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30 16: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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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规模经济
1、引言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宗旨是将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国内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实际问题结合进行论述。本文总结了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成果，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简单述评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以克鲁格曼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为标志，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从而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它阐明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的形成和演变的[1]（邱竞、薛冰，2008）。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如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以及两个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新经济地理学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的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 [2]（金煜、陈钊、陆铭，2006）。刘长全[3]（2009）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包括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国际专业化、全球和产业扩散、区域专业化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等模型，认为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来源与模型特点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分析市场深化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产业分布变化和产业集聚趋势。谢燮、杨开忠[4]（2005）。杨盛标，张亚斌[5]（2009）从改进的角度认为新经济地理的几个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设下建立起来的，研究者可以从改变垄断竞争函数形式、考虑异质工人、非同质的区域空间、拆散厂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设，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我国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生产商的集聚有利于产生当地的专业化供应商，进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专业技能的产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6]（克鲁格曼，1997）。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且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产业集聚和地区间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2]。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我国产业集聚现象，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检验，并其指导我国实践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一个新的理论产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并不断的完善，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同样，新经济地理理论也需要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进行检验。金煜等通过对我国产业集聚现象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企业数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均为正，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李娟，郑平等[7]（2011）通过分析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现象，也验证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动态均衡的结果，提出了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组织和干预，以减少转型成本。在传统理论难以对“义乌商圈”的形成发展做出解释时，任光辉[8]（2008）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认为其形成过程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和区际分工协调模式的转换，逐步跨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陷阱”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发展产业集聚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也证实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科学性[9]（韩永彩，2011）。
一个独立的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做出完整的解释，所以有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不同理论还分析我国产业集聚的现象。张明倩，臧燕阳，张琬等[10]（2007）结合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利用1999―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结果得出了与贸易理论的预期相同的结果，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形成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并未使产业的区位选择突破运输费用和区域保护的限制，并发现产业的市场外部性对产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等[11]（2009）将Harris-Todaro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赋予农业剩余劳动力假设，并考虑中国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迁移成本，建立一个内生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得出单个传统政策措施的经济效果不佳，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只有逐步放松户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计划生育政策仍具积极作用。胡洁，陈彦煌等[12]（2011）结合了城市失业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了一个两国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失业模型，认为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本国资本外移，存在失业的本国会出现“产业空洞化”趋势，运输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国制造业可能全面外移，制造业最终完全聚集于外国。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在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陈林生，李刚等[13]（2003）从四川省的发展现实出发，通过对基本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体系将会演化成数量不断增加的，分散的，专业化的小城镇。周加来、李刚[14]（2008）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要素流动和经济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郑剑锋[15]（2009）则从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出发，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指导实践，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距都比较大，因此怎样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一项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课题。从政府的层面，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具有过度作为倾向，政府应建立一套综合指标判断本地经济状况，一旦发现市场出现了集聚的雏形，需从本地实际条件出发，积极扶持，做好聚集发展的宏观规划[16]（柴志贤，2007）。市场开放度方面，城市级别、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信息传播等要素是影响中国会议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对会议中心城市集聚[17]（张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区之间的产业联动，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运网络建设，使商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以扩大市场规模，吸引更多企业到港口集聚以壮大经济实力，促进技术进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韩永彩2011）。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经济结构对称的条件下，“偶然因素”导致的消费需求转移会使得均衡时的地区资本份额发生变化，并可能产生“中心――”极端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地区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将削弱资本的集聚效应，然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区资本形成产生的集聚效应，会出现“路径依赖”，因此，要使地区转向均衡发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的了解，并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指引地区产业的集聚。
4、述评
综述所述，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总结和评述层面上，应该加强对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在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或者指导我国产业集聚时，虽然有一定的创新和拓展，但还是存在硬套的现象，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的产业集聚性质和我国产业集聚性质存在质的差别，我们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论搬过来解释或者指导我们的实践，应该结合我国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对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邱竞，薛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兰州学刊2008（4）
