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31 08:33:56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民俗艺术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湖北地区农村现有的主要民俗艺术及特点
在湖北农村地区，存在着许多被人们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民俗工艺和文化。例如红安的土家绣花鞋垫、阳新县的布贴、仙桃和鄂州的雕花剪纸、老河口的木板年画等。就阳新布贴来说，阳新布贴又名“补花”，是刺绣的一种，在深蓝色或黑色的布料上用做衣服的边角碎料贴成五彩斑斓的图案，再用针线沿边刺绣，呈现出漆黑点金的色彩效果。作品具有浅浮雕效果，用于装饰衣服鞋帽，布枕童玩等，常承载着母爱。其造型野逸不求形似，纹样众多，以寓意象征和心象造型。其组合构图不拘时空，天上人间亦或山禽水族皆可集于一局，极度自由。其取材民年间故事、民俗风情、戏曲人物，如观音座莲、金鸡鲤鱼、凤戏牡丹等图案。纵观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出原始稚拙、浪漫遐想和强烈厚重的楚文化特征。阳新布贴取材方便，制作方法简单，造型构图不拘一格，色彩表现力强，非常适合引入到中小学的美术课堂当中。除了阳新布贴以外，湖北农村地区其他的民俗工艺也极具魅力，将这些民俗艺术应用到中小学的特色美术教育中，不仅有利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是有利于学生的主观审美情感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
（二）湖北地区民俗艺术应用现状
在现在实行的湖北农村地区中小学的美术教材当中，已经开始将一些民俗艺术融合到课程当中。例如2010年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美术教科书，其中的第八课要求学生用剪纸或者拼贴的方式表现十二生肖或自己的属相，可拟人化。在2013年人教版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美术教材中，《我们身边的美术遗存》一课要求学生自己去发现探索身边的民俗艺术，教师再将其中一些代表艺术给学生们进行欣赏以及分析评述。但是类似这样的课程还是相对较少，更多的还是一些专业的素描训练以及名画赏析，可能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些是陌生而又晦涩难懂的。教材内容上，与农村孩子个性特点和心理发展水平不符，简单划一，有明显的成人化倾向，致使农村孩子的知识水平与教材出现了断层现象。另外，教师在世纪教学中刻板枯燥，一味地加强绘画的技巧的训练，主要以临摹为主，让学生依照范画依葫芦壶瓢，学生学得被动消极、机械乏味，严重阻碍了其想象力和个性的发展。学生无法发挥创作精神，长此已久，学生的思想开始懒惰懈怠，就会演变成老师出示什么，学生就基本不动脑筋的画什么，致使他们对于课堂缺乏积极性，学习兴趣变得越来越淡然。
二、湖北农村地区民俗艺术
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引用湖北农村地区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其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提供了可利用的、良好的资源和素材。那么我们在积极传承这些文化并且将其引用到美术教学中，是具有科学依据和全面要求的。
（一）民俗艺术与美术新课程的契合
在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引入民俗艺术，是合乎我国美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的，民俗艺术与美术新课程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契合。美术教学资源的发掘和应用在课程标准中十分重视，作为美术教师要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发现资源、开发资源、整合资源、利用资源来教学。美术课程标准在叙述美术的价值中提到“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这里的“传承”、“交流”实际上指各个地区和不同种类的民俗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融合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民俗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需要传承交流，这一点看来正是美术新课程与民俗艺术的最大的契合之处。此外，新课程标准将中小学美术教学的阶段目标分为“欣赏•评述”阶段、“造型•表现”阶段、“设计•应用”阶段、“综合•探索”阶段。教师在指导学习民俗艺术的同时，也应该带领学生一起完成相应的教学目标。
（二）美术特色
教育中农村地区独特的条件在湖北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特色教育中，引入民俗艺术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应该积极推广的。农村虽然在经济水平和物质条件等很多方面不及城市，但并不意味着美术教育在农村的实行就比在城市实行艰难得很多。相反的是，客观上农村的美术教育存在着很多优势，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提供了就地选取教学教材资源的机会，富有生命力的地域特色民间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地区流传下来的的民俗艺术和工艺种类更多、技艺更完善一些。作为农村的学生，学习的课程是他们身边周围的、耳濡目染的、与生活经验有关系的、有民俗特征的东西，可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从自己周边的事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先由此及彼的联想，进而转化为自由想象。教师应该有选择性地真实地展现本地的民俗艺术，并加以一定的转换，在农村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融入进去。
（三）民俗文化
