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6 09: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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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城市占用。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耕地问题的基础上，对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阐述，并提出了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是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城市化必须以土地为载体，但城市化不应该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换取的。因此，如何协调城市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第一部分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给我国城市带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目前，我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化及城市经济和社会水平也在持续上升。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已高达40%左右，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自1978年到2000年这12年中，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从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发展到2000年的663个；城镇人口增加了2.86×108，年平均增长率为7.2%；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
据预测分析，我国比较合理的城市化水平是7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50年内，我国将有5亿农民转入城市。这必然会导致城市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部分我国耕地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现今，我国的耕地资源利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耕地资源的主要特征是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比例小，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且后备资源不足。据有关资料表明，1949年我国耕地面积为9800万ha，1957年增长到11580万ha，然而，此后每年新开垦的耕地数量都比被征占的耕地数量少，到1980年耕地面积降至9933万ha，22年净减少1247万ha，年均减少56.7万ha。1981-1985年年均减少49.3万ha，1986-1990年年均减少24.0万ha，1991-1995年年均减少99.3万ha，1996-1998年年均减少49.4万ha。当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不足0.09hm2，大大低于全世界0.33hm2的人均水平。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有666个单位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0.033hm2耕地警戒线。
此外，农村宅基地还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1999年农村居民用地为83.4×103hm2，而到2000年则增加至79.7×103hm2，2001年为107.2×103hm2。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耕地资源利用情况不容乐观。
第三部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耕地占用问题
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据统计，我国每年城市建设占用耕地40000ha，每年生产的近60亿t垃圾也要占用上万公顷的土地，这就对原本已经不足的耕地资源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一、城市化不完全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伴随着我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耕地面积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不完全。
完全的城市化并不会带来耕地的减少，相反，当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生活的时候，城市化应该带来耕地面积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的建筑空间结构不同，空间拓展程度的差异会使城市的居住用地大大减少。当然，城市用地中还包括了生产用地、道路用地、绿化用地以及公共设施用地等，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城市人口的总占地也会小于农村人口的总占地。贾绍凤等人的测算表明，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比每增加一个农村人口少占用47.5%的土地；卢新海指出，农民在农村占用居民用地的推出足以抵消他在城市居住、生活、生产所占用的土地。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均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了耕地的增加，如日本的1930-1940年间和1950-1960年间，这两个时期是日本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的时期。这说明，完全的城市化不会是耕地较少的原因，只有不完全的城市化才会产生一系列的耕地占用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在进城生产、生活后，他在农村所占的那一块土地并没有退出，而是仍然处于占用中，这样就产生了两头占用的现状，使耕地面积大幅度的减少。据调查，目前农村中有很多住宅处于闲置状态，这被称为“空心村”现象。下面的表格是对华北南部某个村庄“空心村”现象的实地调查结果：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村庄里无人居住的宅院高达35.09%，这些宅院的主人已经进城生活却依然占据着农村的土地。进城人口在农村占用的生活用地不能有效退出，是造成我国耕地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我国产生“空心村”现象的根源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为了避免大量农民进城对城市造成冲击，采取了种种限制的措施，包括户籍制度、城市就业制度和住房制度等。因此，农民进城，转移的仅仅是其劳动力。由于他无法在城市获得合法的身份认可，无法获得有效的生活保障，无法获得固定的居住场所，所以，他在农村的居民用地就只能予以保留，这就形成了“两头占地”的状况。
所以，城市化不完全是造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城市土地过度利用与闲置并存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面临这样的一种状况：旧城区建筑密度高，道路狭窄，环境恶劣，土地过度利用；而新开发区盲目扩张，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大量人口集中在市中心，市中心的10个区面积仅为280km2，占全市用的4.4%，却集中了704万人，人口密度高达95104人/km2，其中老城区人口密度为42900人/km2，人均居住用地仅为10.64m2，人均占地为40m2（1990年）；与此同时，新开发区面积虽然大，人口却稀少。此外，我国目前出现了很多盲目兴办开发区的现象，导致了大量土地的闲置浪费。1993年全国清理了2804个开发区，占用土地面积76km2，几乎全部是耕地。据国家土地管理局调查，全国城市土地闲置率为15%，闲置土地面积高达7000ha。据2000年全国455个城市调查资料显示，其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12858.7km2，实有房屋建筑总面积约40亿m2，平均容积率为0.31。这说明了我国在土地规划方面存在着较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我国原有城市用地行政划拨形式的存在，许多行政事业单位因土地的无偿性而对土地的集约利用意识不强，从而使土地的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第四部分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必然会占用耕地，但是城市化不一定带来耕地面积的减少。鉴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土地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正确处理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耕地，耕地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一、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政策手段
由于我国存在着城市化不完全的现象，因此国家应该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相关领域进行调整，确保农民的进城生活，使农民进城后转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应当包括人身，能够在城市获得合法的身份、生活的保障和固定的居所，最终可以把整个家庭都迁移到城市生活。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在农村住宅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在大量农民进城扎根后，就可以考虑到在农村进行村镇布局调整，将分散的、空心化的村庄整合成为规模化的、集约化的现代城镇。原有的村庄居住用地被释放出来后就可以通过复垦成为新的耕地。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小块田进行重新规整，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耕地，也便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作业，实现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整合。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的耕地资源稀缺，因此，国家还应在做好耕地的集约利用方面制定相关的政策，例如严格控制小城镇用地，适度扩大大中城市土地供给，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将耕地保护从单纯的数量保护转为质量保护等。
在政策方面，日本和韩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规划手段