[2] 金煜，陈钊，陆铭.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5（4），79-89
[3] 刘长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综述[J].世界经济情况：2009（12），75-82
[4] 谢燮，杨开忠.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差异[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5] 杨盛标，张亚斌.经济活动的聚集与扩散分析――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8-72
[6] Krugman P R. Space： The FinalFrontier[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2（2）： 161-17
[7] 李娟，郑平.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1），62-65
[8] 任光辉.市场规模扩张、区际分工转换与“义乌商圈”之谜―一个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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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明倩，臧燕阳，张琬.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现象[J].经济地理：2007（11），956-960
[11] 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政策分析：Harris-Todaro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综合[J].世界经济：2009（3），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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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郑剑峰.从制度、地理之争到新经济地理――关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导刊：2009（14），136-138
[16] 柴志贤.产业集聚、演化与政府作用――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考察[J].经济论坛：2007（15），4-6
关键词：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4-0048-01
一、短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认为：导致经济的短期非均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市场调节本身不能弥补总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政府应该通过减税和增加预算支出，以刺激投资与消费和通过投资支出乘数效应，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从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1]。
二、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导致经济的增长，但是其把技术进步归因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政府无须干预经济，因为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往往可能对经济不利。新经济理论认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知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导致了新技术的产生（及技术进步）； 另外一方面，知识促进了知识的积累。
三、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区别
（一）关注的重点不同。短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引起短期经济非均衡的增长。所以短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导致短期经济失衡的原因是总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失衡。所以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节，以实现经济的短期增长，主要是人为的扩大和增加需求。而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在各要素的约束下的均衡增长。所以长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而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认为，导致技术进步的是知识，所以认为科技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
（二）政策目标不同。由于关注的重点不相一致，导致了实现所关注的政策目标也不相同。短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减税增支等措施来实现人为地增加有效需求的非均衡增长，旨在于摆脱经济的低迷和困境；但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水平的提升等方面，以至于改变限制经济长期增长的各种要素的边际限制，这样可以为一国长期的技术创新提供条件和可能。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三）政策效果不同。短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主要在于解决短期的经济低迷和过热等非均衡问题。其没有长远性和全局性，往往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利。然而，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又只注重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和产业结构等的调整等方面，以免带来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四）短期经济政策转换到长期经济政策需要一个过度和转变的过程。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目标和手段差异较大，效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短期经济增长是指标的行为，而长期经济增长是治本的行为。所以经济增长要从短期的政策转换到长期的增长政策需要一段时期的过渡和调整。
四、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上世纪末的产业结构调整功不可没。这说明了，经济结构的改善与经济长期的增长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增长，无疑显得犹为的重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增长理论可知，改善和调整产业结构无疑是一种保持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较为有效的政策选择。
从长远看来，虽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的进步，但是一个好的产业结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均衡。技术进步不仅与一国的科技水平有关还和人类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索程度、深度有关。然而，各国的产业结构却往往差异较大。对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现状，研究产业结构对于经济的增长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产业结构，也就是研究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区域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比例构成。如果社会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是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那么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健康持续的增长，即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如果社会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变化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的，那么将导致社会经济的局部甚至是总体经济（通过产业链的传导关系作用于总体经济导致的）的失衡，导致局部或总体经济的过热或过冷等经济现象。简单说，参与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如果是协调发展的就有利于产业的总体提升级，也就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反之就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经济增长，即出现短期的经济波动。
产业结构的比例发展也就是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不是简单的改变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问题，而是长期的持续的改变第一、二、三产业中各个行业或产业对于其他行业或产业的贡献率问题。以实现各个行业和产业都能够一起提升以更好的带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例如，改善基础设施以利于交通运输业及物流业的发展，从而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全面发展。这就说明产业结构具有了以下的特征：
（一）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过程。因为只有进行不断的调整才能够适应不断增长的经济的要求；才有利于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不断的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注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长期不断变化的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和满足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
（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的调整是非市场行为主导的。由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盲目性，导致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地使得各个产业能够协调发展。所以要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就应该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政策措施来引导、鼓励、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等政策措施来限制一些对经济长期增长不利的产业发展。比如，对我国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的行业进行整顿等等。
（三）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对政府的要求更高。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对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都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要求政府的行为都应该是有效的，而且作为管理者的政府还应该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来确定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发展。
