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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它是人类活动所塑造并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景观，它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个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一些具体事物外，还有一种可以感觉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往往与宗教教义、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是一种抽象的观感。文化景观的这种特性可以明显反映在区域特征上。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自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年会被提出，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别，文化景观的保护实践仅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其文化内涵、保护理念与实践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建议以特殊的指导原则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这表明，文化景观和其他两类遗产与以往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与保护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定与评价就有其独特之处：
1. 在物质上，文化景观涵盖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特定背景和具体自然基础上，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景观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文化景观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相关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观遗产更加强调景观的历史识别性（historical identity）和它保持一种可延续的记忆属性。也就是说，文化景观的价值更多倾向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景观，可能记载了某一地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态。
2. 在非物质方面，文化景观更重视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之间的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可能与当地居民的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具有直接联系。因此，文化景观的构成通常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要素，两者不仅精密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质常常发挥重要影响，这种非物质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景观的物质形态。
二、郧西县上津古镇文化景观概况
上津古镇地处鄂西北边陲，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历来为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上津镇是湖北省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于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住建部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录。
1. 物质文化景观遗存
（1）南北交汇的自然景观
上津镇位于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交汇之处，四周群山环绕，金钱河绕城而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中以长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叠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长堤柳岸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够凸显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长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约300米的金钱河畔，景观主体是长约500米、宽6米的金钱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敌、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宽大防止河水侵蚀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丝曼舞的独特风景线。如逢春雨纷纷，堤畔柳丝如烟，飘渺朦胧。清代诗人王霖曾赋诗赞美道： “青青堤上柳，飘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势，应来九烈神。波平分鸭黛，浪咸起鱼鳞;若向江中渡，风流自有人。”
除了长提柳岸之外，上津镇还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桥古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与上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这些自然景观。
（2）“南船北马”的漕运商埠城镇人文景观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上津古镇还遗留有大量人文景观。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镇聚落景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之一。
上津古镇位于金钱河畔，金钱河自北向南巡城而过。因水而聚，是中国古典规划原理中最为重要的选址要求。水利万物，靠近水源，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等实际需求。另外，堪舆学认为，水为财富的象征，滨水而居能够带来财富。的确，在南船北马的封建时代，水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运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古代城镇大多规划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镇也不例外，金钱河为上津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一个因商而兴的古代交通枢纽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数量丰富、立体多元的商业聚落景观。
①古城墙
早在北魏时期，上津就作为县治所在地得以营造。作为湖北省仅存的县级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墙、城门。
现存上津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德年至嘉庆三年进行了大规模修造，后又于清顺治七年进行修整。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夯土墙包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
②商号、货栈旧址
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处商号、货栈旧址。这些商业遗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临街分布。上津古镇现存的商号货栈均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墙为生砖砌筑，外抹混合谷壳、桔梗的生土。封火墙较矮，粗壮敦实。上覆黑瓦。
③商业会馆旧址
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上津地区商帮云集，这些商帮在上津建立多所商业会馆，规模较大的有武昌馆、山陕馆等。其中现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陕会馆。
（3）中西交织的宗教建筑遗产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邻上津县旧址。整体布局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门房、礼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镇是鄂西北地区天主教较早进入的乡镇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开堂以来，共有22位神父坐堂传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间，上津天主教堂受到严重破坏。现存教堂建筑主体为1984年李新富神父筹资按原样重建，呈哥特风格。其中教堂石质大门为清末原物，门框上书“耶稣圣心，上天之门”，门框石质细腻，书法隽秀，可以遥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其整体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门房和两侧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墙黑瓦。
②佛爷洞
佛爷洞坐落于金钱河西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时期，由于上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上津古城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宗教活动也日益兴盛。故而在上津古镇周围大兴土木，建筑庙宇，佛爷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爷洞为金钱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处天然岩洞，整个建筑充分利用岩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爷洞主体结构。历史上，佛爷洞屡毁屡建。建国前，佛爷洞仅存僧舍一间，时期，佛爷洞遭受灭顶之灾，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毁。现存佛爷洞建筑为2004重建，砖瓦结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城隍殿、土地龛。主要供奉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城隍、土地、猪大王，具有民间多神崇拜特征。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
（1）刺绣工艺
上津古镇传统刺绣工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图案纹样上都高度凝结着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结晶。上津刺绣的图形纹样，风格朴实而寓意深长，配色用线匠心独具，既忠实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绣工制作针法多变，精巧高超。传统刺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刺绣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为鸳鸯、狮、虎、花卉等寄托着劳动人民美好希望的图案。刺绣作品图案没有定式，大都通过创作者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手工制作，而这些作品也有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为大胆和跳脱常理，也不失为是创作者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刺绣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各种吉祥的纹样是许多普通的艺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也是刺绣艺术作为文化载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2）竹编艺术
上津镇竹编农具整体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点，主要器形有菜筐、箩筐、竹篮等。菜篮是上津最为常见的竹筐样式，主要呈现上宽下窄的形态，筐口一般呈椭圆的形状，且纵向直径较长，较为粗糙简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篮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担式，因上津地处山地，多水路，为方便行走，大多数竹篮有肩带可斜跨。有的菜篮口沿低，沿边有双耳，用宽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绳钳制两耳交汇处，用扁担前后挑，既实用又省力。箩筐的容积大，多以竹和藤两种材料混合编织，口型接近正圆，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篮的竹篮口为椭圆形，有的接近长方形，类似船状，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闹火龙
