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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第四,比较学者应努力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自己的母语外,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人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其可译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译的一面。语言往往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语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译性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两个对象的特质,比较学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仅靠翻译是难解其中味的。这种情况在中西诗歌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有些很隽永的古典诗词一译成外文,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原诗所蕴涵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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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作为高校重要的课程之一,已经成为大学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审美教育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性理论课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美学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学教育对于大学生提高对于汉语言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能力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而,汉语言文学教学必须把审美教育很好的融入其中,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培养审美能力作为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也是大学生能够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社会需要。但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审美教育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非可操作的实际实施阶段。事实上,审美教育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而汉语言文学本身就具有审美教育功能,因而,我们利用汉语言文学作品来实施审美教育是完全行得通的。那么,到底该如何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具体实施审美教育呢?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
首先是汉语言文学的课程设置有一定的问题,其课时显然不够,授课形式也不够先进,从而导致了汉语言文学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难以深度挖掘,并且由于其实践课时间不充足而使得对于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不足;当前很多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功底并不深厚,但是却能顺利毕业,这充分说明了当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考核制度和形式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和纰漏,教学过程过于重视结果,忽视过程,重视理论,忽视实践;还有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选择了该专业,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从内心里喜爱这门课程,导致了他们缺乏强烈的课程认同感,影响了学习兴趣,也使得他们缺乏对传承伟大文化遗产使命的光荣感,从而他们的专业文化素质并不高。
三、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实施的具体措施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必然会涉及到文学作品,而我们知道,阅读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因为汉语言文学教材中收录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中外的名家名作,可以说是他们思想人品等“最完美的浓缩”,对于培养学生艺术审美能力,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呢?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尝试和实践:
1、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学作品中展示的艺术境界,挖掘各种审美因素。我们要努力引导学生对课文所描绘的美进行鉴赏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注意其外部结构的表现形式和内部结构的情感渗透,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体会作品意境美。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功能,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质来引导学生发现作品本身美的魅力,产生深切的情感体验,进而逐渐形成审美感受、审美意向与审美品位;
