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5 00: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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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汉、英习语语义的不对应性包括汉英习语指称意义以及联想意义的不对应性。这种不对应性导致习语翻译中出现了三种翻译错误类型:文化信息错译、文化信息欠额和文化信息超额。跨越习语翻译障碍的途径主要有:直译，意译，及直译加注。
习语是指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约定俗成的固定短语或短句，它是一种受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语言形式，经过千锤百炼，言简意赅，意象鲜明生动，充分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
一、汉、英习语语义的不对应性
由于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观念体系差别很大，汉、英习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不同，而读者由于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习语产生的联想意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样就形成了汉、英习语语义上的不对应性或不完全对应性。
1.汉、英习语指称意义的不对应性
中西文化差异可以导致两种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的指称意义:译语文化中不存在原语中的指称对象;译语文化中的可比对象与原语中的指称对象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汉语中的“阿Q精神”和英语中的“Shylock''''，分别来自鲁迅的《阿Q正传》及莎士比亚的MerchantofVen-ice(《威尼斯商人》)。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自我安慰，说自己是“胜利者”;而“Shy_lock''''坝纽是个极度吝音的高利贷者。这两个人物在各自文化中家喻户晓，因此人们赋予了这两个词以指称意义，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但是对于其他民族的人们来说，这种指称意义并不存在。
再如，莎士比亚将情人比作夏日:"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fsday"。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与中国的夏日相连的是酷热和骄阳，怎可以用来与世上最美好的事物相比。实际上，英国的夏日不同于中国的夏日，它是温和、惬意的。这是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深处内陆，主要是温带大陆性气候;而英国是四面环海的岛国，主要是温带海洋性气候。这就形成了对夏日的不同理解。
2.汉、英习语联想意义的不对应性
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汉英习语联想意义的不对应性体现在三方面:具有联想意义的指称对象不为另一文化所熟悉;两文化具有相同的指称意义，但一个有联想意义，一个却没有联想意义;两文化具有相同的指称意义，但联想意义不同。
例如，汉语有体现中国传统思想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等习语，这源于中国的宗族观念、家庭观念非常强烈。对于以个人为中心，家庭观念比较淡漠的西方人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
再如，“这里没有什么油水了”这个习语，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导致中国人好油，中国人烹饪的大部分菜肴中离不开油，因此油就有了“值得一取的东西”的内涵意义。而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人们认为油可以使人发胖，因此他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油与“值得一取的东西”联系起来。
在英语中有“aswiseasanowl"这一习语，可见猫头鹰在英语民族中是智慧的象征。而在中国文化中，猫头鹰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认为猫头鹰会带来厄运。这种语义的不对应主要是由于观念体系的差异造成的。
二、习语翻译的错误类型
习语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是语言的核心与精华。习语翻译实际上是如何在译人语中处理由译出语的习语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特征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对习语理解上的障碍，以致出现三种翻译错误，产生语义非等值:文化信息错译、文化信息欠额和文化信息超额。
文化信息错译即错误地传达了习语的文化信息，是译文读者对文化内涵习语产生错误的联想意义。例如，有人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译为“Ofthethirty-sixstrate-gies,thebestistoquit"。如果了解该习语的历史文化背景，就可以知道这种译文是错误的。“走为上策”是计策的名字，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说的是处在劣势的时候，“走”是上策，并不是说“走”是三十六计中最好的或最高明的一计。正确的译文应该是"Thebestthingtodonowistoquit",
文化信息欠额是指译文没有揭示出原语符号所提供的文化信息。例如，“布衣蔬菜”在中国标志着生活俭朴。但在英美国家，蔬菜并非穷人专用，而是西方医生给饮食过量的百万富翁开的药方。因此，将其译为“wearcottonclothesandeatvegetablefood”不能体现出原文所含的文化信息，容易使译文读者对译文产生错误的联想意义，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因此((汉英辞典》(CED)译为“coarseclothesandsimplefare"。
文化信息超额则指译文提供了原文所不具有的文化信息。例如英国翻译家DavidHawkes在翻译《红楼梦》中刘姥姥说的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将其译为“Manpro-poses,Goddisposes"，尽管译语流畅，符合英语行文习惯，然而超出了原语“成事在天”的“天”一词的文化内涵。刘姥姥是中国人，在Hawkes的笔下却成了基督教徒，显然与原文不符，应该将“God”换成“Heaven"，这样，既符合刘姥姥的身份，英语国家的读者也看得懂。(朱耀先，1997:4)
三、跨越习语翻译障碍的途径
1、直译
直译是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原语的词句转换成译语的词句。(周流溪,1995;632)在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不同译本中.杨宪益及其夫人所译的译文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质。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杨先生将其译为“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充分保留了源语文化因素，保持了原文想象生动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汉语中也不乏外语直接译人的习语，如，"mldway''''''''(冷战)，"Timeismoney"(时间就是金钱)，"astickandcarrotpolicy"美国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AllroadsleadtoRome"(条条大陆通罗马)。直译可以传播源语文化，并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直译时不能生搬硬套，应该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
2、意译
意译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周流溪,1995)劳陇先生认为，翻译就是意译;维奈和达见尔内提倡的“间接翻译”也即意译。如，“走狗，，可译为“anevilfollower"。又如，克林顿在访华的演说辞中曾巧妙地引用了中国的成语“实事求是":seekingtruthfromfacts。翻译，无论是汉译外，还是外译汉，需要意译时，我们必须根据源语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积淀来理解、把握，不能按照自己母语的惯性思维进行类推，否则便会造成误解，导致翻译中出现败笔。
3、直译加注
直译加注的方法在论及翻译方法的专著中很少提及，或未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列举出来。但是笔者认为，为使文化色彩浓厚的习语由源语进人译人语，并保持音、形、义、美的和谐统一，直译加注的方法不失为一种较佳方法。如，"Oheart,losenotthynature;letnitever.ThesoulofNeroenterthisfirmbosom.”(Shakespeare:Ham-let)心啊!不要失去你的天性之情，永远不要让尼禄的灵魂潜人我这坚定的胸怀。(朱生豪译《哈姆莱特》)
“尼禄”是谁?为什么Shakspeare在此用这个词?为了使目的语读者能了解西方的文化，译者在译文中保留了原文的字面意义的同时，用脚注的形式对其加以诊释，即“尼禄，曾谋杀其母”。这一注解诊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目的语读者通过此典故的提示，便可以理解Hamlet既恨其母负情负义，却又不愿轼之的矛盾心理。
汉译英的典型例子如:
“难道这也是个痴’(头:又像擎儿来葬花不成?”因又笑道，“若真葬花，可谓‘东施效擎’了……”(《红楼梦》第30回)"CanthisbeanotherabsurdmaidcometoburyflowerslikeTaiyu?"hewonderedinsomeamusement."Ifso,shesTungShihimitatingHisShih""…”HisSihwasafamousbeautyintheancientKingdomofYueh.TungShihwasanuglygirlwhotriedtoimitateherway,(ADreamofRedMansions,1994)(杨宪益译)
四、结束语
【论文摘要】英汉两种语言都有着大量习语。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首先对英汉习语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与分析,进而论述了几种英汉习语的翻译方法,以期能够对英汉习语的互译有所帮助。
Abstract:EnglishandChinesearebothrichinidioms.Idiomsareanimportantpartoflanguageandhaverichculturalconnotations.ThispaperanalyzesandcomparesEnglishidiomswithChineseonesandthenintroducessometranslationmethodsofidioms.
