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5 18: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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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纪念墙以集体墓碑的形式，给唐山人民一个寄托哀思、祭奠罹难者的场所。在唐山遗址公园的网站上，曾有过这样一段话：“震灾之痛连肉通灵，卅年忆念浮悬未定，谁人告慰漂泊的亡魂？谁人安顿游走的心灵？自有子孙，自有后人，不敢忘却昨日的噩梦，不敢忘却殉难的亲人，地震纪念墙将篆刻你们的姓名，永久永世怀念亲友的音容。”唐山大地震纪念墙的建设，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关爱、对科学的探索、对历史的追忆”，是宏扬人文精神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自然灾害固然可怕，我们在神秘的自然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无助，那样的微不足道。然而，比自然灾害更加可怕的，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自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经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并经认真缜密的计算得出，在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在天安门广场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由起草、题写的碑文是：“三年以来，在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应该说，这是一座无名烈士纪念碑，用以纪念自1840年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但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像纪念唐山大地震的死难同胞那样，在合适的地方建立一座纪念墙，镌刻上在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所有普通人的名字。让世世代代中国人，能够记住伟大的，记住那一段令人屈辱的历史，记住那些为国捐驱的勇士们，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就像纪念唐山大地震中的死难同胞那样，所有为国捐驱的人们，同样都为国家的解放，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洒尽了他们的满腔热血，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在他们中间，没有贡献大小，没有高低贵贱，没有荣誉排名。只要有人提出，并经查证属实的，就应该在纪念墙上，镌刻上他们的名字，以告慰他们在天的英灵，给后人留下一个缅怀过去、祭奠先辈的场所。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的姥爷，就是在中，为反抗外来侵略，参加民族救亡而死。他的名字叫徐庆明，家住北京密云新城子，莽莽苍苍的雾灵山下，一个名叫榜格岭梁根的小地方。由于粗通文化，容易接受进步思想，便和舅姥爷一起，为雾灵山游击队做事。后因做事不慎，被日伪警察逮捕，牺牲的时候还不满三十岁。我的舅姥爷，也同时遭到逮捕，九死一生，活到了解放。
姥爷死了，他死得默默无闻、无声无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我在万能的百度上搜索，也找不到一丝关于他的踪迹。作为徐庆明的后人，我们有理由让世人知道，他为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牺牲。共和国不应忘记他们，共和国的土地不应忘记他们，共和国的人民不应忘记他们。因为，共和国鲜艳夺目的旗帜，是用他们热血和生命染红！
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和平的环境里，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享受安定祥和的生活，追求幸福甜蜜的爱情，都是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应该学会尊重，我们应该懂得珍惜，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情，把他们的名字铭记在史书上，铭记在历史的丰碑上，铭记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强烈呼吁有关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从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历史的高度，认真看待这个问题，进行抢救性质的发掘。不然，再过一二十年，当所有的记忆都随时间远去，当所有的事件都随时间淡去，当所有的当事人都随时间逝去，谁还有能力再去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不仅愧对流血牺牲的先辈，也愧为我们还自称龙的传人。
