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8 09: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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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服务贸易己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竟争力低下。本文就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相关对策。首先，论文阐明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提供方式和特点，然后，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竞争力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一、国际服务贸易方式特点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服务贸易作为货物贸易的辅助项目是二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崭露头角，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多边贸易的谈判重点也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ofServices，简称GATS),服务贸易被正式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对各国服务贸易,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国际服务贸易通过四种提供方式被定义:过境服务(CrossBorderSupply)，即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接受服务；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到另一成员方境内建立经营企业或专业机构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Personnel)，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
国际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其特点鲜明：第一，服务贸易是一种无形贸易，具有不可触摸性、不可储存性和不易运输性，因而导致服务出口方式多样化；第二，服务贸易的生产与消费往往同时发生，所以服务的生产和出口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服务的进口和消费过程；第三，服务贸易的对象主要是智力，如专利、版权、法律和会计等，且贸易过程中通常不涉及服务所有权的转让，仅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有关；第四，服务贸易更多地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服务机构的跨国设置，都与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密切相关；第五，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一般只在各国的国际收支表中显示，而在各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没有显示；第六；对服务贸易的监控不能通过海关监督和征收海关关税的方式进行，而只能通过国家立法和制定行政法规来达到目的。
二、我国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入世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履行我国对WTO有关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方面的各项承诺的过程中，我国服务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各种制约因素的限制，整体竞争力较弱。
1.发展速度快，但整体水平低下
中国产业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服务业比重于1985年开始超过农业，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农业、工业带动转为主要由工业、服务业带动。按可比价计算，在1990年～2004年GDP增长的9.3%中，5.8个百分点来自工业的贡献，2.5个百分点来自服务业，1.0个百分点来自农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03年进口总额为4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出口总额373亿美元，增长20%2005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达到730亿美元，同比增长24.5%。显示出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正在日益上升。但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率仅占1%左右，这与我国的人口、总体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极不相称的。并且我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200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比重为10.2%，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远低于货物贸易所占比重，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
2.发展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我国服务贸易体系基本形成，从服务贸易进口看，已形成了以金融业、零售商业、旅游业民用航空运输业、房地产业、租赁业等为主的服务行业;从服务贸易的出口上看，已形成了以国际旅游业、国际金融业与保险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国际运输业为主的行业。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结构很不合理，我国目前仅能提供40多种服务，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消费，如旅游业、商业、餐饮业等，生产很不发达，许多种类的服务尚难以提供，特别是一些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产业，有的刚刚起步，有的尚属空白。我国服务贸易收支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项目仍然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居主导地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所占比重十分低，以至于人们习惯于把服务业就业视作解决企业富余人员的渠道，其实这是我国服务业行业水平低给人们造成的误解。
3.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我国服务贸易近几年国际收支逆差变动较大，并且逆差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劣势。(1)国际运输支出增长迅速。(2)保险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3）其他商业服务顺差有所回落。（4)专有权利和特许支出明显上升。
4.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入世后，中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提高。过去禁止外商进入的领域，现在逐步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贸易开放格局。根据实际情况，我国已先后在零售商业、金融保险、旅游和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开放了国内市场。国外服务业的进入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带来了先进技术、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带来了国际通行做法与观念，为我国服务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建议
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实际情况及发展制约因素，我国需要从产业结构优化、发挥政府职能，以及其他方面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策略，以应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优化产业结构
(1)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我国服务业的总量偏小，比重偏低，服务贸易的扩大，尤其是服务出口的扩大，基础在于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只有不断发挥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并积极培育竞争优势，服务出口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增强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实力，全面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按照《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层次和水平。首先，国家要继续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使产业政策适度向第三产业倾斜，并明确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其次，要注意发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发展服务业中的作用。发展服务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服务业门类多，层次高低悬殊，仅靠某一方面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由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一起上。(2)调整服务业结构，增强竞争优势
