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2 11: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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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地区土家族、苗族传统服饰上装的样式变化多，从结构上看，以对襟、斜襟、大襟、圆领、立领、连袖、直身为主要样式。从领型上看，上装多立领、圆口领、V字领。从衣袖、衣身结构来看，连袖、直身是衣服的主要特点，衣服一般以棉、麻织面料为主。下装包括裤和裙，裤子是比较普遍的下装，在酉阳地区土家族、苗族传统服饰中，男子以裤子为下装，裤身、脚口的长、短、肥、瘦各不相同，比较有特点的结构是其中的大裤裆结构，裤裆又宽又长，这种结构在我国古代被称为“跨”。裤子一般由棉布制作而成。裙子也是最普遍的一种下装，裙的类型有长裙、中裙、短裙，从造型上来看，还有喇叭裙、节裙和筒裙、A型裙等，形式多样。
社会文化包括一个社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宗教、习俗、道德标准在服饰上的折射。
（1）宗教在酉阳地区土家族、苗族的一些民俗活动中，传统的原始宗教仪式在特殊的日子里仍然被保留着，在服饰的式样和服饰图案中也蕴藏着一些宗教意识。反映在服饰上的宗教意义，其形式各不一样，从服饰中可以看到，有的是以图案形式对宗教意识加以记录，使人们在着装时通过图案代码被唤起一种熟悉的情感，进而思考它的宗教意义，正如贡布里希所说“对符号的使用，是人类克服不完善的回忆发展出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服饰图案中有表现“有超自然威力”的动物、人物纹样，如苗族的“祖灵”和“万物有灵”的图案，在当地苗族服饰中很常见，并与口头传说故事相结合，这便使图案被保留得更完整，加强了苗族人对崇拜物的感情，使图案与意义紧密相连，再加上在有宗教意义的节日里，音乐、舞蹈、牺牲等内容渲染着宗教气氛，引起情感的兴奋以增强宗教的信念，更加强了苗族人对图案的记忆。
（2）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标志指的是社会中不同性别、不同地位、不同支系、不同职业的人，用服饰来加以区别。性别不同，服饰就不同，这是服饰中最普通的现象，而且最显而易见。酉阳地区土家族、苗族传统服饰男女装在材料的使用上区别不明显，而在服装的造型装饰和佩饰上，男女服饰各有千秋。男装造型比较简洁、整体，以宽肩、直线外轮廓造型为主，强化男性的体型特征。女装的件数较多，上装、下装、裙子、围腰，层次丰富，变化多样，以塑造柔美、婀娜的女性形象。从服装的装饰上看，有些男装运用了一些装饰材料，如图案、穗子、宝石、金属片等，而几乎所有的女装都使用各种不同的装饰，如花朵、图案、穗子、宝石、金属片等。服饰的社会角色标志还反映在不同支系服装的区别上，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在服饰上整体风格一致，局部造型、装饰、色彩、材料有些不同。形成民族不同支系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历史上的大迁徙。在民族迁徙过程中，部落被分散、割裂，以致定居点不一样，不同区域文化影响加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习俗和服饰。酉阳地区的苗族由于支系不同，其服饰、语言、习俗就不完全相同。据清朝史籍记录，苗族服饰由82个支系组成，现在统计的苗族服饰有130多种，分黔东型、湘西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四大分支，各分支里又有一些小分支，可谓支系繁多。
（3）民俗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就是民俗。从它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来看，“民俗是文化系统中组织层面的非强制性的组成部分，它通过文化的自然延续去节制社会成员的生产、消费和人际关系的协调”。①服饰根植于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是毋庸置疑的，民俗生活对服饰的创造和传承有直接的关联，民俗生活中也不能缺少服饰的参与。在苗族民俗中，刚出生的小孩用绣着蝴蝶图案的布包裹，而蝴蝶是苗族的“祖灵”象征物，用绣有“祖灵”的布作襁褓，是希望孩子得到“祖灵”的保佑。在民族的风俗中，遇上过本民族传统节日，人们都会特意打扮，着节日盛装，以增强节日的喜庆气氛。同时，节日活动也是人们展示服装的最好机会，如苗族女子过节时会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绣有各式图案的盛装。在当地一直保留着这样的民俗——“谁的刺绣图案精致，缝制的衣服美丽，表明她就是一个心灵手巧能干的姑娘”，能得到人们的赞美，甚至得到异性的青睐。
人们通过服饰的创造、变革，表现个性的释放和对美的追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提出“艺术的努力是由它的整个过程或者它的结果来引起审美感情”，其观点对后人的影响较大。说明服饰的艺术性应该从服饰审美和艺术创作两方面来考察。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中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识是从社会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反映出来的，即人创造服饰的行为一方面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一方面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审美意识在心理学方面的反映是指个人的动机与需求、自我概念、印象、知觉与个人服饰行为的关系。人们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去改造、利用其生存环境，从生存环境中获得自身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营养，来维持本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巴渝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是历史上形成的以整体民族为概念的统一服饰外观，服饰的创作并不涉及或很少涉及自我概念等个人需求，即使是适应人的需要而创造，也是指有共性的人的身体的需要。所以反映在服饰审美观念中的个人愿望不占主要地位，反映在服饰审美观念中的社会性特征最明显，是社会背景下的审美。人们通过对服饰的创造、变革表现对美的追求和对社会规范的认可，反映在服饰的造型、色彩、材质以及人的整体着装形象上，便是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规范或某一民族群体保持一致，便穿着某一民族认同样式的服装，于是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统一的民族服饰面貌。另一方面，从服饰制作上来看民族服饰的艺术性，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制作包括对原材料的加工和服饰制作工艺两方面的内容。传统服饰面料由棉、麻、丝、毛纤维纺织而成，传统服饰的制作工艺手段非常丰富，包括服装定型工艺（做百褶）、百纳布工艺、扎染、蜡染、印染、刺绣、镶花、织锦、编织、编结、首饰制作等，不同的工艺技术均产生出魅力不同的效果。
符号学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巴渝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从传统服饰的符号化中进行符号解读，构成对符号的诠释过程。巴渝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的样式、色彩、材料、细节、装饰等方面无疑是一个符号系统，并系统地指涉该民族传统文化。
“符号学”是20世纪初由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到20世纪60年代，才成为一门科学受到重视。“根据符号学的理论，人的思维和语言交往都离不开符号，而人的意识过程，就是一个符号化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组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②“符号学”是研究人类交流的一种方式，它构建了语意的三角关系，并研究语意的性质和规律。语意的三角关系是：符征（signifier）：是形式，可感知的；符旨（fignfied）：是符征所指涉的意义；指涉物（referent）：是符旨所指的物。
从语意的三角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具体的形式一方面传达该形式代表的物，另一方面传达该物所表达的寓意。符号是传承和负载信息的媒介，是认识和表达事物的中介，它表现为有意义的符码。符号概念的外延很广泛，设计中的符号是一种非语言符号，但是它与语言符号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符号学理论不仅被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也被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如产品设计、音乐、舞蹈等领域。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把符号分为三类：一是图像性符号，即利用符号形式和所表达的意义有共同特征，来指涉对象。如酉阳地区土家族织锦中的“老鼠嫁女”图案，图案中，“老鼠嫁女”的场景直接来源于生活，指涉民间的婚俗，表达该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二是指示性符号，即利用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存在“必然实质”的因果逻辑关系，构成指涉作用。如苗族人着节日盛装时佩戴的各种银饰，表达福贵、吉祥之意义。三是象征性符号，象征性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无必然或内在联系，但社会约定俗成使其具有意义并互相传承。如，土家族织锦的“万家八锦”几何图案象征福贵；苗族服装刺绣图案中的“蝴蝶”象征祖先；等等。
对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设计与创意，展现区域性文化元素，这是在全球化高度竞争下胜出的关键，即通过新的思考，将传统文化资产里的元素转换到现代生活中。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袍衫为主要形式，以H型、A型轮廓为主，上装配下裙、多层衣、多层裙、连衣裙、上装下裤、上装下裙再配围腰等的服装外轮廓，其细节变化比较丰富，我们首先可以从款型中得到一些启发，与当代设计手法结合，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如图1（作者：唐雪芮）。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装内部构造的方式较多，从形式来看，各具特色的领型、袖型、袖头、腰线、门襟构造、内部分割线、下摆、口袋、裤腰、裤臀部造型、裤裆、裤腿、裤脚口、细节等元素，都可以被当做设计资源，重点是把这些元素与设计个性、设计理念结合起来，如图2（作者：尹立）中的服装是借鉴传统服装的领型、袖型，经过一定转换设计的女装。
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图案与现代服装设计的结合点最多，对传统服饰图案的借鉴，可以是传统服饰图案原始样本的运用，也可以是对传统服饰图案的打散重构、重新组合，根据设计师的设计风格、设计要求而定。重点在于在重新组合的过程中，至少保持传统图案一个单位的结构特点和色彩特点，这样才能保留住传统图案所传递的原生态文化内涵，如图3（作者：廖拉）对传统服饰图案的采集、图4（作者：白薇）和图5（作者：余秋雨）对传统图案的现代运用。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四、结语
