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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从春秋时期孔孟所形成的儒学，到汉代之后两千年间形成的儒教传统，其间经历了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原始儒家的积极进取面不断被削弱，而“尊尊亲亲”维护秩序的观念则大为弘扬。近代，儒学受到批判，孔家店更在中进一步成为被砸烂的对象，虽然其中掺杂着那一时代过激的社会情绪，但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学”之一，儒学自然有其应有的价值和学术地位。在抖去两千多年间覆盖于其上厚厚的尘埃之后，儒学中的精华部分仍然可以成为今日重构中华文化的有益成分。因此，方勇先生在其《“新子学”构想》中提出恢复儒学在先秦时期的子学地位，然后取其民主性精华，弃其封建性糟粕的主张，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许多人在讨论中华文化建构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常常忘掉著名史学家司马谈所写的《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一文不长，却对先秦时期的几个主要学术流派的“治世之学”作了一番简明而深刻的评述，文中分别概述各家学说要点，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他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六家学说，各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的存在理由，因为诸家学说均是“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路”（即各家均是探求治世的学说，只是提出的主张途径不同）。应当说，司马谈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他最为赞赏的是道家学说，但他也认为应当汲取先秦诸子众家之长。而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两汉经学成为这一时代的统治思想，也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传承与弘扬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中。传承“经学”“新儒学”“新子学”“新仁学”等主张，也相继被提出。书院、国学院等教学机构或由民间创办，或由高校、研究机构设立，展现出一派生机。虽然在当前的讨论中，传承经学，复兴儒学的主张高于“新子学”，但我仍然认为，以“新子学”所提出的“子学精神”来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优秀传统，重构今日的中华文化意义更大，更具说服力。
本刊本期刊载了有关“新子学”研究的一组文章。“新子学”是2012年方勇先生在主持“子藏”工程的同时，提出的理论构想，并相继发表了系列文章，使这一构想更加系统和深化。近年碚庖焕砺鬯伎荚谘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港、澳、韩国等文化圈和学术界也受到重视，并相继召开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但是和当前呼声甚高的儒学、经学、国学等比较起来，“新子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需进一步扩大。
主持人：汤漳平
多媒体技术对于钢琴教育来说，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媒体软件的种类繁多，其中最常用的是MicrosoftOffice中的Powerpoint,教师通过处理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根据课堂需要添加到幻灯片演示文稿中，利用Powerpoint工具可以制作教学幻灯片，把教材上的内容以丰富多彩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易于学生接受。除此之外，Authorware也被越来越方法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它可以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视频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实现人机交互，增加学生学习兴趣。钢琴艺术具有欣赏性强的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运用这些多媒体技术，能够突出钢琴艺术的特点，使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教学内容，最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音乐素质。在钢琴教学课堂上运用多媒体手段，能够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学习曲目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播放给学生欣赏，让学生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乐曲的创作背景以及乐曲所表达的内涵，让学生更加直观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让钢琴教学课堂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化音乐教学资源，让课堂教学更具开放性，为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教学空间。学生们拥有了更多感知音乐和创造音乐的机会，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使音乐教学过程得到整体优化。另外，在作品的选择上也要遵循相应的原则，要以音乐发展的历史和风格为线索、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练习，也要开阔学生的眼界，让学生接触不同类型的作品才能联系不同的技巧，在演奏钢琴曲是内涵才会更丰富、更深刻。
二、将教学设计思想运用于钢琴教学
传统的钢琴教学课堂均以教师示范、学生演奏和老师指导为主，这种教学方法枯燥乏味，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在钢琴教学中融入教学设计思想，以学生的“学”为中心，以任课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理论为基础，经过系统的教学分析制定的系统的教学计划，这对教学工作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保证了课堂教学质量，也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是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与效果优化，做到严谨有序。钢琴教学以“一对一”授课形式为主，所以在对课程进行系统的教学设计之前，首先要分析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调动学生积极性，制定出适合不用学生的教学设计方案。钢琴课堂教学一般包括：技巧练习、听力训练、乐理知识、即兴演奏、作品分析、作品处理、试奏等内容。教师在课前做好系统的教学设计，能够使学生更好地领略音乐作品的丰富内涵。钢琴教学过程的设计主要包括课堂教学时间的分配、教学内容的顺序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授课形式的选择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做好教学内容的时间安排，每一项学习内容都要有短期的教学目标，要切合学生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使学生在教学设计的时间内能够或基本能够完成和掌握该知识点。在教学顺序上也不单一地局限在讲解乐谱、教师示范、演奏、学生模仿、教师纠正、学生练习，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其善于思考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对传统课堂教学顺序进行创新。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也要丰富多样，不能至采取讲授法等单一的教学方法，要结合实践教学法、示范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交替使用，并灵活地运用于课堂教学中。