2、我们知道,兴趣是学习最大的动力,因而,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也要注重对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激发,从而通过引导学生增强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来达到审美的目的。应该来说,作为年轻一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是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的,因而,汉语言文学教学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通过文学作品的本身魅力来激发学生们对于知识的强烈渴望,积极引导他们发现并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在美,从而达到审美的目的。具体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可以利用作品的文情并茂来调动学生的感情,把作品寄寓的情思化为学生的真实感受,从而使得文学作品能够发挥打动人,感染人的作用,继而使得学生产生美感;
一、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方面的问题
1.教师对儿童文学缺乏了解由于很多儿童文学作品是以儿童的思维创作的,成年的教师往往对儿童文学缺乏兴趣,很多教师仅仅根据教参资料对儿童文学的作者、年代等等基础信息进行学习,并没有采用儿童的思维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认真的阅读理解,因此,教师往往只对儿童文学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具备成年人思维的理解,对儿童阅读这篇文学作品的感受缺乏了解,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用成年人思维理解出的成熟理论对学生进行讲述,不利于学生的理解,也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一些教师没有对语文教学课程中的儿童文学进行认真阅读,仅仅根据教师教学材料中的定义,制定自己的教学方案,使得教学过程充满了理论性定义,缺少教师的真实理解。
2.教学方法陈旧儿童文学是一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趣味性的文学作品,在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引进儿童文学,可以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学识,启发学生的想象力。但是,很多教师却没有根据儿童文学的独特属性更改教学方法,很多教师在儿童文学教学中,采用与其他语文教学课程一样的教学模式,使儿童文学的独特意义难以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实现。一些教师并没有给予学生在课堂上表达自我见解的机会,仅仅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将教参资料中的理论性言论对学生宣讲,使得学生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不能被教师所熟知,教师无法对学生正确的见解进行鼓励,也无法对学生错误的理解进行更正,严重降低了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价值。一些教师没有将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和创新意识当作教学工作的重点,仅仅将儿童文学的内容和价值对学生进行灌输,没有鼓励学生对儿童文学中的问题进行质疑,也没有组织学生对儿童文学故事进行续写,使得学生单纯地认为儿童文学是不可置疑的神圣作品,降低了学生质疑权威,坚持真理的信心,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
1.教师要加强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教师不能仅仅对成年人思维创作出的文学作品进行学习,也要尝试着用儿童的思维对儿童文学进行理解。首先,教师要切实认识到,儿童文学并不仅仅是幼稚的文学作品,许多儿童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不亚于成年人的文学作品。教师要对儿童文学的价值进行认真挖掘,以便获得对儿童文学深刻的理解。另外,教师要尝试着以儿童的思维阅读儿童文学,以便教师把握学生对儿童文学的理解,选择学生易于接受的语言对学生进行儿童文学教育,使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课程中的价值真正得到实现。
2.改变传统的语文课程教学方法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儿童文学教学不同于其他语文课程的教学,必须采取新颖的教学手法,首先,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表达自我观点的机会,鼓励学生将自己对儿童文学的真正理解勇敢地表达出来,教师要认真听取学生对儿童文学的见解,并对持正确见解的学生给予鼓励,使其提高学习信心,对持错误见解的学生,教师要给予必要的纠正,使其能够正确理解儿童文学的真正内涵。教师要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作儿童文学教学的重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具备了阅读儿童文学的巨大热情,儿童文学的巨大价值才能真正在语文教学中体现。教师要创造性地采取多种教学方法进行儿童文学教学,例如,可以采取课本剧的方式,让学生扮演儿童文学中的人物,并允许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情节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小幅度调整,以便学生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投入到儿童文学的学习当中。另外,教师要将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当作儿童文学教学的重点,要采取辩论会的形式,让持不同见解的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辩论,教师要在辩论过程中认真记录每一个学生对儿童文学的见解,并参与到辩论活动当中,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了解到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以加深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教师要在儿童文学教学活动中将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作工作的重点,教师要组织学生分析儿童文学中的问题,使学生养成敢于坚持真理,勇敢挑战权威的意志。另外,要组织学生对儿童文学故事进行续写,以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和创新意识。