[论文摘要]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产物，只有以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设计源泉，创作出凝结着中华民族神韵和精神风采的现代服装，才能推动辉煌灿烂的中国服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现代时尚的殿堂，只有让世界从我们民族的当代服饰中看到更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民族服饰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我国的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出色运用，向国内专注于服装设计的人们提出新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这是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话题。
一、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我国的历史悠久，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每个时代都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各地方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文化。剪纸、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工艺美术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众多设计师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服装文化的发展决定着服装的技术、服饰审美趋向等发展变化。古希腊风格、古埃及风格、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在现代服装大师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服装设计作品中更多的是差异：而这种在服装作品中的差异，往往成为服装作品的生命力。服装艺术设计，归根结底是通过艺术、思想和科学共同合成的。一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服装设计人员，就不叮能有什么优秀的创意作品：
我是从事教学作的，我认为往教学过程中应该计学生学习了，解传统文化艺术的思想，特别是要领会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以及意境美、形式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生，明天的服装设计师的未来创作活动，打下坚定的创造基础。认真研究、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悠久而又丰厚的文化知识宝库，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吸收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精华，对学习服装设计的学生来说大有益处。通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使学生的视野拓宽了，设计构思更丰富了，审美观念也提高了，对民族文化有了良好的认知，才能创造出源于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时尚服饰作品，并在作品中，体现出本民族的独特风格、风土人情及人文情怀，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带有中国韵味的服装，也能让世人更好的去了解围。
二、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而我们的创作之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国五千年的义化沉淀了很多优秀哲人的思想，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形式：五千年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众多的表现形式，很多元素可以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诠释，用现代的语言，去解读以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多元传统文化将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灵魂。不管承认与否，我国传统多元文化与历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和创作观
当我们追溯传统文化的渊源，民族服饰的特色，去解释当前的服饰现象和当代的服饰风格时，可以看到，现代服饰并不是所处时代仅有的和自发的创造，而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延伸一服饰没计的艺术表现力需要丰富的文化内涵来支撑，没有文化积淀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浅薄的。因此，传统文化至善、至真、至美的文化内涵，是现代服饰设计中的灵魂文化，传统文化深厚的艺术美感，是现代服饰设计创作的灵感与激情源泉：
在民族化设计巾所表现的不应只是表面文章，这样做必然要受到工业化生产和审美观念的制约。民族化存各时代所共有的超时代性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继承传统不是复古，而是继承前人的艺术创新精神，继承传统的正确态度是不断地丰富它，不断地推陈出新，使传统与现代融合，从而创造出有个性的新风格服装在学习借鉴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模仿某一个民族传统的服饰，照搬图案或修改传统的款式使之成为具有民族性的服装，而是应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民族性的灵魂和精神。时代改变了，服装设计的语言也要与时俱时。服装设计必须立足于当代人的审美要求和穿着习惯，这就要求设计师能够敏锐地捕捉时尚热点。并将其巧妙地揉入自己的设计风格中，服装设计不再是简单的款式照搬，而应体现为人们对时尚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
三、在继承中发展中华文化
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服装设计中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在服装设计表现手法上适当运朋当代服饰设计艺术新设汁理念与设计手法，通过现代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将服装的造型、色彩、面料与现代时尚潮流完美结合，来诠释民族性的服装设计，也就是说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借鉴、继承、改良、发展并赋予它新的形式、新的变化，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风格，所以深刻了解巾华民族这个千年古老文明国度的深厚传统文化艺术底蕴，并将它与现代意识巧妙结合，是我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的，也是每一个设计师都不可忽视的课题。
(一)在传统文化上进行改良
创立中周风格的服装，不是一味钻研民族服饰，而弃世界流行大趋势于不颐，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交织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如今全球化风潮扑面而来时，创造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应该是在世界性、时代性这个前提下，立足于中国风格，即“世界之精神，中国之本质”。中西服装文化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二者并不是格格不入，相反进行一定的吸收和借鉴能够增强服装的生命力和时代感。
借鉴传统文化，是对传统素材的再认识、再创造，包括文化内涵的改变与表现形式的转换；而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设计者必须把激发创作灵感的原型因素转化为切身的心灵感受，分析、归纳原型因素的主要特征并加以提炼，然后以一种明确的、恰当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旗袍，本是中国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方形大袍，开始的造型并没有显示出女性的性感特征，也没有体现女性的形象美。后，旗袍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特点，使旗袍的款式造型和裁剪制作方法得到改进，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人旗袍之巾，花样不断翻新。改良后的旗袍变得收紧腰身，缩短长度、提高开衩，甚至出现低领无袖的造型，由卡住整个颈项的高领逐渐改变，直到取消领子时还未休止．义把领子开低，使美丽的颈部和颈饰完全显露出来，进而再把肩部变为吊带，充分展示人体的曲线美．这种中两合擘的服装款式既是借鉴西方服饰文化传统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提取传统文化中元素进行创造
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为现代时装设计乃至其他众多艺术、设计领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设计素材。具有中国元素的传统文明产物数不胜数：艳丽的唐三彩、灵秀的水墨、素雅的青花甚至亭台园林、坊间乡趣都可以激发设计的灵感。例如，“天意·粱子”的主题“濡”中．借鉴中国书法艺术中纤毫、墨水和宣纸之间的轻灵接触，一气呵成、体现出纤浓适度的形式美和神韵美。这样的元素符号运用不仅仅是视觉设计，也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美学。
作为艺术文化的精华，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传统服饰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获得各种时期的蛴形、配色、材质、图案以及精致绝伦的传统工艺。闪的巾式面料，艳丽的民族色彩，传统的凤凰、牡丹、祥龙等中国吉祥图案，精致的刺绣、滚边、盘扣，这些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被设汁师们运用在时装设计中，成为表现中国风情的重要手段：对于传统图案可以较自由地运用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形元素进行新的没计重组，达到一种独特的效果。例如香港设汁师张天爱，在她的设计中起用了典鲜艳的晚清时期龙案苏绣，这种元素与前卫极端的西方妆扮相融合，另类的诉说着现代生活对传统东方情调的怀念。在这个设汁中，龙纹仅仅是龙纹，不具有象征意味，不代表九五之尊，它只是图案。在运用元素时，必须从整体考虑，服装的造型、材料、色彩、图案、细节、饰品以及人体形态、化妆都要在一种格调下统一起来。要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推陈出新，把传统与现代融合，创造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需求的服装
作为徐州独特的节日习俗和文化现象，伏羊节承载了悠久的历史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论是彭祖时已经流传的吃羊传统，还是以徐州为地理依托的地域色彩，都在不同方面加深了“伏羊节”的文化意义，从而使得这一“民俗文化节日”大放光彩。