综上可知，一国政府要想在已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来提高和改善经济的长期增长，那么就得建立较为有效和合理的产业经济结构。也就是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并且协调发展的产业经济结构。
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长期增长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各个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果，由于各个产业都处在最佳的发展状态，并且还有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使得每个产业都是繁荣的景象，导致一国经济总体的繁荣，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由于产业结构是动态的协调发展，在产业结构没有失衡的情况，一国的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的增长。
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短期的经济波动是在产业结构不相适应或不协调的时候，出现局部或总体经济失衡的现象。产业结构的长期协调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这是存在的，并且伴随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存在。主要是由于市场做事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摩擦。
也就是说，短期经济的波动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当波动较大的时候对经济长期增长影响较大；当波动较小的时候对经济长期增长影响有限。所以，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的关系就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长期经济增长在短期波动中持续增长，短期经济波动也好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得到修正。
关键词：循环经济；城市垃圾；资源再利用
城市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是带动整个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城市又是垃圾的制造工厂。城市垃圾是一种特殊的混合物资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城市垃圾处理政策的总目标是“逐步实现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1. 循环经济理论对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意义
1.1循环经济理论的含义
“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1.2循环经济理论在城市垃圾处理中的运用
（1）遵循减量化原则，从源头减少垃圾数量
在生产中减少每个产品的物质使用量、清洁生产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不过度包装或生产一次性的物品。在消费中减少对物品的过度需求，选择包装物较少和可循环使用的物品。这样可以减少垃圾的产量，在源头上控制垃圾的产生，减少垃圾处理的压力。
（2）遵循再利用原则，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垃圾排放量
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标准尺寸进行设计，使产品部分零件容易和便捷地更换，而不必更换整个产品。还要鼓励再生制造工业的发展，以便拆解、修理和组装用过的和破碎的东西。
（3）遵循资源化原则，促进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变废为宝
把垃圾分类后进行处理再回收利用，可以将消费者遗弃的废弃物资源化后形成与原来相同的新产品或者不同类型的新产品，或者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发电等。将可以作为再生原料的垃圾，通过各种回收处理技术，生成再生资源或再生产品。这样，在垃圾处理的整个过程实现的闭合，达到了循环经济的目标。
2. 城市城市垃圾污染现状及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2.1城市垃圾污染现状
城市城市垃圾污染比较严重。按人均日产生0.7公斤生活垃圾测算，城市日产生生活垃圾约900吨。城区还有约一半范围内没有建设垃圾中转站，仍采用袋装垃圾―垃圾箱（桶）―人力垃圾车―垃圾车―垃圾场的方式收运垃圾。由于各环卫物业企业的垃圾车型号、车况等各式各样，档次不一，致使运输效率低、成本高，时常沿途抛洒垃圾，二次污染严重。
2.2垃圾处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2.1垃圾处理技术水平较低
目前我市在用的生活垃圾处理场没有达到无害化处理的水平，达不到创建“三城”所要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于85%的硬性指标要求。近年来清洁生产、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技术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满足循环经济的要求相比还有距离。
2.2.2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支持
有关垃圾如何进行分类、收集各种资源再利用却缺乏政策支持，没有相关规章可遵循，造成政府对垃圾分类收集和再利用的作用、效益宣传力度不够，垃圾分类收集和再利用难以实施，有关经济政策措施不够完善。
2.2.3循环经济的理念尚未完全建立
当前我国城市垃圾问题日益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无论生产企业，还是城市居民对循环经济的理解不深，过于关注垃圾处理的末端模式，没有从源头上有效控制垃圾数量，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循环经济是在新世纪绿色文明背景下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是一种追求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多赢的经济发展模式。
3. 解决城市城市垃圾污染问题的对策
3.1建立循环经济理念，加强公众意识的培养
生活垃圾的产生源分散于城市居民家庭和餐饮业，要搞好垃圾的管理与协作，尤其是实行垃圾源头分类，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应加强宣传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减少生活垃圾产生量和垃圾分类收集对城市发展和改善生活环境的重要意义。
3.2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城市垃圾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其中，法律法规建设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部分。必须从产业发展、经济政策、科技创新等方面综合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从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解决城市垃圾问题。
3.3加强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和垃圾处理回收综合利用的技术研究
3.3.1建立垃圾分类收集系统
为了提高回收物料的纯度和数量，减少需要处理的垃圾量，降低垃圾处理成本，有利于废物的进一步处理和再利用，克服混合收集所出现的二次污染问题，就需要建立起完整的垃圾分类系统。
3.3.2增大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无害化是垃圾处理的前提，要严格按照卫生填埋场的要求设计、建设、运营新的垃圾处理场，要求垃圾场加强管理，应采用日操作法，随时倾倒、随时填埋覆土压实，并进行洒药处理，尽量减少恶臭气体外逸；严格按规定定期把渗滤液用罐车送城市污水厂集中处理；垃圾渗滤液在防渗膜破裂的事故状态下对地下水产生污染，所以应严格监测其观测井，避免二次污染。
3.3.3避免建筑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混填
如果建筑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分开填埋，可大量延长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减少资金投资。所以，应避免建筑垃圾填埋到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3.3.4逐步转变垃圾处理的运营机制，积极推行生活垃圾运营的产业化
照市场经济的机制去管理城市生活垃圾，积极推行生活垃圾运营的产业化。要逐渐把垃圾处理从政府部门中独立出去，转变为企业，可以采取入股、合资等多种形式建立垃圾处理公司，形成垃圾处理产业化。实行环保部门监督、环卫部门管理、专业公司提供社会服务的管理模式。
3.3.5积极推进废旧物资回收与资源化
要积极推进城市垃圾回收和资源化进程，在废弃物利用的各个环节上，加大投资力度，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回收生活垃圾中的有用成分使其资源化。
3.3.6加快垃圾处理的技术研究
城市要开展垃圾填埋场气体、渗滤液产出的规律研究，积极开展堆肥试验和垃圾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为今后城市垃圾处理处置确定合理的方案。
城市垃圾是一种特殊的混合物资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采用垃圾处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提高城市环境卫生质量和管理水平，加快文明城市建设步伐。本文依据循环经济理论原则，对城市城市生活垃圾的来源、产生量、物理特征以及处理现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分析，提出了适合市情的措施与对策，以实现生活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和减量化。
参考文献
金融投资是一种投资行为，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它以实物投资为基础，根据投资概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比实物投资更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行为。根据融资方式的不同，金融投资又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不同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实物投资构成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金融投资的完善与发展，促进金融投资作用的发挥，对整个金融市场发展也产生重要作用。但目前金融投资中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市场现状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较弱，企业在融资的过程中，仍然过分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的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而银行为了转嫁风险就增加贷款，滋生了银行贷款中的一些不良风气，同时也增加了银行的财务风险。同时，融资市场不完善，没有形成健全的体系，给金融投资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具体工作中，证券行业、银行系统、保险等行业的业务范围存在清晰的分割，尽管这种方式能够减少金融传递的风险，但阻碍了资金在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给金融投资和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二）融资工具现状
金融投资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发行、交易等环节。目前金融市场在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为：受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投资环境不完善，相关要素的组合不合理。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政府应该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完善的金融投资市场，为促进金融投资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金融投资发展的对策
