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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美养老金及社会保障的计算不同。在美联储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中，虽然个人退休账户及雇主提供的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供款确定型养老计划已被计入净资产，但收益确定型计划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的年金并沒有直接计入家庭净资产。
美国城市研究所的研究显示，2001年和2004年55岁-64岁家庭中，如果计入社会保障和所有的退休计划和退休账户，社会保障资产占总资产的36％，退休金占26％，而自有房产净资产仅占22％。
而在中国的家庭金融数据中，工作单位预期发放的养老金未被计入总资产，但所占比重应该远远低于美国养老金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大多数家庭还是部分依靠家庭储蓄或房产。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尚未完全覆盖且给付水平偏低，养老金所占比重就更低。
其次，比较各国居民资产，总资产固然是一个重要指标，平均值、中值更能体现人均财富实力。在更体现家庭资产实际水平的中位数上，美国高过中国10倍。另一方面，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财富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各居民群体间的财富差异尤其值得关注。
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社会各阶层的资产现状。比如城乡、地区间，不同教育程度、收入等级和财富等级的资产差异。比如2010年户主无高中学历的家庭净资产平均值为110700美元，中位数为16100美元。中国的某些弱势群体比如低收入、低教育家庭的净资产有可能远低于美国水平。
最后，尽管“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富”这一调查结果引来很多质疑声，但中国居民在资产储蓄方面确实也有优于美国居民的地方。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普遍偏低。在经济危机前，近三分之一家庭的流动性资产不足以维持在连续失业三个月情况下的贫困线生活水平。所以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大面积的长期失业加上储蓄不足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对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助于未来的经济决策。由于资产的统计比人口、收入或就业的统计在调查方法方式上更复杂，此类调查比较困难。
关键词 环境变化;环境意识;环保行为;中国公众
中图分类号 X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呈增大趋势,但是环境支持系统在可持续发展各个支持系统中的能力相对较低[1],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的《2006年环境绩效排名》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排名在133个国家中居第94位,环境问题可能是中国崛起中最大的变数[2]。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促进和鼓励公众意识和参与[3],显示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对公众环境意识的研究能较好的反映公众环境意识的水平。以1998年我国首次全国规模的环境意识调查报告《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4]、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5]、2005年首个环保指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报告》[6]、中国环境意识项目主办的《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7]为代表的全国性环境调查,反映了过去10年来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8-9],调查的社会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些调查之间呈现出持续性与互补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对环境变化现象与深层背景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缺少对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以及趋势预测。为此,本文在已有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以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价值,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2007)》、《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进行分析,其样本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个年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见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 选取报告内容中较为关注的3个方面,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以上述各个年份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
2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分析
2.1 公众的环保意识
对于公众的环保意识,选取环保知识和环保态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对于环保知识,以1998年调查中13个环保知识题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调查中对7个环境科学知识基本概念的认知度进行衡量。
1998年调查中环境知识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换作百分制,则人均得分仅为21.54分,表明当时的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尚处于相当低的层次。2007年调查中环境保护的认知方面,81.5%的公众听过至少1项有关环境保护的概念,但是当进一步询问时,仅有10%的公众能够正确阐明其确切含义,表明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总体呈现高知晓率和低正确率的特征,公众对于环境保护认知的实际知晓率偏低。
总体上看,相隔近10年,我国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现出随年龄上升而下降、随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同时,两个时期的调查数据均显示出城市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高于农村公众,且有城乡差距增大的趋势(见图1)。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差距从1998年的9.2台增大到2007年的43.3台,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差距从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居民环境知识的获取产生影响。
对于环保态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环境问题责任主体的认识和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衡量。两次调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对环境问题负有重要责任(见图2),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监督职责和企业社会职责的要求。而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则归咎于公众的环保意识差,显然“谁破坏,谁负责”的环保责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各类社会问题中,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从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视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环境问题仍未成为公众最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众认为我国环境问题严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见图3),公众最关注的具体环境问题也有所变化(1998年:水污染、大气污染、植被破坏。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减少、大气污染)。其中城乡居民对于具体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存在一定差异,1998年城市居民最关注大气污染,农村居民最关注水污染,且城乡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差别不大;2007年城乡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高于农村居民。
统计资料表明,近10年我国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相对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污染问题,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对于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约为3.7 亿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产量约为1.7亿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长[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长率甚至高达20%[13],而我国每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最高仅为1.5亿t左右,且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0%左右,低于国际通用标准的无害化处理率,因此导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垃圾问题日益严重,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众的环保行为
在环保行为方面,以1998年调查中公众参与5项环保活动的程度(低度参与、高度参与、具体活动)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的环保经历(主要环保经历、主动性环保经历、具体活动)来衡量。
1998年公众低度、高度参与环保活动的比例分别为65.9%和8.3%,以具体活动为例,当工厂噪音影响个人生活时,选择进行交涉的比例为43.9%,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4%。
2007年接收有关环保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82.9%)、报刊(47.3%)等大众传媒信息成为公众最主要的环保经历,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占18.1%)、环保宣传(占4.2%)、成为民间环保组织成员(占2.1%)等主动性环保经历不足,12.9%的人没有任何环保经历。以具体活动为例,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能够予以制止或劝阻比例为37.1%,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1.6%。