朋友，请伸出你的手，也伸出我的手，通过手与手的传递，通过心与心的接力，把这项惠及子孙的工程，万众一心地做下去。也许，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可涓涓细流汇入大海，该是怎样的波澜壮阔？不要认为这样做，是出于个人目的，是用前辈的付出索取回报。不是的，我们的前辈在枪林弹雨中没有想过。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也决不会想。如果那样，将会玷污他们的英名，为世人所不齿。
我们不应忘记过去，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我想说的是，能记住所有人的流血牺牲，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给每个人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才是对他们当年流血牺牲、为国捐躯的最好回报。
然而，由于报纸定位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都市报时政新闻时常处于两难的境地――政府不满意，读者不买账。如何改变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只有做到展现人性、贴近读者、关注民生，时政新闻才能成为都市报前行路上的得力武器。
都市报时政新闻的软肋
在保证都市类新闻报道质量的同时，参与并做大做强时政报道，这是都市报的共识。但几乎所有都市报在报道时政新闻时，都或多或少会陷入一些困境。笔者根据几年来时政新闻报道的从业经验，归纳了都市报时政新闻报道的几处“软肋”。
1.党报的“翻版”
时政报道是党报党刊等传统媒体的“当家菜”，这些媒体经过多年的摸索，在报道时政新闻时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与结构。然而，都市报在报道时政新闻时，往往会步其后尘，成为“党报”的翻版。无论是在报道风格、报道形式还是报道内容上，都与党报的同类新闻如出一辙。如“某某领导到某地考察调研”、“某某会在某地召开”等，这样的报道形式对读者来说毫无创新可言，使他们对都市报时政新闻的兴趣降低。
生动、活泼、贴近一直是都市报引以为豪的资本，那么，在报道时政类新闻时，也可以在把握主旨的情况下，将这一资本适当延伸。如选用某领导的讲话中与百姓关系最密切的一句话，或从枯燥冗长的会议稿中选用令人眼睛一亮的一段话作为标题或导语，把时政类报道变成百姓可信手拈来的轻松话题。如果这样，都市报的时政类报道就成功了一半。
2.时政新闻的边缘化
由于定位于普通市民，实用新闻、民生新闻等是都市报雷打不动的报道主角。在版面的安排上，那些读者最关心的有较大影响的民生新闻往往占据头条及重要版面。而一些时政类新闻由于其受众面不广、专业性强等特点，往往被处理成“小豆腐块”，被安排在不起眼不显要的版面位置上，无论是从篇幅还是版面安排来说都不足以吸引眼球。综观一些势头强劲的都市报，在重要版面基本上以时效性强的重大民生新闻为主，时政报道则呈边缘化倾向。
3.信息获取的被动
除了报纸自身的原因外，相关部门对都市报时政新闻的不重视也是都市报时政新闻的一个弱点。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来，都市报主要报道的是民生新闻，对于时事政治报道不多。在新闻时，一些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先给党报，这就使都市报从业人员在时政新闻报道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错过了报道的最佳时机，或者漏掉了一些重大时政新闻。
都市报时政新闻的创新与转型
都市报在报道时政新闻时面临的“软肋”，需要都市报从业人员在采写时政新闻时，多用创新的思维方式，来实现时政报道的转型。笔者所在的衢州晚报，近年来在时政新闻报道的创新方面下了大力气，无论报道形式还是报道内容，都令读者耳目一新。
1.“两会”报道展现人性
“两会”报道是媒体每年的“规定动作”，各类报纸每年都不惜大版面、大篇幅来报道这一年一度的盛会。可读者并不买账，“两会”期间，一些报纸的销量不升反降，因为常规的“两会”报道虽然不会出错却也不易出彩。
2011年4月衢州“两会”，衢州晚报两位摄影记者拍摄的《“两会”为新人让座》的一组图片，让人喜闻乐见。图片反映的是4月24日衢州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人大代表的驻地衢州饭店内，有四对新人正巧当天结婚。为了给新人让座，代表团全体会议在大会议室提前结束，改为在中小包厢进行代表小组会议，新人的婚礼没有受到影响。
