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1 12:38:29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汉语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助》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它对明清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响。从元泰定元年问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许多次，其中目前能见到的有元代由胡长孺作序的《奚囊广要丛书》本，明代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焕作序的《格致丛书》本（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并删掉了胡长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等。这部书还流传到日本，“自宽永年间以《新刻助语辞》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为从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约250年间助字研究的核心，成为日本汉语语法这门学科的原动力。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
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
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
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
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
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
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
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
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
能，这是为什么？
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
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
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
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
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
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
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
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
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
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
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
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
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
“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
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
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
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
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
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
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
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
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
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
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
”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
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
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方面进行验证。
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
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
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
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的作用。
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
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
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
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
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
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
4．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
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
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
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
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
，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
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
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
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这首诗背下来了。
4．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
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
（7）敌人打退了。
（8）我们打退了。
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
的主语理解成受事。
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
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
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
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
“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
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
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
）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5．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
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
如：
（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
不改变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
（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
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
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
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
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
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
（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
（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
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
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
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
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谁的孩子妈都爱。
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
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
（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
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
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
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
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
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
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
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
。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
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
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
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
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
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
（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
（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
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
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
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
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
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
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
．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
探索》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解释蕴涵完全抛开表层形式，只凭对语句语义的理解而进行。运用解释蕴涵可以作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语
义鉴别是对单个语句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可将语句区分为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语义比较
是对多个语句间的语义关系进行认定，可将语义关系区分为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关键词】语义蕴涵虚指蕴涵解释蕴涵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同义关系矛盾关系
对立关系
＊＊＊
运用现代语义理论对汉语语义进行分析是个新课题。
以语义场理论为代表的结构语义学派于30年代出现，是现代语义学兴起的标志，但是无论德国的特里
尔（J·Trier）还是英国的乌尔曼（S·Ullmann），他们的语义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词（或小于词）一级上进
行。直到60年代卡兹（J·Katz）、福德（J·Fodor）创立“解释语义学"和莱可夫（G·Lakoff）、麦考
莱（J·McCawley）创立“生成语义学"，现代语义学才开始了语句语义的全面研究。
现代语义理论引进我国始于80年代，近些年来已由“介绍"渐进到了“引用"，探索以现代语义学的
观点和方法研究汉语，已现蓬勃态势。特里尔的语义场及义素分析理论，已被引入汉语教材，成为了词义理
论教学的一部分。
对汉语语句语义的探讨则还远远不够。
现代语义学的诞生是语言理论与逻辑理论“联姻"的结果，对语词语义、语句语义的解释、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现代逻辑的方法和模型。“蕴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来对语句语义进行分析的一种逻辑方法
。
本文尝试引鉴蕴涵理论，对汉语的语句语义进行探讨分析。
一、语义蕴涵
对自然语言语义进行“蕴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逻辑蕴涵，逻辑蕴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论基础上的。“
蕴涵，即‘p蕴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义是‘如果p不是假的，则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这就是逻辑上所称的“实质蕴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题蕴涵一切真命题
，真命题为一切命题所蕴涵"这一“蕴涵怪论"。这里说的“真"、“假"并非语句所陈述的事实上的真假
，它与自然语言的语义并无直接联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这种蕴涵理论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来进行语义
分析。
“蕴涵"最基本、最简单的关系是“p真必然q真"，避开抽象的纯真值解释，将“真"、“假"理解
为直观的事实反映，即语句的具体内容，“蕴涵"也就可以应用于语义分析了。
为与逻辑学中的“实质蕴涵"相区别，拟将语义间的蕴涵关系称为“语义蕴涵"。
语句是事实情况的反映，语句语义实际就是关于事物情况的各种“信息"。
“当语句‘p’在语义学上蕴涵语句‘q’时，语句‘p’所传递的信息包含着语句‘q’所传递的信
息。"［②］
这是对语义蕴涵最简明的阐述。p的信息包含着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蕴涵关系自可成立。
设语句p为“王前是翻译家"，语句q为“王前懂外语"，显然，p的信息包含着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语句是真的，q语句必然也是真的，这就可以说，在语义上，语句p对语句q有蕴涵关系，或者说语句p
蕴涵语句q。
“一句陈述句的蕴涵命题就是离开任何语境可以从句子本身推理出来的那些命题；只要那个句子本身表
达一个真实的判断，其蕴涵命题必定真实。"［③］
从这一阐述中，可以析出语义蕴涵应具有的条件：
（一）离开具体的语境，在同一个可能世界中进行讨论，即排除语境因素，独立分析语义，不涉及语用
问题。
（二）必须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关系。
为叙述方便，本文拟将语句p称作“源语句"，将其所蕴涵的语句q称作“蕴涵语句"。还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称的“语句"绝非语法意义的“句子"，它是语义单位，即语义学上所称的“义句"，或者说是具
有逻辑意义的语句，即“命题"。文中所称的“语词"绝非语法意义的词、词组，它也是语义单位，即语义
学上所称的“义位"、“义丛"，或者说是“概念"。