相隔近10年,公众的环保参与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动性环保参与水平有所降低,能获得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是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最直接的动力,也是造成环保行为滞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之间呈现线形相关关系。
2.3 公众的环保满意度
在环保满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本地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
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本地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够,企业忽视环保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而消费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等客观因素被认为是次要原因(见表2),表明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公众认为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相隔近10年,公众对于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环保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上升较快,对于企业环保自觉性的满意程度下降较快。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强化,而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仅为31分,总体水平较低,企业的环境责任在各类社会责任中的水平相对最低[14],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3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特征及原因
3.1 变化特征
以上述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参考2005年和2007年环保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数据的局限性,选取其中代表性的题目组成三级指标,个别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通过专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权重(见表3),采用综合评估法计算平均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可见,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环保意识呈现N形上升趋势,环保满意度呈现U形上升趋势,环保行为则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以2006年为结点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6年,环保意识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满意度则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2001年公众对于空气、水环境问题的满意度较低是环保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环保意识和环保满意度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行为则成为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2 原因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归纳为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 N形关系[15]。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是由于环境意识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比国内外,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快速觉醒-顶峰-下降-反冲-繁荣的阶段,其中环境意识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16]。在奥地利,公民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比例从1990-1997年下降了9%,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状况的改善使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的日益严峻降低了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在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1999-2005年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关注度的比例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因为下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改革等问题的日益严峻更为引人关注,尤其是下岗就业问题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2006-2008年,环境保护首次连续3年位列热点问题的前3名,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起步较晚所造成的。美国在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确立了公众参与原则;在中国,首部环保领域中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较美国晚了近40年。起步较晚导致了我国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机会不足[17],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同时由于行为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并随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过去10年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这与消费和能源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生态文明”的提出从国家层面上将环境保护从行为实践提高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
4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最佳的拟合方程为y=2E-16e0.0198x。经方差分析、回归系数的t检验表明回归模型成立(R2 = 0.9791>0.8,显著性检验P=0.001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环保参与水平和公众对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
(2)环境意识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其中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未来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未来公众环境意识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 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
5.2 建议
(1)加强环境认知教育,明确环境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严峻影响和挑战,中老年、农村和低教育群体是未来环境普及教育的重点。
(2)激发公众的环保责任意识,深入挖掘企业的环保积极性,使他们通过技术创新等有效途径提升企业形象,积极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
(3)加大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重点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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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18-0028-0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因工作繁忙或外出打工等原因，将自己孩子的生活起居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责任转交给了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亲朋好友，这种主要由祖辈承担孙辈抚养和教育责任的隔代教育现象愈来愈多。毋庸讳言，隔代教育容易导致孩子产生性格孤僻、行为失控等心理问题，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本文以韩××同学为例，谈谈隔代教育的隐忧及对策。
二、韩××的身心偏差及原因分析
韩××，女，7岁，连云港市东海县某农村地区小学一年级学生，父母外出6年，均在浙江宁波打工。其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初中没有念完，家中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爷爷奶奶均50多岁，爷爷初中文化程度，奶奶文盲。这样的家庭文化和教育背景，导致其身心出现了一些偏差：
1．逃避作业、惯于说谎。她经常少写、漏写家庭作业，有时干脆不做，非书面作业从来没有好好完成过。在校实习期间，笔者布置学生回家预习《东方明珠》这篇课文，要求找出课后的生字词并会辨认，可第二天检查时，发现她的书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问怎么没完成，她一直默不作声，最终吞吞吐吐说忘记了，一连几次都这样。对于作业中的错题，她从不订正。很多时候，家庭作业不会写或不想写，她就说没有作业，家长信以为真。三番五次之后，她形成了不写作业、说假话等不良习惯。
2．内向自闭、消极被动。韩××多次不写作业引人注目，笔者开始留意后发现，坐在班级倒数第二排的她，上课从不乱讲小话，也不积极举手发言，是一个不爱交流也不善交流的学生，每当遇到提问、考试、比赛，她常常会感到恐慌和紧张，在家时，对于爷爷的批评，她大多保持沉默，爷爷拿她没办法，有时气得直跺脚。
3．不讲卫生、习惯较差。笔者家访得知，韩××有起床不梳洗就去上学、晚上不洗澡就直接上床睡觉的坏习惯，她脸上总挂着鼻涕，小手一天到晚脏兮兮的，干净的衣服也穿得不成样子。
上述身心偏差的出现，主要与孩子特殊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当然，学校、社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第一，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素养的缺失是导致孩子身心偏差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忙于生计，无暇辅导孙子的学习。爷爷一年四季忙于农活，奶奶在家伺候年幼的弟弟，加上二老文化程度低，根本无暇也无力辅导孩子的学习。二是长期远离父母的怀抱，孩子缺乏生活关爱和情感慰藉。父母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孩子与父母沟通、交流的渠道主要是屈指可数的电话联系，在电话里，父母大多数只是询问孩子的学习成绩怎样、有没有调皮之类的表层问题，而对学习困难、个人心事这样的深层次问题则基本不涉及。心事无处诉说，烦恼无法排遣，久而久之，压抑、自闭等现象应运而生。三是临时监护人缺乏教育素养，对孩子的监管无法到位。只知道让孩子吃饱穿暖，同时，作为临时监护人，他们自身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教育素养，加之身体状况较差，没有足够的精力照顾、教育孩子。
第二，学校教育的某些失职是孩子身心偏差未能有效缓解的重要外部因素。受制于学生成绩排名等因素，学校往往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对留守儿童的身心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老师与孩子的监护人也缺乏积极、有效的沟通，这导致学校教育未能有效补偿家庭教育的缺失。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户籍歧视等社会因素制约了孩子身心偏差的积极矫正。韩××的家长也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但由于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户籍歧视，使得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孩子留在家中。