为了应对金融投资存在的不足，促进其取得更好的发展，根据存在的问题，结合具体工作的需要，今后需要采取以下完善对策。
（一）拓宽融资渠道
为改变当前融资渠道过于单一的情况，应该综合采取多种措施，拓宽融资渠道。注重对外资的引进，发挥外资的作用。重视引进国外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国外一些中小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较高，经营方式灵活，对我国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引进外资的时候要倡导多方式的引进，注重对经营理念、技术、管理的学习，促进企业的发展。另外，要把握好投资和引资的各项工作。政府应该加强调控，增强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促进金融业务的不断革新。要提高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把握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全面分析各类投资结构，借鉴和学习金融投资风险应对的经验。投资之前应该做好调查和研究工作，对其中的风险进行全面分析，提高预防意识，减少风险的发生。
（二）完善配套政策
近年来，在转变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种对外资的引进，这种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推动了资金的快速运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国外投资流入高科技行业、服务行业。今后在促进金融投资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顺应这种发展趋势，重视对外资的有效利用，注重对产业结构的分析，促进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同时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应该考虑金融投资的具体情况，制度相应的政策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的发展，为金融投资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革新经济结构
在引进和合理利用外资的同时，要增强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力度。近年来，民族工业取得较快发展，其市场竞争力和市场规模取得较快的发展，但一些民族工业逐渐被外资企业所垄断。因此，政府应该制定有效的措施，增强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力度，尤其是对新兴产业、幼稚产业应该增强保护力度，促进民用工业的健康发展。
（四）重视风险投资管理
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重视风险投资管理。在制定风险机制的时候，应该提升金融投资的差异，对当前的经济活动，经济政策等进行全面分析，最大限度减小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采用多种货币投资并存的方式，降低风险。提高市场的风险应对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债、股票、基金等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风险，在交易的时候，价格波动也是正常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要引入专业人员，加强对投资的分析，全面分析和评估其中存在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最后，实行实物型投资理财措施。在投资中，通货膨胀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金融投资的过程中，要对产品进行全面分析，对存在的风险进行全方位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进行投资，以减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
三、结束语
2010年是中国经济“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区域经济政策在其框架下实施的收官之年。
在“五年规划”新旧交替的时刻，新的“十二五”规划已经在调研起草之中。同时，它将指向2011年至2015年的区域政策框架体系。
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公布了《“十二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年底，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发表杨荫凯、张明强、宋志强联合署名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十二五”思路建议》。
近日，发改委一位官员也公开表示，目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已责成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牵头研究“十二五”规划中区域经济的发展方案。
中国的规划编制工作大体包括前期调研、编制起草、论证衔接、审批四个阶段。消息透露，涉及到能源、环保、工业、通信和信息化等具体领域的发展规划调研工作已经启动，目前第一阶段将完成。
“2010年，中央将为‘十二五’期间的区域经济政策定下基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电话中对《新经济导刊》记者说。
“均衡”或成区域政策主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发改委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二五”的区域经济政策将不再鼓励造新概念，也不会轻易提新战略和造新词。
相反，他说，“十二五”规划更应该强调“落实”，并将在此前的政策框架体系内进一步出台具体执行措施，就总的政策取向来说，“均衡”有可能成为主调。
肖金成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开始双重转轨，理论界对那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绝对平衡观进行了反思，重新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把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优先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理念。
在这种“非均衡”理念之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动力。国家也在这个时期将各种政策资源投向了局部地区，比如八十年代倾向于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区域，九十年代则倾向于以上海及其浦东新区的长三角地区。
也是在这种理念之下，中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与之相伴的则是中西部地区的“政策真空”，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肖金成认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偏重于制造业而非采掘业，产业布局较多地偏重于接近国际资源的沿海地带。西部建设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往往高出沿海城市好几倍，这自然会影响到对西部投资的经济效果。
“人均收入差距可望缩小，但东西部经济差距可能扩大。”他说。
“十一五”规划中，中央已经在有意识地调整这一发展理念，“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也逐渐开始得以贯彻。也是此期间，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生了诸多变化，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思路出谋划策。
除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政策在持续推进外，其他局部地区的政策支持也在加大力度。天津滨海新区、“两型社会”实验区、“城乡统筹”实验区等，都在此期间提出；一系列密集的区域规划编制，同样是这期间提出的。
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此前本刊在采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与区域经济部部长张军扩时，张军扩就指出，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正渐渐趋于平衡。
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往南移动，但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开始持续向北回转。不过，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都相当明显，但近年来其幅度明显减小，这反映出和过去相比，中国各区域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
不过，“十一五”期间也出现了“过度”的倾向，而且“平衡”并不完全等于“均衡”。
从上述官员的表态即可看出，新概念、新战略、新名词的泛滥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而在去年底，本刊记者专访张军扩时，张也善意提醒目前“遍地开花”的区域编制规划有“碎片化”的倾向。
该官员称，这次制定“十二五”区域规划，将把握几个原则：切忌区域政策“一刀切”、“大而全”；关键解决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收入、公共服务等的差距问题：增强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确保政策思路的连续性、持续性，切忌大起大落、“翻烧饼”。
其中“均衡”二字，所包括的不仅有区域间的均衡、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均衡，也有贫富差距的均衡、公共服务的均衡等等。
“再看长远一点，未来20年是中国区域经济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十二五’的基调，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责任。”肖金成说。
“生态环境”将是重中之重
在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杨荫凯、张明强、宋志强联合撰写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十二五”思路建议》一文中，“生态”的分量相当重。
这份《建议》指出：“不同区域都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
在早些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的《“十二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中，明确表示，目前我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使得我国空间利用效率十分低下。
尽管在“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予以了着重强调，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执行力度等因素，生态环境问题却日益严峻。
典型例证是，国家审计署日前了渤海水污染防治审计调查结果，目前环渤海陆源超标排放现象非常严重。环渤海沿岸共监测陆源入海排污口96个，其中超标率为82％。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万元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11倍；2007年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达1382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468万吨，远远超出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如果扣除生态环境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我国空间利用的真实绩效就要大打折扣。