二、虚指蕴涵
虚指蕴涵是以语词为操作对象的，即以一个不定指称短语代替源语句中的各个成分，以形成多个蕴涵语
句。
“不定指称短语"的结构为：“某＋属"，即由任指代词“某"附加于源语句中语词的属概念之上而形
成。
设源语句为S，蕴涵语句分别为S1、S2、S3、S4……
源语句S：校长奖励了三好学生。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某人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实施）某行为于三好学生。
S3：校长奖励了某些人。
为确保虚指蕴涵严格可靠，应遵从下列两条规则：
（一）不改变源语句的表层结构。
以虚指方式导出的蕴涵语句直接来自源语句的表层结构，各个蕴涵语句一般都不改变原有的语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称短语所“置换"。
如上例的S与S1、S2、S3的短语结构均为：
SNp＋Vp
VpV＋Np
（注：TG理论中“"表“重写"，并非蕴涵符号。）
以树形图显示则更明显：
（附图[图]）
显然，源语句与蕴涵语句具有着“同构"关系。
（二）进行置换的虚指短语必须与源语句成分的语义范围同一。用于进行置换的短语是被限定的“属"
，这里的“属"，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范畴"，如“人"、“物"、“行为"、“时间"、“地点"、“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长"的范畴。“属"也可以是较为邻近的“类"，比如采用“领导"、“学校
领导"也无不可。
无论“范畴"还是“类"，语义范围都大于被置换语词，以虚指语词限定后范围缩小，结果两者语义相
等。如图：
（附图[图]）“某人"与“校长"指称范围相同，只是“实"、“虚"之别而已。
蕴涵语句是有序的，其顺序是依着源语句表层结构“语符列"的顺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顺序便是依据着主语、谓语、宾语在表层结构中的语符位置。
蕴涵语句的这种有序性，对确认一个语句的语义具有着重要意义，其间音位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个置换成分的顺序予以侧重，就会构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从而可以传递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问。
S1：谁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对三好学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长奖励了谁？
由重音模式转移所形成的语义各异的蕴涵语句，构成了源语句S的全部语义，而S在无语境、无重音模
式的情况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语义。
重音模式与语境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语义蕴涵遵从着“无语境"的条件，所以这不是本文要深入讨论的
问题。
虚指蕴涵的操作机制是对语句的表层结构进行“改造"，实际只是一种“语法义蕴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语句语义，当然也就无法应用于深入的语义分析。
三、解释蕴涵
解释蕴涵则是抛开语句的表层形式，完全凭借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和解释以形成蕴涵语句。
凭借理解对语义进行解释，是分析自然语言的惯用方式，“所有关于自然语言的论证有效地证明，依赖
于未经训练的语言直觉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赖于逻辑理论的程度。"［④］进行语义解释尤其要依赖“未经训
练的语言直觉"能力。
任一语句的语义都是可以进行理解、进行解释的，语句语义与其语义的解释是不同的，前者是复合总体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体"。
源语句S：王工程师是刘师傅女儿的未婚夫。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王工程师是男性。
S2：王工程师未婚。
S3：刘师傅已婚。
S4：刘师傅有个女儿。
S5：刘师傅女儿未婚。
S6：王工程师与刘师傅女儿已确定婚姻关系。
上列蕴涵语句是对S的语义进行分解的结果，进行这种分解的依据是纯语义的，与表层结构无关，蕴涵
语句是完全凭借直觉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而形成。
源语句S分别蕴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蕴涵关系，可读作“蕴涵"或“那么"。
这种蕴涵关系可以用侧树形图表示：
（附图[图]）
S是S1、S2、S3、S4语义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语义的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对语句语义的解释不是任意的，源语句与蕴涵语句之间必须存有“p真必然q真"的关系，为此，下列
操作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一）蕴涵语句是不超出源语句语义的范围，就是说所传递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语句，如“刘师傅是男的
"、“刘师傅女儿20多岁"等就不是源语句的蕴涵语句。
（二）不能导出与源语句相背的语句，如“刘师傅未婚"、“王工程师不认识刘师傅的女儿"等。
虚指蕴涵与解释蕴涵都是对语句语义进行分解，但两者大不相同，兹以下表进行对比：
虚指蕴涵解释蕴涵
操作依据语词语义语句语义
语形结构不改变改变
操作方式置换解释
蕴涵本源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蕴涵性质语法的语义的
蕴涵语义范围相等缩小
蕴涵语句组合有序无序
蕴涵语句数量定量不定量
语句语义的研究绝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对语句的语义性质及语句语义间的关系
予以认定，在这方面解释蕴涵是最为可行、最为有效的分析方法。
语义认定可从“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两个方面分述。
四、语义鉴别
语义鉴别是对语句自身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
依据语句的语义性质区分，有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
1．单义句
一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相互独立并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此句为单义句。
“相互独立"是指蕴涵语句之间不重复、不交叉。“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是指不含有语义相抵的不可
组合情况。
源语句S：甲的1号赛车荣获了本届越野赛的冠军。
可以蕴涵下列语句：
S1：甲是赛车手。
S2：甲驾的是1号车。
S3：曾举行越野赛。
S4：甲参加了本届越野赛。
S5：1号车荣获了冠军。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语义，相互独立，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语句的语义，彼此可以进行组合
、还原成源语句的完整语义，因此源语句为单义句。
2．歧义句
一个语句同时蕴涵多组语句，其间含有“异己"语句而无法进行组合、还原，此句为歧义句。
源语句S：我们见到了刚刚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语句可以蕴涵A、B两组不同的语句。
A组：
A—S1：小王有个哥哥。
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
A—S3：我们见到了哥哥。
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A、B两组语句都是S所蕴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与B—
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是两组之间的“异己"语句，由于两者的存在，两组不可重新进行组合、还原，
因此可说源语句S是个歧义句。
歧义句的语义有如下特征：任一个语句组（A或B组）中引入另一组所含异己语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会出现矛盾，反而能组合成更为完整、更为明确的语义。
如A组S2的否定式为“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试将其引入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新组成的这组语句，不但可以进行组合，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义现象。
同理，B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组是如此。