“闹火龙”是上津古镇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迎庆新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舞龙团队，穿梭于古镇的每一条主要干道，火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用烟花对冲火龙，游行结束后火龙基本烧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镇新年“闹火龙”的传统体现在“闹”字，这是因为上津古镇自古以来因水而生，因码头而兴，有金钱河环绕，新年舞龙意在祈求河神、龙王庇佑，为镇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镇“闹火龙”气势恢宏，舞龙队伍繁复庞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艺十分复杂，逐渐由单纯的祈福活动演化成集民间工艺、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需要传播，任何一项文化遗产不只是文化的承载之物，更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宣传才能培养和吸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才能将文化市场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养文化消费观念，使人们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买单，才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消费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养人们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延续文化的意识才能让人们学会消费文化，从而化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说商品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商品的创新设计能够更好地宣传与发扬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商品的开发应该基于当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内涵，从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继而对商品进行设计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这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津古镇将商铺作为开发传统文化的载体，上津有着约一里长的明清古街，是连通古城内外的一条古老街道。两旁民居为四合院结构，和谐而温馨。四合院内古色古香，飞檐斗拱，一进数重。然而，这样古色古香的民居却缺少了旅游观光的气息。商铺的开发是以当地土特产招牌吸引观光者，从而重现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这样既能全面地展现上津以及我国的历史古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据上津土特产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做出的实地调查，在建筑风格上，对古镇整体外观及展示区，保留其原有风貌，同时将破坏部分进行修缮与复原，展示区和品尝区与整体的古建筑风貌相协调，给人以古朴、自然之感，真实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的场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进行优化，店铺内部可以采用手绘的方式装饰具有上津特色的符号或图案，这种物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当地民俗、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可以成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时，根据上津古镇的特色，将店铺内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统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产的包装以仿古防油纸作为材料，环保简洁。以细麻绳简单密封，古朴自然。在设计样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样配以地方特色浓郁的食物缩影，将古镇美食与中国传统美食融合，既凸显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装设计，以古朴设计风格为主，外部处理为精细的肌理效果，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装上简单的密封绳与古镇的古朴自然之气质不谋而合。而在酒的销售与储藏容器上选择了陶坛，陶坛的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应，而且，陶坛含有多种金属离子，可以去杂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镇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应着重思考的课题，做好上津古镇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与商业旅游的结合是上津古镇向外推介的重点。在保护上津古镇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让游客参与其中，以旅游消费带动文化发展。把上津古城规划定位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业为其主要职能，以传统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古镇。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静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以过程和活动为对象的客体可以从静态的保护及活态的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从而实现其保护与发展。“静态保护”主要以影像、录音的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和可再生资源，即通过科技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再现的过程。此技术是以生活化复原手法，将群众的创作情境与自身情境相融合，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以达到共鸣效果。可复制性是变相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本，这样不仅能保持文化的传播功能，缓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状态。同时，让受众了解和认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形成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传播方式，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
例如，通过利用计算机制图、人机交互、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上津火龙工艺制作过程真实再现，通过视觉的展现和观众的交互，最终实现了解上津火龙工艺的目的，创造“上津火龙民俗博物馆”文化机构，全面展示火龙历史、制作工艺，并针对火龙灯会的表演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创新，将其引进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交流互动，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这为传承“非遗”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上津古镇的“非遗”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绝不能脱离项目和传承人这个传承主体而独立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四项主要计划之一的“活着的人类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极高造诣的一类人）”目的是鼓励各成员国给予他们官方承认，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环境，积极改善传承主体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其所掌握的知识与记忆传承后人，使得后继有人。建立“上津非遗传习所”等文化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上津人民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同时也为鄂西北地区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为“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社会实验基地，树立借鉴文化遗产资源改造环境、脱贫致富的样板。设立地方民俗传承中心、地方戏曲表演教育传承中心和地方乡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机构，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国历史人文版图上的特色，将上津古城打造成为一个出秦入楚的“休闲旅游古驿站”。
五、结论
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新型遗产类型，已被广泛认知。由于其本身的特点，使其在保护工作上也具有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其特殊性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上则更为突出。概括而言，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做到如下三点：
1. 尊重自然，整体协调。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对文化遗产开展全面保护工作。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在全面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观特色，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产品开发。
2. 元素继承和产业设计。生产性保护的特点在于将生产寓于保护当中，以活态保护替代静态留存。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活态利用过程中，应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甄选、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生产链条。
3. 概念推广、综合利用。在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应结合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综合利用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乡土，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发展模式。以自然景观为表现，乡土文化为内涵，发展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区，体现遗产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益民、张昕：《文化遗产研究文集》，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精益化生产管理方式是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方式而言的，顾名思义就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将有限的人力、设备及材料在相应的空间范围内实现最优化的配置，做到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些方面的支出，从而有效的实现准时化、均衡化的管理理念。这是一种单件流、品质管理和设备维护全员花的全新企业管理理念，这种管理方式的使用可以大大的缩减时间上的缓冲区域，使整个生产状态向着准时制、人性化的发展方向靠拢。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的范围广，精益化生产管理与传统的大批量生产不同，它的着眼点是产品的生产工序，采取相关的有效措施加强密切的供应链产品的供应和配置，从而大大地降低企业协作中的交易成本，保证产品市场的稳定需求和供给，从而实现整个大生产系统的最优化目标。
(二)质量观更优。在传统的生产管理方式中一定量的次品被看作是必然，100%的最优被认为是不可能。而在精益化生产管理中认为生产者可以很好的保证产品的质量是绝对可行的，并且具有不牺牲生产的连续性特点，因此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通过消除产生质量问题的生产环节来消除一切的次品带来的浪费是完全可行的。
