信通信和凡谷电子等一系列移动通信企业为辅的移动通信产业，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群，在我国3G移动通信产品的设计、研究和销售中都占据着一定的市场份额。
除此之外，湖北省设立的主要省级开发区也各自侧重于不同的产业领域（见表1），通过开发区内的产业集群的培育，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在制造业产业集群迅速发展的同时，湖北省也出现了具有各地地域特色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由于湖北省是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基地，湖北省的产业集群中有较大一部分为资源型产业集群。江汉平原上广袤的商品粮基地和众多的湖泊使得湖北省粮食产品和水产品都非常丰富，加上各种矿业资源的开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集群，如罗田的板栗、潜江和洪湖的水产品、英山茶叶等。
湖北省“一镇一业”、“一乡一品”的县域产业集群也非常具有特色，这类产业的发展类似于浙江“原生型”产业集群，最初通过家庭手工作坊或者是小规模的民营企业的试探经营，然后借助于政府政策有效引导，相关联企业逐渐增长，形成规模优势。这其中包括世界无纺布生产基地—仙桃彭场、全国最大的金刚石刀具城—鄂州燕矶、鄂东食品第一城—武穴梅川、中国钉都—武穴花桥等等。
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总体来看，湖北省产业集群有所发展，但是大型产业集群数量仍然较少，绝大部分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协作和关联度较低，产业集群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必须通过实施有效的产业集群政策，借助政府的引导来推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打造产业集群品牌，进而带动湖北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但是，湖北省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以及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不同，因此湖北省不可能完全照搬已有的成熟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而只能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一）加强产业集群纵向一体化发展，融合湖北交通物流优势
产业集群纵向一体化分工，有利于形成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生产流程，能够有效地减少中间环节的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湖北省的发展现状来看，大部分产业集群都是大量生产同类产品的横向一体化分工为主，不仅产品附加值增值有限，而且容易造成过度竞争。因此，建立以核心产业为中心，积极发展上下游相关企业，打造原材料、中间产品、制成品的一体化产业流程，通过合理有效地分工降低生产成本，是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然路径。
同时，湖北省还应该借助于交通物流优势，保障产业集群的发展。武汉市是我国主要高速公路干道的交汇地，沪宁和京珠高速公路拉近了湖北企业同东部江浙一带以及东南部广东一带的联系。湖北江河湖泊众多，依附于长江的水路交通几乎可以覆盖湖北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如果加上正在建设中的全国高速铁路网，湖北省便捷的物流优势，使得湖北省发展产业集群战略时，已经变相地拥有了良好的制成品流通网络。
（二）转变政府职能，引导产业集群发展
一直以来，湖北省各级政府主要将政策导向集中于积极地招商引资，但是成效不大，所以今后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应该积极往培育产业集群上倾斜。发展良好的产业集群，不仅能够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能够通过示范效应，吸引资金的流入。而政府的主要作用一般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各级政府应该采取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将政策优惠集中于优势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引导上，摒弃以往“小而全”的发展观念；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政策应该限于规范市场运行规则，而不应过于干预，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通过集群内部适度竞争的优胜劣汰来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
（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集群技术含量
湖北省支柱型产业集群往往规模庞大，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技术水平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同国内同类产业集群相比，却并不占有优势。而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改造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方面是结合原有国有企业的改制，剥离不盈利及低盈利资产，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企业剥离来建立配套的上下游产业，仍然维持完善的供应链。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将原有企业的细分和专业化，有效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完善产业集群内产业链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湖北省的大部分产业集群仍然依托自然资源为主，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产业集群的整体技术含量还比较低。这类产业集群主要是初级加工为主要手段，绝大部分产品仍然属于中间产品，无法与消费市场直接挂钩，产品增值空间不大，如：围绕水稻生产进行的粮食加工、围绕水产品进行的水产品加工以及围绕矿产资源进行的开采加工等。有必要通过政府适度引导，提高技术水平，形成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完整产业链。
（四）着力培养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集群品牌
从我国成熟的产业集群发展经验来看，特色产业集群往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目前，湖北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的生产往往数量众多而规模较小，主要通过企业地域上的集中形成合力，借助规模效应来分摊成本。但这些产业集群中往往缺少龙头企业，或者是龙头企业的作用不够显著，直接导致企业产业结构松散，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特色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必须打破集群内企业平行发展的态势，重点扶持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带动整个集群的技术升级和发展，在打造优秀企业的市场品牌的同时，打造整个产业集群竞争力，把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成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上的优秀品牌。
参考文献：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增长;潜在投资能力;现实投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3-0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然而,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是现阶段我国的实际,如何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出发,对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基础上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出有用的结论。
一、基本理论回顾
美国统计学家库兹涅茨(1955)在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提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就是后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中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比发达国家更大。
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出现两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一个是资本家阶级同劳动阶级的收入相对份额的差距扩大;一个是劳动阶级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即现代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中农民的收入。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将逐步下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可能缩小或不变,社会总收入差距可能停止上升,处于稳定时期。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从无限供给变为稀缺要素,而资本则处于相对充裕状态,此时工资上升并带来劳动阶级的收益上升,而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则相对下降,整个社会总收入差距将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正处于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时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对保持经济增长条件的深入探讨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我们从需求与供给双方面讨论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见图1)。
(一)需求方面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会导致参与分配的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降低,这对经济数量的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引起财富的聚集效应,投资的潜力也增加了。如果潜在的投资能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投资而不是储蓄,那么总需求水平并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增加。
