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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二、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三）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四）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
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五）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六）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
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
三、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一）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三）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2、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3、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制造业，CGE模型
一 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使得世界经济竞争出现了许多新形式和新内容，东盟①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结果，他是东亚地区为实现本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联合起来在本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的形式，这是东亚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东盟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居，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交往实践，努力发展与东盟关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东盟国家快速发展的经济，将进一步拉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在1997年的前30年里，东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东盟各国采取积极措施，经济步入复苏。2000-2004年东盟经济整体的年均增长率恢复至5.0％，至2006年东盟GDP达到5.8％的增长率，东盟10国GDP总额已达10643.69亿美元，外贸总额14426.57亿美元，占GDP的135.5％。无论从其经济规模还是从其贸易规模来看，东盟已相当于一个经济大国。其次，东盟是一个拥有10个国家经济论文，5.67亿人口的地区组织，可以成为中国理想的销售地，也是中国最具希望的经济合作伙伴；东盟国家大量的华人华侨对中国的投资，不仅可以为我国提供大量的资本，还可以为我国引进大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再次，东盟国家可以成为中国急需的资源供应地。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对于自然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东盟国家不仅自身拥有丰富的木材、橡胶等战略物资，而且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论文服务。中国海上石油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离不开东盟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所以，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与东盟国家在能源方面的配合；另外，东盟国家与我国的地缘优势，有利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推动我国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现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正在加紧推进，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在2010年以前建立起包括中国13亿人口和东盟5亿人口在内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是我国经济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保障。由于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所以本文的分析集中在制造业方面，着重分析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
二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
中国和东盟都是发展中或新兴的工业园，国际贸易是中国和东盟的长期对外策略和战略目标。国际贸易对于中国和东盟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双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双方进行产业竞争以增进本国贸易额的同时，产业间的互补性也进一步增强了各自的国际竞争地位。
（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情况
从贸易总量上看，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增长。1975年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陆续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和投资保护协定，相互给与最惠国待遇，到1988年双方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8.8％。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和东盟各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以平均24.98％的增长速度稳步攀升。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仅88.64亿美元，到1997年达到226.51亿美元，比1994年翻了一番。1997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在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00亿美元，此后几年双边贸易额基本稳定在200～300亿美元之间。2000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家的双边贸易大幅度攀升，全年贸易总额达323.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7.41％，2002年双方贸易总额突破400亿美元，10年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总额增长了4倍。2005年双方贸易额更是达到了1133.94亿美元，同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第四大进出口国，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五大出口国，第三大进口国，中国和东盟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见表2）。
表1①1999－2005年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情况（单位：亿美元）
项目
年份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金额
增长(%)
金额
增长(%)
金额
增长(%)
1993
88.64
——
45.28
——
43.36
——
1994
110.63
24.81