从国内产业发展的基础看，我国具备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一是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较快提升，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电站设备在内的一批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有望出现突破性的决速增长。二是传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继续提升，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提升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加强研发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值率。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优势资源是劳动力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因此可根据服务产业部门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和比较优势等方面的排序，确定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优先发展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竞争优势的服务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的附加值，并不断挖掘其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我们还应注意培养新兴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发展诸如咨询、金融、技术专利和通讯等高层次服务行业。加快建立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的市场供给能力。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应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上，最终落实于人力资本要素上的竞争。我们在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时，要注意加大对教育、科研和开发等高等要素的投入，加速建立健全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的供给能力，这对于促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中国服务产品的科技含量是至关重要的。
2.调整政府职能
(1)灵活运用保护政策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开放服务业的，也没有一个国是毫无保留地开放所有服务部门的。因此，面对国际高水平服务业的冲击，中国必须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服务贸易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若干特殊的优惠待遇、宽限期，以及保护措施，中国应充分加以利用。保护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有选择地、适度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这样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了保护。第二，在对外开放的服务市场领域，实行一定的进入限制，如对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资格限制等。第三，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行业进行管理，如价格管理、垄断竞争行业管理等。第四，对国内部分服务行业和领域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在税收、财政、信贷、人员培训及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2)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透明度
目前，我国已有限制地开放了部分服务市场，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管理法规，使市场竞争中出现不应有的混乱场面。所以，为了促进服务贸易沿着正常、健康的轨道发展，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把对服务贸易的投资、税收及优惠条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尤其要制定一部我国服务贸易基本法，并加快各服务部门
的立法进度，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前，做好立法的准备，也是我们争取主动的一项措施。此外，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我们应进一步增加我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对有关各项服务的政策及有关规定予以公开，以便外国服务提供者更加了解中国服务市场，寻求合作机会，同时也防止了有些国家以此为借口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3)完善服务贸易体制
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于服务业，一方面存在管制过多、过严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管制不力或缺乏管制的问题。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首先，要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其次，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服务贸易涉及诸多部门，有必要成立全国性的服务贸易管理组织。
另外如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有选择的实施服务业对外开放等都是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提高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改善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状况的根本举措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深入开发人力资源。从本质上说，现代服务贸易是以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为制高点的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文献：
[1]李杏谢正勤: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江苏商论，2004.9
[2]饶友玲:《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产业特征.与贸易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3]王仁曾: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2,(4)
[4]程大中:《服务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载《世界经济》，2000(11),49页
2003年6月18日，中国商务部长吕福源和泰国商务部长阿蒂赛分别代表中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王国政府关于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中泰两国将自2003年10月1日起，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提前实现中泰之间蔬菜和水果产品的零关税。其中，蔬菜产品包括实用蔬菜、木薯、甜菜根等植物块茎，共计108项。同时，此项安排向所有东盟成员开放，欢迎并鼓励其他东盟成员参加。
该协议的实施势必对中泰蔬菜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中泰两国在蔬菜方面的竞争情况究竟如何？他们在相同的市场领域，以及相同的产品领域，竞争程度有多大呢？我国的蔬菜能与泰国在产品及共同的市场上抗衡吗？
二中泰蔬菜贸易的竞争关系分析
中国和泰国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在本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故两国在农产品，特别是蔬菜出口方面的竞争在所难免。
1．产品层面的出口相似程度
（1）表一为中泰两国自1990年到2001年蔬菜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产品相似性指数普遍较高。这说明，在蔬菜贸易方面，我国与泰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比较激烈；另一方面，从时间序列上看，除了1993年以外，我国与泰国的蔬菜产品在1998年以前的出口相似性较弱，低于50%，但从1998年开始，出口的相似程度不断增强，均高出50%的水平，而且这种趋势很稳定。
明中泰两国在蔬菜方面的出口产品相似程度，我们选取了中泰两国蔬菜出口最大的共同市场——日本和美国。
(A)表二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都到日本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在日本市场，两国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均高于50%，平均达到70.34%，而且这种出口相似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稳定。这说明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在日本市场上是处于相互竞争的地位，而且竞争的程度越来越激烈。[1]
(B)表三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在美国市场，两国的蔬菜出口相似性指数也普遍较高，但与前两市场不同的是相似程度不稳定，时起时伏。这体现出两国蔬菜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两国各自都难以把握市场对本国蔬菜的需求，不确定性较大。