1.1食羊文化传统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成功驯养的家畜种类之一，人的贡献在衣食住行乃至祭祀方面都有着突出体现，而最重要的应属饮食方面。食羊的传统古来已有，先民们很早就捕猎野羊为食物，羊被驯养为家畜之后，更是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周礼•天官》中有记载：“春行羔豚，膳膏香”；《礼记•月令》也记有：“仲春之月”，“食麦与羊”；“医食同源”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先人们在用羊来满足口腹之需的同时，也不断发掘出了羊肉的药用功效。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记有“当归羊肉生姜汤”能治疗血虚寒疝等疾病；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羊肉甘热无毒。食之肥软益人，治冷劳山岗疾痢，妇人赤白带下，疗筋骨急强，虚劳益气，利产妇”。羊肉的祛风驱寒功效看似与三伏天的暑热格格不入，实际上夏日候湿热，人们食欲减退，体内积热，在这样的时候吃上一碗香辣美味的羊肉，不仅使人胃口大开增强食欲，同时也能促人发汗，以热制热，驱散体内湿毒，补虚健体，对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及高温天抗病能力十分有益。“伏羊节”食羊，既是对羊肉本身鲜美味道的追求，同时也是对羊肉药用功效的充分利用。
1.2地域文化内涵
虽然中国人食羊传统悠久，但在三伏天大碗吃羊肉喝羊汤，并将这一习俗其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却只有在徐州得以实现，这与徐州的地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徐州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气候环境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南北交界地带特色，其风俗传统和文化氛围也呈现出受南北各地共同影响、兼收并蓄的特点。以饮食文化为例，齐鲁菜系的红烧类与酱类菜点的风味、川菜的麻辣鲜香，在徐州饮食上都有所体现。总体来说，徐州菜五味俱全，以咸鲜为主。因此羊对徐州人来说，是地地道道的美味佳肴，人们通常在烹饪羊肉时极力除去的膻味，在徐州人看来正是“鲜”的体现。当地人用大锅清水熬制羊肉羊汤，只在最后加几味简单佐料，辣椒放足便可大快朵颐。这样烹制出的膳食虽不精致，但鲜香味浓，经济实惠，吃起来十分过瘾。淳朴的民风和豪爽不拘小节的个性使得当地人能够适应并喜欢吃伏羊，将在炎炎夏日大口吃肉大碗喝汤的习俗一直保存了下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徐州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几千年前，注重饮食和养生的彭祖便推崇羊肉；后又有沛县汉高祖刘邦喜吃羊肉，据《史记》中记载刘邦年轻时曾杀羊设酒宴客。另外徐州是汉代画像石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在铜山县汉王镇出土的一块《庖厨图》上便画有庖厨用羊肉烹制食物的图景。徐州的伏羊节，从一方面来说是对当地祖先饮食传统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继承，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表达了一种对先人的怀念和对汉风古韵的向往，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和对民族感情的承载。
2.“伏羊节”的社会影响
（一）历史深厚的茶文化旅游资源
浮梁县千年的茶文化深深的扎根在了每一个古村落中。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动中，浮梁县有二十余古村落中发现大量茶文化遗迹，以严台、沧溪、瑶里、磻溪、勒功等乡村茶文化遗产最为丰富。严台村，2009年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殊荣，目前村落中保存较好的主要是两个茶叶的制作作坊、制作茶叶的相关器具以及大面积的茶园。村内存有民国四年纪年铭文的茶叶桶，桶上写有“民国四年江恒丰店办用”；严台“天祥”茶号所产功夫红茶所获得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奖牌现存于浮梁县博物馆。沧溪村，2010年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殊荣，沧溪现有茶园800亩，制茶、茶油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清末民初村内曾有6家茶号，村内现存有完整的茶商宅院，宅院占地面积大、装 饰精美，可见当时沧溪茶叶贸易的兴盛。村内还保留有传统的制茶技术。磻溪村，古时是浮梁北部的古茶市，历史上的磻溪以茶叶为支柱产业，茶园面积最大时有3000亩，产量900担，茶号数十家，茶商收茶后直接送上海出口。清末民初，村内有茶号24家，是红茶传入浮梁的起始站。磻溪村现存有大茶商汪腾蓬茶号防伪木刻印章及其茶号账本；并且在民居中发现有民国时期制茶的茶袋子和茶箱。浮梁的茶文化与古村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茶文化的兴盛造就了现今村落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大量遗留的茶号和茶商豪宅是古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古村落的巨大历史和文化价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村落”。
（二）相得益彰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生产陶瓷始于汉，唐代是景德镇瓷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饮茶风气兴起并且浮梁作为江南的茶叶集散中心极大促进了对陶瓷的需求。明清景德镇成为了全国瓷业中心，两个朝代的都将御窑厂设于此地。从古代到现代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即为茶具。如1983年新加坡一家打捞公司在南中国海上打捞出水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沉没的货船上，打捞出水的10万余件景德镇青花瓷中，约有茶具4万余件。精美绝伦的景德镇陶瓷茶具毫无疑问是浮梁茶文化旅游可开发利用的重要资源。
二、浮梁茶文化旅游衰落的原因
浮梁的茶文化在景德镇瓷业不断的兴盛与衰落中发展，从唐宋时期的鼎盛到明清时期的衰落，从清末民初的复苏到民国末年的萎靡，再从建国初期的快速发展到今天的没落，这一系列曲折发展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浮梁茶文化的衰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瓷文化与徽州文化的遮蔽
景德镇长期隶属于浮梁县，但是伴随着瓷器贸易的发展，景德镇的地位大大超过了浮梁县，从宋真宗时期御赐“景德“名，到元代在景德镇置中央直属机构浮梁瓷局，再到明清时期至高无上的御窑厂，无不显示着景德镇作为“瓷都”的崇高地位。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基于此，景德镇的瓷业经济与文化大大超过了浮梁的茶叶经济与文化。在景德镇瓷业不断的兴盛之下，浮梁的茶叶经济不可避免的相形见拙。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帮有一个特色：“贾而好儒”。这既使徽州成为文化昌盛之地，而且文化的昌盛也对徽商从事商业经营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徽州文化伴随着徽商贸易在全国的展开，逐渐扩散到全国，徽州文化在这期间展现了强大的影响力。浮梁处在景德镇与徽州之间，属于两者之间的中心位置。浮梁的茶叶文化就是处在两种强势文化之间，容易受到景德镇的瓷业文化与徽州文化对浮梁茶文化的强烈冲击，造成了浮梁茶文化的衰落。
（二）浮梁古村落文化的衰落
古村落是茶文化的物化，一旦古村落文化被破坏，那么浮梁古老的茶文化就会逐渐的衰落。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浮梁古村落文化衰落几不可避免：一是村落古建筑的拆除。古建筑是承载茶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提别是一些茶号建筑，更是茶文化的直接体现。伴随着古建筑的拆除，建筑内的相关制茶、运茶、售茶的器具都会被丢弃或者销毁，这样就再也还原不了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二是制茶技艺的失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去工作而放弃学习传统的制茶技艺。目前大部分的技艺传承者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年轻人压根对学习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毫无兴趣。三是古遗物的严重破坏。在浮梁县古村落的文物普查中，古遗物的破坏随处可见，在严台、沧溪、瑶里等古村的街巷中，随处可见当作铺路石的古碑刻，经过长年的磨损，碑刻的字迹大部分漶漫不清，有些甚至是记录茶叶贸易规定的碑刻。四是茶园种植面积的减少。由于经济原因等因素，茶园的种植面积大量减少，还是以浮梁县严台村为例，在严台村江氏族谱中，绘制着晚清时期的村落图，图中耕地环绕村落，面积相当可观，由于严台村在过去主要种植茶叶，所以图中的耕地其实就是茶园的面积。但是在2008年与2013年的两次对严台村的调研中，严台村的土地萎缩严重，从十九世纪末的4000亩茶园，到如今的1700亩茶园，可见缩减幅度之大。茶叶种植的萎缩必然会造成茶叶贸易与茶文化的衰落。
三、古村落角度下的茶文化振兴的措施
（一）加大浮梁古村落中制茶技艺的传承
目前的浮梁县古村落的制茶技艺中，以严台村的工夫红茶制作技艺最出名，已经被评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景德镇市所有49个非遗项目中，严台村的浮梁工夫红茶制作技艺是唯一入选的茶叶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景德镇之所以能有今天极具影响力的地位，除了瓷器就是茶叶，所以在非遗项目中不能只认可瓷器的生产技艺，应加大对村落中茶叶制作技艺的扶持重视。制茶技艺的认可与扶持，对于浮梁县的茶文化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加强古村落建筑的保护与复建
伴随着经济的大开发，浮梁的古村落破坏十分严重，加强古村落的保护刻不容缓。要在制高点对古村进行鸟瞰视线控制，体现灰墙黛瓦、岚光瑞霭、屋顶韵律之美，要保持浮梁古村落的徽派风格，对严重影响或破坏古村鸟瞰视觉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近、现代建筑责令其改造或予以拆除处理。对于村落内的古民居要区分等级进行保护，等级越高证明其越重要，对等级高的建筑物要加大保护的力度和投资。对于浮梁古村落中的古建筑中有关茶叶的茶号、作坊、茶商的宅地、茶楼以及其他与茶叶有关的建筑要尤其特别的标明，在每个建筑物门前要立详细的解说牌，对于坍塌的要第一时间予以复建。
（三）建设古村落茶文化历史馆
为了保护古村落的历史文物，应在省级和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中建设茶文化历史馆，展示历史悠久的茶文化。2013年12月，浮梁县通过对严台村村史馆建设的提案，正式开始建设村史馆。通过茶叶种植历史、茶叶产销历史、制茶相关古物以及制茶的相关技艺为主要内容，来展示严台村悠久丰富的茶叶历史和文化。村史馆的建设，既加强了对于茶叶文化的建设，也提高了对于古村落保护的重视。大量古老的制茶器具进入村史馆，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制茶的技艺在村史馆展示也让人们对此种技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这项技艺。同时村史馆村史馆也作为旅游的景点之一，可以吸引大量游客，提高其茶叶历史与文化的知名度，间接地促进古村落茶叶贸易与文化的发展，为浮梁的茶文化复苏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加强古村落生态旅游建设，主打“茶叶”牌
