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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坛是中韩友协、中日友协，与韩日文化交流会议、韩中友协、日中友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日韩民间团体共同发起举办的，旨在推动中日韩三国民间文化交流。论坛出席人员相对固定，三方各派三名代表作为论坛核心成员，其中各有一名为召集人。目前中方召集人为刘德有、日方召集人为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韩方召集人为韩日文化交流会议委员长郑求宗。论坛自2005年起在三国轮流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促进东亚文化交流的方案”，议题为“灾害与文化，以及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韩方核心成员郑求宗、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孔鲁明、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等出席会议。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三国代表在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加强民众对文化交流的参与，引导民众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三国友好组织都举办了许多民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感。三国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三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汇聚民间智慧与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民间保护方案；二是在艺术领域，应挖掘三国艺术共同点，并做比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环保领域加强合作；四是旅游方面，进行三国旅游线路的开发。
三方代表还提出，民众应与政府、媒体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突出强调青少年参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三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关键词 翻译 文字词汇 思维习惯 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4.012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Japanese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LI Yan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Abstract To do a good job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not only to grasp the text， vocabulary and grammar， but also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thinking expression have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f only rote lexical meaning， Chinese thinking habit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will be affected， so the translation，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rference Chinese to Japanese factors is very necessa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word vocabulary； thinking habits； national culture
日本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在语言文字方面，日语充分吸收的汉语文字精华，两种语言有着跟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相处之处，但汉语与日语的语言特征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汉语属于孤立语，依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语法关系，语序相对固定。而日语属于粘着语，通过助词确定句子成分、句子含义，语序相对灵活。在翻译中，汉语对日语有大的影响，有好的影响同时也有坏的影响，本文从文字词汇、思维习惯、民族文化等方面浅谈在翻译中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1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1.1 日语文字由来
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日本没有文字，直到我国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才有了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成为了记录史实的文字，也是一般学者用以写作的文字，成为当时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古事记》是日本古代第一部史书，书中有1507个汉字，《日本书纪》是日本第二部史书，书中有3513 个汉字，[1]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记载，于应神天皇十六年，《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伴随着冶金、纺织、农耕等汉文化传播到日本，由此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汉字文化区。经过几世纪的发展、完善直到7 世纪汉字才正式成为日本的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同时也促成了日本人借用汉字草体创造了平假名和借用汉字楷体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虽在1866年，一些日本文字改革者主张废除汉字，但至今近150年汉字仍未在日文中废除，日本政府还规定了1945字为常用汉字。因此可见，汉语对日语文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1.2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学习正迁移
当汉语的某些特征与日语的某些特征相似或者完全一致时，就会产生正迁移的积极作用。因为汉字传人日本是在汉朝以后，所以可以说日本人最早接触到的汉字字体大部分是c现代汉字字体同形。日文里很多的词汇与汉语词汇是同形同义词的，如：
（1）描述自然现象的名词：春、夏、秋、冬、天气、风、雨、雪、霜、雷、梅雨、台风；（2）描述事物的名词：山、水、温泉、公园、学校、食堂、银行、船、广告、音乐；（3）方位名词：东、西、南、北、中、前、后、左、右；（4）地点专有名词：中国、日本、北京、东京、上海、西安、广岛、京都、名古屋、奈良；（5）动植物名称：虎、犬、鱼、猫、鸟、松、梅、竹、花；（6）家庭称谓名词：父、母、兄、弟、姐、妹；（7）固有名词：京剧、故宫、太极拳、歌舞伎、富士山、柔道、相扑；（8）生活物品名词：电话、杂志、椅子、眼镜、伞、车、寿司、茶、红茶、绿茶；（9）身体部位词汇：目、鼻、耳、齿、舌、手、口、肩、胸、腹、唇、发、腰等这些词汇对日语学习产生了正迁移作用，给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优势。可以说汉语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日语的学习，所以在翻译中要积极发挥母语优势，提高其对日语汉字词汇的理解和运用。
1.3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学习负迁移
当汉语与日语的差异微妙时，而学习者仍旧依赖母语的特征来做出错误的判断时，往往产生负迁移作用。如：“娘 、丈夫、人参、手纸、汽车、看病、亲友、兄弟”这些词与汉语的意思大相径庭，若不加以重视，直接套用汉语思维，在翻译时很可能曲解作者的原意，如日语中的“丈夫”，对于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第一反应就是中文里“妻称夫为丈夫”的意思，但日文里是“坚固、结实、健壮、健康”的意思，两者一对比就发现意思迥然不同，若平日里不够重视，很容易出现笑话。
例：「k明王エジソンは小学校に3ヶ月しか行っていない。自分もM学しないでヘドロを研究しようとQ心し、^に通って勉し、何十Nものa品をそろえ、舛趣冉Mみ合わせを浃à胜ら木材のかすやヘドロに混ぜる研究に没^した。[2]
有汉字的地方，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基本上可以很轻松翻译出来，但有两处会被汉语误导，吃闭门羹，第一处是“勉”，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是“难为情”的意思，可日语里是“学习”的意思；第二处是“没^”，汉语字面意思是“没有脑袋”，正确的日文意思是“埋头苦干”。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有些词汇形同但意思天壤之别。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要刻苦专研、严谨笃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2 汉语思维习惯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2.1 语序的困扰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转换活动。在翻译中，若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日语表达，会发现翻译出来的句子不通顺，难以理解中心意思。最明显的差异是汉语里句子主干顺序是“主谓宾”，而日语是“主宾谓”的顺序，因此在翻译时，不能受母语定势思维，要灵活调整语序，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清晰转达语言内涵。
例：私は日本Zを勉しています。
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我正在学习日语。若按照中文思维表达方式，直接按字面语序翻译就会出现：“我日语学习正在。”翻译后，完全不知所云，没有达到翻译的最终效果。
再例：何をしますか。
抗战片里常有这么一句滑稽幽默的台词：“你什么的干活？”经常有人有声有色地模仿，并乐在其中，没学过日语的人，一笑而过。学过日语的人，知道这是个病句，只因日语的语言思维表达与汉语表达有区别，日语是“主宾谓”结构，而主语很多时候又会省略掉，所以根据汉语的思维逻辑，正确翻译是：“你是干什么的？”
2.2 助词的困扰
日语是粘着语，依靠助词或助动词的粘着来表示每个单词在句中的意思，因此要想学好日语，掌握助词和助动词的用法是极其重要的。日语常见助词有：“は、を、か、の、で、も、と、へ、に、が、から、まで”，每一个助词都有各自的用途，且每一个助词有好几种甚至十多种用途。
如：“に”的用法就有十六种之多：（1）表存在的场所：机の下に猫がいます；（2）表动作的时间：今朝7rに起きました；（3）表动作的到达点：自榆に荷物をdせる；（4）表变化的结果：辘解けて水になる；（5）表动作的目的：昼ごを食べに行く；（6）表动作的对象：IHにを欷堡耄唬7）表比例、分配的基准：Lに1回デパ`トへ行く； （8）表比较评价的基准：私の大学はkに近いです；（9）表原因：家屋がいLに倒れた；（10）表理由：お土bに衣をIった；（11）表并列、添加：いつも青い上着に赤いネクタイという格好をしている；（12）构成主语、表示对主语的敬意、或对主语有某项能力：私にはこの本がgだ；（13）表示被动句中施动者：子供が犬に咬まれた；（14）表使役对象：学生に本をiませる；（15）表对动作的强调（动词连用型+に+同一动词）：待ちに待った夏休みがやっと来た；（16）表语气缓和（用言+に+同一用言）：痛いには痛いが、我慢するしかない。
由此可见，日语助词的用法是丰富的、灵活的，日语语言思维跟汉语语言思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翻译时切记不能忽略助词的意义，或只单纯记忆一种用途而忽略其他的意义用途，而凭汉语独立语思维去猜测、揣摩句子意思。助词是日语区别汉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助词的用法和意义的掌握是学习日语的重中之重。
2.3 暧昧语的困扰
日本人说话含蓄、委婉、t和，喜欢绕圈子；而中国人说话直爽，清晰表明态度。学过日语的人都知道， 日语表达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暧昧。暧昧的语言反映了日本人崇尚“和谐之美、不完全之美、朦胧暧昧余韵之美”。[3]日本人不论说话还是写文章，甚至在正式的场合、文件当中，都使用让人模糊、似是而非的暧昧表达。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翻译时很困扰，拿捏不了尺寸，很难翻译出日本人的内心情感。这种暧昧表达与历史、社会文化、人文情怀、审美观念等息息相关，日本人很重视这种暧昧表达方式，被认为是最美的最优秀的语言。日本人甚至在学术论文中也用「であろう等推量、不确定的表达口吻，虽备受国际争议，但日本人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表达方式，足以显示暧昧语的魅力，可以说暧昧语是国民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翻译日语时，要特别重视这样的语言表达思维差异，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语言表达特征。
例：（1）あした、雨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2）あの人は教授でしょう；（3）もう八时になったから、先生もまもなく来るだろう。
句子中“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しょう、だろう”是最典型的暧昧语，用推断的、不确定的语言表达方式来避免武断，有尊重他人之意，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日本人使用这种暧昧的表达方式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人。
3 民族文化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符号，也是文化载体，受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中日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差异，时常出现一些误解甚至冲突。不同的民族孕育不同的文化，中日两国就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化和岛国文化国家。很多词汇与海洋和鱼类相关。而中国属于大陆文化，很多词汇都有着大陆文化的印记。
如中国人用“挥金如土”这个成语来形容“人花钱慷慨或挥霍无度”，而日本人会说“をんでみたいな”，大致翻译出中文就是说“像喝水似的”。如脚掌或脚趾上角质层增生而形成的肉刺，中国人形象地称为“鸡眼”，这是因为大陆文化以农牧为主；而日本是海洋文化，接触鱼较多，故称之为「鱼目。[4]不同国度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不同，所孕育的文化、语言也有差异，在翻译时，要注意中日文化差异，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才能更好地从事翻译工作。
4 结语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作为译者，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技能，还应深入了解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克服文化障碍与差异，以达到两种语言更好的交流。
基金项目：右江民族医学院2016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yy2016sk012）
参考文献
[1] 王力.汉语对日语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Vol.21（5）：3-28.