为了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一些区域成为资源的提供者，一些地区成为生态保护的区域，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区际利益关系协调机制的不健全，使得这些区域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
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一些资源环境条件欠佳或脆弱地区，在“行政区经济”的大环境下，一意追求GDP增长，不顾自身承载能力盲目过度开发，致使资源更加匮乏，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另一方面发达地区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日益下降，给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制约。
事实上，对于资源提供区域，由于资源价格偏低，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资源开发给当地带来更多的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地面塌陷等负效应，对于生态保护区，为了保护生态必然要牺牲一些发展权，但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使得生态环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因此，杨荫凯等人建议，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要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严禁生态用地改变用途，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鼓励生态移民。”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和城镇化问题相互关联。
在肖金成看来，未来中国城市将出现4大方向，其中城市生态化是其中之一(其它三大方向是国际化、连绵化和现代化)。
城市生态化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不但不使生态环境恶化，而且使生态环境更适宜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关键词 房地产 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政策 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条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最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加明显，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使主要的能量来源。而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渐落实，房地产业的发展会更加趋于理性，会在暂时的低调发展之后，迎来更为健康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业具有较大的价值基础、消费者的需求逐渐的以刚性形式出现，加之其附加值较高，特别是在十之后，我国的城市化、城镇化的步伐会明显加快，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房地产业因其产品的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和众多相关行业的关联性，长期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特殊的产业周期。房地产经济周期是波动性的，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与特征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
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周期，传统的产业周期一般要经过初创期、上升期（发展期）、稳定期和衰退期（蜕变期） 。但是，与传统的产业周期相比，房地产业的经济周期更倾向与经济发展周期。因此，对房地产业来说，其经济周期往往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萧条或低谷阶段。在这一阶段，初始时期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部分楼盘的楼价开始急剧下跌，甚至会下降到物业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场交易量也会随之明显减少，市场观望情绪严重；而当萧条阶段发展到中期，房地产的价格会出现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继续萎缩，随之而来的是与房地产有关的纠纷开始大量出现；可是当萧条阶段发展到后期，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而这更增加了市场的负面情绪，房地产的泡沫被继续挤压。而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和房地产的正常需求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产行业开始走向平稳，向经济复苏和上升阶段迫近。
2、复苏与上升阶段。在该阶段，房地产在初始时期的供给超过需求，房价和租金的水平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楼价已经完成了下跌的过程，并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回升的迹象已经出现；而在复苏的中期，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购买者逐渐增多，开始带动了期楼的销量。但是由于此时建筑成本与楼价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显。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迹象已经十分明显；而当复苏阶段发展到后期，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加速出台，为房地产业走向新一轮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繁荣阶段。房地产业不会长期的在低水平徘徊，当其发展到繁荣阶段时，宏观经济的扩张步伐进一步加快，消费者对房地产的需求进一步上升，市场的交易量明显增加，新建楼房的空置率逐渐下降 ；此时，更多的房地产商和中介机构开始大量介入，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同时增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逐渐的出台一系列的限制炒楼的政策措施，楼价继续高涨的后劲开始略显不足，泡沫达到了最大，新增房地产投资数量明显下降，房地产业的衰退或者萧条就在眼前。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并且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国民经济的需求旺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房地产的发展就会较为旺盛，一般处于上升期或者繁荣期，否则，将会出现衰退的迹象。因此，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产价格从长期看是处于一个增长趋势之中的；（2）在增长型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在长期趋势上呈现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轮的循环峰顶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则正好相反；（3）在房地产的景气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和贷款银行的过度乐观通常会使房地产供给的速度超过需求速度，在不景气的阶段则正好相反。
二、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分析
（一）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消费品价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变动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而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都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都是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这是因为，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 。此外，还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随机因素。
三、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一）改善房地产产品的供应结构。
针对目前的住房供应体系结构仍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极不平衡的情况，要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严格控制别墅供给，适当降低偏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建设比例，提倡建设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发挥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主导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规模，切实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合理引导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
（二）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价格。
价格是房地产经济领域中尤为突出的一个因素，而且它对行业内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的影响，运用价格规制对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作为宏观调控部门，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经济行为做出评估，以判断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借助政府的价格评估与指导，有助于使房地产商品价格回归理性，维护行业和市场秩序。
（三）规范土地政策。
在对待房地产发展的问题上，需要通过对土地市场监测分析，总结一定时期我国土地市场运行的总体情况和态势。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建立土地市场快速反应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而且还要规范土地市场，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和坚决打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机而导致的地价上涨进而引发房价快速上扬、房地产投机增加的局面。
四、结束语
房地产业的发展要符合市场需求，要与相关行业进行有效的关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现阶段，由于房地产需求稳中有升，房地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空间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强劲的国外竞争对手，新增的市场需求及原有的市场份额有被国外同行抢占的可能，对国内同行来说，竞争压力增加，而作为弱势企业的弱势项目来说，对手的强大和增多，将使其更显弱势。因此，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和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井一处）
注释：
闫新红，艾燕. 论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现代商业，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国宏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刘昕玮. 新经济形势下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理性思考.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109-110.