古村落文化在今天吸引了许多莫名而来的游客，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更多的愿意在古村落的安逸氛围中放松自己，回归自然。浮梁古村落众多，虽然村落建筑有些许破坏，但是村落的面貌还在，村落文化还在，具备了建设生态旅游的条件。浮梁古村落的生态旅游应该主打“茶叶”这张牌，通过茶文化来吸引更多的游客。目前在浮梁的各个古村落尤其是省级和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中都开始打造生态旅游。比如：磻溪着力复原浮北古茶市的盛况，引导游客感受茶叶市场的盛况，了解茶叶贸易中的趣事，感受博大的茶叶文化。严台村就是着力打造“茶文化农家乐”，在村外的河道两边建设生态茶馆，让每位游客都可以亲身试一试茶叶的制作。瑶里就是主打瓷器与茶叶这张牌，瑶里的古码头是昔日茶叶与瓷器贸易的主要码头，瑶里通过对瓷器和茶叶贸易的重现，让游客感受到当时贸易的繁华，感受浮梁茶文化与瓷文化的有机结合。目前浮梁古村落的生态旅游建设正在逐步展开，更多的古村落通过对浮梁以茶文化与历史为切入点，来开展神态旅游的建设。生态旅游建设的展开，既促进了浮梁茶文化的复苏，拓宽了浮梁茶叶的销售渠道，也促进了浮梁古村落的保护。
四、结语
服饰上宝花纹的艺术形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与审美行为中对自然物象深刻认识、理解、取舍后的物化形态。通过采用夸张、寓意等抽象的艺术语言，遵循装饰造型的形式美法则形成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在唐代整体性多元文化背景下，这一艺术实践既受到唐代人审美心理和艺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纺织、染色工艺和服用条件的制约，具有实用和审美双重属性。
1.1宝花纹的艺术结构
唐代服饰上的宝花纹因其工艺、材质甚至着装人地位的不同而有相对的繁简之别,但是它严谨的艺术结构决定了宝花纹端庄圆润的整体外形。这种有序对称的艺术结构决定了内部装饰题材的排列方式，并让有限的纹样空间可以容纳如此丰富的装饰题材。宝花纹是一种团窠花卉纹。团窠图案的大小关系着图案的风貌，体现了持有者地位的尊卑，图案越大，持有者地位越尊贵。它以“十”字、“米”字，甚至“”、“”为艺术构架，以圆形辐射或正菱形辐射为基型。其中，“十”字、“米”字、“”的艺术结构以中心对称为主，“”则以轴对称为主。在此基础上,以圆心(花心)为中心，再分别以四出、八出、六出、五出的花瓣基数向外排列，做出层层放射的圆形或菱形方形适合的装饰纹样。宝花纹的花瓣、蓓蕾及枝叶组合也以上述原则为基础，做疏密适度、变化有致的有序对称布局。其整体纹样造型圆润、外观华丽，构成骨架统一规整、对称有序，具有静态、平衡的造型之美。其中以“十”字为艺术构架的宝花纹多作为辅助纹样。而最简单的瓣式宝花就是“柿蒂花”，其基本形状是以“十”字为艺术构架的普通的四瓣花。以“米”字为艺术构架的宝花纹是对“十”字结构的扩展与丰富。它具有更加繁复与饱满的结构特点。以“”为艺术构架的宝花纹会出现于敦煌佛像、飞天、供养人身上绚丽多彩的衣饰上，并成为敦煌唐代服饰艺术的代表符号之一。以“”为艺术构架的宝花纹在敦煌彩塑佛像及供养人穿着的衣饰上也有少量出现。这是宝花纹在服饰上进行组织结构排列的单位依据和规范。
1.2宝花纹的组织形式
纹样的组织形式即纹样间组合排列的构图，是整体纹样组合的章法和骨架。根据纹样的艺术形式、内容、用途、工艺等，按照相应的构成法则会形成不同的组织形式。它是组织纹样和整体布局的依据和规范。宝花纹会被运用在织锦、绫、绢、纱、罗，甚至织成、丝棉混纺、毛织物等面料中，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排列后被用于服饰的领、袖、底摆边缘、腰带、裙身等装饰部位。作为单独纹样，宝花纹可以以自由形单独纹样的形式装饰于服饰上，即没有一定外形轮廓、独立的造型表现形式。它是纹样组织形式的基础。宝花纹结构严谨完整，每一个单独的宝花都属于对称式单独纹样。作为适合纹样，可以将完整、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宝花纹作为单元纹样，以边缘或者角隅适合形装饰于服饰的边角，使其有强烈的装饰美。作为二方连续纹样，可以以宝花纹整剖的构成形式向上下或左右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在空间上形成一种呼应与联系,在严谨朴实的反复节奏中获取宁静、回转的节奏美。作为四方连续纹样，可以以单个宝花纹作为单元纹样，也可以以多个宝花纹作为单元纹样以散点式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延展，由此循环往复、连绵不断。宝花纹可以作为主纹，也可以作为宾花纹样存在于四方连续纹样中，由此形成纹样排列的主次和疏密关系，使装饰效果更加丰富。
1.3宝花纹的色彩构成
唐代服饰色彩繁丽华美，其中有娇柔俏丽的单色服饰纹样，亦有丰富艳丽的多彩服饰纹样。在封建时代，服饰纹样要体现贵贱尊卑、服用者的社会地位，因此服饰纹样品格有高下之异。品格越高的服饰纹样也就越有影响，越具有代表性。在唐代常见的服饰中，锦的品格最高。因此，多彩的服饰纹样中尤以织锦上的纹样色彩为代表。织锦上的宝花纹设色富丽炳焕，它以平面式的“固有色”来组合色彩关系、“随类赋彩”，在视觉上形成极具概括性和创造力的艺术形象，具有浓厚的装饰性。织锦上宝花纹的色彩就如同它圆润饱满的造型一样，能在空间形成一种富丽饱满的视觉审美感受。服饰上的宝花纹虽用色多而大胆，但色彩的整体效果却高度和谐统一。它通过大面积出现的一两种色彩控制主色调，并在各处小的局部与之呼应，使纹样本身具有明确统一的色调，形成整体和谐的色彩氛围。除此之外，宝花纹本身的色彩还会与服饰背景色彩协调一致。而与主色调形成对比关系的其他色彩运用的多少、面积大小、分布与形态则决定了宝花纹甚至服饰色彩的丰富程度。在表现手法上，宝花纹的花瓣会通过以浅套深逐层变化的退晕方法使其色彩更加丰富自然，外勾白线或加饰金银线使花纹和底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处理红与蓝、红与绿的强对比色调时，通过对比色的穿插布局与相互渗透，减弱了过于强烈的对比关系。再加上其它色彩的烘托，整体色彩的丰富活跃避免其陷入由于稳定对称结构而带来的僵滞感。彩塑菩萨织锦缎裙子边饰上的宝花纹，它以红色a作为纹样底色，通过蓝色、墨绿、白色显花。其中以红、蓝两色作为纹样色彩的主色调，花瓣通过蓝色、浅蓝和白色塑造出简单的退晕效果，丰富了宝花纹的色彩层次。绿色作为红色的互补色降低了本身的纯度，以小面积退晕的表现形式点缀在宝花纹的花瓣层中。花瓣的白色勾边，在缓冲由对比色带来的视觉冲突的同时更丰富了宝花纹的装饰效果，整体色彩丰富绚烂的同时又和谐有序。
1.4宝花纹的表现技艺
唐代服饰上的宝花纹蕴含着其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识，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宝花纹的艺术形式因为唐代纺织印染技艺的纯熟而更加丰富。唐代织物可以分为丝、棉、毛、麻等。其中丝绸的用途极其广泛，不仅服用消耗最多，还具有实物货币的地位。唐代的丝织工艺十分发达,在丝绸的装饰里，织纹的数量最多，应用最广。而其中织锦的图案最精美，也最具代表性，一般称其为“唐锦”。它区别于唐代以前经线起花的传统织法而采用纬线起花的织法。比起中国传统的经锦，纬线起花的织法更利于图案的换色与花纹的细腻表现，能织出宝花纹复杂的装饰和丰富的色彩效果。而该时期的织成锦技艺也更加成熟，因其精美奢华甚至已经成为皇家御用珍品。织成泛指按服用之需，设计、织造其形状和图案的各类高档织物，其制作通常极其费工。唐代丝织物的品种十分丰富，除织锦与织成外，档次较高的丝绸品类还有纱、罗、绫、绮、缂丝等。在唐代，织物的印染技艺水平也很高。根据20世纪70年代初期不完全的统计，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绸中，共得二十四色。染料主要取自植物，其品类不下三十。丝绸的印染图案主要通过染缬工艺实现，宝花纹则主要通过其中的夹缬、蜡缬技艺实现。其中夹缬的图案最精美，可根据需要印染出多种色彩的丝织品。唐代的蜡缬已使用型板，亦能套染多种色彩。敦煌第130窟中出土不少蜡染织品中图案便有宝花纹。唐代的刺绣技法因题材的扩大而不断丰富，约在中唐出现了平绣法，不仅使纹样的线条变得光润平滑，还可以通过晕色处理使纹样色彩丰富自然，甚至以捻金、捻银线勾勒纹边。唐代的宫廷刺绣讲究奢华，常见金银线的使用。如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宫廷刺绣中便有以宝花纹为题材的随捧真身菩萨的蹙金绣小衣物。
2结语
【关键词】文化馆；群众文化；辅导工作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使得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丰富。在省、市等各级领导的培养和支持下，我县把文化馆当做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阵地，积极响应新时代群众文化传承的号召，在群众文化辅导方面，一直坚持着 “面向群众、围绕中心、立足阵地、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当成工作的重点，把组织辅导、创作多样化的文艺作品、开展多方向、多层次的群众文化活动，追求群众精神文化的满足为宗旨；把培训和辅导基层的文化骨干队伍作为主体，把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品质作为核心；把弘扬当地特色文化，保护非遗文化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积极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相配合，服务大局，全方位的落实公共文化的服务职能。不论是在文艺创作、基础设施建没、群众文化辅导、业务培训，还是在非遗的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欢喜可贺的成绩，对推动我县群文建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如此，仍然与新时代党和政府对群众文化工作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新时代群众文化发展的趋势还不能完全相适应，工作还有待加强。
一、新时代背景下文化馆的作用与职能
（一）群文活动的组织传播职能
文化馆的活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文化节、艺术节等，另一部分是由各个部门自己发动举办的活动。文化馆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引领者，当然也要肩负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国民素质、积极开展群文教育活动、宣扬我国国情、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对外交流的社会文化知识以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它可以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之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需要。
（二）群文的辅导职能
文化馆的辅导职能对群文建设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其辅导职能涵盖了许多方面：宣传辅导、理论研究辅导、组织管理辅导和文化艺术辅导等。还有一些文化馆为了更好的接近群众，感染群众，服务群众，走进乡镇，下基层，为群众开展辅导工作；会举办一些有关文化的辅导班，组织文艺演出、创办有意思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活动、开展大型的文艺汇演或是公益性质的活动等。
文化馆的一部分重要职能主要是组织群众文艺创作和开展群众文化理论探讨活动。文化馆要把文艺创作作为文化发展的目标，创作出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文艺作品，用这些具有艺术气息，内容丰富、感染力强的作品去影响、熏陶群众，是目前群文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文艺创作主要表现在舞蹈、曲艺、歌曲、戏剧等方面，它不仅给予了群众文艺表演和文艺演出的优秀素材，还为文化艺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文化馆艺术创作职能不单单要注重文艺作品的创作，还要注重与时俱进，只有不断发展不断追寻社会的脚步，才可以使文化得到真正的传承。