[2] 李虹.小议日汉翻译中的几个难点[J].文教资料，2011（3）：34-35.
论文摘要：以嘉禾(嘉兴)地域为例，试探历代古籍和地方文献中有关竹枝词、掉歌体诗的史料价值:岁时风俗、民间艺术、船渔文化、稻作文化、传统农桑、历史陈迹、文化交流。可补方志所未备者。
1引言
明中叶以来，秀水(嘉兴)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富庶的典型江南水乡格局基本形成，城镇扩展，望族崛起，清门硕彦、文人雅士传承不绝，成为经济和文化重镇。明清之际，朱彝尊(字锡粤，号竹诧，嘉兴人，词人，学者)以七言绝句首作《鸳鸯湖掉歌》，题咏家乡与土风，融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被誉为“方志诗”。之后，和、补和、续和《鸳鸯湖掉歌》的作者延绵不绝，直至今天。据记载，明确题为和、续和的有16家，其中有确切数量的14家，计有1374首。
另外，竹枝词、掉歌体诗集有清嘉兴沈宗良《鸳鸯湖竹枝词》、吴萃恩的(南湖百咏》、嘉善钱云帆《魏塘竹枝词》、平湖沈绮《乍浦杂咏》、桐乡岑除嬉《双溪掉歌》、海宁张凤纶《谷湖百咏》等，共计有80多种，数量约在5000-8000首。
除《鸳鸯湖掉歌》等明清和民国印本、钞本传世的诗集外，清代史料笔记里也有大量的嘉兴竹枝词、掉歌的记载。如《冷庐杂识》中桐乡张梦庐的掉歌:“渔灯三两照渔矶，网得鱼虾夜未归。柔槽晰呀何处去，过桥惊起鹭鸳飞”，把杭嘉湖一带农村秀水环绕，柔稽咯呀，秋天菱花连天的水乡情味，渲染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竹枝词、掉歌体诗，多歌咏故乡遗闻逸事、风情古迹，且流风遗韵绵延数百年，是研究社会状况、历史沿革、民俗风情极好的背景资料。这些诗作切近民间、传唱时事、绘摹民间生活细节和场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竹枝词、掉歌体诗的史料价值
竹枝词、掉歌体诗“内容则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非仅诗境得以开拓，且保存丰富之社会史料”。它们所反映的嘉禾地域风俗习惯、岁时年节、出产典故等，可以如下概观。
（1）岁时风俗嘉兴竹枝词、掉歌洋洋大观，写尽嘉禾一带的风俗民情，其意婉要多姿，其词清新亮丽，其味绵长醇厚，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约其要者，竹枝词、掉歌反映嘉兴地域的岁时风俗有:新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及其它节令。略举几例。
“江楼人日酒初浓，一一红妆水面逢。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冬冬。”(《鸳鸯湖掉歌》五十二)上元节也称元宵节，烧香祭赛，有台阁歌舞，大街小巷花灯焰火照耀通宵，士女往观，喧闹达旦。农村则有调马灯、持火把奔跑习俗，祈求丰年。
嘉善农家对春分、谷雨、中元(七月十五日)等节尤为重视，常请神赛会，以不失古时春祈秋报之义，非常热闹。清道光间嘉善曹竹君《魏塘竹枝词》有:“春秋耕稼老农为，报赛祈年饮满危。愿谷盈仓酒满聋，人荣人辱我无之。”又，“中元佳节兴偏浓，胜会兰盆到处逢。一簇游人齐人寺，笑听佛殿鼓冬冬”。
(2)民间艺术2004年，嘉兴开展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普查工作。2006年，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有湖州和嘉兴合作的“浙北轧蚕花庙会”。轧蚕花在嘉禾大地有悠久的传统。清咸丰年间，海盐朱恒《武原竹枝词》有“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观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一诗，记述了轧蚕花庙会上蚕妇们或自制蚕花，或购买，插在头上，蚕花成了蚕娘的一种特有服饰。此外，各地轧蚕花庙会还有丰富多彩的水戏节目，如桐乡、海宁等地的抬阁船、标竿船和踏白船等。
嘉善田歌，明清嘉善史志均无文字记载。清嘉善柯万源《斜塘竹枝词》其一:“偏隅名胜苦无，难向前人掘旧科。只待东皋农事起，付他牧竖当山歌。”下附作者小注:“我乡播种时，农人每以歌节劳，谓之落秧山歌。”可见，距今一百六十多年前，嘉善农村已盛唱山歌。这与现在该地农民说过去唱田歌是为了“解疲劳”，以及种田插秧时所唱的叫“落秧歌”是相吻合的。
(3)船(渔)文化嘉兴是传统的江南水乡，河网交织，船是水乡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阿侬家住秦溪头，日长爱掉横湖舟”(朱彝尊《鸳鸯湖掉歌》六十八)。明清时，杭嘉湖地域渔船在农业生产、渔业生产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大小船只，往来似织，“远若浮鸥，近如山涌”。主要种类有:
是船，是渔船中最大者，也称六桅船、帆是，有桅6道，载量为石。孙子度诗云:“宽如数亩宫，曲房不见水。”朱彝尊《是船竹枝词》亦载:“村外连村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渔艇瓜皮小，谁信是船万解宽。”每当风起浪涌，诸船惊困，是船则乘风牵网，纵浪自如。是船不用槽、桨，专赖风力，但无法人港，不靠岸，常行止于大湖深水处。作业时联四船为“一带”，两船牵大绳前导，另两船牵网随行，相机作业。船户“以船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载”，尾部系有三板小灿，以利陆往，“渔家处处舟为业”。是船也有5桅至2桅较小者。
另有江边船、厂稍船、小鲜船、剪网船、鸿鹅船、划船等，在竹枝词里也有记载。
(4)稻作文化嘉兴是稻米的发祥地之一，稻作文化之灿烂令世人瞩目。两汉至三国时期已产粮食，“嘉禾之区，一岁或稳则数郡忘饥”。隋朝开凿大运河，给嘉禾大地带来灌溉舟揖之利。唐代嘉兴农业发达，稻米肥腆，“嘉禾一攘，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稻作文化历史悠久，稻米生产举足轻重，成为富饶的江南粮仓，明清时更为著名的鱼米之乡。《鸳鸯湖掉歌》(九十五):“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粳熟后话丰年。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描绘的就是嘉禾平原农业大丰收的景象。
(5)传统农桑清初，农村、城镇紧密相连，农、商、手工业得到空前发展，嘉禾地域蚕桑业进人鼎盛时期，农村处处养蚕织绸，市镇贸易繁盛。《鸳鸯湖掉歌》(七十七)有:“轻船三板过南亭，蚕女提笼两岸经。曲罢残阳人不见，阴阴桑拓石门青。”记录了运河两岸桑拓阴阴，无边青色掩映石 (即崇德)的南方水乡风光。
在传统农村，农家初夏收茧后即开车缥丝，“村南村北响缴车”。淮院为江南五大名镇之一，织造兴盛，丝绸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产品远销琉球、蒙古、广州、山东、北京。各帮客户在此设庄采购，成为专业市镇，时有“宋锦人传出秀州，清歌无复用缠头。如今花样新翻出，海内争夸淮院绸”(《嘉禾杂咏》)之誉。
(6)史陈迹清嘉善柯万源著有《斜塘竹枝词》百首，其一有:“夏公胜迹在河干，片石经时觅已难。前岁阳侯狂鼓浪，更从何处觅优患!”记述的是明永乐元年(1403)浙西大水，工部尚书夏元吉相度地宜，指导施工，役工十余万，采取“掣淞人浏”、“掣淞人浦”方案，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顺畅入海，消除大面积积涝的事迹。夏氏在嘉善西塘镇设置测量水位的石标，就是“忧欢石”，以水位正常为欢，以水位上涨为忧，是水文测量具有历史意义的设施。
清中晚期诗人昊曹麟有《语溪掉歌》五十首，今存。语溪是崇福镇的古称，有时也泛指崇德一县。《语溪掉歌》记载最多的是名胜古迹，数量占一半左右，现大多已佚，少数连名字也湮灭不彰。但从诗中可以看出，在约200年前的清中晚期，这些古迹还较完整地保留着。《语溪掉歌》有很高的地方史文献价值，为我们研究以前、特别是给江浙一地带来深刻影响的洪杨运动以前桐乡的历史陈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史料。
竹枝词、掉歌大都为嘉兴籍人士所作，一人写几十首乃至上百首或更多。可贵的是许多和诗、续诗均步朱彝尊原韵而作。掉歌一唱三百年，成为嘉兴独特的文化现象，因此也完整地保存了几百年嘉兴的历史陈迹。
(7)文化交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海禁解除，乍浦作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建有会馆、公所、书院。人文荟萃，名人学者纷至踏来，如朱彝尊、高士奇、杭世骏、宋景镰、阮元、吴赛、鲍文博、沈衡、李善兰等，并留下不少诗篇。一些诗作记述了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如沈衡的《海上竹枝词》:“城中几日送梅雨，海上连朝舶趣风。报说洋船齐进口，便开官局看称铜。”林大椿的《为杨西亭(嗣雄)写东海归帆图系之以诗》:“海外长留五载余，帆回雪浪慰离居。相逢漫问归装物，可有新来日本书”。
清时嘉兴中日文化交流，古今典籍的传输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史学家大庭修先生在《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书籍之研究》一文中，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咸丰五年(1855)经长崎港进口日本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余册。其中，乾隆初年至道光年间，从乍浦港购置进口的书籍有742箱，计15129册。
乍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港口。中国商人把大量典籍运往日本，同时也把日本编撰、翻刻的，乃至保存的中国失传书籍运回国内。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了江户时期日本编撰的说经类书约400余种，其他翻刻和校点的书籍则更多。正因如此，许多文人学者云集乍浦，访书，买书，打听“可有新来日本书”。
1846年，平湖沈绮辑刊的《乍浦集咏》十六卷流传到日本。伊藤圭介把其中谴责英军侵占乍浦的诗作编为《乍川纪事咏》，小野湖山也选录为《乍浦集咏钞》。两书选人“英吉利夷船”暴行的诗各有80余首，作为“警世之书”于1848年出版。后来日本学界认为，日本当时正面临西方列强“叩关”，国势堪危，《乍浦集咏》“起到显著的启蒙作用”。
关键词：汉籍；比较文献学；东亚古典文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国与日、朝（韩）、越等东亚各国，存在着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以汉籍为媒介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一）现实基础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鋈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岛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こ中国文学――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较文学的考察》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理论背景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中华文化以其发祥地为策源地，跨越漫长的十多个世纪，如同水波向四周扩散，超越诸多政治区划与地域局限，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汉字（包括其变体）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明，即“东亚古典文明”。在这一古典文明所涵盖的区域内，以汉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和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他者”的眼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域外汉籍，以及东亚各国在汉籍影响下产生的土著语文文献进行深度解析，是理解东亚古典文明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其文明史的意义的关键。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为主；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间完全视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严绍教授指出：“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杉本孜教授也说：“汉籍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超过想象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学人对中国典籍的解读来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人是以“他者”的视角通过对传入汉籍的解读来理解中国文化，用这种方法理解的中国文化，不免会因受解读者所处的地域、历史、民族、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甚至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接受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其学术思想的中国学者的著作，继续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日本学者在吸收了欧洲的科学文化之后的汉语著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与滋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谓“东亚古典文明”的核心内涵。
