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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是明代中叶重要儒家学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为己任，指出：“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学也，则辨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 ]他还根据孔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时，他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问”中说：
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
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
王廷相不仅主张研究自然，同时自己也广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上，他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且通过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加以综合，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他还专门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上的“岁差”概念的发展，撰有《岁差考》。[ ]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讲经世致用，与此相联系，他们也极力推崇科学，主张研究科学，包括研究天文学。
顾炎武对当时的王学末流提出批评。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清谈“明心见性”之类，实际上是弃“修己治人之实学”，其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关于“博学于文”，顾炎武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
顾炎武讲的“博学于文”，当然也包括研究科学。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十余卷“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日知录》第30卷“论天象数术”，有《天文》、《日食》、《月食》、《岁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条涉及天文学。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同时在该书中，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认为学校不仅在于养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认为学校除了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他还说：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
对于取士，黄宗羲提出了8种渠道，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邑佐、辟召、绝学和上书。其中所谓“绝学”，黄宗羲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
显然，黄宗羲非常强调天文学的学习，注重选拔天文学人才。
黄宗羲在为学上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潜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对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对科学也有较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儒、释、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科学著作。他认为，学问有“质测”、“宰理”、“通几”之分，[ ]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他还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把研究科学与儒家为学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联系起来，足以表明王夫之对科学的重视。
王夫之不仅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他本人对科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问录》以及《张子正蒙注》，其中《思问录》外篇和《张子正蒙注》的《太和》、《参两》等篇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方面的论述，涉及天文学、地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天文学上，王夫之反对盖天说，赞同浑天说。他认为，盖天说“可状其象而不可状其动也，此浑天之说所以为胜”。他还说：
乃浑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盖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则亦言天者画一之理。[ ]
王夫之还具体分析了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以及张载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并且说：
张子据理而论，伸日以抑月，初无象之可据，唯阳健阴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
显然，王夫之不赞同张载提出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张载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日月五星各自运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五纬之疾迟，水金火木土以为序，不必与五行之序合。”[ ]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王夫之说：
远镜质测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盖凡行者必有所凭，凭实则速，凭虚则迟。气渐高则渐益清微，而凭之以行者亦渐无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则渐缓。[ ]
此外，王夫之对月食、月中之影、岁差等天文现象以及历法的有关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研究。陆世仪（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对天文学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学，“以子朱子为宗，得道学正传。而又多才多艺，旁及天文算数之事，尤能贯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 ]在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学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穷理”联系在一起。
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参与修《明史历志》。当时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历算才华，与他订交，并就历算的研究进行了交谈。此后，李光地经常前去求教，学问大进。期间，梅文鼎还根据李光地的建议编纂《历学疑问》。该书写成后，李光地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来，李光地又将《历学疑问》以及梅文鼎推荐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奖，于是名声大震。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汉学家。他除参与编修《四库全书》外，还有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有清代考据学大师之誉。同时，他也非常强调研究科学。他说：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
显然，戴震把对科学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订古典科技文献必要的知识基础。
戴震不仅强调研究科学，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学，“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正是对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
还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黄宗羲、李光地等，他们在研究天文学时，较多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的天文知识与西方的天文学结合起来。这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2] 《论语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5] 参见高令印、乐爱国：《王廷相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页。
[6]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7] 《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8] 《日知录》潘耒“序”。
[9]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页。
[10] 《明夷待访录学校》。
[ 1]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册。
[ 3]《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 4] 参见罗炽：《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 7] 王船山：《思问录》外篇。
[ 8] 《思问录》外篇。
[ 9] 《思问录》外篇。
[20] 《思问录》外篇。
[21]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22]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23]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24]梅文鼎：《历学疑问》“李光地序”。
关键词：油田污水；污水处理；膜分离技术
1引言
随着油田开发进程的加快，油田废水日益增多，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油田废水水质复杂，含有石油破乳剂、盐、酚、硫等污染环境物质。油田废水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含油量高（1000mg/L）；矿化度高（20000-50000mg/L）；PH值偏碱（7.5-8.5）；废水中含有细菌（硫酸盐还原菌SRB5-10μm）等。