Keywords:idioms;comparison;translation
习语除了固定的短语或表达法外,还包括口语体、谚语、格言乃至一些俚语。英汉两种语言同属较为发达的语言,故都拥有大量习语。英汉习语源远流长,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英汉习语反映了两个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历史、经济生活和思维方式。英汉习语有极强的概括和表现能力,形象生动,寓意深刻,韵味隽永,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1英汉习语比较
1.1英汉习语的基本共性
1.1.1结构的固定性
习语从其结构来看,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其中各个组成部分是固定的,不可任意拆开或替换,如“pullsomebody’sleg”(愚弄某人)不可变单数为复数;“bytwosandthrees”(三三两两)不可按汉语习语改为“bythreesandtwos”.又如汉语的“去伪存真”不能说成“去假存真”,“三言两语”不能说成“两语三言”,虽然前者和后者意思没有很大不同,但是相沿成习,习惯上人们说的是前者,不是后者。
1.1.2语义的统一性
习语是语言中约定俗成,相沿习用的定型化词组,在语义上是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如“胸有成竹”并非字面之义,而是比喻做事之前已有通盘考虑或周密计划。又如“沉鱼落雁”并非描述沉下去的鱼和落下去的雁,而是用来描述女性无与伦比的美貌。英语的习语也是如此,不能逐字理解,而应从整体去认识其特殊性和习惯性,如:dosomebodybrown(使某人上当),showthewhitefeather(显示胆怯)等。
1.1.3习语的习用性
习语的习用性指习语应用的广泛性,社会成员在各种交际场合和各种文体中经常使用习语,从而不断丰富习语。习语以其简短的形式、生动的形象和恰当的比喻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作为全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全社会的语言财富,在广泛的范围里为人民大众所确认和应用,因此,很多习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1.2英汉习语的基本差异
1.2.1风俗习惯的不同
英国人爱狗,视狗为伴侣,因此,常以狗的形象比喻普通人的生活行为,如:
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中国虽然也养狗,但一般人在心理上厌恶鄙
视这种动物,常用它形容和比喻坏人恶行,如“狗腿子”,“狗仗人势”等。英国人和中国人信仰不同,英国人多信仰基督教,有不少习语与之有关,如:gotothechurch(做礼拜),powerofthekeys(教皇的权力)。在中国佛教是影响最大的宗教,习语有不少来自佛教,如“半路出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
1.2.2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英汉习语通常来自本民族的历代文献或民间口语。英语和汉语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习语的来源也各异。本国人虽能了解,外国人常不知所云,比如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从事农业者占很大比例,因此,在汉语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谚,如:“枯木逢春”,“斩草除根”。英国是个岛国,英国人钟爱海洋,所以英语习语中有很多来源于航海业,如:plainsailing(一帆风顺),dropanchor(抛锚;定居下来)等。另外不少习语来源于古代寓言故事或诗文等,这类习语可称典故习语。英汉典故有各自的民族渊源,非三言两语能阐述清楚,如汉语习语:“三顾茅庐”、“未雨绸缪”等。英语中也有类似的习语,如:flyonthewheel(狂妄自大的人)。
1.2.3比喻上的不同
英汉有许多同义或意义相近的习语,但由于它们是两种不同生活经验的产物,有很多就不可能不明显的体现出两种不同民族形式,比如中国人常用习语“雨后春笋”来形容一般事物的迅速发展和大量涌现,而英语中的同义语是“likemushrooms”(像蘑菇一般),这是因为英国不产竹,甚至连“bamboo”这个词也是引进来的外来语。诸如此类的习语比比皆是,如:“neverfishnorfowl”的是“非驴非马”,“nosmokewithoutfire”的是“无风不起浪”。
2习语的翻译
2.1直译法
直译,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习语的民族特色、语言风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如汉语的“纸老虎”直译成“papertiger”,外国人看起来不但深明其义,而且觉得很传神,所以该词现已成为英美民族正式语言。当原习语的隐含意义很明显时,读者可通过字面领悟它的含义,直译字面意义,如“雪中送炭”译为“toofferfuelinsnowyweather”.类似这样的习语译文,读者只要用心体会一下,就会明白其隐含意义,不但保留了原文的形象,而且增加了阅读趣味。
2.2意译法
有些习语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翻译时无法保留原来语句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也无法找到同义的习语借用,这时可将原文的形象更换成读者所熟悉的另一个译文形象,从而转达出原文的语用目的,译出隐含意义,如汉语中的“落花流水”通常指被打得大败,译成英文是“tobeshatteredtopieces”;又如“Thedogthatwillfetchabonewillcarryabone.”在译成汉语时其中的字面形象“dog”,“bone”都不能直译,只能舍弃它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译出隐含意义“对你说别人坏话的人也会说你的坏话。”
2.3借用法
由于人类在感情,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及社会经历等方面不免存在相似之处,所以英汉习语中存在着少量相同或近似的习语,这些习语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相同或近似,隐含意义则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此类习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这样的习语则可以采用借用法进行互译。如英语中的“practicemakesperfect”与汉语中的“熟能生巧”,又如汉语中的“破釜沉舟”与英语中的“burnone’sboats”都来源于两国的军事策略,因此用法和含义都相同。
2.4节译法
在汉语习语中,常有并列的对偶结构,即用两个不同的喻体表达相同的寓意,前后含义重复,遇到这种情况就可用节译法处理,省去并列重复部分,如“铜墙铁壁”译为“wallofbronze”,不必说成“wallofcopperandiron”,长吁短叹用节译法译为“sighingdeeply”。
3结语
以上对英汉习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论述了几种英汉习语的翻译方法。其实,无论对汉语还是英语来说,习语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对习语的翻译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从整体大局出发,力争做到译文既保留原文的习语韵味,又能通顺、畅达地表达原意。
参考文献
[1]陈柏松.英汉习语概要[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
内容提要：主位理论应用于英汉语篇翻译研究集中体现在四大方面，即主位作为语篇翻译单位的研究、主位结构在英汉翻译中的转换研究、主位推进在语篇翻译中的作用研究和主位推进模式在语篇翻译中的转换研究。本文在对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简要评述的基础上，认为应加强实证性的研究，在描写译学的总体框架下对英汉语篇翻译过程中主位结构和主位推进模式的转换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基于大型语料来探讨和总结这种转换规律。
一、引言
随着篇章语言学的兴起并引入到翻译研究中，语篇逐渐成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主位”作为一个在语篇的大背景下针对小句结构进行描述时的重要概念，被广泛地应用到语篇翻译研究中。对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简要的评述，可以帮助我们对此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并启发人们对此作出新的深入思考。主位理论应用于英汉语篇翻译研究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二、主位结构与语篇翻译研究
根据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休斯（Mathesius）提出的句子实义切分法，每个句子都可以从语言交际功能的角度划分为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两个语义组成部分。后来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Halliday）接受并发展了这一理论。Halliday和Thompson均认为任何句子或话语从交际功能的角度都可以分为主位和述位两个部分。“主位是小句信息的出发点，是小句所关心的成分；述位则是对主位的陈述，是围绕主位而展开的内容。”主位和述位构成主位结构，主位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小句。Halliday认为主位结构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语篇特征和语篇的结构性衔接手段之一。方琰、艾晓霞将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主位结构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并探讨了汉语语篇中的主位结构。研究主位和主位结构的意义在于了解信息在语句中的分布情况及其体现出的交际功能和句子的内部结构。事实上每个语篇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主位的序列，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主位的相互衔接和层层推进。主位的选择决定了语篇的信息起点和发展方向，主位和述位组成适当的推进模式，体现了语篇的结构框架并有效地传递语篇的信息。小句主位还具有衔接上下文的作用，作者通过对主位成分的选择引导读者对语篇进行连贯的解读。由于翻译时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通常发生在小句的层面上，因此主位对于语篇翻译中句子的分析、转换和构建以及语篇的衔接和连贯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将其作为翻译单位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译者首先通过主位、述位所包含的已知信息和新信息来了解源语语篇中句子信息的分布情况，以及它们在语篇中的地位与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语言转换；而且在译语语篇的构建过程中，选用什么成分充当主位会影响到译文的句子结构以及上下文的衔接与连贯。徐盛桓最早就主、述位和英汉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主位、述位的理论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原文，指导翻译实践。杨信彰从主位角度探讨了英汉翻译中的意义等值问题，认为与英语原文相比，汉语译文中出现的主位错位会破坏原文的信息结构，影响原文和译文之间意义传递的效度。刘士聪、余东根据主/述位切分和翻译思维的特点，提出以主/述位作为翻译单位，对原文进行分析和转换。认为以主/述位作为翻译单位，对译文句子的构建有直接帮助，同时也注意到了它本身的形式特点及其在语篇中的衔接功能，特别是它在翻译过程中的可操作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主、述位作为翻译单位还必须考虑到语篇中信息的层层推进和发展，否则就无异于以句子作为翻译单位。由于语篇中小句所承载的信息是不断地向前推进和发展的，进而构成段落和篇章，以语篇为视角研究翻译，就必须考虑到主位推进以及由此形成的语篇宏观组织结构，体现出语篇的连贯性和动态性，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主、述位的层面上。
三、主位结构在英汉翻译中的转换研究