三、因势利导，培养隔代教育子女的阳光心态
对于隔代教育的孩子，努力培养其积极、乐观、向上的阳光心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孩子只有抬起头来，才能注视远方。这需要家长、学校、社会担当起相应的责任：
1．就家庭而言，重在各司其责、加强配合，形成家庭教育的有效合力。一是父母采用增加沟通频率和充实交流内容等方法换取关爱孩子的空间和时间。父母要注意倾听孩子的心声，鼓励孩子打开心扉。建议韩XX的爸妈：通话的频率由以前的一星期一次提升到每周两次，并确保一次视频通话；通话的内容不再只是简单的嘘寒问暖，而是有意识地关注孩子的方方面面，鼓励孩子充分、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对于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或成功之处，及时给予激励和奖赏（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让孩子意识到知识的力量，主动增强学习动力，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同时，告诫孩子多与老师和爷爷奶奶交流，主动融入到班集体中；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每学期与孩子的班主任联系2～3次，以便把握孩子的在校表现。二是孩子的爷爷奶奶竭尽所能当好教育“配角”，切实关注孩子的学习和卫生习惯。建议孩子的爷爷奶奶：多与孩子父母交流孩子的现实表现，出现了问题及时反映，并配合孩子的父母开展教育活动；加强对孩子学习习惯的监督检查，定时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养成复习、预习习惯；密切关注孩子的卫生状况，要求孩子早晨起床后刷牙洗脸，饭前便后勤洗手，保持衣服干净、整洁，随时携带卫生纸，及时擦掉鼻涕等；每周与孩子的父母保持电话联系，对孩子的在家表现及老师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与孩子的父母沟通交流，共商对策。
2．就学校来说，应积极开展心理补偿教育，切实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作为教育者，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还要关心孩子的心理问题。一方面，教师上课时不时地提问她一下，如果有进步了，就及时表扬；对于孩子出现的小问题，及时提示，督促改正；鼓励孩子大胆融入集体之中，主动与人交往、交流。另一方面，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鼓励她在遇到不懂的学习问题或生活方面的困难时，勇于向老师和同学寻求帮助；鼓励她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逐步培养她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多组织课外活动，让孩子单调的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培养她的业余兴趣和爱好，大力充实孩子的精神文化生活。
3．对于社会来讲，要努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营造平等、和谐的成长氛围。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户籍歧视，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表现。由此看来，农村地区应加大经济发展力度，政府提供更多的就业培训和工作岗位，使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有机会回到家乡就近、就地就业，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可以让父母也留在孩子身边，进而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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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上影响劳动者权利和地位的因素有两方面: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制度基础，但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的实际程度尚受制于获得居住证和实际享有居住证权利的资格条件。从“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居住”两项申领居住证的基本条件来观察农村转移劳动力获得目标城市居住证的可能性，发现农村劳动者的相对机会仍低于城镇劳动者，前置于户口之上的城乡之间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是这种机会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人力资本；居住证制度；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2015年12月总理签署第663号国务院令，公布《居住证暂行条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居住证暂行条例》明确居住证申领的条件是“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明确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并积极创造条件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户籍制度的这一改革，对于劳动力市场运行，意味着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户籍管理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自此，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原有基础———城乡劳动者之间的户籍身份差异———不复存在，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劳动者与其他迁移流动人口具有同等的身份特征并遵循同样的制度规则。这是否意味着以“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差异为标志的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也将就此消失?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一切法律和制度目标的实现，均不能超越特定阶段的经济社会关系。二十年前《劳动法》颁布没有使劳动者的权益自动随之实现，十年前《劳动合同法》实施同样没有根本性逆转劳资分配差距拉大、劳动者权益相对下降、劳资冲突日益突出等现象(姚先国，2011)，今天我们也不能期望，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城乡劳动者权利不平等，可以在一项国务院“意见”、一个“暂行条例”面前自动消失。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制度基础。但遵循这一居住证登记制度，城乡迁移劳动者的实际地位尚受制于两个维度的权利平等:一是获取居住证的机会平等，二是基于居住所享证实际权益的平等。从这一视角观察，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镇迁移劳动者拥有同等的机会获取迁移目标城市的居住证、同样持有居住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镇迁移劳动者在目标城市享有同等的获得就业岗位和劳动回报的权利，这才是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的本质所在。本文重点关注前者:农村转移劳动力是否与城镇迁移劳动者拥有同样的机会获得迁移目标城市的居住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转移到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分别有1359、3774、5752万人，也就是，有10885万人、占当年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64.71%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①，他们“应该”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这些应该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的农民工能否申领到居住证、能否与城镇迁移劳动力拥有同等的机会申领到居住证?显然，这取决于各地的居住证管理和实施的具体规定。目前有二十多个省市出台了新的户籍改革方案，方案中无一例外地包含居住证制度，但自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之后，新出台的关于居住证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还很少。2015年6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作为外来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具有代表意义。本文以《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为例②讨论居住证制度下城乡迁移劳动者获得居住证的机会差异。考虑到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与“连续就读”几乎不存在关联性，我们从“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这两项居住证申领条件上，观察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是否与城市迁移劳动力拥有同等的获得居住证的机会。
二、农民工的高流动特征
相对于其他城镇迁移劳动力，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是一个流动频繁的群体，其流动性高于城市劳动者(JohnKnight，LindaYueh，2004)。这种高流动性一直持续，一项基于长三角地区江阴市、昆山市、无锡市新区制造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姚俊，2010)，从城市间流动和企业间流动两个维度观察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将城市间流动次数2次以上的归为城市间高频流动者、2次及以下的城市间低频流动者，将同一城市企业间流动次数3次以上的归为企业间高频流动者、3次及以下的企业间低频流动者。数据显示，城市间高频流动的农民工占到66.8%，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频度可能并不亚于同一城市内企业间的流动。近期的情况也类似，2013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査”数据(常进雄、赵海涛，2015)③显示，64.0%的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文化程度越低二次跨区流动经历比重越高，小学及以下农民中69.2%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初中、高中及中(大)专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61.3%。即便在年轻一代农民工群体，二次跨区流动也是普遍现象，该调查显示，16～25岁、26～35岁的农民工，分别有65.0%和53.9%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农民工相对于其他迁移劳动者的这种高流动性，看似是“他们对低价值工资制、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自觉反抗”(姚俊，2010)，是“用脚投票式的维权”(刘林平等，2006)，是“希望提高收入”(白南生、李靖，2008)，但根本上，是相对低技能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难以获得基本的发展机会，甚至难以谋求一份可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工作，他们相对更频繁的流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人力资本水平积累不足从而难以与相对高素质的城市劳动者相竞争、不得不频繁流动以寻求到可能存在机会的结果。这种高流动的具体表现，一是不断变换工作，二是相应地变换住所。在“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以“稳定就业、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为申领居住证资格条件的新制度下，农民工无奈的高流动直接形成了对其获得居住证的更强约束。
