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5 15: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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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共分七个部分: 引言部分,提出写作论文的起由,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国际政治学和信息科学的角度阐明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的相关概念,并找寻到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冷战后,信息安全日渐突出。信息安全是指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实质就是要保证信息系统及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不因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和非法占用。信息安全具有高度脆弱性和风险性、潜伏性和突发性、攻击源的多样性和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安全主体的不对称性等特征。信息安全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生态等领域。威胁信息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病毒、网络黑客、网络犯罪和垃圾信息等。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第四章,从我国信息安全遭到挑战的原因分析,探讨包括我国在信息安全保障现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国民信息安全意识、基础信息产业严重依靠国外、立法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求对扞卫我国信息安全提供思考。同时还分析了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冲击与启示。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非传统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使在校大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基本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好地适应大学和今后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是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途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影响大学生安全因素的增多，安全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展，安全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都有大幅的扩充和加深。在这种背景下，高校学生面临的安全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范围，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开始对高校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应在大安全观的框架下，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不断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
非传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但直到目前，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尚无被统一认可的权威定义。通常认为，相对于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外交安全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更关注那些由非政治因素、非军事因素和非外交因素引起的，对人类的生存、人民的生产生活、国家的稳定发展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和威胁的安全问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一方面，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从传统安全中演化而来，只是各自的具体成因、安全主体、涵盖范围、关注重点的不同。另一方面，两者研究的主要焦点和由此形成的路径却有本质上的差异。余潇枫、林国治认为，传统安全更关注“战争现象”，主要是通过技术来应对安全的挑战，形成“战争—和平—不可持续安全—战争”的循环式路径。而非传统安全则更关注“非战争现象”，主要是通过价值来应对安全的挑战，形成“发展—和谐—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上升式路径。
（二）非传统安全的主要内容
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社会公共安全、金融经济安全、科技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其他安全领域。一般认为，第一，社会公共安全指社会全体成员公共生活的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恐怖事件和重大等内容。第二，金融经济安全指国家金融经济秩序正常，根本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以维护国家经济正常运转为核心内容。第三，科技信息安全指国家科技发展、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等方面的安全。第四，生态环境安全指人类的生产、健康和生存环境等的安全。第五，能源安全指为保障一国的国防安全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通过维护能源供需渠道，规避对本国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的重大威胁。第六，文化安全指维护本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及核心价值体系，防止其遭到外来破坏和颠覆。第七，其他安全领域。如人口安全、宗教安全、生物安全等。可见，非传统安全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十分重要，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安全问题不仅是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经常要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是毕业以后走向社会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因此，掌握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内的一定安全防范知识和方法将会使大学生在人生的过程中获益良多。同时，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拓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
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显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一是大学生安全教育实施状况并不乐观，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零散，系统性不强，现有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教材时代性、现实性、科学性、实用性稍显欠缺，内容也不够完善。二是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理论体系急需更新。目前我国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理论体系基本还属于传统架构，并没有从整体上完成对大学生传统安全教育和非传统安全教育的理论构建。三是对于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传统的安全防范教育，对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问题探讨不透彻，对如何开展这方面安全教育的研究也显得模糊。因此，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纳入大学生安全教育，有利于拓展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对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起到促进作用。
（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一般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其构成要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3年“非典”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关注。因此，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加强非传统安全的教育，能够使大学生与时俱进，主动地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更密切地关注和应对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的威胁和影响。
（三）有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大学生活可以说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但是，一部分大学生在大学里思想单纯，安全意识淡薄，往往不太关注自己的安全，对各种安全隐患缺乏必要的重视和警惕，这当然也包括了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这部分学生往往会因为缺乏相关安全常识和社会经验而处置不当，给自己、学校、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目的在于帮助他们提供安全意识，掌握相关知识，学会在学习生活及社会活动中更好地保护自己，防范各种对自己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临危不乱，逐一化解，确保自己的健康成长。
（四）有利于高校的安全稳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发展迅速，GDP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风险在等着我们去克服。从国家安全领域来讲，当前我国的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仍存在许多复杂、瞬息万变的因素，切不可掉以轻心。从高校的安全稳定来讲，境外敌对势力以高校大学生为重点目标，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手段，加紧各种渗透破坏活动。例如，通过互联网络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价值观进行宣传，散播诋毁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煽动民族分裂等破坏活动等。可见，高校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较大。因此，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将有利于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有效维护高校的安全稳定。
三、加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主要策略及途径
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是一项相对复杂的工程，各高校需要转变安全教育观念，积极扩展非传统安全教育内容，优化非传统安全教育方式，强化非传统安全的实践演练，全面提高大学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转变观念，增强大学生安全的责任意识
“学生安全无小事”。安全是一个大学生完成学业、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应首先转变观念，增强大学生安全的责任意识，在把握当前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对大学生非传统安全的研判，做好教育，备有预案，深入推进安全、稳定、和谐校园建设。在此过程中，高校要特别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对高校的新威胁，在思想、安全层面上加强对学生的正确教育和引导，切实担负起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使学生能够健康成长，学校保持安全稳定。
（二）与时俱进，积极扩展非传统安全教育内容