2．市场层面的出口相似程度
(1)表四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金额排名前八位的市场。可见，中国蔬菜出口市场比较固定，而且出口量大的市场一直以来变化不大，基本上是日本、香港、德国、美国、韩国等占据统治地位。而泰国的情况与中国极为类似，蔬菜出口市场也比较稳定，其中，荷兰、日本、美国、西班牙等占据了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均排在前五位的市场只有日本和美国，我们选取这两个市场作为分析产品相似性指标的参照市场也依据于此。）
（2）表五为1990年至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的市场相似性指数。可见，豆类蔬菜的市场相似性指数成稳步上升的趋势；新鲜蔬菜的出口市场相似性指数回升很高，这表明两国新鲜蔬菜出口的竞争逐渐激烈；马铃薯和番茄的市场相似性指数则呈现正太分布，这说明两国在这两种蔬菜产品方面的出口已经比较成熟，双方都看到了竞争的激烈将导致两败俱伤，性指数最好的选择是进行专业化生产，逐步降低市场的不明智争夺；腌制蔬菜和冷藏蔬菜的相似性指数极高（冷冻蔬菜平均达到83.44），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双方仍未摆脱这种局面；块茎类蔬菜的竞争相对于腌制和冷藏蔬菜来说，则要平缓得多，平均为10.6的水平。
综上分析，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明显呈现出激烈竞争态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这也体现出中泰两国蔬菜贸易的发展水平逐渐提高。
三．竞争原因分析
从产品层面看，由于两国都很重视蔬菜出口。泰国的农产品出口在其出口创汇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其主要出口农产品之一的蔬菜而言，其重视程度无庸置疑。我国农产品出口虽不占统治地位，但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余，发展蔬菜这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完全符合我国的需要。因此，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考虑，我国重视蔬菜国际贸易也在情理之中。基于对蔬菜出口贸易的重视，两国都从产品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发展特色蔬菜来占领海外市场，这就导致了出口产品相似性指数居高不下的局面。
从市场层面看，蔬菜进口的大国都集中于工业发展较快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日本、美国等。双方竞争虽然趋于增长，但幅度较小，有的蔬菜品种（马铃薯和番茄）还出现了正态分布的态势，这是中泰两国对海外蔬菜市场所作的明智选择。
四．扩大我国蔬菜出口的对策建议
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竞争十分激烈，面对这种形势，要扩大我国蔬菜的出口，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与竞争相对应的互补，加强蔬菜的专业化分工变竞争为互补，使我国的蔬菜出口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增强也取决于两个方面：
（1）产品层面的建议
第一，提高蔬菜质量。
l选育品质优良，附加值高的蔬菜品种。
l生产过程中严禁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控制使用化学肥料，在加工过程中严禁滥用食品添加剂。
l要强化蔬菜质量检验，推广产品的绿色包装。
l规范蔬菜质量标准体系，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第二，重视蔬菜行业的科技开发与创新。
l调整科技投入、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政策，为科技转化和渗透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l逐步建立科技产业化运行机制，改变我国目前蔬菜生产、科研推广及农业教育相互割裂的状况，提高蔬菜也科技成果转化率。
l推广蔬菜规范化的生产栽培技术、贮运技术以及加工包装技术体系，提高蔬菜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档次。
第三，争创蔬菜品牌。
l提高蔬菜产品差异性，加快树立蔬菜品牌。
l充分发挥和利用媒体、广告、营业推广等多种促销手段，提高蔬菜品牌形象，促进蔬菜产品的销售，提高市场份额。
（2）市场层面的建议
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蔬菜国际贸易关系，全球化、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已初步形成。而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展全球化、多元化蔬菜市场。
首先，我们应该面向进口大国和地区，积极跟踪并开发进口量在20万吨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市场，逐步扩大我国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但在某个国家市场投放的总量和品种不宜过多。其次，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巩固发展对日本、韩国的蔬菜出口，最大限度地抢占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以俄罗斯为重点的独联体国家的市场。第三，应该创办跨国公司，营造国际性运销网络，实现蔬菜国际化经营，打破区域性和集团性国际贸易的壁垒。此外，还应该开拓新的销售渠道，逐步提高市场的专业化分工程度。
五．结论：
从分析的结果看，无论是产品领域还是市场领域，中泰两国在蔬菜出口方面的竞争都是激烈的。面对这样的局势，我国用该从产品和市场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不断加强蔬菜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扩大蔬菜出口。
参考资料：
《世界蔬菜贸易特征的动态分析》，《世界农业》2002年3期
《农产品贸易争端及发展趋势分析——关于中日蔬菜贸易争端的个案分析》，《中国农恳经济》2002年12期
《浅析中国蔬菜的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3期
《后过渡期我国农业履行入世承诺和提高竞争力的对策研究》，《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7期
《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2期
摘要：农产品贸易在中泰两国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早期收获”方案的实施，我国蔬菜的出口迎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借助联合国统计署的蔬菜贸易数据，对中泰农产品的竞争性做了实证性分析，并从产品和市场两个角度对中泰两国的蔬菜竞争程度进行了预测，结论表明双方竞争十分激烈。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针对竞争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分析，并提出了扩大我国蔬菜出口的对策建议。
根据WTO统计信息，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件数在2001年达到366件的最高值，随后开始逐步下降，并在2007年低至164件(表1)。同一时期，我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在2001至2005年间保持在50件左右，然后在2006年迅速增长到72件。虽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我国的调查数较前一年有所降低，但是通过计算我国占世界反倾销调查总数的比重不难发现，2001至2007年，我国所占比重不断高升，从2001年的14.8％增至2007年的37.2％，它意味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反倾销调查是针对中国的。
从图1可以更直观地看出这个特点，2001年后的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数不断下降，我国所占比重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然而2008年这一比重相对2007年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贸易摩擦增多，世界整体的反倾销数较2007年有较大增长，因此，中国所占比重相对略有下降。
二、全球反倾销案件集中的产品是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
通过分析整理1995-2008年间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产品分布情况，发现排名在前四位的涉案产品集中在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塑料与橡胶和纺织品，而这四类产品恰恰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类别。这四类产品在我国全部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涉案数中的排名分别列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四位，说明我国主要涉案产品即为世界集中度很高的涉案产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出口商品构成也十分容易引发反倾销问题。
2008年国际反倾销的另一突出特点是纺织品涉案的快速增加，从2006、2007年的每年十余件陡然增加到2008年的39件，因而对我国纺织品出口十分不利。
三、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反补贴案件的目标国
1995-2008年间，世界反补贴案件数最高发生在1999年41件，最低为6件(2005年)，平均每年15件。虽然我国自2004年起开始遭遇反补贴调查，但是2004至2008年间案件数增加迅速，累计23件，在1995—2008年间涉案数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46件)。并且，2008年全球反补贴案件共14例，其中仅三个涉案出口国，中国占10件，印度和美国分别各占2件，我国占该年度世界反补贴案件总数的71％。从图2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2007、2008两年世界反补贴案件主要集中在我国，说明我国出口面临的反补贴形势十分严峻。四、我国实施贸易救济不足
