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7 1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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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法律各界对审判监督工作中的问题及改革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改革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探讨和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审判监督改革既是一种工作层面上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不管是工作改革还是制度改革，须以具体的司法实践为基础，而现今的改革研究往往囿于单纯的理论思考或制度借鉴，如何从操作层面上探寻对审判监督工作及制度的改革路径，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进一步思考及行动的目标。基于此，本文试图立足于审判监督工作实际，从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出发，对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工作改革以及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审判监督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由于法律对审监程序的规范比较少，审判监督庭成立时间比较短，与审监制度相关的各种关系尚未理顺，审监制度本身及改革的定位也未明确，加之审判监督工作承载的法律、社会及政治责任又比较重，其在整个法院审判工作中成为矛盾最为突出的部门。
（一）申诉和申请再审无序化
1、向法院申诉及申请再审的途径不通畅。
我国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这一渠道在现实中并不通畅。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全省法院决定立案复查的案件，仅占各类申诉（申请再审）案件总数的9.8％；同期全省提起再审的案件，仅占各类复查案件总数的23.1％，占申诉案件总数的2%.与此相比较，通过检察院抗诉取得再审要容易得多。如浙江省全省检察院同期的抗诉率（决定抗诉案件数／检察院当年复查案件结案数×100%）高达56.2％，比上述法院23.1%的复查再审率高出一倍多。由于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的请求不能得到很好救济，而申诉要获得成功又必须得到法院的最终支持，故而很大一部分申诉人走上了"曲线申诉"和"关系申诉"之路，向检察院、各级人大、政协、党委以及有关领导申诉，通过检察院提起抗诉、人大个案监督、党委政协转申诉材料、有关领导及各种关系打招呼等方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复查或再审。
2、外部监督程序不规范。
各种外部监督促使再审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高级法院办结检察院抗诉、人大、政协、党委及其他途径要求法院复查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占全年再审案件总数的55.6％。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是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方式，而人大、政协、党委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虽然也可归结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督，但这些监督途径一方面不加区分地利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无法在诉讼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适用程序，很难保障程序上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将这些部门原来的工作监督推进到个案监督，对个案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评价，给当事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申诉人对待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与诉讼法上申请再审权的有限性特征相违背[01]，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3、复查程序不透明。
我国诉讼法律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对法院如何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没有具体规定。如今审监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在诉讼法律中没有涉及，申诉复查案件的审理长期处于一种没有具体程序规范约束的状态。当事人既未能规范化地参与到复查程序中去，也很难通过正当途径了解复查的过程，故而受到了诸多质疑[02].为了更好地保障申请再审人及对方当事人的诉辩权利，并尽可能地使复查程序透明化，近年来许多法院试行"听证"程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该程序本身并无法律规范约束，法院的职权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均无明确界定，故其对复查程序公正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4、提起再审的标准不明确。
调查发现，对于提起再审的标准，普遍反映在实务中难以掌握。形成这一状况，首先是因为法律标准本身不明确。我国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03]相当概括而不确定，法律规定的"确有错误"概念模糊不清，而且对"新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等等均未予以具体界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0日颁发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虽对应当再审的情形作了一些规定，但仍不够具体和明确，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其次，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掺入也成为司法实务中无法忽视的方面。由于法律标准本身并不明确，就为其他标准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社会公众对裁判"确有错误"的理解，往往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对事物的个性化判断，不考虑司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为了达到其申诉目的，经常借助新闻媒体等舆论力量以及种种非正常手段对法院施压。[04]另一方面，法院对提起再审实务的把握，也未能为社会提供确定的标准和界限。而且审判监督作为司法制度之一，它是存在于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大背景之内的，法律规定本身以及实际运行均能够说明，审判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因而政治标准必然紧密地融入了审判监督司法实务。
5、"人人都可申诉却又申诉难"的局面。
由于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宽泛和原则，申诉的途径并不局限于法院和检察院，在实务中也很难对申请再审时限按照法律规定的两年予以严格贯彻，因而申诉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被泛化和无限化了。申诉人基于其对终审判决的不信任感，为了获得其内心认为的"公正"，可以相当随意地提出申诉。如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2003年审结一审案件603537件，审结二审案件40065件，而全省法院收到申诉来信也有57811件次，接待申诉来访13396人次。由于法院对申请再审（申诉）的复查极为严格，申诉人获得再审的比例极低。而提起再审标准的不明确，又可能使法院对提起再审的权力行使存在任意性和随机性，未必严格依据对原审裁判的评价决定是否提起再审，再审资源分配不公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诸种原因导致了"申诉难"的局面。
（二）审判监督程序操作困难
1、缺乏独立的再审诉讼程序规范。
审判监督庭的业务涵括了民事、刑事、行政等各个诉讼领域，相对于一、二审程序，再审的启动和审理程序亦有其独特性。审判监督工作所涉及的工作内容的广泛性与特殊性，足以要求国家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构建一个独立而完备的体系。然而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却相当简略，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置一审程序条文为39条，而规定审判监督程序的条文仅为12条，尤其在程序操作上，缺乏独立的再审程序规范，大部分是参照一、二审来处理的。我国现行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规定得过于简单化，致使司法实践在很多方面无规可循。比如：再审当事人如何列明、再审（尤其是抗诉）庭审程序如何操作、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再审中的主体变化如何处理、再审审理的结果有哪些，这些重大程序问题法律均未予以明确。
2、程序运行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有错误"造成的混乱。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其落脚点在于"确有错误"[05]，因而对经复查提起再审的案件，其前提是已经认定原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适应上述法律规定，体现出对裁判是否正确判断的慎重性，司法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实体审查程序，因此复查程序所得出"确有错误"的结论，是一种实体性判断。而复查程序得出的结论很容易与再审的结果产生矛盾。如果复查程序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经再审审理却认为原判是正确的，并予以维持，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知上的混乱，这样既不利于服判息诉，也削弱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2）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行政诉讼，打破了民行诉讼中原告、被告、法院平衡稳定的三角关系，检察院的地位难以摆正，给整个程序的运行带来诸多困难[06]；二是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强化其作为与法院同等评价力的司法机关地位，对个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强调其独立性，造成了当事人认识上的混乱，增加了法院息诉服判工作的难度；三是这一监督方式在近年来有逐步加强之势，抗诉再审的增加致使诉讼成本的攀升。然而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并不高。如2002年至2004年9月份，浙江省全省法院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平均仅为21.5％。可见，频繁启动这一监督程序并不符合诉讼以及监督上的经济原则。
3、复查和再审管辖不科学。
我国法律没有对申诉人应当向哪一级法院申诉，申诉复查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应当由哪一级法院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申诉人首先向原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只有原审法院作出复查或再审决定后，上级法院才对申请再审案件予以受理。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六条规定："申请再审或申诉一般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再审".上述程序设置要求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予以重新审查，一方面，审理中较难摆脱原判的框架，另一方面，基于裁判的慎重性及法院形象的考虑，对本院案件改判程序要求较高，即使确有错误的案件，改判也很难。这种程序设置难以保障监督的效果和再审的客观公正，不尽科学。
4、程序烦琐低效。
在现行审监程序下，一个申诉案件要经过审查、复查、再审层层"把关"，又由于案件管辖上的不确定性，处理方式的多样化，有时法院在选择上，更多考虑的是处理上的方便，而忽视了诉讼的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于是经常发生当事人为一个案件在几级法院之间频繁来回奔波的"案件旅行"现象。比如：当事人不服判决，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原审法院立案审查后驳回了申诉；当事人又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查认为有一定道理，函转原审法院复查；原审法院复查后再次驳回申诉；当事人不服，向检察院申诉，检察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审查后，函转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再审后认为原判正确，又维持了原判；当事人再次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上级法院进行了提审，经审理认为原判漏列了当事人或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审理……。上述"案件旅行"现象也反映了当前审监实务中"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现状。
（三）审监工作体制不成熟
1、审监职责、分工混乱。