因此，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及其对输入汉籍的东亚各国的文化影响，而且要关注域外学者对中国原典的诠释、引用，还要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对这部分文献的追踪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这一新的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域外汉籍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如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王晓平教授提出的“亚洲汉文学”，严绍教授提出的“国际汉籍文献学”等。上述观点高屋建瓴，为宏观把握“域外汉籍”的总体状态和考察汉籍的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求同”――考察超越国界的东亚古典文明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寻异”――阐发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与阐释回应来自汉文化策源地发出的信息。换言之，汉籍在不同地域获得了怎样独特的发展，这更应该成为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范式，以参与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推进汉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
清季以来，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调查多持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其目的或是使流落异邦的中华经典魂归故里，或是用以验证中华文明如何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夷狄”之邦。近年来，汉籍研究日趋客观，出现了中外汉籍“互相补正”的学术取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从总体来看，汉籍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关于汉籍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化的研究，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彰显汉籍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学科化色彩，笔者尝试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理论范畴，强调“他者”的能动性，即汉籍接受者的意识与反映，希冀有助于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
笔者定义的“汉籍比较文献学”，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立足于古代汉文典籍的跨国、跨地区传播的历史事实，在东亚广大区域内，对汉文典籍向域外传播的规模、流向、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以及在汉籍影响下进行的域外汉文创作和其本土创作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寻求并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及本土文献与中国文献之间的关系、异同，进而关注汉籍流布地区的土著语文著述与汉籍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以文献学为出发点，揭示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为构拟符合历史事实的东亚古典文明提供一个可能的参照系。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汉籍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通过对东亚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输入及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汉籍文献的种类、数量、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各国本土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借鉴关系，而且可以从东亚各国输入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上把握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公、私各界对汉籍的需求，并据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国家文化建设意识和知识界的读书趣味；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区域内的学术界、知识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情况，为阐述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区域各国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通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可以盘点输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揭示以典籍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况；通过考察日本汉籍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可以把握日本知识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学术界解读中国文化的进程及其学术状况，并据以考察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情况，考察以典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考察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形成的意义。
三、“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基于学界已经取得的汉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笔者体会“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以中日为例），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汉籍传播史研究
中日之间汉籍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典籍向东传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二是日本学人对输入汉籍的阐释及其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
考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中国典籍数量巨大，不同历史时期向日本传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数量、种类等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现在对上述问题还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写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现在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会使我们对中国典籍向日本传播的历史的整体认识加深，并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推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断东赴日本寻访佚书，其搜佚辑散工作成果颇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和日本公、私现存古籍目录，有选择地对一些具体文献和目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寻中国典籍流落异邦的故实，摸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获得有关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更加翔实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把握东传汉籍的具体内容与数量，从而作出关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的可靠结论。
日本学人对中国原典进行的汉文诠释及其独立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据王勇教授考证，肇始于日僧携经入唐，中经宋、元、明，至清代达到全盛。对这部分史实及其文献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汉籍研究学者的视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之《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之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等等。但是，较之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研究，对日本的汉文著述及其传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是今后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之一。
2 汉籍接受史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传抄、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行交流、传播，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流传于日本的汉籍，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抄本、注释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僧人用汉文进行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所倡导的“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通过对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的微观考察，可以实证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献的影响。同时，关注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独有的发展轨迹，把握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它与输入汉籍之间的深层联系，为阐明中国典籍东传对日本古代文献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考镜源流的基本依据。
汉籍传入日本虽然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为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及其知识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锁国”时期，日本把输入的中国典籍作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日本通过汉籍接受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是汉籍文本的传入与解读。因此，了解某种中国典籍在何种情况下被传入日本，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怎样的解读与阐释，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有效手段。前者经由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索隐钩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谓“书籍之路”的研究，许多隐藏在残编断帙之中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读输入的中国典籍的？通过对此问题的解读，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日本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依靠典籍传播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凡此种种的发覆，有赖于对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抉微钩沉。
3 汉籍文献学理论研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典籍对日本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日本汉文文献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文献学”视域下的汉籍文献理论研究，是在运用文献形态学的方法描述日本汉籍文献学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中日两国图书（不限汉籍）的分类、著述体例、阐释学特征、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的异同。