1995-2008年，我国累计发起反倾销调查151件、反补贴调查0件、保障措施1件，在全球贸易救济总数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
虽然从实证研究并未发现较多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的WTO成员能有效降低其遭受贸易救济措施的频率，但是通过对比1995-2008年启动和遭遇反倾销调查较多的经济体涉案数，不难发现反倾销调查的主要使用国如印度、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其被调查案件数明显低于主动发起的调查数；相反，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以及日本是反倾销调查的集中对象，发起的主动调查数明显低于受调查数。
五、结论与对策
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
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
19世纪初,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易向连续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
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
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
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
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
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贬多褒少,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
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
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
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
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
注释：
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
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
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
1.船舶分类
从远古时代人类刳木为舟开始，船舶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和生存工具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更加多样化、愈发专业化的各类船舶仍穿梭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国民用船舶工业而言，国家根据中国主要进出口及生产的状况将民用船舶分为以下几类：原油船、成品油船及化学品船、散货船、杂货船、冷藏船、全集装箱船、滚装船、小汽车运输船、LPG（液化石油气）船、LNG（液化天然气）船、渡船、客船、渔船等。
2.长三角民用船舶出口概况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全球经济陷入长时间的低迷状态，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也无法避免这场全球性的市场动荡。2012年度中国船舶工业造船完工量仅为6021万载重吨，同2011年相比下降了21.4%；其中用于出口的船舶共4949万载重吨，同比下降19.95%。由于国际市场条件的严重恶化，作为世界船舶出口贸易的重要参与国之一，中国的民用船舶出口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12年度中国船舶工业新承接订单2041万增长吨，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3.6%之多，其中出口船舶订单量为1496万载重吨，同比下降46.70%，较内销型船舶而言订单量降幅更大。截至2012年度11月份，我国共向亚洲、欧洲等地区出口船舶365.7亿美元，同比下降8.1%。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经济中心，中国三大造船基地中最据战略地位的基地，在中国船舶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2年全年，长三角地区共向香港、日本以及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船舶215.59亿美元，占全国船舶出口金额总量的54.79%，虽然船舶出口优势明显，但长三角地区2012年度向这些国家及地区出口的船舶金额仍较2011年相比仍有所下降。其中，江苏省以南通、泰州、扬州、南京这四个城市为主要造船地区，全年共出口船舶92.34亿美元，占全国船舶出口总额的23.8%，位列全国船舶出口省（区、市）第一。上海市以船舶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于2012年累计出口各类船舶58.8亿美元，较2011年而言降低了16.2%。甚至于，2012年12月份上海市仅仅出口了价值2.3亿美元的各类船舶，其出口金额及出口金额降幅同创历史新低。而浙江省全省在2012年共出口各类船舶价值61.45亿美元，占全国船舶出口总额的15.8%，其出口份额紧跟江苏之后位列全国第二。总而言之，长三角地区虽然在中国船舶制造业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在国内外船舶出口持续恶化的宏观大经济环境影响之下，长三角地区船舶制造业在国际船舶贸易方面正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长三角民用船舶出口存在的不足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的主要船舶出口地区，在中国船舶贸易随世界经济动荡而呈现下滑趋势的时代具有不可推卸的重任。在其船舶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形形的问题也具有足以影响到中国整体船舶出口贸易提升与发展速度及质量的力量。对此，笔者针对长三角地区主要出口的个别民用船舶种类（如：散货船、油船、全集装箱船、LNG船）进行深入分析，从多个角度，不同方面出发，重点评析其在出口贸易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以期能够找到改善长三角地区民用船舶出口贸易现状的方法及途径。
1.散货船出口结构倾斜，供求不对等
中国自1957年开始出口各类散货船起，其主要的出口焦点一直集中在载重量≤15万吨的小型散货船上，直至2011年才有载重量＞30万吨的大型散货船开始销往国外。然而，在国际散货船出口贸易趋于大型化、专业化的世界潮流之下，中国长三角地区如此的散货船出口结构却无法紧跟世界潮流的导向。近三年来，长三角地区出口载重量≤15万吨的小型散货船占该地区全部类型散货船出口总额的60%以上，而载重量＞30万吨的大型散货船却连5%的出口份额都达不到。在2012年，长三角地区共出口各类散货船452艘，共价值153.71亿美元。总体而言载重量＞30万吨的大型散货船虽然实现了1%的突破，共计出口6艘，价值7.12亿美元，但却仍在长三角地区散货船出口贸易中占据劣势地位，据统计，该类型散货船出口额仅占到长三角地区散货船出口总额的4.63%。在长三角地区小型船舶大规模出口、大型船舶小规模出口的扭曲船舶出口贸易结构之下，其产出必然与世界船舶进口需求有所违背，从而使得各大船舶制造企业无法更加有效地提高出口数量及规模，严重阻碍了长三角地区的船舶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2.油船出口“薄利多销”，不利国内外资源配置及环境稳定
自中国开展油船出口贸易起，一直以载重量≤10万吨的成品油船、15万吨＜载重量≤30万吨的原油船以及载重量＞30万吨的原油船为重点出口对象。近三年来，长三角地区出口载重量≤10万吨的成品油船的数量始终维持在中国油船出口总数的20%~30%左右，而其出口所获得的美元却仅仅占全国油船出口总额的10%左右，尤其在2012年甚至降到了7.65%。而载重量＞30万吨的原油船的出口状况却恰恰相反，虽然其出口数量在全国油船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小，但却为中国油船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利益，2012年度其收益甚至占到了全国油船出口收益的26.76%。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乃至于全国油船出口贸易在品种和数量上都比较侧重于小型油船出口，但却在出口收益上向大型油船倾斜。数量众多的载重量≤10万吨的小型油船的不断出口，在为长三角地区乃至于整个中国带来数亿美金贸易顺差的同时，还带来了钢铁资源严重耗损，以及船舶制造供应链中所出现的各类环境问题。尤其是小型油船较大型油船易发生溢油事故的独有特性，更增加了长三角地区的小型油船生产加工为世界海洋环境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的可能。以小型油船出口数量取胜的“薄利多销”型贸易方式已经影响到了长三角地区相应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世界海洋经济、资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不利于长三角地区整体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对世界海洋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长此以往还将会对该地区造船企业品牌的形成产生某些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
3.集装箱船舶装卸设备规格不一、出口单薄
自1956年4月世界上第一艘集装箱船在美国泛大西洋汽船公司的管理下正式起航开始，集装箱航海时代来临。尤其是其超高的载箱梁、装卸率以及相较于其他各类船舶而言较低的能耗及成本使得其很快名扬世界成为众船舶公司的新宠。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推进，集装箱船也进入了新的时代。2012年度，长三角地区共出口各类机动集装箱船68艘，共计22.61亿美元。其中，≤6000箱的机动集装箱船共65艘，价值20.41亿美元；＞6000箱的机动集装箱，共3艘，价值2.2亿美元。虽然，由于运价低廉、轻便灵活等多方面原因，小型机动集装箱船在国际市场仍然走俏，江浙沪三地区也凭借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及赶超德国的技术优势向国外市场推出了数十艘小型集装箱船。但是由于其装卸设备规格严重不统一所造成的的致命硬伤，在规则化的国际航运业适用时，对我国长三角地区船舶出口贸易产生了潜在的威胁，并且这一潜在的威胁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严重威胁到各类集装箱船舶出口贸易企业的生存及发展。尤其，国际上越来越强烈的大型化需求使得长三角地区仅仅3艘的年集装箱船舶出口量显得尤为单薄。对此，长三角地区各大集装箱船舶出口贸易企业愈来愈需要进行转型升级，各个大中小型港口也有待革新设计及更新建设，各类集装箱装卸辅助设施及规则也亟待改革。