3．重复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同一的语句，此句为重复句。
源语句S：处女之作《泪痕》是小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蕴涵语句：
S1：小李写了一部《泪痕》。
S2：《泪痕》是处女之作。
S3：《泪痕》是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显然，S2与S3的语义是同一的。
重复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语义同一的语词所造成，如“处女之作"与“第一部作品"。
这里说的“同一"是指语义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语词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语义未必同一。
源语句S：那个老运动员很老。
蕴涵语句：
S1：那是个运动员。
S2：他是老运动员。
S3：他很老。
这组蕴涵语句中，S2与S3都用了“老"这一语词，但语义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时间久长，
S3中的“老"是年岁高迈，因此源语句S不为重复句。
4．矛盾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不可共存的语句，此句为矛盾句。
源语句S：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历来是统一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蕴涵语句：
S1：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S2：我国历来是统一的。
S3：我国曾有过分裂。
显然，S2（历来是统一的）与S3（并非历来是统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句。此类语句包含有“预设语义"，“预设"的语义与“显现"的语义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论"的矛盾语义是极其隐含的，运用解释蕴涵进行分析可以将其揭示出来。
源语句S：真实的判断是不存在的。
蕴涵语句：
S1：真实判断不存在。
S2：存在着一个真实判断（该判断）。
S2是言者默认的预设语义，S1是语句所显现的语义，两者不可共存。
五、语义比较
通过对不同语句的语义进行对比分析，以认定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为语义比较。
大量的语句都是各自独立的，它们的语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这些语句可称为“独立句"，这里不予
讨论。
语句间的语义关系区分，有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1．同义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完全相同，这两个语句为同义关系。
同义关系所传递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语句：
A—S：中国队又一次荣获冠军。
B—S：中国队再次夺魁。
C—S：中国队卫冕成功。
上列三个语句都蕴涵着下列语句：
S1：中国队曾获得第一。
S2：中国队本次又获第一。
此类同义关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义语词，因此它们的表层结构也大都无异，这是“同构"的同义关系
。
同义关系大都不是同构的，比如由核心句经“移动转换"而生成的转换句，表层结构就是不同的。
源语句：
A—S：秦国灭了赵国。
B—S：秦国把赵国灭了。
C—S：赵国被秦国灭了。
蕴涵语句：
S1：秦国曾与赵国交战。
S2：秦国胜利了。
S3：赵国失败了。
S4：赵国已不存在。
由“省略转换"生成的转换句，不但表层结构缩减，语义也有所省略，蕴涵语句的语义有了差异，不能
认为是同义关系。
源语句：
A—S：赵国被秦国灭了。
B—S：赵国被灭了。
语句B—S并不蕴涵S1、S2两个语义，信息量减少了，A—S与B—S不是同义关系。
2．矛盾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矛盾关系。
源语句：
A—S：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装。
B—S：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而没有褪色。
A—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B—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
A—S所蕴涵的S2与B—S所蕴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总量，即“是新款的"与“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这两种情况外，别无其他情况。
矛盾关系语句之间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假。
（二）可以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真。矛盾关系语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别无其他情况，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为假，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真。
3．对立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对立关系。
源语句：
A—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韩国产品。
A—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
A—S与B—S所蕴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两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即“是中国产品"
与“是韩国产品"只包含了信息总量中的部分信息。
对立关系语句有如下两个特征：
（一）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真，可以推知“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假。
（二）不能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为真，对立关系语句所传递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这批
设备是中国产品"与“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还可以是其他国家产品），所以非此未必
为彼，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为假，就推不出“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真。
注释：
①［英］罗素：《数理哲学导论》，转引自［美］帕特里克·苏佩斯《逻辑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页。
②［日］末木刚博：《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③［英］尼尔·史密斯、［英］达埃德尔·威尔逊：《现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是非自主的。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和来源于经验的认知模型在语言中有广泛的体现，因此，语言结构为研究基本的认知现象提供了重要线索，人类的认知规律也会影响语言结构的选择。
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术语最早来自完形心理学中的形基知觉。图形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部分；背景即为突出图形起衬托作用的部分。这一理论表明，当我们观察外部世界时，都会形成一个认知场，这个认知场就是由图形和背景两部分构成。在认知语言学分析中，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运作和语义结构重要的和基本的特性。图形就是所要描写的对象，背景是其所处的环境。对图形的选择决定于注意的焦点、移动方向、观察的方位等。图形和背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位置关系，对象的所处位置、颜色对比、动静对比（易于移动的物体倾向于成为图形，但是在大量移动的物体中静止的物体又倾向于成为图形）、大小对比等都是区分背景与图形的因素，在一个认知场中，得到突显的部分是图形，没有得到突显的部分是背景，图形与背景相比总是更容易识别，更容易引起注意，也更容易记忆，并且更容易建立起一定的意义来。①例如，“在的右边。”和“在的左边。”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前一句中的“”是作为图形出现的，因而受到重视，“”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在人们的感觉中被忽视了；第二句正好相反，充任图形的是“”，充任背景的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对象会因为充任图形而得到突显，若充任背景则被忽视。