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强调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国传统文献学理论对日本古代学术视野中的图书分类、著述体例、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影响，不仅是认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异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汉籍比较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汉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运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简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汉籍研究领域，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践行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中提出的对特定的某一汉籍和汉籍现存实物进行研究，对目录、记录、引用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刻版进行研究等方法；张伯伟教授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提出的“据……以考”的十条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汉籍传播和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域外汉籍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学习和借鉴先贤时俊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对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内容、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将文献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对中日两国的汉籍进行文本识读和文献学研究，把握文献学的基本特征，实现“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两国汉文典籍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要比较两国汉籍在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异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还要阐述其历史根源与意义。
具体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为例）主要有：
1 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籍文本进行识读
文本和史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久远，而且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播渠道不一，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汉籍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献数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珍贵汉籍多以抄本传世，字体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处，加之抄写者的汉文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会有疏误，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写，或无意的疏失。凡此种种，使得对汉籍的文本识读成为汉籍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难点和消除的障碍。因此，文本识读是进行汉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需要首先运用文献学的审形辨音、字词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对汉籍文本中的讹、脱、异文等进行勘误，为继之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础资料。
2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籍分类研究
由于东传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入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有些到近现代才传入日本，目前难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所有汉籍同时进行研究。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对象（汉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相对较强，便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便于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和规律。
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和性质同一度，分为断代研究、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
其一，断代研究是指选取某个特定的历史平面，确定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对这一时期的汉籍进行清查，对其间发生的汉籍交流和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这种研究，是从中日汉籍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一个横断面，所考察的汉籍数量和范围可以大为缩小，便于勾勒出一个时期内汉籍传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个时期的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的情况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应该是一部中日汉籍交流史的大致轮廓。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断代研究要求，所选择的历史时段，既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选择太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历史时段内所选择的汉籍数量既要足够得多，但也不能选择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汉籍。在研究分析时，也要注意对这一时段内的汉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彰显时代特点，揭示本时段汉籍与其前、后时段汉籍的联系与区别。如果选择的时段太短，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汉籍文献容量；如果考察的时段过长，那么汉籍文献的数量就会太多、文体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进行断代研究时，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度”的历史时段和汉籍数量。
其二，专书研究是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专书（包括目录学著作）或专人的著作，对该书或专人著作的传播进行追踪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无得到释读、传抄或翻刻，有无衍生文献，流布范围和流传时间如何，是否回传至中国等。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考察，分析该书或专人作品的传播特点，然后与相关汉籍（同类性质或相同文体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察不同时代同类性质或同类文体汉籍的传播特点，探求汉籍输入国在不同时期的读书趣味与文化需求。
学界已经开展的专书研究多集中于《诗经》、《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文选》、唐宋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朱子学、阳明学、佛教、道教文献的研究，对于最能具体而感性地反映汉籍流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舶载书目录”类文献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与介绍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舶载书目录”所载汉籍数量繁多，而且具有连续性，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汉籍东传的全貌，是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极生动而又具多方面价值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汉籍交流情况的绝佳资料，应该成为汉籍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三，专题研究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能力，选定一个可持续关注的主题，进行一系列专门性的研究或讨论。专题研究的对象（即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专题的选择相对比较灵活，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史学意义、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论；可以是某一问题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题的断代性的研究，如张伯伟教授对清代诗话东传的研究；可以是对某一类汉籍的专门研究，如蔡毅教授、张伯伟教授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汉籍的综合性研究等。
3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汉籍定量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读、理解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要探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在不同历史时期东传汉籍的种类和数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结合目录类著作，对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的种类与数量进行详细统计，尽可能确定汉籍的版本系统和存佚情况，根据统计数据来确定各个时期汉籍东传日本的规模，为进一步探究这些汉籍文献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响日本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她就是加代子，她相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逆转人生 由茶而来
加代子的家乡在日本大阪，一个美丽的岛屿城市。父亲比母亲整整大12岁，父亲是 “反政府分子”，因此进过监狱；母亲是学者，战争后回国艰难发展就业，由于政治原因变窘迫的家庭景况让加代子和两个哥哥都有很强烈的独立意识，加代子从小就想出国留学开始独立的生活，基于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父亲实在是放心不下，只得作罢。
像大多数的日本女性一样，活到30多岁，加代子仍然“以夫为天”，丈夫有外遇，对她冷脸相向，也忍气吞生、粉饰太平。但是，终于有一天，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年轻了，但你仍有能力改变你的生活。”
时隔不久，一位妇人给加代子看相，当她看到加代子第一眼，就肯定地说：“你的根不在日本，在中国。”
也许是机缘巧合，离婚后的加代子在命运的推动下，只身来到北京，她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中文，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想找一家日本人少的学校。在北影，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偶然的认识了赵薇。赵薇被这个执着的日本女子吸引，常常在生活上给予她照顾，并带她去茶馆喝茶。第一次喝茶，加代子就被满桌精巧的茶具吸引，她由最初对茶具的喜好，渐渐的迷恋上了茶道。蜕变在学习中国传统茶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她逐渐恢复了平静自信，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属感。
占尽四大幸事的男人
他称她是“中日民间友好文化的使者，在有生之年搭起民间友谊的桥梁”，又戏谑她说：“间谍工作做到内部来了。”99年至今，他们已经波澜不惊地度过了7年婚姻。石先生是加代子的现任丈夫，至今，他保持着中国国籍，加代子也仍保留日本国籍，他们并不打算要个孩子，认为“这样的生活正正好”。
当问及中日的文化差异是否在生活中造成障碍时，他毫无困惑：“文化差异肯定是有的，但没有构成障碍。”初接触加代子的时候，石先生就已经在心里有所准备接受差异。
“中国的茶，法国的衣，美国的洋楼，日本的妻。”男人的四大幸事，除了住的不是美国的房子，几乎石先生都有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房子也不比美国的差啊。”言下之意是说，男人的幸事都给他占了，对生活，真是没有可抱怨的了。