(三)对员工的态度更人性化。在精益化生产管理理念中，个人对于生产的过程具有着重大的干预作用，可以充分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大的提高员工的参与意识;同时在这种管理理念中非常的重视协调，对于员工的评价都是基于长期的表现而言，具有巨大的公平公正性。
二、精益化生产管理理念在机械制造企业中的存在的问题
自日本丰田企业在上世纪提出了精益化概念之后，这一管理理念就被快速的应用到现实的管理生活之中，为企业的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大大的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成为了现代机械制造企业管理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由于理念认识不足及现实条件限制等原因，现实中的精益化生产管理模式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现场凌乱杂乱。在现在的机械生产车间中，由于管理人员的水平及管理的理念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很多的管理者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对于生产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生产材料乱放、生产产品不能放置在规定的范围内，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严重的影响生产的效率，同时也不符合精益化生产管理的需要。
(二)员工专业技术能力有限，生产效率不足。在现代的机械生产车间中，大多数的员工都不是专门的技术人员，而是从社会上招聘的劳动职工，他们对于专业性的技术没有充分的了解，也不能及时的应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就使大部分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中都是被动的工作，没有主动创造的意识，也不能对于生产中出现的专业化问题及时的进行解决。
(三)资金得不到及时的回笼，给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压力。机械制造企业是一个前期投入浩大的大型制造企业，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不恰当采买材料、不合理的商品生产导致库存积压繁重，资金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能及时的得到回笼，这就会给企业的正常运行带来一定的问题，同时也不符合精益化管理细致规划的原则。
三、如何做好机械制造企业中的精益化生产管理工作
精益化生产管理方式是现代企业生产的重要形式，对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快生产速度，提升企业品质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已经日渐的发展成为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的重要方式，从目前来看，我们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一)建立“精益”企业文化内涵，发动全员进行参与。在现代的机械制造企业中，精益化生产管理方式已经成为了企业管理发展的重要方向，这种方式的实行并不是简单的依靠管理者就能够轻松的实现的，而必须要把这种理念渗透到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之中，才能使这种管理理念在日常的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将精益化生产规定写入企业的文化要求之中，使广大的员工充分的认识到企业文化的内涵。
(二)建立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精益化生产管理水平。在机械制造企业中实施精益化管理，就必须要全面的建立健全机械制造的生产管理体系，层层分工、职责明确，把每一项责任落实到生产的个人或班组之中。将每一个个人及班组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网络信息管理平台之上，这样就可以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实时的监控，从而大大的提高管理的效率，保证精益化生产管理方式在机械制造企业中的有效运用，如在企业中推行物联网、ERP、OA协同办公、PDM、条形码、供应链管理系统等。
(三)建立高柔性的生产系统，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在机械制造企业中建立一个高柔性的生产系统，就必须保证企业的组成形式是灵活多样的，从而使其能够完美的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及时的组织多样的产品生产，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通过5S方式改善现场管理水平，排除无效劳动，提高生产效率。所谓的5S就是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通过5S的管理方式可以很好的避免很多的质量问题，优化生产流程和工序，使生产过程达到最优化组合，从而达到规定的生产目标。同时在标准化的作业过程中，生产的程序被合理的规定，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某些不必要的无效劳动，从而大大的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四、结语
［关键词］文化遗产；人文历史景观；交通体系规划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73-02
2011年3～4月，在西安市发改委的精心组织下，西安市“城市交通综合改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5天的培训学习。在美国期间，我们学习了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不同交通模式管理、交通预测需求分析等，对美国的城市交通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 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及人文历史景观
美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有历史意义的遗址、建筑物、房屋、军事设施、军营以及战场遗址，还有美国历史上伟人的住所与工作场所、杰出的设计和建筑物、体现民族生活特征的地方、考古遗址和不同民族崇拜的圣像和雕塑等。
笔者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及人文历史景观项目有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越战韩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国会艺术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林肯纪念馆、罗斯福公园，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世贸大厦遗址，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金门大桥、九曲花街，夏威夷的珍珠港遗址及其博物馆等。
二、 相关单位所在城市的交通规划
美国的历史虽然较短，但它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及其运用，并使其历史焕发新的生机。根据2007年的统计成果，全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址达8万多处，其中500个历史文化遗产是整个小区或城镇。
为了既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开发旅游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美国政府部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了非常翔实、周密的交通旅游规划。如在拜访华盛顿交通局时，笔者了解到，华盛顿特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共分为七个小区进行，这七个小区在进行前期的规划时就紧紧把握了以下几点：第一，是完全保留保护好全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不能有丝毫损坏，这是编制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第二，是要充分考虑到城市交通中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可能性；第三，是要以人为本，考虑到城市行人行走的便利性；第四，是做好相关单位周边的绿化规划，保证城市绿地面积；第五，是城市的总体规划以促进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为最终目的。以此类推，全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基本与此相类似。
三、 相关单位附近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是判别城市交通整体状态的关键性概念，更是综合交通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首要战略性问题。
陆锡明在其编著的《亚洲城市交通模式》中指出，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的比例关系。而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则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更重要的是标志了城市交通系统中一定交通需求在一定供给平衡下的本质特征。常常用它来表征城市交通发展整体水平和特点，也经常用它来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对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个城市中有多少种交通工具就应该有多少种交通方式。在研究中，为了方便、清晰地进行交通模式统计和计算，需要将各种交通方式进行适当归类。
从全世界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来看，一般将通勤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归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与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缆车、轮渡一起归为公共交通大类；私人小汽车、单位小汽车和摩托车归为个体机动大类；助力车、自行车和步行归为慢行交通大类。
四、 相关单位周边的交通特点
（一）大都市市区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
美国公路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高速公路，包括州际高速公路和其他快速车道；第二个等级为主要干道；第三个等级为集散路；第四个等级为地方公路。2000年，高速公路占公路里程总长的1.4%，主要干道占9.6%，集散路占20.1%，地方公路占68.8%。在这种等级制公路系统中，通向居民区的地方公路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种放射状的、越来越分散的、在固定的空间里日益稠密的公路系统占用了较多的土地资源。
（二）停车场占地面积大，地面停车场比较多
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在车轮上的国家”，约3亿人口，却有各类车辆2.4亿多辆，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出行都是以车代步，而且大多数人都自己开车。所以美国停车场密布，可谓无所不在，是几乎所有建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馆商店，无论是出租公寓还是娱乐场所，都附建有停车场。有的停车场面积巨大，全国各地仅停放汽车的停车场就占据了相当大的土地资源。
（三）多数道路边设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近年来，为了缓解汽车增长带来的油价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鼓励使用自行车这种交通模式。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设立自行车免费租赁店、临时停放点、修建自行车专用道等。
（四）在一些大城市的主题公园内，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参观需求，多种交通模式同时并存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并列出现的交通模式有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几种，即在一条单行线上，依次划分出汽车、马车、自行车、徒步四条道路。
（五）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管理理念
首先，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行人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人们抢行、闯越红绿灯的现象非常少见，驾驶员在十字路口都要减速，礼让行人，即使深夜遇到红灯，照样停车等待。其次，体现在交通法规上，强调行人优先权和方便残疾人士。在加州所有的公共场所，最方便的停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士的。第三，为了照顾老弱者和贫困阶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巴士一般由当地政府投资，委托私营运营公司经营，由于客流不足，几乎所有巴士公司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补贴各巴士公司，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五、可吸取的经验