既然主位和主位结构对于理解源语语篇和构建译语语篇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英汉翻译转换时如果能够保留原文的主、述位结构当然很好。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是总能做到，因为两种语言在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应该尊重不同语言的表达习惯并进行适当的主位结构转换。根据美国语言学家李讷和汤普森提出的新的语言类型学的观点，英语是主语突出的（subject-prominent）语言，汉语是话题突出的（topic-prominent）语言。作为一种主语突出的语言，英语中的主位在大部分情况下和主语重合。“一般情况下，除标记性主位以外，英语的主位结构和主谓结构具有极高的相关性。同时主位与述位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语法中主语与谓语的区别相同。”而汉语作为一种话题突出的语言，句子大多不具备像英语中那样明确的形式结构特征，常常是以意合组织在一起，以话题为中心辅以评论的句子大量存在。“汉语句子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以‘话题+评论’为铺排格局的语义结构，汉语的主位基本上就是话题。”而且汉语中的主位不局限于小句，有时既有小句主位，又有句子主位。英汉语在主位结构上的这种差异是英汉语篇翻译转换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的因素，将其应用于英汉语篇翻译研究集中体现在主位结构在英汉翻译中的相互转换规律。Baker认为由于不同语言之间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译者无法总能保留原文的主位结构，重要的是译文要有自身的语篇组织发展方式并具有连贯性，并且不损害原文的信息结构。她还特别探讨了英语中的主位与汉语中的话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英译这种“话题+评论”结构。Fawcett认为有些语言之间在翻译转换时可以完好地保留主位结构，而在其它一些语言之间却无法做到，因此译者不能盲目复制原文的主位结构，应该知道在译语中借助何种手段以达到原文主位结构的语篇效果。Ghadessy&Gao首次通过计量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英语文本中的主位结构与其在汉语译文中的转换情况，认为英汉语篇在翻译转换时主位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王桂珍在比较主语、主题和主位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汉语句子主题的英译，认为汉语的主题主语句多用转移和补加的方式进行英译，应根据英语的句法结构来选定句子的主语及语序。李运兴把“主位”概念应用于英汉翻译研究，描写发生在小句主位上的语际转换现象。并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在主位结构上的两大差异，结合语料探讨了英汉互译中英语主语主位与汉语话题主位之间的相互转换，以及汉语空位主位上的隐性成分在英译中的显性化处理，使之成为英语小句中的主语主位。杨明基于“英语是主谓结构的语言、汉语是注重话题的语言”这一理论基础，分别讨论了英译汉和汉译英中的主位与话题。认为主位问题在英译汉中往往具体体现在如何把英语中的主语转换成汉语中的话题，在翻译中需要重新安排主位，确立话题；汉译英往往具体体现在如何把汉语中的话题模式转换成英语中的主谓结构模式，同时相应地转换原文与译文的主位与述位。王俊华认为在英汉翻译中要处理好两种语言之间的主位、述位转换问题，就是要处理好英汉语言中的“主语+谓语”和“话题+评论”的适当转换问题。成丽芳认为汉译英时影响译文质量的重要一步是主语的确定，提出要增强超句意识、以句群或语段为操作单位、分析主位结构、利用主位推进来恰当地选择和确定主语。（说明：此节是在综述他人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者区分了英语的主位和汉语的话题，故综述时只能保留这些术语。）上述学者将语篇分析理论中的主位和主位结构应用于语篇翻译研究，描述了英汉翻译转换过程中发生在语篇内小句主位上的转换现象，并结合语料探讨了英汉语篇翻译过程中主位结构转换的规律。当然，这些结论尚需更多的语料来印证、改进和深化，以期对翻译实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理论上的指导。
四、主位推进在语篇翻译中的作用研究
当一组有意义的句子构成一个连贯的语篇时，小句的主、述位之间会发生某种联系和变化，并推动着语篇的有序发展，这种联系和变化被称之为主位推进(ThematicProgression)。捷克语言学家Danes首次提出了“主位推进”这一概念，他认为“主位推进是指语句主位的选择和排列，它们的相互关系和领属层次，以及它们与上一级语篇单位（如段落、章节等）的超主位、整个语篇和情景的关系”[22]。主位推进是语篇的一种重要组织结构，也是语篇衔接与连贯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构成语篇中信息传递与延伸的重要途径。每个语篇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主位的序列，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主位的衔接与推进，“随着各句主位的向前推进，整个语篇逐步展开，直至形成一个能表达某一完整意义的整体”。Hatim指出主位推进是翻译过程中解读语篇、分析语篇组织结构的一个潜在的有用工具，并把主位推进模式与语篇类型（texttype）联系起来。Papegaaij&Schubert[25]在探讨翻译中的语篇连贯时指出，恰当的主位推进有助于译文连贯的构建。王斌是国内较早通过主位推进来探讨翻译问题的学者，他指出了主位推进在英译汉中的解构功能和在汉译英中的结构功能。赵小品、胡梅红以主位推进和衔接理论为指导，探讨了在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的汉译英中，如何从结构层次上和语法词汇层次上来加强语篇的衔接和连贯。认为主位推进模式构成译文语篇的框架结构，衔接手段则加强语篇语义的联系和实现语篇语义的连贯，在汉译英中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以主位推进为切入点探讨语篇翻译还应该考虑到语篇语义的连贯。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之间以语义为基础的转换活动，主、述位的衔接所形成的主位推进只是语篇表层的衔接，而语篇的内在联系体现在语义的连贯上，因此必须把语篇通过主位推进所构建的形式上的衔接与语篇的内在语义连贯结合起来。
五、主位推进模式在语篇翻译中的转换研究
虽然语篇的体裁、类型多种多样，语篇中的主、述位的衔接千变万化，但语篇中的主位推进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在探讨语篇结构的基础上归纳了各自不同的主位推进模式。Danes提出了常见的五种主位推进模式，目前常见的分类还有：徐盛桓提出的四种主位推进模式；黄衍总结的七种主位推进模式；黄国文归纳的六种主位推进模式；胡壮麟提出的三种主位推进模式以及朱永生归纳的四种主位推进模式。语篇中各句之间主、述位的联系和发展就是基本按照上述几种基本模式逐步推进的。主位推进模式是语篇中语言材料的排列组合形式，是语篇中小句汇合成篇的信息流动与走向，是实现语篇功能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帮助作者有效地生成语篇，也有助于译者准确地解读语篇。主位推进模式体现了语篇的结构框架和整体走向，反映了作者的谋篇方式和交际意图，是译者解读原文和构建译文时的重要参照，因此是语篇翻译中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因素。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译者都在译语语篇中较好地保留了源语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因为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照原文的主位推进模式。译文在主位推进模式方面应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牺牲译语语篇的语义连贯为代价来模仿源语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主位推进模式的保留必须以不扭曲译语语篇为基本前提。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在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各有自己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语篇翻译中原文主位推进模式的保留。鉴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当语篇翻译中无法直接保留原文的主位推进模式时，应在符合译语规范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或重新建构译语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Ventola探讨了英语和德语中的科技语篇在翻译过程中主位推进模式的转换情况。Hatim&Mason认为主位推进模式总是为特定语篇中的整体修辞意图服务的，它作为语篇结构的一个方面在译者构建译文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还把主位推进模式与语篇体裁（genre）联系起来，指出特定的语篇体裁总是倾向于选择某种特定的主位推进模式，译者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并设法在译文中加以再现。张道振认为翻译中对原文主位推进模式的保留或重建不仅仅是保持译文衔接和连贯的问题。文学语篇的特殊性使主位推进模式也往往承载着原作者的诗学意图和审美倾向，小说翻译中保留原文的主位推进模式不仅有利于建构相似于原文的连贯模式和创造类似原作的艺术效果，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者的诗学意图。刘富丽认为在语篇翻译中，源语语篇句群中各个小句的主位推进模式所体现的语篇目的和整体语篇效果，要求译者必须在译文中再现或重建原文的主位推进模式以求达到与原文相近的语篇效果。同时她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在汉语译文中保留英语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的可能性并不大，”在无法保留源语语篇主位推进模式的情况下，顺应译语的主位推进规范才能构建出衔接得当、语义连贯的译文，再现原文信息结构所产生的交际效果。从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英汉语篇翻译过程中主位推进模式的三种转换情况，即在译语语篇中直接保留、适当调整和重新建构源语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应当指出，目前将主位推进模式应用于语篇翻译研究中的探讨多为理论上的思辨，辅以少量例证，这种经验式的研究不利于准确观察和有效描述翻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语际转换规律。今后还应在较大规模语料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对语篇翻译中主位推进模式的调整和重建的情况进一步分类，使之细化；在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解释时还要考虑到译者的主体性等因素。
六、发展趋势
尽管将主位理论应用于语篇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化了对主位理论和英汉翻译转换过程的认识，但是不难发现目前的研究多为经验式的，即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思辨并辅以例证，而缺少实证性的研究，这不利于基于大型语料来观察和总结翻译中的普遍规律。因此，应从规定性的研究转向描写性的研究，在描写译学的总体框架下对英汉语篇翻译过程中主位结构和主位推进模式的转换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描写。首先要合理地选取语料，并且语料的数量要足够大以确保观察的充分性；然后就实际翻译文本中发生的具体转换现象进行全面的统计和系统的分类并逐一分析，以保证描写的充分性；最后要在认真观察和充分描写的基础上说明转换中的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总结转换规律，分析转换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并从理论上作出阐述，尽量做到解释的充分性。在充分观察、描写和解释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英汉语篇翻译中主位结构和主位推进模式的转换规律，并在翻译实践中验证这些规律，必将大大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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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高商务英语信函通常情况下会涉及经济活动，因此，用语上必须准确无误，不能模棱两可，杜绝不明朗的修饰语以及词意不清的词汇出现。商务信函的准确性不仅体现在准确用词和保证语法正确上，在数字和日期上展现的尤为显著，在表达过程中，任何误差都可能导致贸易交易失败。语句严谨我国各企业在贸易活动交流时也应有所要求，商务英语信函在用词和语法上有要求，不仅要求语法严谨，还要求用词精练。根据企业自身实际贸易需求，对交易中的各项要求需要逐一翻译，务必保证语句严谨，不出现低级错误。商务英语信函语句严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用短语代替时间介词或连词，降低语意不清的发生率；二是尽量回避日常用语，避免给人不严谨的感觉；三是针对信函中的复合词，在翻译时应注意用词规范和严谨，避免企业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二、商务信函翻译标准
