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3 10: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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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创造了语言，也带来骂人的陋习。《汉语大词典》收录咒骂语397条，各地又有方言骂语。［1］“他妈的”能从众多咒骂语中“脱颖而出”，被冠上国字号，可见它的普及程度。鲁迅这样说道：“这话的分布，大概就是跟着中国人的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2］“国骂”的由来很难考证。鲁迅通过对《广弘明集》中北魏邢子材的话推见到其使用痕迹：“要攻击高大民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国骂如何咒骂一个人的血统？国骂是改良后的版本，由三字组成，简单隐晦。鲁迅接着分析说：“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2］从咒骂产生过程看，被骂者行为引发骂者不满。直接骂当事人最有攻击力，国骂却要绕远：需要第三方介入，需要推理才能产生效果。骂者不直接说对方来路不明，只告知自己与他母亲发生性关系，让对方推测、怀疑自己的血统。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隐晦的咒骂方式？骂娘到底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国骂，人们深恶痛绝。然而，国骂生命力顽强，甚至与时俱进，有了新写法：TMD。这是“他妈的”三个字的拼音缩写，但更隐晦、简明，更易传播。拒绝国骂，必先弄清它为何能大行其道？根植于怎样的土壤？与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相联系？
一、“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
咒骂是受到不当行为攻击后发泄愤怒进行报复的言语行为。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期望通过对其母亲施暴来攻击对方的血统。国骂的对象选择、选择依据及使用者对效果的预期都反映出社会状况、民族文化以及骂者的心理。
（一）咒骂对象的选择
国骂以对方母亲为攻击对象，反映出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体现出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1．性别歧视
国骂使用频率高，产生性强，由它派生的骂语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奶奶、姥姥、姐姐等。国骂描绘的是男人如何占有和侮辱女性，反映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由于实行父系继承制和从夫居的婚姻制，男尊女卑的观念源远流长。《周易•系辞上》和《列子•天瑞》明确表示男尊女卑；《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的伦理。这些观念深入社会各阶层，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在汉字中，以“女”字为偏旁的贬义字有很多，如“婪”、“嫉”、“妒”、“妖”等。男性做错事，可以找替罪羊，“红颜祸水”就成为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的惯用借口。在当今社会，在重大会议参与者名单中，女性名字后一定标出“女”，男性则不加标记。一些职务、称号也有排斥女性的倾向。国骂也如此：实施不当行为的是女性的亲属，骂者却将过错嫁祸于女性。骂者的逻辑是：女性天生卑贱，更何况有行为不当的男性亲属。为维护男性的面子，可以由女性特别是母亲来替罪。
2．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讲究辈分，注重长幼次序。由骂娘衍生的骂语有一共同点：被骂者多是不当行为者的长辈或年长者：八辈祖宗、妈妈、奶奶、姥姥、姐姐、爸爸、大爷等，反映出国人即便咒骂也要遵循长幼有序的准则。国骂描述的是“我与你母亲发生性关系”，暗含“我是你父辈”的意思。其他衍生骂法也暗含这一意思。既如此，你就要尊重我。骂了人，又做了对方长辈，占尽便宜。长幼有序还意味着行为有双重标准：长辈骂晚辈可以；晚辈骂长辈是大逆不道。国骂使用者在口角战中占领制高点，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让对方即使回骂都显得底气不足。
（二）咒骂对象选择的依据
以对方母亲为谩骂对象，有歧视女性之嫌，有着当别人长辈的妄想，但国骂能从众多骂语中“脱颖而出”，一定有其道理。
1．子女的人格缺乏独立性
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格围绕个体精神全面展开，拥有个人意识与自由。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在人格的形成中至关重要。人格围绕宗法式社会关系展开，每一具体的人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夫妻等二元关系中。在家庭中，人格围绕亲子关系展开。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母亲承担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又由于“严父慈母”型家庭居多，父亲与子女心理距离较远，人格展开便更多在母子关系中呈现。研究表明，国人自我中包含母亲成分，有母亲对他的感觉与期望。［3］自我参照记忆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共同的脑区。［4］国骂初看指向对方母亲，其实也指向对方。被骂者对骂娘大动肝火，既是为维护母亲的尊严，也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人格形成与文化有关。与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注重群体，成员倾向互相依赖。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鼓励个体把自我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5］“父为子纲”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望子成龙”是父母以自己的标准塑造子女。子女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父母意愿行事。中国调查网对658人调查发现，82．2％的人同意“上半辈子为父母活，下半辈子为子女活”的说法。天津市对373名小学生调查发现，66．4％的孩子为父母学习。因此，子女的自我成长与自力被忽视，人格缺乏足够的个人意识与自由。正如法律不追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一样，骂者也认为，尽管被骂者做出不当行为，但由于他的行为受母亲影响，缺乏独立人格，所以，要骂也要骂他的母亲。
2．终极责任归因
在国骂中，个体因行为不当遭致咒骂。骂者不骂当事人，却他的母亲。这表明，骂者将不当行为产生的终极原因归结到对方母亲身上，反映出国人的责任观：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分内应做的事；二是对应做却没做好的事承担不利后果。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与自己有关的人的行为负责。责任归因时，如只看到具体责任，会产生责任不清与问责表面化。因此，终极责任认定显得十分必要。终极责任指由责任最终承担者担负的责任。终极责任归因时，或归结为内部原因，个体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或归结为外部原因，外部因素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6］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都让国人更习惯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和西方人比，国人对环境格外看重，认为不当行为与生长环境有关。出现问题后，内因只负具体责任，外因需负终极责任。［7］骂者认为，被骂者不当行为的最终原因是受环境（特别是家庭）影响。家庭应承担终极责任。和西方人强调独立的个体不同，国人更看重整体。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人们会从家庭背景中找寻不当行为的原因。语言影响思维，汉语的一些表达也引导人们做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如，“将门出虎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子不教，父之过”、“一辈子无好妻，十辈子无好子”等都说明一个人表现好或坏，和“家风”有关。国骂使用者认为，子女犯错的根本原因是父母没教育好，要为此承担终极责任。这种刨根究底式的辱骂方式，反映了国人对父母教育责任的认知。在中国，由于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角，因而便成为终极责任归因的目标。社会舆论强调母亲言传身教的重要。孟子成才，岳飞精忠报国，都归于母亲的教导。母亲作用被放大，也并非毫无根据。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明，子女与母亲的相关系数为0．55，与父亲的相关系数为0．44。［8］大量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与父亲比，母亲对孩子影响更大、更直接。中国母亲以“慈母”型居多。如果对“慈”把握不准，会疏于“宽”。母亲纵容溺爱孩子会导致子女不当行为产生。中国向来就有“慈母多败儿”的说法。国骂使用者认为，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既如此，骂对方母亲就底气十足。即使对方是年轻貌美的女性，骂者也宁愿舍弃美貌而将对方母亲作为辱骂对象。因为对方虽然年轻漂亮，却不对自身的不当行为负终极责任。独立人格的缺乏与终极责任的承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父母对子女生活介入太深，就无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按照父母意志行事的子女只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即便犯错，别人也不会深究他的责任。父母对孩子有控制权，也要承担孩子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p#分页标题#e#
3．“弱肉强食”的进化法则
人类起源于动物，遵循进化法则。一个人受到强者压制，最终反而会将其合理化，认为强权有理，弱者活该受罪。无法承受强者的压制时，容易伤害弱者。咒骂是希望以非武力手段惩罚侵犯者，令受伤害者得到补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弱者避免肢体冲突的选择，也是体力上认输的表现。每个人都希望做强者。国骂使用者受到不当行为攻击，武力上又不敌对手，愤懑郁结在胸，于是转到对方身边的弱者———女性亲属那里撒气。慑于对方威势，将“你”改成指代不明的“他”，更凸现出骂者内心认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骂者获得了精神胜利：我打不过你，却可欺负你母亲。在你面前，我是弱者；在你母亲面前，我是强者。
（三）咒骂内容的选择
为了发泄心中愤懑，报复不当行为者，骂者选用粗俗恶意的内容。国人认为，令人羞耻，于是便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作为咒骂内容。这种选择有如下原因：
1．这是受压抑的性宣泄
国骂使用者籍此宣泄性能力。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历来含蓄压抑，有回避、恐惧、罪恶和冷淡等心理倾向。调查发现，66％的家长回答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时，只是敷衍或什么也不说。然而，不谈论不意味着没有性冲动。性冲动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借咒骂获得偷食禁果的象征性满足。人内心中不被社会接受的性冲动总是在寻求释放。带有性意味的话语，平时被排斥在话语之外。性冲动却试图冲破压抑，明确地表达出来。被社会文化损害、扭曲甚至否定的性本能是引发国骂的内驱力。当遇到不当行为时，人无比愤懑，伴随着高涨情绪，望失控，喷薄而出，表现在语言上就成了国骂。
