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0 03: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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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莎剧；服装造型；形式化；思想性
从戏剧形式上分析，语言作为交流的必备因素，在沟通与表达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准确贴切的语言描述可以在沟通的过程中使信息得以更顺利的流通，错误的表达往往令事情适得其反。莎剧艺术也有它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以一种特殊的视听形式存在，它多样且富有变化，从视觉部分而言，可以简要概括为服装样式、角色形象气质以及舞台场景效果等方面，从听觉部分大概分为角色的对白、语气，背景音乐和环境音等。视觉与听觉所采用的形式千差万别，所传达的效果也各有不同，与语言异曲同工的是，这些形式的目的是传达出创作者的艺术思想与情感，让观众能够更加清晰甚至深刻地领会到作者的意图，为了更好地去表达，是需要创作者具有一定的技巧的。
与常见的形式所不同的一种形式叫做极简主义，英文名是“Milimalism”，也称为极简派艺术，或简约主义。它的含义较为广泛，不单是指一种艺术流派，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或服装风格。这是一种采用“极端”方式进行艺术处理的形式，它在最大限度内将艺术形式的内容进行简化或删减，只保留最核心的部分，从而彰显艺术的本质。过程中它去掉了很多辅的修饰内容，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最基本、最必要的创作手法来追求艺术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长期以来，这种艺术形式被很多设计师推崇，它像短小精悍的诗句，常常起到让人过目不忘的效果，也更容易引发让人震撼的艺术冲击力，用极小的内容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这种“以小见大”的魅力令很多艺术家乐此不疲，他们将自己的艺术思想理念压缩然后传达给观众后再次释放，每个观众有不同的自我解读，有时不必追求固定的答案，每个人的理解都是合理的，这给艺术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在传播的速率上也占有极大的优势，甚至成为了当今艺术界的主流趋势。
“经过逐渐消除被证明是多余的东西，我们发现没有化装，没有别出心裁的服装和布景，没有隔离的表演区（舞台），没有灯光和音响效果，戏剧是能够存在的。没有演员与观众中间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关系，戏剧是不能存在的。”[1]现代戏剧已经走得更加遥远、前卫、“反戏剧”。“反戏剧”或者说后剧场艺术仍然是一种戏剧，只不过它强调的是叙述性而非戏剧性。主张以身体为创作的主体，作为在剧场表达艺术观念的主要工具。即便没有任何其他的舞台元素，只有表演，戏剧还是可以成为戏剧。让演员的肢体语言和运动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转移，行为开始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它和戏剧的艺术形式结合成一个用来体验世界、了解人生和自我的过程。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梅耶荷德“假定性戏剧”、葛罗托斯基“质朴剧场”等，他们一致认为剧场是一种透过自我发现去感受生命的方法，把观众的视点集中于演员的演绎上，回到戏剧表演的源头。
2012年“说书版”《泰特斯2.0》导演邓树荣夸张了血腥与暴力的元素效果，巧妙地借助了演T的肢体语言，讲出了一个精彩的复仇故事，深深地印在了观众的心里。剧中的角色穿着日常服装演出，当他们脱下日常服装后竟然露出了戏服，这一设计使人十分难忘，印证了“一脱下日常生活的衣服，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说书人”。演员一横排端坐在舞台里侧倒的椅子上，在现场乐师制造的各种杂音中，开始了他们的叙述与表演。整场演出演员只是通过声音、呼吸、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空间移位来塑造角色。他们时而叙述，时而扮演，时而评议，在不固定的角色之间来回转换，跳进跳出，并伴以饱含张力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来探讨人类最原始的5种表达元素的表达能力。7个演员7把椅子，灯光极简，现场音乐极简，唯一突出的是演员作为人体的存在。将戏剧变成由一群扮演者在舞台上表演如何讲述一个故事的戏剧。隐匿的暴力没有削弱泰勒斯的性格，对于制度的理解他有自己的误区，也因此悲剧不断，以暴制暴。导演所要表达的深层意思应该是说暴力是人的本能，是人性的一部分，暴力发生于一念之间，如果消除暴力，就需要做到内心的平静。在冷漠的现代社会中，非理性的狂暴场面所带来的情感与道德沦陷，将观众引入对暴力的体验，这是一个微妙且复杂的课题。
以“感觉”触碰戏剧的本质，以“表现”代替“描述”。[2]这句话贴切地形容了形式与思想的关系，弄清楚这一关系对于莎剧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戏剧的本质是思想，思想是无形的、抽象的、无法触碰的，但思想可以以视听的形式非常直接地从一方传达到另外一方，进而去影响或改变对方的思想，这就是视听感觉如何触碰到了戏剧的本质。与此同时，为了更有说服力地去影响别人的思想，戏剧的表达形式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手段，有时候像是不同的人在讲同样的一个故事，有的人只是平淡的描述，而有的人则在讲述的时候投入自己的情感、情绪，采用的语言形象而生动，甚至配上肢体语言来立体地去表现，这两种表达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对于戏剧而言，好的设计形式能够为戏剧的思想锦上添花，也更具有生命力。
在笔者看来，一部好的莎剧作品的影响力，首先在于其精神特质是否完善，其次是承载这种精神的形式是否便于传播。要做到这些就要着重于自我精神的塑造与强化。对于戏剧演出而言，过度的重复和照搬会使其变得形式僵化，也容易使观众审美疲劳。莎剧本身已经具有极强的精神表达力，想要超越极其困难，创作者应当懂得巧妙地“借力打力”，把它的精神力量根据自身的理解与体会进行重塑，传统与当代的文化差距便可以化作这种重塑过程中的强大动力。推陈出新的过程中仍需要先深入地研究莎剧的精神精髓，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精神特质，两方面能够客观的接纳才会吸收后转化成自我精神。没有自己的特质便容易在研究莎剧传统的过程中迷失自己，陷入无尽的传统文化之中找不到出路。只有站在一定的角度进行自我精神剖析后，坚定对自己的认识后再去接纳传统，有选择地去吸收和运用，方能激化戏剧文化的冲突并推动其发展。
参考文献：
[1] 耶日・格洛托夫斯基（波兰）.迈向质朴戏剧[M].魏时，译.