三、“合法稳定就业”维度上的城乡平等
《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申领居住证应当提交“居住地住址、就业、就读等证明材料。……就业证明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但怎样的材料才能证明居住证申领人“合法稳定就业”，并未有具体规定，而是授权“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落户条件等因素，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对照《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该《条例》第十九条，非深户籍人员申领居住证应当“在特区有合法稳定职业”，而对“有合法稳定职业”的解释是:“非深户籍人员自办理居住登记之日起至申领居住证之日止，在特区参加社会保险连续满十二个月或者申领居住证之日前二年内累计满十八个月的，视为有合法稳定职业”。依照这一条款，我们看到，农村转移劳动力想要符合“合法稳定职业”达到申领居住证的资格，相对于其他城市迁移劳动力更为困难。转移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8.6%的外出农民工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属于非正规就业范畴。尽管农民工在非正规岗位上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他们仍然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分(都阳、万广华，2014)。社会保险体制以就业和收入为基础，对于非正规就业者，一方面他们在工商税务部门没有登记，甚至在企业也没有注册，政府难以强制征费(张国英、吴少龙，2012)，另一方面他们相对收入低、不稳定，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Midgley等，1996;VanGinneken，1999)。
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7.6%、21.8%、12.2%、3.9%和2.3%。这一参保率在持续上升之中，但到2014年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实际水平仍然很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年度数据，2013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63.39%④，2014年全国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72.06%，均大大高于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群体参保率。这一低参保率说明:对于大部分农民工而言，要达到“参加社会保险连续满十二个月或者申领居住证之日前二年内累计满十八个月”这一作为居住证申领资格条件的“合法稳定职业”很不容易;与其他职工相比，同样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想要在达到“合法稳定职业”这一资格条件，机会小得多。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无论是由于雇主控制劳动成本的逃避缴费(代艳丽，2009)、还是农民工自身选择放弃参保而谋求相应更高的即时报酬(李强，2008;任丽新，2009)、或是社保帐户异地转移体系不完备(华迎放，2011)，一个共性的原因则是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不足。相对于城镇其他迁移劳动者，低技能的农民工难以拥有同等的与雇主谈判的地位和能力;相对于城镇其他迁移劳动者，低技能的农民工为了维持在城市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放弃延时保障而得到更多一点的即时报酬;相对于城镇其他迁移劳动者，低技能的农民工流动性更大，现行社保转接制度下可以预期的损失也更大。在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乡户籍统一登记制度下，农民工低参保率事实上通过获得居住证的资格条件———以缴纳社保为前提的“合法稳定职业”———对农民工形成了差别性约束。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在看似平等的“合法稳定职业”资格条件面前，由于其能力积累不足，难以与其他迁移劳动者拥有同等的获得居住证的机会。
四、“合法稳定住所”维度上的城乡平等
类似于“合法稳定就业”，《居住证暂行条例》也未就“合法稳定住所”的具体内容作出解释，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观察2015年6月深圳市的《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第十九条对“在特区有合法稳定居所”的解释是:“非深户籍人员自办理居住登记之日起至申领居住证之日止，连续居住满十二个月的，视为有合法稳定居所”。同时，该《条例》第七条明确“居住登记实行申报义务人主动申报制度”，要求不同类申报义务人或“即时”(第十一条)、或“入住、搬离之日起七日之内”(第十二条)申报居住信息，最长不超过入住、搬离之日起“十五日之内”申报居住信息(第十三条)。严格的居住信息申报制度下，想要达到“连续居住满十二个月”这一作为居住证申领资格条件的“合法稳定居住”，对于农民工而言，显然比其他迁移劳动者面临更强的约束。一方面，农民工极大部分为家庭成员个体外出务工，而非举家迁移。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2014的五年中，全部外出农民工“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为20.03%、20.67%、20.66%、21.22%、21.27%，“住户中外出农民工”始终占到4/5左右。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他们的家人仍在农村。同时，农村承包土地的产权和流转尚未建立起规范的制度，对家人的责任义务和承包地的约束，许多农民工不得不往返于农村家乡与务工城市之间。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9.9个月，2014年为10个月，说明有一大群农民工，他们事实上没有在一个城市“连续居住满12个月”。
另一方面，农民工技能水平决定了其就业层次，相应地决定收入水平以及所能负担的生活成本，许多农民工靠最大限度地节约生活消费实现有限的节余，表现在住宿上，1/3以上的农民工寄宿在“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或“与他人合租住房”。根据2008年11月1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94号第四次修订后的《深圳市出租屋管理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禁止违反国家规定条件在生产经营、仓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住宅出租屋应当以经批准的施工图确定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住宅出租屋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六平方米”。虽然没有系统的统计数据，但从媒体的各类报道，以及农民工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事实，可以相信，达不到“国家规定条件”的“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住着不少农民工，小于“最小出租单位”的出租房内也住着不少农民工。事实上，只要不出现安全问题，雇佣单位提供“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供员工住宿对农民工是一种“福利”，小于“最小出租单位”的租赁行为事实上受到了租赁双方的欢迎。然而，《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第八条明确“非深户籍人员居所为租赁房屋的，出租人为申报义务人”⑤，核心是“居所提供者为申报义务人”。这意味着农民工实际居住的不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第194号令的居所，面临着不被出租人申报的可能，面对居住证的申领，上述现象必然影响居住人申领居住证的资格条件。在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乡户籍统一登记制度下，农民工的实际居住状态事实上通过获得居住证的资格条件———“合法稳定居住”———对农民工形成了差别性约束。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在看似平等的“合法稳定居住”资格条件面前，由于其能力限制，受所能承担的生活成本制约，难以与其他迁移劳动者拥有同等的获得居住证的机会。五、人力资本投资:新制度下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的根本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制度对其保护(或歧视)的程度，二是劳动者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其中，制度的保护(或歧视)本质上是对劳动者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或歧视)，制度主要影响劳动者的名义法律地位，人力资本则影响着制度所赋予的名义法律地位得以实际实现的程度。就处理劳资关系、提升劳动者地位而言，“人力资本投资比之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更具根本性”(姚先国，2006)。就劳动力市场内部，废除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不平等制度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但制度赋予法理平等并不等于实际实现平等。
城乡差别性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早期对农村劳动者向城市流动的严格限制，农村劳动者被剥夺了迁徙的法律权利自然也不可能拥有实际迁徙权力，然而，后期农村劳动者被鼓励向城镇转移时，仍有许多农民工难以在城市谋得一份稳定工作，与此伴随的却是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持续的“技工荒”现象。今天，“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制度层面的城乡隔离屏障已经被彻底铲除，城乡劳动者已经拥有平等的迁移就业的法理权利。但是，面对统一的“居民户口”、面对统一的流动人口居住证申领资格条件，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劳动者的实际权利平等，仍受制于获得居住证的资格条件。《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关于深圳市居住证申领的“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居住”的规定，客观上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更多的制约。深圳市的这一规定并不是个别的，观察2013年以上海市政府令第2号出台的《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同样规定申请办理《居住证》的，应当符合“在本市合法稳定居住”、“在本市合法稳定就业”两个条件，同时《上海市居住证申办实施细则》将“合法稳定居住”明确为“拟在本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住所证明”，即包括:来沪人员自购房屋产权证明、租赁房屋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单位宿舍证明和居(村)委寄宿证明4种;将“合法稳定就业”对应明确为就业、投资、开业、从事个体经营，分别提供6个月以上劳动(聘用)合同、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证明。类似地，2009年10月起施行的《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三项必备条件是“持有《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连续居住满三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工作”。2014年1月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指导意见》，7月1日起在开展居住证制度改革试点的部分市县暂停施行《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即:流动人口办理居住登记时，公安机关应当发予《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持有《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连续居住满三年的流动人口，可以申领《浙江省居住证》)，但《指导意见》仍明确“要求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基本条件申领、发放居住证”。