以往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问题。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的新形势下，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未能及时纳入我们的安全教育中，这就使得高校的非传统安全教育严重滞后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给大学生的个体安全和校园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因此，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的扩大，应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拓展非传统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1）经济安全教育；（2）生态环境安全教育；（3）信息安全教育；（4）流行疾病安全教育；（5）科学文化安全教育；（6）校园恐怖暴力安全教育；（7）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安全教育；（8）重大事件、敏感日期、个体突发事件的安全教育等。既要关注国家安全，又要关注个体安全、社会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等，使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实现常态化、系统化。
（三）优化方式，构建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
高校应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将大学作为一种生非传统教育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抓，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逐步构建起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第一，加快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建设，全面推进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提高教学效果。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第二，渗透于“两课”教学。“两课”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要结合“两课”教学的总体目标和要求， 将非传统安全教育渗透于 “两课”的教学中。第三，贯穿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90后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求知欲强，可以根据这些特点， 通过主题班会、特色活动、专家讲座、图片宣传、播放相关教育影片等各种形式，对其进行非传统安全教育。此外，还可以将非传统安全教育渗透于大学生爱国爱校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诚信感恩教育之中。
（四）提高能力，强化大学生非传统安全的实践演练
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织的《安全文化》小册子正式出版，它标志着核安全文化的开始。1993年我国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同志指出“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安全文化从核安全文化、航空航天安全文化等企业安全文化，拓宽到全民安全文化，由此发展到了由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物质文化组成的全民安全文化的新时代。在该阶段，安全教育体系正在形成，儿童和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已经起步．大学和成人的专业化安全教育已初具规模，在有关政府机构领导下的安全文化普及教育正蓬勃发展；安全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已经建立，安全科学形成了由安全科学技术基础学科、安全学、安全工程等构成的多学科体系；安全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建立健全了一大批国际的、国家的、行业的、社会的、企业的安全管理机构；在法规、标准、安全制度方面，体现在面向全民的安全建设开始起步，面向行业的、企业的安全法规、标准、制度、操作规程等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在安全宣传方面，一个社会化的安全宣传网正在形成，出现了一些面向大众、宣传安全光荣、安全就是效益的作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哲学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劳动部李伯勇部长在1994年为中国安全文化系列丛书作序时强调指出，“…安全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部分，它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它为安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乳育的胚胎，它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安全文化是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生存和繁衍中与世界其他民族一起创造并传播了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在我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人类对安分与健康的盲目追求、核安全文化出现、全民安全文化的兴起等三个阶段。
1992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织的《安全文化》小册子被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以来，核安全文化文化模式迅速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的经验，待别是核安全文化建设的经验，把企业安全文化融合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之中，形成了企业安全文化。特别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一直作为我国工业发展方针，在全国始终开展普通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和安全技术的基础建设，使我国具有一定的安全文化教育基础，安全文化一词在中国一出现，其范畴和范围便得到发展，企业安全文化发展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作为专业名词在我国出现，它标志着系统研究和传播安全文化的时代的到来。1993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亚太地区职业安全卫生研讨会暨全国文全科学技术交流会上，发表了“论企业安全文化”的论文。会议期间，《中国安全科学》编辑部和《警钟长鸣报》社达成合作实施计划，决定自1994年1月起在《警钟长鸣报》上由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编辑部协办，辟出安全文化月末版，向公众、向社会宣传安全文化。1994年3月，国务院应急办公室召开了全国核工业系统核安全文化研讨会，它标志着深层次企业安全文化传播的开始。同年6月劳动部李伯勇部长在《安全牛产报》试刊上发表了题为“把安全生产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高度来认识”的指导件文章，这标志着安全文化内企业安全文化拓延到了全民安全文化，一个研究、传播安全文化的时代已经开始。
1994年6月以来，在全国劳动系统、铁路系统、核工业系统、石油化工系统等，先后开展了多次研究和探讨会；全国的部分专业报刊杂志，先后辟出专栏、出版专集成发表有关文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分别在“环境与减灾”、“北京您早”、“热点话题”等栏目播放专题节目，向社会、向大众传播安全文化。
在全同安全生产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吴邦国等都反复强
调要倡导安全文化，提高安全水平，强化全民安全意识，把倡导安全文
1.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
2.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
3.基于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构架与构建流程
4.论电子档案开放利用中信息安全保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5.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机制及其对我国之启示
6.制度压力、信息安全合法化与组织绩效——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7.“棱镜”折射下的网络信息安全挑战及其战略思考
8.再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
9.“云计算”时代的法律意义及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对策研究
10.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及其防护对策
11.网络信息安全防范与Web数据挖掘技术的整合研究
12.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的信息安全问题及其对策
13.处罚对信息安全策略遵守的影响研究——威慑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整合视角
14.论国民信息安全素养的培养
15.国民信息安全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16.高校信息安全风险分析与保障策略研究
17.大数据信息安全风险框架及应对策略研究
18.信息安全学科体系结构研究
19.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框架研究
20.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安全监测预警机制演进与启示
21.美国政府采购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22.“5432战略”: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框架研究
23.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信息安全的强化与冲击分析
24.信息安全技术体系研究
25.电力系统信息安全研究综述
26.美国电力行业信息安全工作现状与特点分析
27.国家信息安全协同治理: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28.论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新特点与新要求
29.构建基于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必要性研究
30.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研究进展
31.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管理评估体系研究
32.社交网络中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研究
33.信息安全与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空间、战略、权利、能力——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会议综述
34.三网融合下的信息安全问题
35.云计算环境下信息安全分析
36.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综述
37.浅谈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38.云计算时代的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思考
39.“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研究
40.故障树分析法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41.信息安全风险评估风险分析方法浅谈
42.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安全体系结构
43.用户信息安全行为研究述评
44.数字化校园信息安全立体防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45.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信息安全机遇和挑战
46.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信息安全问题
47.基于管理因素的企业信息安全事故分析
48.借鉴国际经验 完善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立法
49.美国信息安全法律体系考察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50.论网络信息安全合作的国际规则制定
51.国外依法保障网络信息安全措施比较与启示
52.云计算下的信息安全问题研究
53.云计算信息安全分析与实践
54.新一代电力信息网络安全架构的思考
55.欧盟信息安全法律框架之解读
56.组织信息安全文化的角色与建构研究
57.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地理信息安全组织管理体制的重构
58.信息安全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