三、结语
关键词：曹雪芹；情文化；思想；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H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62-02
一、对思想局限的突破
《红楼梦》的“情文化”具有很高的思想品位，这一点是曹雪芹超越现实的思想局限，对明清言情小说创作思想进行高品位审美认知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提出了“尊人欲、反礼教”的变革要求，在思想上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理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抗。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开始重视生命的质量、生存的意义，具有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初步的人文主义思想。但这种追求和思想当中也包含着逃避现实、自得其乐的消极因素；也有着品位低俗、欲海横流的社会弊端。正因如此，当时有许多人在追求自我满足当中醉死梦生，全然忘记了作为个人生命更宝贵的真情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这一时期，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宣泄的作品，如兰陵笑笑生写的《金瓶梅》就是其中的代表。《金瓶梅》在艺术品位上是有缺陷的，这种艺术缺陷从主观角度来看就是作家创作思想上的缺陷。
曹雪芹没有走兰陵笑笑生的弯路。他作为一个富家子弟，虽锦衣玉食，追求过声色之乐，但面对泛滥的社会现实他没有沉沦。曹雪芹他从“情本论”出发，一方面考察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情态，分析了人们追求的各种情志；另一方面他比较了不同层面的情趣，参考了当时各种高品质的情论。在经过理性思考和审美认知后，他发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象动物一样不加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是重欲而不，重情而不滥情。”于是，曹雪芹摒弃了当时文学上滥情的一面，开始积极探寻人类最美好的本质。从《红楼梦》“情文化”构建及他的“情理念”思想来看，曹雪芹的小说创作突破了中国古代的创作思想和模式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正因如此，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小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
二、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否定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读书人规定好了的通向成功的道路，但曹雪芹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条道路。在小说中作为曹雪芹代言人的贾宝玉，同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十分隔膜。他鄙薄“文死谏，武死战”的忠义名节是沽名钓誉；他抨击那些“立志功名”、“做官为宦”的人是“禄蠹”是“国贼”；他指责一切“立身扬名”的教训和表白都是“混账话”。贾宝玉之所以有这些叛逆的思想和举动，都是因为曹雪芹“他的心理非常接近原初的、挣离后天文化和社会强塑于人性和人格之上的理性建构，而更趋近于存在的本真状态的生命诗意和人性真美。”
曹雪芹他把追求“纯天然”作为人生的最大理想。为此，他把大荒山无稽崖下那块无材补天的顽石作为全书立意的中心。不仅如此，曹雪芹与一般文人不同，他着力摒弃封建世俗的和功利性的成分，努力秉承那顽石赋予他的天然璞性，所以他笔下的贾宝玉的生命状态呈现出一种“绝假存真”的清明澄碧。曹雪芹把笔下的贾宝玉塑造成一位追求“物性自遂”的本真的形象。在小说第十九回，袭人就曾给贾宝玉约法三章，特别强调“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在小说的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面对着“人迹不逢，飞尘罕到”的仙界，对自然本真生活的向往，使贾宝玉脱口说道：“这个地方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管着呢！”。还有，在大观园里贾宝玉的真爱是林黛玉，而林黛玉的特点就是高洁、率真。小说中林黛玉的美和薛宝钗的美有所不同，宝钗之美是包含着社会功利和世俗因素的封建礼数之美，其美缺少自我特性和真纯情感；而黛玉的美是认真严格里带着来自天然的亲和和诗心烂漫的娇憨，这是一种宠惯了的、大孩子般的娇矜和天真。也正是这一份天真，使得贾宝玉始终在心灵深处只爱林黛玉一个。
三、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批判
在中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这就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小群体长期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曹雪芹把“深情”、“真气”、“天然”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这就打破了封建传统人为的等级之分。在曹雪芹的思想里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之分，无论何人，只要品德高尚，才识卓越，性情真诚，均是曹雪芹所器重的人物。
曹雪芹对女性受屈辱、受摧残的不幸命运真诚的理解与同情；对女性的美质，特别是其人格与才艺大力地推崇与肯定。所以，他笔下的贾宝玉平常“待姐妹们都是极好的”，“每每甘心为诸丫头充役”。有时丫环们生病生气，宝玉反倒经常服侍她们，甚至受她们的排揎，但他都不以为忤。不仅如此，贾宝玉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这三个男性小人物相交成友。此外，贾宝玉对地位低下的人也从不摆主子架势。他和自己的小厮茗烟无话不说，亲密无间；贾宝玉对小人物刘姥姥的态度也体现了曹雪芹他贫富平等的观念。当整个社会以“纲常名教”为经纬编定严格的行为规范时，曹雪芹却以情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以本真和才智、人性的完美作为人生的追求，展现了人类崇尚自然，追求纯真，向往自由的至纯至真之情，特别是其中自然率性、平等待人、娱情悦性的本质内涵，则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芒。
四、对传统情爱思想的超越
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自然之天，二是神灵之天。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哲人们则或偏重于以自然论天，或偏重于以神灵意志论天。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由此形成“天人合一”、“天人之分”和“与天地参”等天人关系上的三种主要学说。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说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主要有孟子和庄子等。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统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这里，“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规律。孟子相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等善良本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只要将其加以扩充，就能够成就善性，最终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为最高精神境界。不过，与孟子强调扩充本性的思路不同，庄子走的是一条收敛心性的路子。在庄子看来，自然与人类原本是合一的、和谐的，只是由于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并且出于对知识、理性的盲目乐观而任意行事，才破坏了这种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因此，他主张“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要求人们克服知识、理性引起的狂妄自大，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的法则。