引入美术教学的要求在将民俗文化引用到中小学美术教育课堂时，我们应注意一些要求。首先，湖北省内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依据当地的民俗艺术特点和实际情况教学，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民俗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强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方法。美术教师应该突破瓶颈和限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的开发民间乡土资源，灵活运用现有教材。其次，同一地区不同种类民俗艺术有不同的特征，各类民俗艺术的文化背景、实践的复杂程度、素材可选择的范围等，根据这些特点可将课程分为欣赏课和实践课，从而带领学生完成“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等目标。最后，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学生自身特点，因材施教，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当地民俗艺术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民俗艺术
在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的作用民俗艺术在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作用，为教育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开阔了更宽广的空间。第一，民俗艺术为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提供了创作素材和教学资源，在美术实际教学中可以收集到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及儿歌谚语等来更加形象生动的教学。民俗艺术通俗易懂，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也是朴素的美术教材。第二，民俗艺术为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扩展了研究空间，有利于完成在民俗艺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方面、保护与传承方面以及借助民俗艺术如何促进中小学学生发展等方面的探索。第三，民俗艺术融合到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中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在学习民俗艺术的同时让学生们感悟到中华传统艺术的思想精神，了解中华文明，既将审美意识提高了，又让他们作为家乡人和中国人而光荣。第四，民俗艺术融合到中小学美术课程中对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和创造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朴质简洁的民俗工艺品，体现了装饰性和形式感，有着超越时空的想象，无固定死板的规则束缚，符合中小学生活跃的思维。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做出有个人特色的作品。
三、总结
尤其是随着武汉打造本土文化以及武汉市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重视中国民族文化教育、强化本土知识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从已有的基础来看，长期以来，幼儿园立足于艺术教育作为园本课程的突破口，已探索出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和教育形式，整合形成了具有园本特色的课程模式和有效途径，可以说此次园本民俗艺术课程的研究工作，是在幼儿园实施园本艺术课程开发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细化，这为园所大力挖掘开发民俗艺术教育课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近几年的园本课程开发研究工作，使幼儿园认识到民俗艺术教育在体现办园特色方面有更高的人文价值取向，是创建“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形成和发展园所艺术特色教育已成为幼儿园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需求。与此同时，此项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将萌发幼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显示出园本艺术育人的独有特色，必将有效地促进了幼儿园艺术课程和主题探究课程的有效融合。
2幼儿园民俗艺术教育状况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切实了解当前园所开展民俗艺术教育的状况，前期，幼儿园以实验班幼儿、教师、家长为对象，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与访谈等方式，对我园民俗艺术教育的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经过汇总梳理、具体情况反映如下：
2.1家庭方面
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发现：91％的孩子能说出“圣诞节”，只有9%左右的孩子知道“中秋节”，几乎没有人能说出“重阳节”和“端午节”，年龄越小的幼儿表现越明显。近七成的孩子回到家中，把时间用于看电视，近三成的时间玩电脑游戏，很少有时间外出散步和做游戏；他们喜欢的玩具以电动玩具、芭比娃娃、奥特曼为主，幼儿喜爱的音乐多为社会上所时尚的流行歌曲，没有符合幼儿年龄需要的艺术音像、图片。幼儿期是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最佳阶段，又是关键期。虽然孩子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丰富，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但真正植根于本土的文化生活的天地却越来越小了。此外，我们还对四个实验班级110名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回收的98份有效问卷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研究。