二、文化馆群文辅导工作的现状
（一）文化活动众多，辅导较少
大部分文化馆的干部在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与教导工作的过程中，往往都比较注重文化活动的开展，忽视群众文化的辅导。虽然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文化知识的宣传，但是与群众之间相互缺乏沟通，对大众的文化取向及文化程度没有进入深化的了解。因此，群文活动的开展和文化的辅导两者应该势均平衡，若忽视文化的辅导工作，就会不利于群众文化的沟通以及群众文化的建设。
（二）文化辅导质量问题
文化馆对辅导工作的不重视，使辅导课程出现单一化的教程，辅导人员在进行辅导时没有制定详细的教导内容，最终导致不能深入的开展辅导工作。对群众了解不够，不能够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导致辅导质量的降低，从而也影响了文化馆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文化辅导的质量也体现了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服务质量。因为在文化辅导中其形式的单一化、非专业的要求以及服务态度等多个方面出现的问题，使得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服务水平降低，从而不能够给予群众高品质、高涵养的文化辅导。
（三）个人色彩较强，忽视群众色彩
有很多的文化馆干部在工作重心的把握以及工作安排方面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过分的注重个人的创作工作，忽略了对群众文化的辅导工作。追求个性化的创作和个人色彩的创作很好，但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展现个人色彩的创作中去，这对于一个文化馆的群文辅导人员来说，就会显得有些不负责任。群文辅导人员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在工作中怀有一颗负责任的心，积极主动的投身到为群众服务的工作中，把个人色彩与群众色彩相互分配，合理利用时间，为体现文化馆的职能与作用，建设良好的文化环境做出贡献。
三、全面发挥文化馆作用的有效措施
（一）强化群文辅导人员的综合素养
为了充分发挥群文建设的作用，对群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就需要文化馆的管理部门在进行管理时要将和谐社会的发展任务与人员的素养培训相结合，而且在培训的过程中要注意对文化精神的贯穿，并要引导其自身的创新和服务意识，从而培养出高素养、高品质、作风优良的人员，从而发挥文化馆的最大效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二）加强辅导能力
加强对文化馆辅导能力的发挥有助于群众文化活动的建设。对此，就要求群文的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服务意识，并要满足“一专多能”的群文建设发展的需要。此外，还要根据文化馆内容丰富多样的特点，自身要不断地提升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从而可以为群文活动的开展提供指导性意见，使群众文化活动达到最佳的举办状态。另外，为了使群文建设活动有序开展，需要文化馆在创办活动时要结合乡镇文化一同参与，并促进之间的文艺交流，鼓励群众，从而实现不同文化的宣传，使我国传统的文化内涵得到发扬。
（三）优化职能作用
我国《宪法》在内容完善过程中对文化馆的建设必须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遵守此项法律的基础上，文化馆就应该清楚明确自身具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引导主流文化精神和承担社会教育的职能与作用。在实际群文建设开展的过程中应不断提升自身的职能与素养，从而可以使我国的文化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付林. 文化馆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深入实践策略[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24：181-182.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普遍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需要进一步正确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五位一体”建设协调发展、共同提高。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供给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北京要率先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国家文化中心，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建设一定要走在全国前列，要在全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这就要求北京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打造品质优良、供给高效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升人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增强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使人民有理想信念、有精神动力、有真知灼见、有创造能力，在“五位一体”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保障城市文化安全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处于基础地位，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工程，是形成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任务。只有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好，才能使人民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奠定雄厚而又广泛的文化发展基础，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世界发达城市高度重视公共文化建设，将其作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他们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了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以及有益的公共文化管理经验。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其国际竞争主要是与世界发达城市的竞争，要在文化领域赢得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需要虚心学习世界发达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使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他们处于同一水平，甚至超过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先进的平台上实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锻造中国特色公共文化并发挥其吸引力和感召力，更好地培养人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保障文化安全。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通过指标体系衡量得出北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
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量化测度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值。这里按照指标体系，分别衡量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1.公共图书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世界3个，北京0.1个）、平均服务半径（世界1.35千米，北京14.46千米）、人均馆藏量（世界3.62册，北京2.5册）、人均新购藏书量（世界0.21册，北京0.06册）、每万人拥有计算机数（世界6台，北京1.4台）、人均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世界0.03平方米，北京0.007平方米）差距很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的数量需要增加，空间布局还要更加合理，在体现均等性和便利性上尚需下大功夫。人力资源方面，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专业馆员（世界5.4名，北京1.41名）差距很大，而专业馆员占总员工比例（世界为33%，北京为34%）差距不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专业馆员总量不够，内部结构也需优化。服务质量方面，主要体现为注册读者占常住居民比例（世界为45%，北京为3.08%）、年人均借阅量（世界5.85册次，北京0.4册次）、年人均到馆率（世界3.81人次，北京0.58人次）、居民对图书馆的满意度（世界67.5%，北京41.2%）差距很大。这说明提高服务质量是北京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突出问题。
2.文化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文化馆及类似设施数量（东京为2.9个，北京为1.7个）存在一定差距。人力投入方面，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从业人员数量（世界为2.88名，北京为1.2名）存在较大差距。服务质量与效能方面，主要体现为参与活动的人群比例（世界为27.2%，北京为24.7%）、居民满意度（世界为67.5%，北京为40.8%）存在一定差距。这说明北京文化馆的服务质量还需提高。
3.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世界为1.6个，北京为0.8个）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北京博物馆数量还需要不断增加。服务质量方面，由于数据缺失，目前来看主要体现为参观者对博物馆/美术馆的“满意”和“很满意”比例（世界为79%，北京为29.7%）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北京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服务质量还需要提高。