关键词：自然抵抗性相关巨噬细胞蛋白1；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病
人类自然抵抗性相关巨噬细胞蛋白1（NRAMP1）亦称为溶质转运家族11成员1（SLC11A1），具有膜转运蛋白功能。NRAMP1基因通过调控吞噬体内Fe2+和其他金属离子的浓度，将金属离子运出内吞小体，使细菌无法形成自身防御酶系，从而被细胞产生的NO2-、NO3-等杀灭。本文将NRAMP1基因与疾病的关系综述如下。
1肺结核（TB）
NRAMP1基因与易感结核有关的常见SNP位点有3′UTR、INT4、D543N和5′（GT）n等。Wu等[1]对151例TB患者和453例健康对照组对NRAMP1基因INT4、3′UTR和D543N位点进行分析，发现3′UTRTGTGdel等位基因与TB易感性相关。Ben-Selma等[2]认为3′UTRTGTGdel/del和D543NAA和AG基因与肺结核易感性有关，除此之外还受性别和年龄的影响。但Hanta等[3]在对土耳其人群研究，发现INT4、D543N与TB易感性无关。
2结节病
Akcakaya等[4]在对土耳其人群进行NRAMP1基因进行测序分析发现INT4G/C等位基因和5′（GT）n与结节病存在相关性。Dubaniewicz等[5]在对欧洲高加索（波兰）人群的的NRAMP1基因研究发现5′（GT）n的3号等位基因与结节病易感性相关。然而在对非裔美国人群的研究时，Maliarik等[6]认为NRAMP1基因5′（GT）n能降低结节病的易感性。
3类风湿性关节炎（RA）
Ates等[7]研究发现NRAMP1基因INT4位点的多态性与RA易感性有关，但5′（GT）n、3′UTR和D543N与RA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在对台湾人群的研究中显示：RA患者的D543N、823C/C、和3′UTR表达显著升高，此外研究还发现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823C/C纯合子能防止风湿结节的发展。
4糖尿病（T1D）
最近有证据显示：NRAMP1基因可能与T1D易感性有关联，Yang等在对8861例TID患者及10841例健康人群为对照组对NRAMP1多个位点的基因型别进行研究，最后得出INT4可能与欧洲血统人群的TID易感性相关。Paccagnini等在对该基因的多个位点的基因型进行研究，认为274C/T位点的多态性可能与TID易感性相关。
5多发性硬化症（MS）
Ates等在对土耳其人群的NRAMP1基因位点的多态性进行研究时发现INT4、5′（GT）n与系统性硬化病存在相关性。但有研究者认为5′（GT）n、D543N、3′UTR、和INT4位点的多态性与多发性硬化症的易感性无关。
6其他
对巴西人群进行研究发现：INT4（第4内含子469+14G/C改变）、5′（GT）n的2号等位基因与麻风病的易感性存在相关性。有人对炎症性肠病进行的研究发现NRAMP1基因5′（GT）n、INT4和D543N位点的多态性与克罗恩病显著相关。此外，在对川崎病的研究中发现，NRAMP1基因5′（GT）n位点的多态性可能与其易感性相关。
综上述，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争议，未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对NRAMP1基因多态性与疾病的关系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Wu L，Deng H，Zheng Y，et al.An association study of NRAMP1，VDR，MBL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susceptibilityto tuberculosisin a Chinese population[J].Int J Infect Dis，2015，38：129-135.
[2]Ben-Selma W，Harizi H，Letaief M，et al.Age-and gender-specific effects on NRAMP1 gene polymorphisms and risk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e tuberculosis in Tunisian populations[J].Int J Infect Dis，2012，16（7）：54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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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kcakaya P，Azeroglu B，Even I，et al.The functional SLC11A1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sarcoidosis inTurkish population[J].Mol Biol Rep，2012，39（4）：5009-5016.
[5]Dubaniewicz A，Jamieson SE，Dubaniewicz-Wybieralska M，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SLC11A1（formerly NRAMP1）and the risk of sarcoidosis in Poland[J].Eur J Hum Genet，2005，13：829-834.
关键词：产业集聚；相关性；无关性；经济产出；倒U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10
中图分类号：F263；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49-04
Abstract：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ssume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relevant agglomeration mode on economic output is inverted U. Namely， a certain degree of relevant agglomeration will accelerate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between the relevant industries. Too much relevant agglomeration will make the regional economy fall into path dependence and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stagnationsuffered from economic shocks. On this basis， it constructs the analytical model， takes China 226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from 1998 to 2003 years as a sample， selects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uses nonparametric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method fo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verify the hypothesi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at is， the impact of the relevan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economic output is “inverted U”.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directions are give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relevance； irrelevance； economic output； inverted U
产业集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模式优化与调整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重点之一。学界虽认可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产出的正面作用，但在何种产业集聚模式更能促进经济产出这个问题上却存在争议。争议的关键在于多数研究仅从集聚产业间的份额多寡入手，而较少考虑产业间关联性等其他区域产业集聚特征。在少数对产业间相关性的研究中，对相关性集聚的分析与衡量方法也有待商榷。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相关性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产出影响。
1理论分析
产业集聚产生与存在的根源有二个：源于区域间可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与非自然禀赋不均匀，源于集聚个体可以通过集聚来获取集聚经济[1～4]。相关研究多从集聚产业间份额多寡，即专门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两方面着手来分析集聚经济分类与来源。相同产业内生产者集聚将会产生专门化经济，也被称为专业化经济、本地化经济，其来源主要是集聚个体在生产过程中对专用型生产要素的分享，以及在创新等决策上的相互影响[5～9]。与此对应的是不同产业间生产者集聚形成的多样性经济，也被称为城市化经济，其来源主要是集聚个体生产过程中对非专用型生产要素的分享，以及对中间投入要素多样性偏好的满足[9]。专门化经济与多样性经济孰强孰弱，学者们莫衷一是[6， 10]。造成观点对立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研究未考虑产业集聚的其他特征，特别是集聚产业间的关联性。