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庄子对当时各家学说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应当消除一切人为建构，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恢复天人关系和谐的主张。庄子对人的社会性存在意义的评价未免失之消极，但他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天人之分。“天人之分”说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主张以积极的人为来改造自然，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天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们应当“明于天人之分”，与其一味地歌颂自然、对自然顶礼膜拜，不如积极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所用。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三）与天地参。“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属于不同的层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而人自身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便是对这一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上述三种天人关系学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凡主张天人合一的，实则皆以天人有别为前提；而主张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只是“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适应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掌握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之说，则在承认天人之间区别的同时，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统一，而且统一的基础在于人的主动性，因而提倡人类要积极进取，重视生生，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体力量；也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支配，片面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可以也应当认识、掌握、运用自然规律，以保持、发展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关系。这第三种学说注重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重视人伦和谐
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因此，群己关系成为先秦诸子十分关注的哲学课题是很自然的。其中又以儒家哲学最具代表性。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这里我们以儒家为主，旁及诸子，对先秦哲学关于人伦之理的主要思想略加概括：
（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推而广之，“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但约言之，又都以“爱人”为其根本立场。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他提倡实施“仁政”，认为“民贵君轻”，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要高于君主的一己利益。基于这一立场，孟于将凭恃武力、权术治天下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政治斥为“霸道”，强调只有充分重视百姓利益、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时，其势力、影响与儒家不相上下的墨家则提倡“兼爱”，主张要爱人如己，实行普遍的爱，也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还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不能离开“利人”。具体说来，就是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人人都应当尽自己所能做有利于他人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爱人”。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自我与他人是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闪耀着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两家的学说也有区别：儒家的仁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是有差等的爱；墨家则强调爱不应有等级差别，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平等地爱一切人。墨家这种兼爱主张虽然胸怀更为博大，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但与后来封建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因此反倒不如儒家的仁爱更易实行。另外，儒家的仁爱以情感和伦理为本位，重义轻利，而墨家的兼爱则以实利为标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都造成了儒家仁爱思想影响日益增大，墨家兼爱思想影响日趋衰绝的不同历史命运。
（二）“五伦”“十义”。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需要明确每个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与责任，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儒家思想特别重视这一方面。孟子曾对基本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准则有个简明而权威的界定，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长幼”包括兄弟一伦在内。后世所讲的人伦，便是按照孟子的说法，以“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为最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
在五伦中，共有十种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这就是“十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十义”说强调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是相互的，而不是像汉代以后那样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
（三）“知礼以立”。“礼”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其中很重要的三个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和熏陶是不行的。孔子对于当时各种破坏礼制的现象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无礼”之举的严厉批评。出于维护礼教制度的权威性的考虑，孔子强调要维护“礼”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但他同时也承认，礼制的具体内容可以也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调整。