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不能有效利用的问题，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有效协调，合理规划，促进二者共同发展。
首先，我们可以加快土地市场化步伐，盘活城市存量土地，即把闲置土地的使用权收回，然后以有偿的方式将其重新配置，以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化发展。其次，我们要合理调整城市用地结构，优化土地配置，改善城市综合环境。最后，我们还应该引导城市布局与发展方向趋向于合理，结合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调整，实施旧城改造，发挥城市土地的最大效益。超级秘书网
三、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科技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多的手段来改善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土地容积率，加强多维空间的利用。一方面我们可以实现城市建筑物的立体化，大力发展高层建筑以节省占地面积；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建立起地下交通、停车、商业、存储等设施，使城市建筑用地大大减少。
此外，一些科学家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构想。例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分别提出了“海上城市”和“水上东京”的设想，拟向海上和海底争取用地；还有的科学家从模拟自然生态出发，拟建设以巨型结构组成的集中仿生城市；随着现代建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还可以用高级的、牢固的材料八建筑物架在空中，从而减少了城市用地。总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为我们来带新的解决办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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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健.试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J].乡镇经济.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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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群.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持续利用问题[J].中国土地科学.2003(4)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指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的人员为了满足某种需求，以上学、工作为目的，形成人员流动。城市化进程对比其他的人员流动方式有以下优点：准确性和连续性强；流动速度比较快；流动量比较大；被动流动成本较低；流动过程安全可靠、风险小。城市化的成本计算主要依据《国际货协统一过境规程》和《人员流动运价规则》。其主要原则是：1）人员在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是主动流动的，对房地产的需求随着流动目的的不同而不同；2）人员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计算过程极其复杂，不同人员的成本也不同，因此可以得出基本的流动成本：基本流动花额＝人员货物运费率×计费重量运费总额＝基本运费额×加成率；3）人员流动运费一般应按最短路径确定，并需将国境站至国境线的里程计算在内，国内段运费按价计算公式为：运费＝运价率×计费重量。
2城市化对建筑投资的促进分析模型
2.1构建模型
根据以往的研究数据分析，城市化进程与我国的房地产业务投资量之间是指数形态的线性关系，因此选择以线性回归模型为基础进行建模。线性回归分析，是描述一个因变量与一个或者多个自变量之间的线性依存关系[5]。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房地产行业的促进效果分析中，设房地产的业务投资增长量为因变量y，影响房地产业务投资量变化的外部因素设为自变量x1,x2,...,xk，自变量有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2.2促进变量的选取
促进效果模型被解释为房地产业务量。在城市化促进变量的选取上，影响促进效果的因素很多，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纳入到模型方程中，只能是针对性地选取关键的少数因素进行考虑。因此，对来自2012年的我国城市化进程数据进行分析，以房地产业务总收入和国有、民营、外资房地产企业在2012年的房地产业务量、业务收入、收入比重等作为研究数据，选取以下促进投资变量：1）价格x1：1表示房地产费用降低，0表示没有降低。2）房地产业务量x2：1表示房地产业务量增加，0表示没有增加。3）业务收入x3：1表示房地产业务收入增加，0表示没有增加。4）销售网点x4：1表示营业网点增加，0表示没有增加。5）交通工具x5：1表示房地产派送工具增加，0表示没有增加。6）硬件设备x6：1表示房地产的硬件设备增加，0表示没有增加。7）客户满意度x7：1表示客户满意，0表示不满意。8）其它因素x8：1表示对业务量有促进，0表示没有促进。2.3模型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主要有三种：R检验、T检验、F检验。主要检验内容为：判定系数、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回归方程的显著性。（1）检验判定系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系数判定方法与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相近。而系数判定R的计算准则为：R接近于1时表示因变量y与自变量x1,x2,...,xk之间的线性关系程度密切；R接近于0则表示因变量y与自变量x1,x2,...,xk之间的线性关系成本不太密切。（2）检验回归系数显著性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是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检验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的方法。其主要通过计算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进行显著性检验。④其中，sb1是回归系数bj的标准差。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计算过程中，如果某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t显著性检验没有通过，则说明该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线性相关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在回归分析时就应将该自变量略去，或做适当的调整，然后用剩余的自变量再进行回归分析。
3仿真实例分析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曾出现两派：一派认为，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另一派则认为，要积极发展大城市，尤其是要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组团。实践证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建设使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故两弊相衡取其轻，发展大城市虽然难免带来种种“都市病”，但却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转变思路，提出要重点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调整无序的小城镇建设。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不难察觉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渐形成未来中国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这三个城市群好比三个巨大的增长极，集聚效应十分明显，据统计，其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额更高达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规划也十分超前，其范围已包括苏锡杭地区，以一小时、两小时可达地区为规划概念，要求两小时之内可到达相邻的江苏和浙江等关联性极强的地域。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已正式动工。同时，多年未有突破的粤港一体化进程开始紧锣密鼓，高层频频互动，大规模的城际交通正在酝酿，广州更是要建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国际机场，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
这三个城市体系的日益强化和发达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中小城市必须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举例来说，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相邻的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由此可见，今后城市的发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经济”了，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追寻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的思维方式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以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无论大小，关起门来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乐厅、体育馆、会展中心、大学、博物馆，其结果不仅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是谁都吃不饱，谁都发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两个城市来做比较：重庆和上海。今天的重庆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既在兴建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也随处可见。即使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之中。