而投资的增加则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新的市场和需求,取决于影响投资的制度障碍,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储蓄就会转化为投资,潜在的投资能力也就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
(二)供给方面
从供给方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表现为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或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给能力的提高。
在供求双方力量的作用下,只要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点,经济增长就会实现,而且还不需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见图2)。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必须要建立在潜在的投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导火索。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总消费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提供需求,在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饱和,并出现生产过剩,促成厂商和消费者形成普遍的对未来的不良预期,进一步造成投资和消费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就落在了潜在的投资能力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够满足,必将成为限制经济稳步增长、进而减小收入差距的瓶颈。针对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制度,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倾向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我国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益的完善的保障制度。这种情形体现在多方面。例如,我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政府官员的寻租、市场管理人员的、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都会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总投资减少,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就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及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 关注中小企业,减少其投资风险
由于我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这就增加了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明确程度,增加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充当这种风险的担保人,投资就会受到制约。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必然会影响到其投资量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缺陷,减少投资中的风险。
3. 开拓新的市场,促进投资的增加
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市场容量的局限,进而限制了投资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开拓新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资,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双方面的推动作用。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条增加市场容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化速度的提高将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群体,推动投资的增长。另外,城市化将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容量,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空间,并进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劳动力成本不上升的情况下,通过需求的扩大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而农村市场的开发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民消费,并能开拓农村投资的空间。
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整体上我国社会保障不但水准低,而且覆盖面窄。这样,一方面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会影响潜在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使潜在的投资能力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因此,必须努力完善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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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市 碳排放 经济增长 因果关系
一、研究背景
工业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能源得以大规模的开发及利用，全球经济特别是工业因此得到高速发展并且规模迅速扩大。但是，在大量能源开发及利用却使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其中，温室气体的过量累积会导致全球变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及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5%以上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所燃烧的化石燃料，它已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这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市作为我国政治、经济中心，更是面临着PM2.5的严重环境污染，这对我国的外交形象以及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产生着严峻的威胁。面对如此形势，在探索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量等方面，理应作为表率，积极承担二氧化碳减排义务。因此研究北京市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十分有必要。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评述
能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公众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在学术上，国外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从最初的对能源供需矛盾的研究发展到能源消费所带来的气候与环境安全问题的研究；从孤立地探讨能源问题发展到探讨能源与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再到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多重点的复杂系统的研究等。但从总体看，采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能源容易导致低估技术进步的潜能，而采用工程学方法则倾向于高估技术进步的潜能，而混合能源模型综合了前两者的优点，便于进行更详尽的能源经济分析。
在国内，关于能源、减排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内容包括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碳排放原因解析、发展低碳经济途径与对策及减排潜力测算等几方面的内容，但将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三者同时纳入一个系统中进行研究，尤其是进行定量研究还远远不够。
三、碳排放的测量及发展趋势
我国碳排放研究起步比较晚，统计机构没有公布二氧化碳排放的官方数据，省市区的数据更加缺乏。本文需要使用的数据为北京市碳排放的历史数据和分行业、分产业、生产生活和城乡碳排放量，所需数据比较细致，所以选用IPCC指导目录的方法进行计算。
从发展趋势看，北京市碳排放量呈逐步攀升态势，从1980年的1315.95万吨猛增到2009年的3958.57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0.56%左右。北京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基本上跟北京市生产总值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基本成平稳增长。从2004年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明显加快。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了显著的下降，说明奥运会期间北京市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是见成效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碳排放量是必然有增长的趋势。
四、北京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指标的处理
根据上述的测算方法得到了1980年到2009年的碳排放量数据，记为CO2。同时选取相同时期的GDP数值。利用GDP平减指数对GDP绝对值进行变换，全部转换为1980年不变价的GDP。在参与计量分析时，采用了它们的对数形式来进行考察，因为对数形式有以下优点：第一，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形式；第二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GDP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记为lnGDP。
（二）实证分析及结果评述
如果仅仅用一个简单模型去估计北京市碳排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很有可能是错误的结论。因为可能会出现伪回归，所以需要协整的支持。如果仅仅是把非平稳时间序列变化为平稳时间序列之后，再建立回归模型，这样会导致模型是伪回归，认为得出的相关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假象。所以在进行动态回归模型拟合时，必须先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当各序列都平稳时就可以直接建立回归模型，所以要进行单位根检验。