59.美国电力行业信息安全运作机制和策略分析
60.信息安全人因风险研究进展综述
61.信息安全:意义、挑战与策略
62.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新趋势
63.基于MOOC理念的网络信息安全系列课程教学改革
64.信息安全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方法
65.企业群体间信息安全知识共享的演化博弈分析
66.智能电网信息安全及其对电力系统生存性的影响
67.中文版信息安全自我效能量表的修订与校验
68.智慧城市环境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分析及立法建议
69.基于决策树的智能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70.互动用电方式下的信息安全风险与安全需求分析
71.高校信息化建设进程中信息安全问题成因及对策探析
72.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及解决方案
73.国内信息安全研究发展脉络初探——基于1980-2010年CNKI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
74.云会计下会计信息安全问题探析
75.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76.试论信息安全与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观
77.IEC 62443工控网络与系统信息安全标准综述
78.美国信息安全法律体系综述及其对我国信息安全立法的借鉴意义
79.浅谈网络信息安全现状
80.大学生信息安全素养分析与形成
81.车联网环境下车载电控系统信息安全综述
82.组织控制与信息安全制度遵守:面子倾向的调节效应
83.信息安全管理领域研究现状的统计分析与评价
84.网络信息安全及网络立法探讨
85.神经网络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中应用研究
86.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定性与定量对比研究
87.美国信息安全战略综述
88.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综合评估方法综述
89.信息安全产业与信息安全经济分析
90.信息安全政策体系构建研究
91.智能电网物联网技术架构及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研究
92.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研究
93.电力信息安全的监控与分析
94.从复杂网络视角评述智能电网信息安全研究现状及若干展望
95.情报素养:信息安全理论的核心要素
96.信息安全的发展综述研究
97.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立法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98.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思考
「关键词知识产权制度，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一、知识产权制度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影响的分析
总体来看，知识产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很多领域的技术和科技安全，妨碍了我国政治主体及经济主体稳定地获得技术的能力，同时，威胁到我国拥有较大优势的部分资源的利用。但是，虽然现象反映本质，但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与现象并非简单一致。如何看待知识产权制度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关系仍然是个困难问题。
（一）、TRIPs协议与我国的利益。公认的事实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包括减少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在内的整体一揽子协议会（给他们）带来利益。”[1]有些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等领域都获得了利益。[2]但是，研究表明，就TRIPs而言，获利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甚至连澳大利亚这样的较为先进的国家的统计数字都表明，上世纪90年代，其付给外国版权人的费用比获得的费用多出了12亿澳元。而保护按照TRIPS协议而延长期限的专利付出的代价高达38亿澳元。在澳大利亚的专利也主要有外国申请人获得。[3]因此，TRIPs协议本身是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整体妥协的产物，应该认为，发达国家许诺的开放农业、纺织品市场等承诺是以发展中国家接受TRIPS协议的负担为代价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会谈中，TRIPS作为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是相对合理的。但是，仅就TRIPS协议本身的合理性而言，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医药专利对公共健康的影响等方面，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但是，作为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TRIPS协议是否完全是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承受的负担呢？在战略层面上，TRIPS协议是否也符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判断-“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呢？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中国已经建立的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且卓有成效。例如，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国内申请人在专利制度实行的近20年时间内，已经申请了314771项发明专利，占全部发明申请的近50%.从专利制度的实施效果来看，对高校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人认为专利制度对于鼓励科技人员进行发明创造有很大或者较大作用。由于专利、版权等不断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科研经费的回收，刺激对于科研经费的再投入。[4]由于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存在，我国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私营经济体和新兴计算机、生物等产业经济体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按照学者的划分，我国属于科技发展中国家。[5]不可否认，尽管我国有着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我国仍然属于技术进口国家。因此，即便是没有TRIPS协议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技术贸易方面，我国仍然会处于进多出少的局面。可以说，这是我国的发展阶段造成的，是不可逾越的。不过，尽管我们仍然处于技术进口的地位，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给我国带来了大量准确而廉价的技术信息，同时，更关键的是，专利和版权制度的存在，刺激了国内的创新增加。总之，国内早已经实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承担的TRIPS义务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在TRIPS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性质上，结论只能是，兴其利，除其弊。
（二）、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经济安全。知识产权制度是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站到国家战略目标的高度，才能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影响和地位，也才能制定正确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而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促进发展的经济战略。借用外国技术和资金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来看，也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500家最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已经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从高科技的摩托罗拉公司到生产饮料的可口可乐公司，从德国的西门子到日本的丰田，这些企业所以在中国投入巨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尽管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认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本身既不能提供必要的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使外国公司在特定国家投资。”[6]但是，应该指出的，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那么，在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时，必然面临更大困难。例如，诺基亚公司认为，应该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业和国家做生意，以保护自己的研究开发中有价值的成果，进而享有创新带来的市场收益。[7]对于诺基亚这样的公司而言，知识产权战略是其经营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没有知识产权管理、东道国没有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引进外国投资的充分条件，但在其他政策和条件的支持下，知识产权制度是引进外国投资、特别是高科技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必要制度条件。由于我国加入了TRIPS协议，以积极的姿态保护各国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直接投资。由于资本利润的实现总是需要以一定的技术为前提条件，而专利制度能够为资本带来垄断性的利润，因此，资本的进入、特别是直接投资（FDI）的进入，往往以东道国是否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为前提条件。[8]由于我国建立并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为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我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FDI）流入国。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就业机会、贸易赢余和制造技术，关键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必须以有形的资产（工厂）为必须载体，因此，避免了外资快速进出所造成的金融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事实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人才培养、观念更新等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9]实事求是地看，我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目的。[10]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国在引进外资的进程中必然遇到更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上讲，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了外国申请人利益的同时，也为我国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但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就必须坚持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三） 、重提“弱保护”的谬误