4.LNG船起步较晚，技术水平难以支撑其出口贸易扩张
LNG船作为传说中的“皇冠上的明珠”，其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三高属性深入人心。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LNG船就已现身世界LNG运输市场，但中国LNG船的建造及出口都远远落后于世界船舶制造工业及进出口市场。自1999年LNG船专门小组成立开始，直至2004年中国第一艘14.72万立方米仓容的LNG船才由沪东中华造船有限公司开工建造。而在2011年，世界LNG船进出口贸易发展数十年之后，三角地区乃至于国内的首次承建的LNG船舶国外订单才又由沪东中华造船有限公司实现。自此，长三角地区乃至于全国LNG船舶的出口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然而2012年全年，长三角地区却仅出口了2艘≤20000立方米的LNG船，共创产值3720万美元。不论是远远晚于世界LNG船出口贸易的贸易行为还是较少量的订单数量，无疑都指明了长三角地区LNG船出口的薄弱处所在。在当前的国际国外形势下，长三角地区的船厂规模相较而言不算很大，并没有形成良好有效的规模竞争力，其技术实力和规模效益都不足以支撑如今蓬勃兴起的LNG船舶设计、制造以及出口贸易。在LNG船航运市场逐年扩大的世界背景之下，在世界对于节能型、绿色型的新一代LNG船舶贸易的呼吁之下，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船舶出口基地，其技术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新一代船体设计及发展能力无疑需要作出新的改善及发展。
三、长三角地区民用船舶出口贸易发展对策研究
1.船舶配套设备实现基地化、国产化，提升船舶工业附加值
船舶配套设备一直是船舶制造工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价格甚至能达到总船价的7成左右。然而，我国长三角地区船舶配套设备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各类技术、设计严重落后于其他船舶出口国家和地区，目前仍有极大多数国产船舶使用的是高额进口的船舶配套设备。据2013年不完全统计，我国船舶配套设备的国产率还不到40%。所以，在长三角地区每年高达数亿美金的船舶出口贸易中，虽然各个造船企业能够从中获取一定利益，但是由于各种技术壁垒的无形限制，我国长三角地区的船舶出口贸易俨然已成为低附加值的代名词。为此，长三角地区各大船舶制造企业应加大船舶配套设备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引进、学习及开发力度，规避资源和要素禀赋差异，力求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摆脱“低附加值”的头衔，赶超日韩，成功降低国内船舶配套设备对国外厂家的贸易依赖程度。在国际国内市场树立起“自主创新，国产第一”的良好品牌形象。在船舶配套设备国产率较高的基础之上，真正地实现中国自己的国产船舶制造、出口、销售，在较高的科技水平以及附加值的辅助之下，为整个长三角地区创造更高程度更高水平的船舶出口贸易利润。为此，长三角地区各政府应该紧密联系，联合起来进行整体性区域产业规划，加紧兴建船舶配套设备产业基地，本着集中化、规模化的出发点，为长三角地区船舶配套设备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同时，还应向各大船舶制造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各类优惠政策或扶持政策，以便于各个企业更好更快更有效率地引进有关设计和技术，切实的将这些技术运用到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当中，从而更好更积极地推进长三角地区船舶出口贸易的高科技化进程。
2.建立绿色船舶产销链
船舶工业自产生起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制造工业，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它俨然已成为一个能够为航运、海洋开发以及国防建设等政治、经济关键性行业提供强有力支持的重点产业，并且正逐步深入钢铁、机械、纺织、装备制造、计算机、电子信息等各个上下游周边行业。船舶工业的牵扯之广造成了其上下游企业众多的鲜明特色。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船舶制造业均以钢铁类船舶的生产制造为主，然而，这一系列生产行为导致的钢铁制造业等行业的巨大能耗及环境污染正深深影响着长三角地区船舶制造业的绿色效应。为此，长三角地区船舶生产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应努力建立一条绿色的供应链条，由原来简单的“生产-污染”改变为新型“生产-废弃及污染物处理、回收利用”的绿色生产模式。并且，各类船舶在行驶和使用过程中对海洋环境、大气环境的危害也十分巨大。各个船舶制造企业对于自身船舶制造及使用中潜在的各类污染及风险也应予以相应措施进行严密防范。对此，长三角地区各大船舶制造企业应加大对新型绿色船舶设计的研发、规范港口及货物装卸程序和模式以及着重关注各类船舶质量保障机制，避免船舶行驶过程中的过量排污，降低货物装卸过程中对港口及周围的环境污染以及减小污染事故频发的可能性，为世界海洋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
3.坚定目标市场，进行大客户管理
所谓大客户，即为在各个企业的中长期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企业提供了较大利润或利益的那一小部分客户。作为企业经营利润的重要来源方，长三角地区各大船舶出口企业应坚定其目标市场，采取关系营销的方式，从大客户的识别和分析出发，通过对大客户信息的充分掌握及运用来建立、维护乃至于巩固企业与其大客户之间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针对国内外强势航运及船舶租赁企业，长三角地区各大船舶贸易企业应针对其特殊要求制定长期的个性化客户服务，熟练运用各类公关手段及谈判手段与其建立良好商业关系及信赖关系，力求将这些船舶需求企业纳入企业的大客户名单范畴，甚至将其发展成为企业的忠诚拥护者。与此同时，并且，在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之上，企业还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人员组织激励机制用以妥善管理各个大客户，利用有限的资源对大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并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长三角地区船舶出口企业稳定出口额及出口量，获取长期有效利润，降低不确定性风险以及达成市场份额提升的最终目的提供坚实的客户基础。
4.提高船舶出口售后服务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及忠诚度
船舶出口一直以周期长、批量小、单产单设计为特点存在于国际贸易之中。其产品类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决定了其售后服务提供的复杂性及困难性。但是，在国内外船舶贸易需求持续减少的新时代，船舶出口的售后服务更显得尤为重要。为提高新老客户满意度，稳固众多老船东对企业的忠诚度，长三角地区各大船舶出口企业应该密切关注船舶出口的服务及售后服务管理，以“及时-准确-汇报-封闭”为基本方针，即“对于船东的维修请求及时反应———对于船东的要求准确理解———对于船东要按时汇报维修进展———对于船东的所有细微要求都能记录并且完美完成”，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要求做出不同的服务，同时严格规范企业员工的服务标准，力求为众多客户提供较为优质的售后服务，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企业提升客户满意度，创立客户忠诚度提供优质的情感基础。
5.利用上海自贸区现实条件，发展长三角船舶出口贸易
一、加工贸易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管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管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著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l、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掌握参与和管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管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管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管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管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化监管体系。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又要保证有效监管，就应加强监管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包括监管的电子和网络化改造。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技术和网络投资过度，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技术和设备，使监管的技术基础设施达到了国际水准，但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效能很低，出现了硬件过度发展，软件严重滞后，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监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电子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投资和改造，并提高监管部门的应用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有形和无形监管相结合的新监管体系。
关键词：贸易报复；301条款；贸易壁垒调查