【关键词】儿童；口腔卫生；影响因素；调查
乳牙龋病有患龋率高、发病早、范围广、进展快、自觉症状不明显等特点，龋坏影响其咀嚼功能，引起局部感染和疼痛，还可影响恒牙的发育，对儿童颌面部和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本文采用统一标准对十堰市农村及城市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资料与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十堰市张湾区、茅箭区、白浪开发区3个区6所幼儿园城市及农村儿童各180名，共计360名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对其家长进行口腔问卷调查，由工作人员进行复查。采用SPSS13.O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乳牙龋病现状
2.1.1儿童乳牙患龋率：总患病率为53.5%,男性为53.8%，女性为53.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市为46.8%，农村为70.6%，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龋均为2.78，其中城市为2.20，农村为4.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2 患龋频数分布：无龋率42.50%;患1-5颗龋齿的人数占38.470%;患6颗及以上龋齿的占19.03%。城市患6颗及以上龋齿人数的比例为12.96%，农村为3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3各牙位患龋率由高至低顺序为:上颌乳中切牙、上颌乳磨牙、上颌乳磨牙、上颌乳侧切牙、上颌乳尖牙、下颌乳尖牙、下颌乳侧切牙、下颌乳中切牙。
2.2单因素分析
2.2.1家庭基本情况与儿童龋病的关系家庭的孩子数与儿童患龋率相关，只有1个孩子的患龋率较低。中等收入(5-30万元)家庭的孩子患龋率最低;孩子的出生体重、孩子出生后四个月内喂养的方式、以及孩子是否由父母照顾与患龋率无相关性。
2.2.2儿童日常饮食习惯与儿童龋病的关系儿童平时进食新鲜水果、橙汁/苹果汁(不包括鲜榨果汁)的频率与患龋率无相关性;儿童平时进食饼干/蛋糕/面包等甜点心、糖果/巧克力、糖水、可乐/雪碧等的频率与儿童患龋率均相关，很少进食饼干/蛋糕/面包等甜点心、糖果/巧克力、糖水、可乐/雪碧等的儿童患龋率最低。儿童睡前是否经常吃甜点或喝甜饮料与儿童的患龋率相关，不吃甜点或喝甜饮料的儿童患龋率最低。
2.2.3儿童口腔卫生行为与儿童龋病的关系儿童开始刷牙的年龄、每天刷牙的次数与患龋率相关。3岁以前刷牙的儿童患龋率(47.5%)、每天刷牙2次以上的儿童患龋率(47.4%)最低。
2.2.4家长口腔健康知识、态度、行为与儿童龋病的关系家长是否帮助孩子刷牙与患龋率无相关性;家长对含氟牙膏的知晓率与患龋率相关，是否检查孩子的刷牙效果与患龋率相关，每周/每天检查孩子的刷牙效果，孩子的患龋率最低(47.0%)。孩子是否使用含氟牙膏与其患龋率无相关性。家长对孩子口腔健康的评价与患龋率相关，对孩子口腔健康评价很好的家长，其孩子的患龋率最低(37.3%);家长的学历与孩子的患龋率相关，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家长，其患龋率最低(44.5%)。
3 结论
3.1十堰农村儿童乳牙龋病患病率高，龋齿充填率非常低，卫生管理部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农村儿童龋病情况进行控制。
3.2 十堰农村儿童龋齿与社会因素有相关性。家庭年收入与儿童的患龋率存在相关关系，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患龋率最低。因其儿童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可以得到父母的教导，发生口腔疾病的机会就会少一些，而相反对于家庭经济收入地位低的家庭，父母本身的文化水平就低下，儿童发生口腔疾病的机会就会多一些。
4 讨论
4.1良好口腔健康习惯是预防龋齿的重要措施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定期看牙医和限制含糖食品是预防龋病的几个重要因素。刷牙可去除口腔不洁物，还可以按摩牙床，促进牙龈血液循环，提高上皮角化程度，预防龋病。而定期口腔健康检查可以早期发现龋齿，早期治疗，使龋病早期得到控制，降低失牙率，减轻龋病的危害。使用氟化牙膏是有助于提高釉质抗酸脱钙能力，通过氟的促进釉质再矿化作用，抑制龋病的进一步发展。
4.2培养儿童良好饮食习惯可以预防很大一部分龋齿的发生十堰市经济发展状况与其它大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儿童食用的含糖食品主要是一些基本的生活食品，而不是如糖块、软饮料和巧克力等零食食品。但消费高糖食品的量和频率的增加却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减少儿童蔗糖的摄入量，特别是睡前蔗糖摄入量，对于改善儿童龋齿状况很有好处。
4.3合理的口腔健康教育形式是预防龋齿的重要因素口腔健康教育是以教育的手段促使人们主动采取利于口腔健康的行为，以达到建立自身的口腔健康行为，维护口腔健康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樊明文.牙体牙髓病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3一49.
［2］石四篇.儿童口腔病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洲:44一88.
*不论从收入、储蓄还是教育、信息技术利用方面
全球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公司近日陆续了第四次大型中国调查的结果。
此番在2004年底完成的调查，秉承以前的调查思路，同样将调查议题放在中国市场、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但时间跨度更广，力图展示过去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到底取得了多大的经济增长。”本次调查的负责人、盖洛普公司国际局主管博克侯德（RichardBurkholder）说。
盖洛普曾在1994年、1997年及1999年进行了三次覆盖中国全境的大型调查，旨在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及人们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
博克侯德称，此次调查的样本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大陆的人口。根据概率抽样的方法，接受调查者共3597人，他们分布在22个省、3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调查是面对面在受访者家中完成的，每个一般长约1小时。“（尽管）成本很高昂，但这是取得可靠数据的保证。”博克侯德认为调查的效果很好，因为“被访中国人非常乐意合作”。
盖洛普公布的中国调查报告已有30多份，所涉题材相当广泛，如“信用卡使用情况”、“劳工素质”、“汽车市场”等；其关注的重点，则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以及在此背景下城乡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博克侯德告诉《财经》：“此番调查最触动我的，是现在有了‘三个中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两个中国’。”
“第三中国”：未来发展之重
盖洛普先前的调查一般聚焦于“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中国”，那里财富和机遇都在急剧增长，最大的几个城市尤其如此；另一个是“乡村中国”，那里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经济状况还很落后，个人发展机遇相当有限，在很多方面都与“城市中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北京和上海已形成“城市中国”的双子星座。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城市人口分别为1084万和774万，远远将许多国际大都市抛在后面。
然而，居住在上海或北京的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4%。仅有3.8%的中国人口居住在中国最大的十个城市――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沈阳、武汉、南京、成都和西安。
那么，约90%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在哪里呢？盖洛普的调查报告回答，他们居住在“第三个中国”――即中国前十个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不但外国人不尽知晓，甚至有些中国人也未必熟悉。
尽管中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但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有45个，每个城市的人口都比美国底特律的人口多。美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数量只有九个。另外，中国还有181个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比如黑龙江的齐齐哈尔（143万）、江苏的南通（129万）、山东的莱芜（123万）等。
盖洛普的调查显示，“第三个中国”将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重要之地。20多年前，中国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尤其是在沿海一带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其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引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的农民工大规模涌向大城市，因为那里有比农村高得多的收入。
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虽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无论从地理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发展都是非持续性的。当这些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的时候，资源也在不断消耗。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内陆和“二流城市”。
城乡差距较十年前更加严重
盖洛普调查显示，“第三中国”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积蓄分别是农村的3倍和5倍，但这两项数据均只相当于前十大城市的三分之二。同农村一样，“第三中国”在个人理财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压力。他们每年的家庭收入平均为2310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00元），但日常家庭开支每年平均高达26225元。
尽管还不够富裕，但“第三中国”已发展成为中国产品购买的主力军。不少企业家和投资者往往忽视这一点，将销售重点依然放在大城市。盖洛普调查了一些产品的拥有模式。像手机、彩电、人寿保险这一类物品（服务），“第三中国”居民的拥有率和前十大城市的居民不相上下；在计算机、微波炉、声像机等方面，其拥有率则在前十大城市和农村的正中间。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GDP平均增长率为9.4%；然而，并非所有家庭能从全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受益。盖洛普的调查表明，中国当前的城乡差距比之十年前更加严重。
城乡差距体现多个方面，盖洛普的调查集中展示了四个方面，即收入差距、储蓄差距、教育差距和信息技术利用方面的差距。前两者反映了城乡差距的切实现状，后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城乡差距在今后的十来年是否会继续扩大。
――中国最大三个城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已扩大至农村的5倍。中国年均家庭收入从1994年的5960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14700元，但增长的绝大部分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农村年均家庭收入从1994年的4900元上升到了2004年的8200元，城市则从1994年的9380元急剧上升到了2004年的24400元。1997年，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年均家庭收入是农村的3倍。这一鸿沟在之后几年进一步扩大：1999年成了4倍；2004年更变成5倍。