审监庭的基本工作职责是办理再审案件，但实践上各级法院审监庭还承担了其他庞杂事务。调查发现，各级法院审监庭的工作职责相当多样化，除了办理再审案件、办理申诉复查案件、案件质量评查、国家赔偿确认之外，还存在旁听庭审等审判督查、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接待日、上诉案件登记移送、改判案件审核及责任确认等十几种工作职能。关于审理再审案件上的分工，有的法院是"立案庭形式审查，审监庭发再审裁定并再审"，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进行一定程度的实体审查并发再审裁定，审监庭再审"，也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负责登记立案，复查与再审均由审监庭负责"，还有个别法院是"立案庭、审监庭对案件联合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再审，由审监庭再审".审监庭职能及部门分工的混乱，使上下级法院间的统一协调和工作指导产生了困难。
2、职能与力量不相适应。
审判监督庭的基本职能是审查已生效的裁判，这一工作本身要求审监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更高的法律素养和实务经验，而实践中审监工作人员实际配备难以适应其职能需要。据调查，浙江省有54%的法院反映审监工作人员太少，其中包括大部分中级法院。工作人员少的问题，在基层法院更加突出，浙江全省有35个基层法院甚至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占基层法院总数的39％。审监工作力量还存在配备不强的问题，审监工作人员中整体学历不高，全省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占42％；年龄总体偏大，51岁以上的占39%；审监庭庭长担任院审委会委员的仅占37.3％，比例太低。审监力量上的欠缺，为"精审监"原则的贯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还有63％的法院反映领导对审监庭的工作不够重视与支持。
3、工作体制改革矛盾重重。
在以"公正与效率"为指导的审判监督改革中，如何贯彻落实"立审分立"原则，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包括最高法院）认为：立案庭与审监庭分立，审判监督职能由两个业务庭分工行使，再审立案由立案庭负责，再审审理由审监庭负责，通过两个部门两道把关，能够保证审判监督工作更加公正。事实上，最高法院的上述设计在现实操作中弊端颇多：由于复查阶段事实上是一种实体审查，如果复查阶段的实体审查及再审案件的立案均由同一个审判庭作出，那么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立审不分；对于一个立案庭作出再审决定的案件，其在再审裁定中即已经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审监庭作出实体改判，那么实际上仅仅是对立案庭"确有错误"结论的确认，出个判决书而已，审监庭开庭审理的意义就值得检讨了；如果审监庭不予改判，那么同一法院对一个审监案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对法院自身而言是很不严肃的，也会引起法院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当事人会无所适从，可能引发新的申诉，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和服判息诉。另外，立案庭和审监庭分立后，由于基层法院的再审案件数量很少，法院不可能配备很强的审判力量，于是产生了上文提到的很多基层法院审监庭尚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的状况。这样，基层法院的审监庭职能定位改革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二、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审判监督程序及审判监督工作中存在各种问题，均可究及根本的制度因素，审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制度改革需要以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积累为基础，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因此，探寻制度内的应对措施以及改革举措，是当前之当务之急。笔者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一）规范复查和再审程序，引导审判监督有序化。
1、拓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规范其他再审途径。
除现行法律规定的启动再审途径外，在司法实务中还存在人大查报、政协来函、党政领导交办等其他的再审案件来源。为弥补这些再审途径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缺陷，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要途径，法院启动再审、检察院抗诉为补充救济的再审启动程序制度。
首先，合理规范启动再审的途径，拓宽并使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得以通畅，是关键所在。应当建立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制度，对复查案件的立案标准、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及结案方式予以明文规定。其中应明确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规定不管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均统一受两年再审时限的约束。二是应在审判监督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对确有错误、新证据、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枉法裁判等事由分别予以具体细化规定，统一适用于三种启动再审的途径中。三是应规定当事人向同一法院只能提出一次申诉或申请再审，一个法院对一个案件只能复查一次。四是规范并推广目前行之有效的申诉听证制度。这样，使当事人申请再审及对申请再审的审查均有规可循，摆脱"暗箱操作"的嫌疑，增加当事人对法院内部监督的信任，从而使法院内部监督的再审渠道得以通畅。
其次，规范其他监督途径。一是尽量缩小法院主动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的范围，因司法裁判统一性的需要、发现原裁判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有利害关系案外人申诉等，应作为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的主要情形。二是应将人大查报、政协来函、党政领导交办等案件，统一归口到申请再审案件进行复查审理。凡通过有关机关转过来的申诉材料，如果当事人事先没有向法院申诉或申请再审，应当都必须到立案部门补办申诉手续，只有经审查符合复查立案条件的，才予立案。三是应与检察机关、人大、政协的机关加强联系与沟通，在审判监督工作方面达成制度性共识，使这些监督形式更好地纳入到审监程序意义上的规范化监督中来。
2、规范再审程序。
规范再审程序，首先需要规范的是抗诉案件的再审：一是应摆正抗诉机关的地位，在因当事人申诉而抗诉的案件中，除了证明其提起抗诉符合抗诉条件外，检察院仅是监督者的身份，不应过多地参与到再审诉讼过程，再审过程中不应允许检察院如诉讼一方那样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诉辩活动；二是为了保障民事、行政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及双方当事人诉辩权利的平等性，检察院不应动用调查取证权为一方当事人调取证据，民事、行政诉讼举证权利与义务均应归于当事人，如查明证据属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所取的，再审中应不予采纳；三是由于抗诉再审案件系因检察院的抗诉而引起，故法审理抗诉案件的范围，原则上应以抗诉范围为限。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如当事人超出抗诉范围的理由确能认定原判错误时，才能采纳当事人的申诉理由予以改判。
为了进一步规范再审程序，使其易于操作，可以制定"审判监督工作细则"，对再审阶段的立案标准、管辖、审理方式、审理范围、审理程序、审理期限、改判标准等具体操作规程予以细化规定。其中应明确：第一，为了改变当前无限再审的现状，应当严格执行一个法院对一个民事、行政案件只能再审一次的规定；第二，再审案件的审理，应针对申请再审请求，在原审诉讼（公诉）请求范围内进行，不能超出原审诉讼（公诉）请求作出判决；第三，对于改判的标准，应严格予以把握。对于确实有错的案件，坚决要改；没有错的案件，坚决不能改；可改可不改，处于法官自由裁量范围内的，一般也不能改。笔者认为，对于下列案件，一般应予维持：⑴原裁判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或疏漏，但原裁判结果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⑵原裁判结果误差在法官自由裁量幅度范围内的；⑶原裁判定性有部分错误，但即使定性问题纠正后，原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⑷虽因有新证据提供足以原生效裁判，但该新证据是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应当知道的或已掌握而未举证或有意不举证的；⑸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存在对证据判断及适用法律的不同理解导致裁判结果有差异的；⑹原裁判应一并审理，但未审理部分可以另案解决的；⑺原裁判有错引、漏引法条情况，但原裁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⑻原裁判有错误，但可以用其他方法补救或已无纠正必要的。
（二）科学调整审监工作分工，明确审监庭职能范围。
1、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审监工作分工。
从工作量的角度看，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的立案工作任务繁重，申诉复查及再审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对于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而言，立案数量相对较少，申诉复查及再审案件的办案工作较为繁重。如果对于职能分工全国上下一而统之，很有可能造成全国四级法院审监办案和立案工作的同级失衡。因此，对于审判监督工作的部门分工问题，不宜搞一刀切，应当根据不同级别、不同地域法院立案及审判监督工作的不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确定分工状况。
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角度而言，对于审判监督工作分工，建议实行复查与再审的连续制。即立案庭负责形式审查，凡申诉（申请再审）符合形式要件的（类似于民事案件的审查），均予以立案，由审监庭负责复查和再审。这种复查与再审有效对接的连续制，既符合"立审分立"的内在精神，也能有效地避免前述种种问题的产生，既能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又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符合审监改革方向的。
2、明确审判监督庭的职能范围。
作为审判业务庭，办理再审案件应是审监庭的第一要职，以纠错的形式维护司法公正是审监工作的核心，也是审监庭存在的价值所在。同时，在法院审判改革引向深入、内部监督机制尚未完善的当前，可以适当拓宽监督的渠道，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监督模式，即除法定再审监督职能外，审监庭其它职能的延伸，可定位在院长授权对其他审判业务庭进行管理监督。如有的法院为了强化监督及管理参谋作用，重新定位监督职能，把审监庭定位为案件再审、案件质量管理、业务指导三位一体的监督部门，并采取案件质量评查、庭审旁听、定期审监工作通报、案例分析等多种监督方式，监督的重点转向立案、收费、开庭审理、调解到裁决、执行等各个程序环节，使监督从办案结果监督向办案全过程的监督转变。这种从大审判监督的角度，对审判监督工作的探索和定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制度改革——再审之诉的构建与规范
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所反映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法律制度上彻底予以修正，建立新的再审制度，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司法界的共识。审监改革走向制度改革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无法解决以下三方面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现有审监制度的制度理念是建立在"有错必纠"及强职权主义的基础之上，与现代诉讼的规律及法院的被动地位难以契合；二是现行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审监制度设计与对生效裁判异议权的当事人处分性存在强烈矛盾；三是现行审监制度未能很好地理清公民申诉权与诉讼上申请再审权的关系，也未能理清分权意义上权力监督与对具体案件司法监督之间的关系。
法院作为一个审判机关，不管在何种审判程序之下，均是作为一个被动者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法院只能是被动地行使审判权。现代诉讼理论认为，任何的诉讼权利主张及处分均应归属于诉讼权利所有者，而不能由其它主体如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来行使。建立在强职权主义基础上的现行审监制度，使法院、检察院以及其它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不当地介入了诉讼权利行使及处分范畴，导致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和审判程序性质被歪曲。故摆正相关国家机关的地位，恰当规范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等的行使范围，正确定位再审诉权，从而恢复审判监督程序的诉讼程序性质，是审判监督改革的关键。因此，我国的审判监督改革应使再审制度建立在诉的制度基础之上，也即以当事人积极的再审诉权和再审法院消极的裁判权为基本架构，构建再审之诉制度。再审之诉制度是依据诉讼规律而建立的规范的制度，其能够有效地运用诉的各种要素来规范"诉"和"审"两方面，从而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审监工作中诉和审的无序、无限状况。
更为具体的设想是，我国应当修改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在其中分别以再审之诉为基础设定再审程序；或者制定《再审程序法》，由于民事、刑事、行政再审之诉有其不同之处，应分成三部分分别规定。再审之诉和、上诉一样，均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以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因再审之诉针对的是已生效的判决，其条件应比、上诉更加严格。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主要包括提起的主体、客体、事由、形式、期限、管辖、诉讼费等，其中，具体而明确地规定提起再审之诉的主体和事由，应是再审之诉条件的核心。再审之诉的审判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依次进行。法院受理再审之诉后，首先应审查再审之诉是否合法、再审之诉有无再审事由（即再审之诉的形式审查或再审立案审查）。形式审查认为合法且具有再审事由的，裁定提起再审。然后是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再审案件的审理与原一、二审均有所不同，应根据再审程序的自身特点设计再审审理程序。经过再审审理，如原裁判不当，可在不服的限度内撤销并作出取代原裁判的裁判；如原裁判虽然存在再审事由，但仍认为裁判正当的，则应判决驳回再审之诉的诉讼请求，维持原裁判。