第一，美国国土面积大，山地、沙漠化土地较少，人口不多，土地资源储备丰厚，这是美国人能够发展高速公路的资源条件。我们国家高寒冻土、山地、戈壁沙漠化土地所占面积较大，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发展多车道、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土地储备不足。具体到西安，为了保证基本的可耕地数量，我们不可能发展如此模式的高速公路系统。
第二，单行线的交通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中的拥堵行为，宽阔的临时停车点不会影响正常车道的车辆通行。目前，国内已经对一些大城市的部分路段实行单行线交通管理，具体到西安市，大部分的临时停车点已经吸取了美国的先进经验。
第三，居高不下的城市容积率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像美国那样规模庞大的停车场。我国现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人口密集，可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因此，私家车不宜成为解决群众出行的首选，汽车停车场更不应该与城市人口抢占已经不太富裕的土地。建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资源、土地、环境因素，对私家车的拥有量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第四，大力普及自行车交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逐渐被汽车代替。就西安市来说，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停车点数量锐减，这应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定要保存并预留出足够的自行车停车点，否则，骑自行车的人会因为无处停放而改变交通工具，造成城市交通工具的无序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现象。
为了普及自行车交通，要做到以下几点：保留自行车停车位；引进自行车免费租赁业务，现在在西安部分人文景观附近已经有自行车免费租赁，但仍需要扩大此项业务；扩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骑车出行；采取措施限制小汽车的快速增长。
第五，在参观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充裕的旅游景点，应该鼓励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交通体系。目前西安市正在进行的世界银行工作组的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子项目未央宫汉代道路一期保护工程中就应该设计成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旅游线路，此条参观通道上亦可设计成四股道，分别可用汽车、仿汉马车、电瓶车、徒步。
第六，以人为本，加强道路交通体系的管理。必须把发展公共交通放在首要的位置，政府要下大力气完善旅游景区的公共运输配套设施，提供公共运输停车场、公共客运优先车道等，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努力实现人便于行；应着重鼓励发展小汽车租赁业务和城乡出租车，满足群众出行参观的需求；在培养驾驶员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安全教育方面的工作，提高其安全意识；依法严查酒后驾车行为，对违法分子绝不姑息；大力加强交通动态监控，监控内容包括交通流量、交通信息、交通事故等等，保障参观道路安全畅通。
论文关键词：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文化景观,旅游开发,价值评估
1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危机与转机
建国以来，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许多矿业城市凭着其资源禀赋优势逐渐兴起。这些城市在推动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与协调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矿产资源重要和显著的特点是不可再生性，然而在我国过去特殊的发展时期，矿产资源经历了一次过度、疯狂与无限制的开采，造成资源逐渐枯竭，致使矿业衰退，导致矿业城市成为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据调查研究表明，2007年，我国资源型城市约有178处，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7；城市居住人口约有7000万，占全国城市人口总数的1/6；有47座资源城市进入资源枯竭期，约440座矿山进入资源枯竭期，处于将被关闭危险；约300万工人和1000万家属将陷入失业和生活无着落境地。
资源型城市的矿业资源不是无限的，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城市产业如何实现产业转型，是许多资源型城市亟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世界各国的资源型城市都存在产业转型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涉及到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留下的许多矿厂旧址、附属设施、机器设备等工业遗存如何处理问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这些工业遗产见证了城市工业化的进程，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那些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而对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则重视不够，特别是其中的矿业遗产更是很少得到认同与保护，其价值尚未得到人们的认可，很多矿业遗产正面临着毁坏、遗弃以及消失的严重威胁。保护这些矿业遗产的路径到底在哪里？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转型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旅游消费者心理发生改变，求新、历史怀旧愿望与求知欲望开始与日俱增，并逐渐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往常被我们忽视，甚至废弃掉的矿山、矿坑、冶炼、加工等矿业遗址遗迹在新世纪所焕发出来的价值和重要意义。人类历史上的这些文明遗存—“矿业遗产”，已经成为了整个地区、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所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中的矿业遗迹将成为拥有巨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矿业遗迹是矿产地质遗迹和矿业生产过程中探、采、选、冶、加工等活动的遗迹、遗址和史迹。它是文化、自然和历史的有机结合，也是城市工业化进程中留下的宝贵遗产，从文化景观的角度来讨论矿业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其对旅游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矿业遗产彰显城市文化，文化景观是人文及自然环境互相影响的结果，地景呈现人文和自然之特质，是文化遗产的一种全新概念，表现为长时间累积下来的人为痕迹，代表人类活动对自然地景的影响，地景所影响的人类行为，使文化遗产的范畴由原来的单一场所，逐步纳入代表区域文化意涵的文化景观。矿业遗产旅游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正在受到旅游业界的热烈关注，许多学者对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开发战略与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发展矿业遗产旅游有利于促进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转型。
2矿业文化景观内涵
2.1.文化景观的定义
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25年CarlO.Sauer发表的《景观形态学》(TheMorphologyofLandscape)一书中所提及到的。国际上文化景观正式确定，始于199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且陆续有国家将文化景观纳入文化资产范畴中。本文采用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93年在Schorfheide提出的文化景观含义：
文化景观是透过空间与时间反映人类与其自然环境的互动。一个文化景观是有着有形与无形特性的复杂现象；无形的要素由影响在感知和形塑景观的信念和互动所产生，如神圣信念和景观紧紧关联且这种方式已被察觉一段时间。文化景观反映创造他们的文化。
由以上得知，文化景观中有形的特性与无形的元素是形构出文化景观复杂现象的要素。文化景观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而无形元素是由人类感知延伸出的信念和自然环境产生的变化，因此文化景观能反映出此地区居民的文化与信念。故文化景观不单是由有形的特性构成，无形元素也是构成文化景观特色的关键因素。目前全世界已有830处地区被指定为文化遗产，其中又有55处同时列为文化景观。从文化的角度来评价矿业遗产的价值，既有利于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转型又有利于矿业遗址的保护。
2.2矿业文化景观的定义
矿业遗产亦属于工业遗产的范畴之内。2003年7月，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TICCIH)在《下塔吉尔》中把工业遗产定义为：工业遗产是由建筑物、构筑物和机器设备、车间、工厂、矿山、仓库和储藏室、能源生产、传送、使用和运输以及所有的地下构筑物及所在的场所组成，与工业相联系的社会活动场所也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之内。
矿业遗存空间如机器设施、建筑物、构造物、交通运输等都具有历史、文化、社会、科学、艺术或其它价值，亦是属于工业遗产其中一项类别。但但是从文化景观的角度看来，采矿与自然环境之地表、生态、河川等透过时间产生的改变是最为基本的，在这其中亦包含矿业所产生具有价值的工业资产。
矿业生产所对自然的改变，例如大型机具露天采矿对于地形的直接破坏、钻探时所开凿的痕迹、地势的转变、建造机具设备所修整的环境、因为污染而消失的植栽等都是说明矿业文化景观的良好实证。矿业活动和自然互动不像农业景观那样明显、美丽，但是与自然资源直接互动并且上演互动的演变，这些演变可以由早期时常起源于山区或乡村的简单的技术所挖掘的坑道或旧有的露天矿场，至后期机械化生产代替的转变来解释。人类透过时间、技术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土地的改变也就不同，而随后因人类停止挖掘，经采矿破坏的生态与自然逐渐回复，说明了人对自然的改变与自然回应人类的互动。
2.3资源型枯竭型矿业城市矿业文化景观的必备要素
2.3.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是首要的必备矿产资源，因为矿物的产生和地质形成息息相关。大自然受到地质运动作用孕育出具有经济上开采价值的矿产，蕴藏在地底下的矿产深受地质构造与活动控制，进而造就不同的矿产分布范围、深度、储量多寡等，而这些都会影响到采矿活动的范围与方式。
2.3.2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造成地表上的改变，主要可以就两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是直接与采矿生产有关的矿业活动，矿业景观中，构成景观最主要的活动为采矿，一般来说，开采矿产主要的流程可分为寻矿、探勘、开采规划、采矿四个阶段。
第二，是因人类生活需求所延伸出的社会活动。许多民生设施与相关附属设施用来满足居民居住需求，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空间与设施亦是构成矿业景观重要元素的一部分。
2.3.3时间转变
矿业活动与矿脉、矿产的含量密不可分，当矿产酝藏不足或已无法负担开采成本时，采
矿的活动便会停止。矿业的兴衰可分为开发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时期。
2.3.4矿业文化景观构成的元素：坑道、露天矿场、选炼矿设施、矿渣废弃物、运输道路与机具、行政设施、居住空间、服务空间、信仰空间等。
3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矿业文化景观的价值评价的原则
3.1完整性原则：矿业文化景观完整性中重要的前提是这些遗留的挖掘痕迹、废弃平台、构造物、遗址等景观元素必须能够清楚的显示出矿业主题。
完整性应用于评判文化遗产的质量水平，首先应当体现在现存的文化遗址或现象是否能够证明和反映出一段特定历史、传统、技术或美学的完整成就和综合信息，而不只在于这些信息的载体在结构或留存现状上是否表现得完整无缺。
矿业资产的完整性关键并非是建筑物完整程度的表现，而是在整体采矿系统维持原样与可见的程度。我们必须了解这些与矿业相关的景观元素，也许受到部份损害，但是其整体可以传达矿业文化景观的价值，比起部份的元素集合诉说矿业资产来的强大。完整性显示出文化景观的价值，一旦文化景观其完整性低弱或缺损，区域资产的价值强度便会有所降低。完整性的评估为文化景观管理维护的工作定下基础，必须谨慎的思考。