2．以繁殖为目的的性宣泄
和英语的“fuck you”不同，国骂使用者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还在于将对方母亲作为生育工具，期望通过，在对方家族内留下后代。这样，就可以破坏对方家族的纯正血统，侵犯对方家族的子嗣传承与财产继承。这反映出国人的动机。目的有三：生理需求、延续后代以及获得愉悦。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影响下，国人往往将“传宗接代”作为性生活的主要目的：“为后，非为色也”。性作为一种可获得愉悦的生理需求被淹没了。
3．具有暴力性质的性宣泄
国骂中的性宣泄不是两情相悦，而是男性对女性施暴。在传统中国，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男女在上不对等：男性操纵性关系，将女性视为攻击对象，将视为施暴途径，反映到语言上便是国骂。女性虽可攻击男性，但父权制下的人们却认为，男性即便受到性骚扰也值得自喜。男性握有犯的主动权，因而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国骂。
（四）对咒骂效果的预期
人类对语言充满崇拜，认为语言有主宰人命运的神秘力量，语言崇拜发展到极端便是咒语。［9］骂者带着语言崇拜使用国骂。开骂前，会在心中盘算：一定要说伤害对方的话，这样才能发泄愤怒。咒语的伤害力取决于两方面：（1）被骂者也相信语言有魔力；（2）即便被骂者不完全相信，如骂者用词侮辱程度大，旁观者的鄙视同样会增加咒语的伤害力。事实上，国骂表达的内容并不存在，骂者只是虚拟情境，希望借助语言魔力让被骂者信以为真，使其生气。为保证咒骂的伤害力，骂者选取最有侮辱性的情景：对方的母亲。如果被骂者无动于衷，只会招来他人的鄙视与嘲笑。骂者对国骂效果的预期基于以下三点：
1．触及被骂者的家族荣辱和血统纯正
国人的家族观念历来很深，祖先崇拜情结浓厚，认为亲人虽已故去，灵魂仍在，还在保护和监督后人。在古代，最让人羞辱的事莫过于被挖了祖坟。口角之争犯不着去挖祖坟，“挖祖坟”就变通为“骂祖上”。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暗地里却在骂对方父辈：你的父辈懦弱无能，被我戴了“绿帽子”。按照传统，男人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没什么，甚至还值得炫耀。如果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那绝对是辱没祖宗的事。被戴绿帽子的人也多选择疯狂报复，“夺妻之恨”与“杀父之仇”的愤恨指数相同。“挖祖坟”式的国骂不骂对方而骂他的父辈、祖辈，方式迂回曲折，却收到神奇效果。辱骂对方家庭比辱骂本人更能刺痛被骂者的心灵。陈琳在《为袁绍讨曹操檄》中骂曹操及祖上，最让曹操生气的不是自己被骂，而是自己的长辈被骂。［10］在国人的家族观念中，最重要的是血统观：以血统纯正为荣，以非纯正为耻。母亲孕育生命，在语言层面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意识里就可以当对方的父亲，从而达到挑衅和质疑对方血统是否纯正的目的。骂者以对方母亲为切入点，骂娘就等于骂全家：你的父辈懦弱无能，你的子孙血统不纯，你的家族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刘福根调查了204个现代汉语詈词，按粗俗和恶意程度区分，前十五位的词有：猪狗不如、畜生、王八、、、贼王八、不是人、狗改不了吃屎、杂种、狗养的、贼种、野种、断子绝孙、、的。［11］这些词多与血统有关，从中可以看出此类咒骂语的杀伤力。
2．瞄准国人最在意的女性
观是指女性严守而不失身，在婚姻上从一而终甚至不惜以身殉节。社会生物学认为，男性和女性对待配偶不贞态度有异。配偶与其他男性，男性损失很大。配偶生下别人的孩子，自己失去传递基因的机会。女性则无此困扰。巴斯等人分别让人想象配偶与别人。15％的女性对此引发最消极情绪，男性竟高达60％。［12］如以中国男性为被试，比例会更高。这是由于国人对格外看重，而且只针对女性。在父权制下，女性是家族的私有财产，女性要保持性的纯洁与专一。观念到宋代明显被强化，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国骂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我与你家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你家的女人就没有守住。女性失贞，既侵犯家族禁忌，令男性权利失控，让家族蒙羞；又关系到家族命运与家产继承。通过与被骂者母亲发生性关系，令其失贞，后代的血统就不再纯正，家庭财产会受到侵犯甚至丧失。在父权文化中，女性失贞是最大耻辱。人们心中最看重、最在意女性的贞洁，骂者却用来辱骂对方，杀伤力可想而知。3．利用孝道激怒骂者孝道是中国人首要的道德规范，是处理子女与长辈关系的行为准则。“孝”的涵义有三：养、敬、顺。“敬”主要表现为尊敬父母，保护并发扬父母的声誉，维护父母的尊严。如果子女容忍对方骂自己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就是不孝，会遭人鄙视。在“孝”的对象上，国人更重视对母亲的孝。国人有浓重的母亲崇拜。母亲背负着神圣、伟大的象征意义，是具备所有美德的女神。在《二十四孝》中，7个故事讲孝顺父亲，3个故事讲孝顺父母双方，14个故事讲孝顺母亲。选择对方母亲为辱骂对象，就是利用孝道挑衅对方：你不生气，就无孝心。对方为表示孝心大动肝火，目的就达到了，从而助长了国骂的使用。对母亲的神化与咒骂并不矛盾。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女性是满足男性的工具，母亲形象更多的是被男性赋予规定的意义。母亲是一种空洞不实的象征与符号，可以被男性按照特定的需要理想化或鄙视。#p#分页标题#e#
二、“另类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骂都以侮辱他人为目的。在特定的语境下，骂者与被骂者的关系不同，国骂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一）作为口头禅
作为口头禅的国骂，谩骂成分被淡化，有强烈的反叛感，被一些人认为是有个性的言语。
1．强烈的反叛感国骂是对被压抑的性的反叛。一些青少年将国骂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对性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却没有机会和条件，只能在口头上发泄。
2．给对方造成压迫感在男权意识下，以为中心的骂娘被视为男性的特权，口带国骂被视为有魅力。为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便把国骂挂在嘴边，在言语上充大佬，给对方造成压迫感。
3．充当“友谊的桥梁”国骂的使用与人的教育程度、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普通大众多于知识分子或有身份的人。使用国骂可以拉近知识分子与大众、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也是为什么国骂有时会出自知识分子或领导之口的原因。
（二）用于发牢骚
骂娘几乎成了发牢骚的代名词，骂娘与情绪发泄如影随形。
关键词：关公崇拜；传统社会；文化心理
千百年来，关公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符号，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关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被以各种形态世代传承。关羽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死后享尽各种尊荣，历代统治者都对其进行加封，甚至被尊为“武圣人”。关帝庙宇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甚至每个村庄都至少有一座关帝庙。与关羽有关的事迹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而且也广泛流传于民众口头艺术。人们记录关公的事迹，想象他的英姿，期盼他显灵庇佑。在中国历史上，关羽崇拜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无人能出其右。关羽崇拜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内圣外王的完美理想人格
中国历史上，尽管学派纷呈，尽管“内圣外王”一词是在《庄子·天下》里才出现的，但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上，无论儒家、道家、甚至佛家，其思想均是相通的：都推崇“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即都将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锁定在“内圣外王”上。在孔子儒家看来，“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者的完美统一。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曾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认为仁者泛爱众人而不忧，智者富有知识而不惑，勇者果敢刚毅而不惧。受此思想的影响，孟子在《告子上》里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是天赋的、人所固有的，它既不是别人给予的，任何人也不能予以剥夺。儒家重视仁义忠信，视其为天授的品质，任何人不能剥夺。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一旦被设计出来，就得到文化的认可与推崇，经过教化与传承，理想人格一旦形成，必然会对人们的人格产生深远影响，否则，就得不到人们甚至文化的承认。[1]
关公崇拜就体现了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一方面，他忠义仁勇，重情重义，这是他最突出的道德品质。关羽的“忠”主要体现在他对待刘备的态度上，作为弟弟他敬重兄长；作为将领报效主公；作为臣子他效忠君王。关公的“义”最是为人津津乐道。毛宗岗称赞关羽“义绝”，实是其忠义冠绝天下，让人不得不佩服。如义释曹操，就最能体现关羽的义。关公的“勇”也是众所周知，为人称道的。忠义仁勇，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更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理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关羽所表现出的这种忠义勇武，正是各家都推崇的“内圣” 。另一方面，中国人推崇“内圣”，希望通过自己的崇高人格来达到感化他人之心以成全“外王”伟业的目的。关羽生前为三国蜀汉名将，汉寿亭侯，五虎上将之首，是刘备的左膀右臂。死后更是步步高升，其封号经历了庄缪侯、佛教的护法神、武圣人陪祀、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到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掌管神鬼人三界。至此，关羽已经成为道教中的重要神了。顺治九年（1652年）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后，最终成为与文圣孔子平起平坐的武圣人。从此，关帝庙开始遍布全国。清光绪五年（1879年），更是加封了一个长达26个字的封号，用尽了赞美文词，可谓登峰造极。封建王朝对关羽的封谥，正契合了通过“内圣”来达到“外王”的完美人格理想，体现了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文化心理。
二、崇拜神灵的社会文化心理
原始社会早期时逐渐产生神的观念，当人们无法认识、理解自然时，这种观念其实是自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形式虚幻，本质内容却真实。同中国人崇拜鬼神，认为世间存在神仙和妖魔鬼怪，或相信某种生物具有超乎自然的灵魂或精灵，它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的生老病死都有外在的控制力量。神灵崇拜“深刻地渗进中国人的血肉，甚至已经达到获得了大地性，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食粮”[3]。
（一） 落后的农业区