有学者把产业间的关联性视为多样化产业集聚的细分[11]。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专门化，在专门化产业集聚体内也存在产业间关联性的问题。产业间关联性不应视为多样性产业集聚的从属，而应作为独立于产业间份额的另一维度。与产业间份额维度相似，产业间的关联也会对区域经济产出产生影响。
构建全社会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公平的基础上，拥有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此是我国发展经济社会的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人口全方位流动、增加社会安全感，也有助于让人们对民生改善保持平稳的预期，而且对于拉动消费、激励创新就业，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1]此外，从我国发展趋势来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并轨制度定会推动人口跨区域流动，跨区域人口流动则愈加方便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流动性与区域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即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区域性同人力资源流动性之间的矛盾。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带有显著的统筹地域的区域性，各统筹地域制度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养老保险金的流动性不足
大家知道，养老保险回报带有隐敝与长效特点，其不同于医疗、工伤保险的直接，参保者的利益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劳动者参与的积极性原本来就不大。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取向是由现收现付制度逐渐向部分积累制度过渡，可是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同支出之间存有很大的资金缺口，严重约束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程。当前省级养老保险金缺口大概占省级全部财政收入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养老保险金处于流动性不足状态，地方财政只好以养老保险金的个人账户资金，也就是个人缴费加百分之七的企业缴费那部分以及税收收入来填补当前养老保险金的短缺，此则导致“统账结合”的改革形式中个人账户的大部分空账。即便这样，养老保险金筹资依旧是入不敷出，中央财政只好实施拨款加以缓解，以维护地方财政与社会的稳定。能够说，养老保险金流动性不足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所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社保制度受区域性局限
劳动力资源市场化，促使劳动者于国内各处自由流动，劳动者未及时掌握各地的养老保险制度，不积极主动参与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来。抑或进了养老保险，因跨地域的转移相对麻烦抑或没有及时办理，导致参保人望而却步索性退保了之。部分地区农民工退保率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依据当前的制度，应坚持上保险以后方能领养老金，但是在此处上的保险，到其他地区就不存在了。流动性大、创业稳定性低，已是农民工频繁退保的主要因素之一。很多看上去具有普遍适宜性的惠民政策，一旦进入现实操作过程，则成了有损公民利益的地域性局限政策。事实上，受社保养老金制度区域性限制损害的不仅仅只有农民工，而且还有游走在国内各地的打工族。在此人群频繁流动的当今社会，若是不缓解社保养老金制度的区域性受限制问题，那么，定会有愈来愈多的人老无所养，定会影响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缓解流动性与区域性之间矛盾的对策与建议
其实，主要对策即养老保险转移一定要适应流动性要求。[2]由整体方面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总的原则即增强公平性、适宜流动性、保障可持续性。那么，怎样真正达到养老保险转移一定要适宜流动性要求。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指出：政策设计应当方便劳动人员在职业与职业、区域与区域以及城乡与城乡等相互间的流动，方便劳动人员在流动期间社保关系迅速而准确的转移接续，便捷我国享有养老金者能够达到‘异地养老’现实。
由于流动劳动者的转移接续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因此部分地区的基层社保机构倡导过一部分“改良”的举措。在研讨相关问题时，有的基层社保人员指出：是否能够让流动劳动人员在自身家乡缴费参保，可问题出在单位缴费怎样由外地转移至其家乡得不到有效解决。为此，其主张能够让流动劳动人员依据“灵活就业”的缴费模式参加保险，及至地方政府同时愿意像新农保抑或城居保那般予以保户一定程度的补贴。[3]在现行的制度规范中，如此做法应属“法无禁止”，此却便宜了流动劳动人员的用人企业或公司。之前曾有人主张过一个针对流动参保人员在区域空间流动时，实施“分时期记录，退休后算账，可在养老地拿到养老金，中央总结算”的想法，未被采纳。可能未采纳的原因应当是较长时期保存缴费记录很难。可现在多轨制的养老制度，构成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养老困难局面，现在目前我们主张人的城市化，采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效衔接举措，定会有利于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发展。并且，随着跨区域人口流动的愈来愈便捷，定会推动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1.泸州医学院 体育学院；2.泸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目的：本研究探讨了川南城镇社区居民健康意识的水平高低和居民的体育行为中体育消费活动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考察了居民健康意识与体育消费行为之间的关联.方法：通过调查问卷A卷（李克特式心理量表）调查居民体育健康意识，B卷调查体育行为.结果：调查结果显示A卷（5分制心理量表）得分均值较高（M=4.13,SD=0.71），95%置信区间为4.27-4.69.结论：川南居民具有良好的体育健康意识.但川南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还不高，体育消费结构还很单一.
关键词 ：健康意识；体育消费行为；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G8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70-03
1 前言
良好的健康意识可以引发积极的健康行为和体育行为.积极的健康行为是指一切有利于提高身体健康水平，降低危险因素的活动和习惯.这些健康行为包括日常自觉参加体育锻炼，搞好健康平衡的营养膳食，积极的心态和情绪，以及对精神紧张和压力能轻松处理，不吸烟，节制饮酒，不滥用药物等等.
另外一方面，“体育行为”是指：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为满足某种体育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即凡是与体育发生联系的行为活动，都可称之为体育行为.这些活动既包括体育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运动行为，也包括体育的组织、管理、宣传、科研、教学、消费、观赏等方面的行为活动.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体育消费行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民的健康观念、体育观念也在不断变化，那么现在川南地区居民的健康意识水平怎么样，其体育消费情况怎么样，两者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两者之间如何相互促进以达到人民健康水平和区域体育产业共同提高的双赢局面？这些都是本课题研究的问题.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川南城镇居民健康意识水平和体育消费行为的现状以及联系.课题组以泸州市江阳区，内江市市中区、自贡市汇东区，乐山市市中区部分城镇居民（年龄15岁以上，不受其他特殊限制,采用随机抽样）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法
2.2.1.1 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问卷严格按照心理学，体育科学测量量表要求编制设计.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项目区分度等指标都符合科学研究的标准.本问卷分为AB两卷.第一部分（A卷）主要调查研究对象的健康意识，第二部分（B卷）主要调查样本的体育行为（重点是体育消费行为）等情况.