53.04
17.14
57.59
32.82
1995
133.31
20.50
62.01
16.91
71.30
23.81
1996
166.92
25.21
74.74
20.53
92.18
29.28
1997
226.51
35.70
91.68
22.67
134.83
46.27
1998
204.15
-9.87
92.03
0.38
112.12
-16.84
1999
219.23
7.39
95.91
4.22
123.32
9.99
2000
323.16
47.41
141.79
47.84
181.37
47.07
2001
319.15
-1.24
145.16
2.38
173.99
-4.07
2002
427.6
33.98
195.48
51.94
232.12
33.41
2003
553.16
29.36
270.44
38.35
282.72
21.80
2004
818.58
47.98
386.47
42.90
432.11
52.84
2005
1133.94
38.52
522.58
35.22
［关键词］ FDI 贸易引力模型 贸易创造型投资 贸易替代型投资
一、引言
FDI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和互补性。Mundell(1957)最初证明了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促使商品价格趋于均等化，在此条件下，即使关税被撤销也不会发生商品贸易，从而FDI替代了商品贸易活动。然而，Svensson(1984)的论文在考虑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引入产品税、垄断市场结构、外部规模经济等因素之后，最终得出结论是FDI的增长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关于FDI如何影响中国贸易的实证研究直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杨迤（2000）对1980至1997年间FDI与我国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证明FDI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姚远（2007）将全国各省根据区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利用1992-2004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FDI对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而对进口贸易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进一步比较，他发现东部地区的效应最为显著，中部地区其次，而西部地区最弱。
本文利用浙江省1995-2008年间10个投资国或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浙江省的实际FDI累计额和双边贸易额的面板数据，试图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浙江省FDI的贸易效应是负相关的替代效应呢，还是正相关的促进效应；二是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来分析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FDI对浙江省与投资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的区别。
二、计量模型及方法
1.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本文所采用模型为贸易引力模型，它是国际经济学解释双边贸易影响因素最重要的实证方法。贸易引力模型以万有引力定律为指导，认为两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这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贸易成本成反比，贸易成本以两国或地区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
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为：
式中，表示国（或地区，下同）与j国（或地区，下同）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分别表示国与j国的国民收入，一般用GDP代替，表示国与j国之间的空间距离，为常数，为参数。为便于实证分析，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的对数形式并添加随机干扰项得到：
本文着力分析浙江省FDI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从而在基本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了FDI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模型如下：
式中i=1,2,…10和t=1995,…2008，分别表示投资国和年份。各变量的解释如下：
本文选取浙江省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双边贸易规模的变量，用表示；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规模，浙江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用表示，各投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用表示；选取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与投资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来体现，用表示；由于投资效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而FDI流量（当期投资额）对双边贸易影响的时滞性不便估量，同时FDI存量（累计额）却不仅能反映出对双边贸易的短期影响，也能反映出长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当年的实际FDI存量，即FDI累计额作为指标，用表示。
2.数据来源
2008年，对浙江省进行FDI的最具规模的13个国家或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47.61%）、维尔京群岛（17.11%）、美国（4.09%）、新加坡（3.11%）、日本（2.83%）、中国台湾（1.76%）、韩国（1.4%）、意大利（0.96%）、德国（0.9%）、英国（0.88%）、法国（0.8%）、澳大利亚（0.72%）和加拿大（0.71%）。其中，维尔京群岛是著名的自由港很多外国公司在这注册避税向外投资，无法得知其实际来源国，新加坡、德国这两国与浙江省历年的双边贸易数据缺乏，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剔除这3个来源地，选取上述剩余10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从1992年开始才有公布，其中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外资数据从1995年才有统计，为保持数据的统一，本文选取1995-2008年作为样本数据区间。浙江省的GDP、浙江省与这10个投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以及10个投资国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额的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实际FDI累计额以1995年为基年进行统计，各投资国的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页，杭州市距各投资国首都的直线距离由软件Google Earth测量得出。进出口贸易额、FDI值、GDP值单位均统一为亿美元，距离单位用公里表示。
3.实证模型识别