我国幼儿文学在幼儿教育水平提升后逐步获得了幼儿用品市场的份额,但是在幼儿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的幼儿书籍只注重发行速度以及销售量,而忽视了幼儿文学本身的质量,因此在庞大的幼儿文学市场上,书籍质量参差不齐,内容的适宜性也有待考究。在开展幼儿文学欣赏教学的策略研究时,教材的选择应当作为幼儿文学欣赏教学中的重要工作,以教材的优质性推动幼儿文学欣赏教学效果的提升。例如经典幼儿文学《三只小猪的故事》,以平实的语言、有趣的故事为载体,让幼儿学生在书本阅读的过程中了解个人努力、勤劳的重要性。在开展幼儿文学欣赏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借助这本教材,通过趣味故事朗读的方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进而激发幼儿对于作品欣赏的兴趣。朴实的语言可以让幼儿直接感受故事内容所表述的部分哲理,再加上成人或者教师的帮助,幼儿对于文学中所展示的哲理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幼儿文学赏析的教学效果也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
二、主题情景创立,带领幼儿走入文学世界
幼儿对于文学欣赏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足的提升,因此在幼儿文学欣赏教育的过程中,幼儿很容易对文学书籍失去兴趣或者是因为注意力的不集中而不能有效的进行学习。如果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能够根据课程教学的内容,为幼儿文学欣赏教学设立合理的情景主题,带领幼儿走入文学世界,那么在主题情景的熏陶下,幼儿对于文学欣赏的学习兴趣更浓,对哲理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入。课堂情景的设立是幼儿文学欣赏的最佳方式,在文学欣赏教学课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文学中的故事情节,在班级设立各个特定的情景,并邀请学生扮演相关的角色,例如聪明的一休、三只小猪、聪明的小白兔等等,使得学生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感受文学中的乐趣、体味文学中所折射的道理,而教师需要做好指引的工作,帮助学生自行进行知识的探索,以活跃的课堂氛围带动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三、选拔专业的师资队伍,开展好幼儿文学教育
关键词:文学多元化 文学教育 困境 出路
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化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由于文学艺术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呈现多元化格局。文学多元化有利于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增强民族文学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随着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流行与浸,文学似乎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文学经典不断地被“解构”或“戏说”,文学教育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困境,导致文学教育开始远离文学,文学教育疏离文学精神,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错位甚至缺失,文学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显然,对于文学教育来说,文学多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又有弊。
一.文学教育的错位与缺失
首先,文学教育的错位与缺失造成一些文学接受者在文学精神和文学信仰方面产生危机。在文学多元化语境下,多元的文学艺术价值观接受者的文学艺术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和富有创造性。随着文学艺术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各种文学思潮蜂拥而至,为当下的文学接受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而,一些人禁不住西方艺术价值观念的诱惑,导致文学精神和文学信仰产生危机和分裂。
其次,文学教育的错位与缺失导致文学艺术价值失范。随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传统文学艺术观念与现代文学艺术观念正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诸如高雅文学与世俗文学的冲突、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冲突、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冲突等等,导致一些接受者无所适从,丧失了文学艺术判断力与选择力,在文学认知与文学实践方面陷入困境,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选择迷茫、文学艺术取向紊乱、文学艺术追求迷失和文学艺术评判失范。
此外,文学多元化的语境导致文学教育遭遇两难境遇。即是坚持单一的主流文学艺术传承,排斥非主流文学,还是变革文学教育观念,以多样性取代统一性。前者无视文学艺术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不利于多元文学发展与共存,导致文学教育与文学多元化格局的激烈冲突;后者虽有助于各种文学艺术的保护,却无助于文学艺术自身的进步与发展,文学教育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无所适从。因此,当下的文学教育面临着文学艺术多元化的严峻挑战。
二.文学教育陷入困境的原因
首先,教育过于功利化。伴随消费文化在意识形态的攻城掠池,特别是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的陷落,导致教育功利化色彩日益浓厚。在学校教育领域,人们普遍用实用主义看待教育,以具体数据或硬性指标来衡量教育的成功与否。教育产业化、教育商品化的思维使得教育染上了急功近利的通病。高等院校的非中文类专业几乎不开设文学教育课程,导致学生的文学修养往往是中学的“遗存”与“记忆”。一般而言,高校文学院或中文系往往是文学教育的主阵地,但是当下中文专业的文学教育状况也并不令人乐观。诸如,学生的文学教育让位于外语或计算机教育,让位于各种“资格证”考试课程的学习,学生的文学阅读和欣赏让位于“网聊”、“网络游戏”或网络文学作品(如《鬼吹灯》之类)的阅读。