在人类由无知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底低下和科技水平的落后使得人们面临着各种困境，生存的艰难使人们迷茫困惑，焦躁痛苦。于是，人们不得不寻求另一种异己力量的帮助，来满足自己战胜困难的愿望，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安宁。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偏僻落后地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时，有恶势力仗势欺人不得申诉时，医疗条件落后不得不承受病痛的折磨时，人们就会依附于自己头脑中幻想的神灵，期望得到神灵的保佑以改变生存现状。忠义仁勇的关公很容易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保护神，成为被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关公死后被封封王封侯，固然有统治者借助信仰麻痹民众思想的意图，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神灵在心理上的需求和依赖。人们将他视为天神一般，虔诚至极。民间常常有关公显圣救助百姓的传说，几乎遍及历朝历代全国各地。由此可以看出，在人们心目中，关公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他总是能帮助人们战胜邪恶，是人们在走投无路之时的唯一精神寄托。《三国演义》中说：“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4]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关羽崇拜对普通民众的心灵抚慰作用。
（二）发达的商业区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经济逐渐成为过去，商品经济正式走上历史舞台。随着商品的产生，逐渐有了专门从事交换的商人，有了专门用于交换的商业区。商人们追逐利益，却又担心稍有不慎做了亏本生意。于是，他们便将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幻想有一种神灵专门护佑信徒们财源滚滚。基于这样的心理需求，关公逐渐具有了另一种神职，即财神。为了区别于中国传统的财神赵公明，人们称关公为“武财神”。在这一神职中，本身并不是财神的关公却香火鼎盛，受人崇信的程度并不亚于赵公明。原本的纵观历朝历代关公身负的各种神职，我们会发现，关公的神性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复杂多样。如今，商品经济时代，作为财神的关公神职渐渐化复杂为单一，原本的附属神职反而成为主要神职，这就说明神灵的作用往往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变化。人们将希望放在关公身上，希求精神上的抚慰和解脱，这些都体现了市民百姓的崇神文化心理。
三、总结
英雄崇拜是人们希求获得安宁生活的产物，它能激发人们的积极心态，促使人奋发向上。在我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关羽一样得到人们的极度推崇和虔诚信仰。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历代中国普通民众的思想感情，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封建社会时期，人们饱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渴望拥有安宁的生活。关羽作为一个不同于普通人的英雄人物，武力高强，智力超群，他有能力成为结束灾祸改变民众命运的人。这是他能成为武圣人的基础。同时，他为人忠诚义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些都使得他有了成为全民信仰的条件。人们崇拜他，就是希冀他能改变民众的生活，关公的职能由于人们的需要相当复杂。而在当今社会，关公职能趋于单一，其深层原因及文化心理却更复杂了。关公信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彻底弄清它，以上浅显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对关公崇拜的研究，我们应该开拓思维，多角度思考，或许能找到答案。（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24页。
[2]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560页。
关键词:新词语;社会心理;文化;网络
近些年来，我们普遍能感受到在社会上、网络上、媒体上频繁的出现不少的新词语。而且，有些词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超常规的，不合语法实际的(如被就业，被自杀)。不过，在社会中网络和媒体的推广下，在年轻人当中很快得到流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一定的创造性词语，如ABB式新词“范跑跑，郭跳跳，楼脆脆”等。若不关注网络，仿佛一夜之间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找不着北了，像是穿越时空来到了未来世界一样。事实上，对于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这是语言发展的历经过程。
一、新词语产生的缘由
以认识的心理学角度出发，产生新词语的缘由主要是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一)宣泄一个人的怨恨或者嘲笑或者讽刺的心理需要
如“欺实马”也就是“70码”。起于2009年5月7日发生在杭州市区的富二代飙车撞人案，警方的调查结果是:肇事者撞人时的车损为70码，一些目击者对此表示怀疑，事后肇事者的态度非常儿戏，漠不关心的样子让网友们满腔怒火，所以产生了“欺实码”这个词来讥讽，嘲谑。类似这些词语的还有很多，诸如:范跑跑，郭跳跳，楼脆脆，被就业，被增长，被自杀等等。当社会中出现了部分不满意的事情，或者一些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被网民们看不惯，普通地抒发这些怒气不满并不能让他们满足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特色的词语来表达心里的情绪，就会造出一些新词语来发泄他们的愤懑，调侃或讽刺的心理。
(二)人们的避繁驱简的语用心理
伴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人们想要尽可能简短地沟通和进行信息传递，节省精力，在不影响别人理解的前提下，经常消除一些不是主要的成分，许多简略式词语就应运而生了，例如全运会，绿标，打非，环评等;对于一些复杂的事物，现象和关系，人们也倾向于用尽量简短的词语形式来表示和指称，这些都是人们力求言简意赅的心理作用的结果。例如使用“走光”指示:“女人的私人部分不小心在公众前面显露”，“话疗”指示“通过和别人交谈的方式解放和发泄心中的郁闷，最终达到身心健康的治疗”。在网络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新时代的人们学习和工作压力大，当他们在寻求轻松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新词语，例如886这3个数字意思是拜拜咯，555代表呜呜呜，7456的意思是气死我了，9494的意思为就是就是，521是我爱你。都是一些谐音的词语用数字去表现。青年人利用与汉字谐音的数字来代替汉字，在上网聊天时直接输入数字比用智能ABC，五笔简单快捷得多，另外还有一些用字母去表达意思的新词，例如男朋友用BF(boyfriend)，女朋友用GF(girlfriend)，语气词“嗯”用EN，漂亮的女孩子用PLMM，3X－thank谢谢。相比于汉字的输入，用数字和字母输入明显便利而且快很多，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厌旧喜新的心理因素
很多人都是厌旧喜新的，在运用语言的时候喜欢标新立异，很长时间内不变地使用一些词语会让人产生厌倦心理，于是人们就试图寻找一些新的和不熟悉的词语去表达，所以受到这些心理的影响，新词语的产生、旧的词语新的含义、超常搭配的词语组合，旧词语使用频率下降甚至消失的现象都是言语在发展过程中必定趋势，一般情况下，名词是不用副词去修饰的，但是有一些超常搭配像“很淑女，很中国”等。这些在运用的时候会比较有概括性和感染力，所以也就流传了下来，诸如此类的还有“被就业，被自杀，被自愿”等。喜欢别出心裁，不被常规所限制的青年人在展示潮流的时候喜欢用夸张的词语来表达感情，例如“比赛”“单挑”“对决”用“PK”去表示，“新人”用“菜鸟”表示，用“酷毙了”“帅呆了”而不用“非常潇洒”“漂亮极了”等等。
(四)相似类推的心理作用
从认知角度看，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们根据已知事物认识另一事物的一种认知方式，两个事物之间需要存在某些共同的属性或特点，必须具有相似性。广东有一个“山寨厂”的方言，在《香港澳语词典》的释义是指那些设施粗陋的家庭小作坊小工厂，在这里，“山寨”的语法应该是修饰的，而且从词语意义上应该是理解成“简朴”“小”“不正规”“外国”。但是在汉语词典中，山寨的意思是那些在山林里没有抵御栅栏的地方，而且是山区里面有寨子的村庄，是常规的名词。具有修饰性的句法功能的“山寨”的语义特征与名词性“山寨”的语义特征有联系，都有简陋，小型的特点，人们通过类推隐喻的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所以“山寨”有了修饰作用如“山寨手机，山寨广告”“山寨文化”。
(五)逆反叛逆的心理作用
年轻人是在对老一代言语的模仿中得到成长的，然而年龄越大，就会产生叛逆的心理，这是他们比较有特色的心理，他们舍弃传统的规范的演员表达而采用新奇的言语方式来表达，如郁闷，粉丝，我晕，哇塞等等。有一些社会低层和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下层的他们，反对和反抗权力，是利用他们的言语进行反叛，从而尝试把方言词、俚语变成新词语如“恶搞”“隐婚”“”“包养”。
二、新词语产生的方式
我们对新词要加以重视，用在适当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挑选性地去运用新词语。
(一)与时俱进、趋新求奇──新词新语新诞生
新词语是新诞生的词语，不在原来的汉语词汇系统中，对于它们的出现主要以下几个原因:1、由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新形势下，符合时代特性的一些新词语也随之产生，像:“炒股、再就业、市场疲软、资源共享”等。2、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变化的情况下，新的思想也促成了一些新的词和短语，如:“单身贵族，审美疲劳，丁克，妻管严，灰色收入”等。3、当今世界，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及其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也带给了很多营养和动力给汉语词汇，和科技相关联的词汇开始大批出现，“CT、B超、克隆、软科学、电子秘书”等。4、网络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一起广泛应用在生活中，与其息息相关的新词语也是屡见不鲜了，如:“网吧、网民、网迷、黑客、版主、冲浪、灌水”等。不管是经济，社会生活还是科技等层面出现新的词或者短语，追溯它们出现的源头和支撑他们的动力都是社会的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结果，跟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向前，这也是一种可循的语言规律，作为全民语言的一部分，这些新词语已经很大部分得到运用。
(二)“旧瓶装新酒”──旧词新诠释
这些新的词和短语是基于之前的语言而诞生的，有其固定的含义，但是今时今日，如果在某些地方看到它们时不能再用它原本的解释，否则会弄到啼笑皆非的。这些新词新语构成可分为两类:
1、增加他们迄今未知的含义。
如:“套牢”原本是用在股票被套，现在我们可以指不开心的婚姻关系;某些网络新语，“恐龙”的意思是长得不好看的女号;“青蛙”的意思是长得比较丑的男孩;企鹅指娇小美丽的女孩等。事实上，这些新增加的含义和它们原本的意思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恐龙、青蛙和企鹅本来代表了可怕、难看和可爱的动物，所以可以用来指代人的外表。还有例如“炒”本来是一种烹饪方式，现在新增了“倒买倒卖、辞退”的含义，普遍可见的有“炒股、炒楼、炒鱿鱼”等。这些用法一般是基于比喻和延伸而存在的，很是具体动态和比较有特色，新增加的含义和固定的含义在某些程度上是雷同或者相关的，因此也可以变成原来词语的固定含义，这类用法也有很多融入了人们的日常交流。
2、标新立异，刻意曲解某些词或短语的意思。
例如:“蛋白质”其实是“笨蛋++神经质”的缩写，这些词语的语义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从褒义变成贬义或者从贬义变成褒义，刚开始听的时候让人感觉莫名其妙或者洋洋得意，听过详细的解释之后让人喜不自胜，因此在某些娱乐性的作品和节目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但是这些词语一般都是不准确的，所以很快会被埋没。