贸易报复是指两国之间发生贸易争端时，一国为迫使另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而采取的一种报复性的经济手段。贸易报复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制裁手段，它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以进口抵制的方式迫使被报复国取消贸易保护，打开国内市场。国际间的贸易报复主要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的，如征收关税、进口配额、许可证制等等。其中加征高额关税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下文将首先对贸易报复做出一般性的阐释，然后对中美欧三国的贸易报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贸易报复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贸易报复的合法性问题
国际社会对贸易报复是否具有合法性，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贸易报复迫使他国让渡了部分经济，是一种不合法的经济行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法律体系中找到贸易报复的合法性依据。贸易报复在某些国家的外贸法律制度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如美国贸易法中著名的301条款，该条款就授予了美国总统有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当的进口限制进行报复的权力。在国际法制层面，WTO有着“经济联合国”的称谓，它规范着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90％以上的货物贸易活动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谅解》)的规定，贸易报复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具有了合法性。
WTO体制下的贸易报复应遵循以下先决条件：(1)违法成员的有关行为仍出于非法状态。即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定有关成员方未遵守对其适用的协议，因而产生了对另一成员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违法成员在一定的“合理时间”(reasonableperiodoftime)内并未履行DSB的建议或裁决。(2)争端当事方未在“合理时间”到期后的20天内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协议。(3)请求报复成员(申诉方)获得DSU的授权，而报复的方式也要视报复的作用和效果而定，报复的程度也应当等于其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另外，贸易报复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在违法措施已被撤销、被诉方对申诉方所受的利益损害提供了解决方法、争端当事方达成了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的情况下，报复措施应当被终止。可见，当WTO的成员间发生争端时，当事方应按照《谅解》的规定寻求争端的妥善解决，任何单边的、未经授权的报复性措施是WTO体制所禁止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谅解》并没有直接使用“报复”一词，而是使用这一术语——“中止对有关成员实施适用协定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
尽管WTO为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以贸易报复手段作为最后的保障。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旨在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要赋予本国私人请求本国政府对另一国家进行贸易报复的权利，仍然需要国内立法。因此，美、欧等国，相继在国内法中设计了贸易报复制度，以寻求通过国内救济方式，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将国内的贸易报复制度和WTO的争端解决程序较好的衔接起来，建立起符合WTO规则的贸易报复制度。
二、中美欧三国贸易报复制度概述
(一)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是美国贸易与法律实践中使用报复手段的典型代表。最初，301条款主要作为实施关贸总协定的权利的手段，但后来《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增加了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301条款实质上演变为对贸易报复的授权与实施的法律规定。根据一般301条款的规定，美国主要对以下做法采取报复措施：(1)外国的做法违反国际协定，或否定了美国依据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2)外国不公正的做法(unjustifiablepractices)，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所谓不公正的做法是指外国的立法、政策或做法侵犯了美国的国际法律权利或与其不一致，例如外国有违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政策或作法；(3)外国的不合理的做法(unreasonablepractices)，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据美国法，如果外国某一特定立法、政策和做法没有侵犯美国的国际法权利或与其不一致，但确属对美国私人不公平或不公正(unfairorunquotable)，即是不合理的。(4)外国歧视性做法(Discriminatorypractice)，包括外国的立法、政策和做法在适当时拒绝给予美国产品、服务或投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根据301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可以采取法律明确授权的措施进行报复，除了法律明确授权的制裁措施之外，贸易代表还可以行使总统在其权限范围内指示采取的其他措施。针对不合法或不公正的外国行为，贸易代表应当采取报复措施，又称为“强制性报复”(mandatoryaction)。外国的不合理做法或者是歧视性做法，贸易代表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报复。具体的报复措施包括实施数量限制，中止关税减让，取消优惠待遇，与外国签订协定以取消立法、政策和做法或对美国提供补偿等等。
(二)欧盟的《贸易壁垒条例》(Trade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简称TBR)至于美国在其贸易法中引入了301条款，欧盟也成了美国利用301条款打击的主要对象。欧盟虽对此颇有抱怨，但同时也感受到了301条款的威力和作用。1983年，欧委会向理事会提交了关于《新贸易政策工具》(NewCommercialPolicyInstrument，以下简称“NCPI”)的建议，以保护在第三国市场上遭遇贸易壁垒的欧盟出口产品。但在采纳欧委会建议的同时，理事会努力使NCPI与美国的301条款保持距离，要求欧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均需与其国际义务保持一致，避免体现过强的单边性和攻击性。NCPI最终于1984年9月17日正式颁布，其目标是在遵守国际义务和程序的前提下，回应第三国的不正当贸易做法，并消除该做法对欧盟利益带来的损害；同时，确保欧盟依据多边规则对第三国的贸易做法充分行使相应的权利。但NCPI的实施并未根本遏制第三国实施或维持的贸易障碍，其规定的行动步骤在实践中也被证明并不完全有效。1984～1989年间，NCPI程序仅被启动3次，而同期美国提起的301条款调查案超过70起。
1994年10月，欧委会欲使NCPI在调查和消除国外贸易壁垒方面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了NCPI的最终修改建议，并欲将其作为欧盟一揽子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框架的一部分。同年12月22日颁布了《贸易壁垒规则》(Trade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简称“TBR”)，取代了NCPI。根据TBR，欧盟企业、产业以及成员在外国遭遇贸易壁垒，影响其进入第三国市场或欧盟统一大市场时，可以要求欧委会对有关不公平贸易措施开展调查，决定是否存在贸易壁垒。若存在贸易壁垒，则可以采取以下救济方式：(1)启动国际磋商或争端解决程序；(2)接受第三国单边措施；(3)按《欧共体条约》第113条与第三国谈判；(4)采取报复性的商业政策，包括暂停或撤销商业政策谈判达成的减让；提高现行的关税或征收其他新的进口费用等；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政策工具，TBR实为欧盟保护其产业在进入他国市场时不遭受阻碍，而提供的一种进攻型的法律机制，该机制也确保欧盟充分享有其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中的权利，尤其是WTO协定赋予它的权利。
(三)我国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我国《对外贸易法》第47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违反条约、协定的规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该条约、协定享有的利益丧失或者受损，或者阻碍条约、协定目标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要求有关国家或者地区政府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并可以根据有关条约、协定中止或者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可谓是中国的301条款，它是符合WTO《争端解决谅解》要求的贸易报复条款。另外，我国还进一步制定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依据《规则》，申请人可向商务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申请贸易壁垒调查；被指控的措施被认定为构成贸易壁垒，商务部应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1)进行双边磋商；(2)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3)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申请人须是与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产业或企业。《规则》对申请书的内容要求比较宽松，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规定也具有一定弹性。可见，该立法在调查申请方面的指导思想即降低申请要求，方便申请的提出。另外，如果商务部认为确有必要，也可自行立案，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三、中美欧贸易报复制度之比较