1.灵活而准确商务信函记录中需要实事求是地记录，不需要华丽的语言，但在细节方面需要进行修饰。信函的翻译内容需要简单明了、一丝不苟，在细节方面需要表达仔细，避免不必要的疏忽造成交易失败，从而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因此，翻译中注意专业术语表达准确、贸易中的具体细节清晰明了、翻译内容叙述连贯无误（我们在中国已有10多年经营衬衫的经验，公司产品在当地市场畅销。）这样的翻译充分体现了商务信函的严谨和专业性。有礼有节商务英语是公函语体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不仅要措辞准确，还要讲究礼貌，采用礼貌用词婉转地表达贸易中的各项要求，给对方企业留下好印象。例如，（望您查看附件我司的公司介绍，我们有合作的机会。）语句中强调了“望”“您”，注意了礼貌用语又将企业诉求婉转地转达给对方，体现了信函中的有礼有节。
2.符合公函问题标准和特征目前，商务英语翻译翻译的标准以及原则都与企业的实际需求有关，既要重在纪实，又要遵循原文的内容与公函的格式。例如在使用婉转语气时，可以在词语上进行斟酌，前提是符合公函标准和特征，对商务英语翻译中的礼貌用语进行修饰，从而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三、结语
关键词：商务英语函电文化差异动态等值
商务英语函电是对外商务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它是函电发出者编码和接受者解码的过程。顺利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就是利用函电交际的过程。但是由于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背景各异、思维方式和交际方式有别，产生误解在所难免，但同时交际又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过程。因此，揭示并掌握商务英语函电的特点及其翻译技巧，对于提高学生的业务水平、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顺利达成交易是极为关键的。本文在分析商务英语函电的基础上，对奈达的动态等值翻译观及其在商务英语函电中的应用进行研究。
商务英语函电的特点
商务函电不同于普通交流性手段，特点鲜明，按照传统的说法遵循七条原则（分别是体贴、完整、准确、具体、简洁、清楚、礼貌），其目的是维持良好的业务关系、进行有效的交流和进行正常的商务往来。其核心为效率，经济性与简洁性为效率的具体表现。二者的根本在于高效经济和达意清晰，效率是目的，内容是载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文体特点
奈达的动态等值理论强调：在信息重组整合的过程中应考虑话语的结构，尤其是文体。他将文体分为5类，既专业文体、正式文体、非正式文体、随意文体、亲密文体。按照他的分类，商务函电由于涉及进出口业务，且同银行、海关、运输、法律等专业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基本归于专业文体或者正式文体。
（二）语言特点
商务函电其中的三个原则“准确、简洁、清楚”都是对语言方面的要求，“体贴、礼貌”则是针对态度和角度方面的要求。“完整”是对格式的要求，而“具体”则是对整封函电内容的整体要求，是要求避免大而无当的词句，内容不能偏离要表达的中心。商务函电不仅涉及独特的专业背景，而且涉及实际商务工作技能，其语言特点可以归纳为两条：商务函电涉及面涵盖了贸易、金融、外汇、海关、商检等诸多领域，显示出多种行业特色，因此，语言的选择性很强；商务人员的思维模式具体、审慎，讲究语言表达的分寸。具体体现在表达直截了当、简洁明快、淡于修饰。用词规范、语法结构严谨、句子排列一般固定有序。语篇连贯、逻辑性强。
（三）翻译特点
商务函电翻译比较偏重于“实用效果”，其主要功能是准确传递经济信息，而不是为了取得美学效应和欣赏效果；根据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手段处理不同的内容；比较程式化，内容不允许出错。因而，译者一方面需要懂得、熟悉专业的行话、术语，翻译时意义忠实且术语精确；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用对等的语言，将相关的信息更为精练准确地表达出来。由于商务函电涉及英、汉语言的翻译与运用，且函电又有其语言、语法、句子结构等方面的特殊性，加上中西方文化差异等原因，这就决定了在商务函电翻译中不可能是绝对的对等，而是相对和动态对等。因此，动态等值理论在商务函电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奈达的动态等值翻译观
美国的语言学家兼翻译家尤金•奈达博士（Dr.EugeneA.Nida）的动态等值理论（DynamicEquivalence）被许多国内学者推崇为评判译文好坏的标准以及翻译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他在1964年发表的《翻译科学初探》中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指出“译文的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翻译等值理论中的“等值”，即是要求译入语（Targetlanguage）与译出语（Sourcelanguage）的值相等，使译文在读者中产生原文作者通过其作品想要达到的效果和作用，从而使译文读者在通过阅读译文后，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奈达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对等，强调语言信息在交际转换过程中的动态对等，而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形式上的对等。这就是“动态等值翻译”的主要原则。
动态等值理论在商务英语函电翻译中的应用
商务函电用词、句子结构及语篇结构方面有其不同于其他语体的显著特点。在汉译时，应酌情按动态等值理论对原文进行翻译，再现原文词、句的风貌，使译文受众与原文受众达到了同样的理解。现就函电语言的特殊性及如何在翻译时运用动态等值理论进行阐述。
（一）词语方面
选词方面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词藻，而尽可能地选用正规、庄重或表现力强的专业词语。在汉译时，要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字特点加以妥善处理，不必要对等地对重复词进行重复翻译，而应该采取动态对等，遵循习惯译法，用行话译行话，术语译术语等对等方法。
如：信函中Dearsirs不译“亲爱的先生们”而译“（执事）先生”或“径启者”，而商号中“&”符号一般不译。如NipponTelegraph&Telephone译为“日本电报电话”；pleasedon''''thesitateto…译为“尽可以…、务请…”等。
另外，在商务函电中词的重复和省略现象较为常见。当出现一些关键性的词时经常会采用同义词连用的现象。如：Thepackingandwrappingexpensesshouldbebornebythebuyer.包装费应由买方负担。句中packing和wrapping同义，意为“包装”，在原文中重复使用，为确保所用词不被曲解。然而翻译时根据动态等值理论只译成“包装”一词即可。
再次，用词要准、注意多义。如TheproductwillfindagoodmarketinNewYork.“此产品在纽约将有很好的销路”。ChinesetoyproductsareverypopularinEurope.WewouldliketoworkwithyoutomarkettheminCanada.“中国的玩具产品在欧洲很受欢迎，我们愿同你方合作在加拿大销售”。从以上二例中，market既有市场、销路，又有营销、出售之意。翻译时要根据上下文忠实准确译出原文，仔细推敲避免误解。
（二）句子方面
1.句子表达固定。为表达明确，商务英语函电在实践中已形成了固定套语：商务函电首段首句，常见套语有：Thankyouforyourletterof;weareinreceiptofyourletterof等。如Wethankyouforyourletterof18thFebruaryandconfirmourcableoftoday''''sdate,whichreadsasfollows.（兹复贵方2月18日来信并确认我方今日发出的电报，电文如下）。翻译时使用等值翻译，译成“X月X日来函收悉，不胜感谢，兹复函如下”。
商务函电结尾句：英语表达有固定方式如Inaccordanceasyourrequest,wesendyouherewithastatementofyouraccountwhichwehopeyouwillfindcorrect.（兹按贵方要求奉上结算报告书一份，请查收）。译成符合汉语习惯的“随函附上…请查收”。
请求对方做某事的汉语句式为“请…将不胜感激”，函电英语常用：Wewouldappreciate;Itwouldbeappreciated等。如ItwouldbeappreciatedofyoucouldquoteyourpricesofCIFShanghaiforcomputer.（请报电脑的上海到岸价，将不胜感谢）。Wearelookingforwardwithinteresttoyourreply.Yourearlyreplywillbehighlyappreciated等。函电结尾译成“盼复”等常用套语。
2.语句凝练精干，力求表达有效。语句凝练精干和表达有效是指选词简明、语法正确、使用得体。而同一词语在不同的语域里有不同的文体效果。如Weareinapositiontoofferyou50longtonsofTinsFoilSheets.（我们能向贵方报50英吨锡箔纸），“offer”译“开盘”、“报盘”，有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和精僻文风而不同于其文学意义。OurorderissubjecttoyouracceptanceofourtermsofpaymentsbyD/P.（我们的定单以贵方接受我付款交单条件为准）中“subjectto”是“以…为条件”之意。
3.语句结构以复合长句为主，很少使用简单句。从句套从句的“枝状结构”屡见不鲜，经常一连数行才出现一个句号。然而对于这种复杂冗长的句子，只要对原文进行仔细分析并采用动态等值理论进行翻译，就能恰当地翻译原文，使译文受众对作者的立意有明确的认识，从而获得对原文较准确的感受。例如：Anycontroversyunderthiscontractorarisingbetweenthepartiesoroutoforforbreachoforinrelationtothiscontractsha11bedeterminedbyarbitrationtobeheldintheCityofNewYorkpursuanttothearbitrationlawoftheStateofNewYorkandundertherulesoftheAmericanArbitrationAssociation.这是一条国际贸易中常见的仲裁条款。在句中anycontroversy之后连续使用了五个介词短语，这五个介词短语都是同时用来修饰和限定controversy的，对于此种复杂句子，翻译时首先必须理顺语句成分的层次及其关系，联系上下文，精确地把握词语的内蕴，准确把握句意的脉络。根据汉语的句式特点，动态地重构原文传递的信息。译成“任何双方或双方以外的或违背或相关的对于此合同的争议，都由基于美国仲裁组织下的纽约州仲裁法律决定”。
（三）语篇结构方面
各种语篇的交际功能、主题、内容不同，其语篇结构也不同。商务英语函电表达固定，语篇结构逻辑合理、意义连贯。逻辑合理指句子结构、段落安排、语篇思维。意义连贯指句子间语义连贯，段落间内容连贯，上下文思路连贯。
结论
综上所述，商务函电是对外商务交流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其特殊的文体，语言的专业性及特殊性，要求译者从词义和专业上去深刻理解原文的含义，将译文所传达的信息与原文所传递的信息保持一致。奈达动态等值理论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生搬硬套的死译或望文生义的乱译，在商务函电翻译中的应用有助于强化译文的逻辑性、规范性和准确度。正确运用动态等值理论，在商务函电翻译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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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汉民族；思维差异；翻译；影响
一、引言
不同的民族，不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有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思维风格等，这便是思维差异[1](P38)。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2](P11)。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而英语的分布最广。因为英汉两民族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而两民族的思维差异所带来的困扰一直影响着两民族间的对话。翻译作为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本质上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还是一种思维活动[3](P28)。笔者拟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通过思维差异的表现形式，揭示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人类所特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表达感情和愿望、交流思想的方法。简单地说，它是人们思维和认识的组织者。思维即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具体地说，它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作为构成思维模式的材料符号中的一个部分，语言通过音、形、义的结合，系统地储存于人脑的皮层细胞内，参与思维活动。由此可见，思维和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的语言。倘若没有语言，思维则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证其实。反之，若没有思维，语言也不具备其多功能性和丰富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思维作用于语言，语言也作用于思维。思维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而语言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思维的发展。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4](P53)。