注释：
[01]参见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P108；《再论申请再审制度》，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P68-74.
[02]参见郑泰安、周伟蓉：《论民事案件申请再审及申诉复查听证制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6期，P81；张卫平：《论民事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的法定化》，载《法学》2000年第2期，P18.
[0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4、20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77条、179条、180条、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
[04]2003年度在浙江省就有两个典型案例：一个是申诉人在省政府门口喝农药自杀，要求法院依其意见改判；另一个是在法院多次根据其申诉请求改判的情况下，仍提出更高的超出法律范围的要求，长期在法院门口摆地摊，严重扰然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引发再审程序的时限及次数不明。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次数限制的被引发再审，致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严重受到影响，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司法权威产生极大冲突。
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审理方式不明，审理时限无约束以及无条件中止原执行，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不规范，均使得再审程序的实践运用给司法秩序带来相当的混乱。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
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所强调的无疑是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事实上亦多是基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至于由当事人的申诉权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相当困难的。审判监督程序名称下所代表的这一理念是不相符的。为此，首先应将三大诉讼法的相关章节名称，由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减弱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民事、行政诉讼是私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应当充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国家职权的干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即使是错误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应强行予以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打破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替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会影响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此外，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何况，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决大部分是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时，对凡是涉及人民法院再审决定权的原有法律条文皆应予以删除。
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理由。现行三大诉讼法对发起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皆允许以“确有错误”直接作为发起再审的理由。所谓确有错误，显然涵义甚为宽泛，即使某些条文具体规定了发起再审的理由，但也不便实际操作而且难以满足当代人们对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之时，应对发起再审理由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最后，在其它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致使原生效裁判显失公正的，如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生效判决显失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犯与本案存在着牵连关系的职务犯罪的；诉讼人超越授权实施诉讼行为的。以上四大类24小类错误情形应当再审纠正。
明确再审时限。在强化当事人申诉权以及合理界定发起人再审理由的同时，还须对发起再审的时限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时限做出明确的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伸冤，大量申诉案件久拖不决。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时应确定合理的期限。
理顺再审案件的管辖。鉴于三大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管辖的规定不甚统一，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就再审案件的管辖，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规定：首先，在管辖上，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当事人对原审裁判不服总寄希望于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管辖再审案件，既能起到对下监督的作用，又容易使当事人息诉服判。其次，上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时，不允许再发回到下级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避免反复再审的现象，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再次案件只能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一次，这样既可保证程序即使终结，又可使错误的判决得到纠正。最后，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对再审理由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申请再审立案的审查，应只涉及程序不涉及实体，立案庭对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首先要审查是否在裁判生效后法定期间内提出，是否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然后调卷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申请再审立案的条件。最后才有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这种审理方式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审理范围的特殊要求，仅按现行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加以审理，是不科学的。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较为多样而是活的审理方式，以更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进行选择；局面审理、听证明审理或开庭审理。至于再审审理范围，则皆应规定以再审理由以及请求事项为限。
限制中止原判执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裁定再审时应当中止原判的执行，但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裁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指出的是，再审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原则上皆不应具有中止执行原判决的法律效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再审程序制度较为主要的原则。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在借鉴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司法实践之需，就做出相对灵活的规定。原则上皆应禁止因申请或提出申诉而中止原判的执行；刑事及民事再审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担保条件下或认为确有必须，可以中止原判的执行。
规定再审次数。由于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发起再审的次数，致使许多再审申请人以同一进帐或者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的申请再审，无限的进行申诉。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再审案件原则上皆为一裁终局，但对案外人异议等特殊的民事再审改判案件可以允许上诉；对终局再审裁判不得以同一理由或者相同请求事项重复发起再审。
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一是一审裁判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二是终审后发现了因为当事人原因而示发现的证据不能申请再审；三是已经经过现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个案件只能再审一次；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五是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以调解方式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可以提出抗诉，案外人因生效调节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可以申请再审，明知再审理由未曾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
司法文书的正确运用。首先，申诉与申请再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利。故对申诉的处理方式一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而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诉权，对诉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使用裁定。其次，再审裁定书和驳回再申申请裁定书应写上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具体理由，这也是进行法制教育，服判息诉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它事项。为了更加体现再审程序的特点，可以在以下方面就再审程序加以完善，可以规定刑事再审的分类，即分为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两类；应当规定刑事再审不加刑原则，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自然延伸，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除外；应当规定案外人异议制度，即民事与行政案件中，应当赋予受裁判影响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规定民事、行政再审缴费的制度。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再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审判监督。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公正是所有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该为确保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服务，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司法效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迟到的正义即变得毫无意义可言，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制信用体系。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当事人自然对其寄予了“愿望”，希望借之已经生效的裁判，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立法本意同样希望借其来避免错误的发生，并用之检验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陌路同归的思维纠合在一起，便造成诉讼的无休止延伸，司法的公正效率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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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媒体；监督；媒体审判；审判独立