用于处理面板数据的模型有三种――混合估计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一个合理的模型；当样本个体成员是随机抽自一个大的总体，且以样本结果来分析总体时，则应该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只选取了浙江省最主要的10个贸易伙伴国，因此从理论上讲，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对模型进行识别，主要用到两种方法――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其中，似然比检验一般用来区分混合估计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则用来区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由似然比检验得其值F=81.488742，而，此时有，故拒绝原假设，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由Hausman检验得其值H=0.214472，而，此时有，故接受原假设，即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优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此，综合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选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三、实证研究结果
1.FDI与双边贸易的关系
运用Eviews6.0，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表示个体成员i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其估计值分别是：
中国香港：0.507、中国台湾：-0.324、日本：-0.117、韩国：-0.001、英国：-0.278、法国：-0.442、意大利：0.061、美国：0.346、加拿大：-0.081、澳大利亚：0.328。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浙江省GDP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增加1.015个单位；投资国GDP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增加0.689个单位；两地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减少0.566个单位。模型中主要检测的FDI这一解释变量的符号为正，说明FDI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投资国FDI累计额每增加1个单位，就会带来0.084个单位的双边贸易增加的效应。
从截面随机效应的看，中国香港、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为正方向，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对总体平均状态的偏离为负方向，而且偏离程度各不相同，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浙江省与各投资国的双边贸易影响存在着地区的差异。
2.国别差异分析
为研究各国对浙江省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假定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无地区差异，即 的系数不变，不同横截面和时间上的截距相同，建立的变系数模型。考虑到多个截面存在异方差问题，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方法（SUR）消除原模型中的异方差性，回归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具有正的贸易效应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意大利（按效应从大到小排），投资具有负的贸易效应的国家为英国和法国。美国对浙江省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强，每1单位的投资就能带来0.277个单位的双边贸易；英国和法国的投资对双边贸易起着替代而非促进的作用，每1单位的英国投资会减少双边贸易0.011个单位；每1单位的法国投资会减少双边贸易0.157个单位。
四、结论及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1995-2008年浙江省FDI的对外贸易总效应，而且还探究了FDI对外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浙江省FDI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增长。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FDI累计额的边际贸易倾向为0.084，这说明主要投资国对浙江省的投资促进了双边贸易额的增加，也说明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流入浙江省的FDI与浙江省的对外贸易总体上是一种互补关系。浙江省在吸引外资的进程中，政策越来越自由、规范和合理，投资的障碍也逐步在减少，因此吸引的FDI越来越多，同时也就促进了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
第二，10个主要投资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从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可看出，FDI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贸易创造型FDI的8个经济体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意大利；除意大利外，其余7个经济体均处于环太平洋地区，与浙江省进行直接的贸易对话较为方便。
美国对浙江省的投资贸易创造效应最为明显，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这三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其次。这说明它们在浙江省建厂投资生产，不是以此来打开市场，扩大产品的销路，更多的是利用当地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产品回销国内或世界其他地方。历年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的贸易伙伴中位居前四位的依次为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由此也可体现它们的投资对双边贸易的贡献力度。
香港对浙江省的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相对不太明显的原因在于，香港接壤广东，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当的情况下，香港首选广东作为它的出口加工平台，而非浙江。因此，尽管香港对浙江省的FDI历年来一直位居第一位，近年来的双边贸易额并非如此，2008年浙江省与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54.97亿美元，在浙江省的贸易伙伴中仅位列第7位。
贸易替代型投资的2个经济体为英国、法国这两个欧洲国家，与中国（浙江省）相距甚远，贸易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它们不会选择浙江省作为一个简单的产品出口加工的平台；他们对浙江省的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其目的是以浙江省为基点，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减少产品直接贸易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从而形成了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
意大利虽然地处欧洲大陆，但与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它对浙江省的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效应为正，每1单位的投资能增加双边贸易0.092个单位。究其原因是因为意大利经济模式和浙江经济模式相似程度极高，互动程度也极高，如产业结构相似，均以生产纺织、服装、工艺品和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都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聚集在一个个专业化的产业区内，如意大利比耶拉的毛纺织产业、浙江宁波的服装业等。两地经济若干的交集决定了它们的合作竞争关系，体现在投资对双边贸易的效应为促进效应。
参考文献：