由时序图可以已得出GDP和二氧化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可以判断它们是不平稳序列。因为只有相同单整阶数的两个变量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在协整分析之前要先对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检验。进行lnGDP和CO2的协整分析，首先要检验这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对序列lnGDP和CO2的平稳性进行ADF检验，从表的结果可看出ADF检验值都大于5%的临界值，说明lnGDP和CO2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ADF检验，lnGDP和二氧化碳两系列仍然是非平稳序列；进一步做二阶差分后，进行ADF检验，发现两个序列的二阶差分都为平稳序列。可知，lnGDP和CO2都具有二阶单整性，即lnGDP～I（2），二氧化碳～I（2）。
通过对两变量进行的分析表明CO2和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这种动态的均衡关系说明了自1980年以后北京市经济增长和碳排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调性，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共同增长的趋势。
对两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滞后4期时lnGDP不是CO2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5.6%，这可以说明在滞后4年时北京市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增加的效应最为明显，也就是说GDP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然而无论是滞后1期，还是6期，二氧化碳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都在40%以上，说明北京市碳排放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
从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得知，北京市的GDP对其碳排放量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北京市的碳排放与其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线性关系长期平稳，这符合客观实际。随着北京市能源消费量增长，碳排放量增量巨大，只有通过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才能从根本上使碳排放量的增长放缓。
五、政策建议
在产业结构方面，北京市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发展第二产业，稳步发展第一产业。加速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业、旅游等新兴服务产业，努力构建较完善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着中国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减速明显，其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对外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增幅明显回落。在中国，不同区域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也不同，这一现象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郑智昕（2009）根据2007年1月-2009年2月数据，测算出次贷危机对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东莞模式、晋江模式为代表的沿海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始于2008年末。周普生（2009）以甘肃省经济指标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对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冲击主要是由于欧美等经济实体的市场萎缩，与内陆地区经济所受到的影响模式截然不同。杨先明、梁双陆（2009）则进一步着眼于资源型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论证金融危机对该类地区存在一个滞后期。赵斌（2009）同样认为沿海地区和西部部分地区受危机波及较早，而湖北省作为资源型地区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信心下跌以及外部影响，对其区域经济增长冲击较小。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课题组（2008）通过对湖北省2005-2008年第一季度的出口数据实证分析，进一步证明湖北省出口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影响。
作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领头羊，湖北省经济相较沿海地区，其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出现明显的滞后性。本文基于此，以2008-2009年湖北省与典型沿海地区主要经济指标为依据，分析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湖北省经济增长呈现出的滞后特征。
二、次贷危机背景下湖北省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滞后性
次贷危机的播散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影响亦呈现明显的不同。通过与东南沿海地区相关数据进行类比发现，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相比存在明显的时滞特点。本文以经济体受影响时间及复苏速度为出发点，研究次贷危机影响湖北经济增长的滞后性特征。
（一）时间层面滞后特征分析
2007-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33.8%，而规模以上工业对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等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9.12%、41.33%、37.57%。因此，该指标对经济增长变化有显著的反映。鉴于数据原因,本文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指标，分析次贷危机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在影响时间层面上与沿海地区的差异。
次贷危机爆发后，湖北省经济变化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较呈现出明显不同（如图1）。次贷危机对江苏省影响始于2008年10月，对浙江、广东两省始于2008年12月，而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出现大幅下滑，至2009年2月逐步缓慢回升。受次贷危机影响，湖北省经济增长同沿海地区相比首次下滑的时间出现明显滞后性，其同类指标于2009年1月左右开始出现持续性下滑，下滑速度相对较慢，宏观经济受次贷危机影响不显著。
根据鄂、浙、苏、粤四省统计局的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值季度数据显示，在受调查的沿海地区中，广东省受次贷危机影响最大，下滑速度最快，而江苏省受影响时间则最早。2008年10月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值开始下滑，下滑速度为6.32%；2008年12月浙江省、广东省同类指标开始下滑，下滑速度分别为6.54%与37.11%。相比沿海地区，2008年12月份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值增长速度为3.93%，未出现明显下滑；次贷危机对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影响始于2009年1月份，其下滑速度为10.82%。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次贷危机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呈现明显滞后性，相对江苏省滞后3个月，相对浙江省滞后1个月。
（二）地区生产总值回升速度不同
根据2008-2009年各省地区生产总值季度数据，从回升速度角度分析，湖北省总体经济恢复快于东南沿海地区。2008年第四季度，广东省、浙江省以及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出现大幅下滑，至2009年第二季度，江苏省、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逐步回升，广东省则在第四季度回升至下跌前水平。相比东南沿海地区，2009年第三季度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止跌回升，且回升速度快于东南沿海地区。
根据各地区统计局公布数据，从下滑速度层面分析，受次贷危机影响。沿海大部分地区生产总值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下跌，2009年第一季度后逐步回升。2008年第四季度广东省GDP为10396.78 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下滑至7687.73亿元，下滑速度为26.06%；浙江省2008年第四季度GDP为6185.00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为4632.10亿元，下滑25.11%。江苏省GDP则由2008年第四季度的8472.01亿元下跌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653.17亿元，下跌速度为21.47%。从回升速度来看，粤、浙、苏三省2009年各季度GDP同期平均增长9.48%、6.26%与8.04%，2008年同期水平为16.37%、15.29%与13.03%，东南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增长趋于停滞。
与沿海地区相比，湖北省2008年第四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为3416.89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为2423.15亿元，绝对量下降993.74亿元，下滑速度为29.08%。2009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回升至3278.79亿元。广东省2009年第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回升至下跌前水平，GDP回升至9879.99亿元；浙江省2009年则在2009年第四季度GDP回升至 7004.30亿元；江苏省2009年第二季度止跌回升，GDP回升8877.33亿元。2009年湖北省以20.08%季平均增速增长回升，高于粤、浙、苏三省9.48%、6.26%与8.04%的回升速度。
三、次贷危机对湖北经济增长影响产生滞后性的原因