从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一、存现句的内涵
存现句作为汉语中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句式，传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观点：
从句意角度：吕叔湘最早从句义入手，指出“这一类有无句单纯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称为存在句。”②张静认为存现句是表示主语有什么，在何处。或者只是叙述出现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无主句。③
从句式结构角度：认为这种句子是由“处所词＋动词（着）＋（数量词）名词”三部分构成。④
同时从句意和句型入手：以宋玉柱为代表，认为它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东西或人的句子。⑤邢福义在《现代汉语》里说“存现句是表明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⑥
我们从各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落脚点显然是句子的语法结构，都是从句型、句义来下定义的。
二、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运用图形－背景理论从人类认识事物的认知模式角度来描述存现句存在的合理性。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句末呈现焦点
在语言研究中，图形－背景是一种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型，图形是所要描述的对象，认知上较突显，背景是其环境，认知上不太突显。就句法结构而言，在一个简单的主谓宾句子里，主语是图形在语言中的现实化，宾语是背景在语言中的现实化，谓词是联系的中间环节。图形－背景理论为主谓顺序的合理性提供了认知上的理论支持。转、主于句末，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位于句首的作用
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结构上的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给人提供不同的意象和感觉。存现句中的主体名词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它的位置在句末。
烟尘滚滚的场地上狂怒地蹦跳着一只斗牛。——一只斗牛狂怒地蹦跳在烟尘滚滚的场地上。
这组句子中，后一句式中主语的位置突出了“斗牛”对“蹦跳”，“两条汉子”对“立”的支配作用，前一句式中“斗牛”和“两条汉子”都是处于宾语的位置，就无法突出这种作用，但是却强化了“斗牛”蹦跳时和“两条汉子”立着时的状态。
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在一般主谓句中位于动词之前或句末，存现句中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则必须放在句首，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释，它就是充当了一个大的背景，位于句首更能起到展示大背景的作用，并能够使读者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这个背景上，然后再过渡到图形。
河堤上扔着我的镰刀和草筐。——我的镰刀和草筐在河堤上扔着。
试比较例的前后两个句式，后一句式中读者的注意力焦点是由已知物“镰刀和草筐”开始，然后扩展到环境“河堤”上，我们对环境认知的整体性以及关注的强度就会受到影响，前一句式则在我们认知尚处于空白状态时将一个环境“河堤”充塞到我们的视野中，从而保证只有在这个较为稳定的环境被确立为整个认知的背景时，对“扔着镰刀和草筐”这个对象的接受和理解才能顺利进行。另外，句首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之后直接与动词性词语相接，没有名词性成分干扰对方所词语、时间词语的理解，更保证了对背景的心理注意。
在实际言语交际中，这两种句式都是人们经常用到的，说话者究竟用哪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个人的主观意图而定，不过，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当我们说某部分是图形，另一部分是背景时，并不意味着背景不重要，只是说它不是焦点。但没有背景是不行的，一方面，没有背景句子不能满足完形特征，另一方面，没有背景
图形也得不到烘托。
结语
总之，认知语言学在分析句法时告诉我们，语言结构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对语言的运用与我们怎样感知周围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关系。认知语言学对句法的分析不是试图说明句法之间的转换关系，也不是论证句法如何与客观事物相对应，而是试图阐明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决定语言的形式。存现句的作用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上的框架，它首先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背景，然后将一个对象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引入，作为轮廓鲜明的图形放置在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句式，存现句通过主移到句末，成为句末焦点，句末图形，从而引起读者对其进一步的关注。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种语言形式，不管它表面上看来特殊与否，在本质上都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都反映了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
参考文献：
[1]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张静主编．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4]雷涛．存在句的范围、构成和分类[J]．北京：中国语文．1993．
[5]宋玉柱．语法论稿[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6]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对外汉语教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指多媒体汉语教学，如影视教学、电化教学、函授教学、个别教学、自学等。狭义的理解即课堂教学。尽管多媒体教学发展得很快，但目前课堂教学依然占据着中心位置。可以说，设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国内高校，都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课堂教学仍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方式。“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和构想、教学的原则都要靠课堂教学去落实；各种课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要靠课堂教学去达到和完成；对外汉语教学的总目标——培养学生具有听、说、读、写诸项基本技能，从而达到能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也要通过课堂教学去实现。”既然课堂教学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那么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法教学也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外国留学生在基础汉语学习阶段是从零开始的，为培养汉语方面的语言技能，必须进行大量的语言练习。这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唯一途径，也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特点。或者说，学生的语言技能，单靠教师的讲解是不够的，学生自己也要勤学苦练。如果在课堂上忽略了这一特点，教师讲得再多也无济于事，有些教师甚至使用外语讲课，这更是犯了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大忌”。教师应该把课堂时间尽量留给学生，让学生大胆开口，多加练习，直至能够流利运用为止。