（1）家长自身良好的素养是开展研究有力的保障。
从统计的数据显示，大部分父母年龄均在30岁左右，从事职业分布各领域，有近60%的家长具有较高学历（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且有个别家长曾从事过有关民俗工作），这为幼儿参与民俗艺术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同时为顺利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
（2）家长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受多种因素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有56.1%的家长了解常见的民俗节日；有20.4%的家长对民间传说有一定的了解，不少家长通过外出游玩形式了解参与了一些艺术游艺活动，但仍有30.6%的家长对民俗文化一无所知，其中以自由职业者和下岗无业人员居多。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力宣传，以及多种艺术形式的不断丰富，家长从中感受和了解了相关的民俗知识，但受文化程度、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家长对民俗文化（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关注不够。因此加强与丰富家长们的民俗文化修养是我们深入开展幼儿民俗教育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3）家长对民俗艺术教育的态度积极主动。
调查结果为近99%的家长对民俗艺术教育活动的态度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一数据极大地鼓励了教师的研究热情，同时也为家园共育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4）家长对幼儿进行的民俗艺术教育有较大的局限性。
调查中有一半的家长对幼儿进行过相关教育，可见家长对民俗艺术教育的参与广度、深度都非常有限。但已开展的活动内容来，家长能积极创设幼儿主动学习的教育环境，注重以外出实践活动为主，立足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从讲民俗故事、传说，参观博物馆、民俗作品展等方面从手，尤其是通过年俗、节日中的舞龙、剪窗花的生动活泼艺术形式，激发幼儿探究民俗文化、参与民俗艺术活动的兴趣和愿意，这一举措为幼儿学习和掌握民俗艺术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素材。（5）班级家园共育工作开展不充分，但家长对民俗艺术教育活动寄予了期望。从调查中发现，有53.1%即过半家长不知晓班级开展的课题工作，这说明班级的宣传和教育力度还不够，未能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然而，让我们欣喜的是，关注本班课题工作的家长对艺术教育持肯定态度，且大部分家长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这为我园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思路。
2.2教师方面
教师是课题研究工作的主力军，教师的教育能力与思想直接影响着幼儿的发展以及课题的质量，在与教师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收录了教师比较典型的一些想法和态度：“我们很想做出些成绩，但没有资料要我们怎么教”。①——教师谈实施民俗艺术课程“除了教的技能不一样，其他的都差不多”。②——教师话“教法”“艺术的内容太多了，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哪些是民俗的”。③——教师对民俗艺术教育感到困惑语录①是对教师进行访谈时听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教师的教研意识还比较薄弱，缺乏搜集、开发民俗艺术教育课程的意识，思想仍停留在以往的“等靠要”上。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教师未建立清晰、规范、有序的研究思路，缺乏对教育内容的梳理，往往习惯于脚踩西瓜皮，想到哪就上哪，教到哪就算哪，工作存在着明显的随意性和较大的盲目性，从而导致课程结构的无序。其次，偏重技能的教授，不注重民俗精神内涵的把握也是幼儿教育中对艺术教育的错误理解。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正如②所描述，有的教师把注意力集中在让孩子掌握大量的传统艺术技能和学习某些民俗知识；还有的教师对本土传统文化过分推崇；甚至有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只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模仿和简单继承，忽视创新。此外，教师还存在着认知上的偏差。由于观念上存在着误区，许多教师在开展此课题时，都将目光集中于遥远的其他地方，而忽视了我们身边的许多优秀民俗艺术教育内容。同时，由于教师本身对民俗艺术的继承与发扬缺乏内在的素质，难以把握对民俗艺术的定义、内涵、外延的理解。因此，语录③所谈到的这些对民俗艺术教育的误解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做法不但不能让孩子受益，还在不同程度上会误导孩子。本课题的提出与研究就在此基础上产生，希望通过研究，为幼儿的终身发展服务，进一步弘扬民族艺术文化，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能反映地方特色的园本课程体系，提高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实践能力，最终促进师幼共同发展。
3幼儿园开展民俗艺术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1）创设良好的环境、教师的精心启迪，是做好民俗艺术教育的基础。
教师要围绕幼儿民俗艺术教育这个中心，为幼儿提供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机会，激发幼儿参与和创编的欲望。同时，为幼儿提供一个能够使他们感到安全的、温暖的、可信任的、充满激励的良好氛围，鼓励幼儿天真活泼地生活，积极主动地活动和学习，使各方面获得良好的发展。