次贷危机对国内各区域经济冲击主要始于对外贸易行业。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对外贸易拉动，对外贸易受冲击之后，省内经济增长受波及程度大，时效性强。湖北省产业构成与沿海地区存在明显不同，以内需经济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湖北省与沿海地区相比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且在对外贸易路径与出口产品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次贷危机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影响出现明显的不同。
（一）对外贸易依存度低
次贷危机对各经济区域的影响，主要基于对外贸易传导机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贡献率高，地区经济增长受次贷危机影响更显著。根据图2对湖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测算，自2004年起，湖北对外贸易依存度线性增长，2009年受次贷危机影响小幅下降。2004-2008年，湖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平均增长率为2%，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14.37%，2009年下跌至11.11%。
从横向比较来看，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要远高于湖北地区。广东省达到128.52%以上，江苏达到86.76%以上，浙江的对外贸易程度也达到了60%以上，全国平均水平超过50%，湖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不但低于浙江、江苏两省，而且处于全国水平之下。对外贸易对湖北省内经济贡献率低，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在次贷危机影响下，区域经济受进出口额下降影响不显著。
（二）对外贸易的区域分布不同
次贷危机对各进口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对出口国经济增长影响不同。从贸易路径层面来看，湖北省与沿海地区主要贸易方向不同，主要集中在受危机影响较小地区。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主要出口对象以欧美为主。湖北省则主要集中于亚洲及澳大利亚等地区。相对亚太地区，欧美国家受次贷危机冲击早，受影响程度更大。
2008-2009年，浙江省对美国进出口额占贸易总额的14.61%与14.43%；2008年江苏省对美国进出口额则占贸易总量的14.99%，2009年为16.01%；广东省则分别为13.27%与13.23%。相反，湖北省对美国贸易依赖度较低，2008-2009年湖北省对美国进出口总额所占比例分别占8.85%与9.41%，对欧盟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22.51%与23.16%；2009年湖北对日本进出口额占总量的10.07%，对韩国与澳大利亚的进出口额占总量的7.07%与5.13%。
与欧美地区等经济体相比，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国内经济受次贷危机波及较晚、程度较小，其国内对市场进口需求萎缩不显著，经济复苏较快，因此，对湖北省对外贸易冲击较小。与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主要依赖欧美等地区不同，湖北省对外贸易对象受冲击程度明显弱于东南沿海地区。
（三）出口产品结构不同
中国海关统计，在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海外市场需求明显萎缩，对一些低附加值，高能耗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较大；而对于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和一些品牌产品的影响相对较小。湖北省商务厅统计分析，2009年湖北省机电产品逆市而上，同期增加4183.6万美元，增长0.3%，占全省外贸出口额的50.5%。这与湖北省机电产品行业主要以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同行业技术优势明显，具有显著相关性。
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以外包贸易为主要生产模式，在国际分工位于低端价值链上。根据各省市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统计数据显示，东南沿海地区主要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额中所占份额较少。2008-2009年，浙江省以轻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42.31%，以船舶、医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只占到出口总额的11.19%；江苏省出口结构分布同样出现严重失衡，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22.56%，而高新技术产品则只占到7.27%；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则相对平均，所占比例分别为22.45%、26.07%。
湖北省产业结构以资源及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参考2008年湖北出口百强企业主营业务分类排名，湖北省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为代表的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其中，技术及资源密集型企业占总量的72%，劳动密集型企业仅占到28%。
同时，高新技术行业快速增长对湖北省对外贸易结构升级起到关键作用。2000-2008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平均增速达24.52%，2008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品出货值达到279亿元，同比增长40%。以武钢、长航、冠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均为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200强企业，在对外技术型密集产品中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出口产品产业结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不同导致湖北省进出口行业在对外贸易传导机制下受次贷危机冲击较小，时间滞后特性显著。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次贷危机对湖北省冲击程度较小，呈现出现明显的滞后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湖北省贸易的方向不同、出口的产品结构具有显著差异、对外贸易依存度偏低。
而欧美地区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短期冲击难以撼动其主体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探底回稳之后，欧美地区仍然将主导世界贸易。湖北省应抓住时机，拓宽贸易口径，特别是发展与欧美地区的贸易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促进湖北快速发展。
（一）提升省内经济外向水平
从湖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来看，湖北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对外贸易对省内经济增长贡献率不足。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影响日益深远。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借助发展省内国际贸易可以帮助湖北经济改变原有内需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对外贸易依存度，并利用国际市场优化省内剩余产品资源分配，高效、合理地提升省内经济。同时，通过鼓励省内优势企业积极参与国际间竞争，可以促使企业扩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提升自身比较优势。为此，湖北省应依托现有的资源、技术研发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发展省内对外贸易行业的方式方法。
鉴于湖北省对外贸易企业数量少，涉足的经营范围有限。湖北省应首先着眼于发展如武钢、长航、冠捷、美尔雅等优势品牌行业。利用大企业品牌优势，科学、合理地整合省内产业，形成从原材料到生产到配送产销一体的产业集聚模式，从而带动省内中小型生产上下游企业发展。同时，湖北省应出台更多优惠政策，为省内对外贸易行业发展提供税收优惠与资金补贴，提升研发实力与产品核心竞争力。
（二）拓宽对外贸易路径
湖北省对欧盟、美国等主要进口大国出口份额较小，贸易往来不足。近段时间，以美国为代表的几大世界经济体恢复势头良好。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线性上升，2010年第四季度GDP为14,8610亿美元，平均增长速度为1.04%。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短期经济冲击难以对欧美地区经济实力造成严重影响。
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受阻之后，国外进出口商转而向中西部地区需求新的合作伙伴。作为中部地区的经济领头羊，湖北省应借此机会，拓宽出口路径，与欧美等地区建立广泛多边贸易关系，为湖北省对外贸易产品扩宽出口市场。同时，欧美地区较高生产标准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对高利润的追求驱使企业投入更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科研创新能力，进而在短时间内提升产品比较优势。
（三）“两条腿走路”，加强在内需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
随着国家刺激内需计划的逐步实施，国内市场需求逐步上升。作为资源大省，内需消费一直是推动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企业积聚资金与研发、销售经验，从而为推动外向型经济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在省内经济加强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同时，湖北应该继续依托在内需经济方面的优势。依托湖北教育、科研优势，加速政府与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开创新的产、学、研究模式，以技术创新振兴湖北经济。同时，湖北省应借助“武汉城市圈”产业区位优势，合理优化省内内需产业资源配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产业集聚，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在内需优势对经济增长的保证下，抓住经济复苏的好时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增强湖北产业结构竞争力。