三、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人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特点是人类的思维活动。世界各民族间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相差甚远，思维也存在很大差异，但各国人民对于客观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却是一致的，所以不同的语言才有了互译的可能[5](P41)。翻译过程包括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过程和译者用目的语再创作的过程。精确的翻译源自对原文的正确理解[6](P86)。思维的差异肯定会影响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懂得不同民族的思维差异。英汉思维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思维方式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在思维方式上，英民族理性思维发达，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与此相反，汉民族直觉思维发达，具有较强的情感性和直观性[7](P103)。思维方式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思维方式不同，词汇视点不一，使译文出错。
两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英汉民族在观察某些事物现象时，所取的角度是很不同的，如果翻译时不加倍小心，很容易出错。例如，中国人出于礼貌请对方先走、先吃、先做某事时,常说“您先请！”，而英语的说法却是“Afteryou！”。就是说，同一举动，同一意思，由于视点不一，英汉的表达方式完全相反，汉语中用“先”表达的意思，英语中却用“后”表示。又如，在时间的先后概念上，英民族和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截然不同的。英语中分别用back和forward指称过去和未来的时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唐诗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前”是指“过去”，“后”指“未来”。简而言之，中国人是面对着过去来区分时间的先后的，而英民族是向着未来来区分时间先后的，英汉民族对时间坐标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稍不注意,就会使译文出错[8](P100)。再如，汉语中的“九折”，英语常说“Atenpercentdiscount”，这是因为汉语着眼于打折后的实际付款比例，而英语着眼于折扣的比例，两者视点不一[9](P144)。而“淤青”一词，用汉语说是“青一块，紫一块”，英语中则说是“beblackandblue”。汉语中的“红茶”，译为英语则是“blacktea”，这是因为汉语着眼于茶水，而英语着眼于茶叶，“blacktea”在英语中指还没泡过的茶。汉语中的“大雪”，英语中的说法却是“heavysnow”，而不是“bigsnow”。由此可见，不同的词汇视点对英汉语的互译有很大的影响。
（2）思维方式不同，表达结构不一，使译文生硬欠妥帖，甚至出现错误。
在英语和汉语中，对事物都有肯定和否定的表达方法。一般情况下，英语为肯定表达时，汉语也首先考虑肯定表达，英语为否定表达时也是一样[10](P141)。但是，受两民族的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翻译中一种语言的肯定形式常常表达的是另一种语言否定的意思，反之亦然。如果不注意，就会使译文与原文意思完全相反。例如，“Heisthelastmantoreachthere.”这句话如果译为“他是去那里的最后一个人”就错了，应该译为“他决不是会去那里的人。”原句中并没有否定词，也没有含否定意义的词，但被译为汉语时却要用否定形式，也就是说英语和汉语的表达结构不一致。又如“Don’tyouwanttogo？”回答为“Yes,Ido.”（不，我想。）或“No,Idon’t.”（是的，我不想。）如果把“Yes,Ido.”译为“是的，我不想。”把“No,Idon’t.”译为“不，我想。”就与原文意思完全相反。再如，“Thepatienthadaseriousstomach.”不能用汉语的“病人有严重的胃痛。”这样的句子来表达，而应译为“病人胃痛得很厉害。”。可见，英汉思维方式不同，表达结构不一，对翻译的影响很大。
（3）思维方式不同，句子语序各异，影响译文的顺畅、优美。
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英汉两种语言在语序安排上多有不同。汉语句子语序以逻辑为序，往往先因后果，先假设后推论，先叙事后表态，先说以前发生的事，再说最近发生的事，空间上，一般是从上到下，从大到小，由远及近，从大范围到小范围。谈问题由重要意义到次要意义，由程度强者到程度弱者，由一般到具体的顺序排列。而英语可以借助它的形态和丰富的关联词语，按意思和结构的需要，灵活安排，且英民族在叙事时往往先说最近发生的事，再说以前发生的事[11](P61)。例如，“Mikedidnotrememberhisgrandmotherwhodiedofcancerwhenhewasthreeyearsold.”(迈克三岁时祖母死于癌症，所以不记得她。)汉语先说以前发生的事即事情的原因——迈克的祖母死于癌症，再说最近发生的事即事情的结果——迈克不记得他的祖母。又如，“IwasunhappywhenIheardthebadnews.”（听到那个坏消息，我很不高兴。）如果把它译为“我很不高兴，当我听到那个坏消息时。”就显得很不顺畅，也不符合汉语的逻辑顺序。再如，“一知道明天可以看电影，他就十分开心。”（Hewasverydelightedwhenheknewhecouldseeafilmtomorrow.）如果把这句话生硬地译为“Whenheknewhecouldseeafilmtomorrow,hewasverydelighted.”就不是地道的英语。在地名的排列顺序上，汉民族是由大到小，而英民族是由小到大，“中国福建”译为英语是“Fujian,China”在地理方位的表达上，汉语习惯说“东、西、南、北”，而英语习惯说“east，west，north，south”。可见，思维方式不同，英汉句子语序不同，对译文的影响不容忽视。（4）思维方式不同，句式结构各异，使译文显得啰嗦。
思维方式不同不仅表现在语言内容上，受思维方式的影响，英汉句子结构有很大的不同。英语句法结构特点重形合（hypotactic），主要通过连词、关系词、分词、动名词以及不定式等连接来构成句子，以表示其结构关系。而汉语则不同，汉语句法结构特点重意合（paratactic）。汉语句子从时间顺序、逻辑文理顺序层层推进，逐层展开。所以英汉语言句子结构受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结构上的差异，翻译时常遇到，需调整句子结构[12](P183)。例如，“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头脑。”译成英文为“Opportunitiesareonlyforthepreparedminds.”汉语省略掉动词“是”，即“机遇只（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意思表达清楚，而且很简洁。但是英语重形合，所以必须加上谓语动词“is”才能使一个句子完整。英国诗人雪莱曾经说过：“Ifwinter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翻译时并没有把“if”也翻译出来，这样不但符合汉语的逻辑且显得更简洁。再如，“Sinceitwasearly,let’shavearest.”（时间还早，就休息一会儿吧。）翻译时可以译为“既然时间还早，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吧。”但这样就显得太啰嗦了。可见，思维方式不同，句式结构各异，会影响译文。
2、思维习惯不同，造成词义理解困难，进而影响译文的准确性。
词汇的联想意义最能反映出思维差异，同时也对词汇的理解产生干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根据自己先前获得的文化经验和思维习惯进行联想。例如，当中国人谈到“狗”（dog）时，脑海中常出现“癞皮狗、走狗、的、、猪狗不如、狗仗人势”等贬义色彩的词，而在英民族的眼里“dog”除了是个中性词外，主要具有褒义词的特征，他们把狗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像“aluckydog”（幸运儿），“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得意之时），“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13](P36)。再如，“龙”在汉语中是“威严、权威”的象征，而按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龙”却成了“邪恶”、“魔鬼”的象征。“牛”在中国人的眼中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象征，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很好的体现，而英民族的思维习惯是把buffalo与“恐吓、愚弄别人、令人讨厌的人”联系在一起。fox（狐狸）在英语中指那些“聪明、机灵的人”，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把“狐狸”和“阴险、狡猾、卑鄙的人”联系起来。vinegar（醋），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把“醋”同“嫉妒”联系起来，尤指男女关系方面时，称做“吃醋”，而在英民族的联想中是指人的“坏脾气、不高兴、尖酸刻薄”等[14](P102)。如果生般硬套地进行翻译的话，一定会使译文费解。可见，思维习惯不同，对词义的错误理解会影响译文的准确性。
3、思维中心不同，语态误用，造成误译。
汉民族的主体性思维方式，只强调主观感受，将理和交流目的融于直觉，而忽视了对客观现实进行符合逻辑的形式表现，以致在翻译中体现不出语态的变化，而造成误译。例如，“Theywerebeaten,refusedanythingtoread.”这里如果忽视了语态，就很容易误译成：“他们受到毒打，拒绝阅读任何书籍。”其实句中的“refused”是表示被动的过去分词，应译为“不准”。再如汉语“2004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译成英语，若不注意到英民族强调客体，就很难译成“2004sawaseriesofgreateventshappenedinChina.”这种用时间作主语的符合讲英语人们口味的地道英语[15](P119)。又如“信写好了，但还没有发出去。”译为英语时，如果不清楚主客体意识，很容易译成“Theletterfinished,butithasn’tsent.”其实应该译为“Theletterhasbeenfinished,buthasn’tbeensent.”汉语说“车修好了”用英语表达时必须说“Thecarhasbeenrepaired.”用现在完成时态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类似的句子还有很多，如：“碗洗好了”必须说“Thebowlshavebeenwashed.”“作业做完了”必须说“Thehomeworkhasbeenfinished.”可见，思维中心不同，语态误用，对译文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4、思维风格不同，句子重心各异，影响译文质量。
英汉民族各自独特的思维风格造成了各自的句子重心，如在翻译中不加以调整，一定会影响译文的畅达。如“WhatIsawthatdayinMarridwastamecomparedtowhathappenedinItalyandBrazilwhentheirtwofavouredteamswasshamefullydefeatedinearlyrounds.”(《大学英语》第四册P.72)，这句英文翻译时若不进行重新调整，译为“那天我在马德里之所见可算是温和的了，与在早先的比赛中，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喜爱的球队不光彩地踢败时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轰动相比。”会让人觉得很蹩脚[16](P15)。这句话正确的译法应为“与在早先的比赛中，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喜爱的球队不光彩地踢败时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轰动相比，那天我在马德里之所见可算是温和的了。”在复合句子中，英语的主语为主要部分，一般放在句首，即重心在前，而汉语则一般按照逻辑和时间顺序，把主要部分放在句末，即重心在后。例如“Astonesmashedharmlesslyonthegroundwhenitdroppedfromthebuilding.”(一块石头从那座大楼上掉下来，砸在地上，没伤着人。)这句话的重点是“石头砸在地上，没伤着人”，但用汉语表达时，必须把它放在句末，才符合逻辑。由此可见，思维风格不同，句子重心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5、思维侧重点不同，造成表达形式各异，进而影响译文的自然、顺畅。