问卷第一部分（A卷）为心理意识测量表，故A卷的调查问卷测试项目应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5级评分制，1-5分分别对应选项中的A(1分)、B（2分）、C（3分）、D（4分）、E（5分）.分值越低说明情况越消极，健康意识水平越低；反之分值越高的则越积极，健康意识水平越高（在个别的项目中分值高低仅代表不同的倾向而不完全反映健康意识的积极程度）.表中1-5分值的每个分值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赋值主要靠测评者自己依据自身与题干描述的符合程度进行选择.
本调查历时两月（2013年10月-2013年12月），印制调查问卷500份,实际发放425份，回收问卷387份,其中无效问卷37份,有效问卷350份（有效标准为：问卷信息填写基本完整，无明显乱填、矛盾行为）,回收率91%，有效率90%.另外，对部分居民还进行了访谈笔录.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在小区居民中随机发放问卷，没有特定重点调查某一社会阶层、某一职业群体、某一年龄层和某一收入人群.但是在选择调查的居民小区的时候综合考虑了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小区的档次、新旧以及小区居民的经济状况，力求调查结果能反映社会各阶层居民的普遍问题.因为人力物力以及研究者水平的限制，本研究的样本含量还不够高，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2.2.1.2 调查问卷效度与信度检验
本调查问卷效度检验采取专家咨询法，咨询了成都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相关专家.专家对问卷的认可率达到85%以上，达到了较高的比例数.对本研究调查问卷的有效性视为可接受.
信度检验采用的方法和步骤如下: 2013年5月底对四川省泸州医学院职工共计30人发放、回收问卷（留下被测试者的联系方式）.2013年7月初再向这30人发放、回收问卷;对两次的问卷所得的各项数据进行对比，用裂半相关法，斯皮尔曼-布朗（spearman-brown）公式求得本调查问卷测量折半相关系数为r=0.83，此问卷的可靠性可接受.
2.2.2 访谈法
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随机选择部分受访者，采用与他们面对面地交流，根据受访者的答复来搜集客观的、不带偏见的事实材料.
2.2.3 数理统计法
对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用EXCEL和spss11.0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常规频数统计处理得出基本统计量.数据以均值±标准差（Means±SD）表示，并对总体均数做参数估计，取0.95求置信区间.
3 川南居民体育健康意识调查结果分析
3.1 川南居民健康意识良好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来说被调查社区群众的健康意识和体育价值观是积极的.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本问卷的调查项目分别从价值功能、审美、健康、教育、财富观念等多个方向的差异对居民的健康意识和体育个体价值观进行区分.经过比较和分析本问卷内的各个因子，调查结果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广大群众具有比较好的健康意识和体育价值观.比如第5个项目“您觉得体育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M=4.61,SD=0.19）得分很高，说明非常多的人都认识到体育对人类最重要的功能是强身健体，其次才是休闲娱乐或者其他因素.只有在意识层面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行为上反映出来，积极开展体育行为，参与体育活动强身健体.可见虽然健身功能作为体育的本质功能在人们心目中已经逐渐的根深蒂固，但是也不可否认，群众目前对体育的认同也体现在其他的价值领域.
3.2 体育个体价值观中健康与物质财富的关系
在本问卷的调查中有部分项目，着重于调查群众的健康意识和物质财富价值观问题.比如项目8“如果可能的话，您是否愿意拥有一副运动员的体格，但是代价是减少您的月收入？”、项目9“您是否认为拥有健康、健美的体魄比物质财富更加重要？”，从这两个项目的情况看，得分都是比较高的（项目8 M=3.72，SD=0.76；项目9 M=3.94，SD=0.21）.
由图1可知：目前被调查居民渴望能够拥有像运动员般的身体素质，也认为物质财富的重要性比不上拥有健康健美的体魄.但项目8的得分均值明显低于项目9，却又说明目前个体的收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还是主流的，这和项目9的结果有一定的冲突.这也许和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水平以及个人收入水平和传统意识形态都有关.不过总体上来讲，目前人群看待健康和财富的关系更加趋于理性.
3.3 川南居民体育消费行为调查结果分析
体育行为是体育意识的体现，是群众体育活动的直接载体.问卷第二部分（B卷）是关于体育行为的调查研究，主要通过体育锻炼的技能，锻炼时间、强度、频率以及体育消费的情况等项目来进行调查，同时用这些指标来评价群众体育参与度的情况，间接反映出体育健康意识引导的体育行为的情况.B卷调查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基本情况，共14个调查项目，包括运动动机，运动项目、时间、频率、场所、消费，期望等.本部分属于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调查，因此没有使用5分制.以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项目进行讨论.
3.3.1 体育活动的参与场所
由图2可知：本项目的调查一共获得了157个有效选择.其中53%的人选择了在自己家里或者小区进行身体锻炼，33%的人选择了去收费的体育活动场所，只有14%的人在免费的社区或者学校体育场所进行练习.一般来说能在家里进行的身体练习主要是力量练习，或者跑步机上的耐力练习.前者需要具备一定的体育科学训练知识而后者却对练习者有一定经济要求.就我国目前的群众消费来看家中有跑步机的只是少数，体育科学知识的普及率也非常低，可见在家里和在小区锻炼的人虽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他们锻炼的效果很难说有多理想.而在免费的社区或者学校体育场所进行练习的人只占了14%，这可以推断川南群众体育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比较薄弱的，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在家或者小区进行锻炼.