调整产业结构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426；F202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深化钢铁产业的发展，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良好态势，经济建设成效显著。2010年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0 394.2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8.3%。其中第一次产业产值达2 562.81亿元，同比增长16.1%；第二次产业产值达10 707.68亿元，同比增长19.5%；第三次产业产值达7 123.77亿元，同比增长17.4%。第二次产业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河北省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为8 057元，同比增长12.01%。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3 867元，尽管较2009年的3 606元有所提高，但是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13 619元，较2009年的12 195元有大幅度提高。
2010年河北省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57%、52.5%、34.93%。第一产业比重较2009年的12.81%下降了0.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较2009年的51.98%上升了约0.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较2009年的35.21%下降了0.2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仍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钢铁产业是河北省的第一大优势产业，钢铁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0%。但是2010年，河北省产粗钢14 458.79万吨，比上年增长了4.52%；产钢材16 757.23万吨，比上年增长8.45%；产生铁13 705.39万吨，比上年增长0.99%；增幅不但分别比2009年回落了8.18、18.38、15.89个百分点，而且分别低于全国平均增幅的4.78、6.25、6.41个百分点，这是十年来河北省钢铁产量增幅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钢铁产业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品结构的要求。作为现代服务业之一的物流业逐渐成为河北省发展的新亮点。2011年，河北省社会物流总额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物流业增加值达1 780亿元，同比增加20%。目前，物流业已成为河北省继钢铁产业之后的第二大优势产业①。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河北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河北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参考性的建议。
一、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理论概述
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外文献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探究。库兹涅茨[1]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作用，他的研究得出经济发展中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钱纳里[2]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呈现有规律的变化，如当人均国民收入由400美元上升到1 000美元时，农业的就业份额就会下降到25.2%，工业的就业份额上升到32.5%。他还揭示了在准工业化国家，经济结构转变有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以农业生产为主，第二阶段以制造业为主，第三阶段以服务业为主。
国内许多学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深入研究。刘伟等[3]通过选取三次产业产值作为自变量，GDP作为因变量来分析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三次产业比重扩大均会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三产业拉动。王琳[4]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长三角16个城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协同关系，为此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虞斌[5]采用VAR模型分析浙江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浙江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和GDP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得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力巨大，第二产业次之，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最不明显，甚至存在反向影响。吴战勇[6]为研究河南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计量方法，选取河南省三次产业的产值和GDP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得出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三次产业产值的增加是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且经济增长是河南省第一、三产业发展的原因。而经济增长并不是第二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唐玉娟等[7]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来代表产业结构，GDP代表经济增长，得出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增加值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综上所述，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是一大趋势，但是上述作者在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时，有的选取三次产业的产值作为产业结构指标，选取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这样选取的指标是有缺陷的；有的选取三次产业增加值作为产业结构指标，选取总产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这也是片面的。产业结构是指三次产业所占GDP的比重，所以本文认为应该选取三次产业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指标，GDP的增量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
二、河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数学模型的建立
显然，如果式（1）中xt的任何一个滞后变量回归系数的估计值是显著的，则xt对yt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8]。类似可以通过式（2）检验yt对xt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构造F统计量完成检验，当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接受原假设，xt对yt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当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xt对yt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一般通过直接观看p值来判断接受还是拒绝原假设。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要求受检验的变量是平稳的，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则要求非平稳变量是协整的，以避免伪回归。因此在进行格兰杰检验之前要进行平稳性的检验和协整检验。
（二）指标和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取了1990-2010年河北省总产值（GDP）的增量y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河北省总产值（GDP）的比重x1、x2、x3作为产业结构的指标①，以分析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本文对河北省总产值增量y和三次产业比重x1、x2、x3分别取自然对数，对数变化后的指标数据分别为ln y、ln x1、ln x2和ln x3。
（三） 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各变量的协整关系之前，先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即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计算由Eviews7.0完成。见表1。
3彼此独立，相互间没有影响。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结果也表明，第二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总体上看，河北省产业结构变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即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而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即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没有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河北省是可行的。但是尽管河北省的经济增长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我们也不能肯定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没有影响，因为通过协整检验可知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结构之间是存在着长期互动关系的。
三、河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尽管河北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都不具有平稳性，但长期而言，二者在统计上是高度相关的。