茶道 人道 人生道
茶道精神有四：“和、敬、清、寂、”其中， “敬”是加代子对中国最深的感触。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尊敬，男女之间的尊敬，尊敬长辈，中国人的好客，这一切都对加代子有着很深的影响，包括在茶道里，也渗透着敬客的方式。
原来在东京的生活，工作于大公司，节奏快压力大，虽然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感觉很空虚，尤其是婚姻的不幸福，更加重了加代子对生活的怀疑，接触中国的茶文化，学习茶道，她发现自己慢慢开始改变，她可以很静心地去读书，她爱上了茶道，并立志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她还就此写了篇名为《日本有可能再次掀起中国茶热》的论文，加代子说，早在唐宋时期，日本就曾掀起中国茶热，那时中国茶只有日本的皇家和高级僧侣才有权享受，后来空海和尚从中国留学后带回茶种，日本这才逐渐茶源多起来，再后来才有的现在建立起的日本茶道文化。现在日本人对茶的了解仍停留在唐朝时传入的那些，并不了解中国的泡茶方法，也不了解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品种的茶。
一半北京 一半东京的雅适生活
他们在东京的家，是一面朝山一面靠濑户内海的两层楼。为了方便母亲的起居，加代子和先生住楼上，母亲住楼下。楼下一条小石子路，上面浅浅的铺着“曲径通幽”的字样，这条路一直从家通往石先生亲手搭盖的“燕京茶室”。“燕京茶室”的摆设相当中国化，来的有加代子的学生，也有一些过客，在这休憩。曾有一位日本老板来到茶室，感慨地对加代子说，来这里静静地坐一天真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东京的日子，加代子教授茶道，石先生则教学生中文。
关键词：日语；拒绝表达；意思公式；综合日语
中图分类号：H3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引言
近年来，在日语教育及社会语言学领域，对语言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多。关于拒绝表达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关于拒绝表达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拒绝表达的功能元素、拒绝表达的策略以及关于拒绝表达的比较研究等。尾崎（2006）在研究中，根据内容可分为道歉、理由说明、拒绝陈述三种不同的功能要素对拒绝表达进行单位划分，如“すみません/ので/できません”。而森山卓郎（1900）则以日本人的拒绝言语行为的策略为出发点进行分析。在“断りの方略―人整とコミュニケション”中，以亲疏以及上下关系为中心，将拒绝表达策略分为谎言型（嘘型）、直截了当型（嫌型）、延期型（延期型）、搪塞型（ごまかし型）四类。
在日语教学中，如果没有专门指导，日语学习者很难灵活掌握日语的拒绝表达方式。现在在国内的日语教科书当中，关于拒绝表达的内容比较零散，而且也没有系统介绍日语的拒绝表达方式。本论文以当前国内日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为分析资料，对教材中的拒绝表达进行分类整理，希望能为日语学习者梳理出一条类别清晰、解释规范的拒绝别表达的研究报告。
1.拒绝表达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拒绝言语行为是一种涉及“面子”问题的行为。Brown&Levinson指出，有些言语行为，如请求与拒绝，在本质上和交际者的面子相悖，被称为“威胁面子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简称FTA）。Brown&Levinson 的理论认为“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有两种面子，一种是积极的面子即希望得到对方同意、认可或赞许，一类是消极面子，不愿被对方反驳或阻止的希望。
日本人在面对对方的邀请时，必须考虑礼仪、面子、人际关系等因素。拒绝对方的请求可能会有损对方的面子，所以拒绝者会针对减轻对对方的面子上的侵害进行补救策略。所以应该慎重考虑拒绝表达的方式，才能很好地为对方考虑，维持双方良好的交际关系。
另一方面，除了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掌握好拒绝表达方式，也是从一个侧面去了解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如上所述，语言与其国民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日本是一个注重集体的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被视为人际交往的基础，拒绝行为对于被拒绝者而言是有损颜面的行为，因此日本人基本上不会用诸如“だめだ”“いけない”“いかない”等这样直接的语言来表达拒绝的意思，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如说明理由，或者用“いやあ”“ちょっと”等委婉的语言。因此通过学习拒绝表达，我们可以多少理解日本人为了维持人际关系的顺利发展，会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采取慎重的态度的心理。
2.研究方法
分析外语学习者的言语行为的数据时，有问卷调查式D.C.T（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角色设定、实际会话。以下简单总结了此三种调查方法的利弊。
①D.C.T的优点是可以高效率地从众多的调查者中收集必要的资料。但这种方法得出的数据不能准确的反映实际的语言使用频率，所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检测学习者学习语用论的能力的证据，仍然值得思考。
②角色设定的优点是对学习者在多大程度上掌握需调查行为的会话能力提供了相关信息。然而，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体现出不自然的言语行为，与实际的言语行为有差距。
③实际会话可能是最理想的调查方式，但是要收集一定的信息的话有一定难度，因此采用这种调查方式进行研究的比较少。
《综合日语》中的会话采用角色设定的方法进行编写，因此，通过分析其中的对话研究该教材的拒绝表达方式就等于是采取角色设定的方法来考察拒绝表达。角色设定的不足是某种程度上会出现不自然的言语行为，与实际的言语行为有差距。那么其中的拒绝表达的分析也存在类似问题，所以今后希望可以结合D.C.T和实际会话的研究方式来考察日语的拒绝表达。
3.《综合日语》中拒绝表达的研究
3.1 分析对象
《综合日语》是由中日两国从事日语教学与日语研究的一批专家、学者合作，共同编写的全新教材。此外，《综合日语》编写过程中，以《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为依据，为了提高日语学习着的中日文化交流能力，不仅强调日语基础知识的掌握与运用，而且注重融入中日文化的内涵。本教材共分为四册，中国北方大多数大学的日语专业选用该教材作为精读教材。综合日语也称精读，该课程在大学日语教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精读课程是大学日语教育基础阶段的主干课程，教学课时也最多。此外，精读作为日语学习者的入门课程，在日语学习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可以说精读是听力、作文、会话、翻译等科目的基础。所以，以精读教材作为分析对象，可以更好地把握日语拒绝表达方式在基础阶段的学习状况。
3.2 分析方法
Beebe（1990）认为拒绝表达的意思公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拒绝表达和间接拒绝表达。两者都无法满足请求者的意愿，但是采取的拒绝表达策略有所不同。直接拒绝表达很明确地传达给对方自己无法满足对方的请求；而间接拒绝表达即间接地传达自己不能回应对方的期待或好意，当中又可以分为“理由借口”（理由言い）“回避”（回避）“责任转移”（任嫁）。
3.2.1 直接拒绝表达
直接拒绝表达可以最大效果传达说话者的意思，但是由于会伤害到对方，给人的印象不好。此外，单刀直入地拒绝对方的请求，会认为是不礼貌，甚至会招来厌恶。因此直接拒绝表达的方式被认为会影响双方的人际关系。
例1
李：あの、一つお伺いしたいんですが、外国人でも督のプロジェクトに参加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
王：（小さい声で）李さん、そんなことはちょっと...。（ 第三 第8 ）
3.2.2 间接拒绝表达
藤森（1995）认为，拒绝表达的言语行为在无法顺从对方的意愿这点上很可能侵犯了对方的领域。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言语行为来弥补对人际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将间接拒绝表分为“理由借口”（理由言い）“回避”（回避）“责任转移”（任嫁）三大类。
A理由借口
所谓的理由借口是指在拒绝对方时，虽然不能满足对方的请求，但是将其缘由明确地传达给对方。因此，理由借口发挥着传达拒绝意图的重要功能。
例2
マイク：ああ、そうかな。王さんはカンフができるの？
王：いいえ。中国人だからといって、みんなカンフができるとは限りませんよ。わたしは太拳なら少しや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けど...。（第三 第2 ）
B、回避
所谓的回避就是为了维持与对方的交流，避免采取直接的拒绝表达的策略。虽然没有说明其理由，但是仍然可以维持或弥补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
例3
店：申しございません、こちら、在を切らしておりまして...。
王：ええっ。じゃあ、どれぐらいま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店：それが、メカさんにといあわせてみたんですが、あいにくもう生中止だということでして...。（第四 第19）
C 责任转移
藤森（1994）认为责任转移就是将自己无法回应对方的期待或好意的责任归咎于他人，而非自己。
例4
李：それで、ちょっとおいなんだけど、知り合いの留学生にインタビュをしてもらえないかなあ。
高：ええっ、それはちょっと...。遣唐使の会の人にもいてみた？
李：うん。でも、みんな中国の勉で忙しいからできない、って。（第三 第10）
3.3 意思公式组合的使用率
人类的行为总是在体现着其感情。而拒绝表达中的一系列言语行为则体现出说话者的心理、教养及说法技巧等。在拒绝对方的请求时，并非使用单一的拒绝策略，而是多种拒绝策略的组合。组合的先行模式就是优先使用某种语言作为前缀。比如说直接先行模式就是如“直接+直接”“直接+间接”“直接+回避”“直接+责任转移”的等意思公式的组合，其前缀都是直接拒绝表达，所以称为直接先行模式。根据统计：各先行模式的使用率顺序依次是“直接先行模式”18例（33%），“理由先行模式”16例（29%），“回避先行模式”15例（27%），“责任先行模式”6例（11%）。通过对以上组合使用率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各个意思公式的先行模式当中，组合使用率最高的是后缀“～のみ”，而各先行模式的共同点是其使用率最少的组合即后缀为“～+直接”的组合。
4.《综合日语》中拒绝表达的分析结果
4.1 存在问题
Kanokwan Laohaburanakit分析了日本的日语教学的10本教材，得出下结论：教材中关于委托的拒绝基本上没有，相比对于邀请的拒绝却占大多数。此外，拒绝表达的结构纯理由型的较多。教科书中基本没有说明与对方的关系，针对上司的拒绝表达只有一例。可见，教材中关于拒绝表达的使用和说明较少，对话中也很少考虑拒绝策略。日本的教材都是如此，那么中国的日语教材中关于拒绝表达的使用如何呢？
从统计可以看出，《综合日语》中拒绝表达的例句也很少，仅有55例，且没有任何有关拒绝表达策略的说明。此外，《综合日语》中，直接拒绝表达占了大部分。因此对于不了解日本人心理的中国的日语学习者而言，容易误用拒绝表达的方式。日本民族是以心传心的民族，对话中经常使用省略和暧昧的表达方式。拒绝表达是日语暧昧性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此，中国的日语学习者首先应了解拒绝表达背后映射的日本人的谦卑和委婉、暧昧文化。
4.2 拒绝表达教学建议
综上所述，以《综合日语》为代表的国内日语教材中关于拒绝表达的内容很少，且没有系统全面的拒绝策略的说明。因此，日语学习者灵活掌握拒绝表达方式并非易事。甚至很可能在和日本人交流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在日语的教学当中，应该尽量系统地介绍日语的拒绝表达方式的相关知识。
此外除了从理论上系统的介绍外，更应该注重实践的运用。当然和日本人直接的交流是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尽量与身边的日本人以及留学生进行日常交流，并在会话交流中自然而然得掌握如何准确得使用日语拒绝表达方式。此外，阅读日本的小说，观看日本动漫电影等都是理解日本人心理的很好的方法。
5.今后的课题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论文以《综合日语》中出现的的拒绝表达为分析对象，并未涉及其他教材。此外，教材中的会话由于是角色设定进行编写的，与实际的会话有差距，并且关于拒绝表达的例句也不多，因此结论欠缺说服力。拒绝表达根据上下等级关系，亲疏关系的不同其言语行为表现也不同，而因教材内容的限制，本文并没有涉及此方面的分析。今后希望在研究拒绝表达方式中，可以结合D.C.T和实际会话等的研究方法更为全面、系统地进行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华北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
参考文献
[1]藤森弘子，《日本学者にられるプラグマティックトランスファ“断り”行の合》[J]，日本语教育论集，1994年
[2]藤森弘子，《日本学者にられる“弁明”意味公式の形式と使用中国人国人学者の合》[J]，日语教育，1995年
创业搞经营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税收,但是有些经营项目是可以免税的,本文就为大家说说投资什么项目可减免税费。
对私营企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对纳税人同时经营农业（包括牧业、林业、渔业等）生产的，农业生产的部分应单独核算，暂缓缴纳所得税，纳税人在CYE纳税年度内发生亏损，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从下一年度的所得中提取相应的数额加以弥补；下一年度的所得额不足弥补的，可以递延逐年提取所得继续弥补，但连续弥补期限不得超过3年。