3.3.2 体育消费结构的调查
体育消费结构是指消费者在体育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类型的消费资料(实物消费品、劳务消费品)的比例关系.根据消费者所购买的消费资料的不同用途，一般分为实物消费(体育用具消费、精神产品消费及杂费)与劳务消费(参与型消费与观赏型消费).体育消费合理结构，不仅指实物与劳务之间的比例关系要合理，而且两方面本身内部的结构也要合理，要根据消费者的个体因素、客观条件、活动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满足不同类型消费的需要.这其中体育场地的使用费对个人是否参与了体育活动影响最大，因为相比较而言这一项消费更能说明消费者直接参与了体育活动.而体育运动器材的购买、运动服装的购买都不能完全说明消费者花了这个钱就是实实在在地去参与了体育活动，因为花了大价钱买的体育器材可能闲置，而运动服装的消费和参与具体体育运动之间的相关性很小.
由图3可见：体育场地的使用费在有效数据中只占了总数的10%，说明最直接用于体育锻炼的实际消费还是比较低的.而最高的是体育服装的购买，虽然说比较高的体育服装购买比例可能代表更多的运动参与，但是也存在很多运动服装的购买消费只是因为个人对运动品牌服装的偏好而产生的.成都市居民体育消费结构的特点是体育消费结构单一，实物型体育消费的选择比率高于参与型体育消费和观赏型体育消费.
4 结论
4.1 川南居民体育健康意识良好
体育健康意识综合调查得分：M=4.24，SD=0.71.推断目前川南居民体育个体价值观是比较积极的.对体育的健身功能在整个体育功能体系中的作用有比较清楚地认识，对物质财富和健康的关系普遍比较理性.同时本调查还显示了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因素也对积极体育健康意识有促进作用，比如：体育的审美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民良好的健康意识能引导积极的体育行为.
4.2 川南体育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单一
目前川南群众体育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比较薄弱的，免费的社区体育活动场馆或体育场地还比较少，相配套的体育设施也较缺乏，因此只有小部分人愿意去收费的商业体育场馆活动，而大部分人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条件下，只能在家或者小区进行身体锻炼，缺乏科学的健身指导.川南居民体育消费结构特点是体育消费结构单一，这其中体育场地的使用费对个人是否参与了体育活动影响最大，但实物型体育消费的选择比率高于参与型体育消费和观赏型体育消费.
4.3 川南居民的健康意识对体育消费行为的积极引导还不够
虽然调查显示川南居民有较好的健康意识，以及积极的体育价值观.但是其科学体育的意识还不够，无法正确引导以身体锻炼为最终目的的体育消费行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相关医疗单位和体育事业单位的协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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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呼叫中心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更多的外资企业服务链条向中国内地产业转移，笔者认为中国呼叫中心的人员流失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那么员工的流失管理将是整个行业面临的长期钻研的难题；而如何应用员工的数据和行为来前向管理流失，则是笔者在本文希望探讨的重点。
笔者所在的呼叫中心每年面临着较高的人员流失压力，前期我们针对有离职意向的员工采取了许多人员关怀和挽留的举措，但实际成效一直不明显，人员流失率没得到有效控制。为此我们通过抽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发现前期流失管理举措效果不明显的原因在于事后开展，在员工提出离职的时候一般已下定决心，甚至已经找好新工作，各种挽留举措很难影响员工的决定，而如果能够将流失管理工作前移，在员工尚未萌发不满情绪或处于犹豫期的时候及时介入，则对人员的流失管理帮助较大。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在对流失员工前期的大量数据和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离职倾向的员工具有一些共性的表现形式。对质量效能数据和员工行为进行统一归纳分析，我们在将其固化为“数据行为看板”后提供给班组长，作为发现离职倾向员工的一种管理工具，方便他们有针对性地对于行为和数据表现的不同程度开展相应的流失管理举措，让流失管理工作更具成效。
一、“数据行为看板”简介
通过选取公司近年内114名离职员工进行抽样调查以及与对应的班长、主管等管理者进行访谈，发现具有离职倾向的员工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特点：数据波动和行为异常，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共及数据变化较为显著。
具体来讲，我们发现抽样中60%以上的离职员工前期会出现数据波动较大，如质量、效率等数据平均下降7.5个百分点；而40%的员工行为模式出现异常，包括出现迟到早退、言行消极等状态，并且异常的程度与离职倾向的严重性和提出离职的时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
根据对数据波动和行为异常两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归纳、分类、分级，制定分级别、分周期的流失预警机制，根据数据及行为有效监控，建立流失管理监控的小工具，将可以有效做到“流失管理往前做”。
二、“数据行为看板”应用
我们在抽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数据行为看板”，分为数据看板和行为看板两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分别谈谈其应用。
1、数据看板
针对员工出现离职倾向的数据波动特点，结合过往的流失管理经验，从满意度、首问、效率、考勤、绩效等五项维度，通过“三时段”的全面监控，形成具有三级预警的数据监控看板，不同程度的预警对应启动不同层级管理介入机制。
数据看板的重要意义在于发现，而发现员工的数据波动以后可以根据不同呼叫中心的运营特点和关怀举措来采取不同层级的相关管理介入，如常规的面谈、针对性地给予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关怀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2、行为看板
通过用“行为”看“心态”，结合114名员工的调研和管理者访谈，我们发现了员工离职倾向的十大行为，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具有离职倾向的四级别严重程度和出现行为异常的时间四阶段维度的“行为看板”。
针对发现的不同程度离职倾向，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常见的管理措施：
1、离职倾向“轻”：此阶段员工表示为“抱怨饭堂饭菜差”、“仪容仪表常改变”、“微博QQ常更新”，而这些表面症状最容易杜绝，班长要及时关注并针对性地采取管理介入。
2、离职倾向“中”：此阶段员工表现为“沉默寡言不议论”、“迟到早退电话多”，班长介入的时候要同时注意相应的负能量行为对于整个团队的影响。
3、离职倾向“重”：此阶段员工表现为“加班排班多反感”、“长假短假厌上班”、“宣贯要求遭忽视”，在此阶段班长和主管的面谈已经效果不大，需要提出来获得相关团队和部门的支持，如现场管理、排班等相关团队的介入，及时采取针对性的疏导、解释、改善工作。
4、离职倾向“严重”：此阶段员工表现为“同事关系突变化”、“厌工抗拒显倾向”，此时员工的离开意向已经十分明显，随时会提出离职申请，在此管理团队可以针对员工的离职特殊原因深入面谈并针对性地给予支持和解决，看能否在最后一步进行防守。
三、实践成效
关键词:非参数方法;时间序列;相关性;混合状态
中图分类号:TP3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22-0044-03
1非参数方法的应用误区
非参数方法与参数方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事先假定总体的分布,因此也被称为“无分布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人们尽量从数据(或样本)本身获得所需要的信息,通过推断方法而获得结构关系,并逐步建立对事物的数学描述和统计模型。
总的来说,非参数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较好的稳定性、支持数据类型的多样性、容易计算等优点,使得众多的专业和非专业统计人员对它趋之若鹜。
许多统计工作人员在学习理论的时候或许会注意到,但实际分析时往往会忽略的一点是:采用非参数方法的前提是数据必须来自简单随机样本,即独立同分布。这是因为,虽然非参数方法不要求总体本身的分布形式,但是其检验统计量通常是服从某一特定的分布的,这些统计量的分布对统计量的独立性要求较高。比如,常见的符号检验的统计量被认为服从二项分布――众所周知地,二项分布是n次独立进行的伯努利试验的结果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分布形式。如果数据不独立,那么统计量的分布不成立,再进行任何的假设检验都只是无用功。
然而这一严格的前提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形同虚设,任何独立的不独立的样本都直接被用做非参数检验包括经济领域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导致许多不被发现的错误结论。
2时间序列数据的特点
时间序列数据通常呈现出趋势性、周期性和序列相关性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特性,才使得人们可以研究相应的模型以拟合现实数据,分析研究对象,甚至根据已有的数据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但是这也同时反映出时间序列数据很少是彼此独立的,而且不像趋势性和周期性,这种相关性难以消除。因此若冒然应用非参数方法于时间序列,将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
3一种弱相关性条件――混合状态
3.1历史沿革
既然现实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不独立的,那么难道就无法对它们采用简便易行的非参数方法了吗?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Rosenblatt(1956)提出了一种序列相关性较弱的状态――α型混合状态(α-mixing condition),并在其著作中介绍了混合状态下的中心极限定理。该文提出,在混合状态下,中心极限定理在混合性状态下都是成立的。