3.2真实性原则：矿业景观真实性的评估，景观中与矿业相连结的要素的改变必须没有显著的变动，能真实的反映过去的人类智慧和自然环境间的互动。文化景观是经过许多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形构出，必须确认目前存在的景观元素其整体架构何时产生，也许景观中大架构是由某历史时期构筑形成，但是却会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动。
矿业文化景观是某个时期的景观，经过时间转变、气候变迁、社会经济、政治、居民价值观等的影响，原有的矿业元素受到破坏，成为遗构性的元素，这种遗构性的原物能真实反应其历史脉络。遗构性的元素对于文化景观虽然是非完整的原物，但是却能说明人类活动停止后，受到自然或人力的作用产生的毁坏，且能真实的与历史做出对应并证明历史过程，这比完整的非原物矿业景观更具真实性。
3.3旅游市场导向原则：旅游开发必须要以市场为指导，根据旅游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开发出能迎合市场要求，竞争能力强，特色明显的旅游产品。以过去生态旅游发展为鉴，一定要防止矿业文化景观被泛化和滥化的做法。有人认为矿业遗产可能就是几块废弃地,是破旧的厂房等，但是有人却视矿业文化景观为珍宝。所以，如果要对矿业文化景观的旅游价值做出评估,首先明确旅游市场价值,从市场区位、市场需求大小、消费能力高低及消费结构的构成、交通便利情况等几个方面来研究。
4矿业文化景观的旅游价值评价体系
笔者遵循前面的评价原则，以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文化景观遗址为评价对象，制定了由5个大类指标和18个类型指标所构成的矿业文化景观旅游价值评价的相关指标，而且阐释了各指标的具体涵义，涉及内容如表一所示：
表一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矿业文化景观旅游价值评价体系
指标大类指标类型指标涵义
旅游市场价值市场区位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文化景观地与主要旅游客源地的空间关系，即文化景观的空间位置优势、客源市场所处地理位置及空间联系；
市场特征包括文化景观地的来访旅客数总数、旅游购买能力、旅游季节性影响、出游次数等；
交通便利快捷性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与主要客源市场的交通运输方式及其便捷性；
资源互补性文化景观与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旅游资源在产品组合、优势互补等方面所表现的整体价值；
城市形象矿业文化景观与所依托城市形象的关系度；
历史价值人物与事件该城市是否发生重要的历史事件、时代、人物，且与矿业生产相关联；
时空代表性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文化景观是否标志在特定历史时段及特定区域范围内的矿业发展特征，即遗产的矿业开端性或开创性；
历史生活关联度矿业文化景观对城市经济发展、市民就业及生产生活等个方面的历史影响；
社会文化价值文化的塑造人口集中、聚落的形成，交通系统的开发都因采矿活动而起，使其塑造出独特的矿业社会文化；
文化认同感矿业文化景观与所具有的民族认同度和地域认同度；
社会信仰与仪式具有与矿业特有的信仰和特定的仪式；
科技价值工艺独特性矿业开采工程中构筑技术和结构的独创性；
技术先进性矿区在规划布局、建筑、设施设备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科技合理性以及当代科学发展成果的运用程度；
科技影响矿业文化景观所采用的科学技术对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旅游审美价值资源特色资源性枯竭城市的矿业文化景观在区域(国家或世界)的特殊性；
文化景观的完整性文化景观资源的保护情况、景观的完整性及工艺、档案、企业精神、口碑等非物质遗产的存留状况；
构筑物审美矿业遗产的采矿坑道、厂房等蕴涵过去的状况，具有一定建筑风格、设计品质及其艺术表现力；
周边环境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和文化景观周围环境情况包括自然、社会环境的状况。
5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矿业文化景观旅游开发对策
矿业文化景观旅游资源与其它的文化遗产不一样，矿业文化景观旅游开发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矿业文化景观的旅游价值评估系统，考虑我国旅游业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资源枯竭型矿业文化景观旅游的开发对策首先要瞄准市场，依据市场需要开发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矿业文化景观。重视矿业文化景观的旅游特点，采用整体开发和联合开发等方式，提升矿业文化景观旅游的竞争力。
5.1资金扶持，政策保障
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过去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国家对其帮扶不够。很多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所采掘的矿业石，以及矿业经营的利润都被国家无条件的调拨，尤其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下降，地方财政亏空，部分资源枯竭城市是无财力进行矿业遗产旅游开发的。以矿业文化景观为资源的矿业遗产旅游是资源型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便利路径，但是需要巨大的开发费用支持。我国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扶持与支持，尤其是从资金缺口进行补助。另外，政府引导旅游开发，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发展旅游，必须解放思想，多方面筹措资金。在旅游开发的进程中，地方政府还要制定配套的旅游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加速建设改造交通、酒店、餐饮等旅游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旅游外部环境。
5.2瞄准市场，突出特色
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发展旅游并不是将“矿业文化景观”与“观光旅游”简单的结合，而是把过去具有历史文化记忆的矿业生产活动场所、建筑、景观等矿业遗产和旅游发展各个构成元素有机组合，游客的身心在旅游活动中得到放松。以矿业文化景观为旅游资源具有强烈吸引向性，并且不同的矿业文化景观它的吸引向性也不尽一样。例如,从旅游者的年龄结构来看，参加矿业文化景观为旅游资源旅游的人有具有怀旧情感的中老年人，有追求浪漫生活的青年人，也有为丰富文化知识的少年儿童。不相同的矿业遗产地所表现出来的旅游市场价值也不一样，旅游开发首先必须研究整个市场的旅游需求特点，在细分市场的前提下，对市场科学定位，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运用促效的营销方法，增强市场的竞争能力。
5.3整合资源，联合开发
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矿业文化景观既是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又是工业遗产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和城市其它的旅游资源有着较强的互补关系。单一的开发矿业遗产旅游项目难以达到规模优势和轰动效应，因此必须对城市现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联合开发。把旅游资源通过市场联合开发、资源互补和组合包装旅游线路，形成城市区域旅游的整体优势。具备条件的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可以考虑矿业遗产景观带动旅游开发，也可以组合大区域文化遗产旅游项目，如东北“哈大铁路沿线工业遗产旅游带”等。各个遗产城市也必须依据区域联合、整体协调的思路，不断开发具有差异性的矿业文化景观，提升遗产旅游城市形象，资源型城市之间的联合开发，从差异中形成优势，在互补中得到发展。
枯竭型城市的矿业文化景观的旅游价值必需建立在自然与人类互动的完整系统上与资产的真实性上。这些价值体现在昔日采矿时所造成的景观中，透过诠释使其呈现出来，了解矿业文化景观的资源旅游价值，资源性枯竭城市的转型和矿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矿业文化景观为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转型旅游开发提供了资源，发展旅游业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径，通过旅游开发，不仅可以更好的保护现存的工业文化景观，而且还可以促进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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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景观；锦里；文殊坊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集体记忆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搜寻各个历史文化街区各自特殊的文化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城市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发展与国际化都市的战略日标出现偏差。由此，本文提出了在城市复兴的大背景下，分析和举例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城市景观设计，在探讨在城市发展中当地地域文化的运用、传承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及凝聚力。通过分析在现代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地域文化景观现状及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在景观规设训中地域文化景观的相关对策研究究，以建立地域文化景观多样性和乡土性双重体系为基本出发点，塑造地域文化为导向的景观空间载体中的社会共识体验。论文从城市地域文化的概念定义和城市地域文化景观设计的提出，通过地域文化的概念、内涵以及精神分析引证地域文化对于城市文化的思考，通过历史文化、建筑、园林等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元素出发发掘城市文化。
[关键词]：地域文化；城市景观； 景观文化
1、文化内涵的发掘
尊重场地原有历史文脉及场所精神。保持场地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内涵是延续周边大环境景观风貌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设计在发掘地段原有文脉基础上提炼并延续其潜在内涵。对人文景观进行评价要在对场地原有历史及文化遗存尊重的基础上，对地段环境和历史文脉进行分析、解读、提炼和升华，同时注重探究空间形式潜藏的内在含义，尊重并保护环境原有地貌、文脉肌理，使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空间环境特征融合。
在考]景观环境的要素中，作为整体大环境的组成部分，建成场地的景观规划必然要服从其总体定位，风格特征以及延续其历史文脉，从而做到部分与整体相协调。
2、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地域文化景观的对策研究
地域文化景观同时也应充分重视乡土性保护这关键环节。现代景观意义上的乡土性己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非仅仅是固守于地方形式，很少接受其他区域的创新；最近几年被广泛引用的当代乡土在概念上被定义为：种自觉的追求，用以表现某传统场所和气候条件所能作出的独特解答，并将这些介乎习惯和象征性的特征外化为创造性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能够反映当今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简而言之，于景观规划设计中贯彻地域文化策略，并非只是味的钻到故纸堆中企图复制历史，这里的贯彻更强调的是种于传统中小断摒弃糟粕，加以修止从而赋子景观新的内容。俞孔坚教授从乡土景观的主体、客体及相匀_关系方而来理解，解读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在于理解景观是乡土经验的种历史记载。
3、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现代城市景观设计
一座城市中，在城市的物质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城市园林、建筑等在内的城市景观元素，这些元素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形态与特点，使人们在城市中有归属感，认同感，同时被这些景观元素感染、亲润，使得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感官和心灵。使得人们具有城市特有的文化气质。因此，城市园林、建筑等元素的保护就显得举足轻重。
4、地域文化景观是有机联系的生命体
地域文化景观具有有机生命体的特性，通过自组织来维系整个系统的运转。如果将目标地块比作躯壳，空间的划分比作骨骼，交通比作血管，那么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就象征着贯通有机体各处的血液，可见缺乏了地域文化的景观空间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二元对立的态度处理地域文化景观与自然或其与人类的关系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大。
5、城市景观设计对地域文化的吸收与发展