油田污水主要包括原油脱出水(又名油田采出水)、钻井污水及站内其它类型的含油污水。油田污水的处理依据油田生产、环境等因素可以有多种方式。当油田需要注水时，油田污水经处理后回注地层，此时要对水中的悬浮物、油等多项指标进行严格控制，防止其对地层产生伤害。石油生产单位大部分集中在干旱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如何将采油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变废为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采用注水开采的油田，从注水井注人油层的水，其中大部分通过采油井随原油一起回到地面，这部分水在原油外运和外输前必须加以脱除，脱出的污水中含有原油，因此被称为油田采出水。随着油田开采年代的增长，采水液的含水率不断上升，有的区块已达到90％以上，这些含油污水已成为油田的主要注水水源。随着油田低渗透油田和表外储层的连续开发，对油田注水水质的要求更加严格。油田污水处理的目的是去除水中的油、悬浮物、添加剂以及其它有碍注水、易造成注水系统腐蚀、结垢的不利成分。所采用的技术包括重力分离、粗粒化、浮选法、过滤、膜分离以及生物法等十几种方法。各油田或区块的水质成分复杂、差异较大，处理后回注水的水质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处理工艺应有所选择。研制新型设备和药剂，开发新工艺，应用新技术成为油田污水处理发展的新趋势
2油田污水处理技术现状
油田的水处理工艺,其流程一般为“隔油——过滤”和“隔油——浮选(或旋流除油)——过滤”,即通常称为的“老三套”,其工艺主要是除去废水中的油和悬浮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工艺流程被广泛地应用于各油田的采出水处理中,而且效果良好,处理后的水质一般都能达到回注水的要求。
2.1技术分类
根据对油田污水处理程度和水质要求的不同，通常将污水处理技术分为一级处理、二级处理和三级处理。各级处理所除去或处理对象见表一。一般来说一级处理属于预处理，二级处理能除去90%左右可降解有机物荷90~95%的固体悬浮物。然而对于重金属毒物和生物难以降解有机物高碳化合物以及在生化处理过程中出现氮、磷难以完全除去，尚需进行三级处理。各级处理技术主要包括重力分离、粗粒化、浮选法、过滤、膜分离以及生物法等十几种方法。
一二级处理主要是利用过虑、沉降、浮选方法把污水中的悬浮物除去。去除废水中的矿物质和大部分固体悬浮物、油类等。主要方法包括重力分离、离心分离、过滤、粗粒化、中和、生物处理等方法。这些技术在国内外都比较成熟。
液——液旋流分离技术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一种新兴的工业水处理,离心分离是使装有废水的容器高速旋转，形成离心力场，因颗粒和污水的质量不同，受到的离心力也不同。质量大的受到较大离心力作用被甩向外侧，质量小的则停留在内侧，各自通过不同的出口排出，达到分离污染物的目的。首先在国外海上油田得到推广应用。相对于其他的除油设备如各种隔油池,水力旋流器除去油滴直径小的乳化油效率高,且占地小、无易损件。且水力旋流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分离性能好、运行安全可靠等优点，而备受重视三级处理属于高级处理油田污水处理方法，其主要方法有：一是化学法主要用于处理废水中不能单独用物理法或生物法去除的一部分胶体和溶解性物质，特别是含油废水中的乳化油。包括混凝沉淀、化学转化和中和法；吸附可分为表面吸附、离子交换吸附和专属吸附三种类型；二是物化处理法通常包括气浮法和吸附法两种。生物法分成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气浮法是将空气以微小气泡形式注入水中，使微小气泡与在水中悬浮的油粒粘附，因其密度小于水而上浮，形成浮渣层从水中分离。常投加浮选剂提高浮选效果，浮选剂一方面具有破乳作用和起泡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吸附架桥作用，可以使胶体粒子聚集随气泡一起上浮。吸附法主要是利用固体吸附剂去除废水中多种污染物。根据固体表面吸附力的不同，吸附可分为表面吸附、离子交换吸附和专属吸附三种类型。油田污水处理中采用的吸附主要是利用亲油材料来吸附水中的油。常用的吸附材料是活性炭，由于其吸附容量有限，且成本高，再生困难，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故一般只用于含油废水的深度处理。因此，近年来开展了寻求新的吸油剂方面的研究；三是生物法是利用微生物的生化作用，将复杂的有机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将有毒的物质转化为无毒物质，从而使废水得以净化。
膜分离技术被认为是“21世纪的水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等几类。这些膜分离产品均是利用特殊制造的多孔材料的拦截能力，以物理截留的方式去除水中一定颗粒大小的杂质。特别是超滤，己经在除油的相关研究中取得了——定的进展，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阶段。
2.2油田污水处理的一般工艺
油田污水成分比较复杂，油分含量及油在水中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且多数情况下常与其他废水相混合，因此单一方法处理往往效果不佳。同时，因各种力法都有其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是两三种方法联合使用，使出水水质达到排放标准。另外，各油田的生产方式、环境要求以及处理水的用途的不同，使油田污水处理工艺差别较大。在这些工艺流程中，常见的一级处理有重力分离、浮选及离心分离．主要除去浮油及油湿固体；二级处理有过滤、粗粒化、化学处理等，主要是破乳和去除分散油；深度处理有超滤、活性炭吸附、生化处理等，主要是去除溶解油。最常见油田污水处理的工艺见图1：
2.3膜生物反应器工艺
膜生物反应器（MBR）是一种由膜分离单元与生物处理单元相结台的新型水处理技术，以膜组件取代二沉池在生物反应器中保持高活性污泥浓度减少污水处理设施占地，并通过保持低污泥负荷减少污泥量。与传统的生化水处理技术相比，MBR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处理效率高、出水水质好；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易实现自动控制、运行管理简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技术愈来愈受到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膜生物反应器己应用于美国、德国、法国和埃及等十多个国家，规模从6m3／d至13000m3／d不等。
在我国，膜生物反应器作为污水再生回用的一项高新技术，其开发与研究也正越来越深入。虽然目前膜生物反应器在我国的实际应用还较少，然而，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随着膜技术的发展、新型膜材料的开发以及膜材料成本的逐渐下降，膜生物反应器将会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3油田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范围水资源短缺的加剧，以及人们对环境污染认识的加深，油田污水处理后回用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近期的研究有如下趋势：
(1)新型水处理药剂的研制和开发。混凝剂是油田采出水、钻井污水等处理中重要的药剂，研制混凝能力强、能够快速破乳、沉降速度快、絮凝体体积小、在碱性和中性条件下同样有效的新型混凝剂，是水处理药剂开发者致力的方向。近年来，研制和应用原料来源广的聚合铝、铁、硅等混凝剂成为热点，无机高分子混凝剂的品种已经逐步形成系列；而在有机方面，有机混凝剂复合配方的筛选和高聚物枝接是研究的重点。
(2)膜分离技术的研究及推广。膜分离技术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目前尚处于工业性试验阶段，难以大规模工业应用的原因主要是膜的成本和膜污染问题。因此，今后的研究重点是：开发质优价廉的新材料膜；减少膜污染的方法；清洗方法的优化以及清洗剂的开发。
(3)开发工艺更为先进的复合反应器，提高处理效率，减少占地面积。MBR是膜分离技术与生物处理法的高效结合,其起源是用膜分离技术取代活性污泥法中的二沉池,进行固液分离。这种工艺不仅有效地达到了泥水分离的目的,而且具有污水三级处理传统工艺不可比拟的优点。膜生物反应器工艺，作为膜分离技术和生物处理技术的结合体，集中了两种技术的优点，已经在一些工业废水处理中应用，但目前未见其应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的报道。但就其自身特点而言，膜生物反应器应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膜生物反应器在水处理中应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广。在水环境标准日益严格的今天，MBR已显示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是新世纪替代传统废水处理技术的有力竞争者。
参考文献
［1］陈国华.水体油污治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一、天然气储产量
截至2013年底，尼日利亚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5.1万亿立方米（见图1），居非洲第一位、世界第九位。据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的统计数据，2013年，尼日利亚天然气总产量为658亿立方米，实际利用量为543亿立方米，扣除天然气作业者自用量（包括发电用气、回注气和气举采油用气）后，在市场销售的天然气只有349亿立方米（见图2），居非洲第三位、世界第22位。2013年，尼日利亚液化天然气（LNG）出口量为223.66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比印度尼西亚的224.11亿立方米略低。2013年，该国国内天然气消费量4814万立方米/日。据估计，尼日尔三角洲盆地还有约17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量有待发现，尼日利亚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前景广阔。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尼日利亚天然气储量自2002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近10年来该国天然气产量也非常稳定，几乎未有增加。目前，已有上百家石油公司云集在油气资源丰富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投资油气项目，但油气资源主要被壳牌、埃克森美孚、雪佛龙、道达尔和阿吉普这5家西方大石油公司垄断。
二、国内天然气市场
近年尼日利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GDP增长率一直维持在约7%，能源消耗逐年增加，天然气市场需求旺盛，理论上天然气市场应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由于长期以来尼政府确定的天然气价格为全球最低，石油公司对勘探和生产天然气缺乏积极性，加之产出的80%以上是伴生气，天然气处理和储运能力不足，造成天然气开发生产严重滞后。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廉价天然气导致消费量不断攀升，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由于缺气，尼日利亚燃气发电厂时常停产，国家电网供电严重不足，导致政府机构、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城市居民自备柴油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由于柴油发电成本太高，许多制造业工厂被迫关闭，严重制约了该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缺气，西非输气管道被迫低效运营，贯穿撒哈拉沙漠的长输天然气管道项目、尼日利亚LNG厂扩建和新建项目被迫推迟，投资者被迫放弃了兴建以天然气为原材料的化工厂、化肥厂、甲醇厂等许多下游项目。一方面是供气严重短缺，另一方面是天然气利用率很低，尼日利亚天然气放空燃烧量位居世界第二。为此尼联邦政府在2003年规定，2008年底前停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否则将予以处罚。此后，尼日利亚天然气放空燃烧量逐年下降，年放空燃烧量占年产量比率由2003年的46.2%降至2013年的17.6%（见图3）。但是，由于天然气处理厂和管道等基础设施落后且严重匮乏，加之气价过低，处罚不严格、不及时等原因，天然气放空燃烧仍屡禁不绝。该国政府再次提出，2012年年底后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否则将处以高额罚款。尽管如此，直至2013年，尼日利亚仍有116亿立方米天然气被放空燃烧，占世界放空燃烧量的10%，仅次于俄罗斯，尼政府因此损失超过10亿美元。