[1] 杨迤：FDI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相关分析[J]. 世界经济，2000（2）：44-49
[2] 奚君羊 刘卫江： FDI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3（6）：3-116
一、中韩贸易现状
（一）中韩贸易现状。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由于三国之间的 历史 遗留问题的影响，使得这一构想迟迟未付诸行动。在此情况下，
（二）原因分析。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地扩大下去，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 发展 。在发展中韩 经济 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隐患，这对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形成和维持构成威胁。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上，中韩经济关系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韩国 金融 危机对中韩经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历史 、思想文化上，中韩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历史隔阂成为两国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韩在文化上的某些差异也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近期整个国际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 企业 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此外，中韩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及竞争度急剧深化，这将成为中韩两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极大障碍，进而对两国产业及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中日关系；经济贸易；现状；影响因素
一、中日贸易现状
纵观近年来各国间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诸多贸易伙伴国中，日本一直是我国的重点关注对象。作为我国近邻，自1972年9月两国经济破冰以来，中日两国就开始建交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截止到2014年日本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均位列第一。
（一）双边贸易规模扩大
从商务部2001年到2014年数据分析，中日经济发展十分稳定，形成良好的贸易合作趋势。总体来说，以2012年为界，2012年以前总量规模都是逐年增加，常年保持20%之上的贸易增速。在2009年，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偶然年度的负增长，但金融风暴过后的2010年双边贸易焕发强大动力，进出口分别增长35%、23%，总体来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增长到近4倍。自事件发生后，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几近断交，这种政治冷气候明显蔓延到经济领域，两国双边贸易量在此之后每年缩减，中日贸易关系出现明显下滑信号，态势萎靡。
（二）贸易逆差加剧
2001年到2014年中日贸易数据显示贸易逆差呈明显扩大趋势。虽进口增幅和出口增幅相差不大，但常年维持贸易逆差态势。其中，2001年逆差额为21.5亿美元，到2012年逆差额高为261.6亿美元，相比大幅增长了12倍。虽然在2012年后两国贸易因政治等原因一时冷却，使得在中国进口猛降，同时出口只是受到微弱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贸易逆差在急速缩减，但逆差态势依旧不变。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中日两国紧密的经贸关系来源于中日两方不同优势的要素禀赋和互补性的产业结构，经贸规模则又受制于国内经济和政治外交环境等。
（一）积极因素
1.要素禀赋差异
要素禀赋制约一国以何种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其结果是该国贸易生产方式必定倾向于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丰富要素的产品。中国掌握着绝对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我国的劳动密集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存在极大优势！日本自1970年开始，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就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工业制成品一度称霸全世界，截止到现在制造业一直处于产业链高位。两国要素禀赋带来的贸易分工方式决定了中日贸易有巨大的发展可能性！
2.产业结构互补
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上。2014年间商务部网站显示中国出口位列前三的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占出口额三分之二，同年中国进口额有近六成左右产品集中于机电、贱金属及制造和化工业。虽然个别行业如机械电子等行业中日贸易也存在竞争性，但日本处于产品研发和设计的上游阶段，而中国则处于原材料的提供方或是产品的组装低档环节。
（二）消极因素
1.迥异的经济发展形势
入世以来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增速赶超其他各国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奇谈。入世后我国在实施稳健或积极财政政策同时积极转型产业就结构，需求动力十足。日本则是国内需求萎靡，财政赤字严重，继2008年次贷危机后，日本缓慢恢复的经济再遭2011年日本大地震影响，日本经济一盘惨淡。综上，生产贸易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对日本的逆差不断增加！
2.不稳定的政治关系
由近两年的贸易额很直观明了地看出政治影响或将成为未来中日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因素。2004年日本时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两国政治紧张同样波及经济，中日双边贸易额虽增长，但对比2003年的高位增长率，2004年当年及之后年份的增幅却黯然失色。事件发生后日本出口额也明显缩减。
三、 加强中日合作的建议
中日是隔水紧邻的贸易伙伴，未来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和潜能仍值得发掘。
（一）转变外贸产品模式
从贸易模式可知，中日双边贸易中中国角色是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方，附加值低，浪费严重，生态压力大等，中国应尽快促使产业结构，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赋予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价值！
（二）建立多元化外交关系
国家对日政治态度殃及我国对日贸易，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国际贸易”，不能把重心过多过大地放在某一伙伴国身上，我国应进行多元化投资，寻求与其他各国的贸易合作，分散风险。
（三）加强经济贸易对话
中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对两国的战略规划都意义深远，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两国的政治关系数次冷却甚至断交，双方外交关系千疮百孔。为避免政治因素殃及经济，中日双方都应主动出台措施加强经济合作回话机制，着力经济外交！
参考文献：
[1]徐长文.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促进亚洲一体化进程[J].国际贸易，2013.