其次,文学教育“快餐化”。在当下“浅阅读”时代,忽视或根本就不研读文学原著的现象几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谈到文学经典,大家都会说如何如何好,但就是没有多少人真正阅读过经典作品。眼下,文学经典的阅读代之以观看相关影视作品,甚至只看作品的“网上介绍”的现象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课堂上堂而皇之的文学教育课程也以观看相关影视作品取代原著的品读,比如学习《木兰辞》时,不是让学生研读原文,而是让学生观看动画片《花木兰》。文学教育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日益“快餐化”、“影视化”、“图像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文学课程教学简直就成了“影视看片会”,要么就是看影视作品,要么就是展示几张作者的图片或者讲点作者的趣闻轶事,至于作品的分析与鉴赏往往是一带而过,不了了之。文学教育仅仅满足于一种“快餐式”的“浅阅读”状态,追求视觉刺激,忽视文学精神和文学韵味的把握与接受的现象颇为流行。
此外,对文学经典缺乏敬畏之心,给文学教育带来负面作用。在虚无主义的影响下,戏说历史,解构经典,颠覆名著,调侃大师之风大为流行,文学艺术的价值与功用被淡化。从《沙僧日记》、《大话西游》、《悟空传》到《水煮三国》、《麻辣水浒》,文学名著被肆意拼接、粘贴、混杂和戏谑,堂堂的文学经典被任意蹂躏和糟蹋。一些影视改编者们对文学名著缺乏敬畏之心,用所谓的“无厘头”、“搞笑”、“雷人”、“雷语”吸引观众的眼球。调查显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乐于接受这种“搞怪文学”形式,而当下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学知识来自于影视作品等大众传播渠道。由此可见,肆意曲解文学经典会给文学教育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正规的文学教育往往会被网络上流行的“搞怪文学”教育所冲淡,甚至被彻底“抵消”或“消解”掉。
三.文学教育的发展对策与出路
首先,加大文学教育的开放性。文学艺术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过去那种举国一统、千人一面的文学艺术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学艺术多元化语境下的文学教育,对此应具有足够的承受力。特别是在多元文学价值冲突的情况下,文学教育切不可迷失自己的方向,更不能以所谓“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为借口,任其在多元、矛盾的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中沉浮,而应尽可能地予以干预并加以引导。但干预不是训导,而是指导。文学教育应在指导文学接受者对各种艺术及其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结合个体的状况,帮助学生自主、合理地选择和追求文学艺术价值。因此,应树立适应文学艺术多元化语境发展的文学教育观念,让文学教育接受者具有接受多元文化和应对文学艺术多元化的开放心态和开放意识。
其次,追求文学教育的丰富性。文学艺术多元化语境下的文学教育要超越原来的文学艺术视野,增加其艺术的包容性。即不能从某一文学体系或文学传统出发,将其文学成果传授给文学接受者,而应该在文学教育过程中,将不同的文学艺术体系或流派中的思想文化作为比照,提取营养,传授给他们。具体而言,一是必须以本民族传统文学艺术为基点,接受多民族的优秀的文学艺术。文学教育对传统文学艺术的继承与弘扬,在于对民族文学艺术精神的内在把握。二是必须注意吸收外来文学艺术的优长。通过对先进的外来文学艺术的传授,使学生接触到具有多种价值的文学艺术,与各种异质文学艺术频繁交往,从而对异质文学艺术以及不同文学价值观念产生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有利于文学接受者在不同的文学艺术的互动中孕育、创造出新的文学艺术。文学教育必须发展创新。文学多元化语境下的文学教育,不仅仅是简单地传授既有文学艺术的过程,而应是一种文学艺术再生、整合与创造的过程。因此,应创新教育机制,革新教育方法,提高教育实效。
此外,增强文学教育的艺术性。以往的文学教育形式单一,模式僵化,方法简单,基本上是教育者唱“独角戏”,接受者只是被动接受。在文学艺术多元化语境下,解决文学艺术冲突的有效方法,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因此,文学多元化语境下的文学教育,应当在文学教育过程中,致力教育者、接受者和教育内容三者之间的对话意识的培养,培养接受者表达、对话、鉴赏和创造的意识,锤炼接受者的审美能力。文学教育增强对话性,首先要尊重主体意识,给接受者以充分的人性理解。接受者不是被动的受众,他们有其自己的内在情感、意志与个性,需要予以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尊重与理解文学接受者的理解力、鉴赏力、创造力。总之,文学教育要讲究教育艺术,切实提高教育实效。
【关键词】中国文学 需求培育 文学教育
一、中国文学需求发展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在文化艺术方面西风劲吹,这对于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外部刺激。我们过去读过的文学,所写的文学跟他们一比较就发现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社会现在是越来越宽容了,允许各种各样职业的存在,允许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我们也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存在,也就是说,作家不应该是清一色的,文学也应该具有诸多的门类,每一个文学的门类,每一个艺术的类型都应该有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观众。严肃的纯粹的文学也不可能那么严肃,也不可能那么纯粹。像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世俗小说、惊险小说、历史小说、儿童小说、严肃小说,它们之间都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许多的因素很可能都会在严肃的文学作品中出现。比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惊险小说、哥特式小说的因素完全可以被严肃写作的作家所借鉴。一部小肯定不可能提纯得像蒸馏水一样,里面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多种多样的小说类型的存在,是一个国家文学水平和严肃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只要以平常心去看待文学的自身特点和社会功能,我们就能适应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边缘化,并从实际出发来改变我们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文学教育要以审美精神、艺术感性为核心。进行文学教育是为了保存国粹,保存文学的崇高地位,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精神,借此来扩大中国文学的发展需求。