(三)扩大开放──外来语增生
在不一样的语言之间相互借用或者吸取词语的状况就是外来语。在汉语中，如今很多新的词和短语都是从英文演化而来，像安琪是“an-gel”的读音翻译过来的，是“天使”的意思，伊妹儿是“E－mail”的读音翻译过来的，是“电子邮件，邮箱”的意思，一些外来词不但在汉语词汇是流动的，还带来了一连串具有联系的词语，例如“秀”这个词是“show”的读音翻译过来的，进一步产生了“做秀、脱口秀、宝宝秀、服装秀”等新颖的词。在现实生活中，外来词使用的很频繁，特别是人们在日常的口头语中更是普遍。
(四)求简求快──使用缩略语
经过删减简单化的方法对语言的长度单位进行缩短去表达意思的就是缩略语，作为词汇的主要部分，有两种方式:字母词和汉语简称。在生活步伐越来越快的今天，人们注重效率，力求节省时间和精力，在语言处理的习惯也不例外，以下的一些新词，如“愤青”指的是避世绝俗的年轻人，“电聊”是讲电话，这些简单的表达，口头上节省时间，在书面上也可以节省墨水，缩短长度，因此，他们除却追求新颖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实现经济目的。
(五)追求多样──方言词语的利用
汉语普通话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在某些地方，某些方言所表达出的某些特殊含义和特别的感染力是普通话望尘莫及的，所以普通话也接连不断地吸取了很多方言词，如:来自粤方言的“搞定、靓、买单”等，来自吴方言的“摆平、小儿科”，来自北京口语的“盖、侃、款、托儿、铁、宰、腕儿”等。
三、新词语与社会文化
从校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新词语，在青少年当中是屡见不鲜的，口头语、外来语、专业语言、网络语言和自造语，由不同渠道涌现出来的新词语接连不断地被广泛使用着。这些新词语是近些年社会发展的反映，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它们存在的意义，无论是社会生活、经济、科技还是校园都有其影响。作为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校园新词语也是一种流行文化，是校园透露于表面的具体表现。年轻一代总是很快地更新词语和记录，让别人跟不上节奏，不明白它的意思，因此导致部分人对青年人太过于追求潮流的方式不满。事实上，创新是新词语的生命力所在，我们应该对这些新词语的出现习以为常。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丰裕，每个行业都涌现了很多新颖的、调皮的词语，某些被群众所接受的词语已经构成普通话的新活力。同理可得，对于校园新词语，如果是积极健康向上的，都是可以被我们的语言所接受和吸取的。语言是惯例的东西，某些合理的或者看起来不合理的新词语，随着其利用率的提高，会逐渐被大众接受，成为主流，当然某些词语也会被社会的河流所淹没。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确信，我们的语言可以通过新的现象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词语是会在实践当中朝着积极向上和富有生机的方向走的更远。词汇变化是对如今社会发展和精神文化的折射。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在中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应运而生了大量汉语新词语。作为社会窗口的校园，作为思想最前进的青少年，在校园特别的环境中也创造了很多独具校园特点和折射青少年精神文化的新词新语。而这些新词是可以作为一个了解学生和社会现象的特别方式，因此被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老师所关注着。
四、余论
一、求趣
“趣”指的是趣味、风趣、情趣。人都有追求趣味的自然需求。生活中凡是生动有趣的故事、新闻,人们都爱听;有趣的画面,人们都爱看;富有情趣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人们都乐意接受。寻求情趣的心理充分体现在网络交流上。比喻、借代、谐音、摹状等修辞方法,使得网络语言富有情趣、生动俏皮,比如用“灌水”来表示在论坛发表没有阅读价值的帖子,用“菜鸟、小虾、初哥”来称呼初级水平的新人,用“潜水”称呼论坛里沉默不发帖的行为,[4]都很形象贴切,富有趣味性。字母缩略词“MM”,即“美眉”,指代年轻女孩。[5]美丽的眉毛是美女的一部分,“美眉”又是模仿港台味普通话“妹妹”的发音,所以这个借代既谐音又形象。还有,把提意见叫做“拍砖”,把支持叫做“顶”,把论坛帖子的前后顺序叫做“楼层”等,都是网民们常用的“趣味”词语。
使用网络语言的人群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大多数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上网聊天,是想感受网聊的趣味性,享受放松带来的愉悦。同时,为使自己的言谈更具吸引力,说话者需要选择更别致的方式。采用生动新颖的表达形式、营造一种轻松有趣的气氛,既展现了年轻人富有活力的特点,也是现代人追求轻松、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心理的自然体现。
二、求新求变
“求新”就是赶时髦,追求新颖别致。多数网民都很年轻,不喜欢遵循传统,不爱用“老套”的表达方式,总想求新求变,而网络媒体给年轻一代提供了一个追求时尚、反对传统、求新求异的表现舞台。正如周日安所说:“为了与众不同有意创造新词张扬自我,充分展示个性,带来了网络语言的个性化。”[6]
某些网络词语的形成是年轻人受外来文化影响追求新潮、时尚的结果。网络用户大部分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都市青年人,他们容易受到港台或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使得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很多新奇另类的词语,比如,用“养眼”来表示“好看、漂亮”,用“粉丝”来指称“崇拜者、歌迷、影迷”,用“吐血”来形容“心情郁闷”,用“抓狂”表示“受不了刺激而行为失常”,用“顶”来表示“支持”,用“闪”表示“离开”;还有,表示性状程度高也抛弃了“很”、“非常”等字眼,而代之以“粉”、“超”、“巨”等新鲜字词。这些都说明,追求时尚、赶时髦这股风气不仅盛行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它也充斥于网络世界,体现在网络词语的使用上。
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被程式化和效率追赶着的现代人早已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追求不拘陈规,追求新鲜刺激,青年人趋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在网络空间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释放。在英语中,动词加后缀ing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或行为,英语的进行体已经融入了网络语言的语法,表示正在做某事也用ing,比如“这次考试挂科,郁闷ing”、“终于赢了一次,得意ing”;原本正常的字被分离开来表示原义,如“超强”变成了“走召弓虽”;Iloveyou=爱老虎油;还有,“强、狂、严重”在句子中可以做状语,如“狂晕、严重同意、严重喜欢”,“超、巨、呆、毙”等粘着语素都作为自由语素在句子中充当状语,如“偶GF超靓(巨美)”[7]。有一句顺口溜这样说的:吃不叫吃,叫“撮”;羡慕不叫羡慕,叫“流口水”;东西不叫东西,叫“东东”;兴奋不叫兴奋,叫“high”;有本事不叫有本事,叫“有料”;倒霉不叫倒霉,叫“衰”;看不懂不叫看不懂,叫“晕”……这些充分体现了网络语言的新异、鲜活,充满形象感、表现力。
三、从众与模仿
社会心理学[8]认为,从众是个体在认知、判断、信念和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俗称“随大流”,表现为个体的意见、行为与群体中多数人相符合。比如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吃饭,而我们对那里的饭店又不了解,在有几家饭店让我们挑选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选择人多的饭店吃饭,这就是最普遍的从众行为。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从众心理,也有或多或少的模仿心理。年轻人,尤其是20岁以下的学生,模仿心理和接受能力特别强,他们习惯于模仿老师、家长、同学的行为方式。在网络交流上,他们会模仿使用别人的新颖有趣的表达形式,比如,当看到有人用“偶”来称呼“我”、用“虾米”来替代“什么”、用“稀饭”表示“喜欢”,有些网友觉得这样卡通化的表达很有个性,从而模仿体验。网络交流中一些特别句式使用较多,如“……的说”、“……死掉了”,也是网民模仿的结果,“我要回家的说”中“……的说”没有实际意义,“我高兴死掉了”中“死掉了”也只是起加强语气作用,这些表达方式的使用,体现了网民追求新奇、喜欢从众的心理。
网络新词一旦受到网民们认同,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甚至仿制出更多的词语,如“粉丝”一词源于英语Fans,意思是崇拜者、追星族,由于网民大都略懂英语,追求时尚,于是“粉丝”就成为一个强势的成功模因,[9]得到复制和传播,甚至某超女的“粉丝”被称为“凉粉”。这些是典型的从众心理的体现。这种从众行为的实施,一方面因为网络语言新颖别致,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另一方面,也缘自网民自己能更好地融入到网民群体的需要。
四、调侃戏谑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和相对稳定性,影响社会心理形成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参照群体。在这个大众传播媒介多样化、信息高度发达的年代,过去神秘的东西已不再神秘,传统的权威和价值也逐渐褪掉神圣的外衣。这样,伴随着人们对崇高、庄严的推崇渐减,又加上当前通俗文化的盛行,追求轻松有趣、调侃传统的社会心理已经演化为一种潮流。再者,有些网民精神生活贫乏,百无聊赖,他们出于追求刺激的需要,以恶作剧的方式对其他的人或事物进行调侃、贬抑。比如,“太平公主”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却有网友借“太平公主”之名来戏称“胸部平坦的女性”,而人们喜欢的“偶像”也被调侃成了“呕吐的对象”;网络红人层出不穷,利用的也恰恰是网民的各种心理,比如“芙蓉姐姐”的成名就是利用了大众的戏谑心理,她的存在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合法地吐口水的情境,反而促使自己“蹿红”。语言中许多词语被网友以调侃的态度进行曲解,赋予新的“意义”,如“特困生”本义指特别贫困的学生,这里指的是上课特别容易犯困、爱打瞌睡的学生;“蛋白质”表示“笨蛋++神经质”;天才=天生蠢材;神童=神经病儿童;“后起之秀”指的是最后一个起床的。如此曲解词义,一方面是由于追求刺激、新奇、好玩、调侃,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即对传统“崇高”、“美”的一定程度的淡化、怀疑和抑制,体现了平民精神唱主角的一种趋势。
五、追求自由与宣泄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会面对学习、工作、生活等各种生存压力,这时人们就需要适当地宣泄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烦躁、压抑、郁闷的情绪。宣泄情绪的渠道很多,如与人倾诉、心理咨询等,但是这些方式都存在时间、空间等诸多限制,而网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其它宣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交际的语境是匿名性的,它隐去了人们的姓名、性别、职业、职务等身份标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发帖、留言等无所顾忌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和压抑,而不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作为交际工具,网络语言折射出了人们宣泄压力的心理需求。具体来说,网络语言中大量地存在一些粗话、脏话,例如:TMD(他妈的)、NND(奶奶的)、SB(傻逼)、SJB(神经病)等,“狗屁”、“败类”、“王八蛋”、“BT”(变态)等字眼也屡见不鲜,用下流的帖子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污辱、嘲弄的比比皆是。过度宣泄甚至滥用詈语只会导致网络交际的混乱和无序,甚至会对交际参与者的身心构成伤害,因此,我们提倡应当把网络语言的宣泄作用控制在合理、和谐的范围内。