景观中的地域包含地理及人文的双重涵义。大至面积广裹的区域，小至特定的庭院环境，由于自然及人为的原因，千日可一处场所历史地域形成了自身的印记，自然环境与文化积淀具有多样性与特殊性，不同的场所之间的差异是生成景观多样性的内在因素。景观设计从既有环境中寻找设计的灵感与线索，从中抽象出景观空间构成与形式特征，从而对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人群和文化加以表现，通过场所记忆中的片段的整合与重组，成为新景观空间的内核，以唤起人们对于场所的理解与记忆，形成特定的印象。
6、结论
通过景观设计保留场所历史的印记，并作为城市的记忆，唤起造访者的共鸣，同时又能具有新时代的功能和审美价值，关键在于掌握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包括对原有形式的保留，修饰和创造新型的形式和内容。这种景观改造设计所要体现的是场所的记忆和文化。城市保护，保存，在不同情况下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城市文化保护是强调整体性的保护，从城市平面的图形与背景研究中确认保护的范围，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形与势，积形成势，才能托物寄情，寄托城市文化的涵义。占城要划定历史文化区域，新的建设必须尊重历史，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城市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尊重历史，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城市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相辅相成。例如西安占城的保护必须与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谐一致。既要保护占城的传统格局，又要保护好占城的重要文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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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财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17-02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以后有关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又扩展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本文旨在通过对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文件的分析,辨明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理解和认识。
一、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与发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它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可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确立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加深,文化遗产的概念不断发展。其中《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大大地发展了文化遗产概念,扩大了文化遗产的内涵。
(一)《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补充性文件,它规定了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197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颁布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了收录《世界遗产名目》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颁布了新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于原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进行修改,制定了六条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在1975年操作指南的六条标准中,第1条强调艺术成就,第2条强调重大影响,第3条强调的是文明或传统的见证,第4条注重的是建筑上的范例,第5条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的居住文明,第六条是强调与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有着直接或明显的联系。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对于1975年的六条标准做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的主要变化如下:
1.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 “技术类”遗产。1975年标准没有规定“技术类”遗产,1994年第4条标准中新增加了“技术类”遗产,规定文化遗产“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技术或景观的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技术类”遗产的增加,目的在于反映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科技革命的人类历史,同时表明了文化遗产逐步脱离了“艺术性文化遗产”观念,反映了人们对人类非艺术性创作活动的重视。可见,1975年标准没有规定“技术类”遗产,忽视了对于对非艺术性人类活动成果的关注。1994年标准关于“技术类”遗产的规定,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范围[1]。
2.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现存文化”的保护要求。1975年的各条标准都指向某个过去的历史阶段和文明,体现出一种纪念性的文化遗产观念。1994标准第3条中加入了“现存文化”二字,入选的文化遗产应“能对现存的或是已经消逝的某个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1994年标准中“现存文化”的加入明确地表明: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纪念性文化残留物,而且也包括活生生的文化物证。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入选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扩展。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之前的文化遗产指的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被称之为狭义的文化遗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无形文化载体,“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和文化创造形式。(5)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立,使得文化遗产的内涵大大扩展,标志着文化遗产概念的重大发展。
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概念是自然遗产。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2条将自然遗产定义为:“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从定义上看,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差异比较大。首先,自然遗产由自然界的长期演变形成,而文化遗产则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其次,自然遗产包括自然面貌、自然区域、动物和植物生境区等自然地域,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只有遗址与地域相关。
其实,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2]。其一,从理论上讲,自然和人文环境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如果不考虑文化因素,圣神的自然遗址、文化景观就不能被理解,因为文化在过去形成了它们并在今天继续形成它们。这促使国际知名的环境法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环境”重新定义为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包括:人类生活、健康、社会幸福;动物群、植物群以及生态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景观和文化遗产;自然资源。其二,从实践上讲,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往往是结合的。在欧洲,人们已经在许多风景区密集居住好几百年了,这导致了很多风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已导致了整个欧洲自然风光与丰富的人文资源重叠区域的出现。在欧洲,保护自然其实经常与保护文化遗产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许多国家已开始建立一种新的保护区,被称为生物圈保护区。教科文组织创造了生物圈保护区这一概念作为保护陆地和海洋生物圈的一种方式。“生物圈保护区”这一术语是指尽可能使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的一个甚至更多的被保护区域及其周围区域。根据教科文组织的标准,“生物圈保护区”必须具有文化和生态意义。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人文与自然环境截然分开的传统观念已经为反映二者协调的、相互依赖的观念所代替。
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区大量存在。在现有的文化遗产和环境保护文献中,它们通常被称为“风景”区或“文化景观”区。美国哈佛学院将“文化景观”定义为人们已创造、使用、改良或保护的区域,它包括历史园林、城市公园、保护区、或邻近农场和森林。文化景观这一概念体现了人们努力保护它们创造或影响的地理区域。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人类怎样形成周围的环境以及人类改良的环境进而怎样影响人类文化、感情、智力、精神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
三、文化遗产与文化财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文化财产。从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看,文化财产通常是指艺术品。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正式确立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加强了对于文化财产的保护。
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这两个概念的联系表现为:其一,二者的含义相似。基本含义都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的财产。其二,文化遗产由文化财产发展而来。其三,文化财产属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将文化财产定义为“对于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可见,文化财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这两概念的区别表现为:其一,二者是否体现社会共享性不同。文化财产这一概念没有体现社会共享性。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体现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共享性。其二,二者的属性不同。文化财产具有财产权属性,而文化遗产这则具有文化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多种属性。其三,二者的范围不同。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文化财产仅仅是指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3]。
总之,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性,对于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发展和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的鲜明特性,表现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必要性;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扩展,表明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1]廖菲. “文化遗产” 概念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26.