除了上述所得税减免外，还有经营项目的减免，诸如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推广产品给予减免税。前提是应列入国家计划或中央各部、委试制计划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经委试制计划的新产品。因而，对于从事这类产品生产开发的企业，应努力使其开发计划珍入试制计划之列，以减轻税负。对民族地区，从事民族特殊商品生产的产品，给予定期的减税，免税照顾。在营业税上，对于企业在国外提供技术服务和劳务取得的收入不征营业税。
从经营方式来看，凡实行横向经济联合的企业，对于企业内部提品所得税上都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因此，私营企业努力利用外资参与经营，从而减少企业税负。
从投资地点来看，凡是在经济开发，经济特区，保税区从事生产经营企业，税收优惠要比在国内其他地区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因此，私营企业主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应有目的地进行选择。
墓碑老板月赚10万元
泸西县金马镇中心小学门口有一家石碑厂，专门生产各种形式的墓碑。
石碑厂位于公路边，面积不大，一眼望去，遍地都是大小不等的墓碑，数量在一两百座以上。最高的墓碑高达3米，上面的图纹雕刻得非常精美，除了龙柱、凤凰、仙桃、寿星老人等石雕图案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碑座，占地面积竟可达到两间房子的规模。
“这种墓碑最豪华、最贵，光雕刻都要两三个月，价格一般都在两三万元左右。”在旁边休息的梁师傅说，这种高大的墓碑属于豪华型的，一共用了80多块大小不等的石料，两个师傅用电动工具雕刻，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除豪华墓碑外，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普通的小墓碑，一般雕刻一座普通的小墓碑，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足够了
老板张某说，这一带石碑厂有10多家，雕刻墓碑的石料主要来自石林和陆良。石林的石料主要是白粉石，适合雕刻墓碑的碑身，陆良的石料主要是青石。颜色要黑一些，适合雕刻碑座，价格相对要便宜一点。工人师傅主要从广南一带聘请，都是按天计算，包吃包住，工钱一般就在30元到40元一天。由于清明节临近了，很多人为了孝敬已故的老人，都会赶在清明节前跟风似的为老人立碑，所以这段时间墓碑的生意比较好做。据了解，最贵的墓碑都在两三万元左右，最便宜的墓碑也要五六千元，平均下来，一座墓碑的价格都在一万五以上，有的老板一个月就可以卖出10多座墓碑，可以赚到10多万元。
海归女白领放弃高薪回乡创业做龙绣
陈洁在自己的绣坊里赶制温州客商需要的龙绣。
日本留学四年，知名企业高级白领，前月薪就上万元人民币了，就是这样一位女孩，却因为在日本街头与铜梁龙的一次偶遇，竟让她毅然放弃海外的高薪岗位，回到家乡铜梁，倾其所有办了个微型企业，做起铜梁龙绣。
这个女孩就是陈洁。
1月18日上午，重庆晨报记者来到陈洁的绣坊，却只见到几件小的龙绣作品，“其他的龙绣产品，在前半个月全都已经卖出了。”由于找不到工人，陈洁只好自己亲自动手，帮几位客户赶制龙绣产品。
2000年，陈洁从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于2003年自费赴日本留学，立志成为中日商贸进出口行业的精英。
然而，一次在日本大阪街头的闲逛，却让陈洁遇上了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受邀到大阪进行表演的铜梁龙舞。“当时，很多日本人看了都觉得神奇，惊叹龙舞的精湛表演。”
回到学校，陈洁开始了一项社会调查。了解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品的喜好，了解龙乡铜梁与龙有关的文化衍生品生产、销售情况。
尽管做这个调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交论文，但这也让陈洁第一次深入了解到了家乡龙文化及其产业。
结束在日本的留学，陈洁顺利的进入了日本一家知名企业，成为一名月薪上万元人民币的高级白领。
其实，在陈洁心里，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创业，成为一名老板。2010年，回到龙乡铜梁，除了龙舞、扎龙，陈洁没有发现其他像样的与龙相关的文化产品。这让陈洁看到了商机，坚定了陈洁创业做龙绣的想法。
2010年，重庆在全国创造性地提出了鼓励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措施。陈洁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了这一政策。
“当时，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来研究这个政策。”陈洁从中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创业成功希望。
思考再三，陈洁毅然辞职，回到了铜梁福果镇，办起了“铜梁龙绣”这么一个微型企业，并顺利拿到了4万多元的注册资金补贴。
陈洁所做的龙绣，就是借助铜梁龙文化，在绸缎上绣制不同样式的龙。
绣好的这些绸缎，有的做成了装饰品，有的裱成了装饰画，还有的做成了披肩、围脖等等。
“我的第一件龙绣‘双龙戏珠’，卖给了巴西一位朋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陈洁的龙绣产品，已经在浙江温州有了专门代销商，并在日本有零星销售。
如今，陈洁已经与日本一个朋友签订了意向协议，“依照我们的这个协议，绣坊生产的龙绣产品，将在今年成批量的销往日本市场。”
保姆式服务“孵化”海归创业传奇
关键词： 近代以前 日本人 中国观 变迁
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一直处在中国文明的辐射之下，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深怀“崇仰”之情。随着日本同化他们引进的事物并将其转化成自己与众不同的文明时，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诚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1）所说：“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1］P23纵观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16世纪中期以前，由于两国文化的巨大落差，日本人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之情。但随着日本独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日本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对中国的崇仰之中又加入了疏离的成分。这也表明“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上。它以历史、文化为其出发点并最终回到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上”，［2］而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美好的“常夜国”
汉晋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较模糊的，但却十分向往中国。“他们(指日本)把传来稻米的西边（指汉朝）看成是美好的乐园，把中国称为‘常夜国’”，［3］P183看得出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充满敬畏。首先，古代的日本及日本人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渴望与中国交往。公元1世纪时，日本列岛出现了许多部落国家，为了与中国取得联系，北九州一个小国的国君就下令造大船，船造成之后取名“天鸟船”，这只船载着几个日本人来到了汉朝设在朝鲜的乐浪郡。由于当时的日本没有文字，关于这一次出使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正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4］P1658从这句简单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列国时代，而其中的一些国家向往中国、敬畏中国，尽管隔着茫茫大海，但仍然每年来中国朝贡，以得到中国的垂青。《后汉书》也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5］P2821这一记载后得到证实。《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有记载：“魏明帝景初二年（按：公元238年）六月，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首次派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为使臣前来魏国‘求诣天子朝献’赠送男女奴隶十人，斑布二匹二丈。十年间，邪马台国先后四次遣使至魏，赠送倭锦、马矢等。”［6］P857这些记载实实在在体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渴望。
其次，日本渴望吸收中国先进的文明。古代日本人渴望与中国交往并不仅仅为了到达中国，而是想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来满足自己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的日本曾长期醉心中国，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输入日本”。［7］P26汉代时，古代日本还处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古代日本人目睹了中国统一的国家组织和繁华壮观的城市，“远比他们当时纺织品华贵得多的丝织品、象征权威而又工艺精湛的铜镜等，引起了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的巨大兴趣”。［8］P65他们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的心情表露无遗，他们“希望政治上要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9］P18日本与中国接触后，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五代倭王（赞、珍、济、兴、武）都向南朝的刘宋朝廷遣使求封”。［10］P8日本也不断地汲取着中国的优秀文明成果，诸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等就是此时期中国观的产物。
二、繁盛的“唐国”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对繁荣昌盛的中国十分仰慕，他们认为“古代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7］P27此时的日本统治者们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以便直接吸收中国优秀的文化，更多地汲取中国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这样就促成了这一时期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发生。日本朝野对此一直极为重视，每次遣使团均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倾注国力派出庞大的官方使团出使中国，全面向中国学习，大规模地汲取中国先进文物制度和思想宗教等举措就是这种中国观的产物。
1.频繁遣使隋唐。隋朝38年间，日本政府有4次遣使到隋朝。第一次是公元600年，日本使者向隋炀帝介绍了他们国家的情况。第二次是公元607年，小野妹子为大使，携国书前来，正式提出建立邦交关系。第三次是公元608年，也是小野妹子为大使。第四次是614年，大使为犬上御田锹，副使为矢田部造。唐朝时，日本从公元630年正式向唐朝派出遣唐使，一直延续到公元894年。“现已查明这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其中除去3次‘送唐客使’和1次‘迎入唐使’以及2次任命因故未成行外，正式来华的有13次”。［10］P17－18除了这19次遣唐使之外，在中国的文献中还有7次非官方的日本人唐朝之行。
2.汲取中国隋唐先进文化。日本推古朝（公元593至628年）圣德太子（推古女天皇的厩户王子，公元574-622年）仰慕中华文明，积极开展与中国的交往，其在摄政期间数次派人使隋就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的具体实现。他还选派大量留学生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文化典籍，如儒学、中国化佛教、文学艺术等，希望得到中国的文明教化，建立像隋那样的国家。“随着遣隋使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9］P61这主要是日本在获得统一之后，急需引进中国先进的国家制度，以便改革内政，抑制豪强氏族势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楷模，加以崇拜。日本对大唐帝国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崇仰尤为突出。这因为唐朝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国，“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周围国家无限向往的所在”。［8］P101这就促成了遣唐使的发生。在长达300多年的遣唐使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唐文化的优秀传播者。在此推动下日本决心建立以“大唐国为蓝本”的天皇制国家。
3.往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等人员的增多。隋唐时，除正式外交使臣之外，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频繁来到中国，他们以满腔热情向中国学习。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学问僧，“根据中国学者胡锡年先生的推算，其总数估计在二百余人或三百人左右”。［11］P67其中留学生和学问僧中最著名的两个人就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他们两个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当时的日本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吉备真备倾心于中国文化，学有所成后回国；阿倍仲麻吕则仰慕大唐文化，终身仕唐。