在Rosenblatt成果的基础上,Volkonskii与Rozanov
(1959)将α型混合性状态的定义规范化,提出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定义。逐渐地,人们认识到,不独立的时间序列数据如果是混合状态的,那么也可以被当作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来使用。具体而言,就是大数准则和中心极限定义都在特定的形式下成立,而且一切应用于独立样本的方法都可以扩展到混合性过程中。Chanda(1974)研究了线性随机过程的强混合性的特征,Gorodeskii(1977)对Chanda 的结论进行了修正。马尔可夫状态下的混合性更是具有许多特殊的性质,Bradley(1986)、Stroock(1992)、Lovasz(1997)等人都在这方面做出过卓越的贡献。Doukhan(1994)在其专著中列示了五种不同强度的混合性状态(α型混合、β型混合、ρ型混合、φ型混合以及ψ型混合),Beare(2007)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一种新的混合性状态(γ型混合)。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时间序列的深入探索打开了方便之门。
近50年来,混合性状态的一些优良特征渐渐被挖掘出来,并以这一理论为基础,使线性和非线性时间序列得到了新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国内很少有学者对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做实际工作的统计人员能注意到这方面的就更少了。
3.2混合性的定义
要定义混合性首先要引入一种指标,称为混合系数,每一种类型的混合都有其对应的混合系数。α型混合系数表示为α(n),β型混合系数表示为β(n)……以此类推。只要平稳序列满足以上五种定义中的任意一种,就可以认为它是混合性状态。α型混合是其中最弱的类型,一般而言,满足其他四种类型混合性状态的随机变量一定都是满足α型混合状态的。因此一般称α型混合状态为强混合状态(strong mixing condition),同时也会将以上五中状态统称为强混合环境(strong mixing conditions),在表述上应将两者分开。
本文主要介绍α型混合,简述其性质和表现,并提供一种用于检验的方法。
令{Xt,t=0,±1,±2}为一段严平稳的时间序列,对于n=1,2,…,定义:
(1)
其中Fij表示由{Xt,i≤t≤j}产生的σ代数,包含了从时间i到时间j内的全部信息。由于对任意的n≥1均有,因此上述定义的α型混合系数是单调不增的。
我们称{Xt}是α型混合,如果α(n)0。(2)
3.3α型混合初步理解
对α型混合状态的初步理解,首先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α型混合状态讨论的对象必须是严平稳的,因此要检验某一时间序列变量是否混合的,首先要将非平稳的过程经过处理变换为平稳的。
(2)讨论的对象要求是大样本,因为以上定义方法是取时间轴的前一部分时间段与相距较远的后一部分时间段,将两部分包含的数据信息做比较,如果样本量不够的话就难以体现出时间的影响。
简单的说,α型混合就是借助时间序列的“过去”和“未来”来体现该序列的相关程度的。可以理解为,如果时间序列的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两部分中包含的信息大体是相互独立的。以A表示过去某一时段的信息,B表示与A所在时段相距较远的某一时段的信息,P(A)和P(B)分别是整个时间段中落在A和B中数值的个数与总样本量的比值,如果随着它们相隔的距离拉大,P(A) P(B)P(A∩B),就说明A与B可被近似认为是独立的。
4混合性状态的检验
4.1检验步骤
我们根据以上的某些特性,可以初步筛选出哪些过程是不满足混合性状态的。经过筛选之后再进行更全面的检验,从混合性的定义出发,本文提出一种实用的检验方法。
(1)读入数据{Xt,t=1,…n},保证其为大样本。笔者认为,为使检验结果可靠,样本量n至少应为200。然后检验其平稳性,若样本非平稳,则采用适当的数据变换法将其变换为平稳的。常用的方法有滑动平均法、差分法、Cox-Box变换等。
(2)确定α混合系数(α-mixing coefficient)列个数r的取值。r应足够大以便于得到α混合系数列{α(i),i=1,…r}后能据以分析是否递减为0。一般认为r不小于30。
令整个时间段中“过去”部分生成的σ域为A,“未来”部分生成的σ域为B,从而每个α(i)由Ai和Bi确定。因此在确定了r的大小后可进而人为地确定生成r个σ域的变量范围。如:对于一个大小为n=1000的样本,要使r=50,可定A1为{Xt,1≤t≤100}产生的σ域,记为F1100,B1为{Xt,900≤t≤1000}产生的σ域;A2=F199,B2=……A50=F151,B50=。或者有间隔的,定A2=F198,B2=……一般来说只要保证产生两个σ域的变量值个数足够多,且它们相隔的距离足够远即可。
(3)确定产生每个σ混合系数的子集数s。每个α(i)由j个子集确定。对每个i而言,Ai与Bi中分别包含子集{Aij,i=1,…r,j=1,…s}和子集{Bij,i=1,…r,j=1,…s}。在实际操作中,上述子集可借助计算机软件随机生成。一般认为s不小于30。
(4)具体计算过程。概率P的定义为:
(3)
其中:
(4)
令k=P(A),l=P(B),m=P(A∩B),定义:
bij=|kij・lij-mij| (5)
根据α型混合的定义(式1),可计算出每个α混合系数:
(6)
(5)判断数列{α(i),i=1,…r}是否收敛于0。
先做α(i)关于i的散点图,如果表现出较明显的递减趋势或明显的非减趋势,则可由散点图做判定。
如果散点图表现得不明显,可对数列{α(i),i=1,…r}进行模型拟合,以进一步观察其趋势。
4.2举例说明
本文利用计算机模拟两个例子来说明混合性的检验。模拟一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Xt,t=1,2,…,1000}的序列,,模拟一个完全自相关的随机变量{Yt,t=1,2,…,1000}的序列图,其自相关形式为:。
分别对两者的滞后一期序列做相关性散点图,可以发现它们有显著的区别(见图1a和图1b)。{Xt}与{Xt-1}没有相关关系,它们是相互独立的,而{Yt}与{Yt-1}却呈现出线性相关性。
图表说明:x1表示滞后一期的X;y1表示滞后一期的Y。
分别对两段序列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做检验。两例均有n=1000,选定α混合系数列个数r=100,并令A1=F1150,A2=F1149,…,A100=F151;B1=,B2=,…,B100=,每一σ域中随机产生j=50个子集。
利用计算机软件R进行编程,便可分别得到序列{Xt}与序列{Yt}产生的α混合系数列(见图2a和图2b)。
从图2a和图2b中看出,{Xt}的α系数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如果样本量足够大,有理由相信α系数将收敛于0。而{Yt}的α系数序列围绕均值0.19上下波动,几乎看不出递减至0的趋势。因此这也就验证了{Xt}序列独立而{Yt}序列相关的前提。
5结语
从混合状态的定义出发,本文提供了一种用于检验实际数据是否满足混合状态的方法,需要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大量抽样模拟,以得出一串α系数序列。如果随着取样的“过去”部分和“未来”部分相隔越来越远,α系数序列递减至0,那么就可以认为所检验的数据是满足混合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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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体经济投资 居民消费 相关性 现状 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环境中，我国经济要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与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的困难，因此，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二者的协调发展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将研究二者的相关性。
一、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涵义
（一）实体经济投资的涵义
关于实体经济的涵义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一，实体经济是指除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主要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通信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等，还包括文化、教育、信息、艺术等生产与服务的部门。这些部门保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二，实体经济是指除金融与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其三，实体经济是指除金融、房地产与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
投资是指将有价值的资产投入到某一经济活动中，从而获得经济回报的行为，主要包括实物、资本与证券投资等。实体经济投资是指将设备、建筑物等进行投入，从而使其具有新的生产能力，并不断增加其社会物质财富与经济总量。
（二）居民消费的涵义
居民消费是指在某一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所的居民在商品与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这一支出与政府消费组成最终消费。
二、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
（一）实体经济投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
居民消费主要依赖其收入，通过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将使其生产资料的生产有所增加，进而其劳动力的需求将有所增长，随之就业机会的增多，居民的收入也将随之增多，居民再将其收入投入到生产与消费，通过循环往复，居民的收入将不断提升，从而保证了居民的消费。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与经济产品的需求逐渐提高，其消费结构有所调整，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通过消费品的增多将使其满足居民的需求，并为其消费创造一定的条件，因此，实体经济投资的增加，居民消费也将有所增加。
（二）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