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影响，留学生在语言习得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中国学生不尽相同。留学生的难点往往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或是容易被忽略的。教师要善于发现这些难点：一方面要精心备课。在备课中对“难点”做出初步预测估计；另一方面要在课堂上积极引导，发现“难点”。在课堂上可以采取由学生直接提问或教师在课堂练习中寻找的方式。例如，一个学生在读课文时念道“马飞，快地跑过来”，那么教师马上就能知道，他不懂“飞快”一词的含义，所以断句断错了。这时教师示范朗读就等于纠正了学生的错误，或者再领读一下，效果会更好。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真正有经验的教师上课是顺其自然的，是“教无定法”的，即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这里简单谈一谈教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一）了解学生的学习目的和心理，有的放矢地教学
一般情况下，一个班集体是由几个国家的学生组成的。首先，教师要从总体上了解教学对象所在国家的概况，包括政治、历史、文化、风俗等；其次，要了解每个人的学习目的、心理特征及其所掌握的汉语程度等。
据笔者统计，外国留学生来华情况有如下几类：
1.外国公司派来的，来自日本、韩国的居多；
2.国家间互派的，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居多；
3.对中国感兴趣，以后想在中国工作的；
4.所学专业与中国文化有联系的；
5.旅游、经商、消遣或者看朋友的。
因前四种情况来华的留学生学习目的比较明确，有学习动力。而“旅游、经商、消遣或者看朋友者”则只想学点儿口语，目的性不强。教师对他们既不能强迫学习，又不能放任自流，应该采取积极引导的教学方式。不管学生抱什么目的而来，只要走进我们的课堂，教师就有义务教好他们，让他们学有所获。他们都是成年人，自尊心都比较强，教师要尽量多引导启发，少批评说教，鼓励他们多开口说，还要让学生都有同等的练习机会。
（二）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寓教于乐”是中外教育学家总结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学生在愉悦中才能对学习产生兴趣。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是任何课堂教学都需要的。此点对外国留学生尤为重要，多数外国留学生比较看重“自我”，如果他们觉得乏味，就会丧失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所以教师应该引导他们在娱乐中学习。可是，在有限的汉语水平制约中，如何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呢？有人曾提出把“脑筋急转弯”引入到对外汉语的语法教学中来，以促进留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形象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并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脑筋急转弯”是作为一种益智类语言游戏出现的。巧妙运用汉语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修辞等语言现象创作的“脑筋急转弯”，能让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汉语这种独特的符号系统自身具有的美学功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也“脑筋转了一下弯”，尝试着把“脑筋急转弯”这种语言游戏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达到教师“润物细无声”，学生“轻松学汉语”的良好效果。具体做法是：把“脑筋急转弯”当作一个“引子”，由它引入所要讲的语言知识点，让学生更形象地理解汉语语言现象。把它当作课堂教学中的一个调节剂，能活跃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汉语中的一些语言现象。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语法教学中巧妙运用“脑筋急转弯”，有利于学生理解所要讲的语法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在语法教学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和讲解方法问题上，人们却各持己见。但总的来说，必须坚持的原则是语法教学不宜过分强调，不能为了讲语法而讲语法，而是应该让学生接触语言事实。正如赵金铭所言：“与其讲语法不如让学生接触有关的语言材料，这也许是掌握语法的最好途径。”的确，课堂语法教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教师的“脑筋”也要尝试着“转弯”，让学生在“转弯”中轻松学语法。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点拨式教学和随机教学，排除学生学语法的畏惧情绪。教师在讲语法时可以尝试加入“脑筋急转弯”这种引子和调节剂，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教学方法中“脑筋急转弯”的运用：
1.趋向补语的教学
趋向补语是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难点问题，即对汉语趋向补语的掌握和运用问题。如何使学生掌握趋向补语的趋向意义和引申意义，正确地理解并加以运用，需要一个很好的“引子”。教师在讲解趋向补语时可以举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
（1）——一个人走在独木桥上，当他走到桥中央的时候，抬头一看，前面过来了一只狼，扭头往后一看，身后站着一只老虎。可是这个人却过去了。问：他怎么过去了？
——昏过去了。
这是典型的动趋结构，即“V+复合趋向补语”的用法,并且涉及趋向补语的另一个重要用法，即趋向补语“过去”的引申义。趋向补语“过去”有三个相关意义：单个词的意思是，离开或经过说话人或叙述的对象所在地向另一个地点去；用在动词后的一般用法。如：把球踢过去，把信封翻过去等；用在动词后，表示失去原来正常的状态，如：病人晕过去了。是利用“过去”的多义双关的第三种用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到“过去”的婉辞用法：“死亡”。从而引出一个专题：“趋向补语的引申用法”，让学生了解一个系统的趋向补语的用法。
2.“比”字句的教学
（2）——为什么青蛙能跳得比树高？
——因为树不会跳。
这两句对话真实信息的语法结构应当是“青蛙跳得比树跳得高”，而非“青蛙跳得比树高”。前一个句子利用语音的歧义，通过省略把一个比较状语从句结构变成了后一个句子中的补语结构。我们用这个“脑筋急转弯”是为了引入“比字句”的结构和用法，让学生了解不同的语法结构之间的关系。
搞好课堂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师的根本任务，而要创造一种轻松、活泼、生动、有序的课堂氛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学方法要灵活，也就是首先要具有搞活课堂气氛的意识。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特殊性、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汉语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文化差异的特殊性等因素对对外汉语教师的要求。吕叔湘先生在谈到语文教学时就曾说过：“成功的教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课教活了。如果说一种教学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学法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因此，教师备课和课堂操作要在“活”上下工夫。教师通过“脑筋急转弯”这种灵活的形式，可以使学生了解到汉语中生动有趣的语言现象。对外汉语教师必须具有随机应变的教学机智，做到“乐教”和“善教”，寓教于乐，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运用“脑筋急转弯”，需要教师在充分而合理地运用教学机制的基础上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选材取例上要难度适中。由于对外汉语教学对象的特殊性，针对不同等级水平、不同学习阶段的留学生，要考虑他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技能及其所达到的水平，选择不同难度的“脑筋急转弯”，内容上也要与他们的生活有联系，这样才能生动有趣。