[2]王杨阳.中日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中国外资，2012.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2]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3]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
关键词:中墨贸易;贸易结构;竞争性;互补性
一、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后,双边贸易进入了迅速增长的时期。2000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猛增至18.24亿美元。2006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114.31亿美元,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双边贸易额出现了下降,但随着两国经济的复苏,双边贸易规模继续扩大。2010年双边贸易额迅速增加到247.48亿美元,突破了200亿美元大关。2011年更是突破3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333.53亿美元,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是36.7%,高于中国和墨西哥同期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1-3月中墨双边贸易额为139.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目前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二)双边贸易结构得到改善
1、出口结构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进出口数据得出,2000年以后中国对墨西哥主要出口SITC6、SITC7和SITC8,2011年这三类产品的出口额占中国对墨西哥出口总额的92%。尤其是近十多年来,SITC7类始终居于中国对墨西哥出口产品的首位;2002-2008年期间SITC8类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尽管2010年和2011年这两年的比重有所增加,但趋势仍然是下降的;SITC6类出口总额逐年增加,但所占比重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此类产品的出口不稳定。可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出口相对减少,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出口相对增加,出口结构得到改善。
2、进口结构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进出口数据得出,2000年以后中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前三类产品是SITC7、SITC2和SITC5,虽然SITC7类是近12年来进口额最多的产品,但其份额呈现降低的趋势;SITC2类进口额所占比重大幅度的上升,并且其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53.9%;SITC5类所占比重基本在5%上下波动,说明此类产品进口较稳定。值得注意的是,SITC3类由2000-2009年期间不足1%的进口比重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8.9%,2011年更是达到了12.5%。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中国在以SITC2、SITC3类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的进口相对增加,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进口相对减少,进口结构得到改善。
(三)贸易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增加
本文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CD)来分析中墨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反之联系越松散。
表1998-2010年中墨贸易结合度
年份中国-墨西哥墨西哥-中国年份中国-墨西哥墨西哥-中国
19980.160.0620050.360.09
19990.160.0320060.440.11
20000.200.0620070.490.10
20010.260.0620080.520.11
20020.350.0920090.550.12
20030.340.1120100.690.18
20040.400.04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的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1998-2010年期间,中墨贸易结合度都小于1,说明中国与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联系的相互依赖程度不高。但会发现,中墨两国间的贸易结合度,除了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二者总的趋势仍是上升的,说明中墨双边贸易关系是不断增强的。
二、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竞争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计算中墨两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时,表明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该国在该类产品上缺乏比较优势,RCA指数越大意味着该类产品越有竞争力。
(一)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2非食用原料、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其中SITC7和SITC5一直是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比较优势产品,而SITC2和SITC6的比较优势是近几年来才显现出来的。
2、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另外SITC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的比较优势自2010年以来正在逐渐扩大。
综上所述,在双边贸易中中墨两国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集中在SITC2、SITC5、SITC6这三类上,说明中墨两国在这三类产品上存在着竞争。
(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两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18章,分别是03章(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07章(咖啡,茶,可可,香料及其制品)、26章(纺织纤维及其废料)、29章(其他动植物原料)、43章(已经加工的动植物油,脂及蜡)、53章(染料及着色料)、54章(医药品)、56章(制成肥料)、58章(非初级形状塑料)、62章(橡胶制品)、65章(纺纱及制成品)、68章(有色金属)、73章(金属加工机械)、74章(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75章(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章(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78章(陆用车辆)、87章(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器具),其中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是29章、68章、87章这三章。
2、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14章,分别是03章(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08章(饲料)、21章(生皮及生毛皮)、23章(生橡胶)、24章(软木及木材)、25章(纸浆及废纸)、26章(纺织纤维及其废料)、28章(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33章(石油及其产品和原料)、51章(有机化学品)、53章(染料及着色料)、57章(初级形状的塑料)、61章(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68章(有色金属),其中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是33章、61章这两章。
由此可见,中墨两国贸易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而且双方存在竞争的产品只有SITC2、SITC5、SITC6这三大类,占总数的30%,26、53、68、03这四章,占总数的6.0%,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墨两国贸易的竞争范围不大,双方还有进一步发展贸易的潜力。