二、中国文学需求培育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得中国城市正在步人消费时代,现代化的物质设施纷纷涌现,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造就了一个广大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文化产业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在文化产业高速发展阶段,其增长速度将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文化产业将进入快速成长期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同时,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将逐步深化,将极大地释放文化产业的活力,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体制和机制上的保障。其中,文学需求将会占据一席之地,而文学需求的培育,即读者市场是从出版社的角度进行的描述,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文化问题恰恰就是读者形成某种群体或者阅读消费倾向性的重要依据,文化的问题因素是读者市场重要的背景。读者群体总是要选择自己的知识来源,并选择自己的表达途径或者表征方式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的兼容并包,以及法律、法规的人性化,都为文学需求培育市场,做出了很大贡献。作家们所生话的城市以其兼容性为不同类型的文学提供生存土壤,同时又将各种文学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使之成为满足人们精神欲求的消费产品。从表面上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以最迅捷有效的方式流水线运作。据统计,近年来的中国作家以平均每天2部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40篇短篇小说、63篇散文的速度进行创作(实际数字还可能远不止于此)。仅以作家哲夫为例,1997年,40岁出头的哲夫即出版了他的十卷本小说,这个数字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许多知名不知名作家的多部头文集也不甘示弱地接连问世。文学期刊纷纷改版,出版商在文学流通领域里的身影日见活跃。
三、中国文学的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狭义地理解,应该是指在全日制小、中、大学校里正式纳入教育体制的文学课程,同时也应该包括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电视教育等业余性质的文学课程;如果从广义来理解,那么,舞台的演出、公益性的文学讲座、图书馆的读书辅导、文学刊物的流通和媒体的文学节目、诗歌朗诵会等各类文学活动,只要与文学沾上边的,都可以纳入文学教育范畴。本文所讨论的文学教育主要是限定在第一种狭义的理解。因为文学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当下文学生态的危机。
中国文学的文学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为文学艺术的生产培育未来的市场,就是培养需要文学的人。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的,就是从教育抓起,首先是从未来文学教师的教育抓起。一方面,要改进和强化师范生文学课程的教学,把文学当作文学来讲,也把文学当作文学来学,用纯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感化力量去消融学生对文学的冷漠和功利态度,使他们亲近文学、喜欢文学。对于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应该控制(根据社会需要而设),而对于一般的高校学生都应该有审美的文学课程教学,普遍提高知识者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对于成人教育类(包括网络大学、电视大学)的文学教育,应尽可能地减少概论类和文学史课程,取消死记硬背的教条教学,而增加大量文学艺术欣赏类的课程,教会学生如何欣赏艺术作品,如何评论艺术作品等灵动的知识。
另一方面,要从社会机制上采取措施,尽量吸引和动员优秀生源报考文学教育专业,在全民中提升文学和文学教育的地位。在尚无可能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人性意识的张扬与文学精神的传播,将优秀文学的自由精神种植在学生的心田里,提高文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和文学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从而鼓动学习文学的热情和钻研文学教学的自我期许。从事文学教育的未来教师资质得到提高,他们走出大学校门以后,再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纯正兴趣和强烈需要,使文学成为民族的不死精神。如果能这样长此以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就有可能恢复文学在我们民族心目中的原有地位,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需要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低迷的文学可能会在我们社会中再获相当程度的振兴,文学可能再度成为我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才会生产出可观的当代文化资源,从而为文学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中国文学的市场需求和文学教育,需要多方并举、齐抓共管的努力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伟大的文化复兴,从而为中国文学缔造灿烂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1]杨文虎.