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4 05: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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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由于不动产价格暴跌，美国各银行停止向外贷款。此时，资本市场趁机取代了银行来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有趣的是，当时刚发展起来的抵押证券市场不断调整住房抵押信贷。这种住房抵押信贷在前几年可能已经大幅下降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1991年轻度的经济衰退可能会更加严重。但这种观点仍需进一步验证。
我们1991年轻度的经济衰退和日本长期存在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众所周知所谓的“大企业集团体制”是一个主要以银行为中心，同时使所有公司相当依赖银行信贷的体制。因此，日本银行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长了信用恐慌的时间。一些日本公司的确想通过资本市场来帮它们渡过难关。在银行总贷款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过去十年日本国内发行的公司债券增加一倍还要多。然而由于银行贷款在日本的资金来源中一直占主导的地位，因此这种非银行借贷数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变日本信用恐慌的状况。
日本政府现在正不断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以使它们重新资本化。虽然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体制多样化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这是促进长期复苏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解决日本危机也必然比解决美国危机要困难得多。这同样证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经济动荡的破坏。
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东亚国家不是如此依赖银行作为它们金融中介的话，它们在过去18个月里出现的问题会有多严重呢？人们很容易理解购买不能对冲的短期美元债务并投资于国内的泰铢贷款可能会由于美元汇率的不稳而造成泰国银行停止向外贷款。但为什么停止贷款会造成经济崩溃呢？如果泰国有一个能发挥功能的资本市场并同时拥有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轻得多。
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很少有理由怀疑东亚国家30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提供资金的。经济和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使得无效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较低。缺少可替换的中介形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就象车胎如果没有漏气，缺少后备轮胎并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东亚国家就是没有“后备轮胎”。
处理银行危机
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机构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些危机。银行风险管理经常存在的问题就是它往往要达到一种很难达到的负债程度，这一程度产生适度的资产回报而同时又不出现延期偿贷的威胁。
银行在用本币负债方面永远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银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证，特别是国家政府的保证。但即使这种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别是当这种负债的货币是外币时。人们又不禁会问如果在银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纪，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话，当时美国所发生的大量银行危机的破坏还会有那么大吗？
在恶劣的环境下，现代中央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但现金并不总能减轻人们的担忧。即使流动性增加了，但银行在不稳定时期也不会向外贷款。今天的日本银行体制就是一个例子。比如日本央行尽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它对贷款的热情却很低。但与十年前美国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资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银行危机，与美国八十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以及日本目前的银行危机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尽快解决危机是最好的选择，拖延时间可能会大大增加危机对财政和经济的破坏。由于政府对银行隐含或明确的安全网络保证，解决银行部门的危机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样，增加纳税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难往往会推迟问题的解决。这种拖延当然会增加财政开支并延长信用恐慌的时间。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多种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门发生危机的时候保护这个国家的经济。澳大利亚在亚洲金融动荡时的经历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验证例子。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但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它的经济受到危机国家的影响。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有稳固的银行体制，同时还有发展得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但进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会变得正常。多种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体制在各个方面发生崩溃。
多样化的资本市场除了在紧张的时期作为信贷过程的补充之外，还在一般时期与银行系统竞争从而降低所有贷款人的金融支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市场和银行业一起共同创造、发展并推广各种新的提高资本创造和风险承担的方法。大体上来说，银行系统的效率上升了。它从以前不同地对待每一个贷款人变得更加标准化。
在标准化发展完善的时候，这种方法也被推广到资本市场去。由于贸易的作用，资本市场里有更多的贷款人，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期货合同、垃圾债券和资产债券就是这一进程的很好例子。
资本市场和贸易工具一旦形成，它们就可以给银行提供新的特殊风险对冲的方法并可以把银行从持有贷款转变为创造贷款。反过来，银行贸易也可以促进这些市场的发展。近几年兴起的由技术带动的革新也促进了这一进程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这就是所谓的套期保值。
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个更新、更复杂的全球系统中，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体制不够稳固是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同时，银行系统作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为奇。银行拥有的贷款人的内部信用情况可以作为决定资本分配的指导。加入金融市场可选择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实际资源来进行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才可能实现。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几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这个进程的启动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一些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发展中国家中。因为它们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报而不是长期的较低的回报率上。
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础设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组成的，它们的运作就如社会的其他部门一样，必须与基本的价值体制相一致。从表面上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好象只关系到技术问题。它包括能明确显示公司状况的会计标准、能可靠保护财产和强制合同执行的法律体制以及能在公司决策出现失误时事先确定索赔方案的破产条款。这些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处理索赔问题时使用标准化的方法。但是这些制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不同文化色彩。当今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有可能无意识地受到过去苏联对个人产权偏见的影响。由于亚洲人害怕“丢面子”，因此很难在这些国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国家的破产制度等。同样在西方国家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贷方和借方关系的看法。公司的权力分配反映了社会中最多人持有的对商务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让一个没有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但也一样发展起来的国家采用这种制度是很困难的。同样，想统一各国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或统一与国际交易相关的各个组成部份也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亚洲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弱点使得它们的银行系统变得比危机前更加脆弱，并妨碍了随后危机的解决。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时政府对银行暗地里担保，造成了投资者以过低的价格贷给银行大量的资金，造成资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产法和程序使得银行无效贷款的恢复变成一项长期并且昂贵的工作。另外，俄罗斯在强制执行合同和收债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础设施是造成现在俄罗斯金融中介作用瘫痪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怀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确对经济有益的话，在将来推动这些形式统一的压力将会是相当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很有可能会改善银行系统的环境以及它的经营状况。
最近，一个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比银行部门本身发展对经济的作用要大。这一研究结果与以下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资本市场和银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务。如果同时使用两种形式则必定会带来更健全、更有效的资本分配过程。
有些人认为，缺乏足够的会计实践、破产条款和公司管理导致最近几次危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危机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够的上述因素和它们可能支持的资本市场存在的话，1997年初经济冲击的结果将会大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体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前两年金融动荡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欧洲大陆很少发生由房地产的繁荣和萧条引起的银行危机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出现过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陆的金融部门仍是由银行主导，它的资本市场也没有美国和英国的发达。这种银行体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一些银行体制有充分的监督并以一个合法、规范的框架为基础的话是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的。但是这种银行体制还有公有银行实质性的参与。这些公有银行往往缺乏私有银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创新。政府的参与往往不能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价格信号的可靠性。但在市场调节不足以阻止银行危机的时候，此类的政府参与可以提供默认的资源保证以使信用持续流动，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动。