第二，发“问”要巧。由于“脑筋急转弯”主要由提问和回答两部分构成，目的在于通过问答句来引入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教师特别注意叙述问题和答案的技巧和方式，正确地引导到所要讲的语言点上，做到巧妙而又让学生有所收获。例如，引入趋向补语的方式，例（1)问“他怎么过去了?”要比“他怎么过去的?”更有提示作用。而有时候为了制作“脑筋急转弯”而故意设置的语言障碍要在游戏之后给学生予以纠正，叙述正确而完整的表达方式。
（三）对汉语语法难点讲解过程中语境理论的运用
关于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有人曾提出运用语境理论来进行对汉语语法难点的讲解,希望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语境，即语言环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语境即语言本身的环境，指语言结构中的上下文；广义语境指使用语言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因素，包括言语交际活动中的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如使用语言者的身份、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客观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也包括语言的社会环境，如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特点。
目前的语法课教学，仍然偏重于讲解语法学知识，片面、孤立地分析说明一些语法规则、结构等，没有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忽视了语言的实际运用。其实，有些令教师和学生都感到棘手的语法难点，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关于“了”的用法
一般的对外汉语教材及相关的语法书都把“了”分为动态助词“了1”(在动词后)和语气助词“了2”(在句子后)，但留学生通常都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句子中“了”在前而有的句子中“了”在后，因为有时候语气助词“了2”也是表示动作或行为的完成，如：
(3)我买到书了。
(4)我买了一本书。
例(3)中的“书”是特指，交际双方以前谈论过关于这本书的话题，因此，双方有共享预设，说话者强调的是一件事情的完成。例(4)中“一本书”是个新信息，说话者着重说明的是动作的执行。联系语境来说明，比起让学生简单地记住用“了1”与“了2”的语法规则要更为有效。
再比如：
(5)在韩国学习汉语一年了。
(6)开学以前，我想在我们班至少有两个男同学，不料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7)早上的空气很凉快了。
(8)在西安过了三天了。
上述句子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成立的，但联系到学生使用时的实际语言环境，便都成了病句。例(5)的说话人如果在韩国，这个句子没问题，表示已经学了一年汉语，并且还要继续学下去。但是说话人现在已经在中国，因此不能用“了2”，应改为“在韩国学习了一年汉语”。例(6)的说话人希望班里至少有两个男生，但实际上一个也没有，而按照字面解释，好像是说本来至少有两个，后来没有了，因此，也不能用“了2”。例(7)的说话人如果在北京已生活了一段时间，体验到气候的变化，那这个句子是对的，实际上说话人刚来北京，所以也不能用表示变化的“了2”。例(8)句的说话人如果还在西安,句子可以成立，但如果已回到北京，那么也不能用表示继续的“了2”。
留学生在学习“了”的用法时，最大的困惑是不知何时该用何时不该用。目前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与语法书中，通常把句子当作最大的单位，没有扩展到句群、段落，也就没有讲清用“了”与不用“了”的句子交叉使用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例子：
(9)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10)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我采访了陈俊华和郝永云夫妇。与郝永云交谈时，他们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床边玩耍。她不时地扭过头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瞅着我和她的妈妈。她显然是出生于地震之后。将来,这个天真活泼的小东西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本不会有她。因为，一场震灾险些夺去她父母亲的生命。那会儿，他们刚刚结婚。
(11)星期天上午，阿婆早早地弄好了饭，待一家人吃过饭，收拾完了，阿婆说要带我去外边走走。我们一起来到展览馆。展览馆里有许多字和画，玻璃柜里还有雕塑和古董。阿婆什么也不看，只在那些字幅前面走来走去。阿婆看不懂字，连标签上的价钱也看不懂。她不停地问我，这幅多少钱，那幅多少钱。那些字都很贵，最便宜的要三百元，最贵的要六百元。阿婆说，想不到真有这么贵的字，一幅字就是好几千斤谷，难怪你爸爸要心疼哩。
上面三个例子都是以句群为单位的。在这些句群中,第一个句子与后面的句子是连贯的，并且后面的句子大多是描写性的。因此，我们可以告诉学生，在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第一个句子是强调事情的发生与完成，所以要用“了”，而描写之后发生的动作时，往往不需再用“了”。在某一个具体语境中，这种交叉情况是一个连续体。
2．关于“是”的用法
现代汉语中，“是”表示肯定，有“的确、实在”义，需重读，不能省略。如：
(12)昨天是冷，一点不假。
(13)他手艺是高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再看下面几个句子：
(14)溥仪的童年是比较开心。
(15)日语和汉语是在很多地方不一样。
(16)写信是不太好。
从语法形式上看，例句(12)(13)与(14)(15)(16)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例句(14)(15)(16)从语法上看没有错。但是，例句(12)(13)的交际双方对于“昨天天气冷”与“他手艺高明”有共识，也就是说，这两个句子是有前提的，而联系例句(14)(15)(16)的上下文,却没有共享预设，因此，这几句中的“是”都不能用。
运用语境学的理论，能够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这也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
三、总结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目的在于教给留学生正确的汉语语法规则的输入，使留学生能够在交际过程中正确运用汉语语法，从而达到有效交流的效果。将“脑筋急转弯”这种益智的语言游戏应用到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使留学生快速掌握汉语语法。将语境理论应用到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过程中，也能够帮助留学生深入到特定的情境中了解并掌握汉语语法的具体使用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该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以提高教学质量。
论文关键词：汉语语法脑筋急转弯语境理论
论文摘要：汉语语法一直是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感到头痛的一大难题，所以，如何对留学生进行语法教学就成了理论界争论的焦点。课堂教学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课堂教学中“脑筋急转弯”这一益智游戏与语境理论来探讨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提倡将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王未.语境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J].江苏社会科学，2000，（6）.
[2]赵金铭.教外国人汉语语法的一些原则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2）.
[3]张文元.激发兴趣感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咸阳师专学报，1997，（5）.
即观察者是静止的，时间迎面向观察者移动过来。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比喻时间像长河一样流过我们的感觉。由于是时间在朝观察者移动，显然走在前面的时间将很快成为过去，未来则总是走在后面。所以就有了“先来在前，晚来在后”的感觉，才有了“前”对应“过去”，“后”对应“未来”的概念。这种概念类型在汉语中是非常常见的。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史无前例、前所未闻、后起之秀、后继有人、瞻前顾后、惩前毖后、思前想后、前因后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在这些例子中，前都代表“过去了的”，后代表“将来的”。
二、人动时静型