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发生这种现象，许多人以国内经济发展或国际贸易增长的理由反对将知识资产的产权界定为私有，反对给予知识资产的生产者以法律上的保护，”这种理论称为对知识产权的“弱保护理论”。[11]弱保护的四条理由为：节约国家资金，推进地方工业，有助于取得技术，减少了依赖性。[12]其中取得技术和减少依赖性是与国家安全、特别是技术安全相关的概念。这里重点说明这一点。在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想取得技术的完全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技术转移尤其是成套技术转移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能获得成套完整的技术方案以及完备的技术支持力量的情况下，即便是通过反向工程等方面进行了资金投入和研究，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其结果是模仿者的产品在技术水平上仍然没有竞争力。因此，所谓有利于取得技术，只能是取得不完备的技术方案，往往在经济上没有效益，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没有空间，不利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而减少依赖性的前提假定之一是国内不产生任何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同时，也不产生任何技术创新。同时，也假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是绝对的，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存在依赖关系。但是，如果取消知识产权保护或者实际上减弱对知识产权保护，最终的结果是技术创新发生的机会更少，投入科研的资金逐渐降低，使发展中国家反而更加依赖外国的技术供应。
从美国报纸专栏作家Walter Lippmann在1943年第一次使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以来[13]，现代国家安全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国家安全中军事安全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内容明显增加，而且，这些非军事因素的所谓“低级政治”因素不仅开始占有量的优势，而且在国家利益中的权衡中急迫性普遍加大。同时，虽然传统上“每个国家都独立地追求本国的安全，把他国视作不安全的现实因素或潜在因素”，目前看来，尽管我们不能“幼稚地否认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目标的同时，有些国家仍会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诱惑，试图在和平的较量中称霸地区、称霸全球”，但是，由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加之各国利益、各种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复合影响，“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已经成为一种新安全观，安全的要素不再是单一的主体-国家，安全的手段也“从对抗性军事手段转变为合作性的非军事手段”，[14]可以认为，围绕知识产权的斗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把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安全”的手段，其性质应该是“合作性的非军事手段”。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有着一定创新能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知识产权不仅是负担，也是增强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手段，知识产权国际化不仅意味着义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权利。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消除其弊端，不断增强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安全是我们的根本利益所在。
总之，虽然知识产权国际化使知识产权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之间有一定冲突，但是，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个国内制度的一部分，仍然起到促进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产权制度之一，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引进发达国家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必须制度[15].因此，谈论取消知识产权制度或者降低“现有专利、商标、版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几乎不可能的”。[16]讨论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战略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的前提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国际和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尽力维护我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其他。
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笔者认为，通过采取以下措施，在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所提供的创新动力的同时，承担国际义务，同时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可行的。
（一）、加强科技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在承担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义务的前提下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根本之道。
知识产权制度的主要作用通过赋予创新者对于研究开发的投入而产生的成果在一定时期内垄断市场的权利，从而使其有机会收回投资，进行科研开发的再投入，进而刺激科技创新不断增加，最终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安全。学者认为，“全球问题所凸现的经济安全是一种重视并竭力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经济安全”。[17]只有提高经济整体实力，才能保证国家安全。而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为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了的。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决定了资本家利润的高低，只有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改善的情况下，经济主体才能获得超乎平均利润率之上的垄断利润，进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证生存。[18]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就是保证投资科技研究开发的市场经济主体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偿的机会，也是保证投资科技研究开发积极性的最佳制度资源。弱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结果是削弱创新积极性，最终导致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国家或者国家出资的各种机构是科技研究开发的主体。因此，在不断改革科研体系，使科研主体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同时，以加大国家投入来提高知识产权的产出能力仍然是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坚持的政策。同时，除了数学、物理等基础性科学研究之外，我们都要把获得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作为科技评价体系的重要的、基础性要求，改变过去那种科技评价体系与知识产权制度并行的、科技评价体系占主导的“双轨制”。应该看到，作为技术层面的创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不能转化为知识产权，进而为技术进入市场创造一个基础条件，任何评价体系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技术创新的目的就是投入生产，而不是形成论文束之高阁。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技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设定的制度给予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给了技术创新者参与市场分配的条件以及获得利润的期待权，知识产权制度一方面能够保护其创新投入的回收，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直接回报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并不会保证其创新投入的回收，因此，知识产权制度会引导科技创新的市场化，迅速提高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同时，知识产权制度的这个特点也使国家的制度成本降到最低。国家只提供了制度资源，不需要为科技创新的成果提供任何额外投入，而是使经济收入与市场相联系，以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取得回报。而且，大量无法取得市场效益的技术信息会很快以详细、透明、无偿的方式成为生产、科研的基础资源，使社会信息化，进而提高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政府主导的科技评价体系完全不具备上述效果。科技创新围绕政府主导的科技评价体系转，导致大量科技创新投资和人力投入被浪费，同时，科技评价-推广的体制也面临着巨大风险。在没有专利保护的前提下，政府出面组织推广的技术可能落入专利权人的权利范围，不仅会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而且由于专利权受法律保护，获得推广技术的经济主体可能不得不赔偿专利权人的损失，甚至导致生产线下马，产品不能生产、出售。在市场经济模式下，科技评价本身也产生了新的困境。例如，评价错误给投资人造成了损失，由谁来承担责任？在科技评价体系下，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因此，今后，“技术的评价主体应该是市场与社会系统”。[19]
路甬祥认为：“我国原创性的技术创新和重大发明专利稀缺，-其主要原因与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有效体制与动力机制有关。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保护力度低，损害了技术创新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在技术发展领域中的职能与市场职能还常常互相混淆”。[20]笔者认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加大科研投入是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科技安全的根本之道。
（二）、制定并实施合理知识产权战略，趋利避害，保护我国知识财产，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必由之道。
我国是有着一定创新能力的大国，同时我国也有着丰富的、可能成为知识财产的各种资源。在承担目前国际知识产权义务的前提下，尽力扩大我国占有优势的知识财产保护的范围，有利于其市场化，必然有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会提高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安全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21]，我国仍然缺乏一个宏观层面上的知识产权战略，同时，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知识产权政策，由于机构叠床架屋、职能划分不清等原因，也难以实施。这十分不利于我国从知识产权制度角度保护国家安全。我国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传统文化资源以及人类基因资源。如果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保护，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也使我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失。例如，从文化安全和经济利益双重角度看，美国迪斯尼公司演绎我国古代故事“花木兰从军”，并没有支付中国人民一分钱。不仅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失，而且，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性和美国文化产业的高科技性的吸引力，美国版“花木兰”对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扭曲，以及由于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对中国人民诠释自己文化遗产的权利的实际剥夺，也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人民集体意识形态的形成带来了威胁。例如，哈佛大学某华裔专家在安徽为基因研究而私自采集中国人血液样本等等。再例如，我国的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传统工艺品也高度发达。而目前，生物产业、文化产业都是新兴产业，而生物技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上述我国具有优势的传统资源。比较而言，这些都是我国的优势，因此，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劣势，搞清优势，保护好这些资源，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我们的优势，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在中长期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