（2）加大学习力度，提高教师素质，是做好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前提。
教师定期进行说、听、评课活动，提高了实验教师对民间艺术教学的能力，使教师们进入角色，投入到实验课中去，以积极、主动、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验。同时聘请民俗文化方面的专家对其进行培训，指导教师对民俗艺术、文化等定义、内涵、外延加以界定，以便进一步理顺研究方向。
（3）新的方法、新的尝试，是做好民俗艺术教育的重要环节。
教师和家长要摒弃那种束缚幼儿的双手和大脑，禁锢幼儿的思维和情感的教学方法，从多种渠道了解民俗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初步感受中国民俗文化；或是以传统节日为教育契机，借助家庭的教育力量，组织开展亲子活动、家园互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艺术活动紧密联系，在有趣的节日活动中体会民俗文化的内涵，从而引导幼儿理解和参与民俗艺术活动，让幼儿自己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去体验、去领悟、去创造。
（4）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是做好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有效途径。
幼儿园的孩子由于年龄小，兴趣维持的时间较短。现代化媒体凭着它的生动性、直观性、趣味性，能很快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使之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在对幼儿实施民俗文化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充分利用幼儿之间、师幼之间、同龄各班级及各年龄班之间、家庭、社会等共享挖掘创设的民俗教育资源、教育环境，还可借助户部巷、汉街、昙华林等城市名片进行实地探访，通过对历史文化、饮食文化、商贸文化等跨界信息进行有效的甄选、整合，形成具有操作性的园本民俗艺术课程，积极为我所用，以扩大民俗艺术教育价值。
（5）幼儿园与家长密切配合，是做好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重要因素。
一、民俗文化对环境艺术设计整体布局的指引
纵观中华大地的建筑、环境设计，若隐若现中都能找到它们的中轴线，以这条中轴线为基准对环境进行设计、安排。两边对称排布构建，形成对望，颔首有情的人性化环境设计。在环境中物语相通而显得生机盎然。小到一木一草的栽种都体现了人们对环境设计中民俗文化的应用。北京城的建筑就是一条以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为基准的原则设计。这些环境的改造设计受到各自本地的风俗文化影响，体现的是那个地方的风情，艺术设计的目的是构造适合那个地方的、符合居住者心理情感需求的环境。居住环境设计关于背山面水以求藏风纳气是民俗信仰中重要的环境设计原则，环境设计布局是人们为满足不同时期、不同角色心理需求而进行的自然物化成心理视觉和心理信息传递、承建应用的结果。此设计理念是中国传统宇宙观、自然观、审美观的一种高层次心理反映，它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景观的视觉环境作为统一考虑融为环境艺术设计理论，是东方传统的环境科学。传统民俗文化体系理论中的道家上层审美境界就是对环境设计的手法，说道：“有长林可风，有空亭可月。”就是植树可以招来风，造亭台挖空蓄水可以有月。以奴风月来左右游人，就是对当今所提生态环境美化极高层面的认识形态。布局设计得当、安排合理对于创造一个舒适快活的环境至关重要，古人就已注意到这点的重要性，所以研究探索整体环境设计的理论非常丰富。
二、传统文化对环境选择设计的影响
环境艺术设计是利用艺术的方式和手法对居住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结构、环境进行规划、设计以满足国人“人性化”的心理需求的活动。同时体现着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相处的原则是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核心思想。古人概括出来的民俗文化积淀是对宅基地的选址指导理论，是从气候、地质、地貌纹理、水文、生态、风向、景观等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角度出发，和建筑营造中的某些技术和民俗禁忌的总概括。不但已经对环境设计有所思考，而且已经对人心理活动及环境之间的联系进行细致的考究，也即是现代人所研究的认知心理学，在早几千年我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即有体现。如民俗信仰中的“煞”，有建筑不能正对着尖刀形的建筑或者是物体，这就中了“煞”，需要化煞。而从心理学角度可以解释，当人每天或是经常面对一尖形突兀的棱角，会对心理发展形成一种阴暗、受压迫之感，进而引发实体即心理和生理产生疾病等健康事件。所以民俗文化重视选择环境规划，重新设计以达到“顺应天命”。即使选址避免不了也有办法化煞，显然应对方法已经找到。这凸显出中华民族对环境设计的渊源留长和深厚功底，告诉我们学习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研究和应用。我国地处北纬，所以阳光从南往北照射，民俗文化对住宅的朝向要求坐北朝南，这样可以尽可能多的接受光照，吸收光能量有利于一切自然动植物的生长和良好发育，坐北朝南就是引用自这条原理。这对我们的环境设计指导是一步非常大的进步而且经得住现代文明科学的考验。
三、民俗文化对大环境设计的指引