战国末期，荀子作《礼论》，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先秦时代礼的学说，认为对于礼应当在保持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对其具体内涵作出因革损益，这样才能既适应形势变化又保持变而不乱。荀子不仅重视礼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治国要礼法兼用。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荀子的这一主张，对后来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以“和”为贵。“和”，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特别是多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在这位史学家看来，不同事物间的差异、矛盾及其平衡、统一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而简单重复、绝对同一则不可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强调社会的整体和谐。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更是明确地把“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旨归。孟子重视“人和”，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则倡言“群居和一”。他说“人生不能无群”，而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
“和”的思想极富辩证意味，它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历来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在历代儒家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实践下，它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当中，最终融化成为全体国民的国民性，孕育了我们民族热爱和平、宽容博大的胸襟。正是凭借这种智慧，中华民族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社会危机、民族矛盾和战争创伤，始终以一种健朗、豁达的态度正视过去的苦难教训，立足现在的实际需要，开创未来的美好生活。
主张辩证思维
与异彩纷呈的哲学内容相应，先秦诸子的思维方式也是绚丽多姿的。其中既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丰富的辩证思维正是先秦哲学思维的一大特色，它主要包括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对待思维与中庸思维。
（一）整体思维。先秦时代，儒、道、名、阴阳诸家都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各是一个整体。因此，要了解各部分，就必须了解整体，从整体的视角去把握部分的实质。据《庄子·天下》篇载，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著名命题，对宇宙万物从大小两个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庄子的《齐物论》更宣扬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强调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说，也认定天地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阴阳家则以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以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统一。
（二）变易思维。先秦哲学各流派都认为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如孔子感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老子》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庄子·秋水》篇亦云：“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大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周易大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变易的实质就是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事物，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周易大传》还赞扬社会政治的变革，《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大传》的这种变易哲学，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封建时代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对待思维。先秦哲学还通过对待观点来阐述事物变化的根源和规律。所谓对待观点，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周易大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是宇宙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重要命题，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讲对立面的相待相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乃是宇宙事物的根本规律。《孙子兵法》也包含有丰富的对待观点。书中强调，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众与寡、安与动、劳与佚等一系列矛盾对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即是说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战国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首倡“矛盾”之说。相对而言，韩非更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强调矛和盾对立的双方“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但他也认为相互斗争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矛盾也是可以化解的。
关键词：先秦文学；上古神话；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97-03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系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其时间跨度大、内容涉及面广、容量多。许多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长期是以分段的形式进行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段式的教学形式：先秦文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其中以先秦文学最为艰深古奥，但地位也尤其重要。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开拓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这时期所确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有后世各种文学体式的胚芽或雏形，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思维、传统及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先接触的古代文学史的先秦文学段，对于学生更好地贯通和理解后面阶段的文学形态和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先秦文学教学的地位是特殊的。先秦文学教学的主体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神话、诗歌和散文，诗歌再进行细分为上古歌谣、《诗经》、《楚辞》，散文细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各部分由于作品的分布状况不均以及思想深度不一，因此在教学中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由于先秦诗歌和散文有着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因此教学中对这两部分的教学往往是浓墨重彩，对于“上古神话”部分因后世缺少与之联系紧密的文学样式，因此教学多采取的是课时少、讲解浅、蜻蜓点水式的教学，使得学生对“上古神话”的理解仍停留在中学的认识上，少有突破。