中图分类号：G21；D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119-04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冲突愈加明显。一方面，新闻媒体抱怨司法信息不公开；另一方面，“媒体审判”现象愈演愈烈，且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无论是早些年的张金柱案、刘涌案，还是近年来的彭宇案、药家鑫案，“媒体审判”的影子都非常明显。凡此种种，无不要求确定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边界。
一、新闻媒体监督权的不当行使及其消极影响
尽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但是通常认为新闻媒体监督权是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自然延伸。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有其必要性，但是该种监督的限度和行使方式，却没有任何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什么是媒体超越监督的合理界限？就是传媒侵犯了司法的独立，造成是传媒而不是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情况。”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新闻媒体不当行使监督权的情形主要包括：第一，对案件事实的选择性报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传媒对案件的报道并不中立，从最初的案件材料的选择、采集与整理就带有明显的媒介性特质，都包含着记者、评论员的个人立场，而这种立场却以公共媒介的方式表达与呈现，从而影射给民众，左右民众的判断方向。”第二，新闻媒体对案件的审判结果预先判定。第三，新闻媒体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利益。如隐私权等。
新闻媒体监督不当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不同。法院审判的基础是由证据证明了的法律事实。但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却没有经过严格的质证，很多报道都是传闻或者转载。其次是新闻媒体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其报道文字往往带有一定的感彩。新闻媒体的创意词汇胜于法言法语，“躲猫猫”、“临时性”等词汇就包含了极浓的情感色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第三是新闻报道的快捷性要求，导致新闻媒体即使有能力进行严格的事实证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核对事实。第四是一些当事人想借助媒体影响审判结果，“找关系不如找媒体”。如果媒体不能自律，则媒体成为对法院施加不当影响的工具。第五是一些非法律专业的公共人物的参与。微博时代的司法中，任何人在法律限度内都有言论自由，很多非专业人士也对审理中的案件纷纷表态，“人人皆为法官”，而新闻媒体对这些公众人物的带有情绪化的言论予以推广，就造成了新闻媒体的监督不当。第六是我国缺乏新闻法，没有界定监督的边界。第七是司法的被动，法院对一些案件未能及时公布信息。
新闻媒体监督不当对法治进步的影响是消极的：第一，新闻媒体不当监督将损害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如果“舆论审判”大行其道，则公正将不复存在。第二，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将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如果法院的判决因新闻媒体的报道而改判，则司法权威荡然无存，法院成了媒体的附庸。第三，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还养成当事人借助社会舆论获取不当利益的惯性。总之，新闻媒体的不当监督，非但无助于法治的进步，反而会严重影响法治的进程。
二、新闻媒体监督的边界：国外模式分析
尽管我国尚无新闻法或相关法律界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但是其他国家的立法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借鉴。关于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目前国外主要有美国模式、英国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三大类型。
（一）保护言论自由：美国模式
由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重要意义，美国学术界与司法界均推崇新闻自由，并认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并不冲突，相反，二者存在相互支持的作用。由于对司法的新闻报道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增强对不当行为的威慑，因而新闻自由具有极高的价值。新闻自由对民主也是有利的，因为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外部监督，从而防止了司法权的滥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在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之间达成平衡，并对言论自由更加重视。
但是，美国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对新闻媒体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第一，法官可以采取程序性措施避免未决案件受到片面报道的影响，例如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其他地方审理，陪审团成员、证人等须与新闻媒体隔绝，禁止相关人员向新闻媒体作出倾向性的陈述等；第二，对正在进行的庭审活动的新闻报道进行限制：第三，如果法院认为审理中的案件的某些信息的公开会影响公正审理，法院可颁发禁止令，禁止这些信息的公开；第四，片面新闻报道将在事后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保护司法：英国模式
这种模式比较关注媒体对司法独立和公正的损害。英国认为，审判的公正及公众对法院作为纠纷解决场所的信心，比起不受限制的新闻自由更值得保护。因此，对未决案件的新闻报道，会受到更多的严格的限制。
这种模式采用了一些刑罚措施，例如为了抑制新闻媒体对某些事实的披露或者观点的发表可能导致审理的不公，英国规定了藐视法庭罪。为了防止报道某些具有偏见性的信息，基于法律规定或者法院裁定的限制措施也被采用。这种模式主要被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所采用。其特点是：第一，新闻媒体披露可能妨碍正当司法程序的信息，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第二，为防止某些特定信息被公开，可以采取预先限制措施；第三，对案件当事人适用保护性的命令；第四，其他一些程序上的附属救济措施。
（三）保护当事人权益：欧洲大陆模式
欧洲大陆对媒体与司法之间冲突的解决态度及解决办法与英美均有所不同。英美法传统上关注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冲突，但是对新闻媒体的偏见性报道侵害当事人权利的问题却重视不够。欧洲大陆相对较少关注新闻与审判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关注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人格尊严及无罪推定原则等不被新闻媒体所践踏。
尽管欧盟部长理事会的建议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反映了欧盟国家的一些共识。该建议指出：尽管公众有权得知司法机关活动的信息，且媒体也可自由提供这些信息，但是须遵守一些重要的规则：第一条规则是无罪推定。对正在进行的刑事程序的新闻报道，媒体不得损害无罪推定的原则。第二条规则是保护诉讼参与人的隐私。特定案件中，证人的身份是不能被披露的。第三条规则是信息的非歧视性给出。当记者合法地从司法机关得到正在审判的案件的信息时，司法机关应确保这些信息没有歧视地给予所有提出要求的记者。最后一条规则是禁止将这些信息用于商业目的或者与法律执行无关的目的。
（四）几种模式的共同特征
无论是倾向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模式，或是倾向保护司法独立的英国模式，还是倾向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欧洲模式，对新闻媒体关于司法活动的报道行为均有明确的限制。这些限制总结起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限制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的新闻报道。对正在进行的审判的新闻报道，可能不仅仅与审判公正产生冲突，而且可能与其他个人和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早在1862年，奥地利就对未决案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规制：如果刑事审判程序正在进行。任何人以书面方式发表关于证据的价值、审判结果的推测等的言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从而使法官产生偏见的，应判处1到3个月的监禁。这是典型的新闻犯罪。当时的法律只是限制公开出版的印刷媒体，随着电子出版物的出现，该条款作了修改，出版物包括了其他类型的出版物。奥地利1981年的媒体法在1992年作了修改，进一步规定禁止新闻媒体对刑事程序施加任何影响：任何人在之后和一审判决之前讨论审判的可能结果或者证据的价值，且能够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的，将受到180天监禁或者罚款的处罚。法国1994年的新刑法典第434-16条规定：在最终判决公布之前，禁止任何试图对证人或者对司法当局决定施加影响的言论的出版。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而在于实施的方法。在英国，关于未决案件规则的一系列判例影响巨大，每一个英国记者或新闻媒体人都清楚在报道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风险。尽管最近以来管制有所放松，但是违背了这些规则依然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严重的法律责任。
2.限制新闻媒体对当事人的报道。如果媒体披露了嫌疑人的身份，则言论自由与个人的隐私和匿名权利就产生了冲突。如果涉嫌重大罪行的嫌疑人是公众人物，则公众的知情权应优先于个人的匿名权利。但是，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平民百姓，被告的名誉和隐私须予以高度珍视，言论自由在这些价值面前应当受到限制。不公正的媒体报道，不仅仅妨碍司法公正，而且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即使犯罪嫌疑人最后被无罪释放，当初的新闻媒体报道带来的羞辱也可能会持续很久。另外，如果新闻媒体的自由不受限制，则受害人或者刑事案件的证人的正常生活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很多国家规定了新闻媒体报道案件当事人时需要遵守的一些基本规则。不过，在不同国家，保护的倾向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嫌疑人的身份通常被认为是公众所应知晓的，在言论自由与匿名权利之间，美国法律更倾向保护前者。相反地，欧洲大陆国家更注重保护后者，特别是在嫌疑人或者当事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被告的身份信息是否公开，犯罪的性质、被告的社会地位及证据的价值等，均需考虑。这个问题在奥地利、瑞士及德国等都曾被广泛地讨论过。这些国家的法律大都认为，当事人的身份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在判决之前，其姓名或者照片不能被自由地公开。但是如果能够证明此类信息对社会具有重大利益关系，则该类信息可以被公布。关于受害人的信息。只有当公众必要的知情权大于受害人或者原告的个人权利的时候，，才能被披露。证人如果合理地担心受到报复，其姓名也不能公开。
3.限制新闻媒体对审判秘密信息的报道。当涉及审判秘密信息时，新闻自由也将受到限制。例如欧洲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披露某些特定信息将受到刑事处罚。尽管有法律上的规定，但是法律的落实又是一回事。在意大利，证人证言经常被媒体公之于众。在最近的一些谋杀案件中，媒体审判成了普遍现象。相同的情形在法国、比利时都有发生。德国的情形要稍好一些。审判的秘密信息，主要是未决案件的一些定罪量刑的信息，例如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有罪供述。审判之前对指纹、测谎或精神健康的检查、现场或实验室测试的结果，在调查过程中对搜查到的物证的精确描述等。这些信息在判决之前是不应被公布的。
4.新闻报道须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不当的新闻报道经常表现为不遵守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1993年法国民法典经修正后，加强了对无罪推定的保护。1995年，奥地利驳回了一些出版商的请求。奥地利的新闻出版商请求认定奥地利媒体法第7条B款违宪。该条款规定了对无罪推定的保护：如果一个人涉嫌犯罪但还没有被终审，任何媒体如果将其描述为有罪或者确定的罪犯，而不是嫌疑人，该人可以要求赔偿，赔偿金最高为2万欧元。奥地利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时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5.新闻媒体不得商业化利用司法信息。一方面，媒体被认为具有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也被认为是名利场，可能会利用轰动性司法信息获取商业利益。一些新闻媒体获取司法活动的信息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因此往往会创造吸引眼球的词汇，挑动受众的情绪。不过，规制新闻媒体商业化利用司法活动信息是比较难的。原因在于，有时很难区分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使用。
三、新闻媒体监督不当的立法与司法对策