我国的各类企业目前也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战略，往往在面临诉讼威胁或者出现其他法律问题的情况下才关注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缺乏知识产权战略造成了很大损失，并且将继续威胁我国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22]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下，如何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安全的例外条款，也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自主知识产权是强化国家经济和科技安全的基础。所谓自主知识产权其实主要是指国内权利人所掌握的基础专利以及基础型计算机软件等。[23]核心专利或者说基础专利是经济安全、尤其是企业经济安全的基础。缺乏基础专利或者基础型计算机软件等知识财产，会给企业、进而给国家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失。例如，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就重要专利比较，美国有104，541项，而日本只有76，984项，因此，在许多专利诉讼中，日本企业受挫，在贸易中损失惨重。[24]再例如，微软控制了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市场，不仅在经济损害了各国国家利益，也威胁到国家的信息和技术安全。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科技创新决策，在新技术领域集中精力，不间断地在各国获得一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性手段。通过技术分析，集中力量，在发达国家编织严密的知识产权权利网络中不断打开缺口，才能打破它们的技术垄断、市场垄断和竞争优势，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技术安全和正常的市场秩序。
（四）、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团结世界上与我国利益一致的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充分保护我国的利益的必要手段。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是客观的，斗争也是客观的。在一揽子协议的诱惑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行了重大妥协。但是，随着TRIPS协议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有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问题不断出现，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下的损失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有了客观基础。《多哈宣言》所反映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健康问题上的一致性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壮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完全有条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上施加积极影响，使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利益的方向上发展。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正在从“零和博弈”的模式发展到共存共荣的新型关系模式。我国的技术、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市场上也存在知识产权利益。按照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既团结发展中国家，又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保护我国在知识产权上的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三、维护国家安全的知产权对策
（二）、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建立知识产权安全制度
[关键词]社区治理；公民参与；参与现状
一、问题背景
十之后全国各地以社区为突破口，纷纷进行创新社区治理的社区改革，要破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优化社区治理能力，就必须更深入准确的把握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我国社会学者潘小娟将“社区”定义为：“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群组成的、具有相关利益和内在互动关系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1]。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最基层的单元，很多资源、问题、矛盾都积聚在此。在社区治理改革的背景之下，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究竟如何，这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实地调研才能深化认识，从而更好地以改革促动成效。
二、秦淮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概况问卷调查
（一）秦淮区概况
秦淮区地处南京主城东南，是南京市四个主城区之一，区域面积49.11平方公里，区域户籍人口71.62万人，常住人口103.2万人，辖五老村、洪武路、大光路等12个街道，106个社区、6个行政村，1个省级开发区――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012年3月，南京市秦淮区被民政部批准确定为首批“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秦淮区打造的“中心制―耦合型”社区治理模式，以主体重塑、多元互动、共建分享为目标积极推动了街道社区综合体制机制改革，逐渐形成了社区治理的“秦淮模式”。秦淮区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视角下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构建了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很多做法值得借鉴和提倡，但是社区治理的改革究竟对社区中公民参与产生了多少影响，仍未可知，因此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对秦淮区社区公民参与现状进行深入调研。
（二）秦淮区的调查问卷及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共计200份，回收率100%。对回收问卷进行初步筛选并去除废卷9份，有效问卷191份，有效回收率为95.5%。经过问卷数据的初步统计和分析，可以从三个维度了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191），从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数据统计得知，被调查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之间，占总人数的50%，18-24岁的被调查者占10%，44-55岁的被调查者占16.7%，55岁以上的占23.3%。在选取被调查对象时，倾向于男女数量相近，女性占总数的53.3%，男性公民占46.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本科和中专或高中占被调查对象的多数，46.7%的被调查对象受过本科教育，这也是与被调查对象趋向高知化、年轻化的现象相符的。本调查对象中66.7%是本地人口，另外居住在本地超过5年的比例是53.3%，这与本小区地理位置、周边企业、学校环境有关，不少住户是租住于此，或因拆迁在此过渡住家。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体制了解情况（N=191），在针对社区居民对我国现在社区治理体制相关情况的调查中发现认为社区居委会不是自治组织的被调查对象比例竟然高达56.7%，另外有30%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并且被调查对象中的70%居民表示自己没有参加过选举，这与我国历来社区选举出现的高投票现象相违背，其中有过投票经历的受访者中有仍有55.5%的人表示是在社区居民的要求下或社区邻居和他人的带领下参与的投票。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测量（N=191），在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态度测量中，26.7%的受访者表示在社区联名反映和自身利益无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会参加，60%的受访者表示会视情况而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当自身不是直接利益主体。在社区举办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上，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83.3的居民只有在宣传动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参与社区活动，常常积极主动参加的只占6.7%，甚至有1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动员自己也不会参加。关于您希望在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吗？这一问题，有66.7%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说明居民希望在社区事务中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大家知晓，甚至得以采纳，但仍有33.3%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
三、秦淮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分析
从问卷调查及社区访谈的反馈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的缩影：（一）社区治理理念的宣传不够，动员不足[3]。从维度一、维度二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受访对象有60%受过高等教育，但这60%的受访对象并未体现出有较高的参与热情，并且他们对社区治理的体制及现状并不了解，其中高达81%的人不知道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可见社区治理中居民对社区性质认识不清。即使在整个社会治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在学界、政界都有大篇幅的宣传，但在社区居民中对此的感受度并不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应该加强理念和基本概念的深化，从意识上和实践上同步提升。（二）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信心不足。从维度一、维度三的调查结果可知，60%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在谈及不参加社区活动的原因时有31%的人表示没有时间，15%的人认为自己的参与与否对社区治理影响不大，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并且参与信心不足，造成参与广度不够。在社区治理存在两种消极的现象：一是部分民众在前期有积极的参与意识，但在参与行为受阻或维权失败后变趋向于消极被动参与；另一种是本身就没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在被动的参与氛围中越来越消极。目前在社区治理中应充分调动维护这两部分群体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三）公民参与机制的联动性不足。民生工作站机制的创建已三年，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效，但是民众的知晓率不高，只有5%的受访群众表示非常熟悉。同时在社区治理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各个社区、街道在进行创新组织设置的探索中，并不断有新的创新项目上马，便会形成新的组织资源的倾斜。在社区治理中因工作人员有限、工作精力有限、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等诸多原因，多项参与机制的联动存在困难，也就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渠道化带来困境。
四、结语