例如，德国由公共控制的银行团体的资产大约占所有银行资产的40%.其他欧洲国家的比例虽然不如德国但也是相当大的。简而言之，一些证据表明较低效率地使用资本可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原因使欧洲公有商业银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时促进了以往规模不大的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并使欧洲大陆的金融体制向英国和美国的体制转变。
发展资本市场可能还会给欧洲大陆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在国家银行体制不断集中时，整个欧洲银行业也会逐渐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大银行受到异常打击的话，这家银行就有可能会缩减它向外的贷款。如果存在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话，以上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减轻，因为公司有了其它的资金来源。
结论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一下子给搞垮了。
这个带有很多钱的就是乔治·索罗斯，以他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者从5月开始对泰铢发动了攻击。并了这个多米诺骨牌。
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价狂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
刚刚回归的香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纽约道·琼斯指数、伦敦和东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泥潭。
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来势之猛、涉及之广令全球为之震惊！
在此，我们特推出这一系列，以飨读者。———编者
索罗斯血洗东南亚
小刘在某外企任职，因业务关系，经常往来于泰中之间，可是7月的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他发现自己着实赚了一笔———1美元兑换的泰铢突然变多了。稀里糊涂的他还以为是银行的小姐弄错了。事实上，泰国人的国际购买能力在这一天锐减16．7％，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正登滩东南亚。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5月份，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对抗索罗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寻找可捕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马币、印尼币对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
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亡齿寒，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入这一泥潭之中，就连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也开始表态，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
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已使得国际社会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正在加深。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货币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8月11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后增至167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10亿美元的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突然不再攻击。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们均大大喘了口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
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邻各国显然欢乐还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令人无奈的是，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邻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迹。8月底，又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进入9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势仍在继续。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0月19日，泰国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怅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4个多月的黑色风暴才渐趋平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身处震源的泰国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惨的恐怕非泰国莫属，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个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国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形象令人神驰目晕，一个小业主回忆说：“好像我们挺有钱，以至于每个人都着手准备去买奔驰。”他们热衷于海滨别墅，瑞士欧米茄、法国XO、德国奔驰、日本松下。像美国人一样，他们每年也潇洒地安排去欧洲旅行；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当你在曼谷郊外碰见一个乡下主妇，甚至街头叫卖的小贩，说不定就是股票大军的一员；“钱来得太容易了”，那时候，他们会以这么一种调侃的语气说正准备去欧洲旅行。可是现在，泰国人目瞪口呆地瞧着索罗斯之流从他们手里抢走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家庭轿车被警察拖走、失业开始困扰自己、浪漫的欧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转到便宜的公立学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指索罗斯）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摘要]物流金融是面向物流运营全过程,有效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组织和调节供应链运作过程中货币资金的运动,从而提高物流和供应链效率与效益的一系列经营活动。本文从物流企业延伸物流核心业务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在分析物流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物流金融业务的主要模式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包括代收货款、垫付货款、仓单质押、保兑仓、物流保理等。
[关键词]物流金融;现状;业务模式
一、物流金融的主要作用
1.物流金融的概念
从广义上讲,物流金融是指面向物流运营全过程,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实施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组织和调节供应链运作过程中货币资金的运动,从而提高资金运行效率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从狭义上讲,物流金融是指企业以市场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要求的产品向银行抵押作为授信条件,运用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的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进行结合,向公司提供融资、结算等服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
2.物流金融的作用
物流金融其实就是物流的组成部分。现代物流本身就包括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资金流和信息流,因此,可以认为物流金融是物流业务发展的内在的、客观的需要,同时,物流金融也是物流企业提供物流增值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
融资企业。物流金融业务利用动产质押突破了传统固定资产抵押模式,缓解了贷款企业急需的流动资金;物流金融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模式,有效降低企业50%的融资成本,加快了资金周转率;贷款企业利用银行的资金与物流企业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缩短了销售周期、降低产品库存,加快了产品周转,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银行。物流金融业务为银行完善结算支付工具,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创造了机会;银行在发展该业务的同时,也开发了新的客户群体,培育了潜在的优质客户;银行通过承兑汇票业务不仅可以快速吸收存款,还通过银承贴现获得了一定的利润;银行通过和物流公司的合作,极大地降低了资金风险,据有关银行统计物流金融的坏账率低于0.2%,大大低于银行现有业务的坏账率。
生产企业。生产商参与物流金融业务,可以提高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加快了资金周转,降低了运营成本;解决了下游经销商的周转资金,生产企业可以稳定并拓展销售网络,有效扩大了产能。
物流企业。物流业与金融业结合,创造了一个跨行业、相互交叉发展的新业务空间,为同质化经营向差异化经营的转变提供了可能;物流企业通过融资物流业务,在获得物流业务的报酬之外还可以得到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报酬,这种报酬通常是与融资金额或与货物价值相挂钩,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盈利水平;利用融资物流业务,物流企业可以快速切入核心企业的供应链,从核心企业向其上游和下游拓展,延伸服务链条。
二、物流金融发展现状
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物流金融已经成为世界各大物流企业新的利润来源。世界最大的船运公司马士基、快递物流公司UPS等都在大力开展物流金融业务,这些跨国公司依托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金融实力,结合自己对物流过程中货物实际监控,在为发货方和货主提供物流服务的同时,也提供物流金融服务,如开具信用证、仓单质押、票据担保、结算融资等,这样不仅吸引了更多客户,而且在物流金融活动中还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以UPS为例,为了推进物流金融服务,公司于2001年5月并购了美国第一国际银行,将其改造成UPS金融部门。在UPS提供的物流金融服务中,UPS在收货的同时直接给出口商提供预付货款,货物即是抵押,这样,小型出口商们得到及时的现金流;UPS再通过UPS银行实现与进口商的结算,而货物在UPS手中,也不必担心进口商赖账的风险。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借用UPS的资金流,货物发出之后立刻就能变现,如果把这笔现金再拿去做其他的流动用途,便能增加资金的周转率。
国内物流金融业务发展处于探索阶段,但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国内大型物流仓储企业因为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先决条件和较大规模、良好行业信誉和充足资本储备,在物流金融业务拓展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优势。2005年以来,国内多家第三方物流公司和银行携手开展物流金融的新业务。中国诚通集团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近100家大型仓库,占地面积1500多万平方米,库房面积200万平方米,货场面积370万平方米,拥有铁路专用线120多条,存储能力为1000万吨,年吞吐能力为4000万吨,拥有国内最大的仓储企业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广发银行等十几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500多家客户累计提供质押监管融资近200亿元,抵押产品涉及黑色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建材、食品、家电、汽车、纸张、煤炭、化工等诸多种类。①2005年12月22日,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开展监管货物、仓单质押、动产质押、指定付款买方信贷(保兑仓)等物流金融业务。中远物流从2006年开始探索物流金融业务,已先后与国内14家银行签订了框架协议,目前开发项目累计达到300多个。业务模式在仓单质押、保兑仓基础上,中远物流还结合自身优势打造了海陆仓操作模式,即银行为进口商开立信用证向国外的生产商购买货物,进口商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其余部分以进口货物的货权提供质押担保的货押业务。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于2006年7月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物流金融战略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在物流监管与商品融资、物流结算、物流保理、物流担保和客户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共同研发新产品,联结双方的服务平台,延伸客户服务范围,为客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增值服务。