我国并无法律规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关系。2009年11月9日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6条第4项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作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但是这仅仅是职业道德规范，且其规定过于简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确定了新闻媒体采访法院工作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初步确定了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边界。但是，该规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法院自行规定新闻媒体与审判独立的关系，有失公允。第二，该规定均为禁止性规定，缺乏引导性规定。第三，该规定在内容上过于简单，表述上不够明确。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新闻基本法的形式，确立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的地位及其限制，避免出现“媒体审判”的现象。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明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的基本规则。通常，新闻媒体在司法案件报道中，对以下几个方面须小心谨慎，避免损害审判独立和当事人的权益：对未审结案件的报道；对当事人身份的报道：对案件事实的定性以及案件结果的评论性报道等。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的重点，应是对司法腐败行为的监督，而非对个案的监督，特别是不能对审理中的案件施加影响，从而损害法官的内心独立判断。
第二，建立对影响审判独立的新闻媒体的惩戒制度。目前，由于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应如何正确行使监督权，因此也谈不上什么法律责任。即使新闻媒体对一些未决案件进行了不恰当的报道，损害了司法权威，但由于惩戒制度的缺位，司法机关对这些新闻媒体的责任追究也往往是不了了之。因此，须通过立法形式，确定新闻媒体监督权的边界，以及损害审判独立的法律责任。
第三，建立司法机关向新闻媒体主动公布信息的制度。法院应依据案件性质与公众对案件的期待，适时恰当地将一些案件信息公布给新闻媒体。如果公众对案件信息很渴望，但司法机关又不能及时提供信息，则新闻媒体很可能“捕风捉影”，臆造一些事实并大胆揣测判决结果，从而误导大众。因此，要构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信息互动的良好平台。新闻媒体应当维护司法权威。促进法治进步，而法院也应信任新闻媒体，做到定期沟通。
第四，健全新闻媒体的自律制度。新闻媒体应承担起促进社会法治进步的社会责任，但不是充当“媒体法官”，更不能成为一方当事人的“新闻发言人”。
论文摘要--------------------------------------------第一页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第二页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第二页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外----------------第四页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第六页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第八页
参考文献--------------------------------------------第十页
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 观点 弊端 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
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论文摘要：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事后救济”程序，作为一种非通常的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一国法治水平越高，司法越公正，司法权威性越高，所需要设置的司法救济程序的层次就越少。审判监督程序是与我国的法治状况相适应的，就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诸多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之外，本文仅对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讨论，以期对再审程序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及调解协议确有错误而提起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只有一个，即发现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所谓确有错误，是指裁判结果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具体而言，应当包括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至于能否包括程序上违法，则值得探讨。从《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来看，严格地说，裁判确有错误并不能包括程序上违法的内容。但是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整体意义上看，将程序上违法排除在“确有错误”之外，从逻辑上又有矛盾，这将违背“有错必究”的司法原则。况且程序上违法这一前提经常会导致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当然，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使用了“发现”、“确有”这样的词汇，“确有错误”依然只能是一种主观判决。在再审程序起动之前，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是其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实质性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由于立法没有对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予以一定的限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经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范围的限制上。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先后作出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协议、破产程序中的裁定、诉前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负担裁定、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护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不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等提出抗诉，法院不予受理。这些限制大多体现在裁定方面，这些限制并不符合立法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816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应当再审，对于裁定是否为再审的对象，应区别对待。由于裁定并非仅仅是解决程序问题，也有确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裁定。前者不能直接成为再审的对象，因为其并非终局判决，如果其存在问题的话，可以对其后的终局判决提起再审。后者由于是确定实体权利关系，允许成为再审的对象。对这类裁定，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也应当允许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
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作出该法律文书的程序是否公正、该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公正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其诉权的具体体现。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1、形式条件
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下列形式条件：（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原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只有原审案件中败诉的当事人及其一般继受人，才能提起再审。全部胜诉的当事人无再审利益，不能提起。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申请再审。（2）提起再审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3）提起再审的期限，是在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发生既判力效力后两年。
2、实质条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引发再审程序的时限及次数不明。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次数限制的被引发再审，致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严重受到影响，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司法权威产生极大冲突。
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审理方式不明，审理时限无约束以及无条件中止原执行，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不规范，均使得再审程序的实践运用给司法秩序带来相当的混乱。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
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所强调的无疑是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事实上亦多是基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至于由当事人的申诉权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相当困难的。审判监督程序名称下所代表的这一理念是不相符的。为此，首先应将三大诉讼法的相关章节名称，由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减弱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民事、行政诉讼是私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应当充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国家职权的干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即使是错误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应强行予以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打破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替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会影响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此外，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何况，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决大部分是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时，对凡是涉及人民法院再审决定权的原有法律条文皆应予以删除。
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理由。现行三大诉讼法对发起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皆允许以“确有错误”直接作为发起再审的理由。所谓确有错误，显然涵义甚为宽泛，即使某些条文具体规定了发起再审的理由，但也不便实际操作而且难以满足当代人们对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之时，应对发起再审理由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最后，在其它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致使原生效裁判显失公正的，如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生效判决显失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犯与本案存在着牵连关系的职务犯罪的；诉讼人超越授权实施诉讼行为的。以上四大类24小类错误情形应当再审纠正。
明确再审时限。在强化当事人申诉权以及合理界定发起人再审理由的同时，还须对发起再审的时限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时限做出明确的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伸冤，大量申诉案件久拖不决。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时应确定合理的期限。