三、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来比较中墨两国在各类产品上的互补性,当某国出口产品种类与另一国进口产品种类重叠程度越高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就越大,反之互补性指数就越小。
(一)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出口而墨西哥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互补性虽然目前还不明显,但趋势正在增强。
2、墨西哥出口而中国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互补程度正在加强。
(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两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出口而墨西哥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15章,占总数的22.4%,其中初级产品有2章,制成品有13章,而53章(染料及着色料)、56章(制成肥料)、74章(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和82章(家具及零件,床上用品及填充制品)的互补性指数非常接近1,说明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互补性。墨西哥出口而中国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14章,占总数的20.9%,其中初级产品有8章,制成品有6章。说明了在初级产品领域,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互补性不如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互补性,而在制成品领域情况恰恰相反。
2、从整体上看,中墨双方共有26章产品具有互补性,占总数的38.8%,说明中墨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还是很大的。其中产业内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3章,占互补性产品的11.5%,产业间互补的产品有23章,占互补性产品的88.5%,说明了目前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墨双边贸易规模在迅速增长的同时,双边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地改善,虽然中墨两国在纺织品、鱼及甲壳类软体动物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是双边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对初级产品和能源类产品的需求会继续增加,恰恰墨西哥在这些方面存在着优势,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这种比较强的互补性,那么中墨双方的合作空间将十分广阔。(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晓惠.中国和墨西哥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07)
[2]岳云霞.中墨经贸竞争力比较研究[J].拉丁美洲研究,2008,(03)
[摘要]伴随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双边经贸争端与摩擦时有发生。如何认真对待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对其给予客观认定与妥善处理，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全局的发展。
[关键词]贸易逆差原因分析对策探讨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间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和两国经济带来明显的现实利益。然而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诸多贸易问题愈加突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便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场的需求因素
(1)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对华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
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所导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4.中美贸易逆差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顺差来自货物贸易。而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世界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提供的服务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5.对华的直接投资掩盖中美贸易逆差
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投资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逆差”。
6.统计方式的不同夸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中美双方应该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之间的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二、应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对策探讨
面对美国政府就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频频向中国发难的现状，针对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建议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相应的对策:
1.调整对美贸易进出口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
重视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之一。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日益加剧，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政府很愿意通过改善对美贸易结构来缓解这种局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拓展出口市场。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与美国进行友好磋商，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
最惠国待遇是互惠的，不是单方面给予的恩赐，美国政府对这个纯属贸易领域的间题附加人权条件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是彻底解决最惠国待遇，从根本上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华大公司、对华友好商会和华人团体的游说力量，以消弱美国国会内的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3.建立贸易统计协调机制，统一贸易计算口径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双边贸易逆差额的统计，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转移贸易的前提下，进口以原产地标准统计的做法，是造成这种巨额差异的原因之一。中美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差异性，也说明基于物质资源跨国流动的传统贸易统计，已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当代国际贸易交往中各国的利益得失。只有树立综合涉外统计的观念，掌握全面可靠的涉外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间贸易的往来状况。
4.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逆差问题
WTO机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强制性，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可预见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大大降低中美贸易交往中的风险。在中美因贸易逆差问题而产生纠纷时，尽量把握主动权，具体评价美国所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美贸易中中国的正当权益。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如期履行对WTO的各种承诺，按照WTO规则进行对外贸易，以增强全球竞争力。