新时期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民自身和参与环境的因素都不容忽视。一方面大的治理改革背景需要公民参与的提高，同时公民参与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现有参与水平的限制也触动了公民参与模式的改革，在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要从多个方面来提升社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为国家整体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就必须深化了解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从而对症下药，才能破解参与困境。
参考文献
[1]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一社区治理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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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颜晓峰.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治理价值[J].决策与信息，2014（6）
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国家扶持的朝阳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壮大，形成了具有电力能源特点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安全文化。本文以黄河水电公司新能源分公司为例，通过阐述安全文化建设在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中重要作用，进一步分析了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安全文化特点，从而提出多晶硅生产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
安全文化；思考
青海黄河水电公司新能源分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6日，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东川工业园区的最东边，目前主要从事多晶硅生产与技术研究。已成功地系统引进了国外发展成熟的改良西门子法电子级多晶硅生产工艺路线，完全实现了多晶硅生产工艺的闭路循环，节能降耗、安全环保。2011年12月，新能源分公司顺利通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的现场测评，并正式入选为第一批符合《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的企业，成为全国已投产多晶硅企业中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半导体级一等品多晶硅的企业，成功填补了国内半导体应用材料的空白。6年来，新能源分公司历任领导班子根据分公司内外安全生产环境的变化，结合企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从多晶硅建设、生产、运营及管理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了企业安全生产理念——风险无处不在、可控就是安全。伴随这一安全理念形成的企业安全文化已经成为是分公司全体职工对安全工作集体形成的一种共识，为实现多晶硅生产装置“安、稳、长、满、优”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多年的安全管理实践告诉我们，众多的规章制度仍然无法杜绝事故的发生。面对新形势，只有超越传统安全监督管理的局限，用文化去塑造每一位职工，让职工从内心认同企业安全文化的价值观，激发职工“生命至上、安全为天”的本能意识，才能实现根本的安全。
一、安全文化在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多晶硅生产过程中的原料、介质大多属于易燃、有毒、腐蚀性的危险化学品，故使得多晶硅生产过程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点。极易酿成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即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因此企业安全管理应该是在安全科学技术与安全工程技术基础之上，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制度、规程等，约束员工的不安全行为，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使员工学会安全的行为，以保证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二、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安全文化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安全文化是对传统安全管理的一种升华，它呈现了如下特点。第一，它是一种无形管理。企业管理层与员工的区别消失，有利于减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人为的磨擦，提高了安全生产的管理绩效。第二，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全面管理，以文化的无孔不人的方式弥补以往管理的不足。第三，安全文化管理是灵活、能动的管理方式，是以精神，价值观为导向。因此这种方式能体现出现代的、科学管理的全部内涵。安全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分公司发展的力量源泉。
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安全文化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1）奖惩和管理制度约束.员工态度的改变主要是因为员工受到外部的压力，如胁迫或者诱惑的影响，从而采取的表面顺从行为，最终形成员工个体人格的一部分，不再轻易改变。因此，企业制定安全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标准通过约束员工的行为在企业创造在创造外部环境，以改变员工的态度。（2）榜样的力量。员工有时态度的改变也可能从不知不觉地模仿他人的态度开始。因此，在安全文化形式系统建设过程中，还应考虑到英雄模范对员工的影响作用。（3）领导对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领导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推动者，领导在企业中充当说服者的角色。（4）沟通。领导者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相互宽容，不仅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工作的开展，而且有利于个体之间形成良好的情感，使员工对企业有强烈的归属感！亲切感和认同感时，其态度容易与企业所倡导的安全态度！安全价值观保持一致。（5）员工参与。员工参与有利于员工以良好的心态接受企业所做出的决定，可以保持其良好的心情，有助于员工态度的改变。（6）对信息的掌握。这就不仅要求领导者对安全文化信息的宣传讲究策略，尽可能多的传递有，效的安全信息，而且需要员工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有能力认识事物，可以对事物做出正确评价。（7）员工素质的提高。员工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其掌握相关的安全信息，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建设安全文化必须重视企业安全精神的培育和发扬，企业安全文化并非是一朝一夕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企业建设、生产、运营、管理等生产实践中精心培育起来的，各级领导应成为安全文化的直接体现者，这是倡导安全文化最有力的榜样作用，也是为安全文化树立鲜明的旗帜。
三、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途径及方法
安全文化可以补充安全管理的不足，就像安全管理可以补充安全技术的不足一样。因此，安全文化绝不应该是一种空中楼阁，而应该紧密结合企业的安全生产实践活动。如何建设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的安全文化事业，成为我们探讨的新课题。
（一）坚持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先进的安全文化方向
新能源分公司安全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组成部分，其发展的条件是新能源分公司对安全文化的高度重视，经过对安全文化的提炼，培养了新能源具有特色的安全文化与安全素养，拼弃陈旧的安全文化，从被动型、经验型的安全观转向效益型、系统型的安全观。新能源在坚持先进的安全文化方向的指导下，也应该借鉴其他行业的先进文化理论，不断的完善自身的企业安全文化。
（二）着力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创造提高安全素养的氛围与环境
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倡导“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方针，倡导把隐患和问题当作事故进行“四不放过”处理的管理思想。在管理层和执行层，不断强化“风险无处不在、可控就是安全”的安全理念，从而营造新能源高新技术产业特有的安全文化使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一是要不断强化班组及员工的安全文化建设，动用“多级教育”模式，培养全体员工的良好安全心态，不断强化全员安全意识，规范员工的操作行为，提高员工安全技能，最终达到充分利用员工安全意识指导员工的安全行为，用安全行为有效控制安全生产事故的目的；二是加强企业决策层及管理层的安全文化建设。通过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体系，实现全面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安全例会制度、领导值班带班制、将安全工作定期汇报制、定期检查制、促进企业决策层及管理层的安全意识与管理素质的进一步提高，避免违章指挥，全面控制事故的发生；三是加强生产作业现场的安全文化建设。利用生产现场随处可见的安全警示牌上言简意赅的提示和语重心长的叮咛，苦口婆心的嘱咐，引导员工“天天学习，日日反省，处处警戒”，营造了企业安全文化氛围，强化员工安全意识，提升企业形象，实现安全文明生产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四是加强人文环境的安全文化建设。采取张贴安全标语、悬挂安全标志、制作事故警示牌、安全生产信息公开、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安全竞赛活动、安全演讲比赛、安全知识抢答赛等传统有效的安全文化建设手段，让每个员工真正体会到生命和健康的珍贵，规范每一个员工的个人行为，使员工牢固树立对企业和社会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努力实现企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让安全管理工作逐步向自主管理、团队管理的目标发展。因此，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要为员工持之以恒地创造一种“遵守安全行为规范光荣，违反安全行为规范可耻”的管理环境，使每一个员工将遵守安全行为规范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不遵守安全行为规范的举动变得与群体格格不入并遭到排斥，令行为人感到由于自己的不安全行为被同事们轻视”的良好氛围，使企业员工整体的安全修养必将大大提高。
（三）充分发挥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党群部门在安全文化建设中作用
企业党群部门在安全文化建设中首先要研究宣传的新途径、新方法和新手段，切实增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时效性。一是会同人力资源部门要研究党员、干部的特点，强化“安全责任和政治使命”的造势，形成一支安全责任感强和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攻势，做到寓教于乐。其次，在安全文化阵地建设中，企业党群部门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党群部门在安全文化阵地建设中应发挥总策划作用和核心领导作用，站在全局高度，从安全理论阵地、安全媒体阵地和安全文化设施阵地等三个不同层次和领域上进行总体组织和策划。通过各种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提炼出适合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安全文化建设方案，在安全目标、安全主旨、安全理念、安全管理哲学、安全价值观等方面进行理论引导，指导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三是党群部门应发挥监督保障作用。这种监督保障作用体现在扑下身子对每一名党员、干部、安全员、团员“安全绩效”的细致考核；对每一起安全隐患人的细致帮教和人因分析。只有始终把做好广大职工安全思想教育作为服务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安全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提高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综合知识与技能