理顺再审案件的管辖。鉴于三大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管辖的规定不甚统一，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就再审案件的管辖，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规定：首先，在管辖上，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当事人对原审裁判不服总寄希望于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管辖再审案件，既能起到对下监督的作用，又容易使当事人息诉服判。其次，上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时，不允许再发回到下级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避免反复再审的现象，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再次案件只能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一次，这样既可保证程序即使终结，又可使错误的判决得到纠正。最后，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对再审理由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申请再审立案的审查，应只涉及程序不涉及实体，立案庭对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首先要审查是否在裁判生效后法定期间内提出，是否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然后调卷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申请再审立案的条件。最后才有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这种审理方式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审理范围的特殊要求，仅按现行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加以审理，是不科学的。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较为多样而是活的审理方式，以更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进行选择；局面审理、听证明审理或开庭审理。至于再审审理范围，则皆应规定以再审理由以及请求事项为限。
限制中止原判执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裁定再审时应当中止原判的执行，但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裁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指出的是，再审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原则上皆不应具有中止执行原判决的法律效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再审程序制度较为主要的原则。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在借鉴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司法实践之需，就做出相对灵活的规定。原则上皆应禁止因申请或提出申诉而中止原判的执行；刑事及民事再审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担保条件下或认为确有必须，可以中止原判的执行。
规定再审次数。由于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发起再审的次数，致使许多再审申请人以同一进帐或者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的申请再审，无限的进行申诉。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再审案件原则上皆为一裁终局，但对案外人异议等特殊的民事再审改判案件可以允许上诉；对终局再审裁判不得以同一理由或者相同请求事项重复发起再审。
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一是一审裁判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二是终审后发现了因为当事人原因而示发现的证据不能申请再审；三是已经经过现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个案件只能再审一次；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五是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以调解方式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可以提出抗诉，案外人因生效调节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可以申请再审，明知再审理由未曾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
司法文书的正确运用。首先，申诉与申请再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利。故对申诉的处理方式一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而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诉权，对诉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使用裁定。其次，再审裁定书和驳回再申申请裁定书应写上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具体理由，这也是进行法制教育，服判息诉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它事项。为了更加体现再审程序的特点，可以在以下方面就再审程序加以完善，可以规定刑事再审的分类，即分为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两类；应当规定刑事再审不加刑原则，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自然延伸，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除外；应当规定案外人异议制度，即民事与行政案件中，应当赋予受裁判影响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规定民事、行政再审缴费的制度。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再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审判监督。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公正是所有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该为确保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服务，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司法效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迟到的正义即变得毫无意义可言，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制信用体系。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当事人自然对其寄予了“愿望”，希望借之已经生效的裁判，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立法本意同样希望借其来避免错误的发生，并用之检验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陌路同归的思维纠合在一起，便造成诉讼的无休止延伸，司法的公正效率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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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就要过去了，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能够带领全庭同志不断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全面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较好地完成了上级法院和本院党组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我院审监庭一直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合署办公，全庭同志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本院的审判监督工作和全院的审判管理工作。去年，我庭被共青团徐州市委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彰命名为市级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今年，我庭又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市级先进集体;被徐州市妇联授予巾帼文明岗称号，我庭的工作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年来，我和我庭的同志在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原则下，能够正确处理审判监督与维护司法权威的关系，严格把好案件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卡。同时在确保全院质效数据的真实、准确下，加强了指标数据的分析运用，为院长狠抓全院审判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受到领导和上级法院的肯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认真抓好政治思想学习，注重作风建设
一年来，我能够认真学习党的纲领、文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政治立场坚定。党的十七大召开后，我能够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并能够深切领会其精神内涵。平时能够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注重提高政治思想素养。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突破。今年下半年，我区开展的基层执法评议工作开始以来，我能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积极予以配合。我庭对全院的绩效考评结果在网上公布，对错案追究制度、网上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工作全面开展，使我院的审判质效每月在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市审判质量效率指标数据排名中有所进步。
二、能够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廉洁自律
我能够自觉遵守市中院制定的“五条禁令”、省高院制订的“六条禁令”、最高院的“十三条不准”，平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反省自己，进行自查自纠。通过教育学习和整顿，充分认识到法官应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精神情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在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我能够做到能够严格自律，行为检点，谨慎出行，谨慎交友，谨慎对待律师与当事人，遵守社会公德，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清廉公正，努力树立良好形象。我和我庭人员没有贪赃枉法的案件，没有超审限的案件，没有错案的发生。
三、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提高办案水平
我能够自己并带领全庭同志认真完成领导交给我庭的各项工作,工作认真负责，严把案件质量关。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强化庭审功能，使全庭的各项综合指标位于全市法院前列。近三年，我庭共受理各类申请再审、再审案件70余件，全部已审结。再审改判20余件。已审结的案件无一被发回或改判。未发生一起上访事件。由于申请再审、再审案件具有当事人矛盾尖锐、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的特点，我庭全体干警慎重审理每个申请再审、再审案件，采取调判结合的审理手段，公正及时地审理每一件案件，维护了法院裁判的即判力和法律权威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刘建华诉丰县凤城镇政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再审案，由于涉案工程建于1994年，后又经多次改造，而双方当事人对工程造价存在重大争议，导致矛盾激化，原告多次上访、。为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工程原始状态，该庭审判人员前后5次下丰县调查取证。案件进入鉴定阶段后，我到工程现场主持，由鉴定机构及双方当事人对实地进行了测量，最终确定工程造价。遂作出丰县凤城镇政府给付刘建华工程款15万元的再审判决，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平息了一件老上访案件。又如在我担任审判长的陈静诉韦根离婚申请再审案中，由于原审判决对房屋分割不明，致使当事人在离婚后，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经常闹到当地的派出所，申请再审人更是以死相逼。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我耐心地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疏导，并到实地进行勘验，先做通双方家人的工作，并借助双方的家人又现场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使得双方的纠纷得以化解，避免了恶性案件的发生。
在审理好每一件案件的同时，我庭还肩负着对全院已审结案件的质量评查工作。今年1-9月份，我院共审、执结案件1600余件，我庭共评查各类案件681件，约占总结案件的42.5%。重点评查12件。我庭全年共开展案件抽查活动4次、专项评查3次，法律文书专项评查1次，并对被评案件进行了等次评定。形成通报向全院公布。我还参与并组织了审判委员会成员对全院法官的庭审能力进行考评的活动，为全院的法官审判业绩考核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和材料;还积极完成了院里组织的优秀法律文书的评查评选工作。另外，我庭还建立了对二审和再审改判发回案件逐案分析制度。对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进行个案分析，并按季度以通报的形式向全院予以公布。
四、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全院审结案件的案件质量监督评查、案件流程管理、审判质量效率指标体系、法官审判业绩考核等多方面工作，集审判、监督和管理等职能于一身。审判管理工作是由我们审监庭兼职完成。2009年，我们在司法统计、审判质效统计、“四项”案件流程管理、扎口结案等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些成绩。司法统计及审判质效统计工作中，我们确保全院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及时性，为院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上级法院提供了真实的数据信息来源。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审监工作的领导