以上所讨论的各种社会心理,追求简捷和新鲜有趣是最主要的,这既是由网络交际的特点决定的,也体现了时代特色。如果网络语言不简洁,很难达到快速交流的目的;如果交际的语言平淡无奇,所述内容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关注;而时尚、充满趣味的网络语言,会吸引更多的网民去追崇、模仿。人们能在网络世界调侃戏谑和自由宣泄,这是建立在网络隐蔽性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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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日安.简论网络语言[J].语言科学,2003,(4):95-100.
[7]张云辉.网络语言的词汇语法特征[J].中国语文,2007,(6):531-535.
青少年语言实际是一种语言变异现象，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青少年语言主体由网络语言、流行语、火星文及外来语等语言形式构成。我们拟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及语用五个方面来探讨青少年语言使用的特征。
(一)语音方面
青少年热衷于使用谐音词，如数字谐音、方言谐音、汉字谐音等。数字谐音是指用阿拉伯数字的读音代替汉字快捷表达意义，如“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方言谐音是指用方言代替普通话的读音，如“偶”(我)来自港台方言，“银”(人)来自东北方言;汉字谐音是指利用汉语中原有的谐音造新词，如“美眉”(妹妹)等。其次，除了热衷使用谐音词，青少年还偏爱用单字叠音，如“东东”(东西)、“漂漂”(漂亮)等等，这一点在女生身上尤为明显。
(二)文字方面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交际工具。青少年为了能够拥有自己与群体的隐秘空间，会选择使用有别于常规用法的文字形式。例如他们在网络上经常使用“火星文”，这种文字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包括繁体字、生僻字、阿拉伯数字、拆字以及以英文字母为代表的各国文字，如果不仔细分辨及联想，是很难看懂的。比如典型的“弓虽”(强)，乍一看以为是两个字，仔细一看原来是把“强”这个字拆成了两部分，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青少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又比如“涐噯伱①甡①丗“(我爱你一生一世)，这个句子里夹杂了异体字、符号等，第一眼会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但经仔细分辨还是能猜得出其大概意思。
(三)词汇方面
词汇是一个群体语言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通过观察一个群体所使用的词汇，可以大概了解到这个群体的思想态度、文化特征等。青少年使用的词汇很丰富，不仅包含了传统词汇，更是加入了外来词、网络语言、流行语等。例如，近些年日韩影视席卷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大批哈韩族、哈日族等，于是普及了“欧巴”(哥哥)、“卡哇伊”(可爱)等外来词汇。由此可见，青少年群体在文化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其语言明显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另外，青少年使用的词汇通常简洁生动，“顶、赞、碉堡、雷”等屡见不鲜。由此也可以看出，青少年语言在词汇使用上凸显了经济原则。同时，青少年使用的词汇也偏向于粗俗化，比如喜欢用“尼玛”、“”等粗鄙词语宣泄坏心情，用“巨、超、暴、狂”等副词来夸张地表示心情。除此之外，青少年喜欢打破约定俗成的语义，对传统词汇进行“旧瓶装新酒”，如“可爱”变成了“可怜没人爱”，“特困生”变成了“特别困的学生”等。总之，青少年所使用的词汇极大地展现了简洁生动、粗俗直接、幽默活泼且具有创造力等特征。
(四)语法方面
青少年语言在语法上呈现出任意性这一特征，即漠视语法规则，说出来的句子可能是支离破碎的。他们通常不注重是否遵守语法规则，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语义表达上，比如“．．．．．．的说”、“你V先”等特殊句式的使用;把英语词缀加在汉语后面，如“羡慕ing”等。这些语言表达都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不重视语法的严格性，更多的是呈现出口语化的状态。一方面，这体现了青少年群体反规则反传统的语言倾向;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青少年非凡的语言创造力。
(五)语用方面
青少年群体有时候会不守语用规则，比如，“我身上穷的只剩下钱了”违反了语用原则中的“质的原则”，即虽表面是说自己穷，但实际上很有钱;但是他们对各种修辞手法却运用自如，如“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是对修辞手法中仿词手法的运用;流行于马年的“马上体”，如“马上有钱，马上有对象”等，则是语义双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青少年群体语言还呈现出一定的腔调上的特征，比如近些年由于港台剧的盛行，很嗲的“港台腔”也逐渐被青少年所习得，如女生经常会在句子的末尾加上“嘛”或者“喔”等语气词，表现出撒娇的口气。此外，青少年经常使用一些带贬义的词跟关系亲密的人交流，比如“猪头”，本意是指像猪一样笨，但是青少年在使用的时候，只是一种善意的调侃，用来活跃气氛。总之，在与青少年交流的时候，必须要深刻体会他们话里的真正意义，如果只关注表层意义，可能就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以。
二、青少年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镜子，即语言可以见证社会文化的发展，而社会文化对语言也有一定的影响。青少年群体的语言综合反映了社会的时代特征及青少年群体的风貌。换言之，我们可以透过青少年使用的语言来透析他们的社会文化心理，从而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群体，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一)标新立异心理
首先，青少年的语言反映了他们标新立异的心理。比如，在青少年眼中，“火星文”不同于传统文字，对“火星语”的使用让他们觉得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其次，传统的词汇、用法已不能满足青少年那种强烈地要把自己对事物的感受与评价用形象、贴切并极富表现力的词汇表达出来的心理需要，所以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以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使用与众不同的语言会让他们特别有存在感，因为标新立异的最主要目的还是吸引别人的眼球，博得关注的目光。青少年群体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表面张扬自信，放荡不羁，其实内心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青少年通过标新立异，用与众不同的语言标榜自己，得到关注的目光，从而得到理解、支持、尊重与关心，进而满足成长过程中归属感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消除个体内心的不安与矛盾。
(二)从众心理
青少年对语言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从众心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美国学者沃纳•赛佛林曾指出，受众“会依据以往的经验、文化素养、需要、心境与态度等进行选择性理解、选择性接受和选择性记忆”。由此可见，受众会为了保持与周围环境的一致，得到认可和采纳，而采取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或行为。譬如，虽然在青少年中间流行语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真正地、单纯地出于个人的需要。青少年为了与群体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不至于落单，通常情况下就会选择与群体中大多数人相同的语言习惯与行为模式，从而获得朋辈认同，交到更多的朋友。
(三)自我表现心理
青少年群体在形成从众心理的同时还潜藏着自我表现的欲望。青少年群体生长在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接受的教育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们乐于表现，敢于在公众场合秀出自己，展现自己的优点与长处。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所认为的:社会就像一个舞台，人人都是演员，每个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自我表现来给别人留下印象。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青少年自我提高内驱力的重要表现。青少年群体在使用带有自己年龄特征的语言时其实也是显示了自己较强的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与学习能力;通过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发表言论，不仅仅是为了抒感，也是带有自我表现的成分。
(四)避繁求简心理
特定时代赋予的快节奏使得青少年在语言上趋于从简从易，用词趋向于简约和直白，很多词汇都采用缩写词和语法省略的结构形式，遵循了语言的经济原则，从而达到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的效果，并且便于记忆和使用。比如“GG”(哥哥)、“MM”(美眉)的使用。再比如，在网络上聊天时，他们喜欢用数字、字母、符号来表达，如“886”是“拜拜喽”的意思，“V587”是“威武霸气”的意思。这些语言使用现象都体现了青少年避繁求简的心理特点。
(五)寻求宣泄心理
青少年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虽然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他们不堪重负，于是，为了缓解压力与焦虑，他们会选择各种方式去宣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使用。对于一些粗鄙化的语言，他们会选择用隐晦的方式说出来，如“、我去年买了个包、尼玛、TMD”，这样既避免了直接“国骂”的浅薄和粗俗，又宣泄了自己的情绪。青少年通过幽默的调侃、夸张的表述宣泄与释放生存带来的焦虑，体会到了藐视、突破和颠覆既有语言权威带来的。这种语言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他们寻求心灵突围、渴望社会关心和关注的心理状态。
(六)保护隐私心理
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强，一般不希望别人窥探他们的秘密，他们偏爱那些与传统相违背、与权威相背离的语言形式。不管是夹杂了各种符号、数字、繁体字等的“火星文”，还是略显幽默讽刺的网络流行语，青少年使用的语言无不反映了对传统的反抗。他们厌倦了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观点，并且这种语言还是排外的，一定程度上阻绝了外界对青少年秘密的探测。例如“洗胃”一词，一般人都认为是去医院洗胃，但在特定的青少年的语言环境下，他们表达的可能是“喝饮料”的意思。通过诸如此类的语言，青少年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隐私。