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将安全培训教育放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使之成为员工的自觉需要，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坚持以“时代性’’为特征，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丰富传统的安全培训模式。将培训内容制作成集图、文、声、像于一身的多媒体课件，使每一个员工从感官上得到全方位的触动，实现安全知识传播的立体化；二是坚持以“互动性”为手段，以问题、启发式安全培训来进行。改变以往培训人员上面讲，下面员工听的方式，新能源改变形式僵化的培训方式，尽量压缩培训时间，增加培训过程中的思考时间；三是坚持以“针对性”为突破。在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共性知识教育培训外，重点加强与多晶硅高新技术行业特点密切相关的安全生产知识的教育培训，重点加强多晶硅行业安全事故的分析，用活生生的案例来唤醒新能源员工安全生产的重视态度；四是坚持以“系统性”为要求，制定完善的新能源个人培训档案，根据多晶硅行业的技术特点“量身”制培训计划，把有关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规程、日常安全检查、事故应急演练、安全简报、事件通报、安健环管理体系、安全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并采用不同的培训形式反复循环开展培训；五是坚持以“全员性”为目标，将安全生产意识深入成企业员工的自觉行为，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安全文化体系的建设，形成全员“生命至上、预防为主”的安全文化氛围。
总之，企业安全文化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地位是对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的补充，是从更深的层次影响人的观念、道德、态度、情感和品行，提高人的安全素养，最终使人的自觉行为满足安全健康的要求。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就是建立在完善的安全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基础之上，着力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素养，并将安全文化融合于企业的各项工作之中，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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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晓宏.提高经济效益与员工素质企业文化因素[J].农村，农业，农民（A版），2008（10）
关键词：高校；安全教育；事故原因
一、背景
2005年5月2日某某大学一位学生在长江荆江段涉水，不幸滑落深水中，溺水身亡；2009年10月17日和2010年10月5日同一学校又发生两起溺水事故。据调查，这三起学生意外溺水事故都是班里几位同学一起到江边游玩，一时兴起而涉水造成的。2005年11月2日15时许，北京市林业大学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了爆炸起火，一男一女两名研究生在大火中丧生；2008年11月14日上海商学院徐汇校区一栋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4名女生在消防队员赶到之前从6楼宿舍阳台跳楼逃生，不幸全部遇难；2003年11月24日，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火灾，造成41名外国留学生死亡，近200人受伤，其中有中国留学生46人烧伤，11人死亡；2006年1月8日菲律宾马尼拉市北部大学区的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火灾，8人被烧死……。这些事故的发生，暴露了学校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反映了高校校园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加强高校学生安全教育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同时，高等学校作为高等教育活动的主导者，更有义务和责任确保高校校园的安全，努力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学生的成才和全面发展，在科教兴国、实现创新型国家中做出更大贡献职称论文。
二、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共性原因分析
安全科学有三条公理性基本观点，即任何事故都是原因的，任何事故都是由“人”和“物”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事故的严重程度和事故发生频率间存在“三角形”分布规律。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场所及其“物”方面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从事故原因的深入分析中可以发现有三点是共同的，即事故相关人员缺乏足够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这三点是事故的间接原因）。根据海因里希（Heinrich）的事故“三角形”理论，这三个共同点间的关系为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可以产生两个结果，即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而人的不安全行为一部分直接导致了事故，一部分又导致了物的不安全状态，不安全状态再引起事故的发生。
三、高校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高校的安全意识普遍不强，安全观念相对比较落后。就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安全能力都难以令人满意，更谈不上安全习惯。在教职工中也普遍存在学生安全就是治安和消防的片面认识。这种现状直接影响着高校学生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意识到学生安全事关高校全局，没有学生安全，高校校园稳定就失去了基础，而高校的安全稳定对于社会安全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学生安全涉及面广，包括健康、饮食、交通、学习、心理、恋爱、校园安全与社会安全等。出现安全问题的原因也纷繁复杂，有自然方面的，比如地震、海啸、台风、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等等；有社会方面的，比如社会治安、交通、国内社会矛盾和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矛盾与冲突等等；有学校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比如消防隐患、饮食卫生差、教学设施和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等等；有家庭和个人方面的，比如家庭经济困难、与家人感情不睦、个人学习压力、升学就业压力、恋爱和婚姻困扰、交友困扰、网络成瘾等问题都可能引发个人安全问题，个人安全问题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群体安全甚至社会安全。因此，必须加强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研究和探索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任务紧迫而重要，也只有开展好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才能有效预防和避免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高校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通过对高校学生事故共性原因的分析，我们得到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事故相关人员缺乏足够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因此，高校安全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现代安全理念教育
从对事故的统计分析发现，在各种伤害事故中，不安全事故只占4％，不安全行为占96％。在所有事故中只有2%是天灾，98%是人祸，由此可见人的意识和行为在日常生产和工作中至关重要。要消除不安全行为，就必须有正确的安全意识和行为、态度，需要从思想上、意识上树立正确的安全价值观。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将“安全第一”、“安全至上”、“安全超越一切”的理论，即“安全第一公理”牢固树立在广大师生心中。“安全第一公理”的实质就是安全高于一切，其目的就是以人为本，人命关天，把关爱生命，珍惜人生，保护人类从事的一切活动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放在超脱一切的位置。因此，必须加大安全理念教育的力度，在校园中形成一个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树立“以人为本”和“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的安全理念，培养出具有本质安全化的素质的人才。
对广大学生进行现代安全理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大学生的安全素质，这对于提高其走入社会安全生存具有基础性意义和战略性意义。大学生应具备的安全素质不仅包括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还包括安全伦理、情感、认知、态度、价值观和道德水平以及行为准则等。
（二）法制观念教育
作为培养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应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为社会输出的人才应是懂法、守法、执法的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从而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特别是要加强大学生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除在法律课、德育课等必修课中进行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外，在其他课程教学及安全教育中也要对大学生进行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如：《宪法》、《刑法》、《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消防法》、《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知识教育，使学生懂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分清犯罪与非罪的界限，了解道德、纪律与法律的关系，明确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并能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和自身的利益和权益，与犯罪行为作斗争。
（三）安全知识教育
安全知识教育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基础安全文化知识，是指提高大学生在各类活动中应具备的安全文化知识。例如，起居安全、一般用电安全、交通安全、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及避灾和逃生等。这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生存素质。二是专业安全文化知识，是指从事各类生产活动和科研活动时所具有的安全文化知识。例如，化工安全技术、矿业安全技术、冶金安全技术、消防安全技术、建筑安全技术、运输安全技术、机械安全技术、科研实验的各类安全防护技术等。大学生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生活常识和安全防范的基本知识，增强安全防范的意识和能力，既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也可以在危险时更多地帮助周围的人。
（四）安全防范、自我保护的知识教育
增强学生的安全及防范意识是预防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高校要教育大学生懂得安全防范自救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熟记火警“119”、匪警“110”等报警电话号码，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或自己、他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或侵害时，要立即想办法报警，如无法报警，要能沉着冷静地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解救的方法。大学生还应懂得一些基本生活常识，如使用灭火器等知识。总之，在校内，学生特别要加强宿舍以防火为重点的安全防范，了解掌握防火、防盗、防骚扰等知识以及防受骗、防食物中毒、防意外事故等常识。更要掌握在校外防抢、防受骗、防流氓滋扰、防交通事故、防意外事故等常识。教育学生遵守校纪校规，不到偏远地方游玩，出游最好结伴而行。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女生在与异往中，更要注意保护自己。学校在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中应经常不断地给学生讲授这些知识，警钟长鸣，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及自救的知识与能力。
参考文献：
1、傅贵,李宣东,李军.事故的共性原因及其行为科学预防策略[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5(2).