其实，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类似重庆的情况，这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二、三、一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大量的工业企业迁出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建设成为第三产业的密集区，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由此一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城市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其次才是一个空间形态，必须有别于其它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脏，心脏越发达，周边的城市作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没有上海脱胎换骨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相比而言，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调整自身的位置，要像传动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相应的产业配套，这样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10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东莞。正是因为上海的产业转型，苏州市领导才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发展思路，把上海转移出来的优质产业照单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优势招商引资，以至于台湾的小资本在上海无法立足，纷纷来到苏州的昆山，据说有30万人之多，大大增强了苏州的城市竞争力。广东的东莞则正好处于香港、深圳、广州的连线上，目前已成为世界电脑业的加工中心，以至于业界都说，如果东莞闹地震，全世界的电脑厂商都要受影响。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经营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解决城市定位的问题。没有准确的定位，就谈不上城市的发展战略。所谓城市定位，简单地说，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种资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为：“人间天堂，快乐杭州”。可以说，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个性越突出，影响的区域就越广，升值的潜力也就越大。
在欧洲，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说法，与城市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巴黎是法兰西风情的集中体现，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维也纳是众口皆碑的音乐之都，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罗马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连奥地利的小镇、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独特的风情。这些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充分显示出特有的个性。再比如法国的戛纳，这个滨海小城不仅具备地中海极富旅游、休闲特色的各种资源，而且巧妙地把时尚主题引入其中，从而打造出了举世闻名的电影节，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城市定位的理解见仁见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当一个规划师来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时，会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山水城市”，当一个经济地理研究者来到某地的时候，会惊叹其为“某某门户”，当一个政府官员视察某地的时候，也会挥毫写下“北方香港”的字样。这些说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对，又都不对，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全面、立体的眼光，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
举例而言，不久前，我们应有关方面的委托，重新对地处京津之间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给廊坊一个全新的定位—休闲商务城市。当我们以动态的眼光考察廊坊就会看到，随着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中国加入WTO，北京作为中国门户的地位将无可动摇，北京的城市化将会高速发展，当北京的经济总量实现2006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北京的肥水已经流到了廊坊的脚下；当我们以发散的眼光来看，随着北京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负作用日益明显，今天被北京人视为乡下的廊坊由于天生丽质，且仅有30分钟的车程优势，将成为都市人向往的休闲胜地；当我们再以复合的思维方式考察廊坊，我们会知道，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招商引资、工厂多寡，环境是生产力，体验也是生产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成了乡村CBD，只要大力发展休闲商务环境和设施，顺应人们“在工作中休闲，在休闲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区的精英阶层就会蜂拥而来，廊坊的经济形态亦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由此可见，城市定位既不能脱离城市周边大的经济环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显性资源，而忽视了那些宝贵的隐性资源。当我们换个角度观察问题时，今天的劣势常常会变成明天的优势。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再统一盘存、梳理各种资源，扬长避短，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发展战略来。
市长要从船老大变为船长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笔资产，那么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同样的城市空间和环境，由于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发展平台，从长远考虑发展城市的先导产业，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就是各级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因此，当城市运营到了长江入海口这一阶段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市长必须转变观念，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再是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要学会用罗盘，学会看航海图，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一句话，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变为船长。
首先，成功的市场经验表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的工程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公和婆，谁也离不开谁，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市长们开始了一次惊险的旅行，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劳永逸的程序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市长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样，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运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现实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城市的总工程师，其实，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城市经营的务虚做得越好，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相应的产业链。现在的很多市长热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净化，这种举措本身无可厚非，比起过去是一种进步，但终归都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即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城市内涵的充实，城市经营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其五，城市经营一定要吃祖宗饭，但不能造子孙孽。在此要强调，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个性越强，就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巴黎现在的格局就是当年的路易十四国王所奠定的。前些年，我们的很多城市大搞旧城改造，否定传统建筑，结果得不偿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终于明白旧城改造要“修旧如旧”，而不是所谓的拆旧破旧。
（一）学校方面
撤销农村中小学教学点，城乡的学校接收了大部分的农村学生，就学人数急剧增加，同时由于城乡学校处于中心位置，距离农村地区学生住所较远，接收学校多采取寄宿制来接纳前来就读的偏远农村学生。
1.寄宿制学校伙食、学生管理、安全管理没有合理安排
造成学生许多生活上的困难和心理上的失落。如在定期由学校返家及返校的时候，学校没有统一的接送措施，而由学生自行返校，在马路上随处停车、转弯，致使撞车、翻车事件经常发生；学生生活饮食大多倾向于小零食和方便面之类，再加上个别学校食堂饭菜质量差，不讲究营养搭配，致使有些学生身体抵抗力弱，经常生病，给孩子的学业和家长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利。有些实行寄宿制的乡镇中学由于学生数量多，寄宿条件非常简陋，后勤配套设施不到位。
2.人数过多
学校和教师不能兼顾更多的学生给予其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学生出现的一些生活困难和心理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处理，成为失学的一个隐患。由于村落小学及教学点的被撤并，中心学校的班额陡增，原来村小学或教学点的班额少则十几人，多则三十几人，教师的管理较为简便，而今学校的平均班额直线增加，明显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二）家庭方面
原本可在本村就近上学的学生，在撤点并校后需到城乡里的学校就读，学生的受教育成本上升，父母需给予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支持。加之上学距离变远，有的家庭只能让小孩寄宿学校。有的家庭为了孩子上学安全，同时也为了方便照顾孩子的生活，选择在学校附近购房或租房居住。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加了家庭的开支。有些父母的经济实力已经无法支撑由于孩子上学而带来的开销，家长只得让孩子放弃学业，以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