关键词 三峡；文物；旅游产品；转化途径；遗产廊道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06)-01-0012-06
三峡水库区淹没区的文物多达1200余处，2000年，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审批，正式将1087处文物点列入保护规划，其中，地下文物点723处（湖北217处，重庆506处），地面文物点364处（湖北118处，重庆246处）。经过全国数千名专业考古人员历时10年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2003年4月，135米蓄水区域的680项文物考工工程全部通过验收，至此，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①。众多的考古成果，不仅为认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三峡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赋存和新的开发思路。
以前在探讨库区建成后三峡旅游的新格局时，往往只重视空间的平面延伸（由干流向支流腹地扩展）和垂直变化（水位上升后两岸的景观变化），如吕斌教授提出：三峡旅游将从“一轴”转变为“双核”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形成“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和空间拓展模式②。此外，张立明③、田世政④、李国平⑤、王顺克等⑥，都对三峡旅游的空间变化提出了设想。但以上成果最大的薄弱点是单纯从空间形态去分析三峡旅游格局，对三峡文物的新发现、新成果分析重视不够，如果离开三峡文物古迹去论证三峡旅游，无疑是“形而下”的观察角度，尤其是水位上升后，自然景观遭到一定破坏，文物古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离开旅游产品去研究旅游空间结构，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三峡人文景观经过长期的叠加积淀，形成了有机延续的“遗产廊道”，无论水位如何变化，这条完整的“遗产廊道”是三峡旅游的永恒主题。
对三峡文物旅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李秀清针对不同类型文物的特点，提出了文物与旅游协调发展的构想⑦；李丽从三峡旅游景观“人文化成”的角度，论述了旅游景观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人文基础⑧；罗玲对三峡古镇旅游开发进行了调查研究⑨；笔者对三峡历史时期的盐业遗址进行考察，对手工业遗产旅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⑩；笔者还结合游记、志记、咏记对三峡历史旅游景观复原研究进行了探讨[11]。但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没有吸收135米蓄水区域考古工作的最新的系统成果。本文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三峡考古新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演绎了人文景观的历史剖面和空间分布规律，为三峡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三峡淹没区内文物的空间分布及其保护方式
三峡淹没区内的文物大致分为以下6类: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及其他，现代遗址及纪念建筑物，古遗址，古墓葬。根据国家文物局普查资料，主要分布在以下沿江区域（见表1）。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在三峡的考古发现中，许多重大的地下文物惊现于世，为揭示三峡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有力佐证；同时，地面文物的保护与迁移又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笔者整理了有影响的文物考古成果如下（见表2）：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文物考古部门对三峡库区文物古迹的处理主要有以下方式：
1．原地保护
对于淹没区的地面文物，尽可能原地保护，保持其原真性和唯一性。目前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水下博物馆建设(白鹤梁水下碑林)；二是围堰式加固保护（石宝寨）；三是直接修复保护，许多民居建筑在三峡建设中得到修复，与现代工程交相辉映。如杨家湾老屋就是坝区最大、最完整的民居修复工程。
2．易地搬迁及复制
易地搬迁及复制包括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搬迁地点又分为后靠搬迁与异地搬迁。三峡文物的异地搬迁主要类型[13]：
民居建筑：民居建筑反映了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环境，在搬迁时要考虑整体格局及风貌的保存，包括建筑元件和粘合剂的处理。在选址时应注意所选地址的环境风貌与迁入文物原有的环境风貌相似。巫山大昌民居、新滩民居、楠木园民居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寺观祠庙建筑：寺观祠庙是历史时期的精神坐标，祭祀内容除了佛教、道教诸神外，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性英烈人物、地方原始神灵以及和水运相关的祭祀内容。在搬迁时与城镇景观协调，成为点状文化景观坐标。
石刻造像：长江两岸的石刻造像题材广泛，涵盖了宗教、水文、礼仪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点景作用，搬迁时一般后靠迁移。如瞿唐峡题刻，从南宋的“中兴圣德颂”碑到抗战时期的“打走倭寇”的誓言，极大的扩展了“夔门天下雄”的文化内涵。官渡口镇青龙山上的“楚蜀鸿沟”更是历史疆界的分界标志。
3.整理及展示
对三峡文物的整理展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留取资料展示，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居民采访、摄影测绘、照片记录、摄像记录等方式，将三峡众多的文物古迹进行科学的整理，最后形成数字化的资料库；二是文物的修复、整理和展示，通过建立博物馆陈列，集中展示三峡考古的出土文物。
二、三峡文物旅游资源的转化途径
1．新旅游景观的产生
根据三峡库区蓄水和文物被淹没的程度，文物作出了相应的保护处理办法。搬迁或原地保护的景点形成了新的旅游人文景观，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第一，岸景垂直高度的变化和腹地游线的延伸。水位上升后，三峡的雄奇景观受到一定影响，以瞿唐峡的入口夔门为例，北岸崖高约200―360m,南岸高约为160―230m,蓄水后南岸崖壁仅仅剩下50m左右的崖岸，江面宽度由原来的90―150m变成蓄水后的175―250m，万水汇夔门，“夔门天下雄”的壮观在相当程度上被减弱。所以，峡江两岸的题刻内涵需重新演绎。但是，水位上升使得大宁河、香溪等支流的游览空间大大扩展，尤其是大宁河。宁厂古镇是极具价值的手工业城镇，以前的水路游览只能到达巫溪县城，蓄水后的游线可直接延伸至此，使宁厂盐业手工业城镇和宁河栈道得以全面展示。
第二，景观地理坐标的变化。随着文物的异地搬迁，人文景观的地理坐标发生相应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长江南北的迁移和沿江迁移。比如：丰都县城从长江以北搬迁至长江以南，以前的码头―县城―鬼城游览格局演变成隔江相望的格局，形成人间（南岸新县城）―鬼神世界（北岸平都山）的鲜明对比。云阳张飞庙随着县城向西迁移至双江新址，依旧保持了县城―庙对应的格局，地理坐标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县城与修旧如旧的张飞庙景观对比十分强烈。在异地搬迁保护的时候，除了整体搬迁外，还采取了相对集中的办法，使许多零散的文物集中布局，形成新的旅游景区。如秭归县将24处地面文物集中迁入茅坪新县城，打造凤凰山观光旅游区。
第三，景观环境的变化。对于部分淹没区，采取了环境整治、加固保护的处理方式，使原有人文景观环境发生变化，以前依山而建的石宝寨、丰都鬼城和白帝城均变成了三面环水的半岛型景区。使这些军事城堡、宗教圣地和历史遗迹的景观环境更增添了神秘性，从游线设计到解说系统也应有相应的变化。
2．三峡文化的旅游人类学思考