当下中国文学需求的培植和文学教育问题的反思[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资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复绝于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苟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游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水》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游》、《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日"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唱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冯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惜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线”、“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日: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意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瞶’、‘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瞶”,……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导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干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非此“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复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调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已。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l)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现,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壁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予,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土文有“本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徒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衰情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行中妇镜,江于黄竹女儿箱。空怜板话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阳关三迭”、“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不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馅,富无而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骄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未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游》、《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造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凡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土,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游》、《西游》文字也。
一、台湾文学及高校教育的现状
(一)崇自由少教育
纵观台湾文学发展的方向,能看出它以更为自由的方式前行。虽然台湾有“诚品书店”这样的文化地标,但文学对市场的操控性并不很精准,反而与海外文学的流行趋向比较一致。台湾出现了较为颓敝的纯文学作家,同时因为受到市场的整合,造就了一批诸如张曼娟(小说)、简祯(散文)、席慕蓉(诗歌)等所谓“闺秀文学”的作家。这些作家和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以心灵鸡汤的方式让人们陶醉在“小确幸”的美好中。这是一种偏极端的文学,作家不再受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其作品不带主义色彩和导向性,根据市场的关注还有观众的品味偏重来创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此类文学已经泯灭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以纯文学的形式来讨好市场,使得文学在好的口碑中保持了纯净。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台湾高校教育中学校对老师的主导性较弱,给予了其充分的自由对文学教育进行引导。与大陆高校中的《大学语文》相似,台湾除了中文系的同学,所有系所的学生在大一时需要学习国文课程,以古文为主,包括现代诗、现代文的阅读和写作。课程内容比高中进阶一些,但老师并不会规定具体学习的内容。对于“通俗文学”这个并不精准的表达,中国文化大学文艺组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用类型(推理、爱情、城市、旅游等)来划分文学并指导写作,而不是以传统的作家文学与通俗文学区别市场的接受度或者文字的浅白与否。
而大陆受审核等制度的制约,尽管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倍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但是从余秋雨、毕淑敏等还可看出,这些主流作家的文字还是带有启发、教育性的。因此,由市场趋向到高校,相对来说大陆学校、老师的主控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提供着阅读的范本。这些范本的类型比较单一,受到筛选的作品大多有着道德教化的作用或者包含专业知识,使得学生的写作思维受到某种非文学本身理性的制约,从而限制了写作天赋的施展。
(二)学校与社会的融合