改变人代会会议形式，这在衢州历届人代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衢州晚报的记者得知这事后，立马拍出了这组温情的《“两会”为新人让座》图片。鲜花、海报、新人……在人代会背景牌映衬下，别有一番意味。
人民代表为人民，举行人代会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晚报在“两会”报道中，把聚焦点放到了幕后妙趣横生的花絮，把人代会的镜头转向普通市民，使“两会”报道展现出人性的色彩。
2.主题报道贴近读者
在重大主题报道等时政类新闻的处理方面，衢州晚报也尽量贴近读者，让原本枯燥的数据变得鲜活起来。
2011年正值建党90周年，衢州晚报于当年3月28日至7月1日推出了“红星耀三衢”大型采访活动及建党90周年特刊。如果仅仅从历史性回顾中来报道新闻，那么主题报道就会落入常规，读者肯定不喜欢看，因为类似的宣传已经铺天盖地。而衢州晚报把建党90周年与衢州的历史、人文、地理等因素相结合，推出了“红星耀三衢”大型采访活动，通过记者走访衢州的革命遗址，让静态的史料在活动的带动下变成一股鲜活的信息流，这样的形式颇受读者欢迎。
由于这些革命遗址大多地处偏僻山区，采访过程遭遇了行路难、吃住难、找人难“三重大山”。衢州晚报的记者们沿着先烈留在三衢大地上的88个红色印记，历时3个月，行程3000多公里，撰写各类稿件13万余字，拍摄图片1000余张，采集泥土标本88份。这不仅是团队精神和战斗力的凝聚，更体现出当代记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次主题报道带动了衢州市民对于历史的重温与缅怀的热潮。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后，当年10月衢州晚报策划推出了纪念衢州光复百年特别报道，同样是静态的史料与记者动态的采访相结合，以8个版呈现的《辛亥衢州共和之光――纪念衢州光复百年特别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当年发生在衢州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呈现在读者眼前，不仅让读者回望这段历史，也是向为“共和”付出鲜血与努力的前辈们致敬。
3.“图证辉煌”关注民生
今年2月17日是衢州市第六次党代会开幕的日子。衢州晚报推出了4个版面的“图证辉煌，衢州2005～2011”党代会特刊，向读者集中展现7年来衢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用特刊的形式庆祝大会，这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翻开特刊，一幅幅亲切精美的照片映入读者眼帘，冲击着读者视觉，比起大段大段的文字稿件来说，这些版面无疑让读者眼前一亮。
综观特刊的内容，有以圆柱图的形式反映衢州这7年来地区生产总值直线上升的图标，有反映建设中的衢州新城区的照片，也有农民们在“农家书屋”里看书的场景，更有江郎山成为浙江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的风光照片。
镜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图片比文字更能打动人心。这个特刊让人们看见了过去七年衢州的大发展，将沉闷的数据用生动的照片和图表的形式取而代之，呈现在读者眼前，给了读者更直观的感受，受到了市民的认可。
就叙事而言，全剧以标题统摄幕场结构，四幕标题分别是“集结”“离别”“论生”“赴死”，并设有序幕和尾声，在结构上呈现出标题交响乐的内在结构范式；这四章的内在情感强度和节奏要求，也暗合着交响乐的美感特点。这种结构特点天然地决定了舞台文本的诗性叙述。它不以“一人一事”，而设以“多人多事”的情节线索并置发展；不是依据故事情节先后发展的逻辑顺序来进行叙事，而是以最有效、最凝炼的方式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萃取最具冲突和张力、最具生命和情感浓度的段落，将之编织在戏剧内在心理和情感发展的序列中，从而使文本具备并呈现不同于一般戏剧体戏剧的叙事形式和美感张力。这种叙事方式，将叙事和抒情和谐地统一在意识和心理的自然发展中，这是编导合一的诗性思维所致，在演出文本的构建上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新意和突破，一方面呈现了心理现实主义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中国诗学美学情志合一的意味。特别是在幕与幕之间，该剧始终回旋往复、贯穿展现八百壮士拼杀沙场的场面，在具体表现敌我殊死搏斗的场面和形式上突出局部、以一当十、虚实结合、巧设留白，这是非常高明和巧妙的处理，也是中国艺术精神在导演手法中的体现。同时，以转台连续动态的特性创造出类似中国绘画“历史长卷”的整体意象，以一种“散点透视”的方式刻画各类人物的性格群像，以倒叙、补叙、插叙等方式制造类似电影平行和交叉蒙太奇的影像语言，从而形成丰满充实、跌宕起伏的叙事织体，这一整体性艺术构思为处理庞大的历史和战争题材提供了新的形式和方法。