由于英民族注重形式逻辑，其句式结构呈主从扣接式，而汉民族不太重形式逻辑，因而汉语的句式结构呈流散铺排式。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忽视了这种思维差异而造成的句式特点，那么得到的译文很可能会是英译句支离破碎，汉译句冗长板结。例如“学得有趣，效率就会高；学得很苦，效率就低。”这句汉语如果顺着汉语的思维，按照汉语原有的句式结构套译，就一定会译成“Learnwithfun,efficiencywillhigh,learnverydrudgingly,efficiencywilllow.”这样成了既不合英语词法，也不符合英语句法的残句。正确的译文应该是“Learningismoreefficientwhenitisfun,lessefficientwhenitisdrudgery.”又如把“Marydidn’trememberhermotherwhodiedwhenshewastwoyearsold.”译作“玛丽不记得她那在她两岁时死去的母亲了。”同样有悖于汉语表达法。这句话应译为“玛丽两岁时丧母，所以不记得她。”[17](P23)。英汉语中有些表达形式看似极为相似，其实际含义很可能相差甚远。例如，英语“findone’slegs”如果望文生义地被译为“发现自己的腿”那就太离谱了，“findone’slegs”其实是“发现自己的价值。”类似的还有像“拖某人的后退”不能译为“pullsomeone’sleg”而应译为“setsomebodyback”“pullsomeone’sleg”是“开玩笑”的意思。汉语的“隐形眼镜”，英语称之为“contactlenses”，汉语侧重外形，英语侧重方式。英语中叫做“wallclock”的东西，汉语则译为“挂钟”，英语中的“deskclock”，汉语则译为“座钟”，一个侧重地点，一个侧重方式[18](P93)。由此可见，思维侧重点不同，表达形式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译文的准确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是翻译活动的基础。在翻译过程中，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英汉民族的交流的不断深入，对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的研究，能使汉民族更深层地了解英民族，也能使英民族对汉民族有更深层的了解。因此，译者应当充分重视思维对语言的影响，理解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熟悉英汉思维差异的表现形式，并在翻译时重视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才能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使译文自然、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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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语境；英汉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学翻译是创造翻译文学的手段和过程。”由于文学作品在其创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学翻译在很多层面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必须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标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合理采用翻译策略，译出高质量、受欢迎的译文。
一、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翻译
翻译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活动。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点明了语境对翻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和制约作用。所有译文的产生都离不开对语境的分析和理解。
语境即语言环境，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他认为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随着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文化语境含义的范畴进一步扩大，邓炎昌和刘润清先生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学翻译“从内容上讲，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艺术手法、情节内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现；从语言特征上讲，文学翻译作品的语言也应具有想象性、审美性、创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现象，文学翻译离不开对相关文化语境的深刻了解与认识，文化语境也从多个方面影响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英语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早期的英语国家地处西欧沿海地区，因其地理环境及气候的独特性，历来有着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陆国家的生活习性和历史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因素在漫长的语言演化的过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语国家独特的文化语境。众所周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有偏爱使用被动式的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译成中文就是“我打不开这扇门”，前者读来客观，而后者更显主观。其实，英语中被动式的广泛使用与英语国家崇尚科学和理性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宗教也是英美国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频繁出现在许多英语文学创作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穷是说“aspoorasachurchmouse”（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个意思中文却用“他穷得像叫花子”来形容。译者在碰到这类情况时需要仔细斟酌，如果按照归化译法，虽然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却丢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经》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国家文学创作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源头《希腊神话》）。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天还想让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的话，交接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之急”[2]。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引用《圣经》典故的现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经故事为创作原型的作品也屡见不鲜。如哈代《苔丝》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苔丝、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别对应《旧约・创世纪》里的夏娃、亚当和蛇。由此可见，《圣经》对英语文化语境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它既是作者创作的源泉，也是英语国家人们的血肉，是与他们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对其中的经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数，务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图和深层含义后再开始翻译工作，以使译文准确，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译者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创作即叛逆”这句话无论是用在原作者还是译者身上都十分贴切。对于作者而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制造一个还未出现过的艺术品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同，这就导致不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创作手法、选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语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国著名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长于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农民家庭，他创作的诗歌大都以歌颂自然的壮美、劳动人民的淳朴以及爱情为主，诗风淳朴自然、极富乡土气息，这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译文学作品之前需要对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译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创作风格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其创作意图和行文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将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准确、流畅地再现出来。
对译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国文学大师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译者受信仰、社会传统、教育背景等文化语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翻译经验和原则有所偏好地选择原作和译文。一位喜爱外国小说的译者会很少涉及英语经典诗歌的翻译。同样译培根的《论读书》，王佐良的译文半文半白，古雅庄重，而廖运范的译文则平白如话，晓畅易懂。译者的个性化翻译就是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好体现。一个好的译文不仅能表达出原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传达出原作的神韵，有时译作甚至会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响，这都归功于译者深厚的双语和双文化功底，以及对源语言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得体把握。