三、企业物流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
1.代收货款
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将货物送至收货方后,货方收取货款,并在一定时间内将货款返还发货方。第三方物流企业收取现款后,由于时空、技术条件等限制,一般需要滞后一段时间向供方返款,随着不断的收款付款业务的开展,在一定的时间后就会积淀下相当规模的资金,不仅方便了客户,而且也大大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代收货款模式常见于BtoC业务,并且在邮政物流系统和很多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中广泛开展。
2.垫付货款
垫付货款模式是发货人委托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垫付扣除物流费用的部分或者全部货款,第三物流供应商向提货人交货,根据发货人的委托同时向提货人收取发货人的应收账款,最后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与发货人结清存款。这样既可以消除发货人资金积压的困扰,又可以让双方放心。在垫付货款模式中,除了发货人与提货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之外,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还应该与发货人签订《物流服务合同》,在该合同中发货人应无条件承担回购义务。
3.仓单质押
仓单质押分为典型仓单质押模式和综合仓单质押模式。
典型仓单质押模式是仓单质押的基本模式,融资方把货物存储在金融机构指定的仓库后,凭仓库开具的货物仓储凭证即仓单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金融机构根据货物的价值向客户提供一定比例的融资。第三方物流企业根据融资方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质押贷款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仓单质押业务合作协议书,根据质押物寄存地点的不同,对融资企业提供两种类型的服务:一是对寄存在本企业仓储中心的质物提供仓储管理和监管服务;二是对融资方寄存在经过金融机构确认的本企业之外的其他社会仓库中的质押物提供监管服务,必要时才提供仓储管理服务。
综合业务型仓单质押模式。金融机构根据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规模、经营业绩、运营现状、资产负债比例以及信用程度,授予第三方物流企业一定的信贷额度,第三方物流企业可以直接利用这些信贷额度向相关企业提供便捷灵活的质押贷款业务,由第三方物流企业直接监控质押贷款业务的全过程。这种运作模式把大部分的业务操作集中到第三方物流企业身上,金融机构只要负责对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统一授信,其他的都由第三方物流企业负责。
仓单质押业务通过仓储企业作为第三方担保人,有效地规避了金融风险,既可以解决货主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困难,同时保证银行高利贷安全,又能拓展仓库服务功能,增加货源,提高效益。
4.保兑仓业务
保兑仓业务是仓单质押的延伸。在保兑仓业务模式中,制造商、经销商、第三方物流供应商、银行四方签署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经销商根据与制造商签订的购销合同,向银行缴纳一定比率的保证金,一般不少于经销商计划向制造商此次提货的价款,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专项用于向制造商支付货款,由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提供承兑担保,经销商以货物对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进行反担保。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根据掌控货物的销售情况和库存情况按比例决定承保金额,并收取监管费用。银行给制造商开出承兑汇票后,制造商向保兑仓交货,此时转为仓单质押。通过保兑仓,大大缓解了交易双方的现金压力,提高了资金周转,真正实现了制造商、经销商、第三方物流和银行的多赢。
5.物流保理
物流保理模式是保理市场迅速发展的产物,客户在其产品置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监管之下的同时,就能凭提单获得物流企业预付的货款,货物运输和保理业务的办理同时进行。
ZHONG可指物流企业联合金融机构为其他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从保理业务的服务内容来说,物流保理业务与银行保理业务无本质不同,但是其经营的主体由银行变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使物流和金融流的联系更为紧密。
与金融机构相比,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对客户的供应链管理中,对于买卖双方的经营状况和资信程度都有相当深人的了解,在进行信用评估时不仅手续更为简捷方便,风险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机构保理业务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买卖双方的合谋性欺骗,一旦金融机构在信用评估时出现失误,就很可能财货两空,而在物流保理业务中,由于货物尚在物流企业控制之下,可以降低这一风险。
即使第三方物流企业因无法追讨货款而将货物滞留,由于对该货物市场有相当的了解,与该行业内部的供应商和销售商具有广泛的联系,在货物变现时能够享受到诸多的便利,使货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值。
参考文献:
[1]唐少麟,乔婷婷,发展物流金融强化供应链整合———物流金融系列研讨之一[J],物流技术,2006,(2)。
[2]林惠丹,第三方物流[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发展报告(2005)》,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2006。
[4]马克·格林布莱特(美),施瑞丹·蒂特曼(美),金融市场与公司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林勋亮,对第三方物流企业开展物流金融服务的思考[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6)。
[6]唐少艺.,物流金融实务研究[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5。
[7]傅新平,潘朝晖,我国发展物流主导产业的必要性与对策[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4(1)。
[8]刘士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现状与风险防范[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7,(7)。
[9]戴湘荣,一种新型增值服务模式———仓单质押[J],物流技术,2004,(11)。
一、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自1912年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出版和1973年麦金农、肖两人正式提出金融发展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做了大量研究，基本证实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与交易成本，进而可以影响到储蓄率、投融资决策、技术创新乃至整个地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随着后来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和地区层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被解剖开，金融结构被纳入到金融发展中去，形成了以银行还是以股票市场为主的不同观点。一种观点强调银行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强调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在经济增长中作用更大；还有学者从内生性的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和股票市场两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互补的。国内也有很多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比如曹啸和吴军(2002)、李广众和陈平(2002)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学者分省市或区域来研究两者的关系(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梁莉，2005等)；还有学者研究了金融发展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比如许长新(1996)、何枫等(2004)、徐琼(2006)研究了金融发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纵观我国金融发展的研究史，前两类研究较多，具体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途径的比较少，并且基本没有考虑各地区股票市场份额的影响。
二、金融结构与债务融资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无论是银行等金融中介还是股票市场，都是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渠道，其发达程度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乃至企业的成长。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6)证实了这点，他们研究了30个国家长期融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明股票市场、银行部门的发达程度与企业增长密切相关。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银行等金融中介具有“储水池”的功能，将不同期限的小资金汇集转换成生产资金，作为资金的“集”“散”中心，它反映了国家和地区间资金供给量的大小。当资金完全由市场来调配的时候，利率、股息等融资信息就反映了适当的企业使用适当资金的能力；当资金完全由政府支配的时候，融资信息就反映了国家调控的方向。二是银行等金融中介还有提高企业业绩促进企业增长的作用。作为一种专业化的资金配置形式，他们有能力且有动机对资金的使用方进行监管，因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总是流向效率高、业绩好的企业。总体来讲，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宽余，在我国权益融资受限的情况下企业债务融资就会多一些，我们预期银行等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债务比率成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还会影响企业债务融资的内部结构。银行等金融中介同时提供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而股票市场提供的是长期性资金，因而股票市场的发展程度会影响到企业长期债务的融资水平。可以预期，一个地区的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融资的越多它的债务期限越短。
制度背景
《资源约束型与需求约束型体系》的发表和《短缺经济学》的出版，使科尔成为“预算软约束”的鼻祖，自此“预算软约束”被认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投资低效的原因之一。大家普遍认为我国存在“预算软约束”，其原因是我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数为原有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并且金融业中国有银行一直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上市公司和国有银行就像是政府的两只左右手。这就会造成一方面企业的决策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而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出于“父爱”政府会出手相救，要么直接给予补贴使其看起来经营良好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要么政府可以通过国有银行向企业贷款。林毅夫等(2004)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李增泉、余谦和王晓坤(2005)的研究则提供了我国地方政府或大股东通过并购重组补助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Khwaja和Mian(2004)、Sapienza(2004)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即使没有陷入困境也会得到更多的政府优惠补助，特别是当银行也被国家控制时，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对企业进行补助的现象就更为普遍；而Fan(2005)在对跨国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中发现，政府银行贷款的补助形式中主要是长期贷款。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以及我国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在国有银行份额比较多的地区企业的债务融资和长期借款比较多，在非国有银行份额比较多的地区企业的债务融资比较少、短期债务比较多。