宋志勇. 房地产经济周期与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审视. 特区经济，2009（7）：287-289.
一、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及其出路
中国区域经济的演进和发展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英国Surrey大学的刘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呈缩小趋势,但自1990年以来,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缩小的迹象。经济性、地理性和历史性等因素使得东部自然地处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央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采取措施使不同区域具有同样的开放度和经济自由度;(2)采取措施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因素;(3)提业发展指导;(4)帮助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鼓励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配置经济资源。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李国平和范红忠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要素过度地集中到了核心发达区域,而是在过去的50年里,生产向东部沿海不断集中,而人口没有相应地向那里集中。我国生产的极化程度不高,人口的极化作用过低,因而核心发达区域的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因此,逐步完善人口流动的市场机制,鼓励中西部贫困人口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核心发达区域流动,是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策略。同时,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代替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之后,只有将环境因素纳入比较优势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和指导专业化生产活动。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需要对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创新。
英国Leat大学的吴忠民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开放与体制改革互动的结果,开放取决于体制改革,开放促进了体制改革。产业发展战略的变化、政府鼓励人口流动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较为有效地扩大了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使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这也是影响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瑞典G¨oteborg大学郑京海等提交的论文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制造国。中国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会对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有些方面甚至有能力影响世界的工业生产。从1985年到2003年,中国产业结构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量国有企业的退出和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除少数垄断产业外,国有企业在非垄断产业不再占有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促进了竞争,提升了效率。实践证明,所有权和市场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化都是中国工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
剑桥大学教授DavidWall认为,加入WTO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区域经济的集团化大体上是符合WTO的原则和宗旨的,但在某些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化对WTO具有一些负面影响。现在,各国对WTO基本原则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在许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现在,世贸组织最大的威胁来自美国。世贸强调的是非歧视性,如果只对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全部,则与世贸协议精神相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要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的影响。如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能够加快,则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刘树成研究员在专题发言中,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国际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独具特色的结论。他还分析了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提出了“有扩有控、有松有紧、扩控结合、松紧结合”的宏观政策思路。具体地说,就是在总需求管理方面,控投资,扩消费;在产业部门之间及内部根据不同情况有扩有控;在地区经济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扩有控,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的续稳定增长和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还就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认为应该从纯理论层面、经济政策层面和政治层面等多个层次和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提出只有综合考虑影响汇率的各个因素,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厦门大学的马理认为,不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全球化的经济策略,但事实上却未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短期内可使发展中国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却可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发展的陷阱”,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短期正效应和长期负效应。短期看,它对经济的拉动既可发挥立竿见影之作用,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政府对实行该政策有较大的偏好。但长期看,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剩余大量流失,发展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制约,净出口趋于回归,加之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会不稳定。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唯有抓住积极出口引致的时差与暂时优势,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才能赢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知识要素与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化和提升
知识已成为影响经济成长的最主要的要素之一,目前全球经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知识———知识创造和应用能力的竞争。西安交大司训练、陈金贤认为,知识流转和产业演进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知识流转机制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也是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演进的基础在于知识流转的方向,因而产业结构演进必须成为以知识流为指向和动力的演进模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恰好缺少知识流转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正确把握这一机制,有助于中国在新世纪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和供给、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充足。
西安交大的魏建忠、段新民认为,对教育的投资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改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知识获取、知识创造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很大。虽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大改进了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但是从1978年到2000年,这种提高呈缓慢下降态势,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和教育质量的下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未能显示出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和生产技能的差异,因而这种工资率水平不能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生产潜能,因此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种状态以释放劳动者的潜能,从而产生效率改进效应。
英国的RichardSanders教授等认为,新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建立有助于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新经济不可能自动实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面临改造旧经济和发展新经济的双重挑战,因此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平衡发展和转轨的过程。高新科技是发展新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使用的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仍可以用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863计划)、火炬计划和高新产业开发区计划,以及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向生产能力转化的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克服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中国具有产权模糊、公共企业家等路径依赖特征,但这些特征是帮助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路径依赖型的制度安排,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四、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