三、主要天然气项目
1.埃斯科拉沃斯（Escravos）天然气合成油（EGTL）项目该项目位于尼日尔三角洲埃斯科拉沃斯河西岸，雪佛龙公司为作业者，持有75%的股份，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持有其余25%的股份。一期建成产能3.3万桶/日，加工天然气920万立方米/日；二期产能为12万桶/日。一期建设始于2008年，但施工进展缓慢，经历多次延期，预算也屡次上调，建设成本最后增至95亿美元，已于2013年底投产。
2.液化天然气项目尼日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之一，近年其市场份额虽有下降，国际市场占有率由11%下降为7%，但仍是世界第四大LNG出口国。尼日利亚共有6条LNG生产线，年产LNG量2200万吨，液化石油气（LPG）400万吨。预计未来几年，该国LNG年产量将达到4200万吨。1）尼日利亚LNG厂（NLNG）。该厂位于尼日尔三角洲河流州伯尼（Bonny）岛，是目前唯一在产的LNG项目。股份分配为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49%、壳牌（作业者）22.6%、道达尔15%、阿吉普10.4%。该项目于1999年投资38亿美元建成2条生产线，开始出口LNG到美国、欧洲（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及亚洲（日本、韩国）。项目已有6条生产线，LNG产能为2200万吨/年，LPG产能为400万吨/年，天然气需求量为9910万立方米/日。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划第7条生产线，将增加产能800万吨/年，但由于气源紧张，尚未得到尼政府批准。2）布拉斯（Brass）LNG厂。该项目位于尼日尔三角洲拜耶尔萨州，股份分配为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49%、奥昂多（Oando）17%（2012年收购康菲的股份）、阿吉普17%、道达尔17%，预计投资85亿美元，设计2条生产线，年产LNG量1000万吨。该项目12年前已启动设计、工程建设招标和征地等，已花费10多亿美元，但目前仅完成设计、征地和部分前期辅助工程。由于融资问题和新石油法案未出台，最终投资决定一直未获伙伴公司的签署。3）奥罗柯拉（Olokola）LNG厂。该厂位于奥贡州和昂多州交界的海滨，由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雪佛龙和壳牌等合资兴建。初步计划建设2条生产线，日加工天然气约2832万立方米，年产能为2×630万吨，最终建成产能为LNG3500万吨/年、LPG3万桶/日、凝析油1.5万桶/日。2006年该项目正式启动，2007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目前已经完成前端工程设计、工程建设招投标、征地和前期营房建设等，并开始了陆上和海上的岩土工程测量和海底测量。4）进步（Progress）LNG厂。该项目计划建设1条生产线，虽然已经得到政府许可，但目前尚处在可行性研究和设计阶段。
3.西非天然气管线（WAGP，WestAfricanGasPipeline）该项目由雪佛龙、壳牌，以及尼日利亚、加纳、贝宁和多哥等国家的石油公司共同投资建成。管线从尼日利亚三角洲沿海岸由东向西，经贝宁、多哥至加纳，全长676千米。2010年建成并开始运营，天然气运输能力为1274万立方米/日，目前运输量仅约481万立方米/日，将来不仅要增加输气量，而且管线将进一步向西延伸至科特迪瓦。
4.贯穿撒哈拉沙漠的天然气管线（Trans-SaharanGasPipeline）2002年，尼日利亚与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修建一条贯穿撒哈拉沙漠的天然气管道，从尼日利亚三角洲向北，经尼日尔到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港口，面向欧洲市场，全长4023千米。目前已完成可行性研究，预计管道建设费约100亿美元，集输站建设费约30亿美元，该项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融资问题。
四、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相关政策及制约因素
前已述及，尼日利亚天然气储量位居非洲第二，具有雄厚的天然气工业发展基础。为了加快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尼政府制定了包括上述项目在内的宏大的天然气总体规划。
1.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2008年2月13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正式批准了该国的天然气总体规划，该规划旨在加快天然气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国内天然气开发利用，提升其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地位，使天然气工业成为尼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引擎。天然气总体规划包括三个主要战略：一是激励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二是增强尼日利亚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竞争力，并确立其高附加值天然气产品出口国的地位；三是确保尼日利亚长期能源安全。该规划有三个主要目标：一是到2015年，向燃气发电厂的输气量增加3倍，保证生活和生产用电供应；二是建设撒哈拉以南非洲天然气工业枢纽，包括天然气处理中心站、化肥厂、石油化工厂和甲醇厂等，将天然气工业变为增加附加值的行业；三是发展西非天然气管道运输和LNG出口，巩固并提升尼在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地位。该规划除了包括上述项目中未建成的项目之外，还包括建设4座化肥厂、4座甲醇厂、若干座天然气制油厂、20多座发电厂以及6座天然气中央处理厂等。总体规划将完善尼日利亚国内天然气管网，纵贯南北，横穿东西，使各石油公司的管线建设和国家建设相统一，实现统一调气，协调使用，避免重复建设。预计到2017年，实现每天向国内发电厂、制造业工厂、水泥厂、石油化工厂和西非天然气管道输送天然气92.6万桶油当量（约15.21亿立方米），LNG日出口量增加至86.8万桶油当量（约14.26亿立方米）。尼日利亚政府分四个步骤实施天然气总体规划。第一步，2008年2月，以激活天然气市场为目的对国内天然气市场进行干预，包括出台国内供气义务法规，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的法令，引入气价改革过渡框架，建立天然气买卖协议和证券化等商业模式，制定天然气基础设施的规划方案等；第二步，2011年1月，国内天然气实行市场价格，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开始起步，出台相应天然气法规；第三步，2013年1月，主要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实现完全的天然气货币化，成立多个新天然气公司或投资公司；第四步，2014年1月，实现完全市场化，结束政府对天然气市场的干预，实现市场引导投资者在天然气勘探、生产和利用产业链的投资。
2.天然气相关政策与天然气总体规划配套，尼政府出台了有关合同、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和气价改革等政策与法规。1）产品分成合同有关天然气条款规定，作业者在开发天然气前，需签署天然气开发协议，该协议包括优先满足资源国战略需要等内容。2）国内天然气义务供应法案规定，作业者须为尼日利亚国内市场预留出一定数量的义务天然气；未完成义务供气量者，按3.5美元/千立方英尺处以罚款，且罚款不能抵税；只有在满足义务供气量后才允许天然气出口。3）禁止放空燃烧天然气法令规定，作业者放空燃烧天然气须获得尼政府批准，并按3.5美元/千立方英尺处以罚款，且罚款不能抵税，不得计入可回收成本。4）天然气价格政策。在2010年前，以相对便宜的气价首先供应尼国内，并将天然气用户分为3个领域，对应3个定价方案：一是民生领域，例如电力和轻工业用户，天然气采用成本价格，气价不足0.2美元/千立方英尺，此价为全球天然气最低价格，这部分供气是石油公司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义务；二是以天然气为基础的工业领域，例如甲醇、化肥和天然气制油业等，天然气价格采用净回值作价法，气价随产品价格波动，约为1美元/千立方英尺；三是商业领域，例如制造业、LNG行业，天然气按代用燃料价格计价，气价约为2.5美元/千立方英尺。自2011年开始，尼政府实施了天然气价格改革，规定供应发电厂的天然气价格由0.3美元/千立方英尺上调为1美元/千立方英尺，2012-2013年上调至1.5美元/千立方英尺，2014年上调至2美元/千立方英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2011年和2012年实际气价分别为0.3美元/千立方英尺和1美元/千立方英尺，气价改革滞后，没有到位。尼国内非发电用气价格规定为：2011-2012年2美元/千立方英尺，2013年2.5美元/千立方英尺，2014年3美元/千立方英尺；LNG厂用气价格由市场决定。通过调整天然气价格，尼日利亚天然气价格倒挂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尼石油公司投资、生产、供应天然气的积极性。
3.制约因素天然气总体规划和相关天然气政策实施后，尼国内天然气利用率和供应量有所提高，2012年供应量达到创纪录的4248万立方米/日，而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然而，天然气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远远落后于尼政府的计划和预期。究其原因，除了天然气项目投资拖了项目建设期后腿，目前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制约因素。一是新石油法案至今仍在尼国会审议迟迟未能出台，油气财税条款尚未确定，严重影响着石油公司的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包括对天然气总体规划的响应和投资决定。目前，尼日利亚朝野和工会组织均已认识到，应尽快通过新石油法案，否则将严重影响尼日利亚经济的支柱产业——油气工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尼日利亚近10年来社会安保形势日趋恶化，国际救援组织（SOS）近年一直将尼日利亚社会安全列为高风险I级和极高风险II级。尼日尔三角洲产油区武装组织不断对油田设施和人员进行袭击和骚扰，不仅影响油气生产，也严重影响了石油投资。三是油田社区矛盾日益突出和复杂。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油气生产历史中，尼政府和石油公司均忽视了对当地社区的发展投入和对百姓就业的教育培训。同时，油气生产事故和不法分子的盗油活动频繁，漏油事件对社区环境造成污染与破坏，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石油生产与社区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油气生产效益。四是尼日利亚国内天然气销市场三角债错综复杂。油气作业者将处理后的天然气卖给尼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公司将气卖给发电厂，发电厂将电力卖给电网公司，电网公司向社区供电。由于电网公司不能及时全额收取电费，最终影响油气作业者及时收取天然气费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对此，电网公司开始推行先付费后用电的插卡电表，以扭转居民用电后不付费的局面。