(七)追求时尚心理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变迁 当代女大学生 心理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因为足不出户而失去了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权利。星移斗转，21世纪已经来临，但封建传统观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它的影响至今尚存。在这种文化积淀中塑造起的女大学生一般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卑和依赖心理，虽然她们自尊、好胜和自强，甚至有时表现出清高与孤傲，但是她们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和社会偏见所造成的女性的某些消极心理定势，即自卑、软弱和依赖[1]。当然女大学生要超越传统、摆脱消极的心理惯势，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历程， 常常会伴随着心灵的磨难和人格的撕裂。
1 传统文化下的女大学生心理劣势
1.1 主体意识不强
女性所特有的社会性别身份，决定了她们扮演社会所指派的社会角色。女性的首要价值在于生儿育女，“母以子为贵” 剥夺了女性应有的主体意识。她们和蔼、忍让，一切为了孩子，从未意识到“自尊、自重、自信、自立、自由”应该是自己的需求。与此同时，他们还扮演着妻子的角色。妻子应该服从丈夫或家庭需要，被认为“应当”承担全部家务劳动无论她是否有自己的工作。妻子被要求在背后支持丈夫的事业，光有事业上的成功而缺乏家庭上的成功不能称为成功的女人。她们很有希望取得成功，但又害怕成功，其深层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摆脱对男性的心理依赖。这种观念造成一些女大学生依附心理较强，她们认为将来只要丈夫能干，自己的终身就有了依靠，导致其在学期间安于现状，自我封闭。在现代社会，由于性别角色的变化影响，女大学生的爱情观虽然已经隐含着追求人格平等的愿望，但仍不自觉地在两性关系中寻求庇护[2]。
1.2 成就取向较低
心理学上的成就取向可分为成就动机、成就归因、成就自信。首先，成就动机是指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确定的目标完成某种价值的或至关重要的事情的一种主观愿望。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具有同样获取成功的动机，然而她们的社会性别结构能够塑造她们成就目标的方向，家庭和文化的影响可能调整她们的目标，即男、女大学生都从父母、同辈、老师和其他社会群体那里获得与性别相关的期望和价值。通过这种社会化，女大学生学到了自己的性别应该选择恰当的方向。其次，是成就归因。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将成就归因于能力，女性更容易将成就归因于运气。这是女性期望和信心较低的结果，同时又用来维持她们较低的期望和信心。最后，是成就自信。两性在智力上的差异，仅仅反映了解在智能结构上各有所长，优势领域各不相同，但女大学生成就自信较之男大学生还是要低些，有证据表明在成就自信上存在性别差异。
1.3 自身成长期望值低
由于受传统角色定位和社会上种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一些女大学生自信心不足，丧失了竞争和进取精神。她们希望实现人生梦想，但是一遇到困难，便找各种理由为自己的退缩辩护；她们心气很高，但对于事情缺乏恒心和耐心，没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对于毕业后的女大学生来说，都希望能够做到家庭和事业两全其美，但是当这二者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的是家庭角色而放弃社会角色。传统的社会文化对女大学生有着较高的家庭角色期待，而职业期望则较低，使得部分女大学生对未来成功的欲望不够强烈，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丈夫身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正可以说绝大部分女性都希望未来的“他”在事业上、经济上都比自己强，从而有所依赖，显现出受传统意识影响的文化印记。
2 社会文化变迁影响女大学生心理发展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受其影响的旧体制进行反思和重建，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敞开了国门。传统的封建文化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牢固观念，尘封了女性前进的张力与个性；男权主义更强化这些品质与观念，从而牢牢禁锢了女性的发展与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文化急剧而强烈地冲击着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它一方面强调男女平等，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和竞争，另一方面又对女性传统的社会角色和生活、工作等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期待和现代文化的要求在女大学生身上交织、纠缠与不断较量，使得女大学生在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处境尴尬而又不得不艰难行进[3]。
2.1 来自经济变革的冲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打破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把越来越多的女性推向了社会。就业观念的变化，就业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这一方面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信心，另一方面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困惑。高校扩招造成大学生一次性就业率逐年下降，在严峻的就业竞争面前许多女大学生表现出回避、退缩和拒绝成长的倾向。女性特有的细腻、羞涩和依赖等心理无形中也加重了她们的焦虑反应。女大学生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等先天不足的心理弱点，往往会使她们白白失去就业的良机，与男大学生相比，明显居于劣势。此外，就业过程中男女同工不同酬、女职工退休、离岗和下岗的年龄越来越提前的现象也导致两性经济压力的不平衡。
2.2 来自科技与教育发展的焦虑
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女性逐渐摆脱了体能的限制，获得了新的机遇。但是，科技并非与性别无关，人们潜意识里还印刻着科技是男性专长或专利的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科技的发展反而加强了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无论是教育思想、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老师观念对受同等教育的男女生施加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差别。这种以男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文化基调，强调对男生开发和激励，对女生实行限制和弱化；对男生倡导充分发挥个性，对女生则限制个性的张扬。我国在多次教育改革中也从来没有触及这一教育的精神文化层面，没有把反传统的、开发的、个性化的女性教育提到议事日程，因此也就没有形成全新的女性道德、人格、素质的培养标准。表面上似乎男女是统一标准，而实质上传统观念处处在起作用[4]。
2.3 来自家庭模式变迁的影响
21世纪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社会发展的中心由过去的劳动经济型向知识经济型转变，这给广大女性提供了成才和成功的机会。愈来愈多的女大学生走出家门，走入社会各领域，双职工家庭、“经济共同体”甚至“心理文化共同体”成为新的家庭模式。这本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对于这些“女强人”，与其说人们投以尊敬的目光，不如说人们还未改变对女性角色和女性价值的传统看法，不能认同她们，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现实。家庭本位的根深蒂固，造成当代女性时常面临着激烈的心理冲突：在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激励下在社会上努力工作，而另一方面其心态并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对家庭心向往之。
3 弘扬先进文化，努力促进当代女大学生心理健康
女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后备力量。由于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女大学生主体意识包括独立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创新意识及成就意识较差，这与现代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不相符的。高校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传播基地，在提升女大学生主体意识，推进男女平等的进程中，无疑应该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大学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使女大学生有机会领略科技革命的大潮，接受丰厚的科学精神和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同时也使她们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现代观念和社会思潮，经过她们理性整合、展开及运作，内化为个体的文化蕴涵和知识积淀，必将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3.1 改变观念，努力消除传统文化尤其是意识层面中的性别偏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是导致女大学生在社会上竞争不利、发展不足与适应不良的根本原因。建国以来，虽然我国女性权益在政策、制度和法律层面都获得了很大程度的保障，但人们思想意识尤其是潜意识中的性别偏见还很严重。高校领导、任课教师肩负着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使命，要率先树立平等和谐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要改革学校教材，有意识地消除其中隐含的性别偏见，提供一个平等、合理的成长环境，使女大学生培养起自尊、自重、自强、自信的品质以及与男生平等竞争、和谐相处的意识观念；应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在这过程出体现出男女平等的理念，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女大学生发展的文化空间。
3.2 唤起现代女大学生对自我潜能的意识
传统观念造成的社会心理因素极易使人产生“男强女弱”的偏见。事实上，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富于情感，而理性水平较低。在男性群体中，智、愚差别悬殊，女性群体中，智力发展较为均匀，多属中等。男女两性智商平均值均衡，只是在智力的具体表现方面各有优劣。因此，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结合女性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女大学生在参与学习、参与管理、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培养女性的参与能力和自信心，使广大女大学生认识自己的潜在能力，了解女性对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领域的贡献及在人类繁衍中的重要贡献，增强女性的自信心[5]。女大学生必须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重新调整自己，确立自我独立的价值观，增强个人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主体性，提高自我评判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偏见。