（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把握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实际情况，准确找出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到首都图书馆，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垡头地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与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基本吻合。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
1.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首都图书馆，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均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虽然近年来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增加，但以实物形式的配给较多，直接拨付资金相对少，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不仅文献购置经费增长缓慢，而且员工的工资待遇低。密云县文化馆建筑面积为2724平方米，有60名员工（其中35名在编），其设施和文化活动情况在区（县）级馆中属一流，深受群众欢迎。但是县财政每年给其拨付的经费只有130万元到140万元，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群众文化需求，导致他们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各场馆和设施轮流开放，未能达到应有的利用率。
2.重设施建设轻服务管理
调研中反映，近年来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场馆设置率不断提高，但是场馆建成后由于缺乏后续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设备维护更新、文献和藏品购置等经费不足，导致设施使用率不高，影响了服务水平的提升。如一些场馆为了节省开支，只在上级检查和兄弟单位参观时开放，平时则闲置；一些乡镇文化活动中心有很好的电影室和放映设备，但缺少群众需要的影片，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一些区（县）公共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图书室的图书得不到更新，即使有些地方有更新，但是更新的图书基本为上级配送的不受群众欢迎的书籍，导致利用率不高。
3.设施分布不均衡
调研表明，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分布有以下特征：北城相对密集，南城相对稀疏；三环内相对密集，三环外相对稀疏；核心城区相对密集，远郊区县相对稀疏。以公共图书馆为例，北京目前根据行政区划建公共图书馆，这就导致有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小区，如天通苑、西三旗，由于没有一级政府而没有公共图书馆（室）；行政级别相同的朝阳区和石景山区尽管人口规模差异很大，但同样都只有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有的财力雄厚而较重视公共文化建设的区，如朝阳区，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初步建成了200座“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了43个街乡的全覆盖；还建设了覆盖五乡一街的垡头地区文化中心，该中心有剧场、图书馆、展厅、影厅、培训学校、文化志愿者俱乐部、工业遗址图片资料库、老年活动室等设施与相关服务，但是就全市而言，公共文化设施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4.缺少专业人才
首都图书馆反映该馆缺少图书馆专业人才，专业人才只占总员工的10%左右，低于全市的水平，更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些非专业人员通过关系调入该馆，影响了员工整体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另外员工收入低，不仅难以吸引专业人才，而且导致既有专业人才流失。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也反映了类似问题。溪翁庄镇文化站反映乡镇级文化站普遍缺少专职人员，一些有专职人员的文化站其专职人员也不是专业人才。从全市看，核心城区的专业人才状况好于远郊区县，人才方面的城乡差距较大。
三、存在差距的原因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
由于忽视对公共文化产品样式与服务内容生动多样性研究，造成公共文化产品数量见长但精致度不够，文化活动数量增加但吸引力不足，文化服务项目增多但质量不高等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较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诉求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除了要最大限度的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直接运用于文化建设，同时还要最大范围的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公共文化建设的领域，使社会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这方面需要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公共政策，要注意发挥好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公共文化服务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和支持的最大化。
（二）资金投入机制单一
由于一直以来对政府保障公共文化利益的职能认识不够清晰，公共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建设非常薄弱。通过调研，北京一些区县多年来只保证文化部门基本的人头经费，而业务经费和文化设施建设经费严重不足。由于投入不足，造成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得不到充分体现。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文化需求从原先的隐性、附属的位置逐步进入主流生活层面，成为公民的权利诉求和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需求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各种文化权利的实现，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和公共责任。从公共需求和基本福利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要体现公益性原则，即公民可以免费获得，其所需的费用已经由公共财政实现转移支付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只有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空间才能逐步扩大。从发展的趋势看，一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公共财政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二是拓宽融资渠道，让企业参与进来，形成良性互动。
（三）文化设施配置规律把握不准
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但是随着北京城市化发展加快，城乡融合过程中，如何科学布置公共文化设施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目前还缺少全市性的文化事业或者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规划，还不能从宏观上科学把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功能缺少和浪费的矛盾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北京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流动性较强，公共文化设施的供求配置成了制约基层加强公共设施建设的困难。
（四）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直接或间接提供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按行政区域或行业条块分割设立的现状，使原本就极为有限的公共资源因为管理权的分离而被人为浪费和闲置，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和方针，这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但是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办，而且从资源特点来看，政府文化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和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来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大量的文化传播公司以及实力较强的文化企业,都拥有大量的人才资源、创作资源和节目资源等，应该成为政府关注和利用的重点。因此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要大胆创新服务机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引导、吸引和调动社会文化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对策建议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市情，推进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一）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一定基础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公共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制度保障水平明显提高，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行业管理更加规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效提升。北京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不乏现代文化元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向世界发达城市学习、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1.基本实现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