由于农村居民并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对年均家庭收入的水平普遍表示不满，城市居民同样也不是很满意。五分之三的农村居民对其年均收入水平表示“有些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城市居民中有55%的人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缩小教育鸿沟寄望下一代
――城市居民的家庭储蓄也扩大至农村居民的5倍。盖洛普的调查显示：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家庭收入增长了147%，同期的年均家庭储蓄增长了67%。
但是，全国积蓄的增长几乎全由城市居民拉动。过去十年，城市家庭的总积蓄上升了124%，从1994年的10647元上升到23900元；农村家庭的储蓄同期却略呈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5431元下降到2004年4400元。在1994年，城市居民的家庭储蓄平均数是农村居民的约2倍，1999年超过3倍，到2004年，已经扩大到5倍以上。
这一储蓄模式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模式基本一致：城市居民十年间的年均收入在急剧增长，农村居民十年来其收入几乎是原地踏步。
盖洛普调查还发现，68%的被采访者对储蓄数量“有些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在农村，不满意的人数高达73%。
――缩小城乡间教育鸿沟的希望只能寄望中国的下一代。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全国范围内36%的成年被采访者表示他们的教育止于小学；在农村，几乎一半的成年人（48%）的教育水平止于小学，相比之下，前十大城市只有9%的人教育止于小学。全国范围内有34%的成年受访者说他们的教育止于初中毕业，另有20%的人读完了高中；11%的人报告说他们上了大学或者职业学院，但城乡差距悬殊：农村仅有1%的人接受了高等或职业教育，而在前十大城市中，这个数据是31%。
盖洛普的调查还显示，全国范围只有8%的被采访者说“非常满意”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另有35%表示“比较满意”，32%的人表示“不太满意”，23%“非常不满意”。农村居民由于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只有39%的人对自身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城市居民略高一些，为49%。
另一方面，今天的孩子比之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大约65%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只有31%；即便在农村，也有61%的家长对子女教育表示满意，城市家长的满意度则为72%。
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题。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
(二)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范文：
农民工文化需求调研报告
文化需求是社会人的一般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当新生代农民工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时，其他方面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文化需求显得相当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现状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文化作为一种符号传递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由生存理性转变到社会理性，物质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样迫切。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农民文化消费能力不强;另外，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把农民工的需求排斥在外，其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方式主要停留在睡觉、听广播等较为原始、低级的娱乐方式上。即使有的农民工开始接触网络等较现代化的娱乐方式，他们也大多把网络作为打发时间的工具(聊天、看电影等)，而没有有意识地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单调的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保守、落后的特征，大大不利于其市民化进程。
2.新生代农民工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最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传统农民工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即使有心摆脱出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个“坎”，就是求职过程中的技术门槛，他们普遍陷入一种“技术困境”。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现在紧缺技术工人，但求职农民工80%没有任何技能，远远满足不了市场要求。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了初步的学习意识，但由于学习成本较高以及收益的不稳定性，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却还存在着很多迷惘和认识上的误区。
3.新生代农民工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传统农民工文化水平有显著提高，但是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却远远低于城市从业人员，这种差距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要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想顺利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与之相匹配，他们的实践需要决定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另外，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遭受到了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带来的困惑和失望，有些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希望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原因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学习欲望强烈。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基本上是初中以上，还有一部分是高中生，甚至有些接受过中专或高技类课程培训，知识面、信息来源比较广。同时在工作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热情较高，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观点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他们不仅仅自己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而且对下一代也寄予很大的期望。对知识的渴望使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文化状况远远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2.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较高，土地意识淡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提升，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社会认同在减弱，他们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有的还是在城里跟着打工父母成长起来的，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同时，他们极力谋求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在经历了城市生活及文化氛围的熏陶之后，更感觉到城乡社会的差距，从而表现出对城市社会更强烈的向往。他们不管各种制度性的障碍仍然存在，转变就业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文明生活的追求对传统的思想观念、双重制度和限制政策提出了挑战。
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值较高，立足长远发展。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谋求发展。他们有较强的拼搏意识和进取精神，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挣钱来改善家庭生活，而是要求有所发展。他们更看重个人的能力和机会，相信只要通过个人努力拼搏就能获得成功。在争取待遇、谋求更大发展空间上，这一代农民工要求更加直接。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刻苦学习专业技术，以提高就业的竞争能力。他们把务工当做学习、提高、适应的过程，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从农民到工人到更高社会层次的生存方式与人生道路的转变。这要求政府和社会必须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渴求，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的对策建议1.多方推进，丰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城市居民差异不大，但在精神上，他们仍独自结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和城市文化似乎有些格格不入。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文化，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
一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是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的主导者，要把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公共服务范畴，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
二是企业要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主体作用。要根据农民工的需要层次，增加文化活动设施，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要组织农民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激发农民工的参与热情。
三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社区、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经常为农民工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2.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获取资源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和社会融入能力。