3.3 贯彻教育公平原则，加强女性研究和女大学生教育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国家、社会和个人要共同努力，确保两性受教育权利平等。接受良好教育是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发展与适应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培养其自尊、自重和自助、自救的心理资源。女大学生通过理论学习，能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困惑和艰难，形成顽强不屈的心理品质。结合女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心理困惑，全面、系统地讲授的妇女理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的成长与就业，妇女权益保障，妇女形象与礼仪等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有助于为女大学生教育和工作、生活提供更准确的指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养女大学生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的心理品格，帮助她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这一措施目前在我国高校内已陆续实施和逐渐展开，但总体而言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许多方面还有待加强和完善。所以，以高校为龙头，加强女性研究和女大学生教育，完善其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3.4 积极营造科学规范的女性心理健康平台，针对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困扰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
面对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我们要努力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及时干预和救护存在心理困扰的女大学生。首先，建立常规的女大学生心理咨询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普及性教育或指导，举办有关心理健康、心理素质、人际交往和智商情商等为主题的讲座；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定期进行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帮助学生分析心理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增进身心健康。要努力构建和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预警机制，建立心理档案及组织相关心理卫生保健活动，进行筛查、干预、跟踪、控制一体化的工作流程，做到早期发现、及时跟进和有效干预。其次，建立科学规范的心理救护机制。针对女大学生心理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救助。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工作上的困难，缓解心理上紧张和困惑，主动而及时地提供救助。提高女大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缓释心理压力，远离心理障碍，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 陶国富，陆伟英.当代女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矛盾心理探索[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0（4）：46-48．
[2] 刘志玲.基于社会性别的女性心理劣势[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6（1）：18-21．
[3] 张向葵，田录梅.文化震荡对当代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5（6）：53-56．
关键词 心理健康 社会文化 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复旦投毒案尚未告破，大洋彼岸的象牙塔内又惊闻枪声。令人深思是什么原因让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选择非理性甚至是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在社会舆论广泛探讨高等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出现的问题之时，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也是悲剧的主要成因。本文结合时事事件，从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出发，就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和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两个因素，阐述两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以期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1 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
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又称心理卫生。从国外研究看，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健康就是“爱与工作的能力”，“勤勉地完成任务、做好工作”；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心理健康是个体在适宜的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其自身特点相符合的结果；人本主义理论认为，自我实现、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元素。从国内研究看，林崇德（2003）认为心理健康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既包括积极的、消极的情绪情感，也包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是自尊；姚本先（2010）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方面达到协调一致，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功能状态。尽管，社会文化大相径庭，但国内外就心理健康的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可比较的。参考相关文献，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应为：智力水平正常、自我意识正确、人际关系和谐、生活平衡积极、社会适应良好、情绪乐观向上、意志行为健全、人格统一完整、心身特征一致。①
2 社会文化与心理健康
“文以化之天下”，文化本义就是通过社会性的规范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②它是社会里一群人共同遵循的特殊生活方式， 表现在其传统思维、信仰、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经由世代相传而保留，也是群体人们所遵照的行为准绳。③“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社会实际上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需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④因此，人的行为深深的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受社会文化的控制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也不例外。这种影响可分为三个方面，（1）对人的知觉、思想、情感以及行为方式的潜在影响；（2）价值观的影响；（3）可观察的外显特征的影响，如语言、风俗等。同时，社会文化通过两个途径，即规范化的社会文化教化和非规范化的社会文化渗透，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⑤
价值观是个体行为因素的主要动力。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表现为：个体与他人的合作；对集体尊崇，遵从公共规则，追求公共价值；与他人、集体利益矛盾冲突时的牺牲。⑥个体主义的价值观表现为独立性和自主意识，提倡实现个人的目标和愿望， 反对任何外来的影响和压力。⑦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同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碰撞。高等院校作为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理念的阵地，价值观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起的心理健康标准的变化使得个体面临更多内在的挑战。社会舆论在此背景下，对校园悲剧的反思，将悲剧的形成看作是学校缺乏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更多是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进行考量，认为个体出现问题源于社会。
3 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
自我意识也称自我（self），指个人的反身意识，即以自身为对象的意识。⑧与其将之看成一种概念，不如看成一种体系，包含功能、结构和发展三部分。Burns（1982）认为自我意识的功能是，保持内在一致性、决定对经验的解释、决定人的期望。⑨ Freud认为自我包含在人格结构中，可分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Rosenberg（1979）认为自我概念结构可划分为：现在自我、期望自我与表现自我。⑩关于自我概念发展，其核心机制是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及与他人的相互作用，Cooley（1992）称其为“镜像过程”形成“镜像自我”，Mead（1934）称其为“一般化他人”。豘总之，自我意识对个体的行为有着调节和定向的作用，体现着人的自主性。同时，自我意识同社会化紧密联系，共同指引着个体的行为。
大学生是拥有自我意识的个体，一方面，可以自由支配个体的行为和自主思考，另一方面，也明晰社会规范对于个体的约束，接受教育对其社会化的改造。复旦投毒案中嫌疑人林某，高学历，为人谦虚，因与室友发生口角，遂投毒谋杀，死者刚直博。从心理健康的标准看，与人的摩擦便产生如此极端行为，心理不可谓健康。同时，人际交往的挫折情境下，便动杀人念头，其社会适应能力较弱，亲和性差。此外，死者黄洋的直博经历也成为悲剧的诱因。总之，人际交往挫折及“妒忌”心理折射出林某自我意识的不完善。
4 小结
人的行为导向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依赖于外部情境，如社会文化，二是在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下实现的自主性。校园悲剧的成因既是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行为个体的自我选择，甚至是毁灭。在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下，浮躁的社会气息、成功学的泛滥以及成绩动机（performance goals）的教育模式等社会文化因素与自我心理健康意识等自我意识的长期忽略的教训是深刻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能空谈，须从以上两个角度深入。
注释
① 姚本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9.