一、先秦“上古神话”教学的现状及误区
1.一带而过的教学思路
以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为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般安排两个学年完成，现由于课程设置的变化，使得中国古代文学课时量从原来的每周四课时进行教学删减至现在每周三课时，先秦文学段只有54学时。而且既要宏观勾勒先秦文学发展的大致演进脉络及文学形态、特征，又要讲授先秦文学中的重要篇目，课时相对就比较紧缩。诗歌和散文部分的文学史状况复杂难懂，名篇佳作也比较多，因此在课时设置上能忍痛割爱的就似乎只有上古神话部分，一般上古神话安排的课时量总体来说在6节左右，其实这个课时量对于讲解上古神话的基本知识和重要篇目是充足的，但教学中有的因为把重心完全移位在后面两种文学形态上，从而对上古神话蜻蜓点水似的教学，甚而把属于上古神话的课时摊分在其他的文学形态教学中，上古神话部分或以自学阅读的方式一带而过，这实质上是对上古神话的文学地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导致的。这种教学思路不仅将“上古神话”的内容“省”而且“略”，然而作为人类文学的发端，神话内容的教学不仅不能省和略，而且要讲解清楚神话理论和神话作品才能更好带动先秦文学其他版块的通识。
2.神话定义的单一化
在现通用的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往往采用的都是马克思对神话的定义：“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从唯物主义的文学观来说这个定义无疑是比较合理的。但另一方面来说，仅仅只用这个神话的定义，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神话是怎样产生的，及神话和其他我们常讲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有什么区别，亦很难理解神话本身的功能及其表现，许多学生受到唯物论的影响多对神话是持有偏见的，往往把神话等同于迷信，或不值一信的文学现象，因此讲解清楚神话与、文学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使学生对神话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在教学中无疑是重要的。
3.神话作品讲解的表浅化
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深化神话作品的讲解应与初中高中有所区别，但往往在讲解作品的过程中缺乏以神话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而是以文学的分析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方式比较普遍，分析神话时又常用现代人对于古代神话的一种延伸性认识为主，现代诠释造成了对神话所反映的社会原型、思维模式的曲解。以《夸父逐日》神话为例，分析夸父的形象时往往常以袁珂的延伸性评价作为讲解的依据，如：“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积极的幻想。”“神话中的巨人‘地之子’的夸父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时客观上水不足，他不是懒死的，而是在追求水（知识和真理）的路途上渴死的。夸父英雄的悲剧结局，正是我们伟大的先人对自己的写照。”[2]总体来说这几种说法都有今人思想猜度古人的嫌疑，因此怎样结合上古文化向学生讲解“夸父逐日”这则神话的原始内涵无疑就很重要了，在神话理论的指导下使学生获得对夸父原型的突破性认识，教学中如果以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指导，以神话产生的文化背景为出发点，对于夸父逐日的原因、“逐”字的深层次理解、夸父的结局与原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引导性的深入分析，那势必会让学生在这则神话中获得较多的神话文本以外的对于原始文化认识的升华，从而也对神话本身的文学功能有崭新的认识。
二、“上古神话”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地位
1.“上古神话”教学是源头中的源头
上古神话从产生的时间来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各文学形态中最早的，但它却一直持续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方面。单在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左传》、《庄子》、《楚辞》等先秦古籍中就记载了比较丰富的古代神话，以及神话内容的变形和发展。如《诗经》中周部族史诗的代表《大雅・生民》、商部族史诗《商颂・玄鸟》等篇目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中包含了部族起源神话中的母题类型，如果学生对感生型神话及历史神话化等神话基础问题不理解，就会在这些篇目的阅读中遇到困难。再如《庄子》一书中也有许多上古神内容的演变，像鲲鹏之变、黄帝遗玄珠等都是在上古神话的基础上的变形，《楚辞》更是将神话与文学经典结合的典范之作，可以说对神话的理解是深入理解先秦文学的其他文学样式的前提。
2.“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和主题内容是后世文学的先驱
“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创作方法影响巨大。其中必须要让学生有一定理解的便是神话最初产生的原动力――神话思维，神话思维也叫原始思维，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这种思维的特征是人类原始的非逻辑思维，它是神话产生的主要原因，神话就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对世界和人类自身进行的一种充满想象的描述和阐释，这种思维特征在神话之后的文学创作上仍体现地比较明显。比如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就是这种思维特征的延续。六朝志怪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异化”的题材故事，如人与异类如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之物之间的互化，这些并非六朝小说家的原创，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变形思维模式在六朝特有的社会环境下的继承和演变。明清小说中亦存在这种神话思维的因子，比如石头生人的神话思维方式在《西游记》与《红楼梦》中就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并且其作为整个叙事的开端与线索并不是无端肇始的，而是神话思维在后世文学中的延承。
并且上古神话的主题内容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我国古代优秀的诗歌中有一部分关于神话题材的佳作，像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曹植的《洛神赋》、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再如古典小说中的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清小说，及现代小说的神话题材等无一不受上古神话的影响，如鲁迅的神话题材的历史小说《补天》、《奔月》、《理水》等，几乎贯穿了鲁迅《故事新编》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并从观念和形式上建构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
3.上古神话蕴含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渊源