综观三国国内法，贸易报复措施均有着一整套完整的规则和程序，具体内容包括对申请人、受理机关的规定、调查的程序性要求和最后的救济手段等等。一国最终决定是否要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势必要根据本国的法律规定，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做出决定。但中美欧的贸易报复制度不论是若干实体问题还是调查程序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比之下，我国确实需要取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
(一)贸易报复制度前期调查中实体问题的比较分析
1．适用范围。中美欧的贸易报复措施都适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也都适用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这两种贸易形式。下面主要讨论进口贸易的问题。考察美欧的实践，进口救济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打击外国政府的出口限制做法。如外国(地区)政府实施某些措施，限制特定产品(如原材料)向本国的出口，进而影响了本国相关产业的利益，即发起调查，如阿根廷进出口限制案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另外就是用于打击外国政府对出口本国产品进行补贴的做法。旦三国对进口贸易的规定也有着不同之处。TBR适用于进口救济时，申请人只能以产业的名义而不能以企业的名义向执委会提起申请，这就相对减少了申请人的数量；而301条款和我国的《规则》对进口贸易时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与适用于出口贸易时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相比较，并不存在特别的限制与不同。也就是说TBR用于进口救济方面只起补充作用，欧共体其他贸易救济工具则起主要作用，而我国和美国的做法则是把救济工具的选择权赋予了申请人。
2．法律依据。在贸易报复制度中，有关机关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外国(地区)的某一做法进行判断，判断其是否构成贸易壁垒，并最终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而如何进行判断，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对贸易壁垒认定的法律依据问题。
美国的301条款对贸易代表采取强制行动的条件及其例外，以及采取任意行动的条件均做出了规定。从“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构成认定的角度考察，美国贸易代表采取行动的要件也就是贸易代表据以认定外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的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不公平贸易”做法可进行如下划分：(1)外国的做法违反国际协定，或否定了美国依据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2)外国不公正的做法，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3)外国的不合理的做法，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4)外国的歧视性做法。
根据TBR第2条第1款规定，“贸易壁垒”必须是国际贸易规则赋予了受影响的成员对其采取行动的权利的做法，而这种行动的权利要么存在于国际贸易规则明确禁止该做法，要么是指上述国际贸易规则赋予受影响的成员寻求消除该做法的权利。可见，依TBR认定某一外国(地区)作法构成贸易壁垒，其法律依据是“国际贸易规则”(internationaltraderule)。根据TBR第2条第2款第2句的规定，国际贸易规则既可以被规定在调整欧共体与第三国间贸易关系的任何贸易规定中，也可以被规定在以欧共体为一方的调整欧共体与第三国间的任何非贸易规定中。但是，无论如何，欧共体与第三国之间都存在明确的国际法义务。从美国和欧盟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其都将WTO的各项协议作为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为争端解决的国内程序和国际程序的衔接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本国国民通过国内程序启动国际争端解决程序。而我国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的第3条，与美欧相比较，我国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贸易壁垒认定依据的角度考察，我国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既可以是国际法上的依据，即外国(地区)政府与我国共同参加的多边贸易条约或与我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也可以是我国国内法，即《规则》第3条第2款所作的规定，即使外国(地区)政府与我国之间不存在上述多边贸易条约或双边贸易协定，只要其做法满足此规定，也视为贸易壁垒。这种立法与301条款相同而异于TBR。第二，将贸易条约或贸易协定而非以贸易规则作为壁垒认定依据，这点类似于301条款而不同于TBR。
本文认为，欧盟采取贸易规则，而非贸易条约或贸易协定的做法，有其优越性。因为某些被外国(地区)所违背的国际贸易规则完全有可能被规定在一些非贸易条约或者协定之中。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外国(地区)作法虽然违背了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贸易规则，只要这些规则不是与我国缔结的经济贸易条约或协定，则不能该规则作为认定贸易壁垒的依据，这显然不利于贸易报复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以规则体系作为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认定依据，但是有关“不合理”的做法的认定依据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甚至是存在争议的，我国若借鉴欧盟的做法可能更为妥当。
3．损害的认定标准。损害主要是指贸易壁垒对调查国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或者是伤害，损害认定标准的科学性、明确性以及与WTO既有损害标准的一致和相悖，都直接影响着整个调查制度的运转，进而影响到最终是否需要采取救济措施，包括贸易报复措施。
美国301条款规定，外国法律政策或做法满足“不公正”、“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标准时，还必须同时考虑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若不满足后者，便不构成不公平贸易做法。根据“限制”标准，申诉人应当证明对美国进口的增加，或者其在外国失去了市场机会。但是301条款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便于美国的私人进入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如WTO争端解决程序而设计的国内程序。所以，当外国政府法律、政策和做法致使美国依WTO各项协议的享有的权利或利益遭到否定时，301条款并不要求申请人证明外国做法给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此时只需证明外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WTO协议，或者美国依协议享有的利益遭到否定即可。
欧盟的TBR依据不同的申请程序分别采用了两个概念来表述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对欧盟产业所造成的损害。在以欧盟产业名义提起申请的程序中采用的是“损害”(injury)这一概念，在以欧盟企业名义提起的申请程序中采用的则是“不利贸易影响”(adversetradeeffect)。根据TBR的规定，“损害”是指贸易壁垒在欧盟市场上在货物或者服务方面对欧盟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的任何“重大损害”(materialinjury)。“不利贸易影响”是指，贸易壁垒在任何第三国市场上再货物或者服务领域给欧盟企业造成的不利贸易或者有造成不利影响的威胁，并且对欧盟经济或者欧盟境内区域性经济或者经济活动造成“实质性影响”(materialimpact)。而且。TBR对如何确定“损害”和“不利贸易影响”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便申请人掌握和执委会操作。具体表现为TBR的第2条第3款、第10条第1-3款(关于“损害”的规定)，和第2条第4款、第10条第4款和第5款(关于“不利贸易影响”的规定)。
我国的《规则》涉及损害标准的条款主要有第3条以及第7条，在不涉及贸易条约或贸易协议时的对损害的界定用语为“造成阻碍或限制”和“负面贸易影响”，但并无细化的规定，我国应当借鉴美欧立法对损害的标准予以细化，并尽量给出定义，使《规则》的可操作性得到加强。
4．国家或地区利益。根据美国的301条款，整个贸易报复制度的运作都必须严格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应当以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作为判断标准。贸易代表决定是否报复和如何报复时，必须衡量是否适当(appropriate)，如果外国已经采取令人满意的措施或者已经采取行动补偿美国；以及采取301条款的报复措施对美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将大于报复措施所得的利益时；又或者是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时，均不应进行贸易报复。当然在要求行为国提供补偿时，301条款也会兼顾到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等的利益。TBR第12条第1款则规定如果采取行动不符合欧共体利益，执委会不得采取行动；执委会必须将采取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与它对欧共体更加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影响进行权衡掂量。可见，欧共体利益在调查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规则”并没有直接提及“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只是在终止调查程序时规定到，若终止调查程序不符合“公共利益”，则不能终止调查程序。但公共利益并不等于国家利益，我国应借鉴美欧做法，在立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以凸显其重要性。