② 李平.中国文化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③ 曾文星.华人的心理与治疗[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
④ 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⑤ 张向葵，丛晓波.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5.3（3）：229-233.
⑥ 杜鸿林，赵壮道.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理论与现代化，2011.4：53-57.
⑦ 李灏，翟石磊.基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中美思维模式的反思[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19-124.
⑧豘章志光，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中介语“僵化”这一概念是由Selinker在早期的中介语研究中提出来的，指的是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未达到标准状态便停止发展，并且将不正确的目的语形式作为一种习惯固定下来，长期使用。［10］对于中介语僵化的原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Selinker的“语言迁移”和Schumann的文化迁移模式。［11］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僵化和二语习得领域的中介语僵化有所不同，外语与母语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即语际间的中介语系统，而普通话不同，它是母语的另外一种形式，属于汉语系统自身内部的中介语体系，所以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僵化有其特殊性，除了受到方言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制约。忻州地方普通话，是忻州方言和普通话接触的产物，一般在青年人群中广泛使用。事实上，这一群体所讲的普通话尽管带有一些方言的特点，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例如:课堂，普通话测试，他们都趋向于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但在日常交流中仍旧使用带着“口音”的地方普通话，显然已经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固化”。［9］
二、忻州普通话僵化状态
相比标准普通话，忻州普通话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语气词，助词，词缀等虚词。
(一)句式(1)“敢+…?”在忻州普通话中基本等同于“难道”，例如:“你敢没吃饭?”(你难道没吃饭?)。(2)忻州普通话中“动词+来”结构很常见，特指做过的，已经发生的事情，例如:“我上午逛街来。”(我上午逛街去了。)“你去来?”(你去过了吗?”)。(3)与“动词+来”结构相对应的还有“动词+去”结构，表示将要做某件事，例如:“你逛街去呀?”“你去图书馆去呀?”。
(二)词语(1)忻州普通话中有很多直接从方言中提取出来的词语:抬:这个字放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不同，但都作动词用。“这个孩子一出来就抬不住了。”(这个孩子一到了外面就管不住了)。跳:你就跳哇。类似普通话中一个口语化的词语“得瑟”。叼:意思等同于普通话中的“抢”，例如:“你不要叼。”灰:意思等同于普通话中的“坏”，例如:“你真灰了。”呢(去声):这也是个独特的语言现象，相当于标准普通话中的“那”:例如:我哪能干呢事情?(我哪能做那事儿?)(2)叠词:忻州普通话中，叠词的运用比较多，而且不同于普通的叠词运用。例如:形容一个人不高，会说:不高高;普通话中的“包”在忻州普通话中会被称为“包包”。(3)词缀:词缀只能与别的词语搭配，构成某一意义。前缀:“圪”:圪转(转悠)，圪溜(溜达)“日”:日哄(哄人)，日捣(捣乱)后缀:“搭”:蹦搭(蹦)，跳搭(跳)“见”:想见(想到)，料见(料到)(4)语气助词“哇”:忻州普通话中常见的方言色彩的语气助词是“哇”，使得忻州地方普通话具有别样的地方特色，如以下例句:这个好看，是哇?(这个好看，是吧?)太无聊了哇?(太无聊了吧?)“啦”:在忻州普通话中，在句尾通常用“啦”代替标准普通话中的“了”，这一特征在标准普通话中可能也会见到，但通常在表达某种较强烈的语气时才会使用“啦”，而忻州普通话中的“啦”没有感彩，同标准普通话中的“了”意思等同。不用啦。(不用了。)你忘啦?(你忘了?)“了”:忻州普通话中，句尾一般要带一个“了”字，但它不同于标准普通话的“了”，其实际意思和标准普通话的“呢”相似。你干嘛了?(你干嘛呢?)是了。(是呢。)“么”:在忻州普通话中，这一语气词表示“当然”“的确”的含义。例如:还小了么，别计较啦。(还小呢，别计较了。)
三、忻州普通话僵化的社会心理原因
尽管人们从小受到大量标准普通话输出并已然掌握其发音组词等规律，忻州普通话依然长期稳定存在。显然，这样一种语言现象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忻州普通话，作为一种中介语，它的僵化状态不仅是方言负迁移的结果，还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原因。首先，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语言是反映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深受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还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此有着深远的影响，“折中”思想是本地区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凡事讲求适可而止。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大家认为，只要可以互相交流便可，不一定要讲出一口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其次，人们的地域观念和乡土观念对这一语言现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和乡土情结，“叶落归根”就是很好的体现。而语言作为一个地区重要的情感联系纽带，受到人们的保护和尊重，不会被轻易丢弃。人们对于自己国家，自己地区的语言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为忻州普通话的产生提供了情感的土壤，即使人们可以讲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忻州普通话仍在忻州地区内广泛存在，人们说着带“家乡味儿”的普通话互相交流，体现着这个地区人们在情感上的彼此认同。最后，对目标语地区的融合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目标语言所在地区以及当地文化的融合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语言学习者是否能够掌握地道的语言。Krashen提出了“情感过滤器”这个概念，很形象地把人的情感因素比作一个过滤器，认为如果这个过滤器关闭了，那么语言输入便会止于此。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医护英语教学;教学模式;语言和认知
随着医疗卫生对外交流日益繁密，对世界性医护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指导性文件《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00，2001，2006)，很多高职高专院校在原有的基础英语(EGP)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专门用途英语(ESP)课程。在医护类院校开设医护英语课程是高等医护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趋势。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是关于认知是如何发展的理论，由Vygosky于1978年提出，［1］该理论包括中介(Medi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活动(Activity)和临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等核心概念。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人的认知发展是个人主体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不断交互的结果。［2］
一、社会文化理论融入医护英语教学的可行性探讨
二语习得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纳(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略了有意义的学习。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该理论将学习者视为个体的信息处理者，将人的个体学习孤立化、简单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社会因素对语言学习和发展的制约作用。前苏联维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调节物质世界或个人世界与彼此的社会和心智活动的过程，［3］语言和任务本身就是中介活动。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强调以“活动”为核心描述人的认知发展，明确社会活动是主体学习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动不仅明确了学习的社会活动的本质，也建立了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活动之间的认识论关联。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论指个体可以在有帮助的促进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近几年在国内，我国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下，研究我国的英语教学。不少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不同角度介绍了调节理论、活动理论、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在教学实践方面，卞少辉将社会文化理论教学观和课堂互动话语策略有机结合起来，［4］有力地佐证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课堂的互动话语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段玲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和英语阅读教学领域的研究状况，［5］尝试建立一个社会文化理论融入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的模式。这些研究关注了社会文化理论，并尝试将社会文化理论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但对社会文化理论在医护英语教学中的研究还是空白。医护类院校开展医护英语教学的时间不长，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医护英语的研究，有的从职业和学习需求、课程建设、教材选编和教学评价等角度进行研究，有的从医护英语的词汇教学、阅读教学和口语教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也有从语料库辅助医护英语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医护英语教学创新模式
(一)教学目标
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指导性文件《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医护英语教学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既有医学专业技能又通晓外语和外语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分级目标包括英语在日常医学工作的情景对话，英语记录和填写病人病例，用英语完成医学交流任务，医学工作英语文献资料阅读，英语沟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等等。
(二)教学环境
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宽松教学环境，积极发挥教师的支架性作用，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有意义的“可理解性的输入”，发挥同伴的合作学习机制，学习者能在老师或者同伴的帮助下，积极参与活动，最终发展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同时有效降低学习者的学习焦虑情感。
(三)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组织应该将语言和内容有机融合，围绕学生所学的专业情景展开教学，包括问询，科室及医生介绍，挂号，化验，检查，出入院，药房，临床会话，电话巡诊，病例书写，等等。教师围绕这些主题来开展系列教学活动，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演讲、病例分析和实地医院情景扮演等，学生通过教学活动的参与与讨论不仅掌握了一个完整的医护过程，还从中学到了专业词汇、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识。这个教学活动过程呈现为一个借助语言活动的问题解决过程，体现了与任务、语言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动重要性。
(四)教学评价
医护英语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估，加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过程监控等机制，注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结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切实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的用武之地。
三、结语
本文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医护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活动的本质，进而找出二者的契合点，从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和情景的设计、教学活动与评价方面等方面来探讨医护英语教学的新模式，旨在为医护英语教学研究在理论上提出新的思路，同时也希望通过该课题的研究对目前在一线工作的医护英语教师的教学产生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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