所谓的大环境，即指一个村落、一个小镇、一座城市即使现代文明定义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在规划建设和布局上都遵循着或多或少的各家民俗文化信仰理论的参考。中国很多村落现今成为一座整体的旅游胜地，众多的游客感叹这些自然村落的美。这些美跟古人民俗文化的审美角度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在设计、布局上就已经考虑了美学原理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尽可能的贴切自然，利用自然的地形、地貌构造自然景观，也是我们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学所探讨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现代遗留下来的很多城市选址和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出，根植于民众深处的民俗文化管理着小环境同时也经营着大环境。如晋代郭璞的一个选址建设温州城的例子：初谋城于江北（今新城），他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等西北一峰（今郭公山），见数峰错位，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谓其父曰：若城绕山外，当聚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斗可保长安逸。固城于山，号斗城。现代勘察地质环境证明温州城由于江北。有“山如北斗，城如锁”之美称。有利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温州城如今的繁华与富有。众水所聚，气汇。这是民俗文化中说的难得的“聚水格”，此地筑城当富甲一方，如今的上海正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是民俗文化对大环境经营的例证，此种依据民俗文化进行城市环境布局设计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环境艺术设计在关注民俗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加入这些中华历史文化的元素，可以使现代环境显示出独特的个性特点且符合天道自然原理。
四、结语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陆梅林.西方美学文选[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8.
[2]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张艺谋.我拍《黄土地》[J].当代电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7][匈]伊芙特.世俗神话[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民办高校的一些美术专业的学生因为接受美术教育的时间不一，有的接受系统的学习美术基本功的时间长，有的短，所以就存在着素质不齐、基础不强等情况。所以在平时的素描教学中，如果班级里学生的实际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很大，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上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合理设计安排，进行分层次教学。分层教学就是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和潜力倾向把学生科学地分成几组各自水平相近的群体并区别对待，这些群体在教师恰当的分层策略和相互作用中得到最好地发展和提高。以笔者所在的民办高校来说，这样的情况就很突出。从大一起，笔者就注意进行分层次的教学安排，精心设计每一节素描课，让不同水平的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作业。比如，大一时，针对学生的基础情况，分为几个小组，对不同的小组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在静物素描教学中，由最初的几件物品逐渐过渡到多种复杂物品，再从三角形、S形构图一直到物体质感的表现，及最后整体画面的调整等，尤其是画面的秩序层次，必须教会学生能够以绘画的角度去理解、去表现。在教学内容上，等画静物一段时间后再画石膏。
水平差一点的小组可以先画一些石膏几何体，稍好一点的可以画简单的剖面像等。因为素描是理性的，理解多深就表现多深。所以，一定让学生理解物体的转折、厚度等。由于石膏是白色的，它的色差比普通静物更容易接受，它本身没有太多的色阶起伏，就是由白到灰到黑，所以学生理解起来相对容易。再过一段时间可以让学生画一些较为繁杂的石膏像练习，如荷马、马赛、拉奥孔等石膏体的写生。让学生注意，一是造型，仔细分析、比较形的方、圆、转折等；二是画面中的黑白灰一定分析到位，按这种秩序画到底；三是画面中的整体处理，重点在于对结构的理解，不要画废调子；四是要训练学生的耐心，因为如果学生没有耐心，他们根本画不下去。到大三时，再开展新的教学内容。比如可以让学生画真人半身像、全身像。这时一定要让学生明白，重点是人物的比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表现、人物特点及个性的把握，要表达出作者的一种情绪。如表现的是一个农民，或是干重体力活的民工，或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都不是问题，只要能准确传达作者对模特自身的感受就可以了。画真人和石膏有一定的区别，画真人要表现出皮肉的质感，还要注意手的结构和表情、肌肉的穿插等。这些内容的设计是基于学生的原有水平和不断提高的水平下逐步过渡的，他们在循序渐进中慢慢体会到素描的魅力，也慢慢体会到自己的进步。可能在一些好的高校，学生基础差别不大，就没有必要进行分层次教学，但在民办高校，笔者认为分层次教学很重要。
二、教学效果的检查
经常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高校的素描教学一般可以通过写生的模式来考察学生，从静物到头像都可以。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查学生的素描掌握程度：一是造型的准确性。绘画是造型艺术，所以造型的准确至关重要，最初级的如一个圆的透视、成角透视等，进而到五官的透视和整个头部比例的安排、对称大小等，手、脚的透视安排等。二是黑、白、灰秩序的表现。学生如果在画面中没有特别注意质感、量感的表达，没有注意色阶的过渡及深浅，就会造成画面秩序的混乱。三是构图的合理性。教师应该观察学生是否注意了画面中的黄金分割、均衡性及不对称性。在大一到大四的每个学年里，检查的方式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内容进度进行不同方式的考查。同时要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并对他们今后的素描学习提出中肯的建议和适时的指导。
三、个性化教学
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来说，素质主要指“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体魄心理素质”三方面。在这三个领域中，“体魄心理素质”是前两者的物质基础性因素，而具有整体的相关的却是审美艺术教育。“美育”课涵盖了舞蹈、音乐和美术等内容，不仅向学生传授艺术的基础技能，更重要的是传播美学思想和审美能力，同时搭建起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平台，着重培育人的健全心理，使人在性格上的缺陷得以补偿，这是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有效手段。