北京市基本形成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文化演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在内的市、区县、乡镇、社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且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全覆盖。其中有市、区县图书馆、文化馆45个，街道乡镇文化中心（站）322个，建有率100%；城市社区文化室2465个，建有率89.28%；行政村文化室3884个，建有率98.55%。市、区县图书馆均为国家一级馆；区县文化馆中除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文化馆是国家二级馆和通州区、昌平区文化馆在建外，其余15个馆均为国家一级馆。不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五达标”和“一村一品”扶持工程，基本完成城乡“四网合一”工程建设和500个文化社区创建工作，全市4165项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实现“村村通”，提前4年完成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十一五规划目标。
2.数字化社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北京市已建成100个数字化文化社区，拥有300万册电子图书、万余种电子报刊以及首图讲坛、北京记忆等多种音视频、数据库资源。全部完成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和无线应用子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并在数字文化社区中应用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挂接的视频资源有376部13963分钟，图片资源总量40余个，电子图书5000本，电子期刊50种。首都图书馆还建立了“数字文化社区”、“市民学习空间”网站，通过网站更多的数字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获取数字文化资源的途径。
3.公共文化资源的品牌和特色效应逐步显现
具有品牌效应和北京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增多，“相约北京”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国际艺术节之一，也是具有全球范围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形成了以26个奥运文化广场活动为核心的全市广场文化活动体系，已成为具有北京特色、展示城市形象、丰富文化生活的公共文化平台；“北京记忆”网站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馆藏，为公众提供丰富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料和多媒体资源，已成为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高端项目。
4.政府对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大
“十一五”期间，全市各级财政对公共文化总投入45.5亿元，年均增长12%，公共文化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0.76%。2012年全市16个区县共获得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文化资金2.3亿元，用于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各馆（站）和各类活动的补助经费均比上年大幅增加④。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路径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重点解决资金投入不足，设施数量特别是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数量不够，设施分布不均衡，服务质量不高，缺少专业人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国内外有关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公共立法，使政府和社会对公共文化的投入机制在法律的保障下长效运行。法律体系是一个由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作为首都整个法律体系的一个分支，公共文化法律内部也应有自己的体系框架。我们认为，北京公共文化立法应当在两个层次开展。第一层次是公共文化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它们是发展文化事业，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要求的具体化。主要是公共文化事业促进法，文化事业促进法的宗旨是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公民的文化权利和义务等法制化，确立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二层次是公共文化专门法，一是保障文化领域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的法律。具体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如《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是促进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法律，可以考虑的有《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和《公共文化捐赠法》等。
2.构建“三体联动”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
构建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企业参与的“三体联动”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这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更应该在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在依法管理公共文化事业的基础上，允许企业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加公共文化活动、支持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公共文化的良好局面。具体来说，可以先由政府牵头成立“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协会”，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管理，以行业协会为载体，打通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渠道；以行业协会为纽带，通过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协调，调动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参与北京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行业协会为平台加强管理，使企业有序的参与北京公共文化建设；同时，通过行业协会调配民间建设北京公共文化的资源。待行业协会发展的较成熟时，政府撤出行业协会，将行业协会交由企业自治管理，政府只起宏观调控的职能。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如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等，对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支持和帮助，鼓励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公共文化投入机制，最大限度弥补因政府财力有限而导致的投入不足。构建这种多元化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是解决公共文化建设中突出问题的基础条件，是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水平值得探索的重要路径。
3.完善绩效评估与问责评估机制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必须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既是反映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监督管理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证公共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发达国家都有一套健全的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为保障。因此，建议北京完善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设立一套科学完整、尽可能量化、且专业的评估指标体系，以问卷、电话等调查方式面向公众开展民意调查，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动态式管理，了解公众对政府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工作进行数据分析、量化考核、绩效评估的统计指标体系，是规范管理的科学依据，设置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发展规模指标、政府投入指标、社会参与指标等，监督评估结果要与相关责任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业绩报酬和升迁挂钩，通过问责和奖惩机制，确保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不满意情况进行问责、提出质询、要求改进等权利。
4.多措并举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北京公共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当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选人聘用考试内容和方式。公共文化领域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北京公共文化的发展要着力培养一支热心基层文化事业、专兼结合、相对稳定、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基层文化工作队伍。在考试内容上，就必须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选人标准上改变以往“不同部门一张卷，不同岗位一张卷”的局面，应该改为专业科目测试，测出作为公共文化领域专业人才该具备的专业素质。在考试方式上，可通过毕业生分配、在校生实习、举办定向群众文化艺术班、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和文化事业单位未聘人员，以及从获得社会艺术考级相应资格的优秀年轻人员中视情录用等方式，为基层配备业务人才。二是要对现有人力资源优化组合、岗位培训。要建立健全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街道）文化机构的工作岗位规范，逐步实行工作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基层文化骨干培训网络。通过采取办培训班、挂职锻炼、人才交流、远程培训、送高等院校学习深造等多种办法，加强现有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基层文化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四是要大力培养和发展民间文化队伍。对那些植根民间、活跃于基层的各类民间艺术团体及艺人，要积极鼓励扶持，使之成为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5.积极拓展志愿者参与渠道