“神话是原始先民的文化结晶，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都是这个民族在人类早期发展中关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一种想象。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都渗透于他们的神话作品之中。作为民族性格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也必然在这一民族创造出来的神话中得到或鲜明或隐晦的表现。”[3]不仅如此，上古神话作为民族精神的源泉，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如女娲补天神话、鲧禹治水神话、后羿射日神话中反映出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刑天舞干戚神话中透露的反抗精神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探索上古神话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对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4]可以说，神话作为最古老的文学形态是很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的。
综上可见，上古神话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还是异常重要的，因此先秦文学中“上古神话”的教学并非可有可无的。
三、先秦“上古神话”教学的几点改革思考
1.利用好属于上古神话本身的课时
由于许多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神话学课程，神话学的知识只能在先秦文学和民间文学中才有所涉及，因此就更加要利用好有限的课时，不能因为这一段的文学史内容少就一带而过或者省略不讲。一般讲解上古神话应在6至8节课时为宜，涉及的内容应包括神话理论与神话作品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讲解。神话基础理论应涉及神话的起源、神话的特征、神话的类型、神话研究理论及方法等方面，对像神话定义讲解的重点应放在神话的产生上，对神话特征的描述上，并且再利用神话的基本知识对作品选中的神话作品进行分析讲解，可以重点讲解《山海经》与《淮南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神话作品，才能更好地有助于学生客观地认识神话和评价神话。
2.从神话欣赏过渡到神话研究
在初高中阶段涉及的神话文本阅读，主要是以阅读欣赏为主，先秦文学中“上古神话”的教学应充分联系神话的研究理论来阅读神话，而不能就神话而神话，脱离神话本身的功能及文化意蕴。
神话学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早在30年代，钟敬文先生就指出，神话中包含着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文化科学，因此搜集、研究神话作品，有重大的文化史价值。神话被称为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仅因为它包含多学科的内容，而且还在于神话是文化精神的集合。”[5]因此通过教学对神话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讲解，学生能在联系与神话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基础上，对神话文本阅读并解读，进一步研究神话之于人类生活习俗、思维方式、思想传统等方面的反映及影响。还可以利用纵向中国古代文学中神话脉络发展与演变以及横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神话比较等研究方法对神话所反映的不同文化内涵做一些相关的论文练习，把神话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文学当中，使神话的研究更加灵活，从神话欣赏真正过渡到神话研究。
3.以神话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讲解神话作品
在上古神话作品的讲解中应注重神话思维的引入和神话原型分析在作品讲解中的运用。可以说上古神话的传承和记录还不是一种纯文学，它更多的是原始社会及文化经过想象和夸张后的反映，因此利用神话思维方式和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研究方法去研究神话作品，更能接近神话反映的历史社会的真实，是带领学生认识和探究原始文化必要的途径。
“神话思维最能体现神话的生命力，通过神话思维可以探究文化之根。原始――神话思维直接孕育了审美意识的发生。西方文明受神话影响很深，所以西方学者一直重视研究神话。中国神话研究起步很晚。百年来中国学者在神话的发掘、整理和阐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神话思维的深入研究还很欠缺。”[6]因此应该利用好中西方先进的神话理论来讲解中国古代上古神话作品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在上古神话的教学中，可以多联系中国文学中的神话题材和西方文学的神话题材，引起学生的兴趣点。如可扩展结合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中的《柳毅传》、《李娃传》，古典长篇小说《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以及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圣经故事等进行讲解。但归根结底，先秦文学中的“上古神话”教学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引起学生对上古神话学习的重视与古代诗词、散文、辞赋同样重要。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3.
[2]沈怀灵.从上古文化看“夸父追日”神话的原始内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3）.
[3]张.中西神话对比研究：以中国上古神话和古希腊神话对比为例[D].长沙：中南大学，2012.
[4]王娜娜.探索上古神话蕴含的民族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J].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
关键词：礼 道 器 中庸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一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WwW.133229.CoM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二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三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11]参见陈荣捷《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5辑，208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及《朱子之创新》《朱子学新论》21-22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论文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派别:儒、墨、法、道等诸家的学说来阐明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我国学术，大略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现今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人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
【关键词】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有意义的是文学的自觉，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文学自觉之后的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这种文学自觉有三个标志，下面分别就从这三个标志来浅析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现象。
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先秦文学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先秦时期的文学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生动活泼、多姿多彩是文学的萌芽期。接着到了两汉文学，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相适应。文学风格格式化，凝重板滞。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文学创作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等。这一时期文学最终成为了独立的门类。