艺术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艺术教育可以用生动的表现形式来陶冶学生的情操，使他们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有研究显示，人的成才大体依靠两个因素：“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指人在认识方面的能力，如观察、理解、思维、记忆力等，这主要由认知教育来完成。而“非智力因素”可包括兴趣、情感、性格、意志等方面，这些主要是由审美教育、艺术教育、品德教育和行为教育来完成的。据调查，“非智力因素”对青少年成才影响特别大。这符合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也为我们在素质教育中加强艺术教育提供了例证。在艺术的课堂里，人们可以学到很多在其他学科领域学不到的知识，它贯通理智和情感，辐射多门学科，对培养人的创造力、洞察力、表现力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艺术教育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创造”二字，而这种创造又是启发其他学科向高端发展，并打破惯性思维模式的重要诱发因素。在崇尚竞争与创造精神的高智能时代，“创造力”无疑是新型人才最应具备的素质。素质教育是个系统工程,而艺术教育是必要的手段。艺术与人性中最深层的情感息息相通，是人类灵魂的净化剂，受教育者在内心世界留下深深的印痕。历史上有诸多伟大的音乐家、美术家，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着后人的感情世界。纵观艺术史，那些艺术杰作向我们展示着深沉与激动、喜悦与忧伤、力量与正义，带给后人无尽的哲学的思考和人生的启迪。
我国艺术教育规模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还是体现在艺术专业的大中专院校。西方各个时期和不同的艺术教育思想、理论和经验相继传入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对西方艺术教育的理念、历史缺乏系统的认识，对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的社会因素、艺术观念等了解不深，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艺术思想、观念及理论时较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进行有效的借鉴。而今，我们应当尊重艺术教育的规律，科学地划分“专业艺术教育”和“普及艺术教育”的不同教育方法，同时创造适合艺术学习的环境和条件，这已成为当前中国艺术教育的首要问题所在。现在的时代条件和生活质量都大大提高了,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有责任把艺术教育办好，使它在我国国民整体素质教育中发挥更大的能量。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宗教信仰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1］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2］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3］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4］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1.3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2艺术民俗学教学目标与规格设计
目前高校教学在面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市场与就业需求下，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由此，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要本着“突出地域特色和民俗特点”的目的，抓住在文化产业中如何发展民间艺术与民俗的基本点，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人文素养的，即掌握艺术与民俗知识又能够将其灵活运用于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学生，具体如下：首先，通过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领域环境中教学，让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叉性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因此，在教学中对学生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了解并驾驭历史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逐渐加强，作为文化产业专业的学生，在此领域中更应该具有敏锐的触角，而且要意识到艺术民俗学这一交叉学科在学习过程中仅纸上谈兵是不能为今后从事的专业服务的，必须学会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导学习实践以及学术研究，要注重当下新的形势、政策、信息、思想等，做新型的文化产业与艺术民俗的复合型学者。二是学生要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同时掌握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民间艺术的生存需要民间文化的沃土滋养，艺术的创作也离不开对民间艺术的了解和掌握。民间艺术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所特有的审美观念与道德意识，其间更蕴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念。