拓展沟通渠道，建立信息对接交流平台。广泛招募信息，让社会各界人士获取文化志愿者岗位需求情况。精心设计文化志愿者报名表，包括专业、服务意向、服务目的等，掌握文化志愿者的各项情况，便于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根据情况安排相应的志愿服务岗位、时间。建立“文化志愿者交流平台”，为文化志愿者提供休息、联络交流的场所。加强文化志愿者管理工作，建设高素质的文化志愿者队伍。抓好文化志愿者日常管理，做好文化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登记、活动开展情况登记、文化志愿者人员情况登记等工作。开展文化志愿者培训工作，组织各区文化志愿者培训班。建立文化志愿者骨干队伍，各个公共文化单位设文化志愿者工作负责人，负责本单位文化志愿者的招募、管理等各项工作。同时，在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中，选拔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工作认真负责的文化志愿者作为文化志愿者骨干，协助开展文化活动。落实文化志愿者工作经费，在示范区创建经费中安排文化志愿者工作经费。研究制定文化志愿者激励制度，鼓励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文化志愿服务。
6.逐步实现社区文化中心连锁化、个性化和形象化
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的显著特点就是统一产品，统一服务，满足各门店群众需求。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总部可以统一创新文化产品，统一设计特色文化服务，然后推广于各门店；反之，各门店可以及时反馈群众信息，连锁管理总部综合各门店的优秀意见进行文化产品和服务改进或创新，及时推出群众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连锁管理各个文化中心共享，这样有利于加强和提高社区文化中心的服务效率和效果。由于连锁管理模式实现管理的规模化，规模化就会带来若干规模效益。连锁管理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管理理念的统一、识别系统的统一、产品与服务的统一，三方面内容统一于各门店，覆盖不同区域，不仅使连锁社区文化中心在视觉上冲击各区域的公共文化参与者，在理念、产品、服务方面也给群众以强大的冲击力，形成一种品牌优势。另外，把将一切工作都尽可能地细分，表现在总部与各社区中心门店的专业分工，也表现在各个环节、岗位、人员的专业分工上，既有纵向专业分工，又有横向专业分工，实现“专业化”管理；同时要求一切工作按照规定的标准去做，使每一个部门、环节、工作人员、门店都按统一的标准执行运作，实现“标准化”管理。在建立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时，要做好标准化的管理。标准化经营理念的内涵是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以让群众满意作为服务的标准。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另外，所有的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区文化中心要更好地适应社会，与时俱进，更新标准，但不能随意改变，一切都应以社会和群众的需求为准。建立标准化的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管理的系统化，连锁管理跨地域和实体的多门店协调依靠信息管理标准化。
五、结语
关键词：文化馆 文艺辅导 多元群众文化
引言：
文化馆是我国的公共文化设施，而文化馆作为文化工作的载体，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文化馆的一切工作和文化活动都是一种国家行为。文化馆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公共文化需求，承担一定的社会教育功能，组织和引导反应主流文化精神的公共文化活动，真理和保护民间优秀文化遗产。”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普及提高国民文化艺术素质发挥了巨大作用。实践证明，文化馆已经成为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机构，是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辅导站，是组织、指导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阵地，是发展城乡先进文化的主力军，是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窗口。因此，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化馆的这些职能，我们才能把文化馆的作用发挥到更好，才能知道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如何去做。
一、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作为国家设置的群众文化组织辅导的专业性的艺术机构，文化馆是当地群众艺术文化活动的中心，还具有普及性、综合性、服务性和社会性的基本性质，具备创作文艺、组织活动、培训文艺、基层辅导、组建文艺团队等主要功能。而从事专业辅导的同志大多是经过专业正规训练、经验丰富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科班出身，多数是业务过硬的业务能手。从目前情况看，需要不断改善文化站专业人才不足的情况，努力提高自身的辅导教学水平，在专业上胜人一筹，在技巧上更进一步，准确、高质、扎实地向学习者传授音乐、器乐、舞蹈等基础知识和技巧，从而使受到辅导的学习者能够得到各级各类专业部门的评定，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社会的认可。对于县级文化馆辅导全县的群众文化工作，首先要搞好文化艺术和信息服务，要一改过去那种单一的辅导形式，带领学习者多参与一些省、市举办的各类比赛。通过学习、观摩、参与，使学习者开阔视野，学到课本上没有的东西，这样也使文化馆文艺辅导员提高了知名度，增加了凝聚力。
二、搞好多元群众文化辅导
深入工厂、农村、部队、社区等基层单位辅导，搞好多层次群众文化辅导，培养业余文化骨干。实践证明，凡是群众文化活动发展得轰轰烈烈的地区和部门，除了领导重视外，就是这些地区和单位都有相当数量的精通文艺的骨干分子。近年来贵州省大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培养了一批业余文化骨干，把群众文化活动更加健康地开展起来。同时也发挥了文化馆文艺辅导员的作用，为各级文化站干部进行辅导，定期举办声乐、乐理、器乐等艺术培训班，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使文化干部做到一专多能，也使群众文化活动走向正轨。
三、多创造文明精品，满意大众需要
跟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物质方面在得到满意的同时，精力方面的需要也日益提高，并且出现出了多样化、有深度、有内在的特点。大众文明作业者能够依据广阔大众对文明生活的需要，多创造一些文明精品，经过这些创造效果进一步展开大众文明宣扬作业。首要，大力开掘当地优质文明，将其贯穿于城市规划、建造过程中，经过建造博物馆、纪念馆等城市文明大件，雕琢文明名人雕塑，镌刻城市人文精神等文明符号，将文明认同耳濡目染地渗透到市民心灵。其次，建好、管好区县、镇街、村社三级文明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减小“城市一刻钟文明圈”和“农村半小时文明圈”的效劳半径。广泛展开送戏、送影片、送故事、送展览、送书刊到底层等活动，引导大众“自娱自乐”，使文明“热”在底层、“火”在家门。再次，结合辖区风景名胜、民俗和非物质文明遗产的开掘、传承等，安排艺术家深入到改革开放前沿、出产建造一线和人民大众的炽热日子中，创造一批紧跟年代步伐、
歌颂年代变化、反映人民心志的文艺精品，让大众对精神食粮既能“吃饱”，也能“吃好”。
四、整合资源，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
群众文化是造福一方的公益事业，将一场晚会、一场知识竞赛、一个书画展寓教于乐，对改变人民的传统观念，陶冶情操，倡导新风，传播科学知识，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群体活动共创一个和谐文明氛围，密切人与人之间、区域之间的联系，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县级文化馆是群众文化的龙头，乡镇文化站是县乡村三级文化网络的中坚，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端正服务态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文化馆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要端正公共文化服务态度，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思想好、业务精、善组织、懂管理的文化馆人队伍，是做好公共文化服务的必备条件。文化馆要不断丰富馆办活动内容，使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个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群众需求。近年来，我馆以开展馆办活动为载体，积极参与县委、县政府一年一度的龙虾节群众文化活动，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上下功夫，开展了送文化下乡活动，关注弱势群体，为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送文化，参与乡村康居示范村的规划讨论，督促工程设计将文化室、老年活动室、有线广播的通达项目设计合理，以体现公共文化的人文关怀。每年春节，我们都会组织县内的书法名家为城乡百姓开展免费撰写春联活动。
六、全面发挥文化馆的辅导功能
群众文化是人民职业以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放的社会性文化，为了使其丰富多彩、提高质量，并具有正确的方向性，作为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的文化馆对其进行辅导和指导这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义不容辞的。文化馆对群众文化活动的辅导工作涉及到活动的方方面面，它是文化馆功能的完整体现，也是走活一个区域群众文化活动一盘棋的关键。因此，文化馆要坚持面向城乡、深入基层，要花主要人力和财力，定期或不定期开设辅导班，举办艺术交流研究会，开展各项文化艺术知识与技能的比赛，组织农民文艺演出、开展大型节庆活动的文艺汇演、送文化下乡、举行歌咏比赛等，并常年保持与广大群众文化组织及文化活动骨干的联系，在工作和生活上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通过这些活动的组织和举办，把我们的辅导工作全面展开，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在辅导的对象上，要既抓群体又抓个体；既抓集中活动，又抓分散和个体活动，使人们群众确实感觉到文化馆是基层文化活动的知心朋友，是他们业务技术上的依靠。
七、结束语
总而言之，一名文化馆文化辅导干部要不断实践，不断提升，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做到一专多能，更好地满足新形势的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林娟.试析群众文化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J].大众文艺.201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