五、天然气总体规划下的基础建设项目
根据天然气总体规划，尼日利亚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输气管道和天然气处理厂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投产，并计划建设天然气工业园区。目前，总体规划中确定的总长722千米的6条新的输气管道已经竣工投产；总产能为6088万立方米/日的6个天然气中心处理厂项目正处于开发阶段，并将于2015-2019年陆续建成，届时该国国内供气量将翻番。2013年以来，尼政府进一步提出在尼日尔三角洲建立3个天然气处理加工工业园自由贸易区，分别位于三角洲奥吉迪哥本（Ogidigben）镇（西园）、河流州（中园）和阿夸伊博州（东园）。其中西园已经破土动工，称为奥吉迪哥本天然气革命工业园，占地面积2700公顷，其中一期585公顷，包括化肥厂、甲醇厂、石油化工厂、发电厂以及办公室和居住设施，西园将是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最大的天然气工业城。尼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该工业园区的3个项目提升天然气附加值：一是天然气发电，提供可靠的平价电力，确保民生用电；二是天然气工业化，建设以天然气为原材料的化肥厂、甲醇厂、石油化工厂等，推动工农业发展，形成天然气产业价值链；三是出口创汇，通过西非天然气管道和LNG把天然气出口到西非地区和其他国际市场，实现外汇收入。天然气工业园区将以天然气中心处理厂为中心，沿海岸而建，位于伊斯克拉沃斯（Escravos）河东岸，在雪佛龙的伊斯克拉沃斯油气站的河对面，是尼日利亚天然气工业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将为其他天然气园区起到示范作用，由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管理。目前，该工业园区已经破土动工，尼政府正在招商引资，尼总统希望中国石油企业积极参与。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天然气生产商，雪佛龙将参加该园区的投资建设。中园和东园的开发建设正处于招投标过程中，壳牌将参加中园项目的投资。总体来看，尼日利亚天然气总体规划的实施呈现稳步有序推进之势。
六、展望
关键词：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
本文[1]所说的南方，指的是北纬33度以南，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这一广大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今日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上海、重庆等14个省市[2]。这是中国的老稻区，也是中国最主要的稻区，在明代以前，这一地区主要是一年一熟制，从明代开始，这一地区开始普遍提高复种指数，从而形成了一年二熟和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为中国在人多地少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一条解决耕地不足的新路子。
一、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技术发展
中国南方稻田的多熟种植早在汉代已见记载，汉代，广东已出现双季连作稻一年二熟制，东汉·杨孚《异物志》中就有“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的记载。交趾，古代泛指五岭以南地区，辖境相当于今日广东、广西大部，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可见气候炎热，雨量充沛的两广地区是我国双季稻的发祥地。但由于社会经济原因，当时并没有对这一地区的气候资源广泛开发利用，因此双季稻的种植面积不广。
唐代在云南又出现了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技术，唐代的樊绰在《蛮书》中说：“曲靖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但当时也只局限于曲靖和滇池地区，整个南方还是种植一年一熟制。
进入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多熟种植又在闽浙地区发展起来，并创造了间作、混作等的新复种技术。间作，就是在早稻的行间再插种晚稻，让晚稻和早稻在大田内有一段共生的时间，以延长晚稻的生长期，这一技术最早见于明代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十四世纪）的记载：“闽广之地稻收再熟，人以为获而栽种，非也。予常识永嘉一儒者，池仲彬，任黄州黄陂县主簿，询之，言其乡以清明前下种，芒种莳苗，一垄之间，稀行密莳，先种其早者，旬日后，复莳晚苗于行间，俟三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锄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实，然后收其再熟也。”据清·嘉庆《太平县志》记载，浙江在宋时已有间作稻，名为二稻，或名为传稻，详情待考。所谓混作，就是将早稻和晚稻按一定比例同时播种，共同生长，等早稻成熟，将早晚稻一起收割，收割后晚稻重发再长，等其成熟，再进行第二次收割，这一技术，最初见于明·嘉靖三十年《兴宁县志》卷三：“早枯（音占）稻（白米谷）一石，必先以衬子（赤米谷）二斗染以黑煤，交和于早枯稻中，必使黑白调匀，衬子率五分之一，刈之时留其根二三雨，衬子在其中，生意久郁，以发矣，旋刈旋生，一夜骤长二三寸。”这是利用早晚稻的共生，以延长晚稻生长期的措施，达到种双季稻的目的。
在二熟制发展的基础上，在常年气温较高的地方，到清代又了展了三熟制，其多熟种植的方法是，或是连续种三季稻，或是种二季稻加一季旱作，或是种一季水稻加二季旱作。
二季稻加一季旱作的种植方式，最早见于清康熙时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食语》：“下番禺诸乡，其俗微重朴勤，能尽地力，早禾田二获之余，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麦牟、或蔓菁、番藷。”
一季稻加二季旱作的种植方式，最早见于光绪《临汀汇考》卷四：“（福建临汀）农民获稻后，率多种豆，至十月可获，且有收豆而又收麦者，不止一再获矣。”
三季稻的种植方式，最早见于乾隆三十九年《番禺县志》卷十七：“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故广州有三熟之禾，……盖五谷天下所同，惟再熟，三熟则粤东独檀耳。”
由于上述种种类型的种植方式的出现，为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经济条件的地区提高复种指数提供了技术保证，因而导致了明清时期多熟种植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地理分布
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的多熟种植有着明显的地理特征，即不同的多熟种植同该地域的纬度和海拔有着密切关系，地处北纬28－33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地处北亚热带，无霜期只210－250天，历史上都以种植稻麦二熟制为主，沿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有分布，其中江苏和浙江主要集中在苏南、浙北的太湖流域地区，从目前查阅到的资料看，除了江苏和江西各有一条明代的资料记载外，其余全部是清代的资料，这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麦二熟制极大部分是在清展起来的（见附表一）。
在长江流域以南到北回归线之间，即北纬28°－23°26´之间的中亚热带地区，气温较高，无霜期长达250－340天，明清时期的双季稻，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据统计，明清时期种植双季稻的州县，浙江有11个县，江苏2个县，安徽7个县，江西35个县，湖南7个县，湖北8个县，四川1个县，福建40个县，广东61个县，广西18个县，共190个州县，其中17个州县的双季稻见于明代方志的记载，其余173个州县都是清代才有双季稻种植记载的，说明明清时期双季稻的种植91％的州县都是清展起来的，其中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又是南方双季稻种植最多的地区（见附表二）。
北回归线以南至海南岛是北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带，这里温暖无冬，冬季平均气温在10°以上。明清时期，在这一带除种植双季稻以外，还发展了三熟制，据统计，种植三季稻的有广东番禺、广西苍梧、岭溪、台湾及福建和江西的个别地区[3]，种稻稻麦一年三熟的有广东嘉应、海丰和福建[4]，种稻稻菜一年三熟的有广东番禺[5]，种稻豆麦一年三熟的有江西临汀[6]，但在南方种植三熟制的州县是少数，但即使是有三熟制种植的州县，也只是该县中的部分地区，并非整个县都种植三熟制，雍正九年《广东通志》卷五十三说“再熟其常，三熟其偶，盖春熟即不及春种也。”同治十二年《海丰县志》物产说“腴田一年三熟，潮田四月种，十月收，仅一熟耳。”《江南催耕课稻编》说，福建的稻稻麦一年三熟“十亩之中，只有三亩可以如此，以工本稍费，故为之者稀。”其之所以种植不多，是因为自然和经济的原因，上面的例子都反映了这种情况。
三、明清时期南方多熟种植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因
社会经济原因，主要是人口因素。中国人口，在明代以前，据官方的统计，是在5000－6000万之间，入清以后，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突破一亿，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增加到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增加到3亿，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人口增至4亿。从中国历史上看，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5900万人，到乾隆六年突破一亿，用了1740年，而从1亿增到2亿，只用了24年，从2亿到3亿，仅用了25年，从3亿到4亿只用了45年，由此可见清代人口数量增长之多，发展速度之快，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耕地面积虽然也有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远没有人口增长的快。明洪武十年（1377年）到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435年中，人口增加了5.04倍，耕地只增加了1.18倍，人口增长的速度是耕地增长速度的4.27倍，其中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104年中，人口增长2.48倍，耕地增长48％，人口增长速度是耕地增长速度的5.16倍。
人口增长快，耕地增长慢的结果，是人均耕地的迅速下降，明万历六年（1578年）人均耕地为11.56亩，到清乾隆三十二（1767年）年，人均耕地降为3.72亩，减少了68％，到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降为2.19亩，又少了1.53亩，即下降了41％，如果从万历六年算起，到嘉庆十七年，中国的人均耕地足足减少了9.37亩，亦即减少了81％，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之际，中国人均耕地下降之快[7]。