第一，经济增长与第一产业比重变动呈反方向的变动，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同国际上三次产业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第二，经济增长与第二、三产业比重变动成正方向的变动，这种变动关系是长期的，这就说明通过扩大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来调整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和第一、三产业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变动关系，即第一、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引起经济的增长。而第二产业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从长期的协整关系来看，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长期互动关系的，所以第二产业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能是由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造成的。就现实来看，河北省第二产业发展存在诸如粗放型经济等问题。因此不能否认在长期内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为此，通过调整第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可以发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四、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对策
第一产业比重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能动摇，所以河北省一方面要减少第一产业的规模，另一方面要增加第一产业的质量。为此，必须要调整第一产业的结构，要按照现代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的标准，改造传统农业，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最终推动河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
（二）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对策
要发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进一步优化第二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发展。其关键是要改造传统工业，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高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提高设计、制造和管理水平，引导传统产业向深加工、精加工、高附加值和低消耗方向发展。
（三）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对策
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为34.93%，仍低于第二产业的比重，因此，需要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来发挥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主体，河北省要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拓展服务业市场空间，改组改造传统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注释：
①本文有关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和比重、居民消费支出、钢铁产量的各种数据，均根据2010-2011年《河北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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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虞斌.浙江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动态分析[J].财经论丛，2010（1）：7-11.
[6]吴战勇.河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2011（3）：22-24.
【关键词】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 影响因素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涨，对产业结构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产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因此，各国都加快了对本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工业化一直都是工作中的重心，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工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等。河北省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虽然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由于受到地域、资源等方面的限制，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分析
产业结构理论起源于17世纪，在19世纪得到了高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产业结构理论才日趋成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体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还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成长，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社会资源的变化，而社会资源的变化就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他们之间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资源配置的是否有效，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与质量，即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影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
一个地区的产值结构状况可以反映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而产值结构状况一般用三次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中做比来确定。从图1中可以看出河北省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8.52%降低到2011年的11.99%，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0.46%上升到54.06%，呈现的是曲折中缓慢上升的趋势；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1.02%上升到33.95%，呈现出在波动中前进的趋势。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二一三”格局，演变为现在的“二三一”格局，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还是太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变动不明显，第三产业明显发育不足，还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复现象。这种产业结构与“三二一”型的产业结构，还有一段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制约了河北省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升级。
图1 1978-2011年河北省三大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二、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第一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持续下降，没有对二、三产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第二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还在曲折中上升，第三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的分布显然是不太合理的，“二三一”的产业格局明显，与“三二一”型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差距，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
（二）对策建议
1.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农业的基础性，对二三产业的支撑作用，必须进一步优化农业的区域布局，建立更多的优势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创汇基地，结合当地的条件发展特色养殖和种植，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规模大、效益高、带动关联产业强的农业骨干龙头企业和企业群体，提高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效益，优化河北省农业布局结构。
2.大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第二产业贡献率明显，今后河北省的经济增长应依旧是以第二产业为主要推动力。把工作重心放在由投资为主向创新转变，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等内容上，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政策，为产业聚集区建设的建设，提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加快企业的兼并重组进程，增强优势产业的集聚辐射能力，提高单位的经济效益，推动优势产业做优做强，带动全省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体竞争力。
3.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发展，包括现代金融、物流、旅游、动漫产业等，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着力对传统的服务业进行改组改造，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地位，推动结构的第三产业优化调整；促进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改变河北省服务业现在发展不完善，不规范的状况，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创造发展空间；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并与文化、资源相结合，保证服务业在质和量上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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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佳徽.河北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措施[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05）.