基于我国的金融发展历程，本文将我国的金融结构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我国目前并存的两种金融体制(即各地区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和股票市场的份额)，第二层是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内部结构——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
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债务比率LEV，即资产负债率，用债务总额/资产总额计算得出；在资产负债表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通常被列到短期债务中，但这部分的性质仍然为长期债务，因而衡量期限结构的变量有两个：
债务期限结构1(TERM1)＝长期债务/债务总额
债务期限结构2(TERM2)=(长期债务+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债务总额
为了详细地了解我国债务融资的情况以及长短期债务受金融结构影响的程度，还设置了短期债务比率和长期债务比率各两个指标:
短期债务比率1(short1)＝经营性短期债务/总资产，其中经营性短期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短期债务比率2(short2)＝短期债务/总资产
长期债务比率1(long1)＝长期债务/总资产
长期债务比率2(long2)＝(长期债务比率＋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总资产
2.金融结构的变量
戈德史密斯是最早以实证研究方式研究国家层面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学者之一。在指标的选取上，戈德史密斯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它是指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除此之外还包括金融构成比率、金融工具比率、金融部门比率、分层比率、金融中介比率、融资比率。国内学术界在计算金融相关比例时，采用了各地区银行当年年末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之比作为衡量我国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此外，Rioja和Valev(2002)采用商业银行资产和商业银行资产与中央银行资产总和比值的方法衡量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在分配储蓄资源上的重要性，因为相对而言商业银行在分配储蓄资源上比中央银行更有效率；还有国内学者借鉴了戈德史密斯分层比率的方法，即货币类、证券类、保险类金融资产分别占金融资产总和的比率；周立(2002)、周宁东和汪增群(2007)在研究金融发展时注意到了不同类型金融中介的影响，采用了金融市场化比率(FinancialMarketzationRatio，FMR，即各地区当年年末除去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朱恒鹏(2007)对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进程的研究中，从以下四个方面衡量我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化进程：制度性因素、经济因素、货币供给与金融发育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并把这四个方面分解成更为细致的分指标，其中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中包括了银行及其他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股票市场两个方面。借鉴以上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金融结构：
(1)股票市场的份额(STOCK)
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是企业融资中此消彼长的两大主要渠道。现有的国内研究证明，我国企业的融资并不遵循国外经典的啄食理论，而是一种恰好相反的融资顺序，首先是权益融资然后才是债务融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地区中企业有较多的权益融资渠道的时候，必然会减少对债务融资的需求。因而各地区股票市场的份额代表着该地区企业所能够利用的权益融资的难易程度，代表着企业外部融资中可以有多少由股票市场来解决，股票市场的份额和企业债务融资、长期债务是一种相反的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地区上市公司总资产所占份额来代表各地股票市场的发展。
(2)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FIR)
在借鉴国内外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以金融相关比率FIR(各地区金融机构当年年末贷款余额和各地区当年的GDP之比)作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3)金融中介的内部结构——非国有银行的发展水平(FMR)
考虑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借鉴周立(2002)、周宁东和汪增群(2007)的做法，采用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各地区当年年末除去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内部结构。
3.控制变量
(1)企业成长性GROTH。Myers(1977)提出拥有较多成长性的公司使用长期债务融资较少。由于投资不足问题的存在，随着公司成长性的增加，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会增加。公司可以从三个方面减少这些冲突：一是减少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的比重，二是在签订债务契约时加入限制性条款，三是缩短债务的实际融资期限。因而具有较多成长性的公司应当使用较多的债务融资和较短期限的债务。国外后来的大部分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Braclay和Smith,1995；Guedes和Opler,1996)。本文采用三年的平均主营业务增长率来作为企业成长性的代替变量。
(2)资产期限(AM)。企业应该使债务和资产的期限相互匹配。如果债务的期限比资产的期限短，当债务到期要偿还本金时手头就没有足够的现金。本文用AM＝固定资产净额/当年折旧来表示。
(3)公司规模(SIZE)。大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水平较低、破产风险低、融资成本较低等原因具有使用长期债务融资的优势。Fama和Jenson(1983)、Rajan和Zingales(1995)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点。本文采用企业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
(4)可抵押的资产(MORT)和盈利能力(EPS)。企业可抵押的资产多少和赢利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可以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和贷款的多少。可抵押的资产MORT＝(固定资产＋存货)/总资产；赢利能力用每股收益eps来代替。
(5)年份(DYEAR)。为了控制年度效应，增加了年度哑变量。
二、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2－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由于新上市的公司一般股权融资的份额较大，资本结构不稳定，因而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是2001年以前已经上市的公司，并且删除了(1)ST、PT的公司；(2)金融行业的公司；(3)数据异常和缺失的公司。最后得到854个样本公司，共计2562个观测值。公司财务数据来自wind资讯系统，各地区的数据来自各年的金融统计年鉴和中经网。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平均为45.54%,和杨兴全(2006)的研究结果差不多；而根据Rajan和Zingales(1995)的研究，西方7国的资产负债率(账面价值)分别为：美国58%、日本69%、德国73%、法国71%、意大利70%、英国54%、加拿大56%，Boothet(2001)。对印度、韩国、巴基斯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研究表明，我国的债务比率偏低，和我国企业首选权益融资的研究结果是对应的，也说明了金融发展中考虑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必要的；两个长期债务融资的比率均值分别为14.7%和18.1%，这和肖作平(2005)统计2001年和2002年的期限结构在15%左右浮动的结果差不多。根据AntoniosAntoniouetc(2002)，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债务期限结构均值为58.8%，长期债务和总资产的比重为14.2%，所以和国外的研究结果相比我国的债务期限要短得多。我国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后长期债务比率为8.7%，两个短期债务比率的均值都在30%以上，短期债务占了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
2.各地区债务融资数据的均值
从各地区的债务结构统计数据(表格略)上看，地区间债务融资比率和期限结构差距比较大，债务融资比率最高的地区为55.4%，最低的地区为32.3%；期限结构的差距更大，考虑(不考虑)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务的期限结构的最大最小值分别为37.6%(31.6%)和11.4%(9.4%)，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格略)得出p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
3.实证检验
(1)不同类型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债务融资的影响
Y＝a0+a1控制变量+fmr+fir+ε，其中Y分别为lev、term2、long2、short1。
金融相关比率表示了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表2表明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债务比率较高，有较少的短期债务；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和债务融资比率、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并且在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比较发达的地区，企业的长期债务较少短期债务较多。也就是说非国有金融中介主要为企业提供了较多的短期债务，而国有银行为企业提供了较多的长期债务。由于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和国有银行相比相差太大，因而企业债务融资的多少还是依赖于国有银行的信贷份额，即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的资金配置力度要远远小于国有银行，所以在金融中介(包括国有的和非国有的)发达的地区企业有较多的债务融资。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同预期一致(表格中略)，企业成长性和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和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资产期限、可抵押资产、盈利指标、规模同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
(2)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
Y＝a0+a1控制变量+fir+stock+ε，其中Y分别为lev、term2、long2、short1。
表2显示，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份额和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显著负相关，和短期债务融资显著正相关，但不影响公司的债务融资比率，这和我们前面的预期基本一致。
(3)金融结构分层的重要程度
Y＝a0+a1控制变量+fmr+fir+stock+ε，其中Y分别为lev、term2、long2、short1。
关键词：产融结合；投资动机；监管制度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上国有资本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各种类型的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深度和广度都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并且发展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
一、产业资本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分析