一是要对他们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培训。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年轻、受教育水平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等特点，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层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使他们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并通过多层次教育体系来引导和组织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就业和创业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同时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新型劳动者。
关键词 教育公平 信息技术 形式公平 实质公平
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方面的潜力已得到普遍认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提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20字工作方针，其中公平公正是推进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实现城乡教育公平是体现社会公正、创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信息技术究竟是促进城乡教育公平，还是两极分化的助推手，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争论。在努力践行城乡教育公平的改革中，应在维护形式公平的同时，努力提高实质公平，实现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辩证统一。
一、信息时代城乡教育隐含的实质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平等地选择和分享各层次的公共教育资源[1]。信息时代教育的形式公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实践，“以人为本”“自主、合作、研究、创新”“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等新的教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农村地区师生可依托基本遍布全国的通信网络建立完备的信息化沟通系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的教育理念，并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二是信息技术促进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信息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促进教学资源的共享。很多地区、学校的教育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资源的不公平。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农村地区拥有与发达地区同样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优秀的教师。教学光盘和网络课程的共享、公开课程的录制以及远程教育的搭建，使得偏远的农村地区也有机会看到其他地区的优秀教学成果。三是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方式的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教学方式不再受校园和地域的束缚，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双向交流，教师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学生布置作业以及交流反馈。对于学习者而言，网络上的资源都是免费的、开放的，学习者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主动选择学习的内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充分调动。但是，在信息时代，城乡教育在形式公平下却隐含着实质上的不公平。
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主要是通过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计算机的配置、宽带的接入、生机比、联网率以及软件资源建设，主要关注的是师生有没有计算机、能不能联网、生机比是多少等等。而农村地区的师生有了信息技术后，他们用信息技术做什么，怎么用，如何持续有效地发展，却很少受到关注。长此以往，城市和农村新的“数字鸿沟”将会出现。纵观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推进过程，信息技术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地区“物理接入”的问题，师生能够接触到信息技术，但这只是教育公平的第一步。除了关注“物理接入”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动机接入”“技能接入”和“使用接入”。但在政策推进中，以上因素不易被察觉，往往隐含在“物理接入”的形式之下，如果不对其进行妥善解决，那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实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师生有了信息技术以后，他们愿不愿意用、会不会用、怎样用、用的效果如何，同样也值得关注。
实质公平是物理接入公平、动机接入公平、技能接入公平和使用接入公平的集合体。信息时代城乡教育公平要实现四个“接入”的统一。在坚持城乡教育形式公平的同时，逐步推进实质公平，使广大农民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实现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和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也是进入深水区的城乡教育改革应努力并逐步实现的目标。
二、影响推进实质公平的因素分析
城乡教育的公平为社会所公认，但为什么社会公众关注和追求的往往是形式上的公平而不是实质上的公平？从上文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影响推进城乡教育实质公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动机因素、技能因素以及使用因素。
1.动机因素
动机因素指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后，学校教师和学生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程度。由于历史原因，农村教师很多都是由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转过来的，由于自身年龄、学历和教育背景的影响，很多教师的信息素养较低，使用信息技术授课的意愿较弱。
（1）教师的年龄
教师的年龄是制约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动机因素之一。由于互联网到20世纪末才兴起，50岁左右及50岁以上的人接触互联网远比年轻一代人要少，尽管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了解了一些互联网知识，但由于年龄的原因导致学习能力下降，他们会感觉对新的互联网技术难以掌握[2]。这就说明，即使在相同的网络环境下，农村年龄偏大的教师网络信息行为会相对较薄弱。
（2）教师的学历以及教育背景
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突出表现为农村教师学历偏低、骨干教师严重不足。2007年，全国小学、初中、高中教师高级职务教师分别占0.6%、8.8%、21.3%，农村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为0.4%、5.5%、12.7%[3]。同时，城乡初中教师的最高学历差距较大，农村中学有17.6%的教师最高学历为本科，还有5.9%的教师最高学历仅为高中。尽管部分教师可以通过进修提高学历，但由于本身起点很低，提高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城市教师。同时，农村地区教师自我提高的动力也小于城市教师，因此，农村教师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操作能力也普遍低于城市教师。
2.技能因素
技能因素即指信息技术技能水平上的差异。“数字鸿沟”问题研究专家耶克教授在其文章中将技能接入分为媒体和内容两个层面[4]。
（1）媒体层面
媒体层面的技能主要指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体的操作和处理。这就需要教师能了解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基本组成与结构、熟悉常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用户界面及基本操作、了解计算机各部分的作用、知道常用硬件媒体设备的种类与功能、能够正确使用校内所配备的各类电教教学设备、了解多媒体硬件技术在教学中的发展趋势等等。
（2）内容层面
内容层面的技能主要指信息处理能力、内容创造能力、交流技能和策略技能。这就需要教师能够在数字媒体中搜索、选择和评估信息;能够以数字媒体作为手段，实现特定专业发展目标;能够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软件、多媒体课件制作工具进行教育教学;能够熟练使用电子邮件、网络社交工具（QQ、MSN等）、个人博客（Blog）等进行在线表达和交流等。
3.使用因素
使用因素即指人们在使用信息技术时产生的差异。师生在使用信息技术时的宽带、使用时间、频率、终端设备、联网方式等都会影响他们的具体实施效果。
（1）使用时间、频率的差异
时间和频率上的差异是数字时代的新鸿沟。有学者曾对甘肃6个县的1364名中小学教师做过有关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的频率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在工作中会使用计算机的频率很低，使用光盘和上网获取信息的教师极少;从不使用或偶尔使用的教师明显占大多数。这就说明，在国家大力加强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背景下，教师主观上“用不用”成为一个阻碍教育信息化的困扰和难题。
值得关注的是，青少年群体中也出现了“时间鸿沟”。2010年10月，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的《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城市中学生上网频率高于乡镇中学生，被调查中学生“一周左右一次”上网的比例最多，其中城市为46.6%，乡镇为49.2%。从具体频数分布来看，乡镇中学生“半月左右一次”“一月左右一次”“数月一次”的总比例（19%）明显低于城市中学生（28%）。国家为了弥合物理接入问题而努力为农村教育提供计算机等设备和上网机会，但现在看来，虽然我国在缩小城乡“物理接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时间鸿沟“的出现，使得农村教育仍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
（2）网络运用类型的差异
在推进城乡教育实质公平的进程中，除了人们在使用时间和频率上的差异外，网络运用的类型也是一个影响因素。2010年6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2009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指出，由于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较大差距，城镇与农村青少年在网络应用类型方面仍具有较大差异（见表1）。从表中可看出，在信息获取上，城乡青少年运用水平差距较大，城乡青少年高达10个百分点的使用率差距显示出农村地区青少年在网络信息使用上的不足;在网络娱乐上，城乡青少年网络应用的娱乐特点都较为突出，但因为农村地区的宽带建设滞后，因此城乡网络视频使用的差距较大;在交流沟通方面，城乡青少年在电子邮件、社交网站和论坛/BBS上的使用差距较大，特别是电子邮件的使用率差距达到16.3个百分点。在商务交易上，城乡青少年使用率差距较明显。网络购物、网上支付和网上银行的使用率分别相差13.9、12、10.9个百分点。这些差距表明，要缩小城乡青少年信息技术运用上的差距，应帮助农村青少年拓展网络应用，弥补农村地区信息资源的不足。
表1 城乡青少年网民在各网络应用上的使用率差异[5]
（3）宽带差异