公司治理是近些年来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部分与会代表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的陈健博士等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应该从分析企业的产生,特别是以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的产生开始。与此相关的产权理论、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解。他们认为,上述有关理论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任何将它们完全分离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对公司治理问题理解上的混乱和片面。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应在不完全合同理论框架下以理论为中心来进行。产权理论提供了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它与理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隐含假定所有权是对剩余现金流的索取权;相反,后者把所有权看作剩余控制权,即对合同未规定的偶然事件的决策权。产权理论的一个潜在缺陷在于用所有权来界定控制权,因为相关研究表明要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两个相同的概念。试图将这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也不利于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因此,产权理论可能更适用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二为一的小型或私营企业,而理论更适合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大的上市公司。尽管交易费用理论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但它也存在许多缺陷,比如说,它缺乏一个界定企业边界的标准;再如,它难以解释如果将具有相同专用性投资的不同企业合为一个更大的企业且没有补偿成本的话,为什么这样做是没有效率的,等等。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冯根福教授对如何构造有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在现阶段的特殊主导作用。一般人认为公司治理的主体是股东或相关利益者。这种看法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即疏忽了国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治理主体。任何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都与该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合理,对于能否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认真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积极为形成有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奠定良好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基础。二是要恢复和重视有效投资者的作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按照现代公司的本质要求,重新恢复和重视发挥有效投资者的作用。所谓有效的投资者,主要是指有直接制约经营者行为能力的私人股东。中国上市公司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在于“一股独大”,而在于“一股独大”者的身份是国家,而不是有效的投资者。所以,中国要构造有效的公司投资者,一个关键环节是要尽快把国家“一股独大”改变为有效投资者“一股独大”或多个大股东共同控股。三是要有效发挥董事会的作用,特别是要在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上下功夫。四是要加快推行各种有效的奖惩机制,真正调动和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刘小玄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规则很难适应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市场竞争规则,所以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民营化来解决上述问题。民营化是中国企业改革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阻力在于政府对其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成本是资本和土地投入,利益是利润、寻租机会和工资。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政府不愿意退出;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目标也不愿意退出。促进民营化的动力来自于经营者对其人力资本投入的未来价值的预期,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家进行民营化可以解决原经营者无法胜任的产权重组任务。只有解决职工的再就业和补偿问题,才能使外部经营者发挥作用。民营化的本质在于,通过所有权改革促进人力资本投入增加,这种投入增量必然创造新的价值回报。当重组后新的人力资本投入所带来的预期回报大于其投入成本时,民营企业家就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民营化。在企业转让价格的确定方面可以现有的市场竞争收益率为评估标准,形成产权买卖的价格基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民营企业达成共识也是大规模民营化发生的合理的市场前提。但是,要给企业的职工进行补偿,补偿的基本方法是以当地的市场平均工资为基础再加上其他补助。政府实际的退出通常落后于最佳退出时机,二者的不一致导致国企进一步的空壳化和资产流失,也造成职工补偿不足的后果。改制被拖延的时间越长,改制成本就越大。民营化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家能够实现其最优目标,其中股权变量的选择及由此激励产生的人力资本积极地投入,是提高企业绩效的源泉。
五、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开放问题,也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要论题之一。法国的Eric教授等运用马尔科夫转换技术(Markov-switchingTechniques)分析了上海证券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主动交易以来A股每周资本收益的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上海A股市场除熊市、牛市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投机市。这个市场对于一般的市场投资者来讲是难以把握的,它主要存在于证券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认为,投资于上海证券市场伴随有较大的风险。他们通过对上海证券市场1993年到2002年的月度资料的分析发现,通常A股市场前半年上升而后半年下降,5月份的资本收益率一般高于一年中的其他月份,该特征非常明显,可称作“红五月”效应。这个市场存在着一个能够利用这一特征获得较高收益的短暂牛市。在这一投机性市场上,以资本收益变化衡量的风险正在加大。他们认为“赌博”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
经济的构想和作法
印度计划委员会认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已经替代了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印度认为，21世纪，知识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信息通讯技术在全球范围的飞速发展，使服务成为可以进行跨国贸易的商品，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将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过去的3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主要出现在制造业，下一个浪潮将出现在服务业。印度没能赶上制造业转移的浪潮，但是应当抓住服务贸易全球化的浪潮。
印度认为，在知识经济的服务出口方面，印度具有比较优势。一是拥有一支庞大的讲英语的科技和专业人员队伍。印度高等教育发达，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为310万人，到2010年毕业生的人数还要增加1倍。二是劳动力成本低。例如，印度从事外包服务的雇员工资要比美国的雇员低1.5―12倍。三是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趋势。据预测，到2020年，印度15―59岁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35%升至47%，届时印度将成为世界上工作和消费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印度在软件开发、外包服务、工程咨询、研发服务、生物技术、医药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印度将充分利用本国人力资源的脑力优势，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知识服务产业。因为与制造业相比，知识服务业更节省自然资源，更能保护环境，而且附加值也更高。目前，印度国内和世界对教师、医护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已经供不应求。印度将大力发展这些领域的人力资源，把印度建成面向全球服务的信息技术服务中心、研发中心、教育中心和医疗保健中心。
为了促进印度的知识型服务出口，印度全印管理协会建立了一个由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组成的高级战略小组制订规划和行动建议。该小组认为，印度可以用两种方式向发达国家提供服务：一是利用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提供远程服务（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服务、电子诊断医疗和电子教学，以及法律咨询等等）；二是吸引顾客到印度接受所需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旅游、教育服务，以及护理服务等等）。该小组认为，成功地扩大印度服务出口应当从市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努力，最为关键的工作有3项：一是推销印度，建立信誉；二是教育和培训具有专业服务技能的知识型人才；三是充分发展连接印度与外界的基础设施，如电讯、信息技术和机场等。
当前，印度知识经济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构建知识社会和发展知识经济，印度政府决定成立国家知识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在5个方面制订具体的目标和行动方案，即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科技体制改革；扩大知识的传播；激励企业应用知识以提高生产力和获得竞争优势；促进政府机构应用信息技术以改善公共服务。
目前，印度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加大对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资，创立更多的世界级的大学；增加学生的数量并提高质量；建立教育投资公司；使课程设置更能适应人才的市场需求；加强学生对英语和其他语种的学习。
2．加强应用型的研发项目以实现技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变为生产力，加强科研机构、大学与商业的合作；加大对基础科学、特别是大学从事研究的支持力度；建立科技企业家园，解决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脱节的问题。
3．加大对知识密集型行业和企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创立世界级的研发中心，设立信息技术园、生物技术园和药品工业园；利用人力资源优势、投资自由化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来印度进行研发投资。
4．充分发挥海外印度人才的优势。鼓励外国公司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或与印度联合开发研究，鼓励海外印度专业人员和企业家参与合作。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研究员孙士海撰稿）
法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法国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计划调节管理体制。二战后，法国发动多次国有化运动，将煤矿、电力、航空、银行和汽车等部门的一些公司收归国有。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推行“中央集权经济”的典型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国家干预始终起着突出的作用，对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持续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国家干预的过度强化，逐渐造成法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僵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进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90年代以后，希拉克政府全面调整内外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是改变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向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制转变，以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主要的战略措施包括:..