要讲好这一历史故事有三个很难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一、如何以一种更高远的历史视野和民族意识来俯瞰历史；二、如何解决战争题材普遍需要回答的伦理道德问题，在这出戏中具体表现为让未成年的娃娃兵上战场赴死成为合理；三、如何让今天的中国观众回到历史的真实并正视和反思当下。而《中华士兵》的成功在于以其情理交融的圆整叙事本身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舞台作者从家国情怀切入，从国土濒临全部沦丧的历史险绝处切入，以一张横跨舞台的巨大地图为开端。观众被带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身临其境地和剧中人物共同直面国将不国的惨烈，就此导引出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历史态度来俯瞰这段历史以及历史中的悲壮故事。在演出空间中，舞台作者把家国命运、民族耻辱、历史和个人的选择，以极快的速度真实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既照应了一种真实的历史节点，也定格了这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正义之战，一场举生向死、向死而生的战争，一场融于人类历史并超越一切种族、阶级、身份、观念隔阂的战争——一场中华民族在历史的下滑坡道上重新找回自己的战争。正如导演所说：“《中华士兵》不仅是在塑造、缅怀抗战先烈，同时也是我们与父辈的一次彼此寻觅、认同，是两个世纪的中国人的一次相见、相识，是几千年中国人精神的一次亲近、融会……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从来弥足珍贵、可歌可泣，永当铭心刻骨、薪火相传！”
首幕“集结”是紧张的备战场面，征兵的过程有条不紊地串联起形形的各类人物。通过一组组人物，一个个家庭的出场，一个个战事和悬念（“白手套”、宋恩九赌钱、黑大个抢钱、宋长安逃离被关押两年的精神病院）的跟进，主题和矛盾逐次呈现，既渲染出国难战时的纷乱与民生，又确定了人物平凡的心理起点。这个平凡的心理起点对应着开端黄河百丈悬崖之上为国效忠的将士向死而生的精神高度，构成了戏剧的精神海拔。二幕“离别”重在抒情，以秦腔《金沙滩》戏中戏的形式，以杨家将一门忠烈照应中华民族的家国意识和民族大义，同时也渲染了大战当前那美好而又宁静的时刻。这一幕“散点透视”的手法体现得更为充分，田文杞和父母的依依惜别，宋恩久终于坦陈囚禁儿子的内衷，梅英和宋长安这对陌生夫妻的前嫌得以冰释，李如坤和环环又演出了一场圆房的轻喜剧，柳娥与秦子选假戏真做、私定终身……战争的无情和人间的有情，战争的死亡威胁和人间的生生不息构成了垂直落差和内在张力，这种落差和张力在“最亲的人，今天的月光如水……与我告别去赴残酷的约会，去赴残酷的约会”的歌声中生发出令人无限惆怅的人生感和宇宙感，也令全剧充溢着如杜甫诗“三别”之沉郁和感伤的意境。三幕“论生”重在冲突和思辨，着重在伦理道德的层面解决全剧最关键的问题——战争期间“生”与“死”孰轻孰重？在“存种”和“牺牲”的两难选择中究竟该作怎样的抉择？如何来定义“人道的”和“非人道的”？回答好这个问题，才能顺理成章地确定全剧的精神主旨，将人物以身殉国的行为逻辑合理化，才能真正解除身处现代语境下的观众的道德困惑，观众和角色的心理才会在剧场空间里从对峙趋于共振，演出艺术才能一气贯通地奔向结尾“赴死”的。在这个解结的过程中，舞台作者让剧中人物以激烈的冲突突破了“偷生”“存种”“苟活”三重问题的困惑，最终实现了伦理道德层面的和解。何老太太教育何振华实现了第一重突破，她以丈夫当了逃兵的往事告诫孙儿“背负屈辱的活着比死更难受”“白天不敢见人，晚上不敢闭眼，怕看到那些舍命的人”。“保人还是保国”“尽忠还是尽孝”的争论实现了第二重突破，宋恩久违反军令力争保人存种，而田文杞带来的父亲的一封遗书则力主赴死沙场。双方僵持不下的理念冲突继而引出了全剧的核心场面：陈淮靖坦陈自己在时期，作为守军军官因为存有保人存种、苟全性命的想法反而致使几千中国军民束手就擒，最终被日寇的机关枪活活扫射而死的屈辱史。在血和屈辱的代价中，他渴望一场可以慷慨赴死的洗礼，以洗刷自己因偷生而犯下的罪孽，并完成对自我灵魂的救赎。陈淮靖袒露他那被火灼烧过的伤痕累累的身体，褪去了一直戴着的白手套，同时也褪去苟活于世的最后一层障蔽，他向天空伸出了那双焦黑的双手，“这双手，是我活下来的理由，因为它还可以拿枪，还可以雪耻！但我却不敢让人看到它……长官，难得您一片慈父心，会珍惜士兵的生命；难得您一片赤子心，会在惜父老的血脉，可是，这世上有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耻辱！有比生命、比活着更重要的，是尊严！”他的每一句台词都撞击着观众的心灵，让这出戏的核心精神赢得了现场伦理道德辩论中的最终胜利。对峙的历史观念最终被导向统一，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历史上八百壮士义无反顾的壮举的意义，揭示出存在于人类不屈服于强权背后的一种神圣的信仰和精神的动因。导演在中华士兵单衣薄体顺绝壁而飞坠的历史图景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同时也发掘出了包孕在历史和命运的考验中的那种事外有远致的力量，超越生死福祸的力量，以及镇定无畏的勇猛精神，完成了对当代民族精神群体性迷失的反思和启蒙。