（三）学生方面。
1.农村学生离开熟悉的家乡到外求学
生活和学习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若不能很好的适应并辅以适当的引导，学生不能对学校产生归属感，易引起不良的情绪。
2.城镇学生不能正确认识并校问题
容易产生对农村学生的歧视，造成同学之间的不良关系产生，发生校园的霸陵事件，久而久之被欺负的同学便易产生辍学的想法。
3.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小
生活自理能力差，加上城镇小学的寄宿管理尤其是对低龄学生的管理与引导难以到位，不少孩子因为恋家、恋父母，情绪、情感极不稳定，有的甚至因此而厌学。
二、如何解决农村中小学调整中的失学问题
（一）坚持以人为本
即以学生为本,以村民为本，把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的根本利益和受教育权利放在首位。
（二）要合理进行并校撤点
结合地方实际，要实实在在地从分析农村牧区教育现状出发，根据客观存在的人财物等方面的情况做出决策，而不是仅仅为了提高教育规模、配合撤乡并镇工作而做出的目标性选择。
（三）对并点的城乡学校
政府及学校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大教育投入，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在物质和人力及管理上都要有适合当前的形势，使得学生对学校有归属感。
（四）有效地实施补偿性政策
从城市化的战略需求看，城市规划必须注重统筹发展
城市规划是继承过去、创造今天、预测未来的一门科学。搞好城市规划，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战略需求出发，统筹考虑局部与全局、近期与远期、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宽。
在区域发展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谋划城市发展。当前的城市竞争已经不是单一城市间的竞争，而是城市区域或城市集团的竞争。目前我国城镇体系规划中，仍然沿用传统的等级结构和职能结构划分标准，这与经济全球化、区域发展一体化的结构体系极不相称，导致区域内部发展不协调，发展战略和规划各自独立，造成区域内部产业结构低层次重复和区域资源的极大浪费。比如，长三角地区城市定位趋同，城市间缺乏应有的产业分工，16个中心城市中，选择汽车产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产业的有8个，选择通信产业的有12个。因此城市规划必须跳出城市自身，将城市融入所处的城市群分工体系，培育一体化的消费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市场和旅游市场等。
从城市统筹发展的大战略上谋划城市发展。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延缓了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制约了城市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在城市规划中，要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合理谋划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统筹安排城乡的工业、交通、道路、商业、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以及各项设施的建设；要充分考虑到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城乡生产要素布局的统筹发展，城乡互动、以城带乡、城乡一体，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三位一体，同步发展。
从城市化的客观选择看，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
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的魅力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当前，城市形象成为热门话题，城市发展呈现出由共性突出到突出个性的转变，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
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许多建筑遮蔽着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衰，但如今却被大型商场和高耸的塔楼逐步代替，越来越多的城市“失去”了自己的“记忆”，“失去”了自己的历史。西方很多城市政府在处理旧城更新和古建筑保护上的成功做法非常值得借鉴。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打好“环境牌”，彰显空间特征。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处于苏北平原的宿迁市，发挥华东净水、净土、净空的生态优势，大力实施“生态宿迁”的发展战略，以“西楚雄风、酒都花乡，河清湖秀、生态乐园”为区域生态定位，全力打造生态品牌，建设“烟波水世界，绿色梦家园”，城市环境特色十分突出。
打好“品位牌”，彰显艺术特征。城市应当成为开放式建筑工艺品博物馆，绝大多数城市建筑物都应当按照有艺术观赏价值的标准来打造。市政府、车站、学校、艺术馆等重要的公共建筑物，要按照建筑工艺品的标准来设计和建设；临街建筑物应当讲究优美的造型、漂亮的外观、柔和的色调。整个城市和每一条街道都要对建筑物的风格、造型、色调、高度等因素有明确的要求，反对出现建筑造型的克隆和雷同，赋予城市建筑物文化艺术生命，努力建造中西合壁、富于特色和个性的现代化城市。
从城市化的内在要求看，城市规划必须注重生产力布局
城市发展的核心，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必须有强有力的产业作为支撑。城市规划应当深入研究城市发展定位，为城市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为提高城市竞争力提供根本保障。
合理布局专业园。园区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正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些园区以一种制度化的安排为纽带，以创新型的政策为保证，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及企业、产品特色的园区经济。政府工作的着力点，要着眼于园区经济发展方向，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加快园区规模化、集约化开发与建设。在专业园区布点上，要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框架内，与城市功能定位、资源环境、产业基础相协调；在园区企业布局上，要做到各具特色、适度集中、疏密相间、错落有致。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城市化对大学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大学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城市化是落后的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大学可以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的支撑，并且能够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经济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农业生产活动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转变，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换代而趋向高级化。
城市化发展对大学的内在要求
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大学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的基地，城市与大学走到一起，相互促进，合作共荣，既可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更能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城市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如前所述，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但是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的增加，也不仅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劳动力适龄人口素质的提高，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承担着为实现城市化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责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但是，与发达国家和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我国人才队伍还存在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人才总量不足、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队伍偏小、整体素质不高、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等方面。为保证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论在人才的数量方面，还是在人才的质量方面，大学都肩负着重大责任。
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化对第一产业的优化作用、对第二产业的提升作用及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合理的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在城市化以农业就业人口为主逐步转向非农业就业人口为主的过程中，其转移速度越快，转移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包括人口因素、资金状况、科技水平、产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其中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的科技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