此外，在英汉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个民族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结晶，且表现形式多样，但只要一提起，就会让具有相同文化语境的人产生心领神会的感觉，完成思想的沟通。但问题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譬如“西风”在西方代表着温暖和雨水，为人们所青睐，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歌颂西风的巨大力量，表达自己对西风的敬畏和喜爱；但对中国人来说，“西风”往往意味着“严冬”和“寒冷”，其在诗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这种文化意象的错位反映在文学翻译的诸多方面，对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处理时刻考验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和对两种语言文化语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提供读者阅读的译本……考虑读者因素是译本成败的关键之一。”[1]所以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之前必须考虑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读者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译文有着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译者需对目标读者群的需求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并据此选择恰当的文学原作进行“因材施译”的翻译工作。而且哪怕是对同一个作品的翻译，译作也应根据不同的读者群相应地调整翻译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译一部文字优美、意境深远的文学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那么译者在求“信”和“达”的同时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达到“雅”的标准，反之，则如当下流行的外国名著的儿童译本，译者在翻译《茶花女》、《双城记》等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时没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风格翻译，而是尽量选择浅显易懂的词句，必要的时候还对原作进行删减以防对儿童读者产生不必要的阅读障碍。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语教育的普及，不少读者已经具有了阅读原版小说的能力，面对此类读者的译作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来风靡全球的奇幻小说《魔戒》，其中译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译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读者的批评，原因就在于部分读者在阅读原著和译作后，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漏译、错译、望文生义、凭空增译等问题。“有些批评之鞭辟入里让记者都惊叹普通读者对西方现代奇幻文学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家与文学翻译者……传统译者出现了滞后于读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现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译者就很有必要审慎地处理原著文本并且谦逊地接受读者的批评意见，让译者与读者合作打造出一个更加贴近原著的译文。
五、.结语
“文学翻译是译入语文学吸收、借鉴外来文学，从而促进自身文学革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英汉文学翻译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翻译活动离不开对语境的准确把握，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的作用和影响力则显得尤为突出，译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文化语境，势必将对译文的质量和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使译文词不达意，令人费解，更有甚者会张冠李戴，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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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域文化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3］112－113中国是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国家，人们常常用“挥金如土”形容人花钱慷慨或挥霍无度。而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水对于英国人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他们用“spendmoneylikewater”来表示相同的意思。由于“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珍贵的，若将“挥金如土”直译为“spendmoneylikeearth”英国人可能难以理解，从而造成交际障碍。作为岛国，英国在历史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与“boat”，“water”，“sailing”，“fish”相关的习语，而我国是农耕民族，习语自然与土地及耕作工具相关，所以英汉翻译时一定要根据各自的文化做出等值译文。如:“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不要班门弄斧)，“abigfishinalittlepond”(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2．习俗文化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不同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规约和习俗。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反映民族的风俗习惯。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上哪呢?”等等，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随意感。可西方人会把这种打招呼的方式理解成为一种隐私干涉。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会。单地说“Hello”，“Hi”，或按时间段问候，“Goodmorning!”“Goodafternoon!”“Goodevening!”。而英国人见面也会说:“Aniceday!”。中国传统婚礼习惯用红色，因为红色象征吉祥。在丧葬习俗中，丧色为白色。而在西方的风俗习惯中，白色却代表圣洁美好。所以，婚礼上新娘总是身着白色婚纱。所以，在翻译红色和白色时，译者要注重了解不同文化的风俗习惯，准确地表达语言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因此，“awhiteday”要译成“好日子”或“吉日”而不能直译成“白色的日子”。再如:yardsale(庭院售物)、garagesale(车库售物)、porchsale(门庭售物)或movingsale(搬家售物)，是英美国家一种独特的售物方式。由主人把家中多余不用的物品放在庭院中，车库里或门廊下廉价出售。而国内是没有这种做法的。因此，只有了解这种文化，才能正确翻译，否则，会根据字面意思造成误译。
3．思维模式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思维模式是使用某一种语言的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心理倾向。不同文化的人对外界认知模式的差异，往往导致思维模式的差异。中西文化认知角度的差异，表现在对同一事物具体与抽象特征敏感落点的不同。在对事物进行描写时，英语思维习惯往往把观察重点和视觉中心落在较为抽象的特征上，并以抽象的特征来说明更为具体的东西，而汉语的感知视点恰恰与此相反。如:中国人习惯性用具体的“锅碗瓢盆”指代厨房里的炊具，但因为认知视点的差异会误译为，“wok，bowl，gourd，la-dlebin”，而应抽象概括为“cookingutensils”。再如:“Hisbodyisveryhealthy．”(他的身体非常健康)、“Histwoeyesareblind．”(他双目失明)。从汉语的语言使用习惯来说，这两句说法没有问题。由于英语思维习惯把句意中心落在较为抽象的特征上，而汉语习惯落在具体的特征上，所以译文中的“body”，“eyes”就是一种汉语具体思维的体现，更地道的英语表达应该是“Heisveryhealthy”，“Heisblind”。语言与思维关系密切，不同的思维方式制约着语言的表达方式。所以，翻译时应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排除思维习惯的干扰。
4．宗教文化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宗教文化，作为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特殊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英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凡事要遵从上帝的旨意。因此，英语中经常出现与“上帝”有关的语言表达，如:“Godblessme”、“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有些译者将这两句话直译成“上帝保佑”“上帝帮助自助者”。显然，这样的表达是不符合汉语文化的。由于中国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所以，“Godblessme”译成“菩萨保佑”，“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译成“天助自助者”更符合汉语的文化传统，也更容易让中国读者理解。再如:“半路出家”(switchtoanewtradewithoutsolidfoundation)，“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takeapsiveattitudetowardone’swork)，“借花献佛”(topresentBuddhawithborrowedflowers—toborrowsomethingtomakeagiftofit)。“出家”、“和尚”，“佛”均是中国的宗教文化，为了避免理解上的难点，括号中的译文均采用了意译法。对于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翻译时应予以注意，否则就会造成交际障碍。
5．情感联想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语言的联想意义和社会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在翻译中，尽管字面意义相同，但潜在的背景因素引起的心理联想会存在差异。一些看似相同的事物，不同文化习俗的读者，往往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联想。如:英语中“goose”含有蠢笨、呆头呆脑的意思，故而英语中有“stupidgoose”的说法，但对中国人来说，“鹅”是优雅、美丽、甚至高贵的化身，我们有洛宾王那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咏鹅》为证，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将“鹅”与“蠢笨”联系起来。［2］狗在中国词汇中经常具有贬义色彩，“走狗、狗仗人势”等都带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在西方，狗被视为宠物，带有褒义色彩，如a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都体现了狗在西方人眼中的特殊地位。
6．价值导向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价值导向是指社会或群体、个人在自身的多种具体价值取向中将其中某种取向确定为主导的追求方向的过程。由于价值导向不同，两种文化对于“谦逊”的看法截然不同。如:“modestdogsmissmuchmeet”(谦虚的狗没有肉吃)，“anexcessofmodestyobstructsthetongue”(谦虚过分束缚舌头)，“rulesmodestydestroygeniusart”(规则与谦逊会毁掉天才和艺术)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表明西方人认为“谦逊”无用。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注重“谦逊”。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Modestyhelpsonegoforward，whereconceitmakesonelagbehind)，“满招损，谦受益”(Pridehurts，modestybenefits)，等等。西方英语国家一般强调个人行为，成就及个人价值。如:“Everymanforhimselfgodforusall”(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Everymanisthearchitectofhisownfuture”(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而我们更强调集体价值观，集体的成就。为了大局，可以牺牲掉个人的利益。因此，就有以下说法:“吃苦在先，享受在后。”(Thefirsttotoilthelttoenjoylife)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集体的力量。再如:“众志成城”(Thereisverybigstrengthwhenpeoplejointogether)，“众人拾柴火焰高”(Manyhsmakelightwork)，“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inglethreadcan’tmakeacord，noringletreeaforest．)