这出具有阳刚之美的戏，在诗性的结构中注重历史真实形象和性格的塑造，从深刻地体悟绝境下的士兵的内心出发，把士兵的弱点、士兵的挣扎、士兵的彻悟，鞭辟入里地表现了出来。导演运用场与场之间的补叙、回叙、插叙这些场戏的联结与处理，使全剧的诗性结构实现了内在的气韵连贯与流通，使演出空间不仅成为演员的物质生活空间，更提升为心理和情感交流的空间。场面的更换紧凑流畅，节奏明快，张弛有度，干净利落。和以往的导演风格一样，《中华士兵》依然呈现出查明哲导演卓越的调度功力，尤其是转台、上下景片、以及多媒体投影，完成了时空的自由转换。舞台调度除平面横向调度，较多采用纵深和高低调度，强化了舞台意象的戏剧性张力，使舞台调度显得丰富而又灵活。舞台艺术总体上呈现了导演既深谙传统又不失现代的美学精神，能从大处放笔挥写，又能在小处不忘雕琢，大气磅礴又不失精湛细致。
表演方面，这个戏令人振奋的地方在于不是塑造了一个主角，而是人人都是主角。性格化的语言，形象塑造的质朴和幽默，每一个人物都是那样符合历史的情境和人物的特点。他们不是牵强生硬地挤出一种悲剧的情调来，相反每一个人努力地在悲剧的底色上寻找质朴生活的欢乐，并且努力地露出微笑，而正是这种微笑在熨平观众悲剧性的历史体验时释放出了一种令人动容的心酸和高贵。宋恩久，黑大个、陈淮靖、井铭章、秦子选、李如坤，几乎每一个角色都走进了属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在历史情境下的情感个性的真实和心灵世界的充实。就角色而言，没有谁衬托谁，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而是共同创造了一出没有名演员但却是群星灿烂的演出。演员们以难能可贵的激情、意志、信念、真挚和豪情赋予了中华士兵鲜活的生命情致和性格张力，共同创造出一种鲜活的历史场域中的真实，营造出一种净化人心的艺术氛围。演出所焕发出的整体性的艺术创造力，使整出戏最终实现了视听感觉、艺术形式以及风格意蕴等各个层面的厚重的底蕴和魅力。全剧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细节。唢呐作为集结号的运用是神来之笔。作为一种文化的表征，唢呐早已与西北黄土地文化的生命形态深切地相互关联，让唢呐代替军号的呐喊，这是一处点睛之笔。唢呐所吹响的集结号，直观而又艺术地照应了历史真实。质朴善良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可能，战非他所愿，死也非他所愿，然而残酷的历史迫使他们必须以血肉之躯走向举生向死的雪耻之路。另一处点睛之笔在于当中华士兵唱着“两狼山战胡儿，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时的纵身一跃，如刻入岩石的浮雕一样定格并刻进了观众的记忆。
艺术家的创造力是需要自我的生命力作为支撑的。叶燮在《原诗》中曾提到：“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就是说作品的美学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家的“志”，而“志”与艺术家的经历阅历、思想修养、道德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叶燮还指出诗人（艺术家）需要有“胸襟”，所谓“胸襟”就是指艺术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艺术家审美感兴的重要基础。舞台艺术并不仅是技巧的展现，更是导演审美心胸、审美修养和艺术人格的体现。我们不妨可以说《中华士兵》的舞台演出是今天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们审美心胸、审美修养和艺术人格的合力呈现。如果说还存在一些有待提升的空间的话，我以为需要适当淡化两位叙述者的说教意味，而加强他们的情感和个性的力量。中日军官的对话虽然作为全剧最重要的穿针引线的叙事构成，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对话尚缺乏鲜活和扎实的心理和性格内容，故而显得比较类型化和脸谱化。倘若能在叙述的层面进一步开掘出思想的深度，把握好两位叙述者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作为历史的反思者的话，叙述本身将会更好地控制全剧的节奏和起伏，也呈现出更多关于心灵层面的内涵和深度来。此外，荷塘的背景色彩浓烈，显得有些过于写实和凌乱，和整体意象并不完全和谐；而投影在荷塘的穆桂英的形象太小，并不为人所注意，这一形式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