城市化对城市精神文明的需求。城市精神文明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很大程度凸现出“城市水平、城市风格、城市效率、城市精神”。弘扬和实践城市精神文明必须进一步提高市民的素质，提升城市的品位与魅力，而大学可以说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源头活水”。随着一批批大学生走向社会，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也被带进千万个工作单位，他们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是保证城市文化向着先进方向发展的生力军。大学不但在知识技术方面，而且在树立标准、展示理想等方面都能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引领文化成为大学的重要功能，它在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大学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高素质劳动力需要大学培养，科技知识需要大学孕育，新文化新思想需要大学创造，城市文明需要大学辐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学将担当起提供人力资源、开展科技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责任。
（一）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培养创新型人才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学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历史使命，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大学要深化教育改革，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更好地为城市化提供大量的和高质量的人才。
第一，要转变教育思想，树立创新人才观。大学要转变传统观念，把具备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作为对人才基本素质的内在要求，研究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规律，制订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第二，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要善于从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善于探索的意识。
第三，加强学科建设。学科布局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学科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社会适应性。
（二）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提供科技创新成果
城市化的发展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是以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及其产业化为基础的。大学既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也是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为社会发展解决重大问题、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大学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不竭源泉，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
首先，大学作为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应该瞄准国际科技前沿，着力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
其次，完善科技创新平台的体制机制。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特点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要争取和完成大项目仅靠单兵作战是不行的，科学研究重大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大兵团协同作战，大学要按照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收集各类科技信息，协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有组织地争取和完成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第三，加强学术梯队建设。重点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品牌效应，吸引大批优秀专家和学者团结在他们周围，选准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牵引作用和聚集作用，积极探索“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加“创新团队”的模式，组建一批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骨干中青年教师组成的多学科集成的创新团队和创新群体。
第四，要着力推进产学研合作。建立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紧密的、深层次的、长期的和可持续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大学真正成为企业的战略后方和技术支撑。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目标，确定发展的战略重点，根据每一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瓶颈提出合作项目，由大学参与合作攻关，使大学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进程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学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发挥对社会的文化引领作用。
首先，注重大学精神的挖掘和培育。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体现在办学理念、大学传统等方面，是维系大学文化建设的根本。要创新办学理念，形成办学特色，传承学校传统，培育学校精神；要围绕学校精神开展丰富多彩、寓意深刻的学生文化活动，在活动中体现和传播学校的传统和精神，使学生在活动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学校精神传承者。
其次，重视大学物质文化的创新。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外在标志与物质基础，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必须重视物质文化的创新。一方面要重视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建设，美化学校形象，为学生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要加强大学文化载体建设，发挥校报、广播站、电视台、新闻网等校内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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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阎堃，顾培亮.我国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发展[J].教育研究，2003(11)
关键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原则；模式
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传统的做法是将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交由子女耕种，耕种收获基本能满足老人的生存需求，可见，土地又承载着养老保障的功能。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传统的、稳定的养老保障。因此，探讨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老保险模式，不仅是保障失地农民养老无忧的迫切要求，也是赢得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更是保持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现状分析
1．养老保险政策设计上的缺陷是失地农民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养老保险政策缺乏一定的强制性。调查显示，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8．3％。失地农民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理财能力不足，养老观念相对滞后，无法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作出合理的安排。因此，仅靠“自觉”使更多的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政府在制定合理的养老保险政策的基础上，应加强引导，目前的养老保险政策还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以确保失地农民养老无忧。二是个人缴费比例过高。调查显示，39．9％的失地农民因为个人缴费比例太高，而无法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失地后，一方面由于非农就业技能缺乏等因素使收入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粮食、蔬菜等自给条件丧失，生活支出普遍上升。失地农民的缴费能力极为有限。不少地方在设计失地农民缴费比例时认为个人负担部分可从安置补助费支付，但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普遍偏低，不足以支付养老保险费用，即使部分地区的安置补助费能支付也会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各地在确定个人缴费比例时应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现实，使他们不致因负担过高而无力投保。三是保障水平过低。调查表明，有22．1％的失地农民因为保障水平太低，政策缺乏吸引力而放弃参加养老保险。目前各地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多在二、三百元，有的地区不到一百元，这种养老金水平在当前农村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刚刚能维持温饱。另外，农民失地后最终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转化为城市市民，城市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都远远高于农村，靠这点微薄的养老金要想在城市实现“养老无忧”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的保障水平过低，不能真正保障失地农民安享晚年成为制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广泛开展的原因之一。四是保险层次单一，满足不了失地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比较富裕的失地农民希望将来的保障水平能高一些，即使个人负担的绝对金额高一些也无所谓，只要能真正实现养老无忧；经济状况较差的失地农民则由于受个人缴费能力的制约，只求将来能保温饱。但目前各地养老保险大都缺乏层次性，致使部分失地农民因保险层次过低不愿投保，部分失地农民又因缴费负担过高无力投保。