台湾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学院氛围偏向西方,更为开放和尊重学生的天性,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都在相互配合,力求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 这与台湾日趋繁盛的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是分不开的,而文学教育作为文化兴盛的人文基础,是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领域。
位于台南市的台湾文学馆是台湾最为重要的文学馆之一,它履行着多种职能:文学发展、文学专题及台湾文学的研究、编译;台湾文学文物之史料调查、搜集、建档、保存、修护以及复制;台湾文学网站及全国文学数据库之业务;规划文学史料与作家文物的展示、陈列等事项;出版、人才培育、推广以及国内外馆际合作等工作,以文学活动进行国际与两岸的文化交流。文学馆不定期邀请学者演讲或推出专题系列展览,并设有阅览室及图书馆。馆内定期有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导览讲解,这里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镇,更是民众尤其是学生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素养的殿堂。
同时,社会各界开放讲堂吸引公众尤其是学生与作家的互动,比如远流出版的《远流讲堂》以及笔者在台交换半年期间,蒋勋曾在台北、台南等地进行多次美学讲座。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后,有意扩充、活化故居原有的图书馆功能,将名人故居向“文学生活馆”的方向进行规划。例如位于台北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2005年10月由东吴大学受托管理,成为结合展示参观、艺文讲座、餐饮休憩的多元化空间。如今,由东吴大学学生管理的林语堂故居重新焕发生机,宁静而不沉闷,以活态共存的方式吸引着文学爱好者的光顾。林语堂故居会定期举办“有不为斋书院讲座”系列、学术研讨会及艺文活动,并召开会议或举办座谈讲习。临近春节之时,林语堂故居也结合自身资源和时节氛围开展相关的春联创作、书写活动。
中国文化大学在平时的授课中,也极为注重学校与社会的关联性。例如《通俗文学概论》这门课上,陈妙如老师特地邀请了为社区儿童讲故事的冯翠珍老师开展通俗文学讲座。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格林童话故事》中《巧妙的交易》,并指导同学如何短时间内复述故事和怎样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吸引听众。同样,《现代文学史》的郑颖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与大陆大多数高校以历史分期、人物评价、作品评析的惯用模式不同,以充满感性的认知去还原时代与作家。不以大处总结,而是着眼微小细腻的情感,在似乎亲历现场里让学生体会作家在时代中孤独或良知的身影。郑颖老师常年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从事瓷器导览,为了配合《红楼梦与现代文学》这门课,在课余时间里带领学生去华山文创园区、永康街、故宫博物院等地参观。这种无功利性和与实物结合的学习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引导学生深切可感地去捕捉文学创作的灵感。
(三)重古典轻现代和应试的阅读
这是无论大陆或台湾文学教育中都难以避免和不容忽视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校园学术界对原有传统的固守和纸本阅读时代学生对经典的抛弃。“中文系在古典文学”似乎成为一个文化共识,在传统的思维中,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是脱离古典的课外读物。尽管现代文学的阅读在市场中更受喜爱,但学校的授课中仍希望将经典作为偏重。例如,曾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的潘重规先生被称为台湾敦煌学的“鼻祖”,他将“敦煌学”的研究扎根中国文化大学并延续至今。因此,在《通俗文学概论》这门课中,完全将“敦煌俗文学”作为了研究的重点,以小组的形式轮流讲解《敦煌变文集》。而其他文学类相关的古代文学、民间文学课堂中也因这一传统而适当加重了对“敦煌学”相关知识的介绍。在文学教育中,对经典的保留和重视无可厚非,但这确实也反映了高校中老师对古典有意地偏重及对现代文学相对地弱化。
此外,在台湾学校的文学教育中也存在着读经典人群的减少和为应试而阅读的现象。随着纸本阅读时代的衰落,古典逐渐走向过去。有教授古代文学的老师提到,自己在多个学校针对中文系不同年级的学生询问过有谁完整地读过《红楼梦》,通常予以回应的学生不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但是教科书编材的原因,全部的学生都读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同样,班级中读过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村上春树的学生比例非常高。这正是市场影响趋势下,可怕的教科书导向和文学基本素养的缺失。
因此,相应部门为了保证学生阅读古典的量而增加教科书内容,并鼓励学生阅读经典,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考试写作中的引经据典,这正是以考试来引导阅读的趋势。台湾曾经有过几年升学考试中停考作文,但随之学生的阅读水平一落千丈,后来便又将作文加回考试内容中。学生的通常思维是只要熟悉了教科书就可以拿来考试,但是作文必须有大量的阅读积累,取材和文笔才能丰富。
二、中国文化大学文学创作的培养
(一)台湾职业作家的发展模式
虽然作为职业作家充满了生活的艰辛,但是台湾80年代时,作家可以成名这件事对各行各业还是充满了吸引力和导向性。很多从小有一定阅读量或者对文学有着热爱的同学便梦想成为作家。尤其是从国中、高中每一个阶段开始,在各类校园文学奖中获奖的学生更会将作家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同时,为了鼓励文学创作和促进文学发展繁荣,各大报社广设文学奖,全盛之时,《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日报》等有影响力的报刊全部设有文学奖。当时成名的很多作家就是这样从校园文学奖到报社文学奖,崭露风头后逐渐走向社会变成职业作家的。于是,台湾在八十年代时建立了这样的职业作家发展模式:拿到校园和报刊文学奖、报刊刊登作品、出版社出书、畅销书排行榜的位置变化,作家的成名之路更像是一个升学级,只有少数默默坚持的人才能走到最后的耀眼。当然,如今随着纸本的消失,学生阅读量越来越低,凡事速成的年代里,漫长而艰辛的职业作家之路已不再如当年那样吸引学生。