2、田毅,潘洪江,张福喜.高校学生安全工作体系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J].中国青年研究,2007(6).
〔论文摘要〕判断问题性质，是一个实践中常见而理论探讨中少见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判断问题性质”的描述性定义，此后从三种外交决策理论中(现实主义的理性决策理论、决策机制研究、政治心理学)引申各自对“判断问题性质”的不同解释。作者最后认为三种外交决策理论在荃本假设、哲学基础的差异，使得可以较好的描述“判断问题性质”的综合决策理论难以产生。
一、对外交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描述性定义
外交决策是从一系列政策预案中，选择出某个方案以解决外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过程。所谓问题往往既指一种客观事态的变化，也指一种主观认知的变化。它相对于某标准而言，这个标准在外交决策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表现为决策主体对某个客观事态与主观认知的相符状态的认识与认同，“问题性质”即相对于这一标准发生变化的事态的特性。“判断”则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特性的认识和对这一认识的认同的形成过程，这种过程有两个特点，时间上的连续性与事态上的变化性。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是这样一个过程:决策主体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个命题的认同的形成过程，该命题的内容为决策主体对相对于某一个标准发生变化的客观事态与主观认知的认识。因此“判断问题性质”有两个阶段性成果—针对某种变化的认识，对这种认识的认同。这两者不仅在“判断问题性质”这一过程中相互作用，也将影响外交决策这一过程的其余部分。
有时候决策主体即使对“某种事态的特性”有清晰的认识，也不会制定、实施相应方案，这并不是因为认识、认同发生改变，而是因为其它限制因素的影响，如外交目标与决策主体的其他目标的冲突或“决策主体与决策执行者的认知不同”作为一个限制变量也介入到决策主体对“选择行动方案”的思考过程中。因此，“知行合一”并不必然出现在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即“判断问题性质”不必然决定决策成果。
但缺失“判断问题性质”这一过程及其结果的外交决策过程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以决策的本质是“选择”为思维起点，则若无法“判断问题的性质”，就无法使用某种标准对方案与目标进行选择。如果以决策是一个“过程”为逻辑起点，则若没有“判断问题的性质”的过程，则整个决策“过程”的起点，就无法进行有效分析该“决策”，也无法针对此“决策”制定和采取对应决策。因此，“判断问题性质”必然存在于整个决策过程中。
二、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有关外交决策的理论研究，自斯奈德1954年发表《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方法》以来，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三个流派:由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衍生出的现实主义的理性决策理论、关注于官僚机构与组织过程的决策机制研究、以及关注于决策者心理过程的政治心理学。不同的学派虽然都承认外交决策是做出选择的过程，但关注的重点却不同。
本章主要介绍现实主义决策理论，其基本观点是:理性国家是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在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一旦确定，对外交政策的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目标和手段的准确计算，决策过程可以用理性选择模型来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工具理性主要指主体知道他的选择内容，对未知的事物形成预期，具有明确的偏好，并在经过一些最优化过程后审慎的选择自己的行动。外交决策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必要修正，如决策主体不追求最优，而是满意:维持最稳定的状态比最大化收益更容易被政治行为中的决策者选择;政治收益有特殊性。
在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形成一个对事态变化的认识的命题与对这个命题的认同是连贯的，其原因是对事态的认识是基于现实主义安全观、国家利益观;对这个命题的认同也基于同样的观念，单一决策主体和一贯的现实主义利益观是使得该过程如此连贯的原因。但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一方面，现实主义者的思维存在一种“泛安全问题化”、“泛国家利益化”乃至“泛生死存亡化”的倾向，即存在“不知问题性质却己将其定性”的可能: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最终服务于形成某一可维护国家利益的对策(即存在以下过程:对国家利益可能的变化进行程度区分—不同变化程度对应不同的行动方案—不同的方案维护在一个安全低限上的不同安全利益或一个政治利益低限上的不同政治利益)，而这种目的可能扭曲决策主体的“理性”假设，或致使不同环节中的理性互相冲突，最终导致整个过程可能出现行为体以理性为目的的行为不够理性的荒谬。因此，现实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不一定能够体现客观事态发生变化的特性，也不一定能够确保最终对策可维护国家利益。
三、决策机制研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与现实主义者相反，决策机制研究者反对将国家认为是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决策机制(决策背后的政治制度、体制、机构乃至规章制度)约束了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正如贝科威茨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中所言:“对外决策的根源必须从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国内需要与要求中寻找。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也只能在公共政策制订的总的框框里去理解。”决策机制研究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决策机制的理解—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前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基于组织内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种机械或半机械过程的产物，是各种组织间竞争和妥协的结果，是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政治目标的平衡结果。国家决策者常为官僚机器所左右，决策部门缺乏多种选择，面临政府部门利益的激烈争斗，难以解决政策的执行问题等。后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国家政府成员间讨价还价的产物，根据这一模式，关键者是总统、总理、高级行政和立法部门领导，当然，政府外成员(如利益集团)有时也起重要作用.该模式强调三点，其一是谁参与决策。其二是决策参与者同面临的问题之间的利害关系。其三是决策成员间如何调整相互关系。决策机制研究认为，决策参与者并不真正关心制定和执行最佳政策，关心的是对自己而言的最佳政治利益和影响，因而常会导致政策的前后不一、目标不明。
决策机制研究中，判断问题性质的主体是居于决策机制核心的某些部门或某些官僚。部门或官僚对问题的定性必然要涉及自身的利益，也必然以部门或官僚所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区别，是寻找问题的特殊性。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特点是，部门或官僚的特殊性，而不是问题的特殊性决定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结果，即客观事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面对事态和事态牵涉到谁的利益。由于对事态变化的定性将极大地约束与部门、官僚利益相关的决策内容，则部门、官僚需要协商出“问题的性质”，使决策内容符合部门、官僚的利益需求或至少不对它们的利益构成根本威胁。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并不是“判断”，而是一种“协商”—对预期中的利益的分配过程。此外，客观事态变化并不重要，而各部门、官僚自身的利益变化才是对决策主体而言的事态。而客观事态也并非“判断问题性质”过程中的认同的对象，各个决策主体之间的可能的利益妥协的结果才是他们对自己视野中的有关自己未来利益变化的事态的认同对象。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部门或者官僚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维持“团结”—不同决策部门、官僚所共同组成的决策主体的最终意见一致。但也存在与这种前提不一致的情况，尤其是当决策机制自身权力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于达成意见一致的能力时。这种情况中的决策主体的“判断问题性质”较为特殊，一方面，“判断问题性质”的结果依然与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安全利益或客观事态无关，而与部门或官僚对决策系统的依赖性有关，即部门或官僚的利益面对可能导致决策机制崩溃的威胁时，参与决策的各主体愿意迅速达成一致意见以“合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判断问题性质”依然被扭曲，能否达成“意见一致”比能否符合“问题”本来面貌，对于各决策主体来说更重要。这时的“判断问题性质”实质上是在寻找各方认识的交集，而不单纯是利益的分配，同样与客观事态变化的特性不相关。
在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内，形成认识与形成认同的区别非常明显:在形成认识中，由于自身利益特殊性，多个决策主体对于某种事态对自身利益产生何种影响的认识明显不同，在形成认同中，多个决策主体以利益分配或追求共同认识为目的进行协商，其结果即为“判断问题性质”的成果。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与理性国家行为体的“判断问题性质”的区别是:决策主体的数量不同、国家利益在最终结果形成中的地位不同。这种区别的根源是—决策主体是关注国家利益的单一理性国家行为体还是关注自身利益的决策机制中的官僚或部门?
四、政治心理学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政治心理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最终做出决策的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观察到的‘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政治心理学者突出了决策是由人做出的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决策首先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决策者倾向于从内向外看问题。“判断问题性质”则是形成一个对所面对的问题的基本看法的过程。对此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决策者的认知结构，及与认知结构相关的信仰、价值观、个性、兴趣等心理特质。性质与其说是被判断出，不如说是被建构出。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与决策机制研究，都包含一个假设，即决策主体的利益是外界给定的，参与决策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利益或保护利益。但利益不是一个定量，外交决策的互动乃至外交决策制定过程本身，都会使利益发生变化。决策者自身的认知结构、心理特性也对决策者的利益有影响，利益因此成为一个有无限内涵的符合决策者心理需求的事物的集合，不可清晰描述，不易被其他决策者认知.
政治心理学将判断问题性质看成是建构对问题性质的认识乃至认同的过程，突出了决策者认知结构的作用。但它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变，被什么改变，是一个难以衡量、估计甚至难以察觉的问题。如果决策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最终对策来源于认知结构的碰撞，则即使了解每个决策者的对“客观事态”的认识，也无法推测出最终的决策内容，整个“判断问题性质”将变得异常复杂。有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打开了现实主义决策理论对国家主体的“黑箱假设”，但本文认为与其说打开了黑箱，不如说告诉我们有无数个黑箱，且不存在打开每个黑箱的通用办法，且只有打开每个黑箱才有可能了解某个决策的本质，因此政治心理学很难对现实中的决策难题提供有效建议。
外交是互动性的，一方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对方的行为。若一方对另一方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无法做出一个基本的把握，则前者的“判断问题性质”就无法得出包括后者介入后的事态的特性、后者行为的意图、后者对前者的可能采取的行动等重要信息在内的命题集合。形不成这样的命题集合，一个被决策者认同的具体方案就难以形成，从而致使外交互动难以保证。政治心理学的分析让人意识到了决策的复杂性，因此交涉双方采用一些通用假设会使得决策过程，尤其是“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变得清晰并保证外交互动顺利进行。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