在三峡文物的普查与考古发掘中，上至新石器土著文化，下至抗战的陪都文化都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大量的巴文化遗址为揭示三峡地区人类原生状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为后来历史文化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巴文化是三峡地区的文化特色之一，但长期以来从文化理念到旅游载体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比邻近地区的楚文化和蜀文化的旅游开发，明显滞后。三峡考古成果为巴文化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旅游载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域文化理念的全面演绎和旅游化识别。三峡地区各风景点连绵不断，但是以往在游客的心目中都是断续的点，缺乏文化序列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原点，支撑和演绎了三峡文化的脉络。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巴文化的记载很少，考古发现的涪陵小田溪墓群、云阳李家坝遗址、开县余家坝战国墓地等，为巴国王朝提供了有形的证明。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具有忠义尚武、崇鬼尚巫的民族特点，历来有“巴为将，蜀为相”的说法。这些文化特质可形成三峡人文景观的基点，顺江而下，从丰都鬼城―忠县石宝寨―开县故居―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延伸至湖北楚文化地域内的屈原祠、秋风亭（为纪念寇准而建）等景点，都有巴文化精神理念的体现。
第二，为沿途的旅游冷点地区提供了资源赋存。三峡地区景点众多，级别普遍很高，许多城市位于这条黄金旅游线上，却处于旅游的阴影区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旅游开发方式，比如忠县，以前仅仅有石宝寨作为沿途游船眺望景点，旅游开发十分落后。中坝遗址的发掘使忠县成为三峡文物第一大县，中坝遗址文化层最厚超过12米，从新石器至近现代，延续不断，文化信息的蕴含量难以估计，被考古界称为“五千年无字史书”。县城内还有巴蔓子将军墓地、严颜将军故里等遗迹、汉代三阙（丁房阙、无名阙、巫杨阙）文物等。笔者认为：忠县的旅游开发以“巴国故都，忠义之邦”为品牌，将形成三峡旅游的新亮点。景观展示从先秦文物（文明起源）―巴蔓子将军墓地（春秋战国巴国将军刎颈谢国，义薄云天）―汉代三阙（精美的汉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盛，并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形成全国唯一的“三巴”行政区划格局）―严颜将军故里（三国大将，忠义之士）―石宝寨（明末抗亲女将秦良玉）。而且，忠县原名临江，得名源于唐太宗感慨该地多忠义之士，赐名“忠县”，是唯一性的旅游文化品牌。
第三，手工业遗址旅游―三峡经济的支撑和场景再现。千百年来三峡地区的经济支撑依靠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运输，农业生产遗迹很难通过旅游再现，但手工业遗址不仅保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手段，而且是城镇发展的基础，进而形成古镇的文化精神空间，凸显了三峡河谷地区独特的手工业城镇意象。以宁厂古镇为例，自然盐泉的开采可上溯至巴人的传说时代，延续至明清的场镇兴盛。作为手工业遗址的旅游开发，将生产环节（原料采集―工艺制作―产品―运输方式），转换成旅游景观的三个层次：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景观解读，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过程，又演绎了“手工业史”历程（见表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博物馆旅游――世界最大文物基地的文物展示
三峡是本世纪最大的文物考古基地，对出土文物的收集、整理、展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既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相应的旅游经济效益。博物馆的建设，是三峡文物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于不能搬迁的文物遗址，采取现场博物馆的方式，比如白鹤梁碑刻遗迹，反映了上千年来长江水位的变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尽管将全部淹没至水下，国家还是投巨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水下博物馆。不仅完整地保留其科学性，同时形成了三峡最为独特的景观。
为了给三峡文物提供全面展示的空间，在重庆将修建三峡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域命名的博物馆，也将成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三峡博物馆与重庆人民广场、人民大礼堂形成三位一体的建筑群，将三峡文化和城市景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峡旅游起点上的重要文化景观。
三、三峡遗产廊道的时空构建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分布有明显的经济中心，由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了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以及娱乐及环境的大力改善[14]。目前，全世界有三条“廊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别是法国的Canal du Midi南运河 (1996)，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朝圣通道(1998)和奥地利的Sermmering 铁路 (1998)[15]。由于遗产廊道的空间规模巨大，文化积淀深厚，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
三峡是丰厚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延续的“遗产廊道”，割裂了文化传承的空间分析都会使三峡旅游的研究走入误区。长江三峡与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遗产廊道，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丝绸之路、大运河正在积极进行跨区域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但研究工作明显滞后。对遗产廊道的理论研究有两篇论文值得借鉴。王志芳介绍了美国遗产廊道的文化内涵、保护管理方法、选择标准和旅游开发启示。拢6！＠钗啊⒂峥准崽岢隽艘挪廊道的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拢7！
笔者认为，遗产廊道是跨区域的历史地理现象，是历史剖面不断叠加和地理空间延伸的产物，景观的时空演替是遗产廊道的核心。三峡遗产廊道的旅游研究由以下3个层次组成：文化基因――人类迁移过程中的文化积淀――旅游品牌的形成。
1．三峡遗产廊道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文明起源的空间奠定了文化的原始基因，并形成了旅游开发的基点坐标
作为长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如河口、河流阶地等）和自然资源富集的地点（如盐、铁、渔业等）或者重要山川防御要地，形成了三峡早期文明的源头。虽然许多考古遗址不能开发成观赏性的旅游景点，但是构成了三峡游线的文化坐标。如小田溪墓群（乌江长江交汇处）、巫山人遗址（大宁河长江交汇处）、大溪遗址(大溪长江交汇处)、中坝遗址（盐业产地）、宁厂古镇（盐业产地）、白帝城（夔门要塞）等。这些文化地理坐标给三峡遗产廊道提供了物质与非物质交流融合的旅游文化理念。
2．三峡遗产廊道人类重要的迁徙通道，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叠加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一版的《行动指南》认为。拢保釜＃骸耙挪廊道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三峡廊道中主要的的迁徙过程和主要历史事件有：
（1）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之争，随着楚国势力的西进，巴国不断向西退守至嘉陵江支流，形成巴国古都的空间迁移，从平都（今丰都）――枳（今涪陵）――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阆中。
（2）三国时期吴蜀之争，使三峡成为重要的战争通道并留下了许多战争遗迹，如白帝城、张飞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