先秦时期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这一时期没有纯文学的散文，散文的创作往往和历史和哲学掺杂在一起，但是仍然具备一定的文学性。先秦诗歌有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则注重了抒情性。先秦没有赋这种文体，汉代的赋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相关因素，而形成的新文体。魏晋南北朝时期词赋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特色，文学性得到加强。先秦小说是神话和寓言一类的故事。汉代没有小说的文学形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正式文体。
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先秦时期各种文体区分不太明显，文史哲不分，诗舞乐结合。各种文体之间无明确的分界。到了汉代，文体看似有了一定的分别，但文体掺杂现象仍然存在，但是大部分文体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定的写作要求和基本风格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体辨析开始被文人重视，文体分别更加明确。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体明确分为“四科八体”。关于文学体裁分类的作品有很多，作家们也开始注重文体特点，有了自己的风格。
三、对文学的审美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能称为文学，就是因为其有它的审美特性。文学自觉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一）散文
先秦散文文史哲不分，散文具有说理性或描述历史，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诸子说理散文，有些具备相当的文学性。到了汉代，散文的文学性相比先秦没有太大的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有着格式化，呆板凝滞的风格。西汉散文成就较高的是政论散文，贾谊的《过秦论》是这一类的代表。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辩文的创作出现，主题广泛，名家辈出。嵇康的论辩文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析道缜密，辞喻丰博，兼几家之长，将论辩文推到新的高度，如其《养生论》阐发了形神交相养之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逐渐骈化，作家开始推崇追求美文，骈散逐渐合一，散文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家们开始自觉追求文章的审美特性。这个时期散文的要求不断变化，体现着文人的自觉意识的增强，不断增强文章的美感，审美特性极大增强。
（二）赋
先秦没有出现赋这种文体，赋自西汉出现，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汉代骚体赋出现最早，逐渐形成了一种体制，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以“九体”为代表。骚体赋体制固定，主题相类。汉大赋在骚体赋之后出现，最有成就者是司马相如，他的《天子游猎赋》对汉赋而言有范式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创作受时代影响很大，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句式结构发生变化，受骈化影响很大。魏晋时期的辞赋变得出抒情化、小品化，个性化也得到加强，而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表现主要就是抒情性的增强。王粲的《登楼赋》抒发了自己的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这一时期的大赋也开始抒发作家自己的感情，不再拘泥政治，如潘岳《西征赋》、谢灵运《山居赋》。由于永明声律说兴起，赋的创作也受到了影响，抒情小赋的创作涌现。如江淹的《恨赋》既充分发挥了赋体空间结构优势，又能以情感主线加以贯穿，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藻饰也恰到好处，是南朝抒情小赋的名篇。诗体赋是魏晋南北朝齐梁文章新变的成果，是对赋的抒情化的进一步尝试。赋的变化是魏晋南北朝文化自觉的充分体现。
（三）诗歌
先秦诗歌主要是《诗经》和《楚辞》。《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是抒情性的，为后世诗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它们都是诗舞乐的结合，与音乐还有很大关系。《诗经》中的“风雅”思想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手法为后世提供典范，魏晋时期许多人都借鉴了《诗经》的手法。但《诗经》的手法还是比较古朴。《楚辞》开诗歌浪漫主义先河，为后世浪漫主义创作提供了典范。《楚辞》的形式自由、富于变化，它的象征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汉代，汉乐府诗歌与音乐仍有联系，但是汉乐府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度。进入东汉后，五言诗取代了四言诗，完整的七言诗也产生了。《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是古代抒情诗歌的典范。《古诗十九首》运用的抒情方法也多种多样，后世很多文人以此作为范例，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建安时代，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建安风骨”成为诗歌美学典范。个人创作的五言诗大量涌现出来，每个诗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抒发自己的情感。如曹植的《白马篇》抒发了自己对前途的信心。曹操对乐府诗进行了改造，使之脱离了民歌成为一种独立文体。至此，诗人开始自觉追求审美特性。西晋诗歌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藻饰华丽，《猛虎行》诗风繁复，《赴洛道中作》句式骈偶，这种诗风的有简单向繁缛的转化时文化自觉的明显表现。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而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谢灵运作山水诗，鲍照善边塞诗，梁陈出现宫体诗，诗歌类型多样化，个性化。齐梁陈的“永明体”讲究声律和对偶，四声的发现和运用，促进了“永明体”的成熟，使古体诗向近体诗发展。诗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巨大改变可以说是文人对文学审美自觉追求的成果。
（四）小说
论文关键词：网络环境；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正处于一个内外环境急剧错位的时代，这是自该课程产生之日_起从未遇到的变化和挑战。该课程具有内容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即使这些内容发生变化，也只是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以及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与此不同，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对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改变。对于高校教学的作用也很明显，至于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与社会变化保持距离的中国古代文学，对其触动也是极大的，它必须要面对不断发展壮大的网络，面对网络对学生的影响，面对网络中丰富的教学资源，接受网络环境对固有的教学模式带来的冲击。
一、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再思考