因此，在艺术民俗的教学中，以艺术、民俗文化为根本，秉承传承传统文化的观念，站在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探求如何构建新时期艺术民俗学的教学模式，加强学生通过整合学科知识和运用知识传播发展艺术与民俗文化的能力。其次，通过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学习中具备传承及实践创新能力。张士闪教授提及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从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文化观出发，对典范社区内曾经存在的和仍然存在的艺术事象予以梳理，对其中的各个艺术门类进行慎重的微观性分体研究和宏观性综合研究，为社区文化的艺术定位、发展提供出指导性建议；二是注重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三是中国的艺术民俗学研究应注意其自身特色。［5］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以上几点研究原则，还要结合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实，让学生把社会实践同创新思维相联系，在日常学习的实地调研等实践活动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学习知识，同时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分析和操作过程中。
3艺术民俗学教学模式中的课程教学设计
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所设立的艺术民俗学课程教学有别于一般学科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一般课堂教学原则外，还有其独特的课程教学设计，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具体如下：
3.1根据实际情况展开教学，注重因材施教
综合来看，文化产业专业领域的学生的文化素质一般较高。但就艺术民俗学这个学科而言，涉及了艺术和民俗，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是艺术，并非每个学生都了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掌握艺术、民俗文化基础知识的具体情况，进行专业知识教学。对艺术基础常识较弱的学生，让其多听、多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对民俗文化常识较弱的学生，可通过消化课堂讲授知识和实地调研体验，增强学生的民俗意识和文化自觉性，掌握民俗文化基本理论。
3.2把握教学整体性与灵活性
在进行艺术民俗学的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方式通常采用纯理论性的授课方式，难免会枯燥乏味，让学生在冗杂的理论学习中失去对课程的兴趣。因此，笔者认为在本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传统的理论授课分解为理论与实践穿插，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灵活掌握课程的进度。例如，教师可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各自选定一个调查对象，在进行前期的理论知识学习后，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对其选定的对象进行文化、现状、发展、艺术性、民俗特征等方面的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并做课堂展示。学生的课堂展示不仅要表述清楚所调查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文化背景等，还要结合文化产业的专业特点进行思考并展开有效的阐释。此类学生课堂展示的教学形式，将以学生为主体，自主策划每次课堂演示，教师为辅助对展示完的学生进行提问引导，从而达到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提高学生的艺术、民俗文化素养。
3.3掌握学生实践学习的合理性
艺术民俗学在研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由此，将这个研究观念引入其教学模式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尤其在文化产业专业视阈下的艺术民俗学教学更加要关注在变迁的民俗社会中艺术活动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动态的艺术活动所依附的民俗社会大环境。从而，在学生将艺术民俗学基本调查方法运动到实践过程中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调查进度随时给予指导，适时纠正学生在实践中所遗漏的关键信息，指导学生合理运用相关学术知识进行实地调研和调查报告写作，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组织、策划能力。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和具有特色的艺术形式。在张士闪教授提出构建艺术民俗学这一学科开始，就提出本门学科应该将文献资料、历史考古和民俗调查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学术研究，从而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存在于各地域、人群中的民俗和艺术。同样，今天我们将艺术民俗学放置文化产业这样的专业领域中进行教学，不仅要遵循以上学术观点进行教学，而且要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结合，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引导式教学，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艺术民俗学，也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教学实践依据，让艺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钟年.《艺术民俗学》评述［J］.民俗研究，2001（2）：169-170.