2．实施过程中的不足降低了失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一是宣传不到位，影响养老保障工作的开展。调查显示，有高达43．3％的失地农民不了解当地的养老保险政策，54．2％的人表示了解一些，仅有2．4％表示非常了解。可以想见，即使当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确实能够保障失地农民利益，43．3％的不了解这一政策的人恐怕也不会从腰包里掏钱出来买保险，政策的实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有所了解的人群中，通过“政府宣传”了解的仅占43．8％，近六成的人则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这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了解不全面的可能性。二是养老金不能足额、准时发放，影响失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不可否认，56．5％没有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人中，有一部分对此是持观望态度的：如果这一政策实施情况良好就参加，否则继续观望或转而求其他。调查表明，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有32．7％的人不能足额领到养老金，40．5％的人不能准时领取到自己的养老金。这表明拖欠失地农民养老金已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仅会影响到老年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会挫伤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三是实施过程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缺失，使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缺乏信任。因为对养老保险制度不放心而拒绝参加的占受访人数的25．7％，我们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失地农民养老观念滞后、政府又未能很好的宣传从而导致失地农民对这一制度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中，失地农民被剥夺了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导致失地农民对这一制度不放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缺失使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的“保险度”产生怀疑，影响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构想
1．“分年龄、广覆盖，低水平，多层次”的保险模式。“分年龄”就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应区别对待，总的原则是“高龄优先”，即年龄段越高的群体享受越多的养老照顾。具体做法建议以分四段为宜。一是征地时已达退休年龄的：一般而言，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一般以男60周岁、女55周岁为退休年龄)，通过劳动满足自我生存的能力大大下降，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失地后靠打工和经营的能力更是处于劣势，自我养老能力更弱。因此，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应向这部分老年人倾斜，在养老保险费用分担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尽可能的使他们能够享受养老保险。对已达退休年龄的失地农民由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一次纳15年养老保险统筹费，个人帐户部分以不超过安置补助费为限缴纳，从次月起开始按月发放养老保险金。二是处于“4045”(男45周岁、女40周岁)——退休年龄段的：这部分失地农民由于学习新的劳动技能的能力下降，非农就业困难，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可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一次性缴纳15年的养老保险统筹费，但个人帐户不享受退休年龄段的待遇。三是18岁－“4045”段的：这部分失地农民正处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黄金年龄段，对这一部分失地农民应办理“农转非”，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开拓新的就业途径，引导他们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18周岁以下的：对在征地时未满18周岁的被征地人员或在校学生，给予办理“农转非”，当其进入劳动年龄或学习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城镇新生劳动力同等对待。“广覆盖，低水平”就是要使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惠及尽可能多的失地农民，但由于失地农民自身的投保能力和国家财政补贴能力有限，只能给他们提供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障。调查显示，大多数失地农民对这种模式是接收的：64．5％的失地农民愿意参加个人缴费较低、未来领取的养老金也较低(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考虑了当前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又考虑了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能力，有利于使更多的失地农民享受养老保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把握好“低”的限度：能够保障基本生活。“多层次”就是要针对失地农民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缴费标准和享受标准。确定不同的个人缴费标准，交费越高，将来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既使缴费能力不高的失地农民能够参加养老保险，又使缴费能力较高的失地农民能够享受较高养老待遇。
2．“三位一体”的筹资模式。即有政府、集体、个人共同出资，筹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政府出资部分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筹集：一是政府应在年度财政收支计划中确定一个固定比例用于支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这部分资金用于保底；二是国家发行国债的部分收益、部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收益，包括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的部分所得、国有企业转制中的资产拍卖、变现所得和股权收益。三是政府土地出让金所得。集体出资部分主要来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征地过程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部分土地补偿费。二是乡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包括集体资产改制中收回的价值形态的资产及股权收益、租赁收益等。个人出资部分主要来源于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等征地补偿所得和农民的日常经济积累。这种筹资模式符合当前实际，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成为许多地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普遍采用的模式。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群对策
城市化的含意及其指标众说纷纭，角度不同，见地也不同。我们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从市场经济的供求角度看，可把城市生活视为一种特殊商品，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这种特殊商品的普及化。实施城市化战略对于我国未来20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的意义。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决定因素及可能性
今后20年是我国工业化中期发展时期，经济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其标志是我国工业化初期产业，如纺织、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处于严重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难以再带动我国经济继续增长。目前，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已转向以机械电子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和以建材、建筑业为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这些产业的未来需求量大、投资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它们的发展无疑会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就决定了我国未来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另外据估计，今后20年至少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人们普遍认为，未来20年我国经济仍将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是我国未来2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在此对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条件作一分析。从国内形势看，国内有效需求后劲不足，居民消费呈现疲软状态，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如何发挥少存款多投资拉动需求，刺激消费传统的第一、二产业趋于成熟并走多从次化、纵深化、一体化发展，而第三产业未改变产业布局，进出口结构，解决就业问题，带动消费。城市化战略为其提供了环境，并且逐步改变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从国际形势看，经济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中国要增强竞争实力为其向规模发展，而小城市小乡镇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经济战略优势、品牌战略，建立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随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小作坊，小工厂，小企业已不适应当代要求，走城市化战略是国际形势的要求。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趋势。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的趋势预测