据当时人估计，维持一个人生活所需的耕地，大约为4亩。清初张履祥说：“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8]，即每人需3.3－5亩，平均为4.15亩，清代的洪亮吉也说：“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生计矣。”[9]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人均耕地都在这个标准以下，人多地少演变成全国性的矛盾。当时，除垦荒解决耕地不足之外，千方百计提高土地利用率以解决耕地不足的矛盾便成了当时缓解人多地少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
据统计，乾嘉之际，有12个省的人均耕地都在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其中地处南方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9省，下降尤为严重，这就是明清时期南方水田复种指数提高特别快的社会经济原因(见附表3)。
四、明清时期南方水田多熟种植的特点
（一）多熟种植以沿主谷式的方向发展为其基本特点
所谓主谷式，即以生产粮食为中心。不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双季稻和稻麦轮作制的二熟制，也不论珠江流域的三季稻或二稻加一麦的三熟制都是以生产粮食为中心的，即使是在二熟制和三熟制中种蔬菜，也是以产粮为主的，多熟制中这种作物组合的出现和南方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粮食缺乏的经济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多熟种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复种指数，增产粮食，以解决人口激增对粮食的需要，即是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多熟种植走上主谷式的道路是必然的。
（二）种植麦类在多熟种植中具有重要地位
麦是耐寒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季可以越冬生长，种植麦类可以利用冬闲地，延长土地的利用时间，而且它又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南方稻田能形成二熟制和三熟制，稻麦轮作成为其作物基本组合形式之一。
（三）重视用养结合是明清时期多熟种植的第三个特点
在多熟种植的条件下，土壤肥力消耗很大，为了保证既能多熟种植，又使土壤肥力不致衰竭，所以明清时期在多熟种植中十分重视用养结合的措施，这表现在作物组合上，重视安排豆类作物参加轮作，包括大豆、绿豆、泥豆、蚕豆、豌豆等，豆类作物能固定空气中的氮，增加土壤中的氮素，用豆类作物参加轮作，即能获得一季粮食，又能弥补土壤中养分的损耗，实是一举二得之举。同时在耕作措施上又采用了水旱轮作的方法，水旱轮作，既能保证旱作物的种植，又能使土壤中的有机物在土壤含水量不同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分解，增加土壤养分达到培肥土壤的目的。同时也可起减轻病虫和草害的作用。
五、对明清时期南方稻田多熟种植中二个问题的估算
（一）多熟种植面积的扩展程度
明清时期南方稻田大力发展多熟种植，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南方各省共有824个州县，其中有多熟种植的州县，据统计为222个，约占总数的27％。多熟种植最多的省是广东，该省有94个州县，有多熟制种植的州县为61个，约占全省州县数的65％。不过这个计算是保守的，它是以作者根据方志查到有多熟种植的县为基础的，作者没有查到的县，历史上有多熟种植而没有记载的县肯定还有。因此，实际上应在27％以上。
在南方种植多熟制的州县中，由于一县中农田的海拔、气候和灌溉条件的不同，也不是全部稻田都种植多熟制的。例如广东的东莞县“种于山田一岁两熟，……种于潮田一熟。”[10]香山（今中山县）“有岁单收者，岁两收者”[11]，新宁县“高田一岁两熟，潮田一岁一熟。”[12]海丰县“腴田一年三熟，潮田仅一熟耳。”[13]又如福建云霄“洋田一年两熟，埭田一年一熟。”[14]仙游“有一年一收者，有一年两收者。”[15]平和“田宜稻，岁则再熟，惟山田止一熟，以其地性凉也。”[16]因此，当我们提到某一县有多熟种植时，不能简单理解为整个县的稻田，都是多熟种植，在某些县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使在气温比较高的闽粤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在这个问题中，本来还应估算在多熟制的发展中，扩大了多少复种面积，由于历史上缺少这方面的记载，只能付之阙如。
表1明清时期南方各省稻田种多熟制州县所占比例表
省名|州县数|种多熟制州县数|多熟制州县所占％
广东|94|61|65
广西|76|18|23.6
福建|75|40|53
江西|80|40|50
湖北|62|9|14.5
湖南|76|15|19.7
浙江|78|18|23
江苏|71|8|11
四川|152|4|2
安徽|60|9|15
合计|824|222|27
资料来源：各省州县数据《清史稿》地理志。各省种多熟制州县数见本文附表一、二
（二）多熟种植的增产幅度
多熟种植肯定比单季种植增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增产了多少？这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多熟种植，情况是不一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困难也很大，因为历史上也没有留下明确的系统的记载，现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作些推算。
（1）稻麦二熟制的增产情况
明末清初，浙江桐乡稻麦二熟制的产量：“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17]雍正时陈斌在《量行沟洫之利》一文中也说：“苏湖之民，善为水田，春收豆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18]按麦7斗抵米五斗计算，春花1.5石相当于稻米1石，由此可知嘉湖地区稻麦二熟丰年的产量为4石，常年为3石。
嘉庆时，苏州地区的稻麦二熟制产量是：“亩常收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19]则产量丰年为3.85石，常年为2.5石。
由此可知，在苏湖地区，稻麦二熟制常年的产量为稻米3石，丰年为3.85－4石。常年产量比单季稻高0.5石，丰年高0.85－1石，即常年增产25％，丰年增产28％－33％。
（2）双季稻的增产情况
江西的情况是：
乾隆十五年《会昌县志》卷16：“翻稻（连作晚稻），所收少于早稻之半。”
乾隆七年《石城县志》“翻稻，必田之腴者方可种，每亩所收不及秋熟之半。”即比单季稻田增产50％。
在江西抚州，据何刚德在《抚郡农产考略》中记载，清末早稻（西乡早）亩产3石谷，连作晚稻（抑叶早二淮，袤脚老）的产量高的为3石，一般为2石，低的1石，平均为二石谷，间作晚稻产量为3石谷，单季晚稻（八月白、晚白、金包银）上地约可收4石谷。据此可知，连作稻的产量为5石谷，间作稻的产量为6石谷，分别比单季晚稻增产1石谷至2石谷，即增产25％－50％。
闽粤地区的情况：
福建的情况是“平地之农为洋田，早晚二收则稻春种夏收，晚稻季夏种仲冬获，利仅早稻之半。”[20]即增产50％。
广东潮汕地区：“上者收十一箩，次八九箩，下者五六箩。”[21]平均为8箩，当地以2箩为一石，则平均为4石谷。据近人研究，广东稻田单产为亩产谷3石谷[22]，则潮汕地区双季稻比单季稻多收1石多，即增产33％。
关键词：农田水利；问题；发展对策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和一直处于正轨，因得到了国家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不断发展、进步，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技术现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基本上实现了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农田水利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难题，严重制约着农田水利的发展步伐，亟待处理与解决。下面，笔者就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详细分析。
一、农田水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农田水利发展总形势相对较好，但细中仍然存在很多历史性遗留问题，必须及时改进和解决。
1、基础薄弱，水利工程的基本功能无法发挥
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纪50-70年代，很多工程在今天已经显现出年久失修、老化磨损的状态，再加上我国“三边3”工程比较多，很多农田水利在建设时标准低、配套差，造成使用时间长久之后质量病害严重。这样的问题导致大部分农田水利工程在实际使用时无法发挥出工程基本的防水、抗旱、排涝作用，极大降低了水利工程的实用价值。尽管相关部门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改造措施对老化、失修工程做了整修，但整修、改造工作并未得到全面开展，一些中小型泵站的改造任务还未正式开始，规划中的贫困山区水源工程建设未得到真正落实，甚至于没有监理系统的防洪抗旱排涝体系，种种不足无不反映着我国农田水利建设难题，反映着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中的重点、难点。
2、水资源配置体系不完善，农业用水效率较为低下
在自然水方面，我国不仅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而且水资源的空间分布还并不均匀，与我国农业发展布局有着严重的错位，这为农业水资源利用埋下了巨大隐患。再加上我国化工业生产对水资源的大量污染，江河、湖泊的泥水含沙量比较高，并不能引入农田灌溉，所以导致我国农业用水矛盾更加突出。尽管我国在近年来提出了南水北调这一治水政策，并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四横三纵”水资源配置格局，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业水资源配置仍然存在问题，初步建立起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并不能充分满足水资源利用需求，农业水资源利用率仍然比较低下。
3、建设管理体制不完善，农田水利管护工作滞后
国内农田水利管护体制一直存在不完善问题，这对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养护等工作极其不利。体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管护主体不明确、产权不清楚、水费收取不合理、管护人才缺乏、水利科技力量落后、水利专业服务组织建设滞后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农田水利工程的服务、管理能力偏低，阻碍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影响了农田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
二、农田水利发展对策分析