5.促进美国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
在技术贸易领域，中国市场十分广阔，大有发展余地。放宽技术出口限制，进一步督促美国放弃高技术设备产品的管制，通过降低中国低附加值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提高高技术贸易的进口比重，来缩小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将大大增加美国厂商在中国市场成功的机会，从而带动美国对华出口，降低美国对华贸易差额。
［关键词］微观层面 质量差异 异质性
一、引言
本文就论文选题的理论依据及现实依据进行说明。第一节是对经典贸易理论及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综述，交代论文选题目的理论背景，阐述选题的理论意义；第二节通过对研究对象总体情况的分析，介绍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二、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兴起
传统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产生归结于国家间的差异性。传统贸易模型都是以国家层面上的差异性为出发点，并假设了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其中古典贸易理论从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出发，要素禀赋理论从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性出发，两种理论都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是随着更多的经验事实的发生，传统贸易理论的说法逐渐受到了挑战。比如依照传统贸易理论预测，发达国家应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更为活跃。但从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量增加，并且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相近，且在产业内贸易中所交易的大部分是要素密集度相近的相似产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经济现象。
新贸易理论则重点对发达国家之间方兴未艾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分析，指出除了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之外，规模经济也是国际贸易起因和贸易来源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新贸易理论以产业层面为分析出发点，引入了产业组织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新贸易理论虽然通过引入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所产生的产业内异质性，解决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企业规模不确定的问题。但是在新贸易模型中，企业都是同质的，即每个国家都是由多个将多样性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企业”组成的经济体。这个假设显然与经验现象相悖，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而且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生产效率或规模的差异。因此源起“企业同质性”的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是，为何同一行业内，只有部分企业进行着国际贸易，而另一部分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研究，正是源于新贸易理论中的“企业同质性"假设与经验现象相悖。
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文献进一步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产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如迫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或关闭、导致市场份额向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重新配置 (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AW，Chung and Roberts，2000：Pavcnik，2002：Bernard and Jensen and Schott，2003)。这些经验事实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相当普遍。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在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产生的。首先是Bernard(1997)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服务国外市场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应用实证研究发现运输成本，工厂层面的固定成本，企业层面的固定成本，关税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选择服务国外市场方式。Melitz(2003)将垄断竞争模型与企业异质性假设结合起来，完整论证了企业的异质性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选择是否出口的临界生产成本（即生产效率水平）条件，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何行业内只存在一小部分企业进行出口。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将异质性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FDI）相结合，考虑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是以出口还是FDI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另一框架是由Bernard（2003）创立，他们将随机生产率引入到Eaton 和Kortum（2002）的多国李嘉图模型中。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Melitz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最具代表性，它成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基石。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从微观层面―企业出发，探讨企业层面的出口贸易决策行为。它不仅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无法解释的经验事实，弥补了贸易理论所存在的空白，更是开拓了贸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
三、企业异质性模型
企业异质性模型认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对国际贸易中异质性企业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位学者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均表明：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选择从事出口，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较高且规模也较大。各企业生产效率及规模的差异成为企业异质性。异质性企业是如何进行自我选择从事国际贸易的，贸易对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异质性企业模型探讨的问题
1. Melitz模型
Melitz（2003）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并在Krugman（1980）贸易模型的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嵌入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建立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每个企业面临着出口的固定成本。每个企业也都面临着内生的生产率水平。企业在了解其生产率状况后才会做出是否出口的决策。贸易能够促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谋求更高利润，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损失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同时贸易进一步使得资源重新配置，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占据更高市场
份额 。