[3]张丽英.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2010（03）.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函数；索罗残差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20
1理论和文献分析
目前，学者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内涵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对其基本含义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笔者根据实证分析的需要采用了刘建国、李国平和张军涛（2011）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全要素生产率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用来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1]。
衡量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发生集约化转型，学者们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来表示，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除以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孙辉、支大林和李宏瑾（2010）使用生产函数法对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得出中国各省资本产出弹性与国外相比是非常高的，证明了中国各省目前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而不是劳动和技术[2]。卢万青（2013）使用索罗残差法来估算多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国别对比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3]。
通过对上文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到使用生产函数法，使用索罗残差法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范式是比较成熟的。因此，本文决定采取这种方法。
2模型建立和数据择取
21实证模型建立
索罗（1957）是最早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理论分析和定量化研究的，提出了基于技术进步中性、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下的总量生产函数，并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数学推导和经济学意义上的论证，总结出可以用于测算技术进步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大小，其方法思路是在总产量增长中减去劳动和资本对总量增长的贡献，剩下的余值就是技术进步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即所谓的索罗余值法[4]。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和公式来建立的实证模型如下：
基于希克斯（Hicks）中性技术进步等假设条件，设立C-D生产函数：
Yt=AtKαtLβt（1）
其中，Yt表示实际产出，A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Lt表示劳动要素投入量，Kt表示资本要素投入量，α表示资本要素产出弹性，β表示劳动要素产出弹性。
22数据择取
221实际产出Yt
本文采用河北省地区支出法生产总值和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的数据，根据每年实际支出法生产总值（以1991年不变价格折算）=1991年名义支出法生产总值×对应年份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1991年地区总值指数（1978年=100）这一公式，折算出实际产出Yt。
222劳动要素投入量Lt
劳动要素投入量是指就业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劳动量。我国要素市场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价格调节机制，劳动要素缺乏市场化的价格定价。因此，国内学者们一般使用就业人数来表示劳动要素投入量，本文也将采取该方法，利用河北经济年鉴中的就业人数数据。
223资本要素投入量Kt
大多数学者经常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要素投入量，这一方法能够简单、比较准确地估算出资本要素投入量，因此本文也将采取该方法，其计算公式：
Kt=It+（1-δ）Kt-1（2）
本文使用Ulrich RKohli方法来估算基年资本存量（1991年），方法是：K1991=I1991 /（δ+r）。其中：K1991为1991年河北省的资本存量；I1991为1991年河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δ为资本折旧率，比较常见的是将δ直接取值为5%；r为1991―2014年河北实际固定资产完成额的平均增长率。
根据上述方法整理出数据，如下表所示。
23模型检验
根据LnYt（即图中LNY）和lnKt（即图中LNK）、LnLt（即图中LNL）两个序列数据通过Eviews60软件做散点图，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LNPY与LNPK之间的关系可以拟合为一条直线，证明本文所构建的线性模型Ln（Yt/Lt）=ln（At）+αln（Kt/Lt）是合理的。
3实证结果和分析
分别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结果如图2、图3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河北省1992―2013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波动幅度比较大，其均值仅为001%，这反映了河北省经济集约型成分增长缓慢。在1996―2000年间和2008―2013年间呈现出负增长的情况，期间分别有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者对河北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不论是在持续时间还是波动幅度来说，都是远超过前者，这既反映了河北省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也说明了其应付外部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脆弱性。一般地，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型特征越多，该经济体应付外部性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强，从这一点来看，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型特征是比较少的。
从图3中可以看出，河北省1992―2013年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波动幅度比较大，其均值为-217%，这反映出在这段时间内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结合图2的结论来说，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提升的作用虽然在缓慢增长，但其相对作用在不断下降，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这表明了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成分不断增多。
4研究结论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目前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特征为主导的以及其不断增多的情况；该经济体应付外部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危机的能力比较差，这进一步证明了其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特征过多的现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是互相促进彼此增长的关系，很有可能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看，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其特殊的地方，这表现在其产业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其失衡状况比较严重，特别是产业之间劳动力转移问题，仅凭河北省地方政府是无法彻底解决的，这涉及全国层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河北省本身经济发展落后于大多数东部省份，这些比较发达省份大多也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这说明了河北省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型还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河北省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或间接与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相联系。面对这种困境，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应走上同时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二元策略[5]。
参考文献：
[1]刘建国，李国平，张军涛经济效率与全要生产率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1，30（10）：1263-1275
[2]孙辉，支大林，李宏瑾基于生产函数法的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估算：1990―2008[J].南方金融，2010（5）：10-13
[3]卢万青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关联定位[J].宏观经济，2013（6）：34-42
[关键词]河北省 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 协整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2009年12月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峰会上初步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对各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已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减少能源的使用量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就为以重工业为经济支柱的河北省带来了新的挑战。