三、战乱的国度
宋元时期，中日之间的互相认识深度呈现出起伏，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日本对吸收的隋唐文化进行消化、创新，自以为已经汲取尽了中国的所有先进文明成果。这种心理催发了他们树立自我形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唐朝衰落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宋朝建立后，中国虽恢复了统一，但北方兴起的辽、西夏、后金与宋形成对抗，战乱不断；之后就是元朝的征战。日本对此采取非常保守的锁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与以前充满敬畏的态度有着明显不同。
1.此时的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疏远的态度。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王为了继承和保持唐代与东海各国的贸易关系，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对日本也是如此。据说“公元936年，吴越商人蒋承勋受吴王的委托，带来送给天皇及左右大臣的信件和特产，以求同日本建立正式的往来关系。对此，日本退回了送给当时朱雀天皇的礼物，并由左大臣藤原中平回信给吴越王”。［8］P136但是，即使双方有书信往来，也没有采取正式国书的形式，书信的署名都由左大臣或右大臣来写。从书信的内容来看，如公元953年右大臣藤原师辅的回信中说道：“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可以看出这种应酬方式是迫不得已的，态度是冷淡的。［12］P119还可以看出“决定停止派出遣唐使的日本，不想与吴越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通过吴越国的商人传递国书和信息，保持着半官方的联系”。［13］P137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担心在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格局的情况下，如果同吴越国建立友好关系，也许会被卷入中国的纷争，而使日本政局受到影响，于是对此采取了消极的外交方针。
2.日本自我意识增强，希望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随着生产的发展，日本列岛上有了统一的国家和一定程度的文明，也培养了民族的自尊感，不再以接受中国统治者的册封为满足了”。［14］P140的确，日本人的这种自我意识自隋时就开始出现。他们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的一种抗拒心理已经显现出来。公元607年日本国王遣使小野妹子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就不再使用过去那样的“贡”、“献”等词，而是用了对等的称呼：“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说明日本一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汲取，而另一方面又始终尊重自己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3］P187现在看来，日本国书的用语显露出了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意识。
公元1078年，赴日贸易的宋商带去宋帝赐日本国大宰府令藤原经平的牒状和礼物。牒状和礼物送到京都后，顿时引起日本君臣的狐疑，被看作是当时的朝廷大事。因为在日本看来中国与日本早就没有了外交关系，现在为什么宋朝频频送来牒文和礼物？对此日本政府又讨论了五年，“最后决定一项原则，只回信不回赠礼物”。［12］P144元朝时，忽必烈曾几次修书日本，“以武力要挟日本效法高丽，以通和好”，［12］P75，P80但日本对此态度冷淡，并且不甘称臣，结果导致了元朝的3次征日。
四、巨大的他者――中国
16世纪中期起，日本人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明便显得不合时宜。但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依然还是巨大的国家，不过随着日本自己已形成的独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日本也在努力地强调自己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而不将中国他者化就不能顺利达到，因为“日本文化特别是成文书记文化来讲，中国及其汉字文化正可谓是一个作为前提条件的巨大存在。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15］P7818世纪之后，受西方文明的输入和日本人对外认识发展，日本将中国排斥在外，而日本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也就是说把中国他者化了。
1.日本重新看待中国及世界。随着接触到的西方及西方文明的增多，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西方文明的登陆，使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三分天下的天竺（印度）―大唐（中国）―日本观念当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艺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结构成为中国―西洋（泛指欧美）―日本的图式。”［16］P224这一变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变化。通过后者不难看出，日本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此之下，“日本强调其文化的固有性，试图将自己与中国文化区别开来，并确定日本文化的同一性”，［15］P80其中以18世纪中期的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的言论极具代表性。贺茂真渊认为大和文化优越于汉文化，本居宣长则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这样中国对日本来说就成了异质性的他者。
2.构筑日本式的“华夷秩序”。古代日本自与中国交往以来一直处于“华夷秩序”之中，受惠于此。明朝时，足利义满虽然接受过中国册封的“日本国王”，但是从德川家康（1542-1616年）开始，幕府统治者就有意识地摆脱文化上从属于明朝的地位，构筑将朝鲜、琉球、荷兰、虾夷乃至中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小华夷秩序”。幕府把朝鲜、琉球确定为“通信之国”，把中国和荷兰定位“通商之国”，这样以日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在同朝鲜进行交往时自称“日本国大君”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交权的总揽者而定义的含义”。［17］P162此后日本在对外事务活动中，要求各国使节实施“服属礼仪”，按照日本的礼节进行朝拜，通过这些来增强社会各阶级的国家意识和“华夷观念”。至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既是对西方列强东侵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的一种抗拒式回应”。［18］P608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但就总体而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仍是以尊敬崇拜为主流，对中国文化存在着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体现了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态度，这就造成了古代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比较容易走向极端，难以保持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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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文艺学 日本近代文艺思想 中间人
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却发生了逆转。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学领域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传播西方思想和学说之“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形态的学科，在我国虽然是在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发展，但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以及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文艺学科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西方耶稣会士东来及其“学术传教”活动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学术界称之为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契机，但两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此后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
在日本，西学的传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40年以前的南蛮文化和此后的“兰学”。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在、社会思想和伦理观念方面。南蛮文化时期大量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地理学、航海术等经过曲折的发展，为日本近代文化的产生作了准备，并在此基础上兴起了“兰学”。兰学时期，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学基本持肯定、欢迎态度，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翻译和宣传，对兰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幕府统治者对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长期的反对甚至镇压政策之后，也逐渐认识到兰学对于发展生产和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因此，19世纪初，兰学成为被统治阶级所承认、为政权服务的“公学”，得到幕府的保护和支持。这些积极的外部条件使得兰学能够在日本得以长期稳步地发展并不断得到普及。兰学通过近百年的科学研究活动，加深了对西方科学内涵以至社会原理的体系性理解，并形成了一个独立从事西方科学研究的社会群体。由此，“兰学”成为日本社会与西方先进文化联系的纽带，为“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学上以及思想上的坚实基础。
而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日渐衰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在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中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840年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之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仅仅以科技层面的声光电化之知识、坚船利炮之技艺为满足，还要求进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学说。可以说直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学说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开始广泛传入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热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带来了近代形态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艺学来说，也同样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启蒙。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输入推动了中国的文艺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涉及其性质、内容、形式、方法、体例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从而使中国文艺学的近代化成为可能。