二、结语
文化差异问题内容丰富而又复杂。在翻译过程中，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弄清源语言的真实涵义才能使译文贴切而又自然。在英汉翻译中，为了有效避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译，可以灵活采用不同的翻译技巧。在直译与意译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以下三种补偿策略。
1．对于词义空缺的词汇可以采用音译法。如:“阴(yin)”、“阳(yang)、bowling(保龄球)，disco(迪斯科)。
2．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可以采用释义法，注译法。如:theheelofAchilles(阿基里斯的脚跟———唯一致命的弱点)。
[论文摘要]成语作为英汉语言的精华，带有浓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积淀，它的产生和使用在各自的文化中表现出各自的特色，成语翻译历来是翻译的难点。文章从英汉文化差异的视角，阐述文化差异对英汉成语翻译的影响，探讨如何灵活运用英汉成语翻译策略，以尽可能在译文可读性和保留原语文化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一、引言
成语（set phrases）是习语（the idiomatic phrases）的一种，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和使用过程中提炼出的语言结晶。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著名著作、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进行英汉成语互译，要处理语言和文化的矛盾，不仅要译出原语成语的形象、喻义、修辞，也要译出其文化含义。如成语“守株待兔”，是中国的一个古代故事，若译为stand by a stump waiting for the appearance of a hare，会令人大惑不解。若译为stick to old practice and refuse to have a change 或是trust to chance and windfall，虽然其意表达出来了，但成语的文化特征已是荡然无存，因而也不可取。可见， 处理英汉成语互译的关键是运用文化差异的视角。
二、英汉成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如果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那么作为语言的核心和精华的成语更是文化的结晶，集中的体现了各自文化的差异。英语和汉语作为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现的是两种完全迥异的文化。
文化的最早定义是来自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他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通过比较，英汉成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四方面。
（一）地理环境文化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同的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中国属于典型的大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气氛比较浓厚的国家，土地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至关重要，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和土地和农业生产相关的成语。如“挥金如土” “面如土色”“瓜田李下”等等。西方受海岛狭小范围的限制，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为了生存发展，航海业和渔业十分发达，英语中有很多关于船和水的成语，如plains ailing(一帆风顺)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等等。
（二）风俗习惯文化
风俗习惯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在成语当中有较多的反映，特别是在动物形象上。龙在中西文化中代表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象征着吉利，汉语中与龙有关的成语一般都含褒义。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等。但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种长着翅膀，能够从口中喷火的怪物，令人感到恐怖。因此，在西方文化中，dragon通常是邪恶的代表，a dragon就常被用来形容飞扬跋扈、令人讨厌的人。
（三）宗教信仰文化
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成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成语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佛教关的成语有很多，如“借花献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在人们心中，God具有无上的法力。英语成语中有许多与God相关的成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人们诅咒一个人常说God damn you ，危险过后常说God bless you。
（四）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指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典故。历史典故是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汉语的典故成语多出自《四书》、《五经》或神话传说，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等。英语的典故成语多来自《圣经》，希腊罗马神话或《伊索寓言》等，如：Achilles’ hell，a Pandora’s box等。
三、英汉成语的翻译策略
一些翻译理论家，如兰博（Lam Bert）和雷恩（Robins）认为：与其把翻译视为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不如把翻译看成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由此可见文化必须纳入到英汉成语翻译的研究范围，王佐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语翻译更应遵循这个原则。奈达说：“The best translation does not sound like a translation”，鲁迅先生讲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为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就成语翻译而言，就是能直译的就直译，不能直译的就意译，尽可能在译文可读性和保留原语文化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确保在最大程度上将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呈现给译文读者，达到“文化传真”的目标。实践当中，英汉成语翻译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一）直译法
直译法，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如：A gentleman’s agreement(君子协定)；Wall have ears（隔墙有耳）；竭泽而渔（to drain a pond to catch all the fish）;前人栽树，后人乘凉（One generation plants the trees under whose trade another generation rests）。直译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民族色彩，可以丰富译语的词汇，使读者体验到一种新鲜感。
（二）直译加注法
有些成语，其历史典故文化比较浓厚，直译之外，还需加必要的注释。如a Don Juan 唐磺。 意为风流浪子。Don Juan是英国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勇敢、风流的骑士。现在，他经常被用来指代具有这些品质的年轻人。这类成语如果不加解释地直译出来，译文读者一般很难理解其寓意。再如，汉语成语“班门弄斧”：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如在译文中不加后半部分解释语，只译Lu Ban，恐怕大部分英国读者不知道Lu Ban 为何许人，自然对这一成语的理解会产生疑惑。 转贴于
（三）意译法
意译法指翻译时仅保留原文的意思而不保留原文表达形式的方法。当由于文化差异而无法直译，直译加注释过长，会破坏成语的简洁性和可读性时，就用意译法，灵活传达原意。如英语成语Two friends are hand in glove with each other(亲同手足)， to snap and snarl at a kind-hearted man(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汉语成语具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很多情况下在英语中难以用直译法体现，也常采用意译法，虽难以保全成语的文化特色和形象，却能简洁地反映出成语的喻意。如事实胜于雄辩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背黑锅hold the bag，汉语口语中“背黑锅”的说法意指某人干了坏事而责任却落在未干坏事的人身上。英语中把这种情况说成“捧着布袋子”（hold the bag），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人讲hold the bag既可能是同犯错误的人，也可能是没有牵连的人。
（四）直译加意译法
应注意到，直译和意译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为保留原文形象，并使译文畅达，英汉成语可部分直译，部分意译。如成语“东施效颦”，如意译成Dong shi， an ugly woman， knitting her eyebrows in imitation of the famous beauty Xishi only to make herself uglier，英文读者会由于不知道西施是何许人而无法理解其含义。若采用直译加意译的方法，在上文之后加上意译“blind imitation with ludicrous effect”，其意便一目了然了。在英语中有这样一句成语“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在这句成语后面，译者会加上一句“Even the wise are not always free from error”，正好对应了汉语成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五）回译法
有一小部分成语，本来自于源语，翻译时可采用源语的成语，如以眼还眼an eye for eye，鳄鱼的眼泪 crocodile’stears，武装到牙齿 armed to the teeth等。
四、结束语
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成语具有较大的文化信息负载量，是英汉民族语言中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正如Lotman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的。”在翻译成语时，关键是把握好汉语和英语各自的文化，运用文化差异的视角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恰当的译法，尽可能了解民族语言与文化，深刻理解成语本身的意义，才能使成语的翻译达到最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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