河北省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大省,尤其是煤炭的使用量一直居高不下。据最新数据显示,河北省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89.29%,而在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中,煤炭的含碳量最高,每吨标煤含碳量是0.68吨,排放2.5吨二氧化碳;一吨标煤热量的石油含碳量大概是0.5―0.6吨,排放约1.9吨二氧化碳;而一吨标煤热量的天然气只排放1.4吨二氧化碳。煤炭使用量的居高不下位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带来了挑战。因此要想在这样一个重工业地区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要了解能源利用和GDP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才能够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利用合适的对策建议发展低碳经济。
表1 河北省1980―2008年GDP与能源消费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年鉴2009》
本文从河北省的实际出发,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对河北省的能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中得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以此提出适合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因果性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是研究的前提条件。对于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ADF);协整检验采用EG(Engle-Granger)检验方法;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2.数据说明。本文选取1980―2008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空间。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年鉴》。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增长,用能源消费总量(NY)表示能源的使用情况。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法,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阶自回归模型的特征方程含有单位根,这样对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即转化为对单位根的检验,这里我们选取ADF检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异方差现象,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用LnGDP代表对GDP取对数后的值,用LnNY代表对能源消费量NY取对数后的值。这种变换不会改变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稳定关系。
图11980―2008年GDP和NY取对数后的趋势
图1中,横坐标表示年份,横坐标表示LnGDP和LnNY的值。从图1中可以看出,两个序列都有随时间上升的趋势,并且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因此在ADF检验中应该包含这两项。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2 LnGDP和LnNY的单位根检验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年鉴2009》数据经eviews5.1计量软件分析整理所得
从表2可见,LnGDP和LnNY在经过二阶差分后,在滞后一期时,AIC和SC的值最小,所以选择滞后一期时的数值,ADF值分别小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也就是说两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由于序列之间存在同阶单整,因此这两个变量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检验。本文应用协整检验方法是由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又称EG检验法。这种协整检验方法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对两变量用OLS法构造一元回归方程,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然后对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对残差进行ADF检验,如果残差项是平稳的就说明变量间是协整的,表示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以河北省的生产总值(GDP)表示因变量,能源消费量(NY)表示自变量,并对取对数后的值用OLS法构造一个一元回归方程。得到的方程为:
LnGDP=-13.29630+2.305968LnNY(1)
T=(-14.47093) (22.70127)
R=0.950216 R2=0.948373
式中参数都是显著的,R和R2也较大,说明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的比较好。但是前面验证出LnGDP和LnNY都是非平稳序列,因此这个方程有可能是谬误回归。从(1)式得到残差方程:
ei=LnGDP+13.29630-2.305968LnNY
采用ADF检验方法对残差ei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的结果显示为:残差序列检验T值为-4.041522小于5%显著性水平-3.587527的临界值,表明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则残差序列ei为平稳的时间序列。也就是说河北省的能源利用和GDP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可得出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变量Xt是Yt的原因,则Xt的变化应先于Yt的变化。因此,在做Yt对其他变量的回归时,如果把Xt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t的预测,则称Xt是Yt的Granger原因,否则称Xt不是Yt的Granger原因(邓翔)。
通过协整检验,表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是一种长期的均衡状态,但是这种均衡状态究竟是能源消费作用于地区生产总值GDP产生的结果,还是GDP影响能源消费的结果?这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LnGDP和LnNY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通过以上检验发现,当两个变量滞后一期时AIC和SC值较小,因此选择滞后一期时对两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表3 LnGDP和LnNY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LnNY不是影响LnGDP的概率为0.06730,拒绝原假设,说明能源消费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概率为0.99104的情况下,检验接受了LnGDP不是影响LnNY的假设,证明了经济增长不是引起能源消费的原因。因此,从检验中可以得到能源消费对GDP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GDP的增长对能源消费却不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通过协整分析得出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尽管短期两个变量之间可能出现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两者是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可以得到河北省能源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却不是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2.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河北省经济的发展和能源的消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但是经济的发展不一定要用大量消耗一次能源来实现。因此在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的今天,河北省要想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低碳经济,就应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清洁能源和开发新能源。根据河北省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1)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方面可以相同的能源使用量产生更多的经济增长,减轻经济发展的能源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环保,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达到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长期稳定状态。而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应用是提高能源利用的关键因素。新技术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新设备能够节能降耗,减少生产环节的浪费。再通过产业间能源的循环利用,减少生产环节的能源的浪费,对废弃物进行再利用,形成一种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的生产模式,以最低的能耗达到最高的产出。
(2)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开发新能源。
从全省能源消费结构看,河北省煤炭消费占绝对主体地位,石油次之,天然气最低。2008年,这一比例为89.9:9.3:0.8。一次能源的大量消耗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在倡导低碳发展的今天这也将制约河北省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河北省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发新能源无疑能为发展清洁能源注入新的“血液”。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开发水电能源,秦皇岛、唐山等地濒临海域有丰富的水电宝藏。张家口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可以利用风能发电,代替煤炭和石油在生产中产生作用。不但能够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还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3)政府加大对政策的支持力度。
政府增加节能公共预算,支持节能项目的实施和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政府要对一些低耗能、低污染的企业给予有力的发展政策,鼓励这些企业的开发新技术,推进节能技术的发展。并且取缔那些高耗能、高污染,对GDP贡献率低的企业,使河北省发展成为环境友好型的省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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