产业资本频频涉足金融领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复杂的动机，需要我们认真、客观、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认识，并制定相应的监管对策。笔者认为，目前国内产业资本积极寻求产融结合的动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参股或者控股金融机构，为自身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虽然我们十分不愿意将这一条列为产业资本投身金融业的主要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在内地市场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尚处于表面的原始阶段，缓解资金流压力，争取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依然是目前不少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最主要因素。具有金融背景的企业更容易得到信贷支持，这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毋庸置疑，而且对积极实现大规模扩张、投资多元化和资金流量大的集团企业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典型。如以饲料为主业的新希望集团，在围绕主业开展的并购和进军房地产业的过程中，也成功地利用其参与金融业的背景获得了巨额融资，实现了多元化投资。但是，更多的产业资本投资金融业却仅仅把目光放在了缓解“融资饥渴”上，以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地位轻易获取银行巨额贷款和授信；以上市公司股权抵押贷款，拿金融机构的资金来充实自己的现金流；以投资证券公司为名义拿钱给证券公司炒股……，类似于这样的手法并不少见，图的是眼前的利益，冒的是极大的风险。在不久前发生的“上海周正毅事件”里，多家金融机构深陷其中并且损失惨重。以周正毅农凯集团为核心的“农凯系”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向来以热衷于投资证券公司而闻名，曾成功控股了“大通证券”和“泰达富友证券”。同时，农凯集团以2.33％的持股比例位居兴业银行第六大股东，并利用这一优势轻松从兴业银行获得20亿元的综合贷款。目前，伴随“周正毅事件”调查的逐步深入，贷款风险已经开始凸现。
（二）投资金融业良好的利润回报是产业资本涉足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因素。金融业在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垄断保护行业，行业利润一直高于社会平均利润。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加入WTO，但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短期内金融业还不会失去即有的“垄断利润”。因此，对产业资本来说，目前只要挤进这个行业就能享受到超出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的回报，金融业作为一种长线投资，可以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收益。并且，从其他国家或其他行业的市场开放进程来看，许多垄断行业逐渐放开时，往往会产生类似爆米花爆炸的效应，市场放开会带来市场的巨大膨胀和活跃，而且会带来超额的利润，谁进入得早、谁渗透得深，谁就可以在市场利润的分配上占得先机。尤其是一些实行投资多元化战略的企业，投资制造业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其他可选择行业也不多，而金融业的垄断利润和市场空间自然就显示出特别的吸引力。以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新希望集团为例，该集团早就从“资本与金融的结合”中得到了真金白银。据统计，2000年，新希望从参股民生银行得到的收益就达到3020万元，占同期公司利润的54.7％。
（三）中国金融业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吸引产业资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据统计，截至2003年6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20.7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达15.9万亿元，保险市场保费收入达2154亿元，保险市场资产总额7782亿元，上市公司1250家，市值总额41629.53亿元。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市场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业不论是市场规模和结构，还是运行质量和效率都远远落后。加入WTO，中国金融业面临着真正意义的对外开放和国际接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将席卷而来。从世界上许多已经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政府对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大规模进入，金融自由化将对本国金融业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金融资产快速扩展，市场主体迅速增加，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创新步伐加快，而金融业国有资本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市场结构也会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求将上述影响称为“金融大爆炸”，并预言中国金融结构正在进入大爆炸阶段的前期，不用很长时期，金融大爆炸将在中国出现。无疑，中国金融业拥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外资金融机构的蜂拥而入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许多产业资本才积极介入金融领域，从而为今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打下基础。
（四）投资金融业也是产业资本实现长期战略经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从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参与金融资本融合的内在需要。产业资本通过向金融业的渗透，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强化集团企业内部资金的集约化管理，如目前国内不少大型企业集团都成立了财务公司，就是为了将企业内部庞大的资金流进行合理调度，并通过专业理财进行适度投资，从而发挥资金最大的使用效益。其次，产融结合可以为企业发展寻求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跨行业协同效应。以发达国家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为例，许多大型汽车制造商都拥有自己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而完善的汽车融资服务不仅直接带动了汽车生产和销售主业，而且大大增加了公司盈利。2000年，美国通用汽车信贷公司为全球800万客户提供了汽车信贷支持，其当年净利润占通用公司总利润的36％。而福特公司2000年汽车信贷业务的税前盈余则高达30亿美元，已经接近其汽车制造主业的水平。还有，产融结合也是企业走出国门，实现全球化运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其中，实体经济全球化是催发金融全球化的基础和动力，而金融全球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论是跨国公司的资金结算，还是跨国资本的兼并重组，都离不开国际金融市场这个舞台。用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的话来说：“产融结合不一定能保证跨国集团的成功，但跨国公司则一定要成功地进行产融结合”。
二、产融结合对中国金融业的积极意义
从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公司的发展历程看，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世界500强中有80％以上都是成功地进行产融结合的运作。以通用电气公司（GE）为例，通用电气以电气照明行业起家，历史悠久，是道琼斯工业指数1896年设立以来惟一仍在工业指数榜上的公司。但是，目前的通用电气早已不再是一家纯粹的工业公司，2000年，通用电气销售收入1299亿美元，净收益127亿美元，这其中，GE金融服务集团的销售收入为662亿美元，净收益为52亿美元，分别占到总额的5l％和41％。GE金融服务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内容包括信用卡业务、保险业务、商业贷款、租赁等诸多金融领域。在发达国家，产融结合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它不仅有效解决了企业自身发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瓶颈，有力地推动了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且在推动金融创新，完善社会金融服务体系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我国目前而言，金融业整体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经营规模偏小，金融体制不健全，市场结构不完善，金融资产质量较差，金融产品营销方式落后，这些问题极大削弱了国内金融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我国已经加入WTO，金融业面临的冲击和挑战首当其冲，据业内专家预计，入世5-10年后，外资银行在国内金融市场上的外币存款份额将占到15％，人民币存款将占10％，外币贷款份额将在20％-30％，人民币贷款将达到15％。另外，在外资银行最具有竞争力的中间业务市场上，其市场份额将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其中包括贸易融资、信用卡交易和现金管理。与此相同，证券、保险业放开后也同样面临激烈竞争。面对挑战，中国金融业急需壮大规模，提升实力。金融企业通过上市到资本市场融资无疑是一条捷径，但是对大多数中小金融机构来说，上市至少在短期内还不太现实，而引进包括产业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则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可行的一条有效途径。
通过引进产业资本，国内金融企业一方面可以增资扩股，充实资本金，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并且，通过增资扩股实现股权多元化，可以以此为契机改善目前国内大多数金融企业不合理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其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资本的积极介入，目前金融市场上还存在的不少空白领域能够得到迅速填补，比如专为消费者提供汽车融资服务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专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民营银行以及远远跟不上市场发展步伐的人寿保险公司等等，这不仅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而且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服务水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三、加强产业资本金融投资行为监管的几点建议
在我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虽然还仅仅处于起步的阶段，但是，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产业资本大量进入金融业已经给金融监管当局提出了新的课题。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在产融结合方面的监管法规和政策还很不完善，加之产业资本的金融投资行为动机十分复杂、方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实现有效监管困难很大。笔者认为，当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监管当局引起重视。
（一）强化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在传统金融市场条件下，国有股在金融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因此股权监管意义不大，这也导致监管当局一直忽视了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事实上，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以建国以来国内最大的一宗非法吸储案为例，由于完全受控于大股东，广州市商业银行穗丰、汇商两家支行沦为大股东予取予求的“提款机”，四年内账外经营非法高息吸收了超过150亿元的资金，使广州市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性的支付风险。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开始实行增资扩股和国有股权退出，一些产业资本迅速填补空缺跻身大股东行列，其中不少企业把目光盯在了金融机构的控股权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1999年6月20日）第十五条：“单个股东投资金额超过金融机构资本金10％以上的，必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虽然对不少银行来说，仅有10％是肯定控不了股的，但是规定中并没有对关联企业、关联股东的参股做出更明确限定，因此，这并不妨碍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同时参股一家金融企业，通过拥有较多的表决权从而实现事实上的控股，这对一些股本规模较小、股权又相对集中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企业的股权监管，一方面要严格把好审核关，在积极引进优质资本的同时，杜绝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参股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适当分散股权，努力实现股权平衡。