针对以上所论述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措施，为促进农田水利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对策如下：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做好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指，坚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科学发展的理念，构建未来适合农田水利发展的美好蓝图。想要做到这一点，实际工作时就不能如清朝末年那般闭门造车，而是要立足当前，遵循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正确、合理的谋划农田水利发展蓝图。因此，笔者建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分析判断当前农田水利发展形势，探索农田水利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农田生态建设为主线，以农田生态承载能力为前提，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以工程建设管理为主要内容，以完善建管体制机制为保障，做好顶层设计，建成“四大体系”——农田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农业水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有效保护体系，农田生态保护体系，农田水利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促进农田水利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加快推进农田水利立法工作，强化法律保障
农田水利立法要以水法、农业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实用性和前瞻性，紧紧抓住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行管理等环节，重点解决事权财权、工程产权、水权、工程占地权、工程运行调度权等权利，处理好建设费、运行维护费、水费问题等难题，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责任明确到人，实行包干制度，强化问责，为执行落实农田水利有关规划提供法律保障。
3、加强科技支撑作用，提高科技水平
科技是决定事物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农田水利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放眼全球，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缩小与国外科技的差距；要立足国内，强化农田水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技术和管理问题解决能力，研究、攻关适合我国国情的农田水利技术和管理模式，加强高新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开展尺度理论、水分胁迫对作物的影响机理、水肥耦合、水土环境等基础理论研究，加快高效、低价、实用、环保的节水设备产品的研发、转化、推广速度，努力提高农田水利发展科技水平。
4、借鉴国外经验，密切联系实际，完善建管机制
深入剖析我国现阶段建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农田水利建管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立足现状，加快建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新机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机制，明确农田水利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行“四制”管理，施行“产权明晰、权责一致”的管护机制，深化水价改革，推行透明的水价机制，引导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健全基层田水利服务体系，强化监管，提高农业用水保障能力，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全面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管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田水利存在的问题很多，大多是历史性遗留问题，对农田水利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解决发展难题，笔者在本文中分析并论述了问题产生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关键词：地基；换填法；设计；垫层施工
中图分类号：TU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换填垫层法在建筑工程中广泛应用．换填垫层法是挖去地表浅层软弱土层或不均匀土层，回填坚硬、较粗粒径的材料，并夯压密实，形成垫层的地基处理方法．换填垫层可依换填材料不同，分为碎石垫层，砂垫层，灰土垫层，粉煤灰垫层等．换填垫层施工简便，广泛应用于中小型工程浅层地基处理中。
1、换填垫层是将建筑物基底的软土挖去,代以人工回填的砂(或碎石)作为持力层主要用于荷载不大的软基处理。换填垫层主要作用有三:
(1)减少基础沉降量:沉降量是与地基的附加应力成正比的。紧靠基底区域内的附加应力大,沉降量也大,约60%～70%的沉降是由持力层引起的。换填垫层后,可大大减少基础的沉降量,并可调整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2)增加地基的稳定性:换填垫层实际上象个“船筏式”基础,使建筑物的荷载通过垫层均匀地扩散到垫层侧面及下卧软土上去,减少了软土所受的附加应力,对防止建筑物地基局部应力集中所引起的剪切破坏有一定的作用。
(3)加速软土地基的固结:铺在软土上的换填垫层(特别是砂垫层),一方面缩短了排水距离,另一方面它实际上又是排水层。压缩固结挤出的水分,通过砂垫层渗出,加速了地基的固结,促使地基中由于固结产生的抗剪强度较快地增长,从而提高了地基的稳定性。因此在荷载不大的工业与民用建筑软弱地基处理中,常常作为经济有效的处理办法。
2、换填垫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换填垫层设计方法是假定垫层是基础的一部分。首先给定砂垫层厚度,把基底压力扩散到砂垫层底部,将砂垫层底部作为建筑物的“新基础”底面,底面处的附加压力值(以条形基础为例)(见图1)pz按下式计算:
(1)
图1.应力扩散图
垫层厚度Z应根据下卧层的承载力确定,并符合下式要求
(2)
式中:pk为相应于荷载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处平均压力值(kPa);pc为基础底面处土的自重压力值;基础底面处附加应力p0为:p0=pk-pc;pcz为垫层底面处土的自重压力;fz为垫层底面处地基承载力设计值;θ为垫层扩散角,对于中密砂垫层,当Z/b≥0.5时,θ=30°;当Z/b
3、换填垫层强度取值与基坑侧土强度关系分析
假定:(1)换填垫层与侧面软土在界面处破坏是由于软土强度不足所致;(2)基础下换填垫层侧面软土各向均质同性。
当换填垫层界面处某点应力等于土的抗剪强度时的临界状态称为极限平衡状态。由土的平面应力理论有
(3)
设中密砂土的φ=30°,代入(3)得
(4)
设换填垫层基坑坡角为β,则在垫层与基坑侧土接触界面上,正应力σs为
(5)
从上式可知:当β=0°时,σx对基坑侧面正应力无贡献,σs=σz+σcz;当β=90°时,σx对基坑侧面正应力贡献最大,σs=σx。
当界面处于极限平衡状态时,将(4)代入(5)式经整理得界面处正应力
(6)
对式(6)求最大值,可令:(σs)′|β=0,得β≈18.435°
即当换填垫层坡角满足β=18.435°时,σs最大,此时sinβ=0.3162,cosβ=0.9487
(7)
理论计算及实测表明,基底应力极限状态约位于基底下b/4处。设换填垫层下b/4与软土面交界处为微元体P,其软土强度为fs′,为保证垫层基坑侧土安全,微元体P接触面上正应力σs′必须满足
(8)
式中:σs′=1.054(σz′+σcz′)。
对于淤泥质软土,当覆盖杂填土时,γ0≈17kN/m3,ηd=1.0,σcz′=γz′,当基坑侧面软土任意一点土自重应力与竖向附加应力不小于砂垫层侧向压缩引起垂直向上应力时,该点强度可近似按各向同性考虑,即
(9)
将(9)、(10)代入(8)式并整理得
(10)
式中:fa为微元体P处基坑侧面软土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为基坑侧面软土承载力特征值。当微元体P在基础外边,且z′-d=0.25b时,可近似算得:σz′≈0.35p0,考虑到上硬下软双层地基中点应力分布特点:地基中点应力相应减少,边缘应力相应增大,应力分布总体相对均匀等因素,取σz′≈0.35p0×1.2,即当fak满足下式时
（11）
或
（12）
基坑侧面软土安全;否则就应加大基础宽度,降低p0值,直至满足基坑安全为止。
4、双层地基应力分布的特点
换填垫层属于典型的双层地基,持力层为较硬的砂垫层、砂石垫层、粉石垫层等,下卧层为软弱土层。现以换砂垫层为例来说明。条形均布荷载下地基基础中点下M处(如图2)应力σz的应力系数kE如表1。
图2条形均布荷载下双层地基
表1应力系数kE表
表1中ν为
（13）
式中:E01、E02分别为持力层与下卧层变形模量;μ1、μ2分别为持力层与下卧层的泊松比,对于淤泥质土,变形模量为2.5MPa左右,当其上硬层为中密砂垫层(相当于已分层夯实原砂垫层),且厚度Z不小于基础宽时,变形模量在26MPa以上,ν≥10;ν=5,相当于均质土状况;ν=1时为双层地基,从表1中可以看出:ν越大,应力扩散越明显。
若按扩散法计算砂垫层基底中点附加压力,其大小为(按基宽与砂垫层厚相等计算)θ=30°,pz=0.464p0,按双层地基应力系数法计算,其值为:pz=0.33p0,反算θ=44.6°,差别达40%以上。
由此可见,扩散角法与双层地基应力系数法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5换土垫层合理设计分析
综上所述,合理进行换土垫层设计,应按以下步骤考虑:
(1)换填垫层自身的强度,这主要通过施工质量与检测来保证。
(2)换填垫层承载力设计值:考虑垫层侧面软土强度作用,按式(12)确定换填垫层p0时,应与换填垫层自身的承载力(换填垫层自身的强度减除土体自重应力)相比较,取两者较小者为换填垫层承载力。此时换填垫层底宽可与基础宽一致,顶宽应根据当地软土基坑开挖放坡经验来确定;由于实际换填垫层坡角一般在70°以上,远大于18.435°,因此垫层侧面软土不仅相对安全,并有一定的有效侧限作用。
(3)换填垫层属于双层地基,其应力分布应考虑双层地基应力分布特点。当换填垫层按规范要求施工,压实系数在0.97以上时,垫层变形模量与下卧软土变形模量差别较大,即可达到E01/E02>10,对应于上表取ν=10.0应力系数值计算,并据此及式
(4)确定换填垫层的厚度。
当垫层厚度不小于基础宽度时,kE≤0.33,即近70%的基础沉降由垫层承担,对于荷载不大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即丙级建筑),可不必进行沉降验算。
结束语
根据笔者多年工作经验及双层地基应力数值解,进行了多次探索与检测,并在理论上予以初步论述,其目的一方面是竭尽所能,完善换填垫层承载力计算理论;另一方面,在大力提倡创造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作为一名工程师有责任、有义务为工程建设提供更科学、更经济的设计概念与方法。
参考文献
[1]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关键词: 油田 财务管理