［2］张士闪.当代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界［J］.齐鲁艺苑，1998（2）：48.
［3］王伟.民俗艺术产业化的路径研究［J］.学术论坛，2010（8）：161.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
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
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
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1.3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论文关键词：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
文化负载词汇（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一般简单地分为民族专有词汇、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普通词汇和习语[1]。一般来说，包括替代式翻译、音译、解释性翻译、和意译。
1．替换
替换指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指代意义不同但比喻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入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2]。例如：开夜车（burnthe midnight oil）；钻牛角尖（split hairs）；低声下气（pocketone's pride）；背水一战 fight with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背墙一战）；马后炮（mustard after dinner）；耳边风 water offa duck S back；当电灯泡（play gooseberry）；过河拆桥（kick down the ladder）；昙花一现 a flashin the pan；酒肉朋友 fair weather friend。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如何克服障碍取得文化对等就成为翻译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实践证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找到能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文化对等的翻译方法。通过各种必要的变通手段，至少可以做到语用上的对等。
2．音译
汉英文化差异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带来了困难，汉语中的很多词汇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完全对应或者类似的表达，这时可以把原语里的词汇直接音译过去。音译的词经过长期而广泛地使用，会逐渐融入英语文化中，丰富英语词汇，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语言的融合[3]。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功夫（kungfu）、阴（ying）阳（yang）已经普遍为英美人士接受。再比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福娃”的翻译。“福娃”最初翻译成“friendlies”，自诞生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首先，friendly作为形容词意为：“和蔼可亲的，友好的，对环境无害的”。但是作名词是“友谊赛”的意思。既然在此用了复数形式文学艺术论文，必是名词无疑，意义上就说不过去了[3]。其次，friendlies听起来像是friendless（没有朋友）。每届奥运会的吉祥物都能体现主办国的民族特色，而friendlies这样的翻译从对外宣传的角度说，无法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色。该词的争议结果是最终选择了音译，直接翻译成Fuwa。既简单易记，又能体现了民族特色。
3．解释性翻译
音译只取其音、不取其义，虽然能让读者从语音上准确地接受，但译文成了完全的记音符号，原词的内部意义和文化意象完全消失，成了一种空壳。对于这种情况，在音译之后如果辅以一定的解释，则形式和内容可以得到有效统一。如：“三个代表”译成Three Represents （to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production forces， to re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culture and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of the people in China）；“四项基本原则”译成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four principles of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road， the people’s democraticdictatorship，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 and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解释性翻译固然在表意上力求详尽、清晰，但容易给人拖沓的感觉，因而这一翻译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表意而言，这一翻译方法与音译可谓两个极端。折中的一种方法就是意译。
4．意译
中文读者因为同原文作者具有相同的文化预设，所以能够通过词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而英语读者通常不熟悉中国文化，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理解译文词汇，产生的联想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误解原文。
例如“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中国话里的“馋猫”比喻人贪嘴，常含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cat”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按中国人的心理， “山羊”是个褒义词，如留着山羊胡的老人，而英国人却视“goat”为“色鬼，的人”。
因此在翻译此类词汇时，译文必须改变形式，以表达或补充与原语内涵相关的信息。比如鲁迅小说《祝福》的标题翻译成New Year’s Wish就不恰当了。“祝福”是指旧历年底文学艺术论文，有钱人家备办酒肉等，恭请天神祖宗享用，以求上天保佑。作者以“祝福”为题，写的却主要是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实际上是拿富人的“福”和穷人的“苦”相对照，揭示社会的黑暗。如果把“祝福”译成wish，英语读者就会费解，因为英语wish仅仅是一种祝愿，并不包含祭奠神灵的意思。因此注重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把“祝福”译成sacrifice（专指供奉，献祭之意），并加上时问限定词the New Year，更能体现其所有的隐含意义。
5．结论
不同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成翻译中的文化冲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则是冲突的焦点。为了保持源语的民族特色，保证翻译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同时译文具有可读性，译者不仅要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且要熟悉文化背景知识，用不同的策略处理翻译文化负载词。
[参考文献]
[1]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译林出版社，2002.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3]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