在我国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1997年）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将出现以下几个基本趋势。
（一）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虽然建设成本也相对高一些，但最终收益（收入减成本）还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强有力的带动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时候，在城市群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显，原来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四是随着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有效地解决所谓“大城市病”现象，从而为大城市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例如，城市交通拥挤可以采取有轨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车线前移和路口四角扩宽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大城市环境问题随着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环保设施的建设已能够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来我国的城市化应当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励大城市适当超前发展。当然也还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们认为以大城市人口增长保持在整个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1倍以内为宜。同时，发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环境保护和城市容量问题。因此，在考虑加快发展大城市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容量问题，做到大中小规模城市合理的协调发展。
（二）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代表城市群将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武汉等特大城市根据其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与国际交往作用的事实，在新的一轮对外开放纷纷制定了建立国际大都市的战略设想，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又增加了新的积极因素。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所谓中央商务中心区（CBD）的建设。CBD是国内外大公司总部的聚集分布区，它负责组织和指挥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业、工厂以及商业机构有效运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们能就近从事各种那些位于繁华的闹市区的大百货商店、大商场所无法比拟的大笔交易。
城市群（带）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扩展演变规律来看，其顺序是由“点”到“线”到“面”，当城市发展向“线”两边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时城市带就出现了。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这三个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以此为中心，中国还应考虑规划一系列的城市经济带，并发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面、线、点形成后，将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国工业产值的90％以及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这些地域产生。
关于未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1996年我国政府向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预测：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4．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35％；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45％。
三、加速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对策与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的起飞也已到来。为保证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服务价格的开放，将会有力地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化进入起飞阶段后，城建规模巨大，估计每年约需投资总额高达5000亿元左右，如此惊人的投资单靠财政投资和价格开放后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也只有8000亿元左右，因此，必须进一步开拓城建筹资渠道。根据国外经验，可选择的筹资渠道有政府专项城建债券、以BOT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水源设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
（二）必须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额，根本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低价限制政策。它使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状态。低价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础设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维持正常运转。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一般都很少有资金用于更新和建设，形成了城市基础建设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为改变这一状况，建立起城市化发展的良好的微观运行机制是关键。首先，使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企业化，摆脱行政干预，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次，在考虑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放开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价格，并把原来的财政上的“暗补”变为进入居民收入的“明补”。最后，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价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主管部门和居民共同参加的价格协调机制，按“成本+合理利润”的原则，共同制定大家能够接受的合理的价格。
只有通过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供应，另一方面适当抑止现有城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过度的需求。从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场的调节下达到供求平衡，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础设施价格放开后，开始是会有一个价格上涨的时期，但随着“城市生活”供应量在较高的价格的引导下迅速提高，在供求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将使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从而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按市场经济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要求其消费者有相适的选择权利。否则市场的分割势必还会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此，有人担心户籍制度的取消会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满为患。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放开，使“城市生活”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出来，户口放开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这一收入水平的人进入，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会自动离开，以寻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这一点实际上被我国目前在许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户籍制度本身所证实。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会暂时出现一些“贫民窟”现象，但只要对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预，这一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城乡差别还很大，户籍制度在调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等方面还起着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户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不能操之过急，要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地去实现。
[关键词]农村消费城市化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消费结构
一、农村消费城市化的内涵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卢嘉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消费城市化必将推广到更多的农村，这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比较分析高低收入省区农村消费城市化的一些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指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不断向城市居民看齐，这些地区的农民在吃、穿、住、用、行等物质生活方面和文化、娱乐、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以及服务消费方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的居民水平不相上下；而且一些特别富裕的农村则已超城市化了。