一、目前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财务管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当中企业的经营者对资金运动的规划、协调与控制,其基本的内容包括诸如对投资、筹资、资本运营、收益分配、资产租赁、公司的合并与清算、通话膨胀及国际财务等各方面的管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改进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可说是意义重大。如前所述,在这一过程当中,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十分重要,就目前来看,我国国有企业中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公司内部控制执行不力;第二,财务管理当中,会计信息不真实,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力,违法违纪事件层出不穷;第三,销售及应收账款管理不善,应收账款回收困难,呆账坏账大量出现;另外还有存货管理不善的问题,存货积压,既影响了资金周转,也造成贬值或损毁。具体到油田企业来说,这些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有:首先,财务管理意识淡薄。财务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服务于企业的整体经营和管理、对企业的发展影响重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成本预算、核算,记账报账等简单的会计工作,财务管理意识淡薄,就造成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长期以来并未能企业的效益产生助力的现象;其次,财务管理信息失真。会计财务信息的失真,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失真的财务信息不能正确真实的反应企业的发展现状与经营情况,不能够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信息参考,最终将发生严重的问题;最后,资本运营效率低下。油田企业的资本运营有其历史的原因,目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等现实情况也对资本运营产生了影响。
二、油田企业财务管理的经验
我国的石油工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适合油田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积累了一定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比如在有的油田企业,在财务控制管理工作当中,建立科学规范的财务结算中心进行结算资金控制,通过实行钱物结合的管理形式进行采购资金控制,通过构建效益型资产管理新模式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控制,严格设备管理,在内部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提取油田维护费,实行资产的有偿占用,加强资金的集中管理,实行低成本战略,构建高效的财务信息化平台,以及班组经济核算制和作业成本法在成本控制中的应用。 这些经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
2004年以来,中石油在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内部全面推广应用新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使所属地区企业实现了地区内会计集中核算。油田企业,是在
三、新形势下财务管理制度的发展思路
在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基础上,我们认为,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思路:
首先,进一步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有力的根本保证,而只有良好的内部控制才能够规范财务行为,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与完整,防患于未然,确保企业资产的安全与增值。
其次,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化技术的作用。众多企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套完善而高效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不仅能够大大提高财务工作的效率,而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财务工作当中出现的环节问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最新最准确的财务报表信息作为决策参考。
关键词： 戴震 西学中源 江永 乾嘉学派
明清之际迄于乾嘉时期，朝廷上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为西学的融入准备了环境和条件。乾隆朝复以政府之力振兴中国旧学。一时学者又转而尊古排外，学术思潮为之一变。面对如此转变，“西学中源”说成为了乾嘉学术界的主流，得到了当时士人学者的广泛认可。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面对西学传播的低谷期，戴氏通过考据、古籍印证等方法将西学中式化，披上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外衣，使得西学能够去其“异类”标签，传播开来。在把西学融入中源的过程中，戴震严谨求实的自然科学精神为后代学者树立了典范，也为现代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莫衷一是：“西学中源”的起源
“西学中源”说的起源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各家有其合理之处。关于“西学中源”说之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西学中源”说最早起源于明朝的遗民学者，如江晓原在《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中认为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等遗民学者，后经康熙、梅文鼎等人提倡发挥，阮元等推波助澜，在有清一代影响深远。刘钝的《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认为“西学中源”说萌发于明末清初特定的文化政治环境中，首先是少数怀念明朝的汉族知识分子借此申扬民族大义，后被清朝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王道正统的思想武器。徐海松在《清初士人与西学》一书中将“西学中源”思想的发端上推至熊明遇，认为继熊明遇后，方以智、王夫之、王锡阐、黄宗羲等遗民学者纷纷支持“西学中源”说。另外一种观点则主张“西学中源”说出自某些开明的爱好西方科学的学者，并且认为“西学中源”说成为了清代时遗民学者贬抑西方历算学的工具。如王扬宗通过撰文《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和《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表明对此观点的支持。韩琦在《白晋的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一文中探讨了康熙在“西学中源”说的产生与传教士白晋的传教策略和《易经》之间的联系。此外，刘钝在其《中国早期的“西学中源”说从“老子胡化”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一文中，指出早期“西学中源”说和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着微妙关系。
笔者赞成“西学中源”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这种“西学中源”说主要是就天文历算领域而言的，后来才渐渐推广到其他领域。在天文历法皆有造诣的方以智和黄宗羲是“西学中源”说的早期代表。全祖望先生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及《鲒琦亭集》（卷十一）中曾提及到这样一句话：“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故而黄宗羲的思想可见一斑。后经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下笔者就部分当时各家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对“西学中源”说的态度进行阐述。
二、戴震等乾嘉学者们的论争
乾嘉时期，在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方知识东渐交汇的大背景下，“西学中源”说得到了学者的广泛支持，“在乾嘉学界取得主流地位”①。乾嘉学者擅长的是回归典籍，对很多学术问题都要进行考据。通过对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乾嘉学者发现中国传统历算学在宋元时期取得的成果比起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洋历算来未遑多让。这大大刺激了这些学者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认定中算必优于西洋历算。因此乾嘉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时往往不乏对西学的贬低，并且当时的部分学者对“西法实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②这一说法表示支持。在对待西学的具体方式上，乾嘉学者谈西学多以中源为依归，研究西方也往往要借用中法，否则将会被认为崇洋，遭到学界主流的冷落。
乾嘉学者对西学有着不同的看法。早期的梅文鼎和江永虽都是对西学比较开明的学者，但在张之洞看来，梅文鼎属于中西融合派而江永则是主张西学的。③梅文鼎撰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进行研究。对于梅文鼎的成果，笔者认为梁启超对其的评价最为中肯——“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④这既肯定了我国天文历法的传统优势，又对梅文鼎为发展天文历法而努力研究表示赞许。然而江永较之梅氏则比较彻底地主张西学。正如徐道彬所论：“事实上，江永的《历学补论》、《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就是直接采用西方本轮、均轮之说，不是‘附会’，而是毫无隐讳。”⑤正是过于崇尚西学这一做法加之没有认清时代的要求，因此在崇祖法古的时代却一味地为西学奔走呼唤的江永，自然四处碰壁。
“戴震的老师江永可能是那个时代中最确信西学的人，这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戴震。”⑥江永研究西学的方法和思想对戴震的学术修养和研究颇有影响。正所谓“学而优则仕”，江永和其他传统的儒者一样渴望出仕。但江永却在仕途上不及戴震成功。正如钱大昕所论：“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钱大昕对江永不识时务，盲目宣传西学的评判真可谓一针见血。对于江永的做法和结局，其弟子戴震看得最为清楚。他推崇江永研究西学的成就，但在思想上却与保守派站在一边。“其学术地位的迅速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变革时期，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心态有关。”⑦
师承江永的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江永对戴震日后在学术界的发展影响很大。时代的复杂性“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⑧。戴震在西学的沉寂时期，以另类的手段来处理“西学中源”的问题，既切合统治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西学以另一种形式得到继续研究和发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戴震虽然只是个案，但却可以折射出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碰撞时期的心态。