(二)贸易报复制度前期调查中程序问题的比较分析
1．申请者的范围。我国的《规则》第5条规定：“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企业、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依照本规则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贸易壁垒调查的申请。”前款所称的“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是指在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企业或产业。与此相对应的，美国301条款允许任何利害关系方提起申请；而TBR第2条第5款则将“共同体产业”定义为所有共同体生产者与供应者，包括：生产或供应与被诉贸易壁垒设计的产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生产商或服务供应商；生产或供应与前述商品或服务相竞争(competingdirectlywiththatproductorservice)的生产商或服务供应商；消费、加工被诉贸易壁垒涉及产品或消费、使用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服务的生产商、服务供应商；合作生产的生产商、服务供应商，如果其合作生产量已经在该产业的生产总量中占了较大比例。显然欧盟、美国对于提起申请者的定义范围，远远宽于我国规定的“有直接关系者”。为了便于使有关方得到及时、公正的救济，本文认为应在未来的立法中，放宽可提起申请者的范围。
2．有关证据的规定。TBR第3条第2款、第4条和第2款和第6条第2款都要求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必须提交充分的证据(sufficientevidence)，包括贸易壁垒的存在及其对欧盟产业或企业产生“损害”或“不利贸易影响”的解释性清单(illustrativelist)。如果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执委会则不予立案。301条款对申请人提交证据的要求则相对较低，只要求满足对请求的支持即可。而我国的《规则》第8条对证据的提交予以了规定，“申请书应当尽可能附具下列证据材料并说明其来源：(一)证明被申请调查的措施或者做法存在的证据材料；(二)证明被申请调查的措施或者做法造成的负面贸易影响的证据材料。”但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中对“负面贸易影响”予以具体说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当事人举证的难度，我国应借鉴欧盟立法对其进行细化规定。
3．申请的撤回。TBR第5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执委会可以据此终止程序，但终止程序不符合共同体利益的除外。我国的《规则》第9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商务部做出立案决定之前撤回申请”，但是，此时当事人撤回申请可能有违我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我国应当增加相应的规定。
4．调查中的专家咨询程序。依301条款的规定，在调查过程中贸易代表向相关的委员会(如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国际贸易委员会等)寻求信息和征求意见是一个必经程序。TBR第7条专门规定了咨询程序(consultationprocedure)，要求设立以执委会代表为主席的，由各欧共体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并就执委会的行动以及该行动对欧共体共同商业政策的影响发表意见，这也是强制性的规定。但我国《规则》第20条对成立专家咨询组的规定是任意性的，咨询内容的范围也仅限于调查中涉及的技术性和法律性问题。但贸易报复等救济措施的采取影响到我国与涉案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事关重大，将必要时的咨询程序规定为强制性的必经程序似乎更为慎重。
5．调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在TBR实践中，由于“共同体利益”的灵活性，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难免带有政治色彩(特别是在发动调查后采取救济措施时)，因此，欧盟法院司法审查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我国商务部对贸易壁垒进行调查的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根据WTO的要求以及我国加人WTO议定书的承诺，应允许对其进行司法审查，进而提供相应的救济。因此，本文认为我国也应当考虑建立调查过程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三)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和贸易报复措施最终作出的不同规定中美欧均在法律中规定，在调查阶段结束后，若涉及双边或多边争端解决程序(如WTO争端解决程序)，应当依据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不同的是，TBR规定调查结束后由执委会与成员进行磋商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但并没有规定磋商的期限性质，这无疑造成了效率低下的后果。而美国的301条款则规定如果调查涉及贸易协定，并且在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磋商期结束或者磋商开始后150日之前没有达成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贸易代表应当依贸易协定规定的正式争端解决程序，要求立即开始该程序。@但我国的规则第29条将双边磋商与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作为救济措施，并无先后之分，对于磋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协调，我国应当进一步予以明确。
对于涉及WTO协议的申请案件，若要对存在贸易壁垒或者实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其他WTO成员方采取报复措施，中美欧都须获得DSB的授权并接受严格监督。从贸易报复的内容来看，中美欧所采取的报复措施都基本相同，包括中止或撤回根据贸易协定所做的贸易减让、对外国的货物或服务施加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等等。但我国《对外贸易法》第37条仅就被报复国是与我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情况予以规定，这无疑是不全面的，也是应当完善的。
关键词：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不平衡；双边贸易
1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②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③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5)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必须慎重，应选择就业压力较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机改革。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培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意识等，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积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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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也日益增加。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需要一种更隐蔽，更高级的形式来代替，绿色壁垒就产生了。本文在分析绿色壁垒的含义、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和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揭示了绿色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质。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实质上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纲，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税、实行环境构想制度，以及保证环境进口税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贸易壁垒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另一类是非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进口附加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市场准入制度、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将环保措施纳入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目标，是环境保护发展的大趋势。由于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对环境的关注，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一种武器，而且成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的契合决定着绿色壁垒的应用较为广泛，涉及到的不仅包括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不仅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以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处理过程。绿色壁垒应用的广泛性，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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