二、农村消费城市化的表现
（一）从居民收入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甚至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2726.98元增加到2007年的5870.87元，增长115.29%，北京增长166.95%，浙江增长162.46%。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0.50%，陕西增长160.92%，河南增长168.40%。
（二）从居民消费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接近或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93年的2200.07元增加到2007年的4753.23元，增长116.05%，北京增长182.98%，浙江增长175.59%。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35.48%，陕西增长170.58%，河南增长155.41%。
（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同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呈较快下降趋势。上海、北京、浙江三个高收入省区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3年的46.43%、48.16%、50.16%下降到2007年的40.28%、35.21%和41.63%，而辽宁、陕西、河南三个低收入省区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分别由1993年的50.46%、47.93%、49.64%下降到2007年的39.66%、34.27%和34.67%。
（四）从消费结构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与城镇趋同。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注重文化、服务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各项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三项支出的序列位次分别由1993年的第4、7、6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4、5位；同时，自给性消费比重大幅降低，商品性消费比重多提高到90%以上，其中家庭设备及服务的商品性消费比重在98%以上，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则达到100%。再者，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多直逼城市。2007年，上海、北京等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多略低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92.13台、75.71台和112.87台的平均水平，而北京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电冰箱的拥有量超出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量14.02台。
（五）高收入省区农村逐步形成以个人消费为主、社会公共消费为辅的城镇型消费方式。2007年，上海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为90%，人数达33万余人；浙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保人数达23.6万人，且80%的农村人口享有初级卫生保障，94%的乡镇和83%的行政村已开展养老保险等。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比，高收入省区农村占绝对优势。2007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54.70平方米，北京农村为31.26平方米，浙江农村为47.82平方米，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仅为15.5平方米。
三、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与样本选取
（一）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
按照我国各省居民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a，（a的计算公式：a=Yi/M，式中Yi为各个省区居民的收入；M为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可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三个收入档次：1）a≥1.5为高收入省区；2）0.85≤a<1.5为中等收入省区；3）a<0.85为低收入省区。
（1）按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福建、山东、河北、辽宁、湖北、湖南、黑龙江、江西、海南、吉林、河南、安徽。
低收入省区：四川、内蒙古、重庆、山西、广西、宁夏、新疆、青海、云南、甘肃、陕西、贵州、。
（2）按照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天津、福建、、江苏、山东、云南、湖南、重庆、广西、新疆、四川、河北、湖北、青海、海南。
低收入省区：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
（二）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样本选取
根据上述省际收入分类并结合人均GDP综合考虑，可以把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划为高收入省区农村；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划为低收入省区城镇。由于部分省区资料缺乏，从“一高一低”档次中分别选取三个省区作为样本，取其相关资料以进行比较：（1）高收入省区农村：上海、北京、浙江；（2）低收入省区城镇：辽宁、陕西、河南。
四、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的对比
（一）从收入状况看，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870.87元，约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7.01元、5483.73元和5267.42元的水平；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025.50元，比1993年增长约166.95%，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4582.34元，比1993年增长约162.46%，均高于同期辽宁与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50.50%和160.92%（见表1）。
表1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收入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
（二）从消费水平看，上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约达4753.23元，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4654.42元、4637.74元和4110.17元的水平；浙江、北京农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比1993年分别增长约175.59%和182.98%，高于同期辽宁、陕西与河南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135.48%、170.58%和155.41%（见表2）。
表2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消费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生活正向富裕型过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规定，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称为绝对贫困；50%-59%，称为勉强度日；40%-50%，称为小康水平；20%-40%，称为富裕；20%以下称为最富裕。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正向富裕型水平前进，与低收入省区城镇水平相当。
（四）从消费结构看，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人均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支出（包括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约为1095.89元，虽略低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居民的同类支出（人均月1236.43元），但其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却达27.90%，高于同期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约27.58%。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两项支出而言，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不断缩小其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的差距。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9.57%、9.69%、13.41%，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8.56%、9.90%、12.28%；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3.02%、5.21%、7.77%，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3.15%、5.01%、7.56%（见表3）。。
表3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的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年）整理。
（五）从消费习俗、消费观念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变。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已开始摆脱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力倡导和实施科学消费、适度消费及信贷消费。例如，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累计已有50%的人外出旅游，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建房或买房中还使用了消费信贷等，与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
五、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