众所周知，戴震作为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的代表，其印证、考据的能力必有过人之处。“戴氏通过古籍印证、数学考据之法，由中国历算知识与西域、西洋各种时间记录的比较考证，颇具理据和说服力。”⑨对此，我们可以说无论在音韵、校勘等国内传统知识还是在对待西学方面，戴震始终坚持把考据作为一种“接受”的手段。
戴震把考据作为接受西学的手段的这种方法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这个时代的风气使然。这一说法可从梁启超处得以证明——“清儒所尊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本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⑩戴震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学”替换“西学”的特有方式，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替换不仅仅是戴震简单的把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术语换成古籍或经典中的传统术语，其所反映出来的更深一层次的信息是戴震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知识并且“为我所用”。笔者认为戴震之所以会用传统语替换西方术语，其原因有二：要么戴震自己没有意识到自身“虽遍校古经，然其自著历算书，则仍宗西法”；{11}要么就是他清楚只有靠这种方法才能使得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得以被人接受。
考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戴震由于早期对西学已经有所了解，加之对时代现实的清晰认识，故而戴震坚持用考据的方法来论证西学的合理性，使得西学能够在乾嘉时期站稳脚跟。在“西学中源”方面，戴震在天文历算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较突出。明代开明官员和学者使得整个清朝前期都比较注重天文历算的发展，戴震受其影响很大。正如梁启超所述：“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受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12}梁启超甚至认为明末的历算学是中国知识和外国知识的第二次接触碰撞。{13}这说明戴震在研究天文历算方面的学术成就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知识的优势，同时也有可能是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而造就的。
戴震不仅仅是经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戴震还立足于治经而研治数学，因而把自然科学和传统经学结合起来。”{14}这主要从戴震入四库馆后所辑校的各种算书可以看出，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兵法》、《海岛算经》、《五曹算经》、《数术记遗》等算书。此外，戴震不仅辑校传统古籍算书，自己还在算学方面有所著作。正如梁启超所论：“自其中年，即已成《原象》、《历问》、《历古考》、《策算》、《勾股割圆记》等书。”{15}值得一提的是在《策算》一书中，戴震为了区别中国筹算和西洋筹算，把西洋的筹算改称“策算”。当然戴震在阐释西学时所下的不仅仅是在于改名这种表面功夫而已，他还通过列举《周易》、《论语》、《考工记》和汉书律历志等经籍中的例子来说明其合理性，这是戴震最常用且擅长的手段。如“古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每一刻为六十分，以十分为一小刻，分隶十二辰，每一辰刻二小刻。梁天监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变古法，旋废不用。今欧逻巴以昼夜为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盖本于梁天监中所改者耳。”{16}受“西学中源”思想的影响，戴震始终相信西方的科学知识起源于中国，其《与是仲明论学书》云：“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17}数学史家钱宝琮也认为戴震所著的《勾股割圆记》、《迎日推策记》等书所叙述的都是西学思想，但是戴氏却用古人传记文体来论述，好让读者认为这些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18}
综上可见，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是他并不排斥西学。他的天文、算学、历法等著作，在唤起人们重视传统学术的同时，对西学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吸收了西学的一些内容。相对于江永和梅文鼎，笔者认为“超胜”一词用于此有其合理性。戴震的做法其实是在前期梅文鼎等人“西学中源”的观点上加以实证和深化。徐道彬认为如果梅文鼎的中西融合方法能使中土人士颔首，那么，戴震“易以新名，饰以古义”的自我作古之法，与朝廷的文化本位思想甚为契合。这既是对西学中源的强调又是超越前人的表现。{19}故而乾嘉大家之一的阮元称戴震“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而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之下哉！”{20}毋庸置疑，戴震等坚持“西学中源”思想的乾嘉学者在着力发掘、整理和研究传统天算学以论述西学的合理性时，也使众多的中国儒士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优秀成果。乾嘉学者擅长考据，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作为手段去发掘西学在中国古代中的痕迹，虽然并不是全部乾嘉学者都赞成“西学中源”思想，但是作为时代的风气，大部分站在前沿的学者都会认识到西学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首先要去掉“异类”的标签。戴震作为乾嘉考据前沿者在把西学纳入中源的过程中，从天文、算学和历法等方面着手，经过详细地考究，找出西学和中学的交接点，然后转换成传统的术语，这样西学的“非我族类”的标签便明显削弱了。无疑这有利于化解学界对西学的排斥情绪，促进西学的传播。
根据当时学者对西学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西学中源”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之间的冲突，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西方的科学观念的冲突。这应是“西学中源”产生的根本所在。乾嘉时期的学者谈论西学多以“中源”为凭借，研究西法也往往脱离不了对中法的陈述，否则容易被视为崇尚西学太过，江永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面对西学日渐渗透的局面，他通过考据传统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使得西方的科学思想得以凭借中国传统的外衣在中国觅得一席之地，其高明之处在于利用考据使得中学中融入了西学的内容。对此，笔者很赞成梁任公的评价：“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21}虽然戴震在各学科的考证方法上难免限于保守，但是其究根穷底的精神却很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经典阐释学的辅工具，训诂、考证等学科日渐兴盛起来。这不仅为现代学术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现代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赵晖.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35.
②阮元.畴人传.畴人传汇编.上册：4
③张之洞.书目答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5-267.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
⑤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129-141
⑥刘墨.乾嘉学术与西学[J].清史研究，2005（3）：53-62
⑦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129-141
⑧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7.
⑨徐道彬.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西学中源”论[J].清史研究，2010（3）：51-65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6.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68.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6.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9.
{14}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67.
{16}戴震.戴震全书[M].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274.
{17}戴震.戴震全书[M].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371.
{18}见：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A].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M].第9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45.
{19}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
{20}阮元.畴人传（卷42）.戴震.畴人传汇编.上册：542.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9.
参考文献：
[1]刘墨.乾嘉学术十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2）.
[3]刘钝.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J].自然辨证法通讯，1991（3）.
[4]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 ]；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 ]《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 ]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 ]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 ]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 ]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 ]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玩物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 ]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 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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