（二）强化对商业银行关系人贷款的监管。所谓关系人，是指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上属人员投资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现有的监管法规中虽然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关系人贷款，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控制要求和相应的监管措施，并且，许多商业银行自身内部也对关系人贷款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因此有不少企业通过参股商业银行，掌握投票权，很容易就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信贷支持，而目前一些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发放给股东企业的贷款也远远超过了人民银行规定的单户贷款管理的比例，并已经陷入股东贷款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困境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尽快制订相应的监管措施，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在对金融机构增资扩股进行审批时，制订一些限制股东向所投资金融企业进行融资的政策规定，如若干年内不得向参股银行贷款，或提高贷款条件等等，从而将一些“劣质投资人”挡在门外；二是监管当局要切实加强对商业银行关系人贷款的监管和检查，对单户超比例的关系人贷款要坚决督促其压缩贷款规模，降低单户贷款比例，否则要给予必要的处罚。三是要督促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关系人的授信管理，严禁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贷管理的问责制和贷后评价制度，不给违规发放关系人贷款有可乘之机。
（三）积极推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随着金融全球化和混业化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向金融机构参股，使得金融机构本身的法律结构和管理结构也日趋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监管当局单方面的力量，显然难以对金融机构施以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管，必须积极借助外部中介机构力量来完善和补充金融监管。当前尤其要重视推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监管当局、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信息对称。有效的信息披露能够将金融机构置于市场的监督之下，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银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判断，从而避免交易前的逆向选择和交易后的道德风险。通过信息披露，金融机构的股权变动、关联交易（贷款）等重要信息可以及时、充分、准确地被市场和监管当局所掌握，从而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但在目前国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非上市金融企业目前还没有信息公开披露的义务。对此，监管当局应积极按照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思路进行探索，推动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尽快实施信息披露；同时，加大对社会公众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的宣传教育力度，帮助社会公众正确、理性地看待金融机构披露的信息。
（四）强化对大股东企业的风险监测。一般而言，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能够参股金融机构的企业都是一些自身实力雄厚，经营业绩良好的优质企业。但是，以产业资本自身的资金实力来看，对资金链的管理也同样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以民生银行的大股东——东方集团为例，2001年7月26日该公司公告，以公司所持有民生银行1.69亿法人股为质押物，为公司控股的锦州港向中信实业银行申请4亿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一则公告涉及了三家上市公司，两家商业银行和多个监管主体。这一方面显示大企业集团可以有效调集内部资源向某方面倾斜，快速抓住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一旦资金链或某些运营环节出问题，将动摇整个集团的实力，甚至有可能给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带来风险。因此，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的各方当局应加强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有针对性地对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上涉足较深、影响较大的产业资本实行风险监测，共同建立和完善重点行业、大型企业的风险监测数据库，加强风险分析和预警，为更好地掌握金融监管的主动权，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业得到了长足，金融资产总量已今非昔比，但金融结构仍存在明显不合理或扭曲的症状，其主要特征可以“一高七偏”来概括。“一高”即金融相关率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相关率，1978年为95.2％，2000年为225％，22年增长了12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 5.9个百分点。尽管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1988年）的326％、392％、294％和254％相比还有差距，但与巴西和印度 （1988年）的175％和114％相比，已明显居高。
所谓“七偏”，一是非金融机构（居民、和政府）的融资结构偏间接融资。我国非金融机构（居民、企业和政府）国内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 1981年为1.68：98.32，2000年为26：74.尽管直接融资的比重大大提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属偏低。其他国家或地区非金融机构直接融资的比重平均值为56％，最高为80.8％（马来西亚），最低为34％（印度尼西亚），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为78％、41.0％、 42.5％和48.1％。
二是金融机构的类型结构偏商业银行机构。从证券市场和银行金融资产结构看，1993年证券资产占总金融资产（证券资产十银行资产）的比例为13. 5％，截至2000年6月上升为23.8％，也仍比其他各国（地区）1993年56％的平均水平低32.2个百分点。至于我国购买保险的支出，2000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9％，1999年更仅占1.63％，与英国的13.35％及香港的4.72％比较，明显偏低。这表明，在我国金融机构体系中，商业银行占有突出地位。从国际比较看，美国的传统银行业正以不同的方式萎缩，30年前，银行业在美国中占金融资产总额的50％，已经收缩到25％，而且这种萎缩还在继续。
三是银行市场结构偏大银行垄断。到2000年底，我国有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88家城市商业银行、2057 家城市信用社、39333家信用社、239家信托投资公司和69家财务公司。截至2001年12月，国家银行的存款占上述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 73.4％，贷款占上述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76.9％。而且，一段时期以来，还出现了中小金融机构整体信誉受、存款向国有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下降的趋势。从国际比较看，经过90年代银行间的并购风潮，美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大大提高，其前100家大银行在资产方面的份额也才70％。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在世界上是多么独特。
四是银行所有制结构偏国有银行。我国3家政策银行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总银行资产的83.4％，在国际上只有印度超过这个比例。如果考虑到其他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国有成份，我国国有银行所占比例实际上还要大得多。据世界银行2001年上半年发表的一个报告，该行对100多个国家的金融业进行的调查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方（即国有）银行数量大幅度减少，减少最多的是那些高收入国家。与此同时，大约占世界人口40％的 30多个发展家的绝大多数银行资产仍为政府所有。国有银行占银行业资产75％一100％的国家有印度、中国、伊朗、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等。而沙特和大部分海湾国家的国有银行已大幅减少，现仅占10％。突尼斯、摩洛哥和大部分南美国家的国有银行也已减少到了10％～25％，埃及、巴基斯坦、巴西和俄罗斯减少到了50％~70％。
五是银行贷款类型结构偏企业生产经营贷款。截至1999年，我国银行业一直偏重企业生产经营贷款，而忽略居民消费贷款，后者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还不到 2％。而美国银行消费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份额在50％以上，日本银行在20％以上。2000年情况有所改变，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住房、和消费贷款为人民币2347亿元，占其新增贷款的29.7％。
六是银行贷款对象结构偏国有大型企业贷款。据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底组织全国15个省市对包括工、农、中、建在内的7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抽样调查，对非国有经济贷款仅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2％，对国有经济的贷款占58％。2000年情况有所改变，对非国有经济贷款的比例上升到48％，较1999年增长了2％。但与非国有经济在增加值中占70％以上、提供着9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支撑着8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相对照，其贷款仍是偏重国有企业的。
七是金融区域结构偏大中城市。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农业银行逐步向大中城市收缩、集中，留下农村信用社经营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而农村信用社却是严重先天不足：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亏损社、资不抵债社、高风险社量大面宽。这就决定了农村金融的严重落后，使本来就很少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这从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仅为69％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为84％（1999年数）即可见一斑。据统计，2000年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两项之和为10949.77亿元，仅占总贷款余额123804.35亿元的11％。这与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8％，乡镇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0％，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二）结构性扭曲的低效能效应
不合理或扭曲的金融结构，必然造成金融体系的低效能。我国金融体系的低效能主要体现在以下8种现象上。
一是个人和企业“借钱难”与“投钱难”同时存在。例如，据有关方面调查反映，广东惠州、佛山、肇庆、江门等市中小企业目前银行融资的渠道很窄，“求贷无门”，“融资难”成为其发展的最大障碍，珠海市佳讯实业有限公司近年来订单充足，但由于流动资金无法及时到位，仅1999年放弃的订单就有600万元，约占当年销售额的1／3.而另据调查，2000年6月，仅浙江温州、台州就有450亿元民间资金找不到投资方向。
二是较多年份国内投资小于国内储蓄。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在1980~1997年总共18年间，我国国内储蓄减国内投资的实际缺口有13年出现正值，其中最高的1997年名义缺口为2745亿元，实际缺口为898.5亿元，占GDP3.01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国内储蓄并没有完全用于本国经济建设，正缺口所代表的实际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势流往了境外。正如王小鲁、樊纲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的储蓄一投资缺口经济为正值，对外贸易则相应地处于顺差状态，外国净储蓄实际上为负数，这意味着本国业已十分稀缺的实际资源没有用于满足经济建设的迫切需求，而是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供别国使用。这种现象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速度很快且资金严重短缺的大国确实令人费解”。