大学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要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对于个体应该是知识、思考能力以及人格的提升。在当前社会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就业竞争增强的情况下，大学教育的目标与大学教育的本质发生偏离。教育理念与目标的变化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产生直接影响，我们不能低估功利化思维对大学教育的冲击，在这种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必须重新定位，固守原有的教育理念与毫无原则地迎合社会需求都是缺乏思考和不负责任的方法。
“在教学目标方面，应使古代文学教学从传统知识传授型转向能力培养型”。教育者在思想上都已经认识到教学目标调整的必要性，很多人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改变教育理念。培养能力可以作为教学目标的核心内容和首要原则。培养学生的能力主要包括阅读能力、审美能力、表达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哲理思辨能力，以及近年大家关注较多的创新能力等。这些能力是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基本能力，也是从小学至大学的教育目标中一直强调和重视的能力。我国应试化教育的现状决定了在大学之前这些能力的培养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自然居于应试能力之后，大学教育没有应试的需求，是真正实现培养学生多种能力的阶段。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无疑要有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的改变是十分必要的，已经成为教学目标实现的手段和保障。
教学模式无疑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学模式必须适应教学目标的调整和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的重新定位需要对教学目标的深入了解，更需要针对教学目标对教学模式作出科学合理的设计。
二、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及现状
“传统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教师采用粉笔加黑板等传统教学方法，利用语气、文字、表情、手势等与学生交流，方式较为单一，多媒体教学利用丰富的形式和特殊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优化了教学内容，给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传统教学模式一般是指在原有的教学理念指导下，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进行的教学活动，与当前世界流行的教育理念有所不同，在教学中很少借助网络多媒体技术，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虽然也是以学生为中心，但是突出的是知识的讲解和传授，在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方面有所欠缺。以讲授先秦文学中的楚辞为例，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一般是在课前布置学生预习相关背景知识，课堂上按照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成书过程、主要作家的人生经历、代表作品赏析等顺序进行讲解。在教学过程中，关键是教师必须十分熟悉以上内容，备课时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掌握学术界存在的不同观点，讲解时提供给学生，并能够作出自己的个性化判断。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是学生按照教师预设的思路，跟随教师系统掌握教学内容，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根据自己对教学目的要求，精心准备每一个环节，确保学生对每一项教学内容都能够掌握。当然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讨论，教师加以指导和解答，但是国内学生在课堂上很少主动提出问题，更少对教师的讲解内容提出疑问。显然，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整个课堂教学设计中没有学生发挥主动性的环节，教师的教学理念中也没有把学生的积极参与作为重点。
传统的教学模式与当前网络技术发达的社会环境不相适应，直接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主动性不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不足，与社会的需求差距较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检索十分便捷，原来课堂上教师精心准备的大量介绍性的背景知识，学生在网络上可以非常容易检索到，并且网上的各类资源非常丰富，很可能远远超出教师所掌握的知识量，很多新的观点在网络上不断出现，如果教师不时刻关注网络、更新知识，很容易落后于学生。教师在备课时精心准备的介绍性知识，对学生而言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学生需要的是建立在这些知识背景下的深入分析、讨论问题。在现有的古代文学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已经意识到学生的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对教学模式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还有一部分教师出于授课习惯和对新的教学模式的认同度等方面的问题，不愿意进行调整，还是希望通过增加讲课激情、感染力等方式加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可。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由于个体差异，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无疑是改进教学模式。
三、建议采用的教学模式和具体方法
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在网络环境下面临的问题，在其他专业的课程教学中也同样存在。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不断出现，其中教师的研究性教学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被认为是能够提高学生能力和学习效果的教学模式。
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实施研究性教学要对教学的各个环节重新调整，从知识点确定、教案设计、课堂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变，到课后作业的布置、学生课外阅读内容的调整等，都需要加以认真梳理，使教学的所有环节能够适应新的教学理念。研究性教学更需要学生的密切配合和主动参与，学生根据教师的安排进行研究性学习，必须对教学内容有提前的知识准备，课堂之外的大量阅读与相关材料的查找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有充分的知识准备，才能在课堂上与同学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转换角色，由单纯的知识传播者变为研讨问题的主持者。传统教学中教师主要在课堂讲授中完成对知识的传授，而现在教师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问题的设计、学生发言的评价、课堂讨论的组织上，教师作为主持者，要引导学生的讨论能够深入进行，而不是停留在材料和观点的陈述上。在庞大网络资源的支持下，学生所掌握的背景知识和各类学术观点更加丰富，对教师的知识更新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学术修养，时时把握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以保证对课堂讨论中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正确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