即时间是静止的，观察者面向将来移动。也就是我们去拥抱未来的感觉。在这种模式中，很自然地，“前”对应的是“未来”，“后”对应的是“过去”。在汉语中，这样的例子有前程、前景、前途等，都是用“前”来隐喻将来的时间。
三、视角的双向性
在汉语中，关于“前”、“后”产生矛盾的例子还有一些，比如很典型的公交站点的问题。比如我们学校外公交站点叫做“四川大学站”，那么“四川大学前一站”到底是指还没有到四川大学那一站还是已经过了四川大学的那一站呢?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呢?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视角的不同，即视角的双向性。我们在表述“前”与“后”两种方位时，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面向未来”，一种即“面向过去”。这在汉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未来在前，过去在后，我们这样表述:向前走，莫后退;前不着村，后不着地。而当我们面向过去的时候，我们往往这样使用前与后:上课前/后，春节前/后，一百年前/后。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四川大学前一站”这个问题，若言谈者面向未来，便是指的已经经过了川大的那一站;若其面向过去，则是指还没有到达川大的那一站。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与言谈者的主观视角有关。了解了我们在运用方位词“前”、“后”来表示时间概念时出现矛盾的原因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汉语中的一个总体使用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对我们用“前”、“后”来表示时间概念的情况稍加留意，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在上文中所说到的两种不同的隐喻概念或者不同的视角，在汉语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我们明显更倾向于“过去在前，未来在后”这种隐喻。除了上文中为说明“人静时动”时所举出的例子外，还有很多，如:前言不搭后语、前辈/后辈、前人/后人、以前/今后;前天/后天;大前天/大后天;前半天/后半天;前半场/后半场;前半夜/后半夜;开学以前/放假以后等等。而从“未来在前，过去在后”来看，我们则使用的较少，比如:前进、后退、我们要往前看，不能沉浸于过去等等，其数量明显要少于第一类。
论文摘要:汉语成语足汉语词汇系统的特殊部分。中国文化在成语的生成和使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语修辞现象即根源于中国文化。本文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以及汉语与汉字的特点等多角度探讨了成语、修辞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不少成语是语言中的活化石，它们大都来源于古代，贯用于古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汉语成语数量大、内容丰富、使用普遍，反映了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成语的产生与使用也是汉族人民修辞活动的一部分。本文试图从文化背景角度对成语与修辞作些探讨。
1成语与修辞密切相关
成语与修辞密切相关，有三层含义:
1.1成语是修辞活动的产物
《周易》说:“修辞立其诚”。修辞立其诚，主要体现在语言交际双方要有“合作精神”。语言交际双方都有双向沟通情感和信息的良好愿望，组织或调整自己的话语，把交际活动进行下去。这就要求语言表达要有表现力和说服力。于是人们常常采用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即修辞技巧的运用。这些修辞技巧有的十分精妙准确，为后代人们一再模仿沿用，久而久之，就出现一批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词组或句子。成语就是其中沿用至今、具有特殊含义的固定词组。
1.2运用成语本身就是一种修辞现象
人们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为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常常选用一些富于表现力的句式或语言材料。成语是一种既富于表现力又简洁通用的“语言材料”，所以被人们普遍使用。因此，从广义上说，“运用成语”也是一种修辞方式。
1.3成语是多种修辞方式运用的成果
成语的生成、构造或使用牵涉到许多修辞方式，系统研究成语，可以发现许多修辞方式的影子。例如，如鱼得水(比喻)，移风易俗(对偶)，国破家亡(互文)，磨刀霍霍(摹状)，白山黑水(借代)，而立之年(割裂)，千钧一发(夸张)，阮囊羞涩(用典)，老死沟壑(委婉)，瓜字初分(隐语)，逃(桃)之夭夭(双关)，关门大吉(反语)。
研究修辞方式在成语中的运用，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2成语修辞的文化机制
2.1务实精神与具象思维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发达，铸定了中国文化具体务实的传统。章太炎所说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默玄想”的民族性格}z}。这也影到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简洁具体，有理有据。这个“理据”往往指的是生活事实的验证和古圣先贤的经典论述。
这种具象思维，使人们在言语活动中，遇到稍微抽象的东西，就把它具体化。汉语成语多用比喻、摹状，就是这种具体化的反映。“危如累卵”(比喻)让人头脑中浮现出“许多鸡蛋垒在一块儿，随时可能崩塌”的画面。“磨刀霍霍”(摹状)使人仿佛看到奋力磨刀的样子，听到磨刀的声音。
这种具象思维，也使人们想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中国人素来“崇古”，古圣先贤的语言、古人的事迹，都被时间赋予了经典的地位。于是人们说话作文，总喜欢引经据典。许多成语既是人们引经据典的成果，也是后人经常引用的“经典”。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阮囊羞涩”(古人事迹)。
2.2喜新求异、含蓄委婉的文化心理
古人在具体务实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又有追求遣词造句的新颖奇特的心理。韩愈在《答李诩书》中提出“惟陈言之务去”，主张语言运用力求独创、新颖。可见，喜新求异是汉语修辞活动的一个传统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中国人以含而不露为美，喜欢含蓄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两方面都要求语言交际时“换一种说法”。古代的文人雅士，说话作文时追求“雅言”、“美辞”，创造出许多打破常规的表达方式，促使一些修辞方式的产生和推广。我们可以在许多成语中看到这些修辞方式的运用。
例如，说“贫困、没钱”平淡无奇，就用典故“阮囊羞涩”(用典);用“白山黑水”代“东北”，用“苍山洱海”代“云南”(借代);截取孔子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的“而立”、“不惑”造出成语“而立之年”、“年届不惑”等(割裂);“瓜字初分”旧指女子十六岁，就是拆“瓜”为“二”“八”、蕴“二八一十六”之意(隐语)。儒家文化讲“礼”，“尊人抑己”，许多成语都有这种色彩。如“客人来了”，说“大驾光临”，自家因此“蓬草增辉”。“自己死了”谦称“老死沟壑，’(委婉)。另外中国人也不乏幽默的细胞，“逃跑”说成“逃(桃)之夭夭”;“不得不关门停业”说成“关门大吉”(反语)。夸张修辞格直接创造了非现实的诡异画面，如“气吞山河”、“天翻地覆”。
2.3均衡对称的审美情趣
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汉族人民修辞活动中的一种审美情趣。中国传统思维有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即以二元对待的观点来看待、分析事物，重视事物的关联、对立及其变化。故在语言表达时，常用字数相等、结构相似的语词表达相同、相反或相关的意思。成语中运用对偶、互文、双关、借代，就是这种均衡对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成语内部语素对偶、互文，前后对照，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成语字面意思与实际意思，通过双关、借代巧妙联系，有虚实映衬之美。
汉语成语多采用“四字格”，就是因为“四字格”四个字两两相对，完全符合均衡对称的审美要求。
2.4汉语与汉字的结构特点
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汉字形音义的特点是成语修辞的基础。方块汉字，有立体感;字字分写，形式整齐;元音辅音相间，音节分明、洪亮，有节奏感，容易形成“四字一组”的成语。四个字两两相对，非常适合对偶、互文。汉语中同音词大量存在，有利于构造谐音双关。汉字字字分写，可以随意截取，重新组合，适合用典、借代、割裂等辞格的运用。汉字形体由有意义的部件“拼装”而成，可以通过“析字”构造隐语。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