三是外资进入和内资外逃同时存在。我国每年究竟有多少资本外逃，一直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但历次外汇大检查都发现了大量逃、骗汇行为，仅1998年就查出100多亿美元。有关专家分别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对我国1997～1999年的资本外逃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按直接法测算，1997～1999年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分别为128、233和122亿美元，3年合计为483亿美元；按间接法测算，分别为141、317和130亿美元，合计为588亿美元。大量资本外逃毫无疑问对我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国家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借贷外资，这边却不断有巨额资金流出并消失在国外。而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资本市场缺乏效率。
四是不同行业和地区的资金利税率相差迥异。据统计，1993-1995年在我国39个行业中，资金利税率最高的烟草行业为67.69％，最低的煤气生产和供应业为-0.8％，极差达68.49个百分点；资金利润率最高的烟草行业为10.9％，最低的煤气生产和供应业为-2.21％，极差达13. 11个百分点。不同地区企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差别。这表明，配置在不同行业和地区的资金的边际收益是极其不均等的，同时也表明体系的流动性效能是极差的。
五是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贷款对象的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每况愈下。据统计，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1978年为24.2％，1999年为6. 39％，1999年比1978年下降了17.81个百分点，其中1995、1996、1997和1998年还低于贷款年名义利率。
六是作为银行主体的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积累了太多的不良贷款。据官方确认，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划拨了1.3万亿的不良贷款到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而使不良贷款下降10％之后，截至2001年9月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1.8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6.62％。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仍是相当高的。例如，日本1998年1月12日公布的全国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 76万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12.28％；美国截至1997年底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和储贷机构全部不良贷款（逾期30天以上和呆滞贷款）占总贷款比例为2.27％；韩国官方1997年11月初公布其银行业约有呆、坏帐510亿美元，占总贷款16％左右，其中坏帐（损失）平均占总贷款约1.6％；泰国官方1996年报告的不良资产比例为9.8％，而据亚行官方透露，1998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18％左右；印尼官方1996年公布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8.8％，其中次级贷款占2.6％，可疑贷款占3.3％，坏帐占2.9％；新加坡六大银行次级、可疑和损失三个等级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3％，均大大低于我国的水平。国外观察家正是据此而断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破产。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权力制衡机制，但是在内部治理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新金融环境下风险防控能力不足，具体分析如下:1．“一股独大”和“委托—”易带来风险。股东权力过大，会使商业银行行为出现道德风险，降低风控能力，所以承担风险就越大;如果国家控股，那么容易导致所有者缺位，出现内部控制人现象，易使政府对银行管理层监督考核的弱化，会导致资产挪用，经营行为短期化等谋私利现象，银行承担风险越大，这从我国国有控股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于其他股份银行的现象就能被证明。金融管制对银行的股权运作上也有诸多限制，这也不利于股东对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监督作用的发挥。目前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较普遍，如中国银行由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控股等，其他银行也是或中央控股或地方控股，只有民生银行、深发展、北京银行是非国有控股。这样的股权结构容易导致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不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使银行存在信贷发放的操作风险。2．董事会和监事会功能设置存在缺陷。我国商业银行在高管任命上，由地方党委选派，董事会监事会缺乏人事任命权力，行政任命方式不利于选拔专业的银行专家，不利于银行发展;审计部门向行政机关负责，不向董事会负责，影响了银行内部治理的监督。监事会无法获得内部稽核部门、内审部门的结果，对银行的监督形同虚设，也是治理结构上的缺陷。3．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完善。银行管理层由于内部持股或持有股票期权计划，经营行为会趋同于股东利益，会注重长远发展，避免短期冒险行为，可以降低银行风险。我国银行，股权激励机制没有普遍采用，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这样的激励机制导致银行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产生道德风险、信用风险等。而且我国银行外部投资者和储户无法对银行经营产生影响，业绩考核机制和经理选拔机制不够完善健全，导致银行员工自我约束动力不强。银行管理层的流动也不适用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产生不了人力资源市场竞争的约束作用。4．信息披露不健全。银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致使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是外部对其治理机制监督的手段，会促使银行完善治理结构;银行存款的专家监督机制的建立，也有助于提高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我国相关法规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内容规定不够充分，而且没有明确规定违规责任，反映了监督缺失，造成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不充分，存在选择性披露甚至虚假披露的现象，而且披露参照标准不同，披露信息可比性差，降低了银行披露有效性。5．外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我国银行内部治理上，法律保障还不够健全有效，资本市场也不够完善，不利于股权流动促进控制权的优化配置、在外部监管上，重事后管理轻预防，监管指标也不够科学和全面，这些都是银行外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
二、优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策略
(一)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制衡与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实现国有股份相对控股，引进战略投资者，适度分散股权结构。规范完善股东大会运行机制，严格投票选举董事会、监事会的人员;增加董事会规模并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保障监事会监督作用的发挥，保证其成员在董事会会议的发言权。
(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
银行要参照《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信息披露要求，严格遵照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的要求，对资本充足率、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不良资产状况等财务指标，及重大事项、关联交易、风险管理状况等信息认真披露，完善信息披露机制。
(三)完善法律与市场建设
我国银监会、证监会，要参照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的相关法律;我国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完善上市银行准入退出机制，以制约银行经营行为。要积极培育银行职业经理人市场，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任命转变为市场配置，提高人力资本效益的发挥。
(四)完善外部监管体系
1.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认为金融危机之后，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与一蹶不振的经济生产强制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金融化现象的产生标志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进行系统的转变，这是以企业、银行、居民活动的转变为特征的。杨琳、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升级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正处在金融结构转型的攻坚阶段，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结构相配套。
（2）资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认为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他们反对金融化挤出实业投资的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利润的份额增长了，但总利润的增加为企业再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金融化实际上增加了风险资金的流动性，促进高新技术在不同部门间扩散，资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门流向高盈利部门。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产投资计划，较好地利用金融利润。王芳（2004），陈峰（1996），范方志、张立军（2003），惠晓峰、沈静（2006）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
2.金融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虽然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最终却从负面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
（1）投资角度。Lazonick（2010）对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比较普遍，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会压缩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减缓产业结构升级。HeeYoungShin（2012）从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后果出发，以韩国为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化确实降低了非金融企业和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赵玉敏（2008）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增加了我国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2）资本积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指出经济金融化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和金融利润的增加提高了这些企业潜在的脆弱性。管理层和员工的收入差异进一步拉大，这一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值得研究。大多数研究关注美国的金融化现象，而CaglaOzgur则将研究的对象转向土耳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场化行为导致了金融化现象，结果是导致了较高的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继而改变了股东结构、市场结构和社会结构。