Melitz将异质性企业引入不变替代弹性（CES）偏好的垄断竞争模型，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结果。例如，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度提高将会抬高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除生产成本外，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还能够承担开辟海外市场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服务。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使资源重新进行分配，更多得流向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从而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贸易而得到了提升。Melitz的研究揭示了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获得了提高，这种社会福利是传统贸易理论没有发现并解释过的贸易利得。
因此Melitz模型尽管建立在微观结构上，却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理解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一个亮点在于它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产品根本没有被出口。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中的零值问题，却无法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即平均单位价值随着距离明显增加的事实，且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预测却与该事实相反。
2. Melitz-Baldwin-Harrigan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出口产品平均单位价值（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常被用来衡量产品质量。认为企业同时以质量和价格为基础竞争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经济学中由来已久。早在1961年，Linder就将质量作为影响贸易方向的决定因素引入。在他的理论中：单位资本收入相近的国家由于在生产、消费模式上的相似，而使这些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更
活跃 。
在解释质量和国家贸易模式时，主流文献多采用引力方程对双边贸易流进行建模，解释双边贸易流的构成（如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及平均单位价值）因贸易伙伴的特征（距离、市场规模）变化而产生的反映。引力模型预测：国家间距离越远，双边贸易流越小。但在部分研究中发现，平均单位价值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的理解进口国特征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Baldwin 和Harrigan将质量差异纳入到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形成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或QHFT模型）。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重要创新是引入了一个严格为正的质量-成本弹性，并假定各企业在边际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上都是异质的。在同样的产品中，高边际成本使产品具有高质量和高价格。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企业根据自身生产成本及产品质量对是否进入出口市场进行自我选择。在他们的理论中，当时，成本的增加使质量产生不均匀的提高，从而高成本高质量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成为出口市场上的一员。而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则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随着贸易成本上升或进口市场规模缩小，进入出口市场的质量门槛被提高了，市场对企业的选择更强烈了。因此，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均随距离增加而提高，随市场规模扩大而降低。当时，传导机制则是反向的：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距离增加和进口市场规模缩小使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下降 。总的来说，在Baldwin and Harrigan(2007)中，市场规模，距离和单位价格的关系如表1所示：
自从Baldwin 和Harrigan的初稿在2007.3首次公开以来，许多“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被开发出来或正处于开发阶段。Richard Kneller and Zhihong Yu(2008)改变Melitz-Baldwin-Harrigan模型中CES效用函数的假设，并放宽Melitz-Ottaviano中垄断竞争的条件，允许非对称的商品种类及产品质量与成本间的正相关关系。作者将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影响分为两种机制（Baldwin-Harrigan的理论模型只有一种机制，没有细分）：选择效应与价格区别效应。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质量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正向作用；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效益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负向作用。而对价格区别效应而言，无论与1的关系如何，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均呈负向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Melitz模型与质量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区别在于：Melitz（2003）模型将生产成本作为衡量企业异质性的标准，而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同时将质量和生产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在该模型中高成本不一定是坏事。Melitz（2003）模型扩展到多个非对称国家后能够很好的解释出口零值，但是无法解释价格的空间模式。QHFT模型的零值空间模式新的内涵在于价格与距离之间的关系。由于高质量意味着强的竞争能力，边际成本界值随距离增加而增加，而不是Melitz（2003）模型所预测的下降。
以微观层面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并结合质量差异的企业质量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出现为研究质量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Hallak and Schott(2008)开发出的度量商品质量方法则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为接下来就中国工业制成品质量及其贸易流量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 Bernard, Andrew, Bradford Jensen, Steve Redding, and Peter Schott, 2007,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1(3), pages 105-130, Summer.
[2] Baldwin and Harrigan, 2007, "Zeros, Quality and Space: 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 [OL]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3214
[3] Eaton, J. and S. Kortum (2002),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J] Econometrica, 70,1741-1779.
[4] Hallak, Juan Carlos, and Peter Schott, 2008,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13807 (February)
[5] Hallak , Juan Carlos , 2006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 pp. 238-265
[6] Melitz, Marc,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71(6), pp. 1695-1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