这种台湾作家的发展模式下,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毕业的骆以军就是典型的代表:骆以军1967年出生于台北市。1989年《蟑螂》获学生文学奖佳作。1990年《底片》得到联合文学小说新人推荐奖。1991年《手枪王》荣获时报文学甄选奖。1993年出版小说集《红字团》,四月获该年度联合报《读书人》年度十大好书。1998年小说《哀歌》入选尔雅年度小说选。1999年九月出版小说集《第三个舞者》。获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2000年11月出版小说集《月球姓氏》。获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联合报《读书人》、中央日报、明日报年度十大好书。《五个与时差有关的故事》获得台北文学奖。小说《医院》入选九歌年度小说选。2001年11月出版小说集《遣悲怀》。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2002年获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2003年6月出版小说集《远方》。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文学类。2008年《西夏旅馆》被《开卷》评为十大好书,出版以来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2010年长篇小说《西夏旅馆》获得“红楼梦奖”首奖。骆以军就是这样一个从校园文学奖走到报刊文学奖,逐渐受到两岸读者喜爱的职业作家典型。
(二)中国文化大学创作教育的发展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成立于1963年6月,为学校最早创设的15个学系之一,创立宗旨在于培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专门人才。这时在中国文化大学的系所设置中,现代文学还并没有从古典文学中分离出来。1969年,当时任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金荣华老师认为,应该让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分道扬镳,培养当作的通俗作家。于是他实践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想法,开创了中国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金荣华老师找当时最红的作家来授课,比如张大春、罗智成、杨泽、翁文娴等,他们都正处于三十岁左右创作力最丰沛的年纪,带领学生写小说、剧本、散文、诗……可以说,中国文化大学的文艺组当时创了新的时代风潮。逐渐,很多人都来阅读和关注现代文学并培养了现代文学教养,使它变成了平衡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更为欣慰的是,文艺组成立四十年间毕业生有二千余人,其中多数服务于教育界及文化界,同时也不乏有影响力的作家。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分为“中国文学组”与“文艺创作组”两组,“中国文学组”所开的课程以古典文学为主,现代文学为辅;“文艺创作组”所开的课程以现代文学为主,培养学生现代文艺的创作与欣赏能力,但也兼及古典。在2013年中国文化大学文艺组所制定的目标与能力中可看到,力求培养文学研究及文艺创作的人才,培养优质的中等学校国文师资,培养现代文学与文化创意能力兼具的人才,培养文学写作及运用的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基本素养兼具的能力,创作、批评与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中文教学与表达沟通的能力,古典、现代文学与当代教育关怀贯通的能力,文学、美学素养融入社会文化活动的能力,整合现代文学与数字科技的能力,强化文学创作及田野调查的能力,结合文艺创作、展演与编辑的能力。在课程设置上,文艺组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现代文学导读、中国文化史、戏剧概论、大陆当代文学选读、小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中国文学史、中国佛教文学、中华文化专题、文艺美学、民间文学、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原住民文学、诗选及习作、台湾现代文学、小说选及习作、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与翻译、古典小说选读、两岸当代文学专题、现代文学史专题研究、通俗文学概论、散文选及习作、词曲选读、写作实务、文学批评、先秦典籍导读、近代台湾主流小说(1949―1989)、红楼梦与现代文学、现代诗选读、创意写作等。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写道:“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因而确实很少有大学开设此类课程,中国文化大学开创文艺创作组,将培养科班出身的现代文学职业作家作为目标,这一创举实施的可能性便是学校认为写作的基本功是可以传授、作家是可以培养的。这种可以教的基本功主要是指文学的基本素养和写作的手法、技巧,这就为对写作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了更高的平台来深造。骆以军就是受到这些优秀的文学创作者的启蒙开始创作的,尤其深切地受到以后现代主义、魔幻写实主义、后设小说技法出名的张大春影响。骆以军曾表示:“在课程中,我学到了不是小说技巧的讨论,而是小说本质的东西。”
同时,在教师方面,中国文化大学也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谋生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因为真正的作家很少有学院资格,获得硕士学位的还有不少,但是相应需要的博士学位拥有者寥寥,几乎没有可能到大学来教书。而很多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放了艺术教师的资格,如台北教育大学、东华大学便以其他特殊的方式聘用作家来当专业的老师。这些学校尝试开发华文创作,从翻译、实际作家教学,有些类似大陆很多作家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所深造,这是对已经发现了有作家潜质的学生进行培养。
当然,高校对职业作家的培养教育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教师以理论派身份做研究和以作家身份来创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学生扎实写作基本功之后,想成为大家也要有才气、天分和人生阅历的积淀,并且要耐得住寂寞。从实际来看,华文作家中拔尖的基本还是以天才和机缘而非勤奋取胜。文字创作者和作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学生经过培养便可成为作家,因此文艺组为社会贡献了很多编辑和文字工作者。但相对于其他中文系对文字工作者的培养,文艺创作组的优势在于其充分的学术自由更紧跟了时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