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较大的影响，随着居民消费的增加，实体经济投资也将不断增加，同时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制约作用。居民消费的增加，将使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扩大其投资，从而实体经济的投资得以扩大。实体经济投资的基本条件便是消费，主要是由于投资利润是通过消费实现的，投资需求增长受消费需求的制约，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其派生需求为投资需求，同时投资需求也是消费需求创造形成的。
三、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
（一）实体经济投资的现状
目前，我国实体经济投资的现状不容乐观，其中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未占优势。其二，实体经济投资在货币方面不足。其三，实体经济行业发展不均衡。其四实体经济投资的环境日益恶劣。
（二）居民消费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致使居民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居民的消费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居民消费的能力较低。其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三，公共服务不全面。其四，服务行业发展缓慢。其五，居民消费观念滞，消费基础与消费政策等方面不健全。
四、解决实体经济与居民消费二者间问题的对策
（一）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对策
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因此，要注重其发展。首先，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的发展，实体经济要不断创新，从而使其资源得到合理的、高效的利用，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实现其产业的发展；其次，保证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体系要不断创新，从而实现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保证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需求；最后，实现实体经济行业的发展，要促进其行业的均衡发展，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制定其市场准入标准，健全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提高实体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二）在居民消费方面的对策
针对我国居民消费不乐观的现状，在居民消费方面，要促进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收入的增长，才能促进其消费；要调整居民收入的分配制度，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要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国家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政府要增加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并要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为居民消费提供优质的服务；要保证城镇化的发展、树立良好的消费理念等。
五、总结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有着相关性，文中对二者的涵义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二者的相关性，增加实体经济投资将促进居民的消费；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制约作用。同时，文中分析了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对策，相信，随着对二者问题的有效解决，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都将获取较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裴洪梅.我国实体经济投资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研究[D].西南大学，2011.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 幸福感 城镇 农村
引言
幸福经济学的兴起推动了经济学家逐渐从简单地关注收入决定的效用转变到心理学所倡导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不仅反映了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还反映了居民的心理满足感，因而，主观幸福感能更完整且合理地评判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足感，是一个更好的直接度量居民福利的指标（Frey和Stutzer，2002）。而由于群体间收入水平、社会等级和参照系选择等不同，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显然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也在大幅提高，居民物质福利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改善。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为居民所平等均享，社会财富的分配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偏差。特别是在城镇和乡村居民之间，由于长期城乡分割以及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城乡福利分配极不均衡，实际上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收入水平或物质福利的城乡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感知，带来了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别。
早期的调查实践，如《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对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得出了近八成农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判断。而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面，罗楚亮（2006，2009）利用2002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的数据展开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一结论是成立的。但其后的观察和分析又颠覆了这一观点，呈现新的迹象。《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在200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此后大量的有针对性地调查实践也发现了相同的结论。依托这些调查资料，展开的实证结果是混合的，但总体是倾向于认同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张军华（2011）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比较的60篇文献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在认知指标和综合指标方面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
这一结果似乎更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因为从收入水平和物质财富上来看，城市居民的物质福利无疑要高于农村居民。但现代幸福经济学的文献，提醒了我们这一简单的认识并不可靠。特别是Easterlin悖论揭示的“幸福-收入之谜”（“幸福-收入之谜”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 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 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提醒了我们从物质福利并不是可以直接僭越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知。幸福的感知和组成元素是多元的，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际关系等等（奚恺元，2006）。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梁漱溟，2005），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的语境下俗称“关系”。在本文的概念框架中，两者是对等的），不仅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权力运行的基础，也是重要的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李树和陈刚，2012）。在理论上，社会关系网络对居民福利的贡献可能并不仅仅局限在增加就业和收入等物质性收益方面，“关系”还可能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自我认同，通过提高居民的心理满足感从而增进其福利（Crossley和Langdridge，2005）。虽然，社会关系网络被誉为“穷人的资本”（Grootaert，1999），已有研究发现，“关系”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但现实中，富人的社会资本更多（赵剑治和陆铭， 2009），城镇居民也可能由此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因此，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的分化或收敛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究竟如何需要解答。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在对比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在形成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中的作用。基于本文的数据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充分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和变量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异，删除带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共获得样本4890个，其中城市样本3118个，占63.8%；农村居民1772个，占36.2%。为了重点考察“关系”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1）