（3）价值链角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多从金融化的微观定义出发，从两个层面解释了金融化的含义：一是非金融部门以金融而非产品作为利润主要来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现为公司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不断增长；二是公司采取分红、股份回购甚至并购的方式将盈利用于增加股东回报，表现为股东财富中金融资产的份额增长。Milberg（2013）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股东价值导向”促成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企业为了维持核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生产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为实现股东短期价值的金融化相互促进，而通过离岸外包带来的利润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资领域，产品部门投资占比不断下降。张慕濒（2010）进一步研究了这种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危害。他认为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加大产业调整的难度。
3.文献评述
从现有研究观点来看，关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不同论述，归根结底是所研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外文献大多关注金融化对产业发展的危害，虽然研究视角多样，但论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挤占了实体经济领域投资，从而造成实业空心化，危害国家产业发展；国内只有少量学者持此观点，部分学者虽然认为金融化恶化了国际市场环境，也承认金融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制造业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更加强调金融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即迫使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金融化这一全球性的趋势，在我国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这是由我国金融业、制造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的。从国内外文献对比来看，国外的文献关于金融化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和全面，归纳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但是国外的研究几乎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即使有少量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现象的文章，也只关注金融自由化国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现象。国内文献关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剖析极为简单，许多重要环节都是一笔掠过，研究深度不足。同时，已有文献基本是从金融化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论题固然重要，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当前我国十分强调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本文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二、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分析
经济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和金融结构在规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体来说，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门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非金融部门在金融领域投资的增多，其次表现在总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这种金融投资和收入的增加表现为金融总资产占经济总产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标———金融相关率。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组成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畜牧业，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在三次产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渐上升。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并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均衡化的过程。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类型结构与产业比例结构配置的科学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对初始不理想的产业结构进行有关变量的调整，理顺结构，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至少两次优化的过程。一方面，现存产业中存在部分劣质产业，需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劣质资源因无法获得资金而被淘汰，或者将其转化为优质资源；另一方面，某些优质资源发展过慢而导致产业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须通过金融资源的二次优化配置，来扶持这些发展较慢的优质产业。经济金融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和产业比例结构的合理化。
2.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产业状态向高水平产值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产值状态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动态演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和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资金。间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与补贴性信贷机制和市场性间接金融中的商业性信贷机制组成。
3.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产业结构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发展与地区资源禀赋达到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核心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浪费，使产业发展达到稳定状态。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给，使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干预有利于调节资金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使资金使用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指标选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标
（1）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英国经济学家戈尔史密斯在其专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并给出了金融相关率的计算公式：金融相关率=金融活动总量/经济活动总量。戈尔史密斯归纳出了构成金融相关率的七个因素，即货币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等。按照他所考虑的诸因素计算金融相关率非常复杂，因此大部分学者采用一国全社会金融资产总值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金融相关率（FIR）。许多学者赞同采用金融相关率定量测度经济金融化。如张慕濒（2013）、丰雷（2010）、王芳（2004）等，蔡则祥（2004）在构建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体系时，指出金融相关率能够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发展阶段使用。参照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将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指标。金融相关率越高，可以认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产业结构优化具体可以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构造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
2.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分别确定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之间的长期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三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
①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确实受到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影响；
②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表现出正向关系。说明在我国，金融发展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金融证券化和虚拟化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市场机制下，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而扶持了高盈利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构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形成机制；
③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向关系，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去金融化”发展。产业结构均衡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二是产业发展稳定化。金融化标志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现，资金更容易进入高盈利部门，投机性增强，不可避免地造成产业波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化趋势并没有侵蚀我国的金融发展，而是带动了我国的金融化。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它是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目标导向。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针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正向关系，而我国1978～2012年经济金融化上升的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这说明虽然金融因素支持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其它影响因素却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基准。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社会劳动总量按社会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保证全部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第二，扩大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资金来源渠道不广，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政策环境不宽松。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关键要开拓资金来源的渠道，国家财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对于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二是实行超前融资政策，如允许高科技企业直接金融资本市场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