针对审判监督工作综合性强、涉案类型广泛、所处理法律问题复杂的特点，法院十分重视加强审判监督庭的组织建设，专门抽调数名作风正派，原则性强，通晓刑事、民事、行政等项审判和执行工作的人员到审监庭工作，为搞好审监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为切实增强审监干警业务素质，法院尽可能地安排审监法官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学习与培训，拨款为审监庭购置了丰富的学习书籍，鼓励法官们参加正规的学历教育，使审监庭人员全部达到了大学法律本科学历。为使审监法官在工作中消除顾虑，放手开展工作，法院注重教育引导干警自觉摆正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院领导逢会必讲，理直气壮地为审监法官撑腰打气。对个别对审监工作乱发牢骚的干警，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从而使全体干警端正了认识，为审判监督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认真实行审前预防，严把案件入口关
立案工作作为审判活动的起点，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法院把立案工作也纳入审判质量监督的范畴。审监庭定期不定期对立案庭来信来访登记材料进行检查，看符合条件的是否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立案，案件受理费收取是否计算正确；对于当事人反映的当立不立或业务庭室反映的立而不当案件，由审判监督庭及时以独任或组成合议庭的方式进行审查。经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发出《纠正错误通知书》，由立案庭或业务庭及时作出立案或驳回处理，如果立案庭对“通知书”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此举能够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在第一时间把“问题案件”屏蔽出局，从源头上保证了工作质量。
三、多措并举，全方位开展审中监督
一是听庭监督。由审监庭不定期从立案庭随机选出案件，按照排定的开庭日期和地点随时进行庭审旁听。听庭内容包括程序和实体两部分，主要包括审判是否公开、是否按期开庭、开庭是否走过场、当事人诉讼权利是否得到实现、适用程序法、实体法是否正确等。专门制作了“听庭反馈意见表”、“限期补正意见书”和“限期重新开庭通知书”等格式文书，庭后由听庭人员及主审法官分别签字。对于听庭中发现的问题，能补正的及时补正；无法补正需重新开庭的，由审监庭报经分管院长同意后限期重新开庭；在限期内不能补正或未重新开庭的，由审监庭报经审委会研究后按审判监督程序另作处理。通过听庭监督，使我院庭审活动得到进一步规范，违反庭审程序的现象明显减少，庭审功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年以来，全院审结的案件因程序违法而被发挥重审的下降了70%，得到市中院的充分肯定。二是执行听证监督。对当事人就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的变更、超标的查封等内容提出申诉，或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审监庭认为有必要进行听证的，及时组织有关当事人就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进行听证。在听证中发现确有问题的，向承办庭发出《限期改正意见书》，逾期不予改正的，报审委会研究处理，既保证了出现问题能及时受到干预，又不影响审判组织的独立性，体现了司法权的制衡。三是审（执）中抽查。审监庭根据立案登记随机抽取正在办理的审判、执行案件，对其程序和实体分别进行审查。审查中发现的问题，能补正的由审监庭书面通知责任庭室限期补正。特别是严格审查各类“中止”案件的合法性，防止规避法律和随意中止现象发生，如发现规避法律无法补正的情况，由审监庭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按错案严肃处理。此举有效杜绝了随意“中止”案件的现象发生。
四、严格标准，加强考核，案件质量评查科学规范
1、制定科学的质量标准体系。法院对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非诉执行及技术鉴定、评估等各类案件，就主体资格、人资格及权限、审限、送达情况等程序性问题及庭审笔录、合议庭评议笔录、裁判文书等文书类问题均制定了不同的质量标准，对合议庭从调查取证、庭前准备、庭审、举证责任的分配、合议庭评议、裁判文书制作到宣判、审结等也制定了质量标杆。为搞好评查提供了完善的参照标准体系。
2、实行评查主体多元化，提高评查主体责任意识。法院认为，只有让被管理者享有一定的管理权能，才能真正增强其接受管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其既服从严管、又主动、自觉参与严管，从而提高管理的整体效能。为此，该院将案件质量评查主体多元化，形成了以审监庭为主体，其他庭室共同参与，审判委员会进行全面监督的案件评查运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院审判委员会为审判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组织。审判监督庭为主要实施机构，在审判质量管理机制中处于轴心地位，具体负责质量监督管理的实施和运作。具有业务职能的庭、科、室、队，固定一名主要负责人和一名内勤作为专职评查人员，具体负责评查事宜。这样每一个评查人在评查别人办案质量的同时，自己也在接受别人的评判，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大大增强。
3、建立评查信息反馈体系，确保信息畅通。按照从审监庭案件评查人抽查人（审委会委员）院长再到审监庭的运作程序，建立金字塔式的案件质量评查、信息反馈体系。塔基是审监庭，塔身是评查人，塔顶是审判委员会，院长通过从审委会委员抽查的案件中再抽查，综合了解案件评查总体情况和效果。这样，案件存在的问题、评查工作本身的质量问题、都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反映，并及时反馈到审监庭，确保了评查信息的畅通，质量问题也可及时得到纠正。
4、实体与程序分查，确保评查效果。为保证能全面查清存在问题，按照程序、实体各占50分的百分制计分办法，将实体和程序分别安排不同庭室的人员评查，评查实体的不知程序由谁评查；评查程序的也不清楚实体由谁评查，相互不做任何交流和沟通，只在“案件质量评查意见表”上填写评查意见和扣分依据，但不署名，待实体、程序全部评查完毕后，由审监庭汇总并统计得分，写出评查意见，通报全院。采取程序、实体分查，评查人只在审监庭备案，不在评查表签名的方式，确保了评查人能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地进行案件评查，有效避免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案件质量没保障的现象发生。为使审委会对全院案件质量有一个宏观把握，为加强对审判工作的宏观指导提供信息，还实行了审委会委员抽查制度，每次评查后，审委会委员都从评查过的案件中再抽查出三件重新评查，院长再从委员们抽查的案件中进行抽查，并将抽查意见和原评查人意见相对照，看原评查人评查案件是否认真、是否走过场。
5、加强评查结果的综合运用，打破“错案循环链”为防止过去那种质量好坏一个样、问题追究不到位、同一错误反复出现的不良现象，该院对案件质量实行了百分制考核，每月评出后三名，并将评查的案件质量和评查人的评查态度、评查质量、评查是否及时等内容，在全院进行通报。
五、运用评查结果，建立个人质量档案
在搞好案件全方位监督的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意识，强化科学考核，法院以审判监督庭为主管部门，为每个业务部门及办案人员都建立了质量档案，对案件质量实行档案管理。具体做法是：将各业务庭室、科、队每月报卷的数量逐人分别登记在承办人名下，同时，按当月每人所结案件数、案件审理天数、审限执行情况、适用程序、调解、撤诉率、程序、实体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个案扣减分数，有无重犯的错误、应当注意的问题、庭室、科、队质量得分排名等情况逐人逐项填写，并将上述指标汇总得分，按规定换算成综合考评分后装入个人（庭室）审判质量档案。为全面、客观反映案件质量，对那些因上诉而未参加评查的案件，在中院退卷后，根据中院的审理结果，再由院督查办（立案庭、监察室、审委办、审监庭联合会议）对个案进行评判，将评判结果同时装入个人审判质量档案。年终经审监庭汇总提交院综合考评办公室。每个庭室、科、队及每个办案人员全年结了多少案件，属错案的是哪一件，错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案件是哪一件，问题出在哪里，结合二审结果、当事人申诉、来信来访等方方面面，全年哪个业务庭室被扣多少分，扣的是谁办的案件分，能否参与年终评先等一目了然。该“质量档案”既真实又客观，办案多质量高的干警得到了表彰，办案少质量差的干警受到鞭策，使全院干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压力，并转化成了追求质量的动力，有效地提高了全院干警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从而使“质量和效率”得到切实地落实。
论文摘要：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理念、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时应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取消法院再审主动启动权，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提高再审的审级，细化再审理由，使再审案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下公开开庭审理。
一、关于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观点与状况
对于刑事诉讼中是否设立再审程序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任何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地避免错误的发生。美国著名法学家罗·庞德说过：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可能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再审的主要任务不应是纠错，对“错误”的纠正或救济更多地应当置于再审程序之前的程序之中，再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人权保障。刑事再审制度的设立是各国处理这部分“错误”的措施之一，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是，纠正这种“错误”的程序应当设计成为纠正那些显失公平的错误。因此，再审程序首要的价值就是对终审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也是尊重个人避免“双重归罪”的权利。在人权保障日益法律化的当今世界，人权保障尤其是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再审程序也不例外。
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对刑事再审制度理念的认识距离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准则有一定的距离。笔者认为应当更多地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从司法机关办案的角度，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进行设置。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必须注意诸多价值之间的平衡。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平正义、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目的。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最关键的是应当引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中国国情，应当确立有例外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一定情况下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刑事再审程序。
二、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在“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
在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则时有三种立法例可供参考。
一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立法模式。“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该条款由于过于原则和绝对，许多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对该条款提出保留。
二是《欧洲人权公约》及有关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原则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该公约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以最终判决为一事的终结点，同时允许各国在满足公约要求的条件上进行重新审理的相关立法，是一种原则加例外的规定。《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405条规定，不允许通过监督审复审法院决定而恶化被判刑人的状况，不允许对无罪判决或法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或裁决进行复审。第413条规定，对被告不利的复审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并且必须在发现新情况之日起1年内才允许提起。
三是有些大陆法国家采取的再审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立法模式。《欧洲人权公约》虽许可各国有条件提起再审，但有些国家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649条的规定，在被告人被宣告开释或者被判刑并且有关判决或刑事处罚令成为不可撤销的之后，不得因同一事实再次对该被告提起刑事诉讼，即便对该事实在罪名、程度或情节上给予不同的认定，第69条第2款和第345条的规定除外。意大利不但不允许对被告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再审也仅于法定情形下方可开启。法国、日本和韩国等也只允许提起对被告有利的再审。