式（1）中，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样本。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μ是随机扰动项。变量Happiness是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Network是衡量居民社会网络的指标，X是其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控制变量矩阵，B是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Happiness，来自被访问者对调查问题“整体来说，您觉得您快不快乐？”的回答。我们将调查对象所选择的“很不快乐”、“不太快乐”、“普通”、“还算快乐”和“很快乐”的答案，分别赋予-2～2 的整数。在本文的4890个样本中，回答答案为“还算快乐”的比重最大，在城镇和农村样本中分别占45.22%和39.28%（见图1）。
对于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的度量，本文根据CGSS（2008）问卷中的问题，“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与您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其他人大概有多少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春节期间拜年是创建和维护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研究采用这一问题来刻画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图2显示，总体来看，有着更高快乐或幸福感知的群体，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更丰富的。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个体特征因素，参考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控制的变量主要包括收入、社会阶层、工作时间、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等。各指标的选取及本文的定义见表1。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同时采用有序Probit和有序Logit模型，分别对总体样本、城镇居民样本和农村居民样本进行估计，实证研究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原因，表2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在基于总体数据的模型中，无论是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还是有序Logit模型，“关系”（Network）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不仅能通过非生产率的作用渠道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陈钊和陆铭，2009），而且，“关系”还能增进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居民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增强其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因此，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表2中也分别列出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样本的估计结果。观察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在城镇样本中收入（Income）变量系数不显著，且符号不稳定，而在农村居民样本，Incom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结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悬的事实，我们认为这说明，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水平提高能够显著地改善居民的福利，中国农村居民的情况正是如此。但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不再明显，非物质因素例如社会关系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奚恺元，2006）。社会阶层（Class）、健康状况（Health）、婚姻状况（Marriage）、性别（Sex）、年龄（Age和Age2）和教育（Edu）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和总体样本一致，这里不再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工作时间（jobhour）变量在城镇样本中显著为负，而在农村居民样本中不显著，这可能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民任劳任怨的习性有关。
（二）Oaxaca-Blinder分解
借鉴Oaxaca（1973）和Blinder（1973）的方法，可以考察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于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的影响程度。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将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分解成两部分：
（2）
等式右边第一项是幸福感差距中能被方程中解释变量的数量差异所解释的部分，称之为特征差异；第二项为不可解释的部分，表示具有相同的个人禀赋特征的两组居民由于认知所导致的差异，反映了居民的感知能力差异，称之为系数差异。
基于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我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进行了分解，由于两个模型的分解结果一致，本文仅报告了Probit模型的结果，见表3。表3中，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的贡献高达138.12%，其征差异为10.14%，系数差异为127.98%。这一结果说明，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形成中，社会关系网络扮演中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在于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更在于城镇居民更会享受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感。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统计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显示，收入的提高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加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距，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
本文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城乡分化和不平等中“关系”的作用，也提醒人们重视“关系”对中国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的影响。由于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优势如政治和经济资源用于创建和维护“关系”网络，并且他们更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取福利，从而得到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在经济社会转轨和城乡融合的主流背景下，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劣势被放大了。这可能不仅在于农村居民在创建、维护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利用“关系”获取物质财富能力上的差异，而且也可能是文化冲击和意识调整带来的原有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使得原本建立在地理和血缘基础上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更为脆弱。因此，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建立一套清晰和公平的规则体系打破“关系”带来的城乡分配不公，更需要注重原有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所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形成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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