宽带差异也是影响信息技术使用的一个因素。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使农村和边缘地区师生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这对于信息技术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确实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远程教育一般需要使用者的宽带是高速宽带，而由于农村地区基础信息建设不够完善以及宽带安装滞后，使得一些师生能进入网页但无法正常听课，远程教育极大地受到宽带的制约。网络流量公司Akamai在《财富》上报道：全球网速较高的地区依次是韩国（14Mbps）、中国香港（9.2Mbps）、日本（8.5Mbps），全球平均网速为1.9Mbps。而根据2011年1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平均连接速度为100.9KB/s，即0.81Mbps[5]。因此，我国互联网使用的突出问题是收费高、网速慢，更别提信息网络滞后的农村地区了，这种宽带上的劣势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师生在网络视频、在线课程上的使用。
4.学校信息化技术管理水平差异
曾有学者对甘肃省86个学校的信息技术员做过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这86个学校的信息技术员大多数没有类似的专业背景，信息管理意识薄弱，管理的资源内容十分单一，缺少能为学校发展提供数据的信息。通过问卷得出，在这86个资源中心的信息技术员中，认为自己的能力水平完全足够的占2.5%，基本够用占28.4%，不太够用占51.9%，很不够占17.3%[3]。可以看出，有69.2%的信息技术员认为他们的知识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信息管理的需要。这说明，城乡学校信息化技术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农村学校接入了计算机设备和远程教育，由于信息技术员的操作和处理不当，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三、推进实质公平的路径选择
在现实条件下，城乡教育推进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统一，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国已有的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实践通常依赖于建设网络、配置计算机和相关软硬件以及建设资源，但仅仅关注物理接入不足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面对，既保持信息技术在城乡教育的形式公平，又要保证实质公平这一目标变为现实，这需要我们把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这一着力点从缩小物理接入转向技术接入和使用接入上来，否则实质公平无法提升，也会损害形式公平。
1.加强对信息技术使用的调查研究，完善信息政策
我国网络基础建设的城乡差距较大，国家应从战略高度重视动机接入、使用接入和技能接入对我国城乡教育公平和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通过组织研究团队或者设立招标课题对城乡学校、地区之间的新数字鸿沟进行比较研究，从传统关注生机比、联网率等指标拓展到师生使用信息技术的动机、技能、使用时间和频率、网络运用类型、学校信息技术的管理水平等指标统计。加强对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相关指标评估工作，细化各项测算指标，避免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
同时，加强对城乡地区信息技术使用的理论建构和调查研究，比如信息技术下教育公平的界定、测量、效应、影响因素、实施效果等。要从关注“有没有”转变到“愿不愿意用”“怎么用”“会不会用”，推动动机接入、技能接入和使用接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2.加强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提高信息素养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教师的信息素养对学生信息意识的启发和学习有直接影响，只有将教师的信息素养提高后，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才能得到保障。因此，要加强农村地区教师对信息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更新教师的信息观念，树立科学信息素养观，加强在职教师信息素养的继续教育，提高在职教师信息素养。如上文提到的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体的操作和处理、信息处理能力、内容创造能力、交流技能和策略技能等。帮助师生会用信息技术，进而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有意义的学习。同时，引导农村学生拓展网络应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与学习、职业等相关的网络资源运用优势。
3.关注学生群体的信息技术使用状况，净化网络环境
刘次林教授指出，对于那些不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落后者，社会通常在结果上给予补偿，以体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公平。所以，公平基本上包含了同等对待、区别对待和补偿对待三方面的含义[6]。政府对农村学校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配备了基础信息设施，但还要对来自不同家庭、不同性别的学生，在使用技能、使用时间、频率、运用类型的差异基础上进行补偿性信息技术运用指导。同时，净化网络环境对农村地区的学生进行信息技术的学习也至关重要。现在多数农村学生由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娱乐设施较少等因素，上网时间短，或者沉迷于网络游戏，对网银、购票、旅游、医疗预定等新鲜事物都很排斥，久而久之与时代脱节。因此，要净化网络环境，引导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城乡教育公平近年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目前，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城乡教育的鸿沟更多地体现在动机、技能和使用的差距上。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我国农村教育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同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变小，反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使用进一步拉大。我们要坚持物理接入公平的同时，使动机、技能和使用接入更加契合城乡教育的发展，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才能在深层次上达到和谐。深化城乡教育改革必须坚守公平，在完善基本的形式公平的同时提升实质公平，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参考文献
[1] 李淼.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纪秋发.中国数字鸿沟――基于互联网接入、普及与使用的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 王嘉毅.多维视角中的农村教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5] Wan Dijk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The Digital Divide Turns to Inequality of Skills and Usage.[A].Bus，J，Crompton，M.（Eds.）.Digital Enlightenment Yearbook 2012 [M].Amsterdam：IOS Press，2012.
[5] 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信息网络中心，2011.
【摘要】 目的 为了解东河区小学新生预防接种状况。方法 对13所小学1426名入学新生的预防接种证进行了查验。 结果 预防接种证持有率为92.4%；1岁内五苗合格接种率为97.2%；加强免疫OPV4、DPT4的接种率分别为 94.0%、95.8%。城区的持证率、五苗合格接种率、加强免疫接种率明显高于城乡结合部。结论 加强城乡结合部的预防接种工作，加强入学儿童的预防接种查验工作，提高疫苗接种率。
关键词：小学新生 预防接种证 接种率
材料与方法
1调查对象 东河区共13个街道办事处，每个办事处抽取1所小学，对一年级新生免疫状况进行调查。
2调查方法 在开学时，东河区统一下发了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和补证补种登记表。接种医生协助受过培训的保健老师填写登记表。并根据查验情况，对无证和未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儿童进行补证和补种。现场查阅抽查学校的上述资料。
3调查内容 开学时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持有情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情况。
结 果
1 调查小学的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13所小学，其中城区小学7所，城乡结合部小学6所。共调查新入学儿童1426人，其中男生796人，女生630人，男女之比为1.3：1,其中城区小学学生873人，占调查学生的61.2%,城乡结合部学生553人，占调查学生的38.8%。
2 预防接种证持有的情况
在调查的1426人中，入学时接种证持有1317人，入学时接种证持有率为92.4%， 补证率为7.6%。其中城区学生入学时接种证持有为835人，持有率为95.6%；城乡结合部接种证持有482人，持有率为87.2%.城区、城乡结合部学生入学时接种证持有率差异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x2=34.53、P＜0.01）（表1）
3 入学新生免疫规划疫苗基础免疫情况
调查的1426人中，1岁内五苗合格接种1386人，五苗合格接种率为97.2%。BCG、 OPV3、、DPT3、 MV、 HePB3的接种率分别为98.9%、97.7%、97.7%、97.5%、97.3%。城区、城乡结合部入学新生五苗合格接种率分别为98.7 %、94.8%。差异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x2=19.7，P＜0.01）；城区与城乡结合部BCG的接种率分别为99.5%、97.8%（x2=8.94，P
4 小学新生免疫规划疫苗加强免疫情况
在调查小学新生中，OPV4 的接种率为94.0%， DPT4的接种率为95.8%。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的OPV4 的接种率分别为95.1%、92.2%（x2=4.85，p
讨 论
本次调查东河区小学新生入学时接种证持有1317人，占92.4%，1岁内五苗全程合格接种率为97.2%。BCG、OPV3、、DPT3、MV、HePB3接种率分别为98.9%、97.7%、97.7%、97.5%、96.8%、，加强免疫OPV4、DPT4的接种率分别为 94.0%、95.8%。调查发现：东河区入学新生免疫规划疫苗基础接种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加强接种率还有待提高。另外，城区新入学学生接种证持有率、五苗基础免疫率、加强免疫接种率明显高于城乡结合部。分析原因是1）东河区是包头市私有经济示范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在逐年增加。2）东河区流动人口以农民为主，职业为打工族类。流动儿童主要来自贫困农村，流入城市后，集中居住在城郊结合部。[1]3）流动儿童家长由于受教育少，文化层次低，自我保健意识差，对预防接种认识不足。[2]4）接种服务的形式和周期也是影响接种率的因素，城区设立免疫门诊开展周免疫,而城乡结合部设接种点开展月免疫。5）接种医生只重视基础免疫，对大年龄组儿童的免疫工作重视不够。
针对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如下措施：1）加强免疫规划工作的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提高群众的预防意识，使群众自觉地利用免疫服务。2）加强城乡结合部的预防接种工作，常年开展查漏补种工作，提高城乡结合部儿童的免疫接种率。3）加强接种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改变其对免疫规划工作的偏见，更好地为儿童服务。4）加强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把好最后一关，使未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儿童得到全程免疫。5）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免疫门诊，缩短接种周期，提高免疫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