从以上规定看，绝对禁止对被告人的不利再审并非国际统一做法。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在刑事司法中有强烈的政策实施导向，这要求判决应尽可能追求实体真实，在程序公正下的判决可能错误时，应尽可能纠正错误。严格地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既缺乏民意和国家意志的支持，现有司法力量也难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因而，在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同时，应设置一定的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作以下表述：“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任何人一经人民法院做出最后裁判，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再次对其进行追诉或审判。”
(二)划分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目前，刑事再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无论生效裁判存在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都适用同一种程序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将纠正事实认定错误的救济程序与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救济程序加以区分的模式。在日本的刑事诉讼中，对于确定判决救济体现为两个方面，即针对法律错误的救济和针对事实错误的救济，前者在日本刑事诉讼中称为非常上告，后者称为再审。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有一些国家虽然不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但以纠正事实错误为重点，而且只有对裁决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单纯的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向甚至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来解决。
我国并不存在事实审法院和法律审法院的分工，在程序上也不存在单纯的法律审程序，无论对未生效裁判的复审还是对已生效裁判的复审，均实行全面审理的原则。从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刑事再审案件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因此，综观国外的立法例，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情况，目前我国还不宜对两种程序进行严格区分。
从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来看，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又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强调保护被判决人的人权，再审程序的提起仅限于为了保护受判决人的利益。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22条的规定，法国启动再审的理由旨在维护受判决人的权益，如果发现新的能够证明受判决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均可作为启动再审的理由。日本采取了与法国相似的做法，再审的启动只能为了受宣告人的利益。1948年颁布的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依据宪法二重危险禁止的规定，采法国主义利益再审原则，即只允许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且“为法律，为利益”上告，不仅是为了法令解释和适用的统一，也应该包括因违反法令而损害被告人利益的情形。另一种以德国为代表，重在求得实体的真实，维护社会的利益，再审程序的提起不仅限于为受判决人的利益。在德国，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被区分为有利于受有罪判决人和不利于受有罪判决人两种。
鉴于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办案质量不高的情况，将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完全禁止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尤其是严重犯罪的被告人，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逃避惩罚，这种情况可能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实施，继而损害法在公众中的权威性，最终不能达到法的安全性的目的。中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应考虑吸收德国法的经验，将提起再审的理由区分为有利于被判刑人和不利于被判刑人或被告人两种。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程序在提起刑事再审程序时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法律应当严格限制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比照民事诉讼的两年申诉时效，可以规定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起有效，超过两年则不允许再提起。
(三)改革再审的启动方式
1 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
按照现代民主法治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法院拥有审判权，检察院拥有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当是先有控诉才有审判，不能控审不分。各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能越权，不能违反法律关于司法权力的职责分配。
2 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如果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为标准，俄罗斯应该可以称为一个转型国家，因此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法律制度更有借鉴意义。俄罗斯把对再审的申请区分为申诉和抗诉，均是一种权利。申诉的主体是被判刑人、被宣告无罪的人以及他们的辩护人或法定人，被害人、他的人；抗诉的主体是检察长。基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义务的平等，应将检察机关的再审启动权纳入法院审查机制，确立法院审查再审程序，加强审判权对追诉权的制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但其同时也是公诉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追诉权。人民检察院这种“一身两任”的特殊身份不利于它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法律监督，容易导致追诉权的膨胀甚至异化，使其他诉讼参与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也只能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但是否再审由人民法院决定。
3 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诉，未规定当事人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人。关于再审申请人，除俄罗斯和我国外，多数国家都赋予了再审申请人以法律地位，如当事人死亡。其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都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法国、德国、罗马尼亚、日本都有类似规定。法国规定司法部长，德国、日本规定检察长也可以作为再审申请人。从诉讼理论上分析，当事人不能仅作为一般申诉人，当事人不仅是前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极可能将是后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当事人应作为诉讼主体而不是诉讼客体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中就不能将当事人排斥出局，而应使当事人能够依法采取积极的法律活动与司法机关共同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进行施加影响。赋予当事人依法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的权利，对其申请内容的审查也就成为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活动。再审申请人应仅限于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人，被告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可由其法定人、近亲属代为申请。
(四)再审的审判主体
再审案件应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终审法院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除外)，即中级以上的法院才有权管辖再审案件，基层法院没有该项权力。这样，可以排除种种干扰，从而有利于保证再审案件的质量，并且可以让当事人减少误解，增加信任，实现再审的公正性。
(五)改革再审的理由
在提起再审的理由方面，我国法律的改革应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护被判刑人追求判决终结性的权利，并维护司法的公正性等重要价值的平衡。在俄罗斯，因新的情况或新发现的情况，可以撤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裁定或决定，对案件的诉讼可以恢复。所谓新发现的情况，即在法院裁判或其他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已经存在，但不为法院所知悉的有关证据或事实情况。包括：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被害人或证人做虚假陈述、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以及伪造的物证，伪造侦查行为、审判行为笔录和其他文件，或者翻译人员做故意不正确的翻译，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2，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检察长的犯罪行为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意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3，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法官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实施了犯罪行为。所谓新的情况，指的是在法院作出裁决、决定前不知悉的应当排除行为、有罪性质和应受刑罪处罚性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1，俄罗斯联邦认定法院在该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2，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俄罗斯联邦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因下列情形而违反了《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规定：一是适用了不符合《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规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二是其他违反《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行为。三是其他新的情况⑥。
因此，我们也应细化再审理由，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并区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有学者认为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致使原判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的，均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1 发现原生效裁判所依据的实物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者原审所依据的言词证据经查证为不真实或者是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具有可采性。2 同一案件事实，发现新的犯罪人，足以证实原判有罪人为无辜的。3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即证据不确实充分。4 发现新证据，与证明原裁判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矛盾的。5 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对此各国刑事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主要指违反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违反追诉期限规定以及量刑违反刑法规定的等。6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处理行为的。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应当严格限于：1 严重犯罪漏判的，即原判证据不足判为无罪，后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被判无罪的人确实实施了严重犯罪。2 由于以下两种情形导致错判无罪、重罪轻判、量刑畸轻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处理行为的，被判决人方串通证人、鉴定人作伪证、虚假鉴定的⑦。笔者赞同此观点。首先，该观点对再审理由进行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的区分；其次，该观点细化了再审理由，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