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明治维新之后的“文明开化”运动使得日本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愿望。但当时从中国直接去欧美以及翻译西文著作比去日本并翻译日文书籍相对困难得多，而且日本已经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经过了筛选和消化。因此向去芜存菁的临国日本学习，比直接向西方国家学习要简便有利得多。当时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1](《游学第二》)“我取径东洋，力省效速”[1](《广译第五》)。可以说，中国人把通过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来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了一条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径。而向日本学习的主要途径就是派遣留学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多达五万余人。大批的留日学生为传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日本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并通过翻译日文书籍将这些新文化介绍到国内。
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同样大多是由留日学生根据日文书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译本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文艺学由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在学科体系、范畴、观念、方法等方面都已充分吸收、融合了西方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以说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化学科的性质。文艺学领域内日文书籍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对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促使中国的文艺学开始向近代化学科转变。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日本文艺学著作的数量不断增加，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郭沫若在评论中日文艺学关系时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2](P33)可以说，中国文艺学近代转型的过程。主要是一个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的影响。
日本文艺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近代文艺学美学概念和范畴的引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学说时，除了用日语直接音译西方外来语之外。还利用汉语的意译法创造了大量新词汇。文艺学领域内的许多重要概念 或范畴如“哲学”、“美学”、“文学”、“美术”等，最初都是日本学者借用汉语翻译西方著作时确定下来的。由于这些用汉语表达的概念或范畴大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艺思想的内容与特征，因此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文书时也都普遍沿用了这些表达方式。关于这种情况，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王国维曾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作过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说：“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新增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3](P387)这些新学语的普遍使用，表明了西方先进的文艺思想已经进入中国文艺学的视野之中，成为近代文艺学所表达的内容。
由日本传入的新学语的接受和使用一方面使许多基本范畴和概念在中国文艺学中确定下来，为中国近代文艺学体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美学和文艺观念的更新，促进了中国文艺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变革。
表达方式的变革在话语特征上体现为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表述更加准确和规范。中国古典文艺学的话语表述特征是诗意化，思想家们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日本新学语的引入，使中国古典文艺学向近代形态的转换有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上的支持。这对于近代文艺学所要求的清晰、精确的逻辑分析话语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表达方式的变革在外在形式上体现为文体表现形态的转换。中国古典文艺学以“诗话”、“词话”为主的文体形态受到冲击，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体”逐渐被接受和运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留日学者借鉴日本经验，主张冲破中国传统的文体规范，变革旧的文体形式，开展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文体解放”运动。
由日本传人的“新学语”带来了大量的新知识和新见解。对于正处于启蒙时期的中国文艺学来说，新知识意味着新的思想内容，新见解则代表着新的文艺观念，而这些都远非中国旧有的“词章”、“典故”所能包容。因此。表达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文艺观念的需要带来了文学体裁的变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启超“文体改革”的主张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他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灵感就是来自于对日本明治时期的政论家德富苏峰作品的阅读感觉。“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4](P191)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引进“欧西文思”，即要在诗文中表现西方的新思想、新精神。要达到这一目的，新文体的语言就应该力求通俗化，做到通俗易懂，平易畅达，并“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4](P191)，以便彻底冲破古文规范的限制，更自由地表达作者的情感。作为文体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不仅提出理论上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广泛借鉴并学习日本新文体的风格。他在作文章时“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5](P220)，努力尝试各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日本化的新文体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6](P95)
日本近代文艺思想的大规模引进与吸收，不仅使中国文艺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思想材料和新的表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艺学具体的学术存在形态也在日本近代文艺学的强劲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开始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转换。这种转换以方法的更新为依据，以体系的建构为目标，以各种新的文艺思潮、流派的引介为具体内容，在文艺学原理、艺术史学、文艺理论和批评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中国文艺学中关于美学和艺术原理的基本体系，主要是受到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的影响。他的《艺术概论》一书是一部系统讲述艺术一般原理的著作。其内容包括从艺术的本质特征到艺术的创作欣赏、从艺术分类、艺术起源到艺术内容形式和风格流派等，包含了艺术理论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艺术理论的书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不仅在当时为中国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国艺术概论的教学过程中。此外，黑田鹏信的另外两部著作《美学纲要》和《艺术学概论》也被译成中文。这三本译作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基本原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
在艺术史论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美术史家木村庄八和板垣鹰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术史著作的译介，是当时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板垣鹰穗所著《近代美术史潮论》对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本书将近代美术如何演进到现代美术作了全面的阐述，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发生的根源和必然性。这本介绍西方近现代美术史的演变过程的著作，不仅为中国美术界提供了近代新的艺术及其思潮的信息，而且也为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使中国近现代美术思潮的产生有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当时，学习和借鉴日本的成果成为开展近代意义上的艺术史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许多后来很有成就的艺术史论家都曾翻译过日本学者的著作，并借鉴其内容、方法及体例等进行近代艺术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显著。“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彻底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制约。开始全面吸收近现代新的文艺思想并应用到文艺创作和评论当中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都是留日学生，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他们在倡导新文学的同时还翻译了很多日本书籍，其中以厨川白村的影响最大。他的代表作是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在引言中，鲁迅先生给予这部作品如下的评价：“……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7](P296)厨川白村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达十四种之多，他的文艺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准绳，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许多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也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新的文学和艺术思潮，写作了大量理论文章，内容涉及艺术本体论、艺术创作欣赏及批评理论、艺术思潮与当代艺术评论等诸多方面。他们对近代文艺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使从国外学到的思想和理论真正融入到中国文艺学之中，为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可以看出，中国文艺学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是在日本这个“中间人”的作用下发端、开展并逐步完成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因此，在绘制中国现代文艺学发展史的构图中。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添加“日本”这个板块，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更好地进行东西方文艺学领域的交流，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劝学篇书后，冯天瑜、尚川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沫若文集》第10卷，桌子的跳舞，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中华书局，1898年版。
［5］，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文集3》，欧理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诸宗元，译书经眼录序例，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7］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