1．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增强经济活力。经济结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减少国家干预改变传统的中央集权经济管理体制，将国家指导性计划转变为战略性计划，即中央计划通过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优先行动领域指明总体经济发展目标和方向。推进经济自由化，废除历届政府一直执行的各种有碍自由竞争的行政立法和规章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发展股票市场等。但是，法国并未放弃混合经济管理体制，而是试图实行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
2．以科技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法国的竞争力。为适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根据政府制订的目标，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换，首先完成对传统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以及老工业区的结构改组，继而大力发展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群，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了促进高科技的发展和注重提高科研投入产出效益，法国政府确定了电子工业、医学研究和环境技术等重点发展领域；改革科研体制，规定科研项目的社会经济目标，坚持科研面向企业，面向生产；制订和实施诸如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等高科技产业专项远景发展规划；积极推动和参与欧洲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3．推行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战略，促进就业增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把实现财政平衡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注重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增长由以出口带动逐步转向以内需拉动为主。
4.推行对外经贸“多元化”战略。提出经济优先、外交服务于经济的对外政策原则,推行全方位务实外交。
德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7.8%，1968年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战前经济发达的基础。二战前，德国经济发展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其汽车、飞机、电机、金属冶炼和化学工业已居世界前茅；农业基础也比较雄厚。二战期间，国家经济的基础（硬件）大部分虽被摧毁，但软件如技术、知识、企业的结构组织，经营管理经验、教育机制、文化基础以及部分熟练工人都保留下来。这些软件优势在举国一致重建经济的努力下，充分释放出了增长潜能。 （2）欧洲长期的和平环境。二战后，美苏虽在欧洲尖锐对立，但一直未发生热战，西德军备和军费开支较少，对经济较快发展有利，促使其成为“经济巨人”。 （3）美国等外来因素的支持。主要是美国出于东西方冷战对峙和自身利益的需要，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措施采取了支持德国复兴的“输血”战略。
2．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这一时期，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3.1%，通货膨胀率平均为4.89%。导致长达10年经济滞胀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技术进步缓慢以及生产费用大幅增加，导致国内投资盈利率相对降低，以致固定资本投资停滞甚至下降；政府错误的财政政策造成的恶果。后来，联邦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又不得不实行包括紧缩银根在内的经济紧缩政策，从而影响并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缓慢发展时期。80―90年代，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9%；2001―2004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1.37%，低于欧元区12国的年均增长率。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有：（1）国内需求不振。私人消费与出口一向是德国经济增长依赖的两个轮子，但80年代以来德国私人消费一直不旺。近年来，德国虽实行了税改，但对机动车课以高额使用税和生态税，使其他领域的减税黯然失色，民众消费行为未见起色。（2）失业率不断攀升，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的失业率在10%以上，目前失业人数已超过500万，创历史新高。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周期性问题变成了结构和社会问题，导致国家减弱对经济发展支持的力度，使经济发展后劲不足。（3）社会福利过高，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不足。
英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英国经济走走停停，增长乏力，出现“英国病”的现象。其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老化、国有部门比重大、福利负担重、投资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等。1979年，撒切尔政府开始对英国经济进行改革并采取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摒弃了战后一直奉行的以扩大政府开支和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转而推行以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为指导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政府制订并实施了以下经济政策措施：
1．坚持以货币主义为主的紧缩政策，制订并推行中期财政战略。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等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为生产和就业的增长创造条件，同时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2．放松政府管制,强调市场机制,鼓励自由竞争，以调动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保守党政府先后废除了180多项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规定，通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化市场的功能，从而将经济决定权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手中。
3．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减税措施以刺激投资和消费，调动全国各方面的资金，加快投资步伐，更新设备和技术,增加供应，以此推动经济增长。
4．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措施涉及约50多个行业，英国政府出售了200多家国有企业，如英国钢铁公司、航空公司、货运公司、电讯公司、石油公司等，甚至大部分铁路也实现了私有化。
5．改革福利制度。英国过高的福利制度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撒切尔政府上台后便开始改革福利制度，削减福利津贴，撤销部分福利机构，使政府节约了大量的福利开支。为了控制工资增长，颁布了限制工会权利的法律，冻结工资，改革劳动力市场。
6．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保守党政府废除英国执行了40年的外汇管制，实行金融管理的自由化。在英国的外国公司可享受国民待遇，与英国企业同样获得减税、财政补贴、新技术开发补贴等。由于英